【内容提要】：国内外一些史学家历来认为,1911年12月外蒙一经“独立”,哲布尊丹巴政权即设置了“内阁总理大臣”职务。至于孰为首任,颇有歧异。迄今为止,主要的看法是,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以“内务大臣”兼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大量原始档案证实: “内阁总理大臣”一职系1912年7月上旬设置,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首任。车林齐密特在1911年12月30日~1912年7月上旬期间,以“内务大臣”身分总管库伦政权全局事务,并兼管黄教事务,一切决策均由其领衔上奏,权倾朝野,致令一些史学家误认为当时设置有“内阁总理大臣”,并由此产生“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兼任该职的错误论断。
【关键词】：内阁总理大臣 达喇嘛车林齐密特 赛音诺颜汗 那木囊苏伦
1911年12月1日,库伦分裂集团宣布外蒙脱离清政府而独立。12月29日,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为“额真汗”,组建“大蒙古国”政府①。诚如首任都护使充库伦办事大员陈籙1916年12月9日所云:“外蒙独立,为中蒙关系二百余年来最大变迁之关键……中蒙地势悬绝,华官被逐后,交通悉断者四年有余。当局之人(指清末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等人———引者注),狼狈出走。鉴于措施之失败,复讳莫如深,致经过之真相,世所未知之者。予莅库以来(1915年10月25日凌晨,陈籙抵库就任———引者注),从事调查,殊大不易。盖蒙人不肯自道。我商民之身历其境者,又仅知往事之表面,其内容终不可得”②。加之“外蒙既无公布之官报,又无刊行之公牍”③,使得外界对“独立”后的外蒙局势知之不详,从而留下诸多历史谜案,乃至于孰为该政权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历来记载不一。吕一燃先生在《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以下简称吕文)一文中,对此进行了系统考证。吕文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哲布尊丹巴政权的第一任总理大臣就是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哲布尊丹巴政权的第一任总理大臣是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④。“外蒙魁儡政权的第一任总理大臣是车林齐密特……三(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是哲布尊丹巴政权的第二任总理大臣,各家看法一致,没有争论,因为这是事实……三音诺颜汗是继达喇嘛之后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也就是说,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达喇嘛’,而不是别的什么人”⑤。
吕先生的观点代表了我国和外国史学界绝大部分学者迄今为止的主要看法。笔者不否认车林齐密特的确是第一任“内务大臣”(1911年12月30日~1914年6月在任),并于1911年12月30日~1912年7月上旬,负责“大蒙古国”政府全局事务。问题在于这一期间,库伦政权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设置有“内阁总理大臣”一职,车林齐密特是否真正拥有兼任该职的头衔。大量原始资料证明:1911年12月30日“大蒙古国”政府成立之时以及此后半载,并未设立“内阁总理大臣”。该职系1912年7月上旬设立,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首任。现予考证,不逮之处,望吕先生和方家郢正。
一、众说纷纭的历史记载及辨伪
1911年12月30日,“大蒙古国”政府成立,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部、刑部5部。内务大臣为库伦商卓特巴衙门的达喇嘛、现赐“沁苏珠克图亲王”爵的车林齐密特(1877年~1914年。按：拙文发表之时如此。现在发现不正确，目前已经找到可靠资料，证明车林齐密特的生卒年份应该是1869－1914年——作者注),外务大臣是土谢图汗部副将军、右翼左旗札萨克和硕亲王、现赐“兼汗号额尔德尼达沁亲王”的杭达多尔济(1871年~1915年),财政大臣为土谢图汗部(汗山盟)盟长、左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现晋“土谢图郡王”的察克都尔扎布,兵部大臣为车臣汗部参赞、中左旗札萨克固山贝子、现晋“额尔德尼达赖郡王”的棍布苏伦,司法大臣为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的札萨克辅国公衔一等台吉、现晋“额尔德尼郡王”的那木萨赍⑥。此乃无可置疑之事实。但当时是否设立了“内阁总理大臣”一职,我国乃至绝大部分外国论著均予以肯定回答。至于孰为第一任,大致有以下5种观点。
第一种看法是海山。此说源于曾任清朝库伦兵备处总办的唐在礼与唐在章1912年11月合著的《蒙古风云录》一书:“活佛登极后大兴土木……又定官制,设五部,以海珊氏 (海山———引者注)为内阁总理。海(山)本内蒙古喀尔(喇)沁旗人……现封为公爵,称为松彦光汗,总理内阁,兼管内务、财政两部事宜,一切政务,悉归主持”⑦。我国台湾省学者赵明义先生1984年在《不要忘记外蒙古》一文中亦认为“海珊任总理兼内务大臣”⑧。唐氏此说显然有误,海山既然“现封为公爵”,何以又称为“松彦光汗”。且蒙古各部并无此封爵,显为“赛音诺颜汗”之异译⑨。赛音诺颜汗系喀尔喀蒙古四部最为显赫的四位世俗王公之一(按:有清一代,赛音诺颜部赛音诺颜旗的札萨克封爵为和硕亲王,并未封汗。然视若三汗,故亦称“赛音诺颜汗”),唐氏在库生活10个月有余⑩,竟不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年业已袭该爵的是那木囊苏伦,反误指海山为“松彦光汗”(赛音诺颜汗),殊属非是。
在外蒙“独立”前夕的1911年11月25日(十月初五日己亥),唐在礼及家眷已离库返京⑾,对此后情形知之无多。至于《蒙古风云录》的成书,自云乃系“同僚诸友,事后归来,目击既真,口述毕肖。更有在留商人,时以邮筒相寄,因辑成编”⑿。此等材料确有很高价值,但毕竟囿于个人见闻,或不免道听途说,讹误之处在所难免,对外蒙政府内幕未必知之甚详。正如前文所引陈籙所言:“盖蒙人不肯自道。我商民之身历其境者,又仅知往事之表面,其内容终不可得”。1912年秋,天顺太商号掌柜洪成午之子洪生秀,由库伦返回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1913年3月1日,“自请毁家组织蒙边侦探”的胡太才往晤之,洪生秀云:“伪政府如一盘散沙,自相猜忌。杭达司财政,贡卜苏伦司法部,海山公司兵事”⒀,所言与事实出入颇大。洪氏“其人于库伦地面情形颇熟,对于逆佛举动亦颇留心”⒁。且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之时,洪生秀身在库伦。其所知仍不过如此,何况他人。故而《蒙古风云录》根据“同僚诸友”或“在留商人”提供的资料,对“内阁总理大臣”记载之误,也就不难理解。外蒙独立后,海山被封为“辅国公”和内务部司官,此为公认之事实。
第二种说法是喇嘛巴特玛多尔济。此说为我国台湾省学者孙福坤的观点: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既被驱逐,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见牒而逃。旋独立政府在库伦组织内阁及各部,称库伦为库京。兹将内阁各部名单列后:(1)总理大臣———喇嘛巴特玛多乐济。(2)内务大臣———彭楚克车林,副大臣———喇嘛多尔济巴多;(3)外交大臣———车臣汗那旺纳林;(4)兵部大臣———彭除克喇布坦;(5)财政大臣———达木鼎;(6)司法大臣———济农王朝克巴达尔呼。……其实权则为喇嘛巴特玛多尔济及喇嘛多尔济巴多二人所操纵”⒂。此说显然搞错了时间,误将外蒙取消独立后自治晚期(1919年下半年)的官府组成,当作1911年12月之事,且多有讹误,不足为证。
第三种看法是牙(札)萨克图汗。第四种观点是达喇嘛车林齐密特。第五种说法则将牙(札)萨克图汗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视为一人,以期弥和第三及第四种说法。
以上5种看法均认为外蒙“独立”之初,即设立了“内阁总理大臣”。只是在孰为首任的问题上,国内外史学界颇有歧异。至于札萨克图汗为首任“总理大臣”的观点,以及将札萨克图汗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混为一人的折衷之说,吕文业已详细证伪之,无须赘述。惟有第四种看法,即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在1911年12月~1912年7月期间,以“内务大臣”兼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观点,迄今仍被国内外史学界视为公认的“事实”⒃。此说的主要依据是梁鹤年1916年底所作《库伦独立始末记》一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行登极礼……于是设立政府,分五部。以二达喇嘛(即副达喇嘛———引者注)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赛音诺颜汗那木那(囊)苏伦为副总理。以万寿宫为内务部衙门,总理车林齐密特兼内务大臣”⒄。梁鹤年曾充清末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的幕僚(职衔为已保候选府经历)。1911年12月初,与三多一起被库伦当局驱逐出境。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签订, 6月9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在中国的宗主权下实行自治后,1916年下半年,他再赴库伦,担任都护使充库伦办事大员公署的主事。1916年12月9日,首任都护使充库伦办事大员陈籙在其《驻扎库伦日记》中高度评价说:“本署主事梁鹤年(寿仙)新从京师来。从前久佐库伦办事大臣幕僚,于独立前后情形,知之甚谂。为予陈述始末,编成《库伦独立始末记》一篇,事皆纪实”⒅。因此,梁鹤年的记载迄今仍被视为公论,对其记载的可靠性向来无人质疑,我国和国外大部分论著皆引为信史。正如吕一燃先生所说:“梁鹤年1916年在库伦撰写的《库伦独立始末记》所记最受人们重视”,“他的《库伦独立始末记》确实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关于库伦魁儡政权人员的记载,也为很多史学研究者所引用”⒆。本文主要对此观点予以考辩,并通过大量可靠的原始档案证明:梁鹤年此文关于该问题的记载恰恰是错误的,1911年12月30日~1912年7月上旬,尚未设置“内阁总理大臣”。
二、“独立”初期未设“内阁总理大臣”之论证
国内外史学界的以上论断,仅系根据一、二种间接的史料得出,而此等史料的可信度如何,则诚属疑问。众所周知,考证的原则是孤证难立。欲对某一问题予以证实或证伪,需运用多种真实可靠的原始史料。在这方面,美籍蒙古史学家、英国利兹大学蒙古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乌尔干奇·奥农及其助手德里克·普里察特为我们提供了众多难得的原始档案。1979年,奥农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察1个月,从蒙古国家档案馆和蒙古科学院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的蒙古文和俄文原始资料。而此等资料,即使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也鲜少利用。正如奥农所说:“1911—1919年间,北部蒙古人与南部蒙古来往的官方文件多达数百份。蒙古的历史学家们迄今尚未利用那些资料撰写一部专门针对这一时期的著作,他们只是在其它著作中的这里或那里摘引那些文件中的几行或几页”⒇。在利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奥农与德里克·普里察特合作,1989年出版了《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本文即主要根据此书提供的原始资料,对外蒙“独立”期间 “内阁总理大臣”的设置问题,作一考证。该书认为:“1911年12月底,大蒙古汗国政府由哲布尊丹巴发布的一项上谕而组成,包括内务部、外务部、兵部、财政部和司法部……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被任命为内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亲王为外务大臣,额尔德尼达赖(郡)王棍布苏伦为兵部大臣,土谢图公察克都尔扎布(业已晋封土谢图郡王,见下文———引者注)为财政大臣,额尔德尼(郡)王那木萨赍为司法部大臣。每个部有两名副大臣(惟内务部有三名副大臣),一名司官,两名副司官以及其他下级官员(那时,海山已被赐予图什公爵位,他是内务部的司官)”(21)。作者还明确指出:“起初,在蒙古政府中没有内阁总理大臣职务,由内务大臣充任政府首脑,向大汗哲布尊丹巴负责……1912年7月,哲布尊丹巴设立了总理大臣之职”(22)。
史实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即1911年12月~1912年7月,库伦当局是没有“内阁总理大臣”这一职务的,而是由“内务大臣”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负责政府全局事务,但并非如国内外大多数史学家通常所说兼任“内阁总理大臣”。1911年12月30日,哲布尊丹巴颁布谕旨,对参与“独立”的王公、喇嘛,分别予以封官晋爵,分封次序如下:
1·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札萨克和硕亲王杭达多尔济,功勋卓著,著赐兼汗号额尔德尼达沁世爵,食双俸,赏黄马褂和黄缰,终生赏坐绿围车。并充任朝臣,著授外务大臣之职。
2·(库伦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著赐沁苏珠克图名号,赏带有三层锦缎坐垫和靠背的坐椅,并赏黄缰,坐绿围车,食亲王俸,免纳财产税。并充任朝臣,著授内务大臣之职,同时兼掌黄教事务。
3·内蒙古喀喇沁贡桑诺尔布王旗(即喀喇沁右旗,当时该旗的札萨克亲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是贡桑诺尔布)的海山,著赐沁珠图格勒图世袭名号及辅国公爵,赏褐缰,并赏在喀尔喀台站驰驿特权,著授内务部司官之职。
4·车臣汁部(中左旗)札萨克固山贝子棍布苏伦,忠心效力,著赏额尔德尼达赖多罗郡王爵,赐黄缰,充任朝臣,授兵部大臣之职。
5·土谢图汗部(左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赏土谢图郡王世爵,赐黄缰,并充任朝臣,著授财政大臣之职。
6·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札萨克辅国公衔一等台吉那木萨赍,赏额尔德尼多罗郡王爵,赐黄缰,并充任朝臣,著授司法大臣之职。
7·土谢图汗达什尼玛,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和黄缰,并赐奥其尔巴特赛颜名号。
8·车臣汗那旺纳林(按:《清史稿·藩部世表二》作“阿克旺纳林”———引者注),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黄缰,并赐玛哈三味多(梵语,意为“众敬王”)达赖车臣世袭名号。
9·札萨克图汗索德诺木拉布坦,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黄缰,并赐额尔德尼毕希勒尔图世袭名号。
10·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黄缰,并赐伊特格蔑特额叶太达沁(音译,原引文为Itgemjit Eyetei Daichin)世袭名号,亦将充任朝臣。
11·车臣汗部(右翼中旗)札萨克郡王衔多罗贝勒、署理盟长棍布苏伦,赐车臣世袭名号及亲王衔多罗郡王世爵,赏褐缰,著授内务部副大臣之职。
12·赛音诺颜部(中左旗)札萨克郡王衔多罗贝勒车登索诺木,赐达赖名号,晋封亲王衔多罗郡王,并赏褐缰,著授内务部副大臣。
13·车臣汗部(中末旗)札萨克固山贝子多尔济车林,著授多罗贝勒爵,并赐毕希勒尔图世袭名号,授财政部副大臣之职(23)。
从以上封赏令中可以看出,车林齐密特只是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及继续兼管黄教事务,并无“内阁总理大臣”之任命。倘若他果真是“内务大臣”兼“内阁总理大臣”,不可能不在谕旨中明定。同时,仅规定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将要充任“朝臣”,但未明定具体职务,更谈不上“副总理大臣”之任命。值得注意的是,在注重尊卑有序的封建社会里,该封赏令的排名顺序耐人寻味。爵位最高的喀尔喀四部汗不仅均未获得实职,而且其排名远在一些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甚至辅国公衔一等台吉之后。众所周知,外蒙“独立”运动的主要策划者是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和海山3人,其名列前榜即可说明,该封赏令是按照在“独立”中所起的作用大小而排列的。从中亦可看出,喀尔喀四部汗虽然参与了“独立”运动,但并未起过重要作用。诚如奥农和普里察特所说:“如同北部蒙古其他三位汗一样,赛音诺颜汗是在1911年向沙皇求援信上签字的五个人(另有哲布尊丹巴八世———引者注)之一。从1911年8月,直到他1912年7月被任命为总理大臣之间的关键时期,不论赛音诺颜汗的名字,抑或其活动,在各种书中出现无多。但是在劝说博克多(即哲布尊丹巴八世———引者注)召集所有王公和高级喇嘛1911年7月赴库伦集会酝酿独立运动的人物中,他是其中之一”(24)。倘若那木囊苏伦果真为“副总理大臣”,绝不可能被列在第十位,亦不可能在此期间默默无闻。这说明,在外蒙“独立”一事上,他并无显赫“功勋”。即令当时有“副总理大臣”之设,显然他亦不可能被委此要职。何况当时的“独立”还只是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之事,赛音诺颜部和札萨克图汗部尚未加入到库伦政府中去,当时该政权的几乎所有重要官职均为东部二盟攫取,即是例证。
那么,此后半载是否设置了“内阁总理大臣”职务呢?诸多熟悉库伦当局事务的俄国人的通信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在外蒙第一次“独立”前后的关键时期,俄国人多布达诺夫曾赴外蒙,在库伦逗留了两个半月。据其本人说,他是俄历1911年12月24日(公历1912年1月6日)离开库伦,返回上乌丁斯克(1934年改名为乌兰乌得)的。依此推算,他此次到库伦的时间大概是公历1911年10月下旬。至少1911年11月2日(俄历10月20日),他已身在库伦,这是因为此日他从库伦致函弗拉迪斯拉夫·卢德维戈维奇·柯特维奇(1872年~1944年,沙俄统治下波兰的一位著名蒙古专家,为沙俄政府效力。外蒙独立前后,他与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海山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信中说:“我已以个人名义将您委托给我的信函转交给了拉多夫斯基先生(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引者注)”(25)。多布达诺夫在库伦期间,与库伦分裂集团过从甚密,参与策划了外蒙独立阴谋,对其政府的组成十分熟悉。从库伦返回上乌丁斯克(乌兰乌得)的家中之后,俄历1911年12月30日(公历1912年1月12日,按:原引文处误作公历1912年12月11日,当系印刷错误),他再次致函柯特维奇,通报库伦政府的组成情况:“取代临时委员会(指公历1911年11月初成立的以土谢图汗部盟长、左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为首的“临时总理喀尔喀事务衙门”———引者注)的是,现在已有五个新建立的、管理国家的更高层机构在库伦运行。在这些人中,重要的角色是由我们的杭达(多尔济)亲王和达喇嘛(车林齐密特)扮演的。前者已晋封汗号,并被任命为蒙古外务大臣。后者晋升为(亲)王爵,并被任命为内务大臣,驻扎在满洲办事大臣的衙门里”。他还特意提到:“他们没有总理大臣……现在,达喇嘛在国家中发挥着显著的政治作用”(26)。1912年2月2日(俄历1月20日),海山致柯特维奇函亦证实:“博克多格根(指哲布尊丹巴八世———引者注)被宣布为蒙古大汗。他对我非常关照,并授予我(辅国)公的世爵,任命我为内务部的顾问。在内务部,我正在尽我所能,与达喇嘛通力合作,他被任命为内务大臣”(27)。1912年1月中旬(俄历1911年12月底),俄国著名蒙古学家、后来投身于共产主义革命的俄籍布里雅特蒙古人车翁·扎姆萨拉诺夫抵达库伦。1912年2月4日(俄历1月22日),他在致柯特维奇的信函中亦云:“虽然我自12月底(按:此系俄历———引者注)即抵达此地,但一直未得悉若何特别有趣的事情,亦尚未结识何等人员……我必须结识内务大臣———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其他人”(28)。1912年2月21日(俄历2月8日)途经库伦前往西藏的俄藉布里亚特喇嘛阿旺·德尔智(1853年~1938年,系达赖十三世身边的高级喇嘛,西藏“独立”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13年1月11日,他代表达赖喇嘛与库伦政权签订了相互承认对方“独立”的《蒙藏协定》)在致柯特维奇的信中也证实:“新的蒙古政府业已在此建立起来……现在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已经成为内务大臣,海山得到(图什)公爵位,在决定国家事务方面,二人均大权在握”(29)。1912年2月13日(俄历1月31日),俄国冒险家、《新时代》杂志社的记者莫斯克维京抵达库伦。1912年4月1日(俄历3月19日),他致函柯特维奇说:“我业已说服王公们组建了一个公司,取名为‘俄蒙矿产承包公司’(Russo-Mongolian Commission Stores Company)。下列人员业已加入该公司:达喇嘛(内务大臣),杭达亲王(外务大臣);土谢图公(财政大臣),海山(现为公爵)和我”(30)。1912年5月8日(俄历4月25日),柯特维奇从圣彼得堡致函达喇嘛车林齐密特:“我谨向尊贵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大蒙古国内务部的首席大臣(相对于副大臣而言———引者注)致以诚挚的问候”(31)。
以上信函均称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务大臣”,从未呼之为“内阁总理大臣”。倘若他当时兼任该职,这些信件不可能均称呼其较低的“内务大臣”,而不称之为位高权重的“内阁总理大臣”。何况多布达诺夫明确指出“他们没有总理大臣”。这充分说明在1911年12月独立后的半年之内,亦未设立该职务,车林齐密特自然也谈不上有兼职之事。但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的记载亦非空穴来风,因为在1911年12月30日~1912年7月上旬之间,车林齐密特的确以“内务大臣”身分负责“大蒙古国”政府的全局事务,各项决策均由其领衔上奏哲布尊丹巴,权倾朝野,一切政教事务,悉由其主持。故而不知详情者,误认其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吕文所引用的车林齐密特1912年5月3日领衔上奏一事,并不能证明“奇林奇莫特(车林齐密特之异译———引者注)当时在(库伦)魁儡政权中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之职”(32)。
三、达喇嘛的失宠与“内阁总理大臣”之设立
车林齐密特以“内务大臣”身分总管“大蒙古国”政府事务,并兼管黄教事务期间,在其亲信、内务部司官海山的辅佐下,试图削弱各盟旗王公们的传统特权,从而招致强烈不满。此外,二人还是强烈的“泛蒙古主义者”,力主联合所有蒙古族,建立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国家的“大蒙古帝国”。托马斯·尤因认为:“车林齐密特从1911年到1914年他逝世为止,也许是蒙古所有领袖中主张独立和泛蒙古活动最激烈和最热情的”(33)。与海山关系密切的挪威人卢斯塔德也说:“自从第一次同海山公会见之后,他常来找我们……他告诉我多年来他一直努力使蒙古摆脱清朝的桎梏。他要使蒙古完全独立。我们经常谈论这个题目。他不喜欢俄国人,相反,非常怀疑他们,总在留心观察他们的行动。他说他知道俄国国内有一派人想以戈壁大沙漠作为中俄两国的疆界。俄国只想把蒙古北部置于一个政府之下。他说他知道俄国不愿让南部的蒙古人参加北方,因为这会妨碍他们的计划。然而,他是要努力把整个蒙古联合起来的”(34)。正是这一政策,使俄国政府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1912年2月14日(俄历2月1日),莫斯克维京致函柯特维奇说:“我于昨天抵达这里,我的第一印象非常令人沮丧。达喇嘛和海山业已控制了一切。达喇嘛对呼图克图的影响是巨大的,除了他以外,无人能向新的大汗上奏。这一点正在所有的王公中间引起强烈的愤怒。他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一个出自无名之家的卑微喇嘛(1877年车林齐密特出生于平民之家。按：拙文发表之时如此。现在发现不正确，目前已经找到可靠资料，证明车林齐密特的生卒年份应该是1869－1914年——作者注)控制了一切,而他们这些生来就是王公的人却无从扮演任何角色。此外,还有对海山的强烈不满。因为喀尔喀人认为,他是一个新来的人,其擢升完全没有理由”,“很显然,他们并不想寻求某种保护国地位,只想从俄国得到军事援助,其所想不过如此……他们自认为是时局的主人,行为狂妄,甚至于对我们也是如此”(35)。1912年2月21日(俄历2月8日),阿旺·德尔智致柯特维奇函也透露:“新的蒙古政府业已在此建立起来……现在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已经成为内务大臣,海山得到(图什)公爵位,在决定国家事务方面,二人均大权在握。无论他们向大汗提出何等奏议,均能如愿以偿。这是令王公和诸位可汗们不快的严重形势。吕巴(1912年1月到任的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引者注)向王公们提出警告说:如果由一个人掌管所有国家事务,将来一切不测均可能发生”(36)。3月5日(俄历2月21日),德尔智离开库伦前往拉萨的当天,再次致函柯特维奇:“目前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蒙古建立之后,所有的国家事务均为达喇嘛和海山所控制……各位可汗和王公们并不喜欢事务如此办理,他们非常恐惧不安。绝大部分可汗业已启程返回(本旗),另外一些目前正在离开。倘若在决策时考虑到每个人的利益,将会更好一些。但他们(车林齐密特和海山———引者注)不采纳他人的意见,独立看来将不会持续太久”(37)。1912年3月24日(俄历3月11日),莫斯克维京致函柯特维奇亦云:“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定将会对蒙古国家的统治者们失去幻想。达喇嘛变得越发爱争吵,他宁愿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满足其个人的虚荣心,并认为此系理所当然。总之,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敌对的。对其提出的在一些问题上向我们作出妥协的任何劝告,均无结果”,“达喇嘛和领事(指吕巴———引者注)之间的关系现在已彻底恶化……海山也支持达喇嘛。不论喜欢与否,人们不得不在紧张的气氛中与他们谈判。达喇嘛的猥琐正在开始激怒每一个人。甚至俄国人现在也被迫起来反对他,遑论王公们了。在另一方面,人们必须记住,如同以前一样,达喇嘛仍对呼图克图有巨大的影响,没有将他搞下去的希望。我个人感到,我们在蒙古的地位,较之在中国人统治时期,其困境将更无法估量,尤其是如果喇嘛们领导政府的话……内部的行政改革更是谈不上,一切如同以前一样,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所有的建议都被当作耳旁风。统治者们卷入了一场企图得到呼图克图青睐的争夺,而不是想完善国家体制……只有通过强大的外部压力,内政改革方可进行”(38)。5月19日(俄历5月6日),莫斯克维京在给柯特维奇的另一封信中指出:“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正在恶化,王公们无法容忍他”(39)。1912年5月17日(俄历5月4日),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在致外交大臣萨查诺夫的第446号电报中,转述了驻库伦总领事吕巴的电报,内称:“诸大臣与诸王公们之间存在严重纷争”,“达喇嘛及一些喀喇沁官员(指内务部司官海山等人———引者注)掌握着政权,近来他们对俄国奉行不友好的两面政策”(40)。
在俄国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俄国政府决定迫使库伦当局换马,解除车林齐密特以 “内务大臣”总管全局的权力。外交大臣萨查诺夫在1912年6月3日(俄历5月21日)的第1054号电报中指示说:他并不反对“吕巴在会晤呼图克图时,向后者暗示,最好以我们信赖之王公接替达喇嘛。不过,吕巴必须审慎行事,切勿使该问题尖锐化,以致影响同呼图克图之关系”(41)。6月7日(俄历5月25日),吕巴向萨查诺夫汇报说:“今天我同呼图克图举行了会晤……并转告呼图克图:我国政府希望在领导核心中看到接近百姓之喀尔喀王公,当时活佛对此表示赞同,最后,活佛表示同意:凡遇重大问题直接同我商洽。呼图克图对我提出之全部问题将很快作出答复,以转告我国政府”(42)。
在王公们的强烈要求和俄国主子的压力下,哲布尊丹巴只好忍痛抛出达喇嘛这颗棋子,解除其以“内务大臣”总掌朝政的大权,决定在政府中设立“内阁总理大臣”一职。6月8日(俄历5月26日),吕巴在第953号电报中向萨查诺夫汇报说:“达喇嘛及诸大臣前来我处,向我转达了呼图克图的话,说:将按照我们的意愿,任命喀尔喀王公为首席大臣。据传,将由三(塞)音诺颜汗接替达喇嘛”(43)。奥农和普里察特分析说:“世俗封建主努力对抗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过大的权力,(由车林齐密特和其他一些人)向大汗提出的一项奏折的结果是,1912年7月,哲布尊丹巴设立了内阁总理大臣职务,藉以缓和业已严重的权力争夺的紧张程度”(44)。并任命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第一任“总理大臣”。7月13日(俄历6月30日),吕巴在第1153号电报中向萨查诺夫汇报说:“已任命三(赛)音诺颜汗为首席大臣”(45)。俄历1912年9月10日(公历23日),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致函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云:“驻库伦总领事(吕巴)打电报向外交部报告称:首席大臣三音诺颜(汗)一到库伦,以他为首的蒙古诸大臣就请他转告一项请求,请求俄国政府在金钱方面再次给予喀尔喀援助”(46)。可见,在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之前,那木囊苏伦并不在库伦。倘若果真如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所云,他此前担任“副总理大臣”,不可能不在库伦任职。
1912年(蒙历)季秋月(九月)十五日(公历10月25日),那木囊苏伦在接奉“内阁总理大臣”印信之后,上奏哲布尊丹巴任命车臣汗那旺纳林为第一“副总理大臣”,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的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为第二“副总理大臣”(47)。博彦满都在《我所知道的宾图王棍楚克苏隆》一文中回忆说:“1912年,宾图王在库伦任了哲布尊丹巴王朝的副总理大臣”(48),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一任命。
此后,“虽然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仍然是内务大臣,但其权力逐渐地衰微了”(49)。那木囊苏伦则成为“蒙古政府最有影响的人物,仅次于博克多(即哲布尊丹巴八世———引者注)”(50),“1912年7月,在任命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总理大臣之后,内务大臣的权力缩小了。换而言之,作为蒙古王公之间权力争夺的结果,尤其是那些痛恨达喇嘛的世俗封建领主之间权力争夺的结果,使得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及其助手海山公的权威大大地降低了”(51),“1912年7月设立总理大臣职务的结果是,达喇嘛车林齐密特的权势大大下降了。同时,海山的影响也衰落了”(52)。大约1914年6月下旬,车林齐密特被解除“内务大臣”职务,贬为西部边境(科布多地区)参赞大臣,在从库伦赴任途中死亡(53)。
四、那木囊苏伦何以被任命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
如前所述,那木囊苏伦在外蒙“独立”运动中,并无若何卓著“功勋”,何以此时被授予首任“内阁总理大臣”这一要职呢? 1912年10月11日(俄历9月28日),正在库伦与外蒙王公谈判《俄蒙协约》的廓索维慈透露了库伦当局此举的真实意图:“任命三音诺颜汗为首席大臣是(库伦政府企图)统一西部及南部诸盟的新步骤”(54),“由于任命三音诺颜(汗)为首席大臣,可以认为西部诸部与库伦关系密切”(55)。众所周知,1911年12月,外蒙的“独立”实质上只是喀尔喀东部的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所为,西部的赛音诺颜部和札萨克图汗部王公多未参与其事。因此,1911年12月30日组建“大蒙古国”政府时,几乎所有要职均为东二部王公把持。现在任命那木囊苏伦为“内阁总理大臣”,车臣汗那旺纳林为第一“副总理大臣”,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的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为第二“副总理大臣”,旨在达成权力分配的平衡,实现库伦当局梦寐以求的统一内蒙、外蒙、呼伦贝尔等地所有蒙古人,建立泛蒙古帝国之夙愿。
那木囊苏伦被选中的第二个原因是,王公们对喇嘛专权不能容忍,只能由世俗王公担任此职,而惟有富有声望、爵位最高的可汗才能服众。众所周知,外蒙地区共有5位可汗,即:喀尔喀四部汗以及科布多地区的杜尔伯特部赛因济雅哈图左翼盟的札萨克特古斯库鲁克达赉汗。虽然当时特古斯库鲁克达赉汗噶勒章那木济勒年纪最大(具体年龄无可考,但同治元年业已袭汗爵,可见年事不少,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政府准其食双俸。1919年仍在世(56)。按：拙文发表之时如此，此处有一个印刷错误，噶勒章那木济勒承袭爵位的时间不是同治元年，应该为同治九年四月，现予以更正。此外，目前笔者已经找到可靠资料，证明噶勒章那木济勒出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作者注),但在1912年8月20日库伦政府军攻占科布多以前,该地区的蒙古各部仍忠于中华民国,尚未参加库伦政府。而在喀尔喀四部汗中,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年龄(1878年~1919年)最大,亦最有才干和学识。1912年10月初,廓索维慈抵达库伦谈判《俄蒙协约》之时,他对那木囊苏伦的第一印象是:“此人为蒙古最有势力、最有威望之王公……彼之态度,甚为简朴,但极庄重可敬。彼之年纪虽尚幼少(时年34岁———引者注),但表面上却显出一种温和有识之象”(57)。1913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珀里·艾斯库到库伦等地旅历,他与该学会的另一会员奥特·巴里合写的《和俄国人在蒙古》一书也认为:“蒙古内阁总理大臣:三音诺颜汗,一个有知识的人”(58)。喀尔喀其余三汗均不具备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资格。土谢图汗达什尼玛已于库伦独立后不久死亡(官方宣布死于天花,但更可能系被毒死)(59)。新土谢图汗则尚处幼年,据库伦办事大员陈籙云,办事大员公署的主事陈宇清1916年7月12日,驰驿前往额尔德尼昭摹拓古碑,8月2日返回库伦后向陈籙汇报云:“去库伦十一台,行五日,方抵土谢图汗王府,投刺入谒,老福晋领土谢图汗出见,汗年九岁”(60)。据此推算,1912年上半年达什尼玛死亡之时,新土谢图汗年仅3岁,何况1912年7月“内阁总理大臣”设置之时,是否已袭汗爵亦未可知。至于札萨克图汗兼右翼左旗札萨克多罗郡王索特诺木拉布坦,亦于1912年6月1日前后被毒死狱中(61)。当1912年7月上旬设置“内阁总理大臣”时,这一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否已以“体面”的借口公诸于众,汗爵是否已由子孙承袭,诚属疑问。即令已有堪当重任之子孙袭爵,但因老可汗刚被毒死,也不可能委以“总理大臣”之任。而车臣汗那旺纳林虽已成年(据《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云:宣统二年,那旺纳林袭车臣汗爵,1919年为32岁(62)。据此推算,1912年时为25岁。但陈籙1915年10月《驻扎库伦日记》云:“29日午后,往访司法长车臣汗,在楼上接见,年三十一、二岁”(63)。则1912年车臣汗那旺纳林约为二十八九岁。陈籙似乎对其具体岁数知之不详,仅凭目测而已),但在年龄、学识和阅历方面毕竟不如那木囊苏伦占据优势,遂屈居第一“副总理大臣”之职。
哲布尊丹巴八世任命那木囊苏伦为“内阁总理大臣”的第三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在于,与车林齐密特富有“独立”色彩、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相比,他执行的是一种较为亲俄的温和政策。1915年10月28日,陈籙会晤当时仍任外蒙自治官府总理的那木囊苏伦时,在日记中称之为“蒙人称之为亲俄党首领,俄人则视之为谋蒙之魁儡”(64)。1913年12月,在那木囊苏伦访俄期间,俄国外交大臣萨查诺夫致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函认为:“蒙古总理大臣三(赛)音诺颜汗,是当今蒙古最有影响之大臣,这不仅因为其家世,而且因为其才智及在蒙古政府之地位。蒙古宣布独立以前,他并不亲俄。召他入库伦,不过是要他掌管国家。他对俄国利益曾表现出多方关切。近来,我们在库伦所解决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解决的。此人既不像内务大臣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这类极端沙文主义者那样多疑,也不像蒙古许多亲华派那样谋取私利……看来蒙古唯一有能力办理内政之人,还是三音诺颜汗”(65)。
从上述三因素考虑,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是当时“内阁总理大臣”的最佳人选。1915年6月9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在中国的宗主权下实行自治后,那木囊苏伦继续担任外蒙自治官府的“内阁总理”,并兼陆军衙门长(外蒙古改行自治后,总理一职由五部衙门长之一兼充)(66)。1916年7月25日下午5点钟,那木囊苏伦向第一任都护使充库伦办事大员陈籙辞行,请假两月回旗,暂由外交长、辅国公车林多尔济(67)代行总理职(68)。那木囊苏伦旋回任,1919年4月20日病卒(69)。其总理一职似由内务长、清末曾任商卓特巴的巴特玛多尔济继任,这是因为半年之后的1919年11月17日,外蒙自治官府呈请北京政府撤治之时,亲王爵达喇嘛巴特玛多尔济担任“内务长”兼“内阁总理”(70),其间似无他人担任该职。1919年11月22日,徐世昌正式宣布外蒙撤治,归政中央。1920年1月初,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督办外蒙古善后事宜徐树铮,改组外蒙自治官府,并入西北筹边使公署,“总理”一职亦随之取消。
综上所述,1911年12月30日~1912年7月上旬,哲布尊丹巴政权并未设立“内阁总理大臣”,“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自然也谈不上兼职之说。但由于他在此期间总管政府全盘事务,并兼管黄教寺院事务,权倾朝野,予人以“总理大臣”之印象,致令虽熟谙蒙事、然不知此中奥秘的梁鹤年百密一疏,误认其兼任“总理大臣”,尚属情有可原。然国内外学界不察,竟被梁氏牵着鼻子走了几十年,殊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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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关于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额真汗”的日期,国内外学术界许多人认为系1911年12月16日或12月28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壬申)。事实上,此二说均不确,乃因忽视俄历与公历、农历和蒙历纪年的区别而来。其登极的准确日期应为蒙历白阴猪儿年(共戴元年)仲冬月(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俄历1911年12月16日,公历1911年12月29日。笔者将有另文考之,此不赘述。
2、陈籙:《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再版),卷2,页152。
3、同上书,卷3,页187。
4、吕一燃:《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后收入作者的论文集《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页210~211、208。
5、同上。
6、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札萨克的封爵本为一等台吉。光绪十八年(1893年),那木萨赉袭此职爵。后晋封辅国公衔札萨克一等台吉(具体时间不详)。宣统二年底,因捐输军需银两赏用紫缰。见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宣统三年正月十三日《代札萨克台吉等捐输军需颁奖谢恩折》,载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吴丰培整理:《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1月),《三多库伦奏稿》卷下,页388~389。关于那木萨赖袭札萨克一等台吉职爵的时间,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台北,1959年版),页635附录;张大军著:《外蒙古现代史》(台北市兰溪出版社印刷公司印行,1983年10月),第2册,页864;林唯刚著:《俄蒙交涉始末之真相》(单行本),《内外蒙古首长一览表》。
7、唐在礼、唐在章:《蒙古风云录》(民国元年油印本),第四章《库伦独立后之内政及重要人物》。
8、赵明义:《不要忘记外蒙古》(之三),载台湾《苏俄问题研究月刊》民国七十三年(1984年)一月,第25卷,第1期,页26。
9、参见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一集,页370。
10、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七日(1911年1月17日),唐在礼抵达库伦,充任库伦兵备处总办。详见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多《筹练新军—标派唐在礼总办片》,载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吴丰培整理:《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三多库伦奏稿》,卷上,页375。
11、关于唐在礼离库返京时间,参见《宣统政纪》卷65,“宣统三年十月初四日戊戌”、“十月初五日己亥”条;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载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2月),页94~97;《蒙古风云录》序言。
12、《蒙古风云录》序言。
13、胡太才:《侦蒙记》,载《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4期(总第54期)。
14、同上。
15、孙福坤:《蒙古简史新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印刷公司印行),页58~59。
16、除吕文外,持该观点的论著主要有:
《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页325);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1958年汉译本,页218);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1年9月,下册,页1109);
张启雄:《外蒙主权交涉始末: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民国八十四年十一月,页37);
张启雄:《“独立”外蒙的国家认同与主权归属交涉》(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民国八十年六月第20期,页263);
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台北市兰溪出版社印刷公司印行,1983年10月,第1册,页46);
胡绳、金冲:《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11年9月,页420~421);
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卷,下册,页740);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二卷,页418);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一编,页13);
孟广耀编:《中俄关系资料选编(近代蒙古部分)》(呼和浩特,1976年版,下册,页738);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11月,下册,《特·埃·卢斯塔德的来函》,页50,注三);
吕一燃:《沙俄与1911年外蒙古独立》(载《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页199);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一卷,上册,页205);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1917年前》(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页345);
白都格拉其:《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载《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84)。
17、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见《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2,页162。
18、《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2,页152。
19、吕一燃:《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见《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页207。
20、乌尔干奇·奥农、德里克·普里察特:《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荷兰莱顿1989年英文版(Urgunge Onon & Derrick Pritchatt,”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E.J.Brill, Leiden,The Netherlands,1989),页125。
21、《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7。
22、同上。
23、《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43~144,原始档案第6号。
24、《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22,“赛音诺颜汗小传”。
25、同上书,页94,“多布达诺夫致柯特维奇”。
26、同上书,页95,“多布达诺夫致柯特维奇”。
27、《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97,“海山公致柯特维奇”。
28、同上书,页98,“扎姆萨拉诺夫致柯特维奇”。
29、同上书,页88,“阿旺·德尔智致柯特维奇”。
30、同上书,页105,“莫斯克维京致柯特维奇”。
31、同上书,页90,“柯特维奇致达喇嘛车林齐密特”。
32、《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见《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页210。
33、托马斯·E·尤因:《中国边境上的事件:1911年的外蒙古》,汉译文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辑,页155。
34、《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特·埃·卢斯塔德的来函》,页51~52。
35、《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01,“莫斯克维京致柯特维奇”。
36、同上书,,页88,“阿旺·德尔智致柯特维奇”。
37、同上书,页89,“阿旺·德尔智致柯特维奇”。
38、《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01~102,“莫斯克维京致柯特维奇”。
39、同上书,页107,“莫斯克维京致柯特维奇”。
40、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页34,第24号译件“1912年5月25日(6月7日)驻库伦领事致外交大臣电(第945号)”附注二。
41、同上书。
42、同上书,页33,第24号译件“1912年5月25日(6月7日)驻库伦领事致外交大臣电(第945号)”。
43、同上书,页34,第24号译件“1912年5月25日(6月7日)驻库伦领事致外交大臣电(第945号)”附注三。
44、《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7。
45、《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页65,第43号译件“1912年9月10日(23日)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致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函(第937号)”附注一。
46、同上书,页63,第43号译件“1912年9月10日(23日)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致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函(第937号)”。
47、《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7。
48、博彦满都:《我所知道的宾图王棍楚克苏隆》,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93。
49、《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7。
50、同上书,页123,“赛音诺颜汗小传”。
51、同上书,,页118,“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小传”。
52、同上书,页122,“海山公小传”。
53、车林齐密特被解除“内务大臣”和死亡的具体时间不详,但至少1914年5月13日仍在职,其被解职可能是权力争夺的结果。1914年6月9日(22日)俄国驻蒙古外交代表兼驻库伦总领事亚历山大·密勒尔致萨查诺夫的紧急报告说:“因宫廷倾轧,三音诺颜汗突然得到十三天的休假,并要围绕呼图克图官邸附近的寺院走三百六十圈”。车林齐密特可能也是此次倾轧的牺牲品。6月28日(7月11日),俄国外交部远东司代理司长尤金致电密勒尔说,他“很想知道,由于我们同意提供贷款以及像达喇嘛这样有影响的反对我国政策之人因死亡而离开政府”,在保障俄国“有权在蒙古修造铁路并可防止修造不符合我们愿望之铁路”的问题上,“是否已形成对我们更加有利之情势”。可见,当时车林齐密特业已死亡。参见《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18~119;《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页314~316,第258号译件“1914年4月30日(5月13日)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第120号”;页339,第277号译件“1914年6月28日(7月11日)远东代理司长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密勒尔电第1379号”。
54、《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页87,第60号译件,“1912年9月28日(10月11日)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函”。
55、同上书,页84,第58号译件,“1912年9月28日(10月11日)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函”。
5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页641附录;《俄蒙交涉始末之真相》单行本,《内外蒙古首长一览表》。
57、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共和国》(柏林,1926年德文版),第15章。参见王光祈节译自该书之《库伦条约之始末》(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0年),页54。
58、珀里·艾斯库、奥特·巴里合著:《和俄国人在蒙古》(1914年,伦敦英文版),页116。转引自吕一燃:《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
59、《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7。
60、《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2,页127。
61、《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页50,《特·埃·卢斯塔德的来函》;又见1912年9月26日《民立报》,转引自吕一燃:《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
62、《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页633附录。
63、《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1,页62。
64、同上书,卷,页61。
65、《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页213,第185号译件“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函稿”。
66、《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1,页61。
67、车林多尔济,又译策伦道尔吉(1867年~1927年，拙文发表之时如此，后来发现他的生卒应该是1868－1927年，现予以更正——作者注)。1885年~1911年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翻译,加四品衔。1911年外蒙独立后,历任外务部司官、副外务大臣。1915年蒙历正月初七日,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以私自饮酒,有违禁令,被哲布尊丹巴八世以毒酒赐死后,车林多尔济继任外务大臣。1921年春加入蒙古人民党。1921年7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任外交部副部长。1921年10月底,随代表团访问苏俄,11月5日,参与签订《俄蒙友好条约》,当天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8月,总理兼外交部长鲍陀被逮捕后,他继任外交部长。1924年11月在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上,当选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详见《蒙事随笔》第一种,《恰克图议约日记》,页22;侯焕闳译:《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汉译版),页487~554;《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卷,页480,注释94。
68、《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1,页61。
69、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页175。
70、《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页633~634,附录《外蒙古各官府衙门姓名、年岁、籍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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