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8日星期四
我所看到的草原破坏过程
近年来，每到春天中国的黄砂就飞到韩国、日本，甚至飞过太平洋到地球那边的美国去，使全 世界的人都感到头疼。据说韩国每年都帮助中国搞植树造林，日本也要帮助中国建立黄砂检测点，以改变草原沙漠化的问题。但是，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那得看造成草原沙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韩国和日本所做的这些事情能否改变那个根本原因了。
草原，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那里有山有 河，有森林有平原，有沙漠有草地。地上有各种野生动物，地下还有煤、铜、铁、铅等各种矿物。这些东西都能够平衡的存在，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草原。不过，草原的主人还是人，这些东西的存在是供给人用的，只是不能无节制的利用。草原自身是有再生能力的，草原上的这些因素，在一定范围内局部地失去平衡的时候，过 一段时间自己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要想使草原变成一个沙漠，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何况内蒙古那么大的草原，把它破坏到现在这个程度，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一个政府在某一个时期，或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犯了错误所能够做到的。而是长期不断地、有计划地、全面地破坏才能做到的。那 么，中国草原沙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我把自己亲自看到或做过的事情讲出来，看看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日本华人社区
几千年来，草原上的蒙古人一直是以游牧生活为主的，他们没有固定 的村庄，没有固定的房子，那些土地从来都没有人去开垦过，所以，那里的土地看起来非常肥沃。可是，那种肥沃只有表面的十多公分，再往下都是沙子。蒙古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几千年来，不但不翻开那片土地，而且一直在保护着它。这些事情，不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的，后来进入草原的那些农民是不知道的。我 从小生长在内 蒙古，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那些土地根本不能开垦，一旦翻开之后，过了三年就沙化了。一旦沙化之后，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是永远都不可 能恢复的。
1971年我们在内蒙古东部草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村子，村里只有16户。那时中国是搞社会主义，村子叫作生产队，是集体生产，一个村子种什么东西，由生产队决定。那年我们生产队，在村子的南边种了很大面积的萝卜。第一年萝卜长得非常大，而且水分很多特别脆，用拳头都能劈开，我那时候只 有11岁，我都能用拳头劈开。第二年就小得多了，到了第三年小得象拳头那么大，而且，水分少还特别辣，大部分都有虫子。西瓜也是，第一年非常大，过了三年就不行了。其它东西也一样，我记得那时我们还种过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过了三年就不行了。不行就换个地方种，因为周围没有多少人，荒地很多。而且政府也要求不断的去开荒，说是要科学种地，一个地方老种不行，土地很快就贫瘠了，所以，种几年之后就得养几年。就这样，几年内周围能种地的地方几乎都翻了一遍。但是，那些翻过的土地，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有些地方现在已经完全变成沙 漠了。
那时候蒙古人种地还是不太多，到了后来慢慢的就多起来了。特别是1980年代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很多蒙古人就完全成了农民了。
在内蒙古草原上，有很多种药材，如甘草、黄芪、防风、花根、桔梗、知母、龙胆草等等。我上中学的时候，放暑假就到山上去挖那些药材，卖点钱做学费和伙食费。那时候很多 学生跟我一样，夏天挖药材卖，冬天捡牛粪、楼柴火卖，挣点钱上学用。几年下来村子周围几十里都挖遍了，那些药材都是一群一群的长，碰到一群，很大一片挖得尽是坑。要是碰到一个大的，挖起来很有意思，象甘草、花根这些药材，要碰到一个大的，需要挖很大的坑。特别是甘草，一般都长在沙地里，五六米长的甘草，都 是在地下50公分深的地方横着长，要挖一个这么长的甘草，那个坑得挖得很大。象黄芪和桔梗这些药材，虽然坑挖的不大，但是这种药材都是成群成群的长，碰到一群很大面积挖的都是坑。知母是长在地皮上，那个不用去挖，用铁锹横着把 地皮扒下来就可以了。日本华人社区
在茫茫的草原上，一个小坑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大片大片小坑，而且是持续不断的去挖的时候，就不是小事情了。 而且，那些坑坑包包还有另一种破坏。有一个马官说，过去他抓野兔子、狐狸、狼等野生动物的时候，根本不用枪，骑着马追，用套马杆套就能抓到，现在他的马根本就跑不起来了。也就是说，那些坑坑包包对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破坏。冬天上山打柴火，用牛车去拉柴火的时候，得有一个人在前边侦查，看看有没有挖过 药材的坑，以免车轱辘掉进去。车一旦误入那个“雷区”之后，要退出来很费劲。
内蒙古是一个寒冷的地带，所以冬天要取暖的。那时我心里有个疑 问，老是解不开。我们朝鲜人家家户户都有柴火垛，从那个柴火垛的大小可以看出这家人的勤奋程度，柴火垛大说明这家人很勤奋，他把一年的燃料都准备好了。但是，蒙古人的院子里没有柴火垛，可是烟筒里却老是冒着烟。
后来因为研究草原沙化的问题，对蒙古人的生活习惯认认真真的回忆了一下，才明白一点其中的道理。蒙古人跟朝鲜人不一样，朝鲜人是农民，夏季干活，冬季休息，冬天休息时 上山打柴，把一年的柴火都打完了。而蒙古人是牧民，他们不管冬天还是夏天，每天都要赶着牲口上山放牧，放牧时一边放牧一边捡干树枝或牛粪，每天都这样，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堆那么多的柴火。蒙古人的勤奋和朝鲜人的勤奋概念不同。当然，现在蒙古人也不再游牧了，他们也已经开始种地了，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已经 发生变化了。日本华人社区
那时内蒙古草原上没有煤炭，燃料主要是牛粪、树枝或干草。上山打柴一般都是冬天，搂干草用自制的大耙子。那个耙子大概有一米多 宽，耙条都是用直径6毫米的铁丝做的。搂柴火的时候，用肩膀拖着那个大耙子，漫山遍野的走动，等一个地方搂过一遍之后，再换个地方搂。有的地方这个人搂过之后，那个人来再搂一遍。一个冬天下来，自己村子附近的干草都搂个净干，特别是到了 春天3、4月份开化的时候搂，连草根都拔能出来了。
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干草很多，堆得很厚，有些地方干草都腐烂了，那个时候在村子附近就可以搂一大车柴火。搂了几年之后，在附近已经搂不到了，得去很远的地方，可是那 边的人也开始在向外走。我虽然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很久了，但是我想现在那个地方恐怕再也搂不到柴火了。
那个时候生产队的农地管理很混乱，秋收后农地基本上没人管理，到第二年春天地里就堆满了干草。处理这些干草的办法就是烧掉，一大片农地得烧好几天。弄不好的话，那个火 就烧到山上去，引起山火。这一烧，把整个山都烧得干干净净的，那个火烧过去之后、连野生动物的巢穴、食物全部都烧没了。我记得在兴安岭曾经发生过几起森林火灾，有的就是春季烧荒引起的。
草原上有很多山杏树，一般都一米多高，大的有两三米高。每到春天5月份的时候就开花，满山的都是杏花，特别漂亮，那种壮观绝对 不亚于日本的樱花。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到山里捉迷藏玩儿。那些杏树做柴火可真是不错，冬天烧的时候，不用晒干就可以直接拿来烧。杏树的根很浅，冬天不用斧子去砍，也不用镰刀去割，用后脚跟一踹就能踢下来。搂柴火的时候， 一边拉着大耙子走，一边用脚跟踹那个杏树。有的人搂的柴火，一半是干草，一半是杏树。几年下来，那么多的杏树几乎都没了，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干草对草原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为它至少起到两种作用，一个是腐烂后变成有机肥料，再一个是防止地面水分蒸发。那些杏树， 不但它本身起到保护地皮的作用，还能保护干草不被风刮走。冬天的时候，内蒙古草原上的风很大，能使干草都飞走，可是那些杏树根的周围，反而干草积得很多。
草原上有很多野生动物，象兔子、狍子、野鸡、狼、狐狸等等。1960年代，直到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野狼到村里吃猪、驴、羊、 牛等家畜的事情还经常发生。冬天下大雪后，兔子、狍子、野鸡 这些动物跑到村里来寻食的事情也经常有。我们村子有很多业余猎手，每当下雪的时候，他们就出去打猎。1960年代的时候，一天出去打4、5只兔子是常见的事，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家要保护野生动物了，不让百姓随便打猎，限制百姓的枪支。但是，那个时候大部分地区野生动物已经很少了。只有靠外蒙的那些偏远地区还有一些。
1986年夏天，为了挖药材我去过扎鲁特旗一个叫查干拉吉的地方，那个 地方很落后，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我们睡在一个离村子二公里远的窝铺—简易房。在内蒙古这种窝铺很多，蒙古人结束游牧生活后，盖了很多这样的窝铺，简单到连窗户扇都没有，这些窝铺主要是临时用于夏 天放牧。那个窝铺旁边有一个牛圈和一个羊圈，夜间会有狼下来，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让你上外边去，要想小便就在室内办。屋里有三杆洋炮枪，睡觉之前三杆枪都装好火药，挂在墙上。到了深夜狗叫的非常激烈的时候，拿枪到窗户边，对着天空开一枪，接着大声喊几声，等狗不再叫了，再接着睡。一天晚上三杆枪都打出 去。
那里有很多马鹿（马鹿是鹿的一种，长的象马一样，很高），有的人家里还养着马鹿呢，甚至有的还养一群，就象放牛一样的群养。马 鹿的很多器官都是很值钱的，可以做成珍贵的药品，有补身作用，象鹿茸、鹿鞭、鹿胎、鹿心、鹿血等等都是很珍贵的。但是，家养马鹿的这些器官就不太好使了，听说马鹿要是吃不到灵芝的话，它的器官药效就差的很多。所以，还是野马鹿值钱，所以人们就要打野马鹿。
那个时候马鹿已经是国家保护动物了，打马鹿是非法的，所以偷着打。打马鹿有一套程序，需要几个人配合。我见过的那个人是烘干鹿茸的，那时他已经做过一次牢了，出来后还 干那个事。这回他们跟警察合伙干，他们负责前期工作，警察负责出手鹿茸。听说，他们以一对鹿茸一千八百元的价钱卖给警察，然后，警察把它拿到广州以两万元的价钱出售。
在内蒙古草原还有许许多多地下资源，比如，煤炭、铜、铁、铅等等各种矿物。中共掌握政权后对内蒙古的地下资源不断地探索。我在 那个村子的时候，就来过很多地质队，这个山那个山的到处钻孔。如果什么也没发现还挺好，一旦发现有什么东西，那就坏了。首先要试挖，试挖的时候挖的洞都是很深的，有的象井一样往下挖十几米深，有的象隧道一样横着挖几十米深。试挖之后发现没有必要继续挖了，那个坑就那么放着。现在内蒙古草原上，这种山洞很 多。要是发现有什么东西，那就更糟了，整个山甚至很大一片草原就会受到永久性的毁灭。霍林河煤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个毁坏的程度相当严重，在google earth上都能看的出来，挖的像蜂窝一样。
找到矿了之后，那里要住进矿工，运输矿物还得铺设铁路。为了运输霍林河煤矿的煤炭，1970年代 到1980年代，从通辽开始修了一条铁路，那个铁路正好通过我们村子。修铁路不仅是铁路本身占很多面积，为了填埋那些低凹的地方，周围很大一片土地都得挖开。有的地方挖的很深，从地下出水，都成了小泡子了。我们村子旁边就有这 样的泡子，刚形成的时候，夏天孩子们在那里洗澡、钓鱼，后来人们往那里丢弃死狗、死猪什么的，那里就变成臭水池子了。
修铁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伤害动物，牛、羊这些动物一拐一瘸的很多，甚至有不少被撞死压死的。有一次火车在一个叫新艾里的村子压死了一条驴，整个村民拿着铁锹镰刀截住 了火车，最后警察来把领头的抓走了。当时，这种事情在草原上经常发生。
当然，直接受害最大的还是矿区附近的牧民了。他们不仅失去了草地，连地下资源也被抢空了。据说，现在每天都有上千车皮的煤炭从霍林河煤矿运出去，运到通辽后用于火力发 电。而那些电跟霍林河煤矿周围那些失去草原和地下资源的牧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得不到丝毫的利益。
地质队对草原的破坏还有另一个贡献，他们给草原人民带去了一个“文明礼物”─炸药。搞试挖或开矿的时候，需要用炸药。这些炸药流入农民手里后，拿它来炸河里的鱼。据我 父亲说，1950年代他们刚进入内蒙古的时候，霍林河里有很多鱼，那些鱼都非常 大，它们在水里玩耍的时候，到河边来喝水的马群都会吓跑。1970年代上旬的时候，我在河里也钓过二斤重的鲶鱼，可是，开始 用那个炸药之后，河里的鱼很快的就没有了。
河里的鱼也是一群一群的生活，到了秋天河里的鱼就准备过冬，它们就成群成群的聚集在相对水深的地方。说是深，最深也都不会超过3米，一般都是2米多深。到秋天的时候因为降雨量少，河水就变得清澈，水量也少， 站在河岸就可以能看到河底。那些人就找个鱼多的地方，给导火线点上火后把炸弹扔到水里，一炸那一群鱼就几乎死光，连鱼苗都不剩。炸弹炸开后，他们就在下游 水浅的地方捞一些漂下来的鱼。其实，漂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且都是小的，大的都不漂下来，都在原地的水底下。那时我们经常跟着那些人，等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再下去捞，有的时候能捞出二三十斤鱼。
以上说讲的都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亲自看到的，那么，现在的情况又是 如何呢？今年春天，在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中国黄砂问题节目，是北海道酪农大学的星野教 授和NHK合作拍摄的。星野教授用卫星探测器在上空拍照，NHK电视台到内蒙古库伦旗的现场去地面拍摄。卫星拍到的照片是草原呈马赛克状，地面人看到的是草原被个人承包后用铁丝网隔开保护。没保护起来的地方因为过度放牧已经变成了沙漠，用铁丝网保护起来的地方因为长满草而变成了荒 地。如前所说，草原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须跟其它东西保持平衡才能健康地存在下去。那些变成荒地的草地，因为失去了草原的功能，也已经开始逐渐沙化。现在沙化的进度非常快，快得简直不可想象、无法预测。有一家砖房盖了才七年，沙子已经上到了房顶，房子一半已经被沙子埋掉了。星野教授说：“没有一个傻瓜明知道七年后被沙子埋掉还在那里盖房子的，这个沙漠 化的速度有多快吧，七年后变成什么样都预测不了。”日本华人社区
这种行为对草原的破坏，向我们这样的外行人是很难知道的，可是祖祖辈辈居住在草原上的蒙古人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一直反对开发那个地方。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开始全面向西部进军，美其名曰说是开发西部。1981年末蒙古族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开发内蒙，当时给他们扣的帽子是他们要搞内 蒙 独 立，就把学生给镇压下去了。现在快三十年过去了，谁对谁错已经有答案了，可是失去的东西永远回不来了。
其实，外国人研究中国沙漠化问题的方向和采取的解决办法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2003年 我在日本参加过一次“日中韩青年环境研究会”，当时日本环境省的铃木先生讲中国治理黄砂的问题。他一边用投影机放着照片（那些照片好象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一边讲解通过植树造林治理沙漠的办法，最后拿出来的照片都是绿叶茂盛的、半腰那么高的矮树。他的意思是采 取这种方法可以治理沙漠，效果很好。
其实，那位先生根本不懂草原的事情，真实情况跟他讲的不一样。刚开始植树之后，如果正赶上气候好的年头，可能会变成那个样子。 可是，那种好景不会长久，再过两年就不是这样了，那些树都会枯干的。因为在内蒙古连续两三个月不下一场大雨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那些树早晚都得旱死。即使不旱死，冬天下一场大雪的话，会被牛、羊、驴那些动物给吃掉的。那些动物很能吃的，特别是毛驴子，能把杨树皮都啃下来的。
再说，如果植树能够解决草原沙化的问题，中国的黄砂问题根本就不 会出现了，因为中国已经搞了三十多年的植树，植树累计面积都超过国土面积了，可是随着植树面积增加，沙漠化的速度就越快，沙漠面积也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其实，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都知道，往沙漠里种树是白费劲的，那里根本就不会长树的。不但树不长，反而加速了沙化的速度。因为没有沙化的地方不用你去种树， 已经变成沙漠的地方你也不会去种树，你种树的地方肯定是即将要沙化还没有完全沙化的那些半沙漠化地方。你要不去动它，它可能多保持两年，你一去动它，就跟那个挖药材的一样了。树没长成，反而把地给翻开了。
以上我所讲的东西几乎都是我所亲自经历过的，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甚至小到不值得一提。但是，正是因为事情看起来小而被忽视， 才达到了今天无法挽回的结果。其实，很多问题当时就完全可以防止发生的。比如，耕地的问题，并不是内蒙古所有的地方都不能种地，有些甸子是可以种地的，那些地方的土质粘性很大，要利用好了不会变成沙漠的。政府要采取措施，防止开垦那些沙性很大的土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采取了相反的措施：鼓励农民到处去 开荒。
农民烧柴的问题也是，当时搞集体生产的时候，秋天收割来的稻子都搬到村里的打谷场。打场后的那些稻草场院里有的是，堆成一个小 山。那些东西一直堆到第二年的秋天，要秋收打场清扫场院的时候，那些东西都腐烂了。那些稻草要分给农民当燃料都是可以的。但是，当时没有那样做，因为那是集体财产。现在那里也住着农民，他们就烧那些稻草，不也能生活吗？
那些药材也是，中国好象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收购药材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药草都有同样的药效，根据药草年龄的不同，药效也不一样。过去我认识 一个民间的老中医，他经常到山上亲自挖药材，他说从医药公司买来的要效果不好。也许是吧，我们挖药材的时候，不管大小见到就挖，而且有的药材需要扒皮的，就泡在水了之后，穿着靴子上去踩。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药效。所以，国家大量收购药材，不仅采不到需要的药材，反而把整个药材资源给浪费了。
野生动物也是，虽然国家有法律禁止，但是，那些 打马鹿的人中却有警察。我有一些警察朋友，经常听到他们上山打狍子的故事。所以，国家有法律有政策也没有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违反法律，监督执法的人都是那一伙人，都是干部，所以，根本原因就是这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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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那里有山有 河，有森林有平原，有沙漠有草地。地上有各种野生动物，地下还有煤、铜、铁、铅等各种矿物。这些东西都能够平衡的存在，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草原。不过，草原的主人还是人，这些东西的存在是供给人用的，只是不能无节制的利用。草原自身是有再生能力的，草原上的这些因素，在一定范围内局部地失去平衡的时候，过 一段时间自己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要想使草原变成一个沙漠，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何况内蒙古那么大的草原，把它破坏到现在这个程度，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一个政府在某一个时期，或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犯了错误所能够做到的。而是长期不断地、有计划地、全面地破坏才能做到的。那 么，中国草原沙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我把自己亲自看到或做过的事情讲出来，看看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日本华人社区
几千年来，草原上的蒙古人一直是以游牧生活为主的，他们没有固定 的村庄，没有固定的房子，那些土地从来都没有人去开垦过，所以，那里的土地看起来非常肥沃。可是，那种肥沃只有表面的十多公分，再往下都是沙子。蒙古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几千年来，不但不翻开那片土地，而且一直在保护着它。这些事情，不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的，后来进入草原的那些农民是不知道的。我 从小生长在内 蒙古，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那些土地根本不能开垦，一旦翻开之后，过了三年就沙化了。一旦沙化之后，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是永远都不可 能恢复的。
1971年我们在内蒙古东部草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村子，村里只有16户。那时中国是搞社会主义，村子叫作生产队，是集体生产，一个村子种什么东西，由生产队决定。那年我们生产队，在村子的南边种了很大面积的萝卜。第一年萝卜长得非常大，而且水分很多特别脆，用拳头都能劈开，我那时候只 有11岁，我都能用拳头劈开。第二年就小得多了，到了第三年小得象拳头那么大，而且，水分少还特别辣，大部分都有虫子。西瓜也是，第一年非常大，过了三年就不行了。其它东西也一样，我记得那时我们还种过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过了三年就不行了。不行就换个地方种，因为周围没有多少人，荒地很多。而且政府也要求不断的去开荒，说是要科学种地，一个地方老种不行，土地很快就贫瘠了，所以，种几年之后就得养几年。就这样，几年内周围能种地的地方几乎都翻了一遍。但是，那些翻过的土地，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有些地方现在已经完全变成沙 漠了。
那时候蒙古人种地还是不太多，到了后来慢慢的就多起来了。特别是1980年代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很多蒙古人就完全成了农民了。
在内蒙古草原上，有很多种药材，如甘草、黄芪、防风、花根、桔梗、知母、龙胆草等等。我上中学的时候，放暑假就到山上去挖那些药材，卖点钱做学费和伙食费。那时候很多 学生跟我一样，夏天挖药材卖，冬天捡牛粪、楼柴火卖，挣点钱上学用。几年下来村子周围几十里都挖遍了，那些药材都是一群一群的长，碰到一群，很大一片挖得尽是坑。要是碰到一个大的，挖起来很有意思，象甘草、花根这些药材，要碰到一个大的，需要挖很大的坑。特别是甘草，一般都长在沙地里，五六米长的甘草，都 是在地下50公分深的地方横着长，要挖一个这么长的甘草，那个坑得挖得很大。象黄芪和桔梗这些药材，虽然坑挖的不大，但是这种药材都是成群成群的长，碰到一群很大面积挖的都是坑。知母是长在地皮上，那个不用去挖，用铁锹横着把 地皮扒下来就可以了。日本华人社区
在茫茫的草原上，一个小坑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大片大片小坑，而且是持续不断的去挖的时候，就不是小事情了。 而且，那些坑坑包包还有另一种破坏。有一个马官说，过去他抓野兔子、狐狸、狼等野生动物的时候，根本不用枪，骑着马追，用套马杆套就能抓到，现在他的马根本就跑不起来了。也就是说，那些坑坑包包对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破坏。冬天上山打柴火，用牛车去拉柴火的时候，得有一个人在前边侦查，看看有没有挖过 药材的坑，以免车轱辘掉进去。车一旦误入那个“雷区”之后，要退出来很费劲。
内蒙古是一个寒冷的地带，所以冬天要取暖的。那时我心里有个疑 问，老是解不开。我们朝鲜人家家户户都有柴火垛，从那个柴火垛的大小可以看出这家人的勤奋程度，柴火垛大说明这家人很勤奋，他把一年的燃料都准备好了。但是，蒙古人的院子里没有柴火垛，可是烟筒里却老是冒着烟。
后来因为研究草原沙化的问题，对蒙古人的生活习惯认认真真的回忆了一下，才明白一点其中的道理。蒙古人跟朝鲜人不一样，朝鲜人是农民，夏季干活，冬季休息，冬天休息时 上山打柴，把一年的柴火都打完了。而蒙古人是牧民，他们不管冬天还是夏天，每天都要赶着牲口上山放牧，放牧时一边放牧一边捡干树枝或牛粪，每天都这样，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堆那么多的柴火。蒙古人的勤奋和朝鲜人的勤奋概念不同。当然，现在蒙古人也不再游牧了，他们也已经开始种地了，所以，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已经 发生变化了。日本华人社区
那时内蒙古草原上没有煤炭，燃料主要是牛粪、树枝或干草。上山打柴一般都是冬天，搂干草用自制的大耙子。那个耙子大概有一米多 宽，耙条都是用直径6毫米的铁丝做的。搂柴火的时候，用肩膀拖着那个大耙子，漫山遍野的走动，等一个地方搂过一遍之后，再换个地方搂。有的地方这个人搂过之后，那个人来再搂一遍。一个冬天下来，自己村子附近的干草都搂个净干，特别是到了 春天3、4月份开化的时候搂，连草根都拔能出来了。
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干草很多，堆得很厚，有些地方干草都腐烂了，那个时候在村子附近就可以搂一大车柴火。搂了几年之后，在附近已经搂不到了，得去很远的地方，可是那 边的人也开始在向外走。我虽然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很久了，但是我想现在那个地方恐怕再也搂不到柴火了。
那个时候生产队的农地管理很混乱，秋收后农地基本上没人管理，到第二年春天地里就堆满了干草。处理这些干草的办法就是烧掉，一大片农地得烧好几天。弄不好的话，那个火 就烧到山上去，引起山火。这一烧，把整个山都烧得干干净净的，那个火烧过去之后、连野生动物的巢穴、食物全部都烧没了。我记得在兴安岭曾经发生过几起森林火灾，有的就是春季烧荒引起的。
草原上有很多山杏树，一般都一米多高，大的有两三米高。每到春天5月份的时候就开花，满山的都是杏花，特别漂亮，那种壮观绝对 不亚于日本的樱花。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到山里捉迷藏玩儿。那些杏树做柴火可真是不错，冬天烧的时候，不用晒干就可以直接拿来烧。杏树的根很浅，冬天不用斧子去砍，也不用镰刀去割，用后脚跟一踹就能踢下来。搂柴火的时候， 一边拉着大耙子走，一边用脚跟踹那个杏树。有的人搂的柴火，一半是干草，一半是杏树。几年下来，那么多的杏树几乎都没了，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干草对草原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为它至少起到两种作用，一个是腐烂后变成有机肥料，再一个是防止地面水分蒸发。那些杏树， 不但它本身起到保护地皮的作用，还能保护干草不被风刮走。冬天的时候，内蒙古草原上的风很大，能使干草都飞走，可是那些杏树根的周围，反而干草积得很多。
草原上有很多野生动物，象兔子、狍子、野鸡、狼、狐狸等等。1960年代，直到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野狼到村里吃猪、驴、羊、 牛等家畜的事情还经常发生。冬天下大雪后，兔子、狍子、野鸡 这些动物跑到村里来寻食的事情也经常有。我们村子有很多业余猎手，每当下雪的时候，他们就出去打猎。1960年代的时候，一天出去打4、5只兔子是常见的事，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家要保护野生动物了，不让百姓随便打猎，限制百姓的枪支。但是，那个时候大部分地区野生动物已经很少了。只有靠外蒙的那些偏远地区还有一些。
1986年夏天，为了挖药材我去过扎鲁特旗一个叫查干拉吉的地方，那个 地方很落后，那个时候还没有电。我们睡在一个离村子二公里远的窝铺—简易房。在内蒙古这种窝铺很多，蒙古人结束游牧生活后，盖了很多这样的窝铺，简单到连窗户扇都没有，这些窝铺主要是临时用于夏 天放牧。那个窝铺旁边有一个牛圈和一个羊圈，夜间会有狼下来，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让你上外边去，要想小便就在室内办。屋里有三杆洋炮枪，睡觉之前三杆枪都装好火药，挂在墙上。到了深夜狗叫的非常激烈的时候，拿枪到窗户边，对着天空开一枪，接着大声喊几声，等狗不再叫了，再接着睡。一天晚上三杆枪都打出 去。
那里有很多马鹿（马鹿是鹿的一种，长的象马一样，很高），有的人家里还养着马鹿呢，甚至有的还养一群，就象放牛一样的群养。马 鹿的很多器官都是很值钱的，可以做成珍贵的药品，有补身作用，象鹿茸、鹿鞭、鹿胎、鹿心、鹿血等等都是很珍贵的。但是，家养马鹿的这些器官就不太好使了，听说马鹿要是吃不到灵芝的话，它的器官药效就差的很多。所以，还是野马鹿值钱，所以人们就要打野马鹿。
那个时候马鹿已经是国家保护动物了，打马鹿是非法的，所以偷着打。打马鹿有一套程序，需要几个人配合。我见过的那个人是烘干鹿茸的，那时他已经做过一次牢了，出来后还 干那个事。这回他们跟警察合伙干，他们负责前期工作，警察负责出手鹿茸。听说，他们以一对鹿茸一千八百元的价钱卖给警察，然后，警察把它拿到广州以两万元的价钱出售。
在内蒙古草原还有许许多多地下资源，比如，煤炭、铜、铁、铅等等各种矿物。中共掌握政权后对内蒙古的地下资源不断地探索。我在 那个村子的时候，就来过很多地质队，这个山那个山的到处钻孔。如果什么也没发现还挺好，一旦发现有什么东西，那就坏了。首先要试挖，试挖的时候挖的洞都是很深的，有的象井一样往下挖十几米深，有的象隧道一样横着挖几十米深。试挖之后发现没有必要继续挖了，那个坑就那么放着。现在内蒙古草原上，这种山洞很 多。要是发现有什么东西，那就更糟了，整个山甚至很大一片草原就会受到永久性的毁灭。霍林河煤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个毁坏的程度相当严重，在google earth上都能看的出来，挖的像蜂窝一样。
找到矿了之后，那里要住进矿工，运输矿物还得铺设铁路。为了运输霍林河煤矿的煤炭，1970年代 到1980年代，从通辽开始修了一条铁路，那个铁路正好通过我们村子。修铁路不仅是铁路本身占很多面积，为了填埋那些低凹的地方，周围很大一片土地都得挖开。有的地方挖的很深，从地下出水，都成了小泡子了。我们村子旁边就有这 样的泡子，刚形成的时候，夏天孩子们在那里洗澡、钓鱼，后来人们往那里丢弃死狗、死猪什么的，那里就变成臭水池子了。
修铁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伤害动物，牛、羊这些动物一拐一瘸的很多，甚至有不少被撞死压死的。有一次火车在一个叫新艾里的村子压死了一条驴，整个村民拿着铁锹镰刀截住 了火车，最后警察来把领头的抓走了。当时，这种事情在草原上经常发生。
当然，直接受害最大的还是矿区附近的牧民了。他们不仅失去了草地，连地下资源也被抢空了。据说，现在每天都有上千车皮的煤炭从霍林河煤矿运出去，运到通辽后用于火力发 电。而那些电跟霍林河煤矿周围那些失去草原和地下资源的牧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得不到丝毫的利益。
地质队对草原的破坏还有另一个贡献，他们给草原人民带去了一个“文明礼物”─炸药。搞试挖或开矿的时候，需要用炸药。这些炸药流入农民手里后，拿它来炸河里的鱼。据我 父亲说，1950年代他们刚进入内蒙古的时候，霍林河里有很多鱼，那些鱼都非常 大，它们在水里玩耍的时候，到河边来喝水的马群都会吓跑。1970年代上旬的时候，我在河里也钓过二斤重的鲶鱼，可是，开始 用那个炸药之后，河里的鱼很快的就没有了。
河里的鱼也是一群一群的生活，到了秋天河里的鱼就准备过冬，它们就成群成群的聚集在相对水深的地方。说是深，最深也都不会超过3米，一般都是2米多深。到秋天的时候因为降雨量少，河水就变得清澈，水量也少， 站在河岸就可以能看到河底。那些人就找个鱼多的地方，给导火线点上火后把炸弹扔到水里，一炸那一群鱼就几乎死光，连鱼苗都不剩。炸弹炸开后，他们就在下游 水浅的地方捞一些漂下来的鱼。其实，漂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且都是小的，大的都不漂下来，都在原地的水底下。那时我们经常跟着那些人，等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再下去捞，有的时候能捞出二三十斤鱼。
以上说讲的都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亲自看到的，那么，现在的情况又是 如何呢？今年春天，在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中国黄砂问题节目，是北海道酪农大学的星野教 授和NHK合作拍摄的。星野教授用卫星探测器在上空拍照，NHK电视台到内蒙古库伦旗的现场去地面拍摄。卫星拍到的照片是草原呈马赛克状，地面人看到的是草原被个人承包后用铁丝网隔开保护。没保护起来的地方因为过度放牧已经变成了沙漠，用铁丝网保护起来的地方因为长满草而变成了荒 地。如前所说，草原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须跟其它东西保持平衡才能健康地存在下去。那些变成荒地的草地，因为失去了草原的功能，也已经开始逐渐沙化。现在沙化的进度非常快，快得简直不可想象、无法预测。有一家砖房盖了才七年，沙子已经上到了房顶，房子一半已经被沙子埋掉了。星野教授说：“没有一个傻瓜明知道七年后被沙子埋掉还在那里盖房子的，这个沙漠 化的速度有多快吧，七年后变成什么样都预测不了。”日本华人社区
这种行为对草原的破坏，向我们这样的外行人是很难知道的，可是祖祖辈辈居住在草原上的蒙古人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一直反对开发那个地方。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开始全面向西部进军，美其名曰说是开发西部。1981年末蒙古族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开发内蒙，当时给他们扣的帽子是他们要搞内 蒙 独 立，就把学生给镇压下去了。现在快三十年过去了，谁对谁错已经有答案了，可是失去的东西永远回不来了。
其实，外国人研究中国沙漠化问题的方向和采取的解决办法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2003年 我在日本参加过一次“日中韩青年环境研究会”，当时日本环境省的铃木先生讲中国治理黄砂的问题。他一边用投影机放着照片（那些照片好象是从互联网上下载的），一边讲解通过植树造林治理沙漠的办法，最后拿出来的照片都是绿叶茂盛的、半腰那么高的矮树。他的意思是采 取这种方法可以治理沙漠，效果很好。
其实，那位先生根本不懂草原的事情，真实情况跟他讲的不一样。刚开始植树之后，如果正赶上气候好的年头，可能会变成那个样子。 可是，那种好景不会长久，再过两年就不是这样了，那些树都会枯干的。因为在内蒙古连续两三个月不下一场大雨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那些树早晚都得旱死。即使不旱死，冬天下一场大雪的话，会被牛、羊、驴那些动物给吃掉的。那些动物很能吃的，特别是毛驴子，能把杨树皮都啃下来的。
再说，如果植树能够解决草原沙化的问题，中国的黄砂问题根本就不 会出现了，因为中国已经搞了三十多年的植树，植树累计面积都超过国土面积了，可是随着植树面积增加，沙漠化的速度就越快，沙漠面积也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其实，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都知道，往沙漠里种树是白费劲的，那里根本就不会长树的。不但树不长，反而加速了沙化的速度。因为没有沙化的地方不用你去种树， 已经变成沙漠的地方你也不会去种树，你种树的地方肯定是即将要沙化还没有完全沙化的那些半沙漠化地方。你要不去动它，它可能多保持两年，你一去动它，就跟那个挖药材的一样了。树没长成，反而把地给翻开了。
以上我所讲的东西几乎都是我所亲自经历过的，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甚至小到不值得一提。但是，正是因为事情看起来小而被忽视， 才达到了今天无法挽回的结果。其实，很多问题当时就完全可以防止发生的。比如，耕地的问题，并不是内蒙古所有的地方都不能种地，有些甸子是可以种地的，那些地方的土质粘性很大，要利用好了不会变成沙漠的。政府要采取措施，防止开垦那些沙性很大的土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政府采取了相反的措施：鼓励农民到处去 开荒。
农民烧柴的问题也是，当时搞集体生产的时候，秋天收割来的稻子都搬到村里的打谷场。打场后的那些稻草场院里有的是，堆成一个小 山。那些东西一直堆到第二年的秋天，要秋收打场清扫场院的时候，那些东西都腐烂了。那些稻草要分给农民当燃料都是可以的。但是，当时没有那样做，因为那是集体财产。现在那里也住着农民，他们就烧那些稻草，不也能生活吗？
那些药材也是，中国好象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收购药材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药草都有同样的药效，根据药草年龄的不同，药效也不一样。过去我认识 一个民间的老中医，他经常到山上亲自挖药材，他说从医药公司买来的要效果不好。也许是吧，我们挖药材的时候，不管大小见到就挖，而且有的药材需要扒皮的，就泡在水了之后，穿着靴子上去踩。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药效。所以，国家大量收购药材，不仅采不到需要的药材，反而把整个药材资源给浪费了。
野生动物也是，虽然国家有法律禁止，但是，那些 打马鹿的人中却有警察。我有一些警察朋友，经常听到他们上山打狍子的故事。所以，国家有法律有政策也没有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违反法律，监督执法的人都是那一伙人，都是干部，所以，根本原因就是这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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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第二大湖消失
这曾经是一条浩浩荡荡的草原内陆河，是养育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的母亲河。今天，人们只能在草原上看到它蜿蜒干枯的残留河床。其下游200多平方公里的大湖乌拉盖高币，已裸露风化成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滩。
早在五六年前，乌拉盖河就死了，连同其中上游的国家重要湿地———1300多平方公里的乌拉盖湿地一同在草原消失。谋杀乌拉盖河及其湿地的阴影，至今仍在草原上空徘徊。自上世纪90年代国家牧业税取消后，当地工业化的持续强烈冲动，将乌拉盖河东北缘的《狼图腾》故地，中国最美的草原——— 满都宝力格草原也卷进荒漠化危机之中。
对发展工业与保护草原之间的水源矛盾，东乌旗环保监察大队长乌日图并不回避。他认为，尽管发展工矿业确实会在一定时期内破坏草原，但从地方来讲，还是贡献更大。
辽阔的乌拉盖河啊，
碧水滔滔两岸为堤，
富饶的大草原是我的家乡，
水多草高牛羊成群，
乌拉盖河呀生命之河，
如果没了这蓝色的眼睛，
草原将会充满哀伤……
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以下简称东乌旗)是蒙古长调的发源地。72岁的山杰老人心情好时，还是愿意为远方的客人清唱一曲蒙古长调的。其中，《乌拉盖河》是老人最喜欢唱的曲目之一，因为他的家世代就居住在这条大河旁。
草原依然每年都绿，低沉悠远、舒缓自由的蒙古长调也依然让远客动容，可那条湍流了上千年的大河已经消失了。如今老人的歌声里，果真增添了几分哀伤。
内蒙古第二大湖消失
贺尔勒哈达，蒙语即“两匹肩并肩的马”，意味着彼此不分开。
在中国北方平坦辽阔的草原上，相向高耸的贺尔勒哈达山，看起来十分醒目。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就曾亲率蒙古铁骑在这两山之间的大草原上，大战脱里罕克烈部，为他统一蒙古奠定基业。
而十多年前，贺尔勒哈达山之间的乌拉盖高币(高币，蒙语意为“低地、湿地、有水草的地方)也还波涛浩渺，南北20多公里、东西30多公里范围内，均是一片湛蓝的湖水。
“整个乌拉盖高币面积有200多平方公里，是内蒙古东部最大的湖泊，也是整个内蒙古第二大的湖泊，比居延海大多了，仅比呼伦贝尔湖小”，今年43岁的白音高币嘎查(嘎查，相当于行政村)长布仁巴雅，指着如今贺尔勒哈达悬崖下那一片白花花的盐碱滩，不无惋惜地介绍。
布仁巴雅家住在乌拉盖高币南岸。还是小孩子时，他经常跟伙伴们一起到这个大湖边玩耍，“湖里绿头鸭、天鹅、大雁等各种鸟可多了，湖边芦苇秆上到处扎着鸟窝。上世纪80年代时，这里还是一片芦苇和沼泽，草太高了，没人敢进来，除了牛羊”。在2004年姜戎出版的《狼图腾》一书中，开篇狼群大规模围猎黄羊的地方，也正是悬崖下的这片大泡子。
大湖消失之后，这个最靠近乌拉盖高币的嘎查，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据布仁巴雅统计，全村52万亩草场，受乌拉盖高币盐碱化的影响，已有10多万亩草场出现了退化。布仁巴雅说，如今一年一度的敖巴祭，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求水。“要知道，嘎查的名字“白音高币”，在蒙语中原本就是湿地丰富、充裕的地方”。
越野车绕过悬崖，直接开到了干涸的乌拉盖高币湖心。
在正午明晃晃的阳光下，这片惨白色的盐碱滩更显刺眼，湖中心不见一丝绿色。“如果刮西北风，湖底盐碱就全都被刮起来，好家伙，泼白面似的，全泼上了牧民家草场。”“曾经草原”网站负责人陈继群长期关注内蒙古草原，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他说，南岸牧民达木金家1000多亩的草场，今年就这样被埋掉了。高达1米多的牧场界桩，也早已被白色盐碱埋得不见了影。
“如果有G PS，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行走在湖中央”，在现行2003年版的G oogle地图上，乌拉盖高币还被标注为一大片淡蓝色的湖水。当地牧民记得，1999年-2000年期间，因大湖水清鱼多，辽宁、吉林一带的渔民，还曾带着机械渔船来到这里，成立专门的渔业公司捕鱼。当年捕鱼船拖鱼时深挖的船码头，就像一道长长的伤疤，丑陋地裸在湖底。
大湖干涸五六年后，当地牧民曾自发将湖区封围起来，希望它能在休牧后自然返绿，然而乌拉盖高币却依然气息奄奄。如今，早已盐碱化的大湖区，只有岸边长有一蓬蓬绿色猪毛菜，而这种偏好碱性的植物，正是草原沙化的象征。
水库渴死乌拉盖河
摊开乌拉盖水系图，很容易发现：位于乌拉盖河最下游的乌拉盖高币，并非整个乌拉盖河流域唯一干涸的大湖。据粗略统计，近十多年来，乌拉盖河中上游地区干涸的大中型自然湖泊，至少已有五六个。
“如今乌拉盖中下游地区，仅剩下一个道特淖尔湖还存在，但水也很浅了”，陈继群指着地图介绍。
从地理上看，发源于大兴安岭南坡宝格达山的乌拉盖河，全长320多公里，与其它同源的色也勒吉河、彦吉嘎河、高力罕河、巴拉根河、巴嘎吉仁河、锡林高勒河等一样，都是草原内陆河。
东乌旗林水局监察大队队长闫东兴介绍，整个东乌旗包括地下水资源在内的可利用水资源，一年总共11亿立方米，而总量3.25亿立方米/年的地表水，几乎全部为乌拉盖水系所提供，其中仅乌拉盖河水量，就占到了整个流域的58.4%。
2002年，在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我国重要湿地名录中，明确列有位于乌拉盖河中游的乌拉盖湿地，面积1300多平方公里。2004年，乌拉盖湿地还曾升级为内蒙古自治区级保护区，保护区内共生活着3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然而，今天沿着乌拉盖高币一路上溯，发现整个乌拉盖湿地已经完全消失。
19岁时，作为北京知青下放到东乌旗满都宝力格草原的陈继群，在草原呆了整整13年，还曾与《狼图腾》作者姜戎同住过一个蒙古包。近些年，已是国内知名草原画家的他，又创立了意在保护草原生态的“曾经草原”网站。
从2003年开始，陈继群已经持续7年关注乌拉盖河。其中巴彦胡舒大桥附近的河道，是他长年定点观察的一个样点。6月25日中午，当他再次赶到巴彦胡舒桥附近时，发现旧桥已经消失，一座新的公路桥矗立在乌拉盖河故道上。
当地牧民说，前两天这里刚下过一场雨，所以新桥上游河道稍稍积了一些水。而桥下游河道，沉淀着深红的铁锈色，细水如线，水面是成片嫩黄苔藓。河道两岸，目前已经出现了一片片沙化草原，甚至有人养起了更耐旱的牲畜——— 骆驼。
“年年来看，年年都这样，水库还是没有开闸放水。”陈继群很气愤。
他所说的，是建在乌拉盖河上游的乌拉盖水库。在当地牧民记忆里，1978年，水库初建时，还可以勉强向下游草原渗水。1998年，水库土堤溃败，洪水汹涌而下，整个乌拉盖中下游的大小河流湖泊，结结实实地喝了个饱。此后2004年，水库改建成水泥大坝，乌拉盖河便彻底断了流。
“如果再不放水，乌拉盖湿地就真的彻底荒漠化了。”陈继群认为，湿地大部分物种基因还在，若有水滋润，乌拉盖河及其湿地或许还有生机。
矿业与草原争水
在乌拉盖河最上游的乌拉盖水库，记者看到水库水面比大坝低了10多米。设计库容3480多万立方米的水库，目前水量仅有2000多万立方米。水库大坝由南、北两道分坝和中间一座小山共同合围，其中南面分坝上，一群工人正在进行坝体维修。
对于水库为何长期不放水，东乌旗林水局相关负责人解释：那是乌拉盖管理区的事，而管理区直属锡林格勒盟(以下简称锡盟)管理。
原来早在解放初，乌拉盖水库区原为部队驻地，上世纪60年代部队撤离后，并未将相关土地归还地方政府，而是留下部分干部，成立了乌拉盖农垦局，大量招募关内农民进入草原垦荒种地，后又相继改名乌拉盖开发区、管理区等，管理区面积从最初的1万多平方公里，缩减至今天的5000多平方公里。
2004年，赶在国家正式出台《环评法》之前，乌拉盖管理区提前建成了水泥大坝的乌拉盖库区。“按《环评法》规定，水库库容面积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都要报国家环保局进行环评，但这个水库提前出生，就可以免去环评这一关。”东乌旗一熟悉内情的原水利局负责人透露。
查阅乌拉盖管理区资料，发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未，被截去的乌拉盖河上游来水，主要用于管理区发展农垦和渔业；2004年改建成水泥大坝后，水库转而向附近各工矿企业供水。当年，锡盟发改委一份有关乌拉盖水库工业供水的招商文件上明确写有：
“将提供乌拉盖水库水源进行招商，计划每吨水售价0.5元，卖水利润共计1121.22万元。”
NGO“曾经草原”曾按锡盟政府已公开的招商数据进行估算，发现位于水库下游的锡林河煤化工公司，年产350万吨尿素，以每吨尿素生产需耗水18吨计，该公司一年用水就达6300万吨；再加上附近贺斯格乌拉煤矿，两期规划分别用水达到年1800万立方米、4000万立方米，“仅这两家企业的计划用水量，就已经超出了乌拉盖水库设计库容的三倍”。工业与草原争水，一目了然。
而与已经死亡的乌拉盖河类似，覆盖整个东乌旗草原的乌拉盖水系，也都先后遭遇着类似的阻截。在7条主要的内陆河上，已相继建成四座水库，截流率71.4%。
原先绕锡林浩特市而过的锡林高勒河，上世纪70年代上游建水库后，90年代末就干涸了，2000年初，这一带草原便开始刮沙尘暴。“这一块的草原也基本给毁了”，陈继群非常惋惜。如今，锡林高勒河下游的一段干涸故道，已被出租给了一家露天煤矿。平日只见满载的运煤大货车，日夜在河道里进出，烟尘四处飞腾，而层层高垒的裸露矿层，在七月初的绿色草原映衬下，像极一个个巨大而扎眼的土黄色伤疤。
对发展工业与保护草原之间的水源矛盾，东乌旗环保监察大队长乌日图并不回避。他认为，尽管发展工矿业确实会在一定时期内破坏草原，但从地方来讲，还是贡献更大。“90年代国家不让征收牧业税后，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就靠工矿业支撑，它们是全旗纳税大户，至少贡献了地方G D P的60%”。
GDP的冲动显然难以遏止。2006年前后，在环保组织反对下，位于乌拉盖湿地中心区的贺斯格乌拉煤矿，被当地政府叫停。然而今年6月底，在距乌拉盖水库下游不到10公里处，北京N G O发现草原上翻开的巨大沟渠里，两根直径四五米的输水管，仍从贺斯格乌拉煤矿一直通向了水库。
驰过草场的铁路
从东乌旗继续往北的公路两侧，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厂矿企业，环保N G O查证认为，它们大多并没有经过正式环评。如今，在这些煤矿、铁矿、铅锌矿之间，一条巨龙般的铁路，又突然在草原上“开膛剖肚”疾驰而来，成为周边牧民的又一桩心病。
“看看，那两个大东西”，出东乌旗西北60公里处，望见草原上新裸出的两个巨大黄土山，陈继群很警惕。公路一侧，有施工单位中建某局的蓝色招牌，高大吊机矗立在远处。再往前，路面宽约10多米的铁路路基，如土黄长城般巍巍耸于草原之上。铁路线周边的数十公里草场内，坡上坡下，白烟滚滚，轰隆而来的，不是成吉思汗的铁骑，而是一辆辆载重大货车。
一条从乌拉盖到东乌旗的运煤铁路线，正在热火朝天修建之中，其东北向正是目前中国最美的草原———《狼图腾》故地满都宝力格草原。
6月30日清晨，乌拉盖高币北岸额尔敦乌拉嗄查的会计格尔乐，正和妻子一道剪羊毛，剪着剪着，一只壮年大羊突然咳嗽着倒地而死。这是格尔乐家死去的第10只羊了。
“邻居家也有死羊的，只是没我家这么多。”格尔乐把羊剖开，发现羊肺全是硬块，他怀疑是从自家牧场经过的那条铁路惹的祸。今年春天，铁路附近日夜赶工，西北风一起，草原上动辄扬起白面似的烟尘，让他家不少新生羊羔瞎了眼。
这天上午，同嘎查的牧民耿登，驾着一辆牧民自治的草原110越野车，匆匆赶到格尔乐家。他对各家已拿到的铁路征地赔偿很不满，认为现赔偿面积只计算了铁路路基8米的宽度，而没有计算路基两侧各15米的防护区；施工单位在草原取土取石的采石场也没赔偿。“此外，赔偿金额是按一年草原的损失来计算的，可铁路修成后，被占用的草场可是年年都无法再利用了……”
东乌旗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铁路办主任布和敖斯尔解释，赔偿是按当地草场平均每亩损失107 .1元的18倍计算的。他介绍，这条全长313公里的铁路，由沈阳铁路局投资40亿建设，其中从乌拉盖管理区的贺斯格乌拉煤矿至旗东南的海神煤矿282公里，中间从东乌旗所在的乌里亚斯太至乌尼特煤矿25公里。
这条运煤铁路线的环评，却似乎值得推敲。在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环评公示里，北京的环保组织找到相关记录：这条总长300多公里的铁路，共分了四段进行申请环评，每段长度不超过100公里。“因为国家规定，超过100公里的铁路线建设，必须报国家环保部环评报批，这样就正好规避了。”
直至7月初，内蒙古环保厅官网上公示的该项目，显示状态仍为“拟批准”。
民间荒漠化治理实验
在草原上的厂矿与铁路兴盛之时，乌拉盖河至今依然沉睡。“曾经草原”经过连续6年监测表明：乌拉盖河断流之后，其下游的2万多亩草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荒漠化侵蚀。
在原阿巴拉罕儿旗的朝克乌拉苏木，公路两侧的草场已经出现了成片裸露的沙地，不受牧民欢迎的猪毛菜和小叶荆棘，一丛丛稀稀疏疏地分布在草场上。“这两种植物牛羊都不爱吃，长了它，往往就是草原沙化的迹象”，近几年，图骨日格嘎查长布仁德姆拉认为草场退化比较明显。
“以前草原上的草，通常能没过膝盖，冬天下一尺多厚的雪，雪以上还有一刀把高的草。”布仁德姆拉发现，草场的产草量与10年前已相去甚远：以往一只羊只要刨出1平方米大小的地，就足够过冬，现在每只羊要额外备上300斤草、100斤料才能过冬。
东乌旗草原站站长杜森云证实，拥有6000多万亩的东乌旗，无论生物多样性、产草量、草原盖度，还是单位土壤的涵水能力，目前一半草场都已出现退化，大部分属轻度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草场几百万亩。
除草场日益沙化外，草原上原本常见的迁徙动物也渐渐消失了踪影。东乌旗原公安局副局长依巴雅尔的钥匙扣上，特意拴着一根狼骨，寓意身体健康。他记得，即使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一带草原上的草很密很深，黄羊钻进去仅能露出个背。那时，旗政府每年公开招募好枪手，组织大家开大卡车打黄羊。
“一辆东风大卡坐三个人，一个开车，一个开枪，一个负责往车上拽死黄羊。黄羊群一来，漫山遍野都是，白天黄羊跑得快，打不动，但晚上手电筒强光一照，一打一个准”，依巴雅尔回忆，当年一个多小时就能打满一卡车黄羊，有时打完公家的，还要干点私活，为单位再打一小时，最后是为自己打一小时。1983-1987年期间，整整四个冬天，政府都组织打黄羊，每次出去一出门就是半个月。依巴雅尔说他现在很后悔，“黄羊没了，连草原上最甜美的白蘑菇也没了”。
10年前草原上成群结队追着黄羊撵的蒙古狼，现在更是少见。只有在最靠近蒙古国边境线一带的满都宝力格，偶尔还能见到三两只。
东乌旗草原站站长杜森云介绍，在草原退化地区，目前已实行春季休牧一个月，局部地区甚至全年禁牧，对禁牧地区，当地旗政府还要给予牧民一定的补贴。从2001年起，草原站也申请了一些荒漠化治理项目，比如采取包括飞机播草籽、搭沙障等做法帮助草原复绿，但他也承认，“相对于草原整体荒漠化趋势，治理效果不能算好。”
2006年春天，陈继群与“自然之友”合作，共同申请了一项为期两年、总项目资金70万元的荒漠化治理项目。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阿尔肖特湖，那个《狼图腾》中狼群聚歼军马群的地方。2006年前后，因为色也勒吉河上游新修一道跨河公路，公路涵洞太高，无法过水，导致10平方公里大的阿尔肖特湖迅速干涸。
从2006年5月起，“曾经草原”、“自然之友”等北京N G O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师生一起，开始在阿尔肖特湖筑沙障种草。
“湖底全是盐碱滩，非常难以种活”，为了让阿尔肖特湖复绿，N G O每年夏天都要提前割芦苇，在湖底铺上密密的拦沙障，他们种过豆子、大麦，还特意寻找适应性较强的本地草———在前一年冬天，内蒙古农业大学的老师提前在乃令格勒河岸埋下草根，待第二年春天发芽，才进行移栽。然而，效果并不明显。“满都宝力格边防武警还送来了1000棵杨树苗，但一棵都没能活下来”。现在夏天一刮风，白粉似的盐碱末仍直扑湖边牧民草场。
另一片位于乌拉盖河上游乃令格勒河上游的沙化草原，面积只有2000多亩，经过治理之后则略有起色———草场如今已稍稍泛了绿意。
陈继群说，他们在满都宝力格的两个荒漠化治理实验，最终目的是为了弄明白：如果要重新治理荒漠化，人们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实验结果表明，一亩荒漠化草原的治理，其成本至少是三四百元；据此粗略估算，目前仅完全干涸的200平方公里乌拉盖高币，其治理成本就需人民币一两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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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六年前，乌拉盖河就死了，连同其中上游的国家重要湿地———1300多平方公里的乌拉盖湿地一同在草原消失。谋杀乌拉盖河及其湿地的阴影，至今仍在草原上空徘徊。自上世纪90年代国家牧业税取消后，当地工业化的持续强烈冲动，将乌拉盖河东北缘的《狼图腾》故地，中国最美的草原——— 满都宝力格草原也卷进荒漠化危机之中。
对发展工业与保护草原之间的水源矛盾，东乌旗环保监察大队长乌日图并不回避。他认为，尽管发展工矿业确实会在一定时期内破坏草原，但从地方来讲，还是贡献更大。
辽阔的乌拉盖河啊，
碧水滔滔两岸为堤，
富饶的大草原是我的家乡，
水多草高牛羊成群，
乌拉盖河呀生命之河，
如果没了这蓝色的眼睛，
草原将会充满哀伤……
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以下简称东乌旗)是蒙古长调的发源地。72岁的山杰老人心情好时，还是愿意为远方的客人清唱一曲蒙古长调的。其中，《乌拉盖河》是老人最喜欢唱的曲目之一，因为他的家世代就居住在这条大河旁。
草原依然每年都绿，低沉悠远、舒缓自由的蒙古长调也依然让远客动容，可那条湍流了上千年的大河已经消失了。如今老人的歌声里，果真增添了几分哀伤。
内蒙古第二大湖消失
贺尔勒哈达，蒙语即“两匹肩并肩的马”，意味着彼此不分开。
在中国北方平坦辽阔的草原上，相向高耸的贺尔勒哈达山，看起来十分醒目。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就曾亲率蒙古铁骑在这两山之间的大草原上，大战脱里罕克烈部，为他统一蒙古奠定基业。
而十多年前，贺尔勒哈达山之间的乌拉盖高币(高币，蒙语意为“低地、湿地、有水草的地方)也还波涛浩渺，南北20多公里、东西30多公里范围内，均是一片湛蓝的湖水。
“整个乌拉盖高币面积有200多平方公里，是内蒙古东部最大的湖泊，也是整个内蒙古第二大的湖泊，比居延海大多了，仅比呼伦贝尔湖小”，今年43岁的白音高币嘎查(嘎查，相当于行政村)长布仁巴雅，指着如今贺尔勒哈达悬崖下那一片白花花的盐碱滩，不无惋惜地介绍。
布仁巴雅家住在乌拉盖高币南岸。还是小孩子时，他经常跟伙伴们一起到这个大湖边玩耍，“湖里绿头鸭、天鹅、大雁等各种鸟可多了，湖边芦苇秆上到处扎着鸟窝。上世纪80年代时，这里还是一片芦苇和沼泽，草太高了，没人敢进来，除了牛羊”。在2004年姜戎出版的《狼图腾》一书中，开篇狼群大规模围猎黄羊的地方，也正是悬崖下的这片大泡子。
大湖消失之后，这个最靠近乌拉盖高币的嘎查，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据布仁巴雅统计，全村52万亩草场，受乌拉盖高币盐碱化的影响，已有10多万亩草场出现了退化。布仁巴雅说，如今一年一度的敖巴祭，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求水。“要知道，嘎查的名字“白音高币”，在蒙语中原本就是湿地丰富、充裕的地方”。
越野车绕过悬崖，直接开到了干涸的乌拉盖高币湖心。
在正午明晃晃的阳光下，这片惨白色的盐碱滩更显刺眼，湖中心不见一丝绿色。“如果刮西北风，湖底盐碱就全都被刮起来，好家伙，泼白面似的，全泼上了牧民家草场。”“曾经草原”网站负责人陈继群长期关注内蒙古草原，对这一带非常熟悉。他说，南岸牧民达木金家1000多亩的草场，今年就这样被埋掉了。高达1米多的牧场界桩，也早已被白色盐碱埋得不见了影。
“如果有G PS，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行走在湖中央”，在现行2003年版的G oogle地图上，乌拉盖高币还被标注为一大片淡蓝色的湖水。当地牧民记得，1999年-2000年期间，因大湖水清鱼多，辽宁、吉林一带的渔民，还曾带着机械渔船来到这里，成立专门的渔业公司捕鱼。当年捕鱼船拖鱼时深挖的船码头，就像一道长长的伤疤，丑陋地裸在湖底。
大湖干涸五六年后，当地牧民曾自发将湖区封围起来，希望它能在休牧后自然返绿，然而乌拉盖高币却依然气息奄奄。如今，早已盐碱化的大湖区，只有岸边长有一蓬蓬绿色猪毛菜，而这种偏好碱性的植物，正是草原沙化的象征。
水库渴死乌拉盖河
摊开乌拉盖水系图，很容易发现：位于乌拉盖河最下游的乌拉盖高币，并非整个乌拉盖河流域唯一干涸的大湖。据粗略统计，近十多年来，乌拉盖河中上游地区干涸的大中型自然湖泊，至少已有五六个。
“如今乌拉盖中下游地区，仅剩下一个道特淖尔湖还存在，但水也很浅了”，陈继群指着地图介绍。
从地理上看，发源于大兴安岭南坡宝格达山的乌拉盖河，全长320多公里，与其它同源的色也勒吉河、彦吉嘎河、高力罕河、巴拉根河、巴嘎吉仁河、锡林高勒河等一样，都是草原内陆河。
东乌旗林水局监察大队队长闫东兴介绍，整个东乌旗包括地下水资源在内的可利用水资源，一年总共11亿立方米，而总量3.25亿立方米/年的地表水，几乎全部为乌拉盖水系所提供，其中仅乌拉盖河水量，就占到了整个流域的58.4%。
2002年，在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我国重要湿地名录中，明确列有位于乌拉盖河中游的乌拉盖湿地，面积1300多平方公里。2004年，乌拉盖湿地还曾升级为内蒙古自治区级保护区，保护区内共生活着3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然而，今天沿着乌拉盖高币一路上溯，发现整个乌拉盖湿地已经完全消失。
19岁时，作为北京知青下放到东乌旗满都宝力格草原的陈继群，在草原呆了整整13年，还曾与《狼图腾》作者姜戎同住过一个蒙古包。近些年，已是国内知名草原画家的他，又创立了意在保护草原生态的“曾经草原”网站。
从2003年开始，陈继群已经持续7年关注乌拉盖河。其中巴彦胡舒大桥附近的河道，是他长年定点观察的一个样点。6月25日中午，当他再次赶到巴彦胡舒桥附近时，发现旧桥已经消失，一座新的公路桥矗立在乌拉盖河故道上。
当地牧民说，前两天这里刚下过一场雨，所以新桥上游河道稍稍积了一些水。而桥下游河道，沉淀着深红的铁锈色，细水如线，水面是成片嫩黄苔藓。河道两岸，目前已经出现了一片片沙化草原，甚至有人养起了更耐旱的牲畜——— 骆驼。
“年年来看，年年都这样，水库还是没有开闸放水。”陈继群很气愤。
他所说的，是建在乌拉盖河上游的乌拉盖水库。在当地牧民记忆里，1978年，水库初建时，还可以勉强向下游草原渗水。1998年，水库土堤溃败，洪水汹涌而下，整个乌拉盖中下游的大小河流湖泊，结结实实地喝了个饱。此后2004年，水库改建成水泥大坝，乌拉盖河便彻底断了流。
“如果再不放水，乌拉盖湿地就真的彻底荒漠化了。”陈继群认为，湿地大部分物种基因还在，若有水滋润，乌拉盖河及其湿地或许还有生机。
矿业与草原争水
在乌拉盖河最上游的乌拉盖水库，记者看到水库水面比大坝低了10多米。设计库容3480多万立方米的水库，目前水量仅有2000多万立方米。水库大坝由南、北两道分坝和中间一座小山共同合围，其中南面分坝上，一群工人正在进行坝体维修。
对于水库为何长期不放水，东乌旗林水局相关负责人解释：那是乌拉盖管理区的事，而管理区直属锡林格勒盟(以下简称锡盟)管理。
原来早在解放初，乌拉盖水库区原为部队驻地，上世纪60年代部队撤离后，并未将相关土地归还地方政府，而是留下部分干部，成立了乌拉盖农垦局，大量招募关内农民进入草原垦荒种地，后又相继改名乌拉盖开发区、管理区等，管理区面积从最初的1万多平方公里，缩减至今天的5000多平方公里。
2004年，赶在国家正式出台《环评法》之前，乌拉盖管理区提前建成了水泥大坝的乌拉盖库区。“按《环评法》规定，水库库容面积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都要报国家环保局进行环评，但这个水库提前出生，就可以免去环评这一关。”东乌旗一熟悉内情的原水利局负责人透露。
查阅乌拉盖管理区资料，发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未，被截去的乌拉盖河上游来水，主要用于管理区发展农垦和渔业；2004年改建成水泥大坝后，水库转而向附近各工矿企业供水。当年，锡盟发改委一份有关乌拉盖水库工业供水的招商文件上明确写有：
“将提供乌拉盖水库水源进行招商，计划每吨水售价0.5元，卖水利润共计1121.22万元。”
NGO“曾经草原”曾按锡盟政府已公开的招商数据进行估算，发现位于水库下游的锡林河煤化工公司，年产350万吨尿素，以每吨尿素生产需耗水18吨计，该公司一年用水就达6300万吨；再加上附近贺斯格乌拉煤矿，两期规划分别用水达到年1800万立方米、4000万立方米，“仅这两家企业的计划用水量，就已经超出了乌拉盖水库设计库容的三倍”。工业与草原争水，一目了然。
而与已经死亡的乌拉盖河类似，覆盖整个东乌旗草原的乌拉盖水系，也都先后遭遇着类似的阻截。在7条主要的内陆河上，已相继建成四座水库，截流率71.4%。
原先绕锡林浩特市而过的锡林高勒河，上世纪70年代上游建水库后，90年代末就干涸了，2000年初，这一带草原便开始刮沙尘暴。“这一块的草原也基本给毁了”，陈继群非常惋惜。如今，锡林高勒河下游的一段干涸故道，已被出租给了一家露天煤矿。平日只见满载的运煤大货车，日夜在河道里进出，烟尘四处飞腾，而层层高垒的裸露矿层，在七月初的绿色草原映衬下，像极一个个巨大而扎眼的土黄色伤疤。
对发展工业与保护草原之间的水源矛盾，东乌旗环保监察大队长乌日图并不回避。他认为，尽管发展工矿业确实会在一定时期内破坏草原，但从地方来讲，还是贡献更大。“90年代国家不让征收牧业税后，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就靠工矿业支撑，它们是全旗纳税大户，至少贡献了地方G D P的60%”。
GDP的冲动显然难以遏止。2006年前后，在环保组织反对下，位于乌拉盖湿地中心区的贺斯格乌拉煤矿，被当地政府叫停。然而今年6月底，在距乌拉盖水库下游不到10公里处，北京N G O发现草原上翻开的巨大沟渠里，两根直径四五米的输水管，仍从贺斯格乌拉煤矿一直通向了水库。
驰过草场的铁路
从东乌旗继续往北的公路两侧，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厂矿企业，环保N G O查证认为，它们大多并没有经过正式环评。如今，在这些煤矿、铁矿、铅锌矿之间，一条巨龙般的铁路，又突然在草原上“开膛剖肚”疾驰而来，成为周边牧民的又一桩心病。
“看看，那两个大东西”，出东乌旗西北60公里处，望见草原上新裸出的两个巨大黄土山，陈继群很警惕。公路一侧，有施工单位中建某局的蓝色招牌，高大吊机矗立在远处。再往前，路面宽约10多米的铁路路基，如土黄长城般巍巍耸于草原之上。铁路线周边的数十公里草场内，坡上坡下，白烟滚滚，轰隆而来的，不是成吉思汗的铁骑，而是一辆辆载重大货车。
一条从乌拉盖到东乌旗的运煤铁路线，正在热火朝天修建之中，其东北向正是目前中国最美的草原———《狼图腾》故地满都宝力格草原。
6月30日清晨，乌拉盖高币北岸额尔敦乌拉嗄查的会计格尔乐，正和妻子一道剪羊毛，剪着剪着，一只壮年大羊突然咳嗽着倒地而死。这是格尔乐家死去的第10只羊了。
“邻居家也有死羊的，只是没我家这么多。”格尔乐把羊剖开，发现羊肺全是硬块，他怀疑是从自家牧场经过的那条铁路惹的祸。今年春天，铁路附近日夜赶工，西北风一起，草原上动辄扬起白面似的烟尘，让他家不少新生羊羔瞎了眼。
这天上午，同嘎查的牧民耿登，驾着一辆牧民自治的草原110越野车，匆匆赶到格尔乐家。他对各家已拿到的铁路征地赔偿很不满，认为现赔偿面积只计算了铁路路基8米的宽度，而没有计算路基两侧各15米的防护区；施工单位在草原取土取石的采石场也没赔偿。“此外，赔偿金额是按一年草原的损失来计算的，可铁路修成后，被占用的草场可是年年都无法再利用了……”
东乌旗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铁路办主任布和敖斯尔解释，赔偿是按当地草场平均每亩损失107 .1元的18倍计算的。他介绍，这条全长313公里的铁路，由沈阳铁路局投资40亿建设，其中从乌拉盖管理区的贺斯格乌拉煤矿至旗东南的海神煤矿282公里，中间从东乌旗所在的乌里亚斯太至乌尼特煤矿25公里。
这条运煤铁路线的环评，却似乎值得推敲。在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环评公示里，北京的环保组织找到相关记录：这条总长300多公里的铁路，共分了四段进行申请环评，每段长度不超过100公里。“因为国家规定，超过100公里的铁路线建设，必须报国家环保部环评报批，这样就正好规避了。”
直至7月初，内蒙古环保厅官网上公示的该项目，显示状态仍为“拟批准”。
民间荒漠化治理实验
在草原上的厂矿与铁路兴盛之时，乌拉盖河至今依然沉睡。“曾经草原”经过连续6年监测表明：乌拉盖河断流之后，其下游的2万多亩草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荒漠化侵蚀。
在原阿巴拉罕儿旗的朝克乌拉苏木，公路两侧的草场已经出现了成片裸露的沙地，不受牧民欢迎的猪毛菜和小叶荆棘，一丛丛稀稀疏疏地分布在草场上。“这两种植物牛羊都不爱吃，长了它，往往就是草原沙化的迹象”，近几年，图骨日格嘎查长布仁德姆拉认为草场退化比较明显。
“以前草原上的草，通常能没过膝盖，冬天下一尺多厚的雪，雪以上还有一刀把高的草。”布仁德姆拉发现，草场的产草量与10年前已相去甚远：以往一只羊只要刨出1平方米大小的地，就足够过冬，现在每只羊要额外备上300斤草、100斤料才能过冬。
东乌旗草原站站长杜森云证实，拥有6000多万亩的东乌旗，无论生物多样性、产草量、草原盖度，还是单位土壤的涵水能力，目前一半草场都已出现退化，大部分属轻度退化，其中重度退化的草场几百万亩。
除草场日益沙化外，草原上原本常见的迁徙动物也渐渐消失了踪影。东乌旗原公安局副局长依巴雅尔的钥匙扣上，特意拴着一根狼骨，寓意身体健康。他记得，即使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一带草原上的草很密很深，黄羊钻进去仅能露出个背。那时，旗政府每年公开招募好枪手，组织大家开大卡车打黄羊。
“一辆东风大卡坐三个人，一个开车，一个开枪，一个负责往车上拽死黄羊。黄羊群一来，漫山遍野都是，白天黄羊跑得快，打不动，但晚上手电筒强光一照，一打一个准”，依巴雅尔回忆，当年一个多小时就能打满一卡车黄羊，有时打完公家的，还要干点私活，为单位再打一小时，最后是为自己打一小时。1983-1987年期间，整整四个冬天，政府都组织打黄羊，每次出去一出门就是半个月。依巴雅尔说他现在很后悔，“黄羊没了，连草原上最甜美的白蘑菇也没了”。
10年前草原上成群结队追着黄羊撵的蒙古狼，现在更是少见。只有在最靠近蒙古国边境线一带的满都宝力格，偶尔还能见到三两只。
东乌旗草原站站长杜森云介绍，在草原退化地区，目前已实行春季休牧一个月，局部地区甚至全年禁牧，对禁牧地区，当地旗政府还要给予牧民一定的补贴。从2001年起，草原站也申请了一些荒漠化治理项目，比如采取包括飞机播草籽、搭沙障等做法帮助草原复绿，但他也承认，“相对于草原整体荒漠化趋势，治理效果不能算好。”
2006年春天，陈继群与“自然之友”合作，共同申请了一项为期两年、总项目资金70万元的荒漠化治理项目。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阿尔肖特湖，那个《狼图腾》中狼群聚歼军马群的地方。2006年前后，因为色也勒吉河上游新修一道跨河公路，公路涵洞太高，无法过水，导致10平方公里大的阿尔肖特湖迅速干涸。
从2006年5月起，“曾经草原”、“自然之友”等北京N G O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师生一起，开始在阿尔肖特湖筑沙障种草。
“湖底全是盐碱滩，非常难以种活”，为了让阿尔肖特湖复绿，N G O每年夏天都要提前割芦苇，在湖底铺上密密的拦沙障，他们种过豆子、大麦，还特意寻找适应性较强的本地草———在前一年冬天，内蒙古农业大学的老师提前在乃令格勒河岸埋下草根，待第二年春天发芽，才进行移栽。然而，效果并不明显。“满都宝力格边防武警还送来了1000棵杨树苗，但一棵都没能活下来”。现在夏天一刮风，白粉似的盐碱末仍直扑湖边牧民草场。
另一片位于乌拉盖河上游乃令格勒河上游的沙化草原，面积只有2000多亩，经过治理之后则略有起色———草场如今已稍稍泛了绿意。
陈继群说，他们在满都宝力格的两个荒漠化治理实验，最终目的是为了弄明白：如果要重新治理荒漠化，人们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实验结果表明，一亩荒漠化草原的治理，其成本至少是三四百元；据此粗略估算，目前仅完全干涸的200平方公里乌拉盖高币，其治理成本就需人民币一两个亿。
本篇文章来源于 Ψ【蒙古青年论坛】Ψ 原文链接：http://mglbbs.net/bbs/
2010年7月5日星期一
八旗蒙古研究
摘 要：文章拟从八旗蒙古的建置过程，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和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以及八旗蒙古与满汉等民族的关系及其历史作用等方面，综述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概况。
关键词：三十年来；八旗蒙古；大陆学者；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广大满族史、蒙古族史、清史学者对八旗组织三足之一的八旗蒙古研究日益的深入和广泛。有关此问题的论文已有40余篇相继发表，专著也先后出版了几部，但却没有一篇关于八旗蒙古的专门性研究综述问世，因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动态做一综述。
一、八旗蒙古的建置过程
关于八旗蒙古的建置过程问题，学者们讨论颇多，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在李燕光、关捷主编的《满族通史》中明确指出，“天聪九年（1635年）编成八旗蒙古”。[1]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中认为，“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又把八旗中勇敢善战的蒙古人拨出，编成蒙古二旗。一六三五年，扩编成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也同满洲八旗一样。”[2]阎崇年更为具体的分析了这一过程，“天命六年（1621年）始设蒙古牛录，天命七年（1622年），始分设蒙古旗。天聪三年（1629年），已有‘蒙古二旗’。天聪九年（1635年），始设蒙古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3]赵志强认为，“蒙古八旗的主体是蒙古族。”“清太祖创业之际，将归附的蒙古人丁编为若干牛录。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天聪三年（1629年）时，已有‘蒙古右营’‘蒙古左营’。八年（1634年），分别改称‘右翼兵’‘左翼兵’。九年，清太宗在征服察哈尔蒙古后，大规模整编为数众多的蒙古壮丁，正式建立了蒙古八旗。”[4]
达力扎布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此问题，“皇太极即位后，把分隶八旗之下的蒙古台吉及其属人编为牛录，在八旗满洲左、右两翼各组成一支蒙古军，史称左、右翼蒙古二营（或二旗），分别由乌纳格巴克什和苏纳额附统领。”“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后金编审内外喀喇沁壮丁，查出壮丁16953名”，“在这些壮丁的基础上，合旧蒙古（原八旗蒙古左、右翼二营兵丁），重新编为11旗，其中古鲁思辖布（苏布地子）领喀喇沁旗，鄂木布楚琥尔洪台吉领土默特左旗，担任固山额真。这三旗是以‘在外喀喇沁壮丁’编立，不隶八旗，崇德元年成立外藩扎萨克旗，其余八旗编入八旗序列，称八旗蒙古。八旗蒙古的组织形式与八旗满洲相同，固山额真下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等。原已编入满洲和汉军佐领的蒙古人仍在原旗未编入八旗蒙古。清代八旗蒙古是旗人，享受旗人待遇，可以参加科举，出任朝廷和地方的官吏。”同时，作者还指出“清初在漠南设立了八旗察哈尔旗，平定准格尔之后，把原准格尔部降众也编为八旗。这些旗都是内属旗，形式上完全按八旗制度编旗”。文中还特别强调“八旗察哈尔与八旗蒙古不同，不能参加科举和选官，断案与宗教管理方面依《蒙古律例》，与外藩扎萨克旗相同。”[5]
姚念慈认为，“天命六年（1621）才出现蒙古牛录的记载”，天命七年编为二旗，天聪九年，“八旗蒙古正式建立”。[6]王景泽指出，“天聪九年（1635）二月初六日，后金‘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设立八旗蒙古并三旗外藩。”[7]吴兴尧指出，“1629年（天聪三年），已有蒙古二旗，1635年（天聪九年），又扩编为八旗。”[8]傅克东、陈佳华认为，“八旗蒙古编立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633年（清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时，先只编有‘蒙古二旗’，称为‘右营’和‘左营’。到1635年（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由于皇太征服了察哈尔，才于八旗满洲之外，将原有的蒙古牛录，再加上内外喀喇沁蒙古的众多壮丁，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编，正式成立了‘八旗蒙古’。旗制与‘八旗满洲’同。”[9]毅夫认为，“蒙古八旗，编立于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 。”[10]赵琦亦认为，“后金将最初归附来的零散蒙古人及蒙古部落编入八旗，随着归附蒙古人数的增多，到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另编蒙古八旗。”作者还指出，“出于作战的需要，天聪初期八旗蒙古合编为蒙古二旗。日本学者田中宏己考证蒙古二旗成立的确切时间是天聪二年，本文赞同这一论断。蒙古二旗中左翼固山额真是吴讷格，右翼固山额真是鄂本岱。蒙古二旗常常被称为旧蒙古二旗，或者称为左、右营，天聪八年改称蒙古左翼兵和蒙古右翼兵。”[11]张力均认为，天聪九年（1635）二月，八旗蒙古形成。“其政治地位低于满洲而高于汉军。”[12]
杜家骥在其专著中指出，“八旗蒙古即俗称的蒙古八旗（固山），建于天聪九年二月，这一年将喀喇沁蒙古壮丁编牛录，其中一部分组成外藩喀喇沁蒙古旗（后称扎萨克旗），另一部分与八旗满洲之下抽出的蒙古牛录合组成八旗蒙古。”[13]其观点基本是采纳张晋藩、郭成康的论断。郭成康认为，大约在天命、天聪年间，八旗中每旗已编制成五个蒙古牛录。天命九年（1624年），八旗下蒙古牛录在国家庆典或出征之时，就已成为独立放入一部。到天聪三年（1629年），已经组编了‘蒙古二旗’。天聪九年，由于对漠南蒙古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把大批蒙古人编为牛录，同时抽调出原八旗（满洲）下的大部分蒙古牛录，扩建为八旗蒙古。也有一部分蒙古牛录留在八旗满洲各旗之下，属于满洲旗。[14]孙静的《“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亦从此论。[15]
关于此问题鲜有不同看法，唯王天平在《清代八旗制度》一文中认为，“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去掉汗号称帝，定国号为‘大清’，将蒙古归降兵丁人等连同喀喇沁，壮丁一起编为蒙八旗，其旗色与满八旗相同。”[16]
总体而言，关于八旗蒙古最终的建置年代问题，学界已基本趋于一致。
二、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及其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
关于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问题以及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问题，也是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
研究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问题成果最丰者当属张永江先生。如其在《八旗蒙古科举初探》一文中指出，“清代，满族统治者建立了清王朝，它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集团也获得了高于其它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一地位体现在八旗蒙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地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较多的优待即是其中之一。八旗蒙古的科举史既是清史和蒙古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科举制度史上独具特色的课题。”文章对“八旗蒙古与清代文科考试”这一问题作了详细论述。[17]在《八旗蒙古任官初探》一文中探讨了八旗蒙古任官的情况。[18]《清代八旗蒙古官学》一文指出，“接受教育是八旗蒙古人参加科举、进而为官从政的基础，是构成八旗蒙古人全部历史活动的极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八旗蒙古人的教育史是与清王朝的兴衰史相始终的。清代，八旗蒙古人生活地区分布极广，除京师外，分散在全国各主要的战略要地。由于各地驻防情况不同，其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也各有特点。”[19]《论清代八旗蒙古子弟的普通学校教育》一文作者指出，“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覆亡以来，八旗子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几同于纨绔子弟，人们进而推想清代的八旗子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至少认为他们所接受的是一种失败的教育。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有清一代，对旗人子弟的教育是相当重视的，教育规制相当完备。”作者针对这种现象，分三部分进行了论述，即“一、京师蒙古子弟进行就读的普通学校”；“个驻防地蒙古子弟就读的学校”；“有关蒙古子弟的专门和高级学校”三个方面。[20]张先生在《八旗蒙古与清代的武科及翻译科考试》一文中指出，“八旗蒙古应武试晚于文试，因为清政府认为骑射为八旗所长，无须应试。故迟至雍正元年（1723），始允旗人考试武科，也设有童生试、乡试、会试三级。”作者分别介绍了这三级考试的情况。作者还谈及了蒙古武科考试中两个问题：即“第一，雍正末年武科的停试。”“第二是八旗蒙古人举人、进士的补用问题。”作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翻译科中专门论述了“满文翻译科”；“蒙文翻译科”；“蒙古中式翻译举人、进士情况分析”等问题。就清代八旗蒙古科举的作用问题，他说：“首先，如此广阔的科举途径，为他们全面进入清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和基础，从而使他们得以在清代历史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其次，由于科举的刺激，或者说以科举为杠杆，造就了一大批蒙古族汉文著作家和满蒙文翻译家，在蒙古文化和文学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这一页占有着独特的地位。”[21]
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杜家骥在《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一书中也有涉及。他认为，“对八旗旗人实施教育，则始于天命六年七月。”“天聪八年四月，后金举行科举考试，八旗下的满洲、蒙古、汉军旗人子弟共十六人考取举人可见自天命六年兴办八旗教育以来，已取得初步成效。”“顺治十四年，又设唐古特学，选蒙古八旗子弟入学，专学藏文。该学隶于理藩院。”“康熙三十年设立八旗义学，以扩大对八旗幼童的教育，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每旗下的各佐领皆各自施教，教本佐领下幼童学习满文满语及骑射，蒙古八旗各佐领下幼童还兼习蒙古文、蒙古语。”后又兴办“八旗蒙古学。设于雍正元年，是在蒙古八旗中设立的每旗一所专门教授蒙古语言、文字的学校。学生选自蒙古八旗各佐领，每佐领一名。”乾隆朝，京师增设旗人官学。“蒙古官学。乾隆十二年，于咸安宫官学内增设蒙古学房，于八旗蒙古官学生中每旗选三名，共二十四名入学，专学蒙古文经书及蒙文翻译。该学之教务及管理均归理藩院。”作者还例举了八旗军在各驻防城市的教育情况。同时，还说明了旗人的私家教育和八旗教育的特点。就“清代旗人教育的政治作用与影响。”问题他认为：“首先，是培养了大批直接服务于统治的行政人才。”“清朝边疆辽阔，对蒙、藏、回部等少数民族实行直接性深入统治，为此而培养蒙、藏及回部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翻译人才，派忍于各相关机构，从事文字、行政工作，适应了这一重要行政需要，对经营、治理边疆民族，发挥了作用。”“八旗官学教育，又培养了一些专业技能方面的行政人才。”作者还指出了八旗教育存在的一些局限性问题。[22]唐群在《八旗蒙古科举小史》一文中指出，“清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同盟者八旗蒙古集团便获得了高于其他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种特权表现在各个方面，特设蒙古科举即其中之一。蒙古族参加科举并非始于清朝，元代就已开设蒙古科，但由于元统治者尚武轻文，所以蒙古科就其规模和水平都远不能与清代相比。清朝，在其入关的当年(公元1644年)即开科取士，直到1651年(顺治八年)才允许驻京的蒙古子弟应试，1799年(嘉庆四年）扩大到全国各地，考试是按照传统的三级制（童生试、乡试、会试）并分别的给予一定的优待。”作者还述说了翻译科考试和录取情况。就清代八旗蒙古科举的历史作用问题，作者指出，“在八旗蒙古科举的刺激下，不少人研习蒙古文、蒙古语，从而造就了一大批蒙古族学者，蒙古族汉文著作家和满蒙文翻译家，他们的著作涉及历史、文学、科技等各个方面，丰富了蒙古族传统文化。其次，广阔的科举途径，为蒙古族子弟全面进入清代政治生活，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和基础，从而使他们得以在清代历史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再次，对八旗蒙古子弟应试特权的取缔，加速了蒙古族吸收、消化汉文化和蒙汉、满汉文化交流的进程。因此，八旗蒙古科举在蒙古族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23]张杰指出，“清代沿袭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参加科举考试的满洲、蒙古旗人不断增多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八旗满洲、蒙古科举世家”，文章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举例 ，并且说明“八旗子弟入仕的主要途径不仅是侍卫与笔帖式 ，科举功名是重要途径之一 ，许多满洲、蒙古八旗家族入仕为官，名声显赫，就是通过参加科举取得的。”[24]
就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政治思想问题研究较深入的学者为张力均先生，关于此问题作者已有专著问世。在《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一书中作者指出，“本文力求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八旗蒙古接纳汉文化的原因和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归纳、整理，运用历史分析法，将其接纳汉文化的原因和政治思想的形成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去考察，得出某些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结论。”“关于八旗蒙古接纳汉文化的原因，本书认为：生存环境的变化无疑起到了基础作用；清朝政府所推行的基本国策以及科举教育制度起到了关键的导向和催生作用；时代条件的变化也对八旗蒙古接纳汉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书中还指出，在接纳汉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八旗蒙古人并没有因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丢掉自己的根。”“在学习和掌握汉文化的过程中，八旗蒙古人士保留了本民族诸多特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清代蒙古族文化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八旗蒙古人士接纳汉文化，不仅丰富了蒙古族传统思想文化，而且为中华文化的多元组合融入了新的内容。”“关于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政治思想，本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归纳、整理。第一，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第二，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吏治思想及其实践。”“第三，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与清代的边疆治理及其守边、治理思想。”“第四，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实践。”[25]张先生在《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吏治思想初探》一文专门论述了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吏治思想问题，他指出：“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人数众多，著述颇丰。他们对清朝中后期吏治败坏、政治危机加剧的社会状况忧心如焚。为此，或者向最高统治者献言献策，或者亲身实践，力求整顿吏治，挽救颓风。在他们的各类作品中所阐述的官德意识、政绩观和执法理念，虽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不乏许多颇有价值之论蕴涵其中，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26]在《浅析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一文又详细论述了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具体的实践问题。[27]
通过上述两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以看出现在学者们对八旗蒙古问题的研究愈来愈细致和具体。所以说研究问题如果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也许可以得出新颖的结论。
三、八旗蒙古与满汉等民族的关系问题
八旗蒙古与满汉等民族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一个方面。在这里研究最为集中的就是满蒙汉之间的联姻问题。因此下文中着重叙述一下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兼论一些有关民族融合的问题。
杜家骥在《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一书通过对旗人家谱的分析来研究八旗旗人的婚姻及其与政治相关内容。作者从“1.满洲旗人的通婚范围，他们与本满洲旗人及八旗蒙古旗人、八旗汉军旗人的不同通婚比例，了解其在结婚对象上的选择去向。”“2.汉军旗人与本汉军旗人及八旗满洲旗人、蒙古旗人的通婚状况、不同比例，他们在结姻对象的选择上有何特点。”“3.八旗宦官世家之间联姻所形成的姻亲关系问题”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作者还指出，“汉军旗人主要与汉族血统之人结亲，与他们在根源上同为汉人，感情及风习上比较接近有关。而在旗人内部，绝大多数人又是在汉军旗人之间通婚，与满洲、蒙古旗人结婚者少，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满洲、蒙古旗人与汉军旗人结婚较少，而倾向于本满洲、蒙古旗人，这与双方在传统的民族感情、风习有某种隔阂不无关系，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内部双方地位不平等，汉军旗人地位较低。这两个汉军旗人家族与满、蒙、汉军这三种旗人通婚的人数、比例上的数据，对上述情况作了一些揭示。”[28]在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主要讨论了清朝满蒙联姻的相关事宜。应该说该书是国内研究此问题比较全面系统的一部专著。但该书没有专门讨论八旗蒙古与满族等民族的联姻情况，只是将其放在蒙古整个民族范围之内进行研究。[29]傅克东、陈佳华认为，“对蒙古，更是过之而无不及，满蒙两族一向被看成是同服俗、同骑射，经济和文化生活更为接近。在历次战役中，满蒙都是并肩作战，休戚相关。入关前，清统治者对蒙古各部来归者，赏赐尤厚。皇室的女子下嫁蒙古者最多。”“这些充分说明满、蒙两族从上层到中下层，通过联姻方式，加强了两族之间荣辱与共、密切合作的关系。”[30]王春强、阳灿飞在《清代皇室婚姻制度刍议》的第三大点“清代皇室婚姻中的政治因素”中专门讨论了满蒙联姻的概况，以及“清廷满蒙联姻的目的动机”和“清廷满蒙联姻的实施效果。清廷满蒙联姻总的说来是比较成功的。”同时作者还指出了这种现象的作用：“由上可知，清代皇室与蒙古贵族的联姻，作为清朝理藩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对笼络蒙古贵族的感情，加强他们对清朝效忠方面，作用仍然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于这种联姻，才使得清代皇室与蒙古贵族“中外一体”，不仅使历朝汉族统治者头痛的北方边患问题得以较好的解决，而且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蒙古贵族紧紧隶为清朝皇室的世代臣仆，为清朝开疆扩土，捍卫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31]
应该指出的是学界关于研究满蒙联姻的专著和文章甚多，但是在这其中很少有人将八旗蒙古单独提出来讨论，都是将其作为清朝蒙古的一个部分，整体进行研究。诸如这样的研究有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及《清代皇族与蒙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清朝的满蒙联姻》两篇文章；陈京的《试论清朝满蒙联姻政策的特点及其积极影响》；华立的《清代的满蒙联姻》；赵之恒的《满蒙联姻》；刘玉萍的《浅析满蒙联姻的发展过程和作用》；牛海桢的《简论清王朝的满蒙联姻政策》；李铁的《清朝入关前后满蒙联姻及满族婚俗新变化》等文章。
同时还有一些研究民族融合问题的文章，如张力均《清代八旗蒙古汉化初探》一文指出，“八旗蒙古是清代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各地任官，携眷驻防，接触汉文化条件极为便利，因此，他们无论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还是心理状态都逐渐与汉民族相融合。在八旗蒙古汉化的历史进程中，生存环境的变化无疑起到了基础作用，而清朝政府所推行的基本国策以及科举教育等制度，也对其汉化起到了关键的导向和催生作用。”[32]在《浅析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一文中也谈论了此问题，观点基本相同。[33]傅克东、陈佳华在《八旗制度中的满蒙汉关系》一文中还讨论了满洲八旗中的蒙汉成分以及蒙古八旗中的满汉成分问题。同时还专门分析了驻防八旗中的满、蒙、汉关系问题。最后作者还就满蒙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评价，他认为：(1)八旗制度既是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所以要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包括在内，满洲、蒙古、汉军三部分也不例外。（2）八旗制度中的满洲、蒙古、汉军，无论在同一旗分、或不同旗分中，其成员都有改旗和抬旗等互相穿插交错的事实存在。（3）八旗制度经历了三个世纪除具有积极一面外，作为充当镇压、控制全国各族人民的一根支柱，束缚、限制了八旗成员从事生产劳动的职能，还有它消极的一面。（4）八旗制度中的满洲、蒙古、汉军，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上日益接近和日益趋于一致。（5）风俗习惯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和互相吸收。（6）八旗制度中的满蒙汉关系基本上是和睦相处、融洽的。[34]
通观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颇下力度的，成果也是最为可观的。
四、八旗蒙古的历史作用
八旗蒙古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清朝历史上，究竟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学者们也有相关论述，只是专门性的成果相对少些而已，多是对八旗制度整体性的评价。
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对此问题有专门分析，他们指出，“1.蒙古八旗是融合内附零散蒙古的最好社会组织形式”；“2.蒙古八旗的建立增强了八旗的军力”；“总而言之，天聪九年二月编立的蒙古八旗从社会组织方面讲，解决了旗下蒙古的生计问题，为战争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兵员、武装和给养；从军事组织方面讲，蒙古八旗不仅战斗力迅速接近满洲八旗的水平，而且在战争中还常常担负向导全军的特殊任务。编立蒙古八旗是满洲统治集团稳定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增强国家实力的一项重要决策。蒙古八旗的创建史，是清王朝入关前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建设上饶有特色的一页。”[35]
佟佳江对此也进行了专门论述，他指出，“清朝将蒙古族划分为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内属蒙古三种管辖体制，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以及不同的法规。因此，它们呈现不同的社会风貌和发展趋势。在清朝，由于外藩蒙古活动的地域辽阔，几乎占半个中国之大，其人口占蒙古族总数的绝大多数；由于外藩蒙古保持了蒙古族固有的尚武精神、游牧业生产和传统风俗习惯，成为蒙古族的象征。因此往往引起误会，认为实行了外藩蒙古的盟旗制度、王公制度和扎萨克制度，是清朝统治蒙古的唯一的政治制度，从而忽略了八旗蒙古和内属蒙古两种体制，并由此产生许多误解。”作者针对此项现象进行了分析。最后他指出，“清代蒙古族中，在政治上地位显赫，在军事上功勋卓著，在学术上和文学艺术上造诣深邃的，大多是八旗蒙古。总之，清朝统治者引为股肱列在亲信的是八旗蒙古。”[36]
张力均认为：“它的建立和发展，对满族入关和清廷统治秩序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清朝长达二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八旗蒙古人才辈出，他们在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民族事务、边疆的开发与治理等方面，为清朝建功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作者还指出“清朝建立全国统治后，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和八旗汉军一样，都受八旗系统的官员，如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管辖，驻防八旗还受地方的将军、都统、大臣管辖。”“八旗是清朝统治的命脉所在。清代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享受广泛封建特权的首先是皇族，其次就是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作者还例举了一些八旗蒙古人在衙门任职以及在各地所任重要职位的人数情况，进而说明八旗蒙古政治地位。[37]在《八旗蒙古人物的治边理念》一文中作者从“熟悉境内外状况，维护国家安全”；“刚柔相济，以德服人”；“尊重民族习俗，兴办教育文化”；“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协调民族之间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松筠、锡良、富俊等八旗蒙古人物的治边理念和各自贡献。最后说，“作为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八旗蒙古人士以其特有的优势长期为清廷守边治边，较好地贯彻了清政府所制定的边疆民族政策，在维护边疆稳定、促进边疆开发、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在实践基础上所阐发的边疆治理思想，仍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38]
除此之外，一些通论性的满族史或民族史著作中，也对八旗蒙古进行了散杂的评述，如李燕光、关捷主编的《满族通史》等。
八旗蒙古在中古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对清朝的发展和壮大更是突出，也是研究者不容忽视的。
纵观笔者对上述诸方面的简要综述，可以看出八旗蒙古是八旗组织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是清朝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重要元素，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替代的。故此对八旗制度相关问题的深入剖析仍将是国内外学者面临的重点研究课题。由于笔者能力和条件所限，此文仅就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做一粗浅综述，并未涉及港澳台及国外的研究成果，此乃本文之一大遗憾，还望众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赤峰学院（汉文版）》2010年第2期
关键词：三十年来；八旗蒙古；大陆学者；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广大满族史、蒙古族史、清史学者对八旗组织三足之一的八旗蒙古研究日益的深入和广泛。有关此问题的论文已有40余篇相继发表，专著也先后出版了几部，但却没有一篇关于八旗蒙古的专门性研究综述问世，因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动态做一综述。
一、八旗蒙古的建置过程
关于八旗蒙古的建置过程问题，学者们讨论颇多，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在李燕光、关捷主编的《满族通史》中明确指出，“天聪九年（1635年）编成八旗蒙古”。[1]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中认为，“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又把八旗中勇敢善战的蒙古人拨出，编成蒙古二旗。一六三五年，扩编成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也同满洲八旗一样。”[2]阎崇年更为具体的分析了这一过程，“天命六年（1621年）始设蒙古牛录，天命七年（1622年），始分设蒙古旗。天聪三年（1629年），已有‘蒙古二旗’。天聪九年（1635年），始设蒙古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3]赵志强认为，“蒙古八旗的主体是蒙古族。”“清太祖创业之际，将归附的蒙古人丁编为若干牛录。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天聪三年（1629年）时，已有‘蒙古右营’‘蒙古左营’。八年（1634年），分别改称‘右翼兵’‘左翼兵’。九年，清太宗在征服察哈尔蒙古后，大规模整编为数众多的蒙古壮丁，正式建立了蒙古八旗。”[4]
达力扎布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此问题，“皇太极即位后，把分隶八旗之下的蒙古台吉及其属人编为牛录，在八旗满洲左、右两翼各组成一支蒙古军，史称左、右翼蒙古二营（或二旗），分别由乌纳格巴克什和苏纳额附统领。”“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后金编审内外喀喇沁壮丁，查出壮丁16953名”，“在这些壮丁的基础上，合旧蒙古（原八旗蒙古左、右翼二营兵丁），重新编为11旗，其中古鲁思辖布（苏布地子）领喀喇沁旗，鄂木布楚琥尔洪台吉领土默特左旗，担任固山额真。这三旗是以‘在外喀喇沁壮丁’编立，不隶八旗，崇德元年成立外藩扎萨克旗，其余八旗编入八旗序列，称八旗蒙古。八旗蒙古的组织形式与八旗满洲相同，固山额真下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等。原已编入满洲和汉军佐领的蒙古人仍在原旗未编入八旗蒙古。清代八旗蒙古是旗人，享受旗人待遇，可以参加科举，出任朝廷和地方的官吏。”同时，作者还指出“清初在漠南设立了八旗察哈尔旗，平定准格尔之后，把原准格尔部降众也编为八旗。这些旗都是内属旗，形式上完全按八旗制度编旗”。文中还特别强调“八旗察哈尔与八旗蒙古不同，不能参加科举和选官，断案与宗教管理方面依《蒙古律例》，与外藩扎萨克旗相同。”[5]
姚念慈认为，“天命六年（1621）才出现蒙古牛录的记载”，天命七年编为二旗，天聪九年，“八旗蒙古正式建立”。[6]王景泽指出，“天聪九年（1635）二月初六日，后金‘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设立八旗蒙古并三旗外藩。”[7]吴兴尧指出，“1629年（天聪三年），已有蒙古二旗，1635年（天聪九年），又扩编为八旗。”[8]傅克东、陈佳华认为，“八旗蒙古编立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633年（清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时，先只编有‘蒙古二旗’，称为‘右营’和‘左营’。到1635年（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由于皇太征服了察哈尔，才于八旗满洲之外，将原有的蒙古牛录，再加上内外喀喇沁蒙古的众多壮丁，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编，正式成立了‘八旗蒙古’。旗制与‘八旗满洲’同。”[9]毅夫认为，“蒙古八旗，编立于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 。”[10]赵琦亦认为，“后金将最初归附来的零散蒙古人及蒙古部落编入八旗，随着归附蒙古人数的增多，到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另编蒙古八旗。”作者还指出，“出于作战的需要，天聪初期八旗蒙古合编为蒙古二旗。日本学者田中宏己考证蒙古二旗成立的确切时间是天聪二年，本文赞同这一论断。蒙古二旗中左翼固山额真是吴讷格，右翼固山额真是鄂本岱。蒙古二旗常常被称为旧蒙古二旗，或者称为左、右营，天聪八年改称蒙古左翼兵和蒙古右翼兵。”[11]张力均认为，天聪九年（1635）二月，八旗蒙古形成。“其政治地位低于满洲而高于汉军。”[12]
杜家骥在其专著中指出，“八旗蒙古即俗称的蒙古八旗（固山），建于天聪九年二月，这一年将喀喇沁蒙古壮丁编牛录，其中一部分组成外藩喀喇沁蒙古旗（后称扎萨克旗），另一部分与八旗满洲之下抽出的蒙古牛录合组成八旗蒙古。”[13]其观点基本是采纳张晋藩、郭成康的论断。郭成康认为，大约在天命、天聪年间，八旗中每旗已编制成五个蒙古牛录。天命九年（1624年），八旗下蒙古牛录在国家庆典或出征之时，就已成为独立放入一部。到天聪三年（1629年），已经组编了‘蒙古二旗’。天聪九年，由于对漠南蒙古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把大批蒙古人编为牛录，同时抽调出原八旗（满洲）下的大部分蒙古牛录，扩建为八旗蒙古。也有一部分蒙古牛录留在八旗满洲各旗之下，属于满洲旗。[14]孙静的《“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亦从此论。[15]
关于此问题鲜有不同看法，唯王天平在《清代八旗制度》一文中认为，“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去掉汗号称帝，定国号为‘大清’，将蒙古归降兵丁人等连同喀喇沁，壮丁一起编为蒙八旗，其旗色与满八旗相同。”[16]
总体而言，关于八旗蒙古最终的建置年代问题，学界已基本趋于一致。
二、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及其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
关于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问题以及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问题，也是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
研究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问题成果最丰者当属张永江先生。如其在《八旗蒙古科举初探》一文中指出，“清代，满族统治者建立了清王朝，它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集团也获得了高于其它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一地位体现在八旗蒙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地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较多的优待即是其中之一。八旗蒙古的科举史既是清史和蒙古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科举制度史上独具特色的课题。”文章对“八旗蒙古与清代文科考试”这一问题作了详细论述。[17]在《八旗蒙古任官初探》一文中探讨了八旗蒙古任官的情况。[18]《清代八旗蒙古官学》一文指出，“接受教育是八旗蒙古人参加科举、进而为官从政的基础，是构成八旗蒙古人全部历史活动的极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八旗蒙古人的教育史是与清王朝的兴衰史相始终的。清代，八旗蒙古人生活地区分布极广，除京师外，分散在全国各主要的战略要地。由于各地驻防情况不同，其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也各有特点。”[19]《论清代八旗蒙古子弟的普通学校教育》一文作者指出，“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覆亡以来，八旗子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几同于纨绔子弟，人们进而推想清代的八旗子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至少认为他们所接受的是一种失败的教育。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有清一代，对旗人子弟的教育是相当重视的，教育规制相当完备。”作者针对这种现象，分三部分进行了论述，即“一、京师蒙古子弟进行就读的普通学校”；“个驻防地蒙古子弟就读的学校”；“有关蒙古子弟的专门和高级学校”三个方面。[20]张先生在《八旗蒙古与清代的武科及翻译科考试》一文中指出，“八旗蒙古应武试晚于文试，因为清政府认为骑射为八旗所长，无须应试。故迟至雍正元年（1723），始允旗人考试武科，也设有童生试、乡试、会试三级。”作者分别介绍了这三级考试的情况。作者还谈及了蒙古武科考试中两个问题：即“第一，雍正末年武科的停试。”“第二是八旗蒙古人举人、进士的补用问题。”作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翻译科中专门论述了“满文翻译科”；“蒙文翻译科”；“蒙古中式翻译举人、进士情况分析”等问题。就清代八旗蒙古科举的作用问题，他说：“首先，如此广阔的科举途径，为他们全面进入清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和基础，从而使他们得以在清代历史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其次，由于科举的刺激，或者说以科举为杠杆，造就了一大批蒙古族汉文著作家和满蒙文翻译家，在蒙古文化和文学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这一页占有着独特的地位。”[21]
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杜家骥在《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一书中也有涉及。他认为，“对八旗旗人实施教育，则始于天命六年七月。”“天聪八年四月，后金举行科举考试，八旗下的满洲、蒙古、汉军旗人子弟共十六人考取举人可见自天命六年兴办八旗教育以来，已取得初步成效。”“顺治十四年，又设唐古特学，选蒙古八旗子弟入学，专学藏文。该学隶于理藩院。”“康熙三十年设立八旗义学，以扩大对八旗幼童的教育，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每旗下的各佐领皆各自施教，教本佐领下幼童学习满文满语及骑射，蒙古八旗各佐领下幼童还兼习蒙古文、蒙古语。”后又兴办“八旗蒙古学。设于雍正元年，是在蒙古八旗中设立的每旗一所专门教授蒙古语言、文字的学校。学生选自蒙古八旗各佐领，每佐领一名。”乾隆朝，京师增设旗人官学。“蒙古官学。乾隆十二年，于咸安宫官学内增设蒙古学房，于八旗蒙古官学生中每旗选三名，共二十四名入学，专学蒙古文经书及蒙文翻译。该学之教务及管理均归理藩院。”作者还例举了八旗军在各驻防城市的教育情况。同时，还说明了旗人的私家教育和八旗教育的特点。就“清代旗人教育的政治作用与影响。”问题他认为：“首先，是培养了大批直接服务于统治的行政人才。”“清朝边疆辽阔，对蒙、藏、回部等少数民族实行直接性深入统治，为此而培养蒙、藏及回部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翻译人才，派忍于各相关机构，从事文字、行政工作，适应了这一重要行政需要，对经营、治理边疆民族，发挥了作用。”“八旗官学教育，又培养了一些专业技能方面的行政人才。”作者还指出了八旗教育存在的一些局限性问题。[22]唐群在《八旗蒙古科举小史》一文中指出，“清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同盟者八旗蒙古集团便获得了高于其他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种特权表现在各个方面，特设蒙古科举即其中之一。蒙古族参加科举并非始于清朝，元代就已开设蒙古科，但由于元统治者尚武轻文，所以蒙古科就其规模和水平都远不能与清代相比。清朝，在其入关的当年(公元1644年)即开科取士，直到1651年(顺治八年)才允许驻京的蒙古子弟应试，1799年(嘉庆四年）扩大到全国各地，考试是按照传统的三级制（童生试、乡试、会试）并分别的给予一定的优待。”作者还述说了翻译科考试和录取情况。就清代八旗蒙古科举的历史作用问题，作者指出，“在八旗蒙古科举的刺激下，不少人研习蒙古文、蒙古语，从而造就了一大批蒙古族学者，蒙古族汉文著作家和满蒙文翻译家，他们的著作涉及历史、文学、科技等各个方面，丰富了蒙古族传统文化。其次，广阔的科举途径，为蒙古族子弟全面进入清代政治生活，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和基础，从而使他们得以在清代历史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再次，对八旗蒙古子弟应试特权的取缔，加速了蒙古族吸收、消化汉文化和蒙汉、满汉文化交流的进程。因此，八旗蒙古科举在蒙古族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23]张杰指出，“清代沿袭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参加科举考试的满洲、蒙古旗人不断增多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八旗满洲、蒙古科举世家”，文章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举例 ，并且说明“八旗子弟入仕的主要途径不仅是侍卫与笔帖式 ，科举功名是重要途径之一 ，许多满洲、蒙古八旗家族入仕为官，名声显赫，就是通过参加科举取得的。”[24]
就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政治思想问题研究较深入的学者为张力均先生，关于此问题作者已有专著问世。在《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一书中作者指出，“本文力求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八旗蒙古接纳汉文化的原因和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归纳、整理，运用历史分析法，将其接纳汉文化的原因和政治思想的形成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去考察，得出某些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结论。”“关于八旗蒙古接纳汉文化的原因，本书认为：生存环境的变化无疑起到了基础作用；清朝政府所推行的基本国策以及科举教育制度起到了关键的导向和催生作用；时代条件的变化也对八旗蒙古接纳汉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书中还指出，在接纳汉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八旗蒙古人并没有因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丢掉自己的根。”“在学习和掌握汉文化的过程中，八旗蒙古人士保留了本民族诸多特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清代蒙古族文化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八旗蒙古人士接纳汉文化，不仅丰富了蒙古族传统思想文化，而且为中华文化的多元组合融入了新的内容。”“关于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政治思想，本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归纳、整理。第一，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第二，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吏治思想及其实践。”“第三，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与清代的边疆治理及其守边、治理思想。”“第四，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实践。”[25]张先生在《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吏治思想初探》一文专门论述了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吏治思想问题，他指出：“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人数众多，著述颇丰。他们对清朝中后期吏治败坏、政治危机加剧的社会状况忧心如焚。为此，或者向最高统治者献言献策，或者亲身实践，力求整顿吏治，挽救颓风。在他们的各类作品中所阐述的官德意识、政绩观和执法理念，虽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不乏许多颇有价值之论蕴涵其中，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26]在《浅析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一文又详细论述了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具体的实践问题。[27]
通过上述两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以看出现在学者们对八旗蒙古问题的研究愈来愈细致和具体。所以说研究问题如果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也许可以得出新颖的结论。
三、八旗蒙古与满汉等民族的关系问题
八旗蒙古与满汉等民族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一个方面。在这里研究最为集中的就是满蒙汉之间的联姻问题。因此下文中着重叙述一下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兼论一些有关民族融合的问题。
杜家骥在《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一书通过对旗人家谱的分析来研究八旗旗人的婚姻及其与政治相关内容。作者从“1.满洲旗人的通婚范围，他们与本满洲旗人及八旗蒙古旗人、八旗汉军旗人的不同通婚比例，了解其在结婚对象上的选择去向。”“2.汉军旗人与本汉军旗人及八旗满洲旗人、蒙古旗人的通婚状况、不同比例，他们在结姻对象的选择上有何特点。”“3.八旗宦官世家之间联姻所形成的姻亲关系问题”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作者还指出，“汉军旗人主要与汉族血统之人结亲，与他们在根源上同为汉人，感情及风习上比较接近有关。而在旗人内部，绝大多数人又是在汉军旗人之间通婚，与满洲、蒙古旗人结婚者少，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满洲、蒙古旗人与汉军旗人结婚较少，而倾向于本满洲、蒙古旗人，这与双方在传统的民族感情、风习有某种隔阂不无关系，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内部双方地位不平等，汉军旗人地位较低。这两个汉军旗人家族与满、蒙、汉军这三种旗人通婚的人数、比例上的数据，对上述情况作了一些揭示。”[28]在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主要讨论了清朝满蒙联姻的相关事宜。应该说该书是国内研究此问题比较全面系统的一部专著。但该书没有专门讨论八旗蒙古与满族等民族的联姻情况，只是将其放在蒙古整个民族范围之内进行研究。[29]傅克东、陈佳华认为，“对蒙古，更是过之而无不及，满蒙两族一向被看成是同服俗、同骑射，经济和文化生活更为接近。在历次战役中，满蒙都是并肩作战，休戚相关。入关前，清统治者对蒙古各部来归者，赏赐尤厚。皇室的女子下嫁蒙古者最多。”“这些充分说明满、蒙两族从上层到中下层，通过联姻方式，加强了两族之间荣辱与共、密切合作的关系。”[30]王春强、阳灿飞在《清代皇室婚姻制度刍议》的第三大点“清代皇室婚姻中的政治因素”中专门讨论了满蒙联姻的概况，以及“清廷满蒙联姻的目的动机”和“清廷满蒙联姻的实施效果。清廷满蒙联姻总的说来是比较成功的。”同时作者还指出了这种现象的作用：“由上可知，清代皇室与蒙古贵族的联姻，作为清朝理藩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对笼络蒙古贵族的感情，加强他们对清朝效忠方面，作用仍然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于这种联姻，才使得清代皇室与蒙古贵族“中外一体”，不仅使历朝汉族统治者头痛的北方边患问题得以较好的解决，而且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蒙古贵族紧紧隶为清朝皇室的世代臣仆，为清朝开疆扩土，捍卫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31]
应该指出的是学界关于研究满蒙联姻的专著和文章甚多，但是在这其中很少有人将八旗蒙古单独提出来讨论，都是将其作为清朝蒙古的一个部分，整体进行研究。诸如这样的研究有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及《清代皇族与蒙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清朝的满蒙联姻》两篇文章；陈京的《试论清朝满蒙联姻政策的特点及其积极影响》；华立的《清代的满蒙联姻》；赵之恒的《满蒙联姻》；刘玉萍的《浅析满蒙联姻的发展过程和作用》；牛海桢的《简论清王朝的满蒙联姻政策》；李铁的《清朝入关前后满蒙联姻及满族婚俗新变化》等文章。
同时还有一些研究民族融合问题的文章，如张力均《清代八旗蒙古汉化初探》一文指出，“八旗蒙古是清代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各地任官，携眷驻防，接触汉文化条件极为便利，因此，他们无论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还是心理状态都逐渐与汉民族相融合。在八旗蒙古汉化的历史进程中，生存环境的变化无疑起到了基础作用，而清朝政府所推行的基本国策以及科举教育等制度，也对其汉化起到了关键的导向和催生作用。”[32]在《浅析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一文中也谈论了此问题，观点基本相同。[33]傅克东、陈佳华在《八旗制度中的满蒙汉关系》一文中还讨论了满洲八旗中的蒙汉成分以及蒙古八旗中的满汉成分问题。同时还专门分析了驻防八旗中的满、蒙、汉关系问题。最后作者还就满蒙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评价，他认为：(1)八旗制度既是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所以要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包括在内，满洲、蒙古、汉军三部分也不例外。（2）八旗制度中的满洲、蒙古、汉军，无论在同一旗分、或不同旗分中，其成员都有改旗和抬旗等互相穿插交错的事实存在。（3）八旗制度经历了三个世纪除具有积极一面外，作为充当镇压、控制全国各族人民的一根支柱，束缚、限制了八旗成员从事生产劳动的职能，还有它消极的一面。（4）八旗制度中的满洲、蒙古、汉军，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上日益接近和日益趋于一致。（5）风俗习惯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和互相吸收。（6）八旗制度中的满蒙汉关系基本上是和睦相处、融洽的。[34]
通观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颇下力度的，成果也是最为可观的。
四、八旗蒙古的历史作用
八旗蒙古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清朝历史上，究竟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学者们也有相关论述，只是专门性的成果相对少些而已，多是对八旗制度整体性的评价。
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对此问题有专门分析，他们指出，“1.蒙古八旗是融合内附零散蒙古的最好社会组织形式”；“2.蒙古八旗的建立增强了八旗的军力”；“总而言之，天聪九年二月编立的蒙古八旗从社会组织方面讲，解决了旗下蒙古的生计问题，为战争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兵员、武装和给养；从军事组织方面讲，蒙古八旗不仅战斗力迅速接近满洲八旗的水平，而且在战争中还常常担负向导全军的特殊任务。编立蒙古八旗是满洲统治集团稳定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增强国家实力的一项重要决策。蒙古八旗的创建史，是清王朝入关前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建设上饶有特色的一页。”[35]
佟佳江对此也进行了专门论述，他指出，“清朝将蒙古族划分为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内属蒙古三种管辖体制，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以及不同的法规。因此，它们呈现不同的社会风貌和发展趋势。在清朝，由于外藩蒙古活动的地域辽阔，几乎占半个中国之大，其人口占蒙古族总数的绝大多数；由于外藩蒙古保持了蒙古族固有的尚武精神、游牧业生产和传统风俗习惯，成为蒙古族的象征。因此往往引起误会，认为实行了外藩蒙古的盟旗制度、王公制度和扎萨克制度，是清朝统治蒙古的唯一的政治制度，从而忽略了八旗蒙古和内属蒙古两种体制，并由此产生许多误解。”作者针对此项现象进行了分析。最后他指出，“清代蒙古族中，在政治上地位显赫，在军事上功勋卓著，在学术上和文学艺术上造诣深邃的，大多是八旗蒙古。总之，清朝统治者引为股肱列在亲信的是八旗蒙古。”[36]
张力均认为：“它的建立和发展，对满族入关和清廷统治秩序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清朝长达二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八旗蒙古人才辈出，他们在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民族事务、边疆的开发与治理等方面，为清朝建功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作者还指出“清朝建立全国统治后，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和八旗汉军一样，都受八旗系统的官员，如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管辖，驻防八旗还受地方的将军、都统、大臣管辖。”“八旗是清朝统治的命脉所在。清代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享受广泛封建特权的首先是皇族，其次就是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作者还例举了一些八旗蒙古人在衙门任职以及在各地所任重要职位的人数情况，进而说明八旗蒙古政治地位。[37]在《八旗蒙古人物的治边理念》一文中作者从“熟悉境内外状况，维护国家安全”；“刚柔相济，以德服人”；“尊重民族习俗，兴办教育文化”；“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协调民族之间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松筠、锡良、富俊等八旗蒙古人物的治边理念和各自贡献。最后说，“作为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八旗蒙古人士以其特有的优势长期为清廷守边治边，较好地贯彻了清政府所制定的边疆民族政策，在维护边疆稳定、促进边疆开发、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在实践基础上所阐发的边疆治理思想，仍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38]
除此之外，一些通论性的满族史或民族史著作中，也对八旗蒙古进行了散杂的评述，如李燕光、关捷主编的《满族通史》等。
八旗蒙古在中古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对清朝的发展和壮大更是突出，也是研究者不容忽视的。
纵观笔者对上述诸方面的简要综述，可以看出八旗蒙古是八旗组织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是清朝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重要元素，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替代的。故此对八旗制度相关问题的深入剖析仍将是国内外学者面临的重点研究课题。由于笔者能力和条件所限，此文仅就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做一粗浅综述，并未涉及港澳台及国外的研究成果，此乃本文之一大遗憾，还望众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赤峰学院（汉文版）》2010年第2期
元明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突厥化进程
刘正寅
一、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国号“也客蒙古兀鲁思”（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国”。其后随着蒙古的对外扩张，西域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蒙古统治时代。
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整个大蒙古兀鲁思都是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共同家产。成吉思汗建国后，即按照传统在家族中分配民户，并划定了一定的范围作为封地。后来随着对外扩张，又进行了多次分配。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术赤的封地为从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区扩展至撒克辛和不里阿耳极远地方，以及在这一方向蒙古马蹄所至之地；察合台封地为东起畏兀儿之边，向西经伊犁河流域一直延伸至河中的草原地区，以阿力麻里为其统治中心；窝阔台封地为阿勒台山原乃蛮之地及叶迷立、霍博等处，以叶迷立为其统治中心[1]。不过，察合台等诸王在西域的封地仅限于草原地带，而最为富庶的绿洲农耕城郭之地，按蒙古人古老的习惯，由成吉思汗氏族成员共同分享。其统治权则掌握在蒙古大汗手中，由大汗直接派官员管理。
成吉思汗西征后，察合台受命镇守西域[2]。由于察合台的封地在其所戍守范围之内，故在西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势力。这必然与大汗派驻西域的行政管理系统发生矛盾。随着其势力的日益坐大与大汗权威的衰落，察合台汗国逐渐侵夺大汗在西域的辖地，将天山以南地区与河中地区农耕区并入版图，又兼并了窝阔台汗国领地。这样，除东部的哈剌火州、哈密外，西域基本上处于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
据《元朝秘史》记载，察合台分得8个千户的属民，窝阔台分得5个千户[3]。而据《史集》记载，“分给第二子察合台汗的军队，有4千人”，其中包括一个巴鲁剌思千户和一个弘吉剌忒千户；“分给第三子窝阔台合罕的军队有4千人”，其中包括亦剌黑—秃阿千户和带儿千户[4]。二者记载分配的属民数目不一致，大概《元朝秘史》记载的是最初的分配，而《史集》反映的是成吉思汗晚期的情况[5]。这些蒙古部众被迁往察合台、窝阔台等诸王封地，游牧于西域各地。但是迁往西域的蒙古部众应该远不止这些。后来由于对西方用兵等原因，又先后有不少蒙古部众被签发往西域。至14世纪，西域蒙古游牧民中已出现有更多的部族名称。由此可以推断，后来有很多蒙古人陆续迁入西域[6]。
蒙古诸部初迁西域，沿袭蒙古游牧传统，不可避免地与西域当地以伊斯兰文明为特点的突厥语民族在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冲突。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令“次子察合台掌札撒和法律，既管它的实施，又管对那些犯法者的征处”[7]。察合台在西域穆斯林中强制推选蒙古习惯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反对。术扎尼说：“可恶的察合台是蒙古成吉思汗的次子，他是一个专横的人，残忍且凶暴无礼，又是一个干坏事的人……在整个[以他为首的]诸部中，甚至曾经不许可按伊斯兰教的训令去杀一只羊，这样所有的羊都搞得不洁。”[8]志费尼也说，因为害怕察合台“的札撒和惩罚，他的臣民秩序井然……他制定了精密的札撒……人们不可以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屠宰牲畜，不得白天入流水中沐浴等等。他把禁止按照合法方式杀羊的札撒颁发到各地，因而一度没有人公开在呼罗珊杀羊，穆斯林被迫吃腐肉”[9]。
迁入西域的蒙古诸部，虽然顽固地保留着蒙古传统习惯，但客观上还是无法避免发达的当地文化的影响，不自觉地开始了他们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这种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5世纪前半期的阿拉伯作家乌马儿（‘Omari）这样描述了蒙古人与突厥语民族钦察人相混合的过程：“……钦察人变成了他们（即蒙古人）的臣民。后来，他们（鞑靼人）与他们（钦察人）接近了，混合了，由于蒙古人（及鞑靼人）移住到钦察人的土地上，与他们通婚并留在他们的土地上生活，于是土地就征服了他们（鞑靼人）的自然的和种族的性质，他们全都变成了钦察人，好象他们（与钦察人）是一个氏族一样”[10]。
这种影响和变化在统治者阶层更为显著，因为他们比一般部众更多地接触到当地文化。在察合台亲信的大臣中就有一些穆斯林官员，“这些人是中亚土著，也是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他们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1]。至13世纪下半期，察合台汗国统治者木八剌沙（Mubārak Shāh）等即表现出对定居生活的明显倾向性，并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史集》记载，察合台汗国“军队仍按旧习在地方上抢劫和为非作歹。因为木八剌沙是个伊斯兰教徒，所以他不允许欺凌臣民。”[12]木八剌沙（Mubārak Shāh）在波斯语中意为“吉祥之王”，其名称就反映出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继木八剌沙之后，八剌（Boraq）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宏达迷儿记述，“当他回到不花剌，他成了木速鲁蛮，并接受了黑牙思丁（Ghaiats-eddin）算端的教名”[13]。《突厥世系》也说：八剌“在即位两年之后信奉了伊斯兰教，并获得乞牙兀的的称号”[14]。
至14世纪初，这种倾向就更加强烈。察合台后王都哇（Doua）死后，子也先不花（Isan Buqa）在其弟怯别（Kebek）的支持下登上汗位。也先不花是维护蒙古习惯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坚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而其弟怯别则表现出对定居生活的向往。1320年也先不花卒，怯别继立[15]。在其统治时期，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中心逐渐西移河中。怯别在河中南部地区的那黑沙不附近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宫殿，称为哈儿昔（Qarshī）。后来成为一座城镇，“这座城以哈儿昔闻名的理由是这样：怯别汗在离那识波（Nasaf）或那黑沙不二个法拉散（farasang）之地建了宫殿，而蒙古人把宫殿这类[建筑物]是称为哈儿昔的”[16]。怯别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按照当地传统，铸造印有汗的名字的货币，在这在西域蒙古统治者中是第一次。怯别还实行了统一集权的行政制度来代替过去那种地方自治制度。为了征税方便，怯别将其领地分为一些行政单位，称为土绵。怯别本人虽然并不是伊斯兰教徒，却受到了西域穆斯林史家的赞，被他同时代或以后的穆斯林史家加上了“公正的”（‘Adil）统治者的头衔。瓦撒夫把怯别称为“公正的诸王怯别”（Shāhzāda Kabak ‘Adil）[17]，怯别死后不久访问河中的伊本·白图泰也说：“（怯别）也是一位异教徒，但他执法公正，为受害人伸冤，优待和敬重穆斯林。”[18]当然，迁居河中和修建宫殿并不意味着放弃游牧传统，而且怯别本人也没有成为伊斯兰教徒。
在怯别之后，经过其弟燕只吉带和笃来帖木儿的短暂统治，怯别的另一个兄弟答儿麻失里（Tarmashirin）继承汗位（1331-1334）。在他统治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进一步加强。他是西域蒙古诸汗中第一个公开宣布接受并推广伊斯兰教的。据乌马里记载，“当王位传至答儿麻失里时，他接受了伊斯兰教，并从上到下地在全国推而广之。”[19]《突厥世系》也说：“答儿麻失里这位君主成了一个穆斯林，河中地区所有的兀鲁思都效仿他的榜样信奉了伊斯兰教。我们在上文中曾说过八剌汗信奉了伊斯兰教，但在他死后，所有那些在其统治期间成为穆斯林的人终于又恢复了原来的信仰，而所有那些随同答儿麻失里信奉了伊斯兰教的人对他们新的信仰却始终不渝。”[20]这反映了答儿麻失里在蒙古诸部伊斯兰化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当时西域西部地区蒙古诸部突厥化伊斯兰化的程度。
蒙古诸部突厥化还反应在语言上。很难说这时居于河中的察合台后王还通晓蒙古语言。伊本·白图泰说，当他见到答儿麻失里汗时，后者是用突厥语向他问候；又说答儿麻失里用突厥语念赞词[21]。
与怯别一样，答儿麻失里也定居于河中地区。据伊本·白图泰说，按照成吉思汗札撒的规定，蒙古诸王大臣每年要聚会一次，以监督汗权；而答儿麻失里废弃了这一规定。另外，按照惯例，汗每年要到汗国东部地区去巡游，因为“王权的根源是在那里”，那里的阿力麻里城一直被认为是汗的牙帐所在；然而答儿麻失里却连续四年都滞留在靠近呼罗珊的河中农耕区。答儿麻失里的行为被认为有违札撒，遭到了蒙古贵族中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驻守在汗国东部草原地区，拥立答儿麻失里汗的堂兄弟不赞·斡兀立（Buzun Oghly），起兵反叛，攻杀答儿麻失里。[22]答儿麻失里接受伊斯兰教，变革蒙古旧习，使汗国西部的蒙古部族进一步融入西域伊斯兰文化中，但遭受到了居于汗国东部草原地区的蒙古贵族的反对，结果兵败被杀。这说明西域蒙古诸部中的守旧势力还很强大，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河中地区蒙古诸部突厥化进一步深入，察合台汗国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是汗国最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社会基础。
不赞夺取汗权后不久被杀，汗国陷于混乱与分裂状态。在诸王争夺汗位的混战中，非成吉思汗系的蒙古军事贵族势力日渐增强。1346年，控制河中的蒙古巴鲁剌思部（Barlas）贵族合札罕（Qazghan）杀死察合台汗合赞算端（Qazan Sultan Khan），另立窝阔台系海都之子答失蛮（Dashman）为汗。合札罕家族控制了汗国的西部，独断专行。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贵族的反对。各部贵族纷纷裂土割据，“在各个地方，各部落都拥立了他们自己的汗，这样就出现了众多的部落王”[23]。汗沦为异密贵族手中的工具，就象走马灯似的一个个被扶上汗位，又一个个被废被杀，汗国陷于混乱、割据之中。
在汗国西部河中地区异密贵族割据混战之际，朵豁剌惕部（Dughlāt）异密家族崛起于汗国东部地区。该家族宣布找到了也先不花汗之子秃黑鲁帖木儿（Tughluk Timur）[24]，并于伊斯兰历748年（1347-1348）在阿克苏将其拥上汗位[25]。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继承者曾致力于恢复汗国的统一，但终归于失败，只能保持其在东部的统治。察合台汗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人们习惯上把秃黑鲁帖木儿及其后裔统治下的地域称为“东察合台汗国”。西部地区则由巴鲁剌思部异密帖木儿（Amir Timur）及其后裔统治，史称“帖木儿帝国”或“帖木儿王朝”。
二
帖木儿1336年出生于撒马尔罕南面的渴石（Kesh，今沙赫里夏勃兹Shahr-i Sabz），属蒙古巴鲁剌思部氏族。河中动乱为帖木儿的崛起创造了良机，他乘乱收集部属，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挫败了东察合台汗统一河中的企图后，帖木儿又消灭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军事贵族，于1370年统一河中之地。此后，帖木儿以撒马儿罕为中心，积极向外拓展，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在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个兼有中亚、西亚的庞大帝国。
帖木儿政权的主要支撑是河中地区尚武的游牧和半游牧的蒙古部族，特别是巴鲁剌思家族。这些已基本上突厥化了的蒙古部族自称为察合台人（Chaghatay），而将东部草原地区的蒙古部众篾称为Jatah （意为“抢劫者”）；而东部蒙古部族以保持蒙古传统为荣，反而轻蔑地称察合台人为quraunas（意为“杂种”）[26]。亲历帖木儿帝国的西班牙公使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这样写道：“察合台人，因帖木儿之扶植，遂在一般人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可以随地牧放牛羊，到处可占地耕种，无分冬夏，随意迁徒各地，不受任何限制。此族人邀免各种赋税，但是有服军役的义务。他们大多数任职于帖木儿之侍为军，负保为他个人的安全、防御外方袭击的责任。此族人尚有一特色，即男子虽在服军役之际，仍可挈携家小，保有自己的牲畜，不离身边。遇有战事，则妇女儿童，追随大军之后而行。其族妇女往往胳幼儿效在马驮内，而马驮则紧系在马鞍上。妇女乘马随大军之后，毫不以为苦。骑坐自如，甚至有携儿同乘之时，贫苦之家，多搭乘骆驼，则不免受苦。”[27]
据伊本·阿拉伯沙（Ibn Arabshah）的记载，察合台人中间有四个重要的氏族，即阿尔拉特（Arlat）、扎拉伊儿尔（Jalayir）、忽钦（Qāuchīn）和巴鲁剌思（Barlas）。忽钦一词原来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而是指军队中享有特权的那一部分的名称。按照撒剌甫丁（Sharaf al-Din）的说法，汗自己的千人团(近卫军)也是用这一名称的。其他三个氏族，都是已突厥化了的蒙古部族。其中阿尔拉特人居住在阿富汗的北部，札剌伊儿人居住在锡尔河附近的忽毡之旁，巴鲁剌思人居住在喀什卡达利亚的岸边。[28]
据克拉维约记载，河中地区“仍保存着蒙古境内所通用的名称与语言，与阿姆河南岸所用者，迥乎不同，南岸所用为波斯语，而此处通用蒙古语；兼晓两种语言之人，为数极少。再者撒马尔罕境内流行之文字为蒙古文，亦为南岸之人所不识，因之帖木儿政府中，雇用若干深悉蒙古语之官吏书记，以处理政务”[29]。王治来认为“这一叙述是不确切的”，“当时河中地区的居民，主要是突厥语族和古代遗留下来的伊朗语族。成吉思汗以后留在中亚的蒙古征服者，基本上已经突厥化，即使有保留了蒙古语的也不会很多。撒马尔罕等城的伊朗语族，不可能不懂波斯语文，又由于长期同突厥人生活在一起并受其统治，也是不可能不懂突厥语的。”因此，王治来推测说：“克拉维约接触的可能主要是一些察合台人。察合台人使用的语言无疑是突厥语，所以这位使者是把突厥语误作为蒙古语了。”[30]如上所述，早在14世纪前半期答儿麻失里汗就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突厥语，并用这种语言来念诵赞词，很难想象在帖木儿时代蒙古语还能有大的影响。
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帖木儿积极寻求当地土地贵族、城市上层和穆斯林宗教人士的支持。作为一个穆斯林，帖木儿特别尊敬所谓的赛义德族即所谓圣裔，并选择先知的后裔赛义德·巴拉喀（Sayyid Baraka）为自己的精神顾问。帖木儿曾将社会分为十二个等级，赛义德、谢赫、乌勒马等宗教领袖人特被列为第一等级。他对待穆斯林宗教人士的代表，甚至是被征服地区的宗教代表，都很慷慨。每当攻陷一座城池，他总是禁止抢劫伊斯兰机构的财物，严厉处罚任何类似违纪行为。巴托尔德认为“帖木儿除了突厥语外还通晓波斯语，不但对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教，而见对于伊斯兰教的科学和艺术也有一定的了解”[31]。帖木儿虽出身于游牧的突厥化的蒙古人，但倾心于农业地区的文化。在所征服的一切地方，他总是把那些文人、学者、艺术家、工匠通通保护起来，并把他们送到撒马尔罕，让他们从事建筑艺术，开展学术活动。
虽然这些察合台人已经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了，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蒙古游牧文化的传统。据克拉维约说：“察合台人，至今仍过游牧生活，终年居于帐幕之内；冬夏迁徙各地，常择一安全而易于防守之地，张立帐幕。夏季多居于近河滩而平坦之地，在该地播种麦、棉，栽培瓜类。……冬季，察合台人移居到气候温暖之草地。”[32]帖木儿仍认为自己是蒙古传统的继承者。他不得不拥立一个成吉思汗的后裔为汗，并以自己与成吉思汗家族结为婚姻而得冠曲烈干（gūrkān）[33]称号为荣。在制度方面，帖木儿似乎还保存和实行着怯别汗以来中亚的行政管理系统，即将地方分为一个个的“土绵”作为进行管理的单位。而在军事方面，帖木儿采用了蒙古人传统的十进制制度，虽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作为游牧民习惯法，成吉思汗的札撒仍起着重要作用，甚至于凌架于伊斯兰教法之上，因此遭到了当时的神学权威的谴责，他们甚至不承认帖木儿和他的臣属是伊斯兰教徒。这些被称作察合台人的蒙古人与西域其他伊斯兰教徒的显著的外表区别是按照蒙古的习惯留辫子。[34]
1405年帖木儿卒，遗命其孙皮儿·马黑麻（Pir Muhammad）继位。然在其死后，子孙争立，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帖木儿军事征服之上的帝国立即开始解体。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Shahrukh）以哈烈（Heart）为首府，统治呼罗珊地区，明史称为哈烈国；以其子兀鲁伯（Ulugh Beg）统治河中地区。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河中等地的蒙古部族完全融合于当地民族中，最终完成了其突厥化的进程。沙哈鲁与穆斯林宗教人士特别是纳合什班底（Naqshbandiyya）苏非派长老们的关系密切，被穆斯林史家誉为一个理想的统治者。在帖木儿时代仍在执行的蒙古习惯法的札撒，到沙哈鲁时期被完全遗弃，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取得了至高无上地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突厥语文学有了重要的发展。以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而形成的所谓“察合台文”，在帖木儿王朝时期广为流传，并取代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为西域操突厥语民族的书面语言。已经突厥化的蒙古部众和其他说突厥语的民族一样，使用察合台文写作。帖木儿后人巴布尔（Babur）就是最优秀的代表，其传记作品《巴布尔回忆录》（Bābur-nāma）堪称察合台文作品的最优秀代表之一。他还长于诗作，其诗集也是16世纪产生的察合台文学作品的杰出典范。《拉失德史》这样评价说：“巴布尔秉性纯良，品德高尚，尤以英勇仁慈过人。在写突厥语诗歌方面，他仅次于异密·阿里·失儿。他曾用最纯粹和最流畅的突厥语写过一部《诗集》(Divan)。他创立了一种诗体，名叫穆拜扬(Mubaiyan)，他还写了一部极为实用的法律论文，现已被人们普遍采用。他还写过一篇优美无比的突厥诗体论，并将圣者大毛拉的Rasala-i-Vālidiyyah转写成诗体。他还有一部《突厥史》[35]，写得平易自然，清新质朴。”[36]
三
如前所述，在察合台汗国后期蒙古各部军事贵族混战、割据中，汗国东部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拥立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发展成为东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大致包括三部分：（一）蒙古斯坦（Moghulistan），东起阿尔泰山，西到塔拉斯河之东的沙漠，北界塔尔巴哈台山至巴尔喀什湖一线，南包天山山脉。这里是察合台汗国蒙古诸部的传统游牧地，保持着蒙古传统习俗。（二）向阳地（Mangalai Suyah），基本上是西辽时期东部喀喇汗王朝的领地，这时是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世袭领地，包括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六城地区和葱岭以西的费尔干地区，有时也把塔什干地区包括进来。这里主要是农业地区和一些半耕半牧地区，居民多为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部族，早已经伊斯兰化了。（三）畏兀儿地（Uighuristan），基本上是西辽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天山以南的领地，包括吐鲁番、焉耆两个地区，有时把库车和哈密两地区也包括进来。[37]
扶立秃黑鲁帖木儿汗后，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权势进一步膨胀。但秃黑鲁帖木儿也不甘于当傀儡汗，为了扩大汗的权力，他不得不寻求自己的支持者。伊斯兰教在当时已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南部农耕地区地，居民大都是操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徒。于是他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并在统治下的汗国东部地区大力推行。这一行动马上得到了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支持。作为塔里木盆地的统治者，朵豁剌惕部蒙古贵族不可能不受到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为了争取到广大穆斯林的支持，牢固地控制住汗国大权，朵豁剌惕部贵族也需要这样做。据《拉失德史》记载，朵豁剌惕部异密图列克对秃黑鲁帖木儿汗说：“三年前我在哈实哈儿的时候，就遵从一个圣者皈依了伊斯兰教，只是由于害怕你，我才没有公开宣读信仰真主的祷词。”[38]并积极辅佐秃黑鲁帖木儿汗在蒙古诸部中推行伊斯兰教。推行伊斯兰教的活动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那些守旧的蒙古部族的反对。《拉失德史》说，蒙古楚剌思部（Churās）曾表示反对，后来经过激烈的较量，反对者失败，“人们大声欢呼，当天就有十六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从此“伊斯兰教在察合台汗国的这一整个地区传布开来”[39]。
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教，仅仅是东察合台汗国蒙古部族信奉伊斯兰教的开始，伊斯兰教只在王公贵族中得以推行，而基本群众并未能马上接受它。这种情况直到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孙马哈麻汗（Muhammad Khan）在位时期（1407～1416）才有较明显的改变。据《拉失德史》记载，马哈麻汗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在汗国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蒙古人“如不缠头巾，他就要用马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头中，这种作法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当他在位的吉祥时期，大多数蒙古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40]明永乐十二年（1414）陈诚西使哈烈，路经东察合台汗国，“马哈木王遣人来接”[41]，曾见到这位马合木汗。据陈诚记载，“其王戴小罩剌帽，簪鹚鹆翎，衣秃袖衫，削发贯耳。妇女以白布裹首缠项，衣窄袖袖衣”[42]。陈诚在描述鲁陈（位于今吐鲁番地区）的情景时说：“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妇女以白布裹头。”[43]当时明朝人称西域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民族为“回回”。从衣着装束上看，马哈麻汗及其身边的蒙古贵族已与天山以南农耕区的穆斯林居民没有区别了。
蒙古各部尽管信奉了伊斯兰教，但是仍然保持着非常显著的以游牧为特点的蒙古传统文化。陈诚描述当时的东察合汗国说：“今为马哈木氏王子主之，马哈木盖胡元之余裔，前世锡封于此。不建城郭宫室，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马以度岁月，故所居随处设帐房，铺毡罽，不避寒暑，坐卧于地……饮食惟肉酪，间食米面，希有菜蔬，少酿酒醴，惟饮乳汁。不树桑麻，不务耕织，间种穄麦，及为毛布。” 并称其所部为“蒙古部落也”[44]。尽管马哈麻汗已是“回回”装束，陈诚仍不称其为“回回”，可见这时的蒙古部众还与西域农耕区的穆斯林居民有着明显的区别。
歪思汗（Vais Khan）时期（1417-1432），瓦剌势力从蒙古高原进入天山以北地区的东部。歪思汗无力抵挡住瓦剌的压迫，统治重心开始向天山以南地区转移。据《拉失德史》载，歪思汗每年都到塔里木、吐鲁木番、罗卜等地狩猎，并参与农业生产，“土鲁番异常缺水，歪思汗却亲自灌溉土地。他不从河里汲水，而是掘一口深井，从井中汲水灌田。……他所耕种的田地非常小，产品从未够上一驮货的价值；但却是他一年的口粮”[45]。这样就使蒙古部众与农耕定居文化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从这时起，汗国内的蒙古部族开始了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过渡”[46]。
这时期伊斯兰教已为蒙古部族普遍接受，特别是在蒙古上层贵族中，伊斯兰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拉失德史》记载说：“歪思汗即位以后，对宗教非常热忱，而且英武过人。因为他禁止蒙兀儿人攻击穆斯林，所以便用兵征讨异教徒喀耳木人，虽然他屡遭挫败，但却坚持与之为敌，决不愿意放弃圣战（Jalad）。他曾两度被喀耳木人俘获。第一次是在明拉克战役中，被俘后，他被押解到也先大石之前。也先大石思付：‘如果他真正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就不会向我行觐见礼，而会把我看成下等人。’当歪思汗被带进来的时候，他下了马（因为他是骑着马的），（也先大石）恭谨（俯首）地迎上前来。但是，这位汗却转过脸去，连手也不抬。于是，也先大石就确信歪思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以优礼相待，将他释放。后来有人问这位汗为什么不向（也先大石）行臣下之礼，他回答说：‘假如也先大石威风凛凛地对待我，我倒会对他表示恭敬，以便保全性命。但是他却低首下气地迎上前来，我想自己必将就义了；一个穆斯林是不能屈服于异教徒或容忍其行为的，因此我就没理他。’这位汗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使自己免于死难。”[47]不管这里的也先大石是谁[48]，这一事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自13世纪蒙古兴起以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高贵”世系及其正统地位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瓦剌人按照蒙古社会的传统观念，对身为俘虏的歪思汗也表示出了应有的恭敬，对歪思汗的傲慢表现，理解为身为成吉思汗后裔的所应有的高贵。而歪思汗则是从伊斯兰文化方面来思考，将其行为解释为一个穆斯林对异教徒的不屈服。
《拉失德史》的另一记载也显示了伊斯兰文化在这一时期东察合台汗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歪思汗时期，东察合台汗国大员异密忽歹达（Amir Khudāidad）西投河中的统治者兀鲁伯，“当他们来到撒马儿罕的时候，米儿咱·兀鲁伯对异密·忽歹达说：‘你之精通成吉思汗的图剌[49]，是独步一时的，何妨把其中所有的条格都告诉我，我极想窥见其全豹。’这位异密回答说：‘我们早己完全抛弃了成吉思汗那恶劣的图剌，而改遵伊斯兰教教律（Shaziat）了。但是如果米儿咱·兀鲁伯纵有英明卓见，也仍然赞成成吉思汗的图剌，我自然要教给他，让他放弃伊斯兰教教律而改遵成吉思汗的法令。’米儿咱听了这些话非常不安，因而就没有学习图剌”[50]。忽歹达是朵豁剌惕部异密贵族，把持东察合台汗国朝政几十年，晚年为歪思汗所迫，以朝圣为名出逃。这一记载显示：东察合台汗国已放弃成吉思汗札撒，改遵伊斯兰教法，并且以行蒙古习惯法为耻。
歪思汗死后，大多数异密拥立歪思汗次子也先不花为汗，长子羽奴思（Yunus）被迫率少数拥护者投奔撒马尔罕的兀鲁伯，结果被兀鲁伯作为俘虏送给哈烈的沙哈鲁。此后羽奴思流浪于呼罗珊地区，并得以师从耶思德人大毛拉舍剌甫丁(Sharaf al-Din)。15世纪中叶，羽奴思在帖木儿后王的支持下，统治东察合台汗国西部地区，后又击败东部势力而成为全国的汗。羽奴思汗“喜爱城镇与农耕”[51]，认为“除非他们安身定居于农村或城镇中，否则就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52]，因此又率部返回塔什干农业区。羽奴思深受伊斯兰文化和定居生活的影响，并得到了宗教界的支持。河中伊斯兰教首领火者阿合剌尔（Khwāja Ahrār）曾这样夸赞羽奴思汗：“一个部落的领袖是这样好的一位穆所林而我们却欺凌他们，这是伊斯兰教法所不允许的。”[53]
然而蒙古部族中的守旧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坚持游牧，不满于定居生活。歪思汗早年就曾“逃出宫廷而从事掠夺生涯”，“许多优秀的蒙兀儿青年都自愿去追随他”[54]。尽管羽奴思汗喜欢城镇与定居生活，“但是蒙兀儿斯坦的异密和士卒却非常厌恶城镇，为此，这位汗大部分时间都驻节在蒙兀儿斯坦”；他希望能设牙帐于阿克苏，因为“与蒙兀儿斯坦比较起来，阿克苏更像一个城镇，但是他根据蒙兀儿人的风俗习惯推断，如果他在这里留得太久，这些蒙兀儿便便统统会”离他而去，“因此他不得不召集部众，一同返回蒙兀儿斯坦”[55]。后来当羽奴思汗因向往定居生活而“带领这些蒙兀儿人往达失干的时候，有一批人不愿意去，他们劫持了汗的幼子速檀·阿黑麻汗（Sultān Ahmad Khan），离开了羽奴思汗的队伍，继续留在蒙兀儿斯坦”[56]。速檀阿黑麻在部分蒙古部众的拥戴下返回蒙古斯坦，继续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他多次与瓦剌交锋，被称为“阿剌札（Ālācha）汗”（蒙古语，意为“嗜杀之汗”）[57]。他的外甥巴布儿（Babur）在1502年曾见过他和他的军队，他们“全都是蒙兀儿式的打扮：戴蒙兀儿帽子，穿中国锦缎制的绣花长袍。他们带着蒙兀儿的箭袋，用绿革制的马鞍子，骑蒙兀儿马。全都配有特别的装饰”[58]。
这种情况到叶尔羌汗国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514年阿黑麻汗次子萨亦德汗（Sa‘īd Khan）在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建立政权，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1514—1680）。这时期蒙古斯坦已为瓦剌、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民族占据，察后台后王所统蒙古诸部被迫退往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随着由游牧生活方式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蒙古诸部迅速突厥化，逐渐融入今维吾尔族中，成为维吾尔族的一部分，甚至连自己的历史都要忘记了。所以叶尔羌汗国史学家马黑麻·海答儿忧心忡忡地写道：“现在——希吉来历951年（1544），蒙兀儿人中间连一个了解这些（自己历史）传说的人都没有了，我所以敢于不揣冒昧，想把这一艰巨的工作担当起来，是因为考虑到如果我不大胆来写这历史，世界历史的篇幅中，将会看不到蒙兀儿诸汗的史实了。”[59]“这些人的踪迹已经消失，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因为经过这段漫长的时间以后，大家都已不再熟识从前的风俗习惯和治学方式。”[60]巴托尔德认为，有若干征象表明，东察合台汗国蒙古人的语言在16世纪初还是属于蒙古语的[61]。但据《拉失德史》记载，叶尔羌汗国创建者萨亦德汗是用突厥语和波斯语写作，并且长于写诗。其诗作多用突厥语写诗，据作者所知“他只写过一次波斯文诗”[62]。萨亦德汗之子阿布都·拉失德汗（‘Abd al-Rashid Khan）亦擅长诗作，成书于叶尔羌汗国后期的楚剌思《编年史》保留了他的两首诗作，一首用突厥语，一首用波斯语写成[63]。也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卓势力兴起，渗透进汗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促进了蒙古部众与维吾尔民族的融合。
至叶尔羌汗国后期，察合台后王所统蒙古部众完全溶入当地维吾尔居民中，西域蒙古诸部突厥化最终完成。虽然汗国还保持着蒙古国的名义（自称蒙古国）[64]，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维吾尔政权。因此清代文献也不再像明朝前期那样把它称作“蒙古部落”，而是称其为“回回”、“回部”[65]；清朝统一西域后编纂的《西域图志》，更把“青吉斯汗族属”（即在西域的成吉思汗后裔）列入“回部世系”中，并明确指出为回部旧汗。
一、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国号“也客蒙古兀鲁思”（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国”。其后随着蒙古的对外扩张，西域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蒙古统治时代。
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整个大蒙古兀鲁思都是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共同家产。成吉思汗建国后，即按照传统在家族中分配民户，并划定了一定的范围作为封地。后来随着对外扩张，又进行了多次分配。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术赤的封地为从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区扩展至撒克辛和不里阿耳极远地方，以及在这一方向蒙古马蹄所至之地；察合台封地为东起畏兀儿之边，向西经伊犁河流域一直延伸至河中的草原地区，以阿力麻里为其统治中心；窝阔台封地为阿勒台山原乃蛮之地及叶迷立、霍博等处，以叶迷立为其统治中心[1]。不过，察合台等诸王在西域的封地仅限于草原地带，而最为富庶的绿洲农耕城郭之地，按蒙古人古老的习惯，由成吉思汗氏族成员共同分享。其统治权则掌握在蒙古大汗手中，由大汗直接派官员管理。
成吉思汗西征后，察合台受命镇守西域[2]。由于察合台的封地在其所戍守范围之内，故在西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势力。这必然与大汗派驻西域的行政管理系统发生矛盾。随着其势力的日益坐大与大汗权威的衰落，察合台汗国逐渐侵夺大汗在西域的辖地，将天山以南地区与河中地区农耕区并入版图，又兼并了窝阔台汗国领地。这样，除东部的哈剌火州、哈密外，西域基本上处于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
据《元朝秘史》记载，察合台分得8个千户的属民，窝阔台分得5个千户[3]。而据《史集》记载，“分给第二子察合台汗的军队，有4千人”，其中包括一个巴鲁剌思千户和一个弘吉剌忒千户；“分给第三子窝阔台合罕的军队有4千人”，其中包括亦剌黑—秃阿千户和带儿千户[4]。二者记载分配的属民数目不一致，大概《元朝秘史》记载的是最初的分配，而《史集》反映的是成吉思汗晚期的情况[5]。这些蒙古部众被迁往察合台、窝阔台等诸王封地，游牧于西域各地。但是迁往西域的蒙古部众应该远不止这些。后来由于对西方用兵等原因，又先后有不少蒙古部众被签发往西域。至14世纪，西域蒙古游牧民中已出现有更多的部族名称。由此可以推断，后来有很多蒙古人陆续迁入西域[6]。
蒙古诸部初迁西域，沿袭蒙古游牧传统，不可避免地与西域当地以伊斯兰文明为特点的突厥语民族在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冲突。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令“次子察合台掌札撒和法律，既管它的实施，又管对那些犯法者的征处”[7]。察合台在西域穆斯林中强制推选蒙古习惯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反对。术扎尼说：“可恶的察合台是蒙古成吉思汗的次子，他是一个专横的人，残忍且凶暴无礼，又是一个干坏事的人……在整个[以他为首的]诸部中，甚至曾经不许可按伊斯兰教的训令去杀一只羊，这样所有的羊都搞得不洁。”[8]志费尼也说，因为害怕察合台“的札撒和惩罚，他的臣民秩序井然……他制定了精密的札撒……人们不可以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屠宰牲畜，不得白天入流水中沐浴等等。他把禁止按照合法方式杀羊的札撒颁发到各地，因而一度没有人公开在呼罗珊杀羊，穆斯林被迫吃腐肉”[9]。
迁入西域的蒙古诸部，虽然顽固地保留着蒙古传统习惯，但客观上还是无法避免发达的当地文化的影响，不自觉地开始了他们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这种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5世纪前半期的阿拉伯作家乌马儿（‘Omari）这样描述了蒙古人与突厥语民族钦察人相混合的过程：“……钦察人变成了他们（即蒙古人）的臣民。后来，他们（鞑靼人）与他们（钦察人）接近了，混合了，由于蒙古人（及鞑靼人）移住到钦察人的土地上，与他们通婚并留在他们的土地上生活，于是土地就征服了他们（鞑靼人）的自然的和种族的性质，他们全都变成了钦察人，好象他们（与钦察人）是一个氏族一样”[10]。
这种影响和变化在统治者阶层更为显著，因为他们比一般部众更多地接触到当地文化。在察合台亲信的大臣中就有一些穆斯林官员，“这些人是中亚土著，也是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他们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1]。至13世纪下半期，察合台汗国统治者木八剌沙（Mubārak Shāh）等即表现出对定居生活的明显倾向性，并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史集》记载，察合台汗国“军队仍按旧习在地方上抢劫和为非作歹。因为木八剌沙是个伊斯兰教徒，所以他不允许欺凌臣民。”[12]木八剌沙（Mubārak Shāh）在波斯语中意为“吉祥之王”，其名称就反映出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继木八剌沙之后，八剌（Boraq）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宏达迷儿记述，“当他回到不花剌，他成了木速鲁蛮，并接受了黑牙思丁（Ghaiats-eddin）算端的教名”[13]。《突厥世系》也说：八剌“在即位两年之后信奉了伊斯兰教，并获得乞牙兀的的称号”[14]。
至14世纪初，这种倾向就更加强烈。察合台后王都哇（Doua）死后，子也先不花（Isan Buqa）在其弟怯别（Kebek）的支持下登上汗位。也先不花是维护蒙古习惯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坚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而其弟怯别则表现出对定居生活的向往。1320年也先不花卒，怯别继立[15]。在其统治时期，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中心逐渐西移河中。怯别在河中南部地区的那黑沙不附近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宫殿，称为哈儿昔（Qarshī）。后来成为一座城镇，“这座城以哈儿昔闻名的理由是这样：怯别汗在离那识波（Nasaf）或那黑沙不二个法拉散（farasang）之地建了宫殿，而蒙古人把宫殿这类[建筑物]是称为哈儿昔的”[16]。怯别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按照当地传统，铸造印有汗的名字的货币，在这在西域蒙古统治者中是第一次。怯别还实行了统一集权的行政制度来代替过去那种地方自治制度。为了征税方便，怯别将其领地分为一些行政单位，称为土绵。怯别本人虽然并不是伊斯兰教徒，却受到了西域穆斯林史家的赞，被他同时代或以后的穆斯林史家加上了“公正的”（‘Adil）统治者的头衔。瓦撒夫把怯别称为“公正的诸王怯别”（Shāhzāda Kabak ‘Adil）[17]，怯别死后不久访问河中的伊本·白图泰也说：“（怯别）也是一位异教徒，但他执法公正，为受害人伸冤，优待和敬重穆斯林。”[18]当然，迁居河中和修建宫殿并不意味着放弃游牧传统，而且怯别本人也没有成为伊斯兰教徒。
在怯别之后，经过其弟燕只吉带和笃来帖木儿的短暂统治，怯别的另一个兄弟答儿麻失里（Tarmashirin）继承汗位（1331-1334）。在他统治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进一步加强。他是西域蒙古诸汗中第一个公开宣布接受并推广伊斯兰教的。据乌马里记载，“当王位传至答儿麻失里时，他接受了伊斯兰教，并从上到下地在全国推而广之。”[19]《突厥世系》也说：“答儿麻失里这位君主成了一个穆斯林，河中地区所有的兀鲁思都效仿他的榜样信奉了伊斯兰教。我们在上文中曾说过八剌汗信奉了伊斯兰教，但在他死后，所有那些在其统治期间成为穆斯林的人终于又恢复了原来的信仰，而所有那些随同答儿麻失里信奉了伊斯兰教的人对他们新的信仰却始终不渝。”[20]这反映了答儿麻失里在蒙古诸部伊斯兰化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当时西域西部地区蒙古诸部突厥化伊斯兰化的程度。
蒙古诸部突厥化还反应在语言上。很难说这时居于河中的察合台后王还通晓蒙古语言。伊本·白图泰说，当他见到答儿麻失里汗时，后者是用突厥语向他问候；又说答儿麻失里用突厥语念赞词[21]。
与怯别一样，答儿麻失里也定居于河中地区。据伊本·白图泰说，按照成吉思汗札撒的规定，蒙古诸王大臣每年要聚会一次，以监督汗权；而答儿麻失里废弃了这一规定。另外，按照惯例，汗每年要到汗国东部地区去巡游，因为“王权的根源是在那里”，那里的阿力麻里城一直被认为是汗的牙帐所在；然而答儿麻失里却连续四年都滞留在靠近呼罗珊的河中农耕区。答儿麻失里的行为被认为有违札撒，遭到了蒙古贵族中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驻守在汗国东部草原地区，拥立答儿麻失里汗的堂兄弟不赞·斡兀立（Buzun Oghly），起兵反叛，攻杀答儿麻失里。[22]答儿麻失里接受伊斯兰教，变革蒙古旧习，使汗国西部的蒙古部族进一步融入西域伊斯兰文化中，但遭受到了居于汗国东部草原地区的蒙古贵族的反对，结果兵败被杀。这说明西域蒙古诸部中的守旧势力还很强大，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河中地区蒙古诸部突厥化进一步深入，察合台汗国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是汗国最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社会基础。
不赞夺取汗权后不久被杀，汗国陷于混乱与分裂状态。在诸王争夺汗位的混战中，非成吉思汗系的蒙古军事贵族势力日渐增强。1346年，控制河中的蒙古巴鲁剌思部（Barlas）贵族合札罕（Qazghan）杀死察合台汗合赞算端（Qazan Sultan Khan），另立窝阔台系海都之子答失蛮（Dashman）为汗。合札罕家族控制了汗国的西部，独断专行。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贵族的反对。各部贵族纷纷裂土割据，“在各个地方，各部落都拥立了他们自己的汗，这样就出现了众多的部落王”[23]。汗沦为异密贵族手中的工具，就象走马灯似的一个个被扶上汗位，又一个个被废被杀，汗国陷于混乱、割据之中。
在汗国西部河中地区异密贵族割据混战之际，朵豁剌惕部（Dughlāt）异密家族崛起于汗国东部地区。该家族宣布找到了也先不花汗之子秃黑鲁帖木儿（Tughluk Timur）[24]，并于伊斯兰历748年（1347-1348）在阿克苏将其拥上汗位[25]。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继承者曾致力于恢复汗国的统一，但终归于失败，只能保持其在东部的统治。察合台汗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人们习惯上把秃黑鲁帖木儿及其后裔统治下的地域称为“东察合台汗国”。西部地区则由巴鲁剌思部异密帖木儿（Amir Timur）及其后裔统治，史称“帖木儿帝国”或“帖木儿王朝”。
二
帖木儿1336年出生于撒马尔罕南面的渴石（Kesh，今沙赫里夏勃兹Shahr-i Sabz），属蒙古巴鲁剌思部氏族。河中动乱为帖木儿的崛起创造了良机，他乘乱收集部属，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挫败了东察合台汗统一河中的企图后，帖木儿又消灭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军事贵族，于1370年统一河中之地。此后，帖木儿以撒马儿罕为中心，积极向外拓展，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在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个兼有中亚、西亚的庞大帝国。
帖木儿政权的主要支撑是河中地区尚武的游牧和半游牧的蒙古部族，特别是巴鲁剌思家族。这些已基本上突厥化了的蒙古部族自称为察合台人（Chaghatay），而将东部草原地区的蒙古部众篾称为Jatah （意为“抢劫者”）；而东部蒙古部族以保持蒙古传统为荣，反而轻蔑地称察合台人为quraunas（意为“杂种”）[26]。亲历帖木儿帝国的西班牙公使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这样写道：“察合台人，因帖木儿之扶植，遂在一般人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可以随地牧放牛羊，到处可占地耕种，无分冬夏，随意迁徒各地，不受任何限制。此族人邀免各种赋税，但是有服军役的义务。他们大多数任职于帖木儿之侍为军，负保为他个人的安全、防御外方袭击的责任。此族人尚有一特色，即男子虽在服军役之际，仍可挈携家小，保有自己的牲畜，不离身边。遇有战事，则妇女儿童，追随大军之后而行。其族妇女往往胳幼儿效在马驮内，而马驮则紧系在马鞍上。妇女乘马随大军之后，毫不以为苦。骑坐自如，甚至有携儿同乘之时，贫苦之家，多搭乘骆驼，则不免受苦。”[27]
据伊本·阿拉伯沙（Ibn Arabshah）的记载，察合台人中间有四个重要的氏族，即阿尔拉特（Arlat）、扎拉伊儿尔（Jalayir）、忽钦（Qāuchīn）和巴鲁剌思（Barlas）。忽钦一词原来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而是指军队中享有特权的那一部分的名称。按照撒剌甫丁（Sharaf al-Din）的说法，汗自己的千人团(近卫军)也是用这一名称的。其他三个氏族，都是已突厥化了的蒙古部族。其中阿尔拉特人居住在阿富汗的北部，札剌伊儿人居住在锡尔河附近的忽毡之旁，巴鲁剌思人居住在喀什卡达利亚的岸边。[28]
据克拉维约记载，河中地区“仍保存着蒙古境内所通用的名称与语言，与阿姆河南岸所用者，迥乎不同，南岸所用为波斯语，而此处通用蒙古语；兼晓两种语言之人，为数极少。再者撒马尔罕境内流行之文字为蒙古文，亦为南岸之人所不识，因之帖木儿政府中，雇用若干深悉蒙古语之官吏书记，以处理政务”[29]。王治来认为“这一叙述是不确切的”，“当时河中地区的居民，主要是突厥语族和古代遗留下来的伊朗语族。成吉思汗以后留在中亚的蒙古征服者，基本上已经突厥化，即使有保留了蒙古语的也不会很多。撒马尔罕等城的伊朗语族，不可能不懂波斯语文，又由于长期同突厥人生活在一起并受其统治，也是不可能不懂突厥语的。”因此，王治来推测说：“克拉维约接触的可能主要是一些察合台人。察合台人使用的语言无疑是突厥语，所以这位使者是把突厥语误作为蒙古语了。”[30]如上所述，早在14世纪前半期答儿麻失里汗就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突厥语，并用这种语言来念诵赞词，很难想象在帖木儿时代蒙古语还能有大的影响。
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帖木儿积极寻求当地土地贵族、城市上层和穆斯林宗教人士的支持。作为一个穆斯林，帖木儿特别尊敬所谓的赛义德族即所谓圣裔，并选择先知的后裔赛义德·巴拉喀（Sayyid Baraka）为自己的精神顾问。帖木儿曾将社会分为十二个等级，赛义德、谢赫、乌勒马等宗教领袖人特被列为第一等级。他对待穆斯林宗教人士的代表，甚至是被征服地区的宗教代表，都很慷慨。每当攻陷一座城池，他总是禁止抢劫伊斯兰机构的财物，严厉处罚任何类似违纪行为。巴托尔德认为“帖木儿除了突厥语外还通晓波斯语，不但对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教，而见对于伊斯兰教的科学和艺术也有一定的了解”[31]。帖木儿虽出身于游牧的突厥化的蒙古人，但倾心于农业地区的文化。在所征服的一切地方，他总是把那些文人、学者、艺术家、工匠通通保护起来，并把他们送到撒马尔罕，让他们从事建筑艺术，开展学术活动。
虽然这些察合台人已经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了，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蒙古游牧文化的传统。据克拉维约说：“察合台人，至今仍过游牧生活，终年居于帐幕之内；冬夏迁徙各地，常择一安全而易于防守之地，张立帐幕。夏季多居于近河滩而平坦之地，在该地播种麦、棉，栽培瓜类。……冬季，察合台人移居到气候温暖之草地。”[32]帖木儿仍认为自己是蒙古传统的继承者。他不得不拥立一个成吉思汗的后裔为汗，并以自己与成吉思汗家族结为婚姻而得冠曲烈干（gūrkān）[33]称号为荣。在制度方面，帖木儿似乎还保存和实行着怯别汗以来中亚的行政管理系统，即将地方分为一个个的“土绵”作为进行管理的单位。而在军事方面，帖木儿采用了蒙古人传统的十进制制度，虽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作为游牧民习惯法，成吉思汗的札撒仍起着重要作用，甚至于凌架于伊斯兰教法之上，因此遭到了当时的神学权威的谴责，他们甚至不承认帖木儿和他的臣属是伊斯兰教徒。这些被称作察合台人的蒙古人与西域其他伊斯兰教徒的显著的外表区别是按照蒙古的习惯留辫子。[34]
1405年帖木儿卒，遗命其孙皮儿·马黑麻（Pir Muhammad）继位。然在其死后，子孙争立，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帖木儿军事征服之上的帝国立即开始解体。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Shahrukh）以哈烈（Heart）为首府，统治呼罗珊地区，明史称为哈烈国；以其子兀鲁伯（Ulugh Beg）统治河中地区。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河中等地的蒙古部族完全融合于当地民族中，最终完成了其突厥化的进程。沙哈鲁与穆斯林宗教人士特别是纳合什班底（Naqshbandiyya）苏非派长老们的关系密切，被穆斯林史家誉为一个理想的统治者。在帖木儿时代仍在执行的蒙古习惯法的札撒，到沙哈鲁时期被完全遗弃，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取得了至高无上地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突厥语文学有了重要的发展。以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而形成的所谓“察合台文”，在帖木儿王朝时期广为流传，并取代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为西域操突厥语民族的书面语言。已经突厥化的蒙古部众和其他说突厥语的民族一样，使用察合台文写作。帖木儿后人巴布尔（Babur）就是最优秀的代表，其传记作品《巴布尔回忆录》（Bābur-nāma）堪称察合台文作品的最优秀代表之一。他还长于诗作，其诗集也是16世纪产生的察合台文学作品的杰出典范。《拉失德史》这样评价说：“巴布尔秉性纯良，品德高尚，尤以英勇仁慈过人。在写突厥语诗歌方面，他仅次于异密·阿里·失儿。他曾用最纯粹和最流畅的突厥语写过一部《诗集》(Divan)。他创立了一种诗体，名叫穆拜扬(Mubaiyan)，他还写了一部极为实用的法律论文，现已被人们普遍采用。他还写过一篇优美无比的突厥诗体论，并将圣者大毛拉的Rasala-i-Vālidiyyah转写成诗体。他还有一部《突厥史》[35]，写得平易自然，清新质朴。”[36]
三
如前所述，在察合台汗国后期蒙古各部军事贵族混战、割据中，汗国东部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拥立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发展成为东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大致包括三部分：（一）蒙古斯坦（Moghulistan），东起阿尔泰山，西到塔拉斯河之东的沙漠，北界塔尔巴哈台山至巴尔喀什湖一线，南包天山山脉。这里是察合台汗国蒙古诸部的传统游牧地，保持着蒙古传统习俗。（二）向阳地（Mangalai Suyah），基本上是西辽时期东部喀喇汗王朝的领地，这时是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世袭领地，包括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六城地区和葱岭以西的费尔干地区，有时也把塔什干地区包括进来。这里主要是农业地区和一些半耕半牧地区，居民多为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部族，早已经伊斯兰化了。（三）畏兀儿地（Uighuristan），基本上是西辽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天山以南的领地，包括吐鲁番、焉耆两个地区，有时把库车和哈密两地区也包括进来。[37]
扶立秃黑鲁帖木儿汗后，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权势进一步膨胀。但秃黑鲁帖木儿也不甘于当傀儡汗，为了扩大汗的权力，他不得不寻求自己的支持者。伊斯兰教在当时已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南部农耕地区地，居民大都是操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徒。于是他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并在统治下的汗国东部地区大力推行。这一行动马上得到了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支持。作为塔里木盆地的统治者，朵豁剌惕部蒙古贵族不可能不受到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为了争取到广大穆斯林的支持，牢固地控制住汗国大权，朵豁剌惕部贵族也需要这样做。据《拉失德史》记载，朵豁剌惕部异密图列克对秃黑鲁帖木儿汗说：“三年前我在哈实哈儿的时候，就遵从一个圣者皈依了伊斯兰教，只是由于害怕你，我才没有公开宣读信仰真主的祷词。”[38]并积极辅佐秃黑鲁帖木儿汗在蒙古诸部中推行伊斯兰教。推行伊斯兰教的活动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那些守旧的蒙古部族的反对。《拉失德史》说，蒙古楚剌思部（Churās）曾表示反对，后来经过激烈的较量，反对者失败，“人们大声欢呼，当天就有十六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从此“伊斯兰教在察合台汗国的这一整个地区传布开来”[39]。
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教，仅仅是东察合台汗国蒙古部族信奉伊斯兰教的开始，伊斯兰教只在王公贵族中得以推行，而基本群众并未能马上接受它。这种情况直到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孙马哈麻汗（Muhammad Khan）在位时期（1407～1416）才有较明显的改变。据《拉失德史》记载，马哈麻汗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在汗国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蒙古人“如不缠头巾，他就要用马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头中，这种作法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当他在位的吉祥时期，大多数蒙古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40]明永乐十二年（1414）陈诚西使哈烈，路经东察合台汗国，“马哈木王遣人来接”[41]，曾见到这位马合木汗。据陈诚记载，“其王戴小罩剌帽，簪鹚鹆翎，衣秃袖衫，削发贯耳。妇女以白布裹首缠项，衣窄袖袖衣”[42]。陈诚在描述鲁陈（位于今吐鲁番地区）的情景时说：“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妇女以白布裹头。”[43]当时明朝人称西域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民族为“回回”。从衣着装束上看，马哈麻汗及其身边的蒙古贵族已与天山以南农耕区的穆斯林居民没有区别了。
蒙古各部尽管信奉了伊斯兰教，但是仍然保持着非常显著的以游牧为特点的蒙古传统文化。陈诚描述当时的东察合汗国说：“今为马哈木氏王子主之，马哈木盖胡元之余裔，前世锡封于此。不建城郭宫室，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马以度岁月，故所居随处设帐房，铺毡罽，不避寒暑，坐卧于地……饮食惟肉酪，间食米面，希有菜蔬，少酿酒醴，惟饮乳汁。不树桑麻，不务耕织，间种穄麦，及为毛布。” 并称其所部为“蒙古部落也”[44]。尽管马哈麻汗已是“回回”装束，陈诚仍不称其为“回回”，可见这时的蒙古部众还与西域农耕区的穆斯林居民有着明显的区别。
歪思汗（Vais Khan）时期（1417-1432），瓦剌势力从蒙古高原进入天山以北地区的东部。歪思汗无力抵挡住瓦剌的压迫，统治重心开始向天山以南地区转移。据《拉失德史》载，歪思汗每年都到塔里木、吐鲁木番、罗卜等地狩猎，并参与农业生产，“土鲁番异常缺水，歪思汗却亲自灌溉土地。他不从河里汲水，而是掘一口深井，从井中汲水灌田。……他所耕种的田地非常小，产品从未够上一驮货的价值；但却是他一年的口粮”[45]。这样就使蒙古部众与农耕定居文化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从这时起，汗国内的蒙古部族开始了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过渡”[46]。
这时期伊斯兰教已为蒙古部族普遍接受，特别是在蒙古上层贵族中，伊斯兰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拉失德史》记载说：“歪思汗即位以后，对宗教非常热忱，而且英武过人。因为他禁止蒙兀儿人攻击穆斯林，所以便用兵征讨异教徒喀耳木人，虽然他屡遭挫败，但却坚持与之为敌，决不愿意放弃圣战（Jalad）。他曾两度被喀耳木人俘获。第一次是在明拉克战役中，被俘后，他被押解到也先大石之前。也先大石思付：‘如果他真正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就不会向我行觐见礼，而会把我看成下等人。’当歪思汗被带进来的时候，他下了马（因为他是骑着马的），（也先大石）恭谨（俯首）地迎上前来。但是，这位汗却转过脸去，连手也不抬。于是，也先大石就确信歪思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以优礼相待，将他释放。后来有人问这位汗为什么不向（也先大石）行臣下之礼，他回答说：‘假如也先大石威风凛凛地对待我，我倒会对他表示恭敬，以便保全性命。但是他却低首下气地迎上前来，我想自己必将就义了；一个穆斯林是不能屈服于异教徒或容忍其行为的，因此我就没理他。’这位汗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使自己免于死难。”[47]不管这里的也先大石是谁[48]，这一事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自13世纪蒙古兴起以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高贵”世系及其正统地位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瓦剌人按照蒙古社会的传统观念，对身为俘虏的歪思汗也表示出了应有的恭敬，对歪思汗的傲慢表现，理解为身为成吉思汗后裔的所应有的高贵。而歪思汗则是从伊斯兰文化方面来思考，将其行为解释为一个穆斯林对异教徒的不屈服。
《拉失德史》的另一记载也显示了伊斯兰文化在这一时期东察合台汗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歪思汗时期，东察合台汗国大员异密忽歹达（Amir Khudāidad）西投河中的统治者兀鲁伯，“当他们来到撒马儿罕的时候，米儿咱·兀鲁伯对异密·忽歹达说：‘你之精通成吉思汗的图剌[49]，是独步一时的，何妨把其中所有的条格都告诉我，我极想窥见其全豹。’这位异密回答说：‘我们早己完全抛弃了成吉思汗那恶劣的图剌，而改遵伊斯兰教教律（Shaziat）了。但是如果米儿咱·兀鲁伯纵有英明卓见，也仍然赞成成吉思汗的图剌，我自然要教给他，让他放弃伊斯兰教教律而改遵成吉思汗的法令。’米儿咱听了这些话非常不安，因而就没有学习图剌”[50]。忽歹达是朵豁剌惕部异密贵族，把持东察合台汗国朝政几十年，晚年为歪思汗所迫，以朝圣为名出逃。这一记载显示：东察合台汗国已放弃成吉思汗札撒，改遵伊斯兰教法，并且以行蒙古习惯法为耻。
歪思汗死后，大多数异密拥立歪思汗次子也先不花为汗，长子羽奴思（Yunus）被迫率少数拥护者投奔撒马尔罕的兀鲁伯，结果被兀鲁伯作为俘虏送给哈烈的沙哈鲁。此后羽奴思流浪于呼罗珊地区，并得以师从耶思德人大毛拉舍剌甫丁(Sharaf al-Din)。15世纪中叶，羽奴思在帖木儿后王的支持下，统治东察合台汗国西部地区，后又击败东部势力而成为全国的汗。羽奴思汗“喜爱城镇与农耕”[51]，认为“除非他们安身定居于农村或城镇中，否则就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52]，因此又率部返回塔什干农业区。羽奴思深受伊斯兰文化和定居生活的影响，并得到了宗教界的支持。河中伊斯兰教首领火者阿合剌尔（Khwāja Ahrār）曾这样夸赞羽奴思汗：“一个部落的领袖是这样好的一位穆所林而我们却欺凌他们，这是伊斯兰教法所不允许的。”[53]
然而蒙古部族中的守旧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坚持游牧，不满于定居生活。歪思汗早年就曾“逃出宫廷而从事掠夺生涯”，“许多优秀的蒙兀儿青年都自愿去追随他”[54]。尽管羽奴思汗喜欢城镇与定居生活，“但是蒙兀儿斯坦的异密和士卒却非常厌恶城镇，为此，这位汗大部分时间都驻节在蒙兀儿斯坦”；他希望能设牙帐于阿克苏，因为“与蒙兀儿斯坦比较起来，阿克苏更像一个城镇，但是他根据蒙兀儿人的风俗习惯推断，如果他在这里留得太久，这些蒙兀儿便便统统会”离他而去，“因此他不得不召集部众，一同返回蒙兀儿斯坦”[55]。后来当羽奴思汗因向往定居生活而“带领这些蒙兀儿人往达失干的时候，有一批人不愿意去，他们劫持了汗的幼子速檀·阿黑麻汗（Sultān Ahmad Khan），离开了羽奴思汗的队伍，继续留在蒙兀儿斯坦”[56]。速檀阿黑麻在部分蒙古部众的拥戴下返回蒙古斯坦，继续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他多次与瓦剌交锋，被称为“阿剌札（Ālācha）汗”（蒙古语，意为“嗜杀之汗”）[57]。他的外甥巴布儿（Babur）在1502年曾见过他和他的军队，他们“全都是蒙兀儿式的打扮：戴蒙兀儿帽子，穿中国锦缎制的绣花长袍。他们带着蒙兀儿的箭袋，用绿革制的马鞍子，骑蒙兀儿马。全都配有特别的装饰”[58]。
这种情况到叶尔羌汗国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514年阿黑麻汗次子萨亦德汗（Sa‘īd Khan）在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建立政权，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1514—1680）。这时期蒙古斯坦已为瓦剌、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民族占据，察后台后王所统蒙古诸部被迫退往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随着由游牧生活方式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蒙古诸部迅速突厥化，逐渐融入今维吾尔族中，成为维吾尔族的一部分，甚至连自己的历史都要忘记了。所以叶尔羌汗国史学家马黑麻·海答儿忧心忡忡地写道：“现在——希吉来历951年（1544），蒙兀儿人中间连一个了解这些（自己历史）传说的人都没有了，我所以敢于不揣冒昧，想把这一艰巨的工作担当起来，是因为考虑到如果我不大胆来写这历史，世界历史的篇幅中，将会看不到蒙兀儿诸汗的史实了。”[59]“这些人的踪迹已经消失，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因为经过这段漫长的时间以后，大家都已不再熟识从前的风俗习惯和治学方式。”[60]巴托尔德认为，有若干征象表明，东察合台汗国蒙古人的语言在16世纪初还是属于蒙古语的[61]。但据《拉失德史》记载，叶尔羌汗国创建者萨亦德汗是用突厥语和波斯语写作，并且长于写诗。其诗作多用突厥语写诗，据作者所知“他只写过一次波斯文诗”[62]。萨亦德汗之子阿布都·拉失德汗（‘Abd al-Rashid Khan）亦擅长诗作，成书于叶尔羌汗国后期的楚剌思《编年史》保留了他的两首诗作，一首用突厥语，一首用波斯语写成[63]。也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卓势力兴起，渗透进汗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促进了蒙古部众与维吾尔民族的融合。
至叶尔羌汗国后期，察合台后王所统蒙古部众完全溶入当地维吾尔居民中，西域蒙古诸部突厥化最终完成。虽然汗国还保持着蒙古国的名义（自称蒙古国）[64]，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维吾尔政权。因此清代文献也不再像明朝前期那样把它称作“蒙古部落”，而是称其为“回回”、“回部”[65]；清朝统一西域后编纂的《西域图志》，更把“青吉斯汗族属”（即在西域的成吉思汗后裔）列入“回部世系”中，并明确指出为回部旧汗。
蒙古最后一个君主——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及其家人
蒙古最后一个君主——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及其家人
博克多格根，（1869年－1924年），又称博克达汗（蒙古语 Богд хаан）蒙古语圣人。藏族人。他是外蒙古的藏传佛教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外蒙古精神领袖 1911年后是皇帝。
博克多格根出生在西藏沃卡壩卓地方，他父親是第十二世達賴成烈嘉措宮中的會計，4岁时被选定后和父母一起去了蒙古。宣统年间，失明，成为盲人。1911年12月29日，他宣布外蒙古从清朝独立，自称大蒙古国皇帝，年号共戴。1915年因大部分王公不支持独立，改为自治。受袁世凯册封为外蒙翊普輔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保持自治君主地位。
1919年，中華民国北洋政府徐树铮軍占領外蒙古時，把他軟禁。1921年，罗曼·冯·恩琴男爵率軍奪取外蒙古，占领库伦，还博克达汗自由身，使他復位。不久，蒙古人民革命党革命家苏赫-巴托尔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击败中国北洋军阀军队，夺取蒙古实际政权，博克达汗7月10日架空为立宪君主而继续在位，他又想重归中国，派了一个人到内蒙古去，请求北京政府派兵收复外蒙古。结果没有成功。
1924年，博克达汗死後（有人说苏联杀死他），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布活佛不再转世，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他死后，佛教受限制，但是他居住的博克达汗冬宮保存下来，现在成为乌兰巴托的旅游胜地。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作为居士在清末娶的第一任妻子（1870－1923年），喀尔喀蒙古人，俗名沙拉扣肯，法名敦都克拉穆（即顿珠拉姆的蒙语音译），被外蒙古尊为女活佛图吉尼母，宣统年间，清政府以她是哲布尊丹巴女弟子的名义，加封她“察罕达拉額爾德尼車臣”（意思是白度母）名号。1911年12月29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登基为“大蒙古国”的皇帝，这个妻子成为皇后。1923年病故。
至于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的第二任妻子的情况如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第一任妻子1923年病故后，1923年夏天，哲布尊丹巴又命令外蒙古各地为他选妃，在外蒙古选择了15个18－20岁的年轻貌美蒙古女子，最终选定了19岁的格嫩皮勒（Genenpil）为续弦妻子，她是一个蒙古平民的女儿。然而，结婚不久，Genenpil因不习惯“宫廷”生活，提出离婚，哲布尊丹巴也批准了，她回到了父母身边。然而，外蒙古政府以不能没有“皇后”为名，又迫使她回到哲布尊丹巴的身边，继续担任“皇后”。1924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死后，她再次回到父母身边，此后是否再婚，不详。虽然她只是一个蒙古平民的女儿，并没有实际参与蒙古的政治和宗教事务，然而，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大清洗中，她被逮捕。1938年，被处决。蒙古国有一部电影就是反映她的悲惨命运的。
哲布尊丹巴后来被苏联红军枪毙。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八世哲布尊丹巴在俄国支持下乘机于12月28日宣布独立，自任日光皇帝，改元共戴，但未得到广泛认可。 1915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受袁世凯封为呼图克图汗，保持了自治君主的地位。 1919年徐树铮趁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内战之际，率领中国军队进占库伦，取消外蒙古自治。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击败中国军队，夺取蒙古实际政权，7月10日将哲布尊丹巴架空为立宪君主。 1924年八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圆寂，人民革命党政府（共产党政权）宣布不再寻找转世灵童，11月24日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开始限制和控制喇嘛教信仰。该世系在蒙古终结。但在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寻找了他的转世。
博克多格根，（1869年－1924年），又称博克达汗（蒙古语 Богд хаан）蒙古语圣人。藏族人。他是外蒙古的藏传佛教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外蒙古精神领袖 1911年后是皇帝。
博克多格根出生在西藏沃卡壩卓地方，他父親是第十二世達賴成烈嘉措宮中的會計，4岁时被选定后和父母一起去了蒙古。宣统年间，失明，成为盲人。1911年12月29日，他宣布外蒙古从清朝独立，自称大蒙古国皇帝，年号共戴。1915年因大部分王公不支持独立，改为自治。受袁世凯册封为外蒙翊普輔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保持自治君主地位。
1919年，中華民国北洋政府徐树铮軍占領外蒙古時，把他軟禁。1921年，罗曼·冯·恩琴男爵率軍奪取外蒙古，占领库伦，还博克达汗自由身，使他復位。不久，蒙古人民革命党革命家苏赫-巴托尔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击败中国北洋军阀军队，夺取蒙古实际政权，博克达汗7月10日架空为立宪君主而继续在位，他又想重归中国，派了一个人到内蒙古去，请求北京政府派兵收复外蒙古。结果没有成功。
1924年，博克达汗死後（有人说苏联杀死他），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布活佛不再转世，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他死后，佛教受限制，但是他居住的博克达汗冬宮保存下来，现在成为乌兰巴托的旅游胜地。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作为居士在清末娶的第一任妻子（1870－1923年），喀尔喀蒙古人，俗名沙拉扣肯，法名敦都克拉穆（即顿珠拉姆的蒙语音译），被外蒙古尊为女活佛图吉尼母，宣统年间，清政府以她是哲布尊丹巴女弟子的名义，加封她“察罕达拉額爾德尼車臣”（意思是白度母）名号。1911年12月29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登基为“大蒙古国”的皇帝，这个妻子成为皇后。1923年病故。
至于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的第二任妻子的情况如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第一任妻子1923年病故后，1923年夏天，哲布尊丹巴又命令外蒙古各地为他选妃，在外蒙古选择了15个18－20岁的年轻貌美蒙古女子，最终选定了19岁的格嫩皮勒（Genenpil）为续弦妻子，她是一个蒙古平民的女儿。然而，结婚不久，Genenpil因不习惯“宫廷”生活，提出离婚，哲布尊丹巴也批准了，她回到了父母身边。然而，外蒙古政府以不能没有“皇后”为名，又迫使她回到哲布尊丹巴的身边，继续担任“皇后”。1924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死后，她再次回到父母身边，此后是否再婚，不详。虽然她只是一个蒙古平民的女儿，并没有实际参与蒙古的政治和宗教事务，然而，1937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大清洗中，她被逮捕。1938年，被处决。蒙古国有一部电影就是反映她的悲惨命运的。
哲布尊丹巴后来被苏联红军枪毙。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八世哲布尊丹巴在俄国支持下乘机于12月28日宣布独立，自任日光皇帝，改元共戴，但未得到广泛认可。 1915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受袁世凯封为呼图克图汗，保持了自治君主的地位。 1919年徐树铮趁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内战之际，率领中国军队进占库伦，取消外蒙古自治。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击败中国军队，夺取蒙古实际政权，7月10日将哲布尊丹巴架空为立宪君主。 1924年八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圆寂，人民革命党政府（共产党政权）宣布不再寻找转世灵童，11月24日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开始限制和控制喇嘛教信仰。该世系在蒙古终结。但在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寻找了他的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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