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6日星期一

《清末和民国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扎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续考》



摘 要: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南部落的扎萨克卓哩克图汗是渥巴锡的直系后裔,为清代和民国时期爵位最高的五位蒙古王公之一。由于可靠史料的相对缺乏,卓哩克图汗的诸多史实尚不为人所知,学术界对某些史实的看法则存在错误,现主要依据《光绪朝朱批奏折》、《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政府公报》等原始档案对清末和民国的若干史实予以考证。

关键词:卓哩克图汗;布彦绰克图;布彦蒙库;布彦克什克;五世生钦活佛;色尔济布吉特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土尔扈特部是卫拉特蒙古四部落之一,原本游牧于伊犁一带,明朝末年,迁居伏尔加河流域。由于不堪忍受沙俄的民族压迫,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俄历1771年1月6日、公历1771年1月17日),渥巴锡可汗率领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八千余人毅然东归,摆脱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以死亡超过半数的惨重代价,不远万里回归祖国,最终归附清政府。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赐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又译卓里克图汗,意为英勇的可汗),将土尔扈特部划分为渥巴锡所属的旧土尔扈特部(安置在新疆游牧,归伊犁将军节制)、多罗弼里克图郡王舍楞(又译舍棱、舍稜)所属的新土尔扈特部(安置在外蒙古科布多地区的青格里河一带游牧,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归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乾隆四十年(1775),清政府在土尔扈特部编设盟旗,旧土尔扈特部编为东、西、南、北四路(四盟),其中东路二旗(牧地在库尔喀拉乌苏一带)、西路一旗(牧地在精河一带)、南路四旗(牧地在珠尔都斯一带)、北路一旗(后增至三旗,牧地在和博克赛里一带)。卓哩克图汗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爵位最高的五位蒙古王公之一(其余四位是卫拉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的特古斯库鲁克达赉汗,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历来受到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重视和优待。由于可靠史料的相对匮乏,扎萨克卓哩克图汗的诸多史实仍不为人所知,学术界对部分史实的看法则存在错误。笔者曾对晚清卓哩克图汗的部分史实进行了考证①,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原始档案,现对清末和民国的若干史实予以续考。

一、布彦乌勒哲依图的出生年份

布彦乌勒哲依图,原名拉他那巴咱尔(又译拉特那巴扎尔、喇特那巴咱尔等),是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玛哈巴咱尔(渥巴锡的玄孙)的独生子,为渥巴锡的第六代孙。咸丰二年(1852)七月二十二日庚午,承袭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补授盟长②。由于渥巴锡以后的历代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均不及三十岁而夭折,拉他那巴咱尔的祖母、护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及盟长印务福晋鄂斯库济尔噶勒“恳请赏名”,以求增寿,咸丰七年(1857)正月十六日己巳,御赐拉他那巴咱尔更名为“布彦乌勒哲依图”(吉祥长寿之意)③。《土尔扈特部落史》认为他生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1852年,年甫4岁袭汗位”④,但未注明史料依据,不知由何而来。

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发现了一件相关奏折,现据此对布彦乌勒哲依图的生年予以考证。咸丰九年(1859)四月二十八日,陕甘总督乐斌奏:“再,臣接据喀喇沙尔游牧之吐尔扈特罕(土尔扈特汗的异译——引者注)福晋鄂斯库吉尔噶勒差员呈称:数年来,本游牧耕种田苗收成歉薄,伊孙布彦乌拉哲依图年幼孤单,不能赴藏迎请喇嘛诵经延寿。现差梅楞章京德勒克等十人前来甘肃西宁地方探亲之便,欲往卓尼寺(甘肃省卓尼土司辖区的禅定寺——引者注)延接原任前藏萨玛迪巴克什喇嘛⑤赴伊游牧,给伊孙教经为师,得以长寿,恳祈垂念愚诚,将该喇嘛催往。若照所请,伊等众游牧均感荣恩。等情。据此,臣当传德勒克等面询,据称:该蒙古地方近年屡有荒灾,收成歉薄,兼之伊罕<汗>布彦乌拉哲依图(布彦乌勒哲依图的异译——引者注)年方九岁,体气素弱,老福晋鄂斯库吉尔噶勒闻得洮州卓尼寺原任萨玛迪巴克什喇嘛经典深通,是以在喀喇沙尔大臣衙门请领路照,遣伊来西宁探亲之便,令将该喇嘛迎至本游牧,传宣经典,祈保丰年,并为伊孙祝祷长生。恳念该蒙古罕<汗>多系冲年(年幼之意——引者注)去世,现在伊罕<汗>幼小,父母俱无,惟赖祖母扶持之苦,俯准饬令该喇嘛前往,均感恩施。等语。”⑥清代以虚岁计算年龄,出生当年即为一岁,倘若乐斌所说的岁数属实,布彦乌勒哲依图应生于咸丰元年(1851),确否待考。光绪元年(1875)八月十五日,在北京当差期间病故⑦。

二、布彦绰克图夫妇前往西藏熬茶的日期

布彦绰克图(?-1890年11月6日)是布彦乌勒哲依图和福晋恩克巴图(?-1896年12月20日)的长子。光绪元年(1875)八月十五日,布彦乌勒哲依图在北京病故,九月初四日,谕令长子布彦绰克图承袭爵职。旋因布彦绰克图年幼,光绪二年(1876)八月初九日,谕令其母亲恩克巴图暂时护理盟长和札萨克印务⑧。布彦绰克图和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1915年12月9日)曾经前往西藏熬茶,但其年份和经过历来不详,《光绪朝朱批奏折》和《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首次公开了有关原始档案,现予考证。

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万里归国之后,卓哩克图汗旗境内原本“建有寺院一处,曾经奏蒙赐名佑安寺,以为各项喇嘛讽经诵典之所。同治间,毁于兵燹。仅有石碑一块,上刊满、蒙、汉、唐古忒四体字,至今尚存”⑨。光绪十三年(1887),土尔扈特民众决定“自愿捐资,在巴勒噶泰河(巴伦台河的异译——引者注)地方重修新寺(光绪十四年始建,光绪三十年建成,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布彦蒙库向伊犁将军马亮、伊犁副都统广福呈请仍沿用御赐佑安寺原名,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四日,马亮、广福上奏,七月二十一日,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引者注)”⑩。为了在巴伦台河谷重修新寺,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布彦绰克图向署理伊犁将军锡纶呈请前往西藏熬茶。同年九月初一日,锡纶奏:“窃奴才本年七月初一日,准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吐尔扈特(土尔扈特的异译——引者注)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绰克图呈称:‘现拟请假二年,随带本旗管旗章京毛扣肯等官弁并属下人役七十三员、名,自备资斧,前赴西藏熬茶,祷祝延寿。恳请准行,一面专折具奏,一面发给赴藏护照。若照请办理,拟于本年十月内由本游牧起身,取道哈密、沙州、青海一带小路赴藏。熬茶事毕,二年限内,旋回游牧。所有本汗现管盟长印信,拟仍援旧案,交本汗生母福晋鞥克巴图(恩克巴图的异译——引者注)护理;其札萨克之印,交协理台吉蒙库那逊护理。’各等因前来。奴才伏查各部蒙古向有赴藏熬茶之例,该汗布彦绰克图爵任较大,是否一律准行,伊犁新定,无案可稽,未便遽行发给护照。除备文咨令该汗暂缓启程,恭候代奏,奉到谕旨,钦遵办理……外,理合据情陈请。是否准照该汗所请之处,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 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⑾。虽然《清德宗实录》未收录该谕旨和日期,然而,锡纶九月初一日上奏的另一奏折《塔尔巴哈台溃勇就抚事多掩饰拟派员接办折》,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八日朱批⑿。既然两件奏折同日上奏,朱批日期自然也相同。故,光绪皇帝允准布彦绰克图赴藏熬茶的日期为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初八日。

布彦绰克图奉到谕旨之后,光绪十四年(1888)春天或夏初(具体日期不详),向伊犁将军色楞额提出呈请:“窃卑汉<汗>赴藏熬茶各情,前经恳请前署伊犁将军锡(纶)奏明,奉旨允准。现在卑汉<汗>拟于本年七月内,由本游牧起程,取道哈密、沙州、青海一带小路,前赴西藏熬茶,随带官弁、人役及牲畜、护身军器物件数目,开列文尾。恳请发给护照,以利遄行,并请分咨饬属验照放行”。经色楞额转咨新疆巡抚刘锦棠,刘锦棠札饬新疆布政使魏光焘,魏光焘扎饬镇迪道,一番周折之后,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初三日,镇迪道札饬吐鲁番厅“即便遵照”,查验放行。布彦绰克图和福晋色哩特博勒噶丹的随行人员有:管旗章京毛库肯(毛扣肯的异译)、巴达玛2人,梅楞章京里吉、图勒密2人,札兰章京鄂奇尔拉札布、鄂奇尔2人,佐领多尔吉、巴达玛、滚奇克、岱里4人,头等侍卫蒙古勒1人,二等侍卫额尔德泥(额尔德尼的异译)、阿克敦、达木齐3人,三等侍卫博齐1人,阿勒巴图(牧民)42人,喇嘛46人,合计103名,连同布彦绰克图夫妇在内,一行共计105人,携带马52匹、骆驼190只、枪41杆、长矛5杆、腰刀13把、蒙古包10顶、帐房10架⒀。从布彦绰克图一行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起程来看,抵达西藏应在同年秋天。在西藏朝拜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之后,藏历土牛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六月十三日,“土尔扈特王爷及其岳母(原译文如此,不确,应为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引者注)等一行来拉萨朝佛后,(向达赖喇嘛)行告辞礼”⒁,土尔扈特王爷显然即指布彦绰克图而言。可见,布彦绰克图一行105人在西藏熬茶的时间为光绪十四年(1888)秋天至十五年(1889)上半年。返回新疆之后,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890年11月6日),布彦绰克图因腰疼旧症复发、腹泻不止而英年早逝⒂。

三、布彦蒙库原配福晋的姓名、籍贯和病故日期

布彦蒙库(1885-1917)是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的长子,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890年11月6日)布彦绰克图病故之后,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1891年1月14日),谕令长子布彦蒙库承袭爵职,因布彦蒙库年幼,以其祖母恩克巴图(布彦绰克图的母亲)暂行护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及盟长印务。后因恩克巴图年老(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1896年12月20日,恩克巴图因病身故),布彦蒙库仍未成年,呈请改由布彦蒙库的母亲色哩特博勒噶丹(布彦绰克图的福晋)接替护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及盟长印务,经伊犁将军长庚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6年1月11日)具奏,十二月二十八日(1896年2月11日),朱批允准。光绪二十八年(1902)布彦蒙库已届十八虚岁,经伊犁将军长庚、伊犁副都统广福同年四月初一日具奏,谕令布彦蒙库正式接办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及盟长印信⒃。布彦蒙库的福晋是色尔济布吉特(?-1922),生有儿子满楚克札布(1915年12月-1967年),此系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然而,笔者偶然发现,色尔济布吉特是布彦蒙库的续弦福晋,在此之前,布彦蒙库曾经娶有一位原配福晋,其名字、籍贯、家世和病故日期历来不为人所知,学术界亦无相关研究,现予以考证。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1900年6月27日),《镇迪道就色哩特伯勒噶丹携子布彦蒙库赴喀尔喀部落议婚事给吐鲁番厅的札》载:“为扎饬事。案奉抚宪饶(新疆巡抚饶应祺——引者注)札开:案准伊犁将军长(长庚——引者注)、副都统拉(伊犁副都统拉礼——引者注)咨开,案准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吐尔扈特(土尔扈特的异译,下同——引者注)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之母福晋色哩特伯勒噶丹(蒙文咨呈译汉),内开:适奉将军照会,内开:照得本将军于上年十二月初八日由驿具奏,吐尔扈特福晋请假携同伊子汗布彦蒙库,拟赴喀尔喀部落议婚,请将印务移交图萨拉克齐(蒙古语意为协理台吉——引者注)等护理一折,兹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恭录照会前来。福晋并汗布彦蒙库等,随带官兵、喇嘛等男、妇七十八名、口,骑马二十一匹、驮驼一百八十六只、骡子六头、蒙古包二十顶、帐房十架、防身枪二十六杆、腰刀十三把,现拟由游牧起程,取道新疆省古城、科布多,[赴]乌里雅苏台所属喀尔喀游牧议婚,相应咨呈。谨请鉴照,赏发护照,俾利遄行。等因。到本将军、副都统。准此。除如请发给往返护照并分咨外,相应咨明。为此合咨,请烦查照,饬属一体知照施行。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行扎饬。为此札仰该兼司,即便分饬知照。此札。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扎饬。为此札仰该厅,即便知照。此札。”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1901年4月30日),伊犁将军长庚、伊犁副都统广福奏:“再,查前据护理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印务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之母福晋色哩特伯勒噶丹,呈请给假一年,前往喀尔喀蒙部,给伊子汗布彦蒙库议婚,并将盟长暨札萨克印务暂交图萨拉克齐巴图那逊暨管旗章京蒙克依等接管,曾经奴才等据情代奏,奉旨允准。钦遵,恭录行知。旋将该福晋由喀喇沙尔游牧起程日期附片奏明,各在案。兹据福晋色哩特伯勒噶丹咨呈:现在与汗布彦蒙库议定三音诺彦部落四等台吉多布多恩多尔济之女为妻,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旋回喀喇沙尔本游牧。随据护理印务之图萨拉克齐巴图那逊、管旗章京蒙克依等,将盟长暨札萨克印务移交前来,福晋即于初八日接管视事。当择于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与汗布彦蒙库完婚讫。所有旋回游牧接管印务暨布彦蒙库完婚日期,理合具报查考。等情前来。奴才等复查无异,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朱批:“该衙门知道”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3年1月25日),新任伊犁将军马亮、伊犁副都统广福奏:“再,查接管卷内⒆,据护理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之母福晋色哩特伯勒噶丹呈称:伊子汗布彦蒙库之原配福晋德精[鄂]罗勒莫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因病身故。等情。呈报前来。奴才等伏查理藩院奏定章程,伊犁所属蒙古汗王及福晋夫人病故,由将军奏请致祭,需用祭文者,声明由院行文内阁,撰拟满、蒙祭文,由驿递送,致祭官员由就近派员往祭。所需致祭物件价银,即由公项银内动用,咨报核销。等因。历经遵办在案。今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之福晋德精鄂罗勒莫病故,自应循例具奏。其应给满、蒙祭文,一俟由理藩院行文内阁撰拟,发交到日,奴才等再行派员赉赴该游牧,照例祭奠,以符定章。除咨明理藩院照例办理外,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1903年4月29日),由驿递回原折,奉到二月十二日(3月10日)朱批:“该衙门知道”⒇。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4年2月12日),马亮、广福奏:“再,旧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之福晋德精[鄂]罗勒莫,经奴才等循例具奏,应用祭文,一俟内阁撰拟,发交到日,再行派员前往该游牧,照例祭奠,以符定章。等因。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在案。嗣经内阁拟就满、蒙祭文一道,由理藩院于本年六月初十日咨送到伊。当经奴才等拣派旧满营正白旗佐领穆克德春,恭赉祭文,照例备带祭品,前往祭奠。兹据穆克德春呈报:行抵喀喇沙尔土尔扈特汗游牧,择吉前赴该故福晋德精鄂罗勒莫茔前,宣读祭文,遵照祭奠讫。并据土尔扈特汗布彦蒙库呈称:以该汗袭爵以来,毫无报称,今其福晋故后,复蒙圣恩赐祭,惶悚感激,存殁同深,当即望阙叩谢天恩。所有感激下忱,呈请据情代奏前来。奴才等复查无异,理合附片代奏,伏乞圣鉴。谨奏。”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九日(1904年6月2日)由驿递回原折,奉到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4月8日)朱批:“知道了”(21)。

《蒙古-卫拉特法典》规定蒙古男子成婚年龄为16岁,元、明、清和民国时期,土尔扈特男子大多在15-16岁结婚。卫拉特蒙古族实行氏族外婚(22),有条件的王公贵族,为了使后代更加聪明健康,甚至要与青海、甘肃、内蒙古、外蒙古等地的蒙古族部落通婚(23)。根据清代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俗,光绪二十六年(1900)布彦蒙库将满十六岁。因此,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母亲色勒特博勒噶丹向伊犁将军长庚呈准给假一年,带领布彦蒙库前往喀尔喀蒙古议婚。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1900年1月8日),长庚具奏,奉旨允准(长庚的奏折从伊犁驿递至北京约需一个月左右,朱批日期应为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色勒特博勒噶丹和长子布彦蒙库率领随从78人,从卓哩克图汗旗起程前往喀尔喀蒙古,议定了赛音诺颜部落四等台吉多布多恩多尔济的女儿德精鄂罗勒莫为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1901年1月26日),返回卓哩克图汗旗。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1901年2月27日),布彦蒙库与德精鄂罗勒莫正式结婚。然而不到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1902年1月16日),福晋德精鄂罗勒莫因病身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3年1月25日),伊犁将军马亮、伊犁副都统广福奏请予以致祭。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1903年3月10日),朱批允准。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十日(1903年8月2日),理藩院将内阁撰写的满、蒙祭文驿递到伊犁,马亮、广福拣派旧满营正白旗佐领穆克德春等人,前往札萨克卓哩克图汗旗,致祭已故福晋德精鄂罗勒莫。

布彦蒙库与续弦福晋色尔济布吉特结婚的日期不详,但肯定在原配福晋德精鄂罗勒莫病故之后。至于色尔济布吉特的身世,新疆和硕特部落中旗扎萨克郡王和盟长班第1931年8月27日致省政府的呈文载:“查敝牧蒙民博依泰之妹(色尔济布吉特——引者注),原来配给土尔扈特汗王(布彦蒙库——引者注)为福晋。夫妻和好,莫与伦比,故将胞弟巴德玛叫至土尔扈特部落,已历十数年。后巴德玛之妹,又配给协理西力克”(24)。可见,色尔济布吉特是新疆和硕特部落中旗蒙古人博依泰的妹妹、巴德玛的姐姐。布彦蒙库夫妇的孙女、满楚克扎布与福晋乌静彬的女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退休上校副教授满琳女士(1937-)指出:“奶奶名为赛尔吉布吉特(色尔济布吉特的异译——引者注),共有五个姐妹,她是老大。”(25)。协理西力克(又译西里克、西理克,1891-1939)的外孙女、西谋珍(1923-1992)的长女玛德丽娃女士也指出:色尔济布吉特的大妹妹嫁给卓哩克图汗旗下属的斜毕纳尔旗的梅楞敖其尔,二妹(即西谋珍的母亲、玛德丽娃的外祖母)嫁给查腾旗的固孜达(又译固山达,意为管旗章京)西力克(西力克是卓哩克图汗旗协理台吉巴雅尔之子,1922年巴雅尔去世后,西力克接任协理台吉),三妹嫁给查腾旗的梅楞才仁加甫(又译策楞札布),小妹妹(四妹)嫁给布彦蒙库汗王的秘书敖日勒木。色尔济布吉特的表妹苏斯蕊(又译索斯热)嫁给克烈特旗的固孜达查汗(又译察罕)(26)。


四、五世生钦活佛(多活佛)的真实身世、出生年份和生平

布彦绰克图之子、布彦蒙库的弟弟为西藏扎什伦布寺的属寺重孜寺(又译仲孜寺)著名的五世生钦活佛,也是历代生钦呼图克图之中唯一的蒙古族活佛,法名“多布栋策楞车敏”,简称“多活佛”。1914年4月20日,大总统授予他“托音堪布”名号。1916年8月31日,因“有功边局”,加封“班第达”名号。1917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四日)夜间布彦蒙库去世后,同年4月,民国政府任命唯一儿子满楚克扎布(1915年12月-1967年)承袭爵职,并由满楚克扎布的母亲色尔济布吉特署理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印务,叔父多活佛为蒙古骑兵团统带(即团长,骑兵团后来升格为骑兵旅,多活佛仍兼任统领即旅长)。1922年3月28日,多活佛加封“诺们罕”名号。同年4月(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误作1922年6月2日(27)——引者注),福晋色尔济布吉特去世。1923年1月8日,民国政府任命多活佛接替署理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印务,仍兼任蒙古骑兵旅统领(旅长),成为掌握卓哩克图汗和旧土尔扈特南路盟最高实权的摄政王。1932年5月21日,多活佛被新疆军阀金树仁枪杀于乌鲁木齐。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可靠史料,加上民间传说的错误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对多活佛的身世、出生年份、生平事迹一直众说纷纭,讹误颇多。关于其身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生有四个儿子,多活佛是第四个儿子。有的学者则认为,布彦蒙库是布彦绰克图与色勒特博勒噶丹生育的独生子,多活佛则是色勒特博勒噶丹守寡之时私通生下的私生子,是布彦蒙库的同母异父弟弟。多数学者则认为,布彦蒙库与多活佛是同父异母兄弟。玛德丽娃女士认为布彦绰克图有四个儿子,多活佛是布彦蒙库的继母(原文如此。1890年11月6日布彦绰克图病故,1915年12月9日色勒特博勒噶丹病故,布彦蒙库绝不可能有继母——引者注)与西藏喇嘛情人私通生下的第三子。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布彦绰克图病故之后,长子布彦蒙库“承其寡母”,从而生下了多活佛,两人是生身父子,“非兄弟辈”。关于多活佛的出生年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1890年11月1日黎明时分,此说几乎成为普遍接受的公认结论。少数学者则认为他生于光绪十年(1884)、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十二年(1886)十一月初一日、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十四日、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1891年1 月14日)。至于他的俗家名字,有的学者认为是“策楞”或者“策楞全布力”(策楞车敏的异译)。关于他被认定为四世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的年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光绪十七年(1891)。至于他在西藏学经的时间,则有1893-1905年、1897-1905年、1902-1907年、1905-1907年等说法。关于其法名“多布栋策楞车敏”的来历,多数学者认为是他到西藏学经之时,师傅给他取的法名。还有学者认为其原名为“土布敦策楞车敏”,1917年杨增新建议改为“多布栋策楞车敏”。

事实上,上述所有说法均属错误,无一正确。笔者根据《光绪朝朱批奏折》、《蒙古的人和神》及相关史料考证得出的结论为: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只有两个儿子,根本没有四个儿子:长子布彦蒙库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次子布彦克什克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两人是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均为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亲生之子。布彦克什克即为五世生钦活佛,布彦克什克是他出家之前的俗名。光绪十六年(1890),时年三周岁(四虚岁)的布彦克什克被西藏重孜寺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认定为四世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即五世生钦活佛。光绪十九年(1893)布彦克什克七虚岁之时,前往西藏拉萨市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又译噶勒丹寺、戈拉丁寺)出家学经,师傅为他取的法名为“洛桑策楞车敏”(又译鲁宗才仁车敏、鲁宗才仁全毕力、罗布藏晋美尼玛、罗卜藏策凌群佩、陆增其米德尼玛、洛桑次仁群培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流亡在外蒙古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最终承认了他的活佛地位,并将自己法名中的“土登”(又译多布栋、土布登、多布敦、多布顿、土布敦、土布栋、图布东等等)赐给他,至此其法名才更改为众所周知的“多布栋策楞车敏”,从此才能简称为“多活佛”。按照藏传佛教的规定,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年二十虚岁的多布栋策楞车敏应该在西藏接受格隆大戒(比丘戒),从而完成了全部学业。因此,光绪三十三年(1907),返回了新疆。绝大多数学者之所以错误地认为布彦绰克图夫妇有四个儿子、多活佛为第四子,实则来源于土尔扈特部的历史古籍《新旧土尔扈特诸汗和诺颜世系表》(又译《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和青色特启勒图新土尔扈特等汗、诺颜的世系》、《新旧土尔扈特汗诺颜世谱》等,乌力吉图先生将其译为汉语,并以《土尔扈特史》为题公开发表)的错误记载,只不过是多活佛最初的法名“洛桑策楞车敏”的不同译音而造成的一个历史误会。布彦绰克图根本没有四个儿子,完全不存在多活佛是其第四子或者私生第三子的任何可能。笔者已对此做了考证(28),此不赘述。最近在《政府公报》发现的1916年杨增新的呈文也指出:多活佛确为色勒特博勒噶丹(阿格札萨氏)的“次子”(29),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考证结论。至于布彦绰克图的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或者布彦蒙库的继母曾经与西藏喇嘛情人私通生育子女,以及多活佛是私生子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之事,完全是多活佛的政敌故意散布的诋毁之辞和后人的无端猜测,而且布彦绰克图去世在前,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去世在后,长子布彦蒙库绝不可能有继母,笔者将另外考证该问题。

五、布彦蒙库夫妇均系病故、弟弟多活佛不是谋杀他们的凶手

关于布彦蒙库(1885年-1917年1月26日)和福晋色尔济布吉特(?-1922年4月)的死因,在他们先后去世不久即流传有被谋害之说,多活佛(1887-1932)与协理台吉西力克(1891-1939)两大敌对派系一直指控对方是杀人凶手。三多公司的副经理锡伯族人士通宝(1890-1974)、焉耆县长韩埙曾与西力克结为盟兄弟,1932年5月21日多活佛被金树仁枪杀前后,韩埙致新疆省政府的密电采信了西力克一派的说法,指控多活佛是凶手:“然多统领(多活佛时任蒙古骑兵旅的统领,即旅长——引者注)惨无人道,有更甚于此者,其害死老汗王夫妇(布彦蒙库夫妇——引者注),全牧蒙民大半不平,敢怒不敢言”。蒙古人尔岱、那拉满控告多活佛霸占其土地的状纸也宣称:“多前盟长谋害老王(布彦蒙库——引者注)”(30)。1917年5月,旅行家谢彬也宣称:“盟长汗王布彦孟库(布彦蒙库的异译——引者注),于今年正月以家庭变故,被酒逼暴死”(31)。席伯德的父亲席里克(与协理台吉西力克并非同一人)当年曾任布彦蒙库的随侍,席伯德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也认为:“老汗王布彦孟库(布彦蒙库的异译——引者注)的暴卒似乎至今都是一个谜。但在当时很多人都明白他是为人所谋害。人们只是慑于多活佛的威势而不敢妄议”,并详细描述了布彦蒙库被害的过程,认为多活佛谋害了布彦蒙库(32)。通宝晚年口述的回忆文章也认为:“多活佛为了谋夺权位,曾毒死他的寡嫂(一说其兄巴<布>彦蒙库也是被他毒死的),摄理了汉<汗>王职位,主持盟政”(33)。通宝此说甚至经过贡桑诺尔布的女儿、布彦蒙库的儿媳、多活佛的侄媳、满楚克扎布的第一夫人乌静彬女士(1914-1975)和柴震森先生(?-1971年,曾任盟长公署顾问和汗王秘书)的审阅和补充(34)。《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也采纳通宝的这种说法(35)。秦汉还以此传闻为依据大发感慨道:“多活佛的一生,在土尔扈特部落史和(巴伦台)黄庙圣地留下了一段谜一般的历史传奇。历史有眼睛,人民有情,千秋功罪,终会得到公正评说。回想他杀兄夺权的传闻和功过是非,不能不让人感叹世事的沧桑多变,就连活佛都不能超然欲外,何况人乎。”(36)。玛德丽娃女士根据从曾外祖父协理台吉巴雅尔、外祖父协理台吉西力克那里流传下来的家族口述故事以及韩埙、尔岱、那拉满、谢彬、席伯德等人的上述说法,认为多活佛是布彦蒙库的继母(原文如此,布彦蒙库绝不可能有继母,见上文——引者注)与西藏喇嘛情人的私生子,与布彦绰克图、布彦蒙库、满楚克扎布祖孙三代人完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1913年从西藏回到新疆后“不久,他便开始了弑君篡权活动,杀害了其哥布彦蒙库汗王以及夫人等主要政敌”,处心积虑地谋夺汗王权力,并图谋杀害他们唯一的儿子满楚克扎布,以便篡夺卓哩克图汗的王位,而她的曾外祖父巴雅尔和外祖父西力克先后充当了满楚克扎布的保护人,挫败了多活佛的篡权阴谋,为多活佛描述了一幅阴险狡诈、凶狠恶毒、残酷无情的反面形象,进行了全面否定的历史评价(37)。

党金、额·巴德玛拉则认为协理台吉西力克才是谋害布彦蒙库夫妇的凶手,并对杀人经过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38)。布彦蒙库夫妇的孙女满琳认为:“爷爷的死是个谜。有人讲是叔爷(多活佛——引者注)暗害致死,也有人讲是西力克暗杀的。虽然至今我还没有充分依据以及资料证实他的死因,但是,我坚信他是因为权力之争而被谋害的。因当时他是王爷,妨碍了别有用心之人的利欲熏心。这种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事情在历史上太多,已不让人觉得多么惊奇……他很善良,没有防备别人的暗算,后来被杀害,还说他有什么‘疯痰病’,是‘饮酒暴死’。至于是谁阴谋杀害了爷爷,这是留给历史的一个疑问。爷爷死后,奶奶赛尔吉布吉特(色尔济布吉特的异译——引者注)也被人用哈达勒死,还说什么是因为她‘不贞操怀了孕’。其实是因为奶奶一直不停地寻找害死爷爷的凶手,总为爷爷被害而喊冤……由于爷爷的亲信一个个被杀害,奶奶孤陋寡闻,面对周围早已预谋的一个大网,她最终没能逃出虎口……对西力克与生钦(多活佛——引者注)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众说纷纭,对谁是杀害爷爷的真正凶手,人们也各抒己见……对他(指西力克——引者注)讲的生钦活佛杀害爷爷、奶奶之言,我始终持怀疑态度。”(39)。
虽然如此之多的论著和当事人的后裔认为布彦蒙库夫妇是被暗害,然而,这种说法根本经不起起码的推敲和质疑,不过是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辞,有些论著对他们夫妇被杀经过的描述如出一辙,都是被灌以毒酒、衣襟蒙头、用白色哈达(而不是其它颜色的哈达)勒颈而死。其实,只要提出一个简单的质疑就可以否定这种说法:协理台吉巴雅尔、西力克、通宝、乌静彬、韩埙、尔岱、那拉满、席伯德的父亲席里克、谢彬、党金、额·巴德玛拉等等所有这些人之中,有谁曾经亲眼目睹了布彦蒙库夫妇被害的经过吗?有什么根据如此肯定地认为布彦蒙库夫妇是被谋杀?事实上,没有任何人直接目击所谓他们被害的经过,也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表明他们是被谋杀而死。即使平民百姓被谋杀,亲属也不会忍气吞声地默认,何况身为最高封爵的卓哩克图汗。如果布彦蒙库被谋杀,福晋色尔济布吉特为何甚至都没有报案?如果色尔济布吉特被谋杀,娘家和硕特蒙古部落为何也没有报案?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常理。多活佛是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亲生的次子,是布彦蒙库同父同母的唯一弟弟,绝非其母亲与所谓西藏喇嘛情人的私生子。西力克则是布彦蒙库的连襟,双方都没有足够理由暗害自己的亲人。在没有所谓“凶手”的任何供词、没有任何直接目击证人、没有尸检报告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本着“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和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的治史宗旨,仅仅依据家族口传故事和传闻之辞而指控任何一方是凶手均不公正,都会造成历史冤案。
事实上,布彦蒙库去世后,1917年1月28日,杨增新接到多活佛、色尔济布吉特、协理台吉巴雅尔的呈文:“窃盟长汗布彦孟库(布彦蒙库的异译——引者注)素患疯痰之症,延医调治无效,于民国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夜半,因病出缺”,焉耆县知事(县长)刘希曾也向杨增新“报同前由”(40)。1922年4月色尔济布吉特去世后,“南路旧土尔扈特汗福晋病故,(民国)十一年六月二日,准予援案致祭并给赙。但护理扎萨克印务,至民国十二年元月蒙藏院呈,以多布栋策楞车敏暂护理旧土尔扈特南部落卓里克图汗(卓哩克图汗的异译——引者注)盟长、扎萨克印务。民国十二年一月八日,经国务院批准,如拟办理”(41)。可见,布彦蒙库夫妇均为病故,并非被谋杀,而且布彦蒙库病故之前曾经过医生的诊治。其实,他们被害之说不过是传闻之辞,是多活佛与西力克两大敌对派系出于权力争夺而采用的一种政治手段,旨在打击对方。韩埙、尔岱、那拉满、谢彬、通宝、席伯德、党金、额·巴德玛拉等论者,只不过将这种不实的传闻形诸于书面文字而已,并非可靠史料,不能作为多活佛或者西力克曾经谋害了布彦蒙库夫妇的直接证据,坚持病故一说的论者也不乏其人(42)。虽然布彦蒙库的儿媳、多活佛的侄媳乌静彬认同了通宝的说法,但并不能说明多活佛暗害了布彦蒙库夫妇,1930年9月,乌静彬才从北京来到卓哩克图汗旗与满楚克扎布结婚,当时布彦蒙库夫妇均已去世多年,显然乌静彬也不可能知道公婆去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而是受到了被谋杀这一传闻之辞的影响。

多活佛之所以能够署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印务,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并非他处心积虑谋夺权力的结果,而是因为唯一的兄嫂布彦蒙库夫妇相继去世后,由于他们唯一的儿子满楚克扎布年幼,多活佛作为他的唯一叔叔和汗王家族唯一的成年男子,得以挑起了摄理卓哩克图汗旗和旧土尔扈特南路盟要务的重担。历史资料往往真伪难辨,口述史料尤其如此,在运用任何史料之前,首先必须从生活常识、历史常识、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等各个角度对其可信度予以衡量,对不同史料进行比较和鉴别,做到去伪存真,只有依据真实可靠的史料,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历史研究的唯一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挖掘历史真相,并对史实做出准确客观的解释,为后人保留一份尽量真实的历史记忆,而不是刻意地丑化政敌、为自己的祖辈树碑立传。

六、多活佛不是民族分裂分子而是值得歌颂的进步改革家

玛德丽娃女士在多活佛是其母亲与藏人生育的私生子,与布彦绰克图、布彦蒙库、满楚克扎布祖孙三代没有血缘关系的错误前提下,指控多活佛是披着活佛外衣从事民族分裂的阴谋家,1913年达赖喇嘛在拉萨接见了他,并赋予他回到新疆从事民族分裂的密令,配合达赖在西藏的民族分裂活动,以便将新疆南部纳入到“大西藏国”之内,多活佛回到新疆后,先后谋害了布彦蒙库夫妇,并阴谋杀害满楚克扎布,大肆从事民族分裂,认为“多活佛不仅是挑起南土尔扈特内乱的祸根,而且也已成为了影响新疆安宁的一大祸患”,1932年5月21日,金树仁将他枪杀是粉碎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之举(43)。这一指控骇人听闻,不仅在基本史实上存在重大错误,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可靠证据,是对没有直接联系的史料做出牵强附会解释的结果,彻底扭曲了历史事实。事实上,笔者根据《光绪朝朱批奏折》所载布彦绰克图的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和管旗章京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致伊犁将军衙门的呈文及家谱、多活佛1928年底对丹麦探险家亨宁·哈士纶的自述等可靠原始档案,考证得出的结论为:多活佛是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亲生的次子、布彦蒙库同父同母的同胞弟弟、满楚克扎布唯一的亲叔叔,他从西藏返回新疆的时间绝非1913年,而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当时流亡在外蒙古的达赖喇嘛绝不可能在拉萨接见他,并赋予他回到新疆从事民族分裂的指令(44)。迄今没有任何书面史料、口述史料或者民间传说证明多活佛曾经从事过民族分裂活动,即使金树仁将他枪杀前后,也从未对他提出这种令人震惊的指控(45)。1922年4月-1932年5月,协理台吉西力克与摄政多活佛之间发生的尖锐冲突不过是权力地位之争、利益矛盾和政见分歧而已,并非团结与分裂、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之间的较量。

多活佛是一个值得歌颂的改革家、应该肯定的进步历史人物,为土尔扈特蒙古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身为王子、著名活佛和旅长,他在摄政期间集政权、军权、宗教大权于一身,不免颐指气使,擅权专断,压制未成年的侄子满楚克扎布和侄媳乌静彬(46),严酷打压政敌西力克一派,在蒙古族上层和政府官员中结怨甚深,并最终与金树仁产生尖锐矛盾,拒绝出兵镇压哈密农民起义,并试图发动暴动,与金武装抗衡,对金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金树仁通过分化瓦解手段,扶植西力克一派,最终彻底孤立了多活佛,1932年4月,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并采取欺骗和麻痹等卑鄙伎俩,将多活佛诱至乌鲁木齐,5月21日秘密枪杀。协理台吉西力克从此得以署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印务,掌握了卓哩克图汗旗和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最高实权(1932年5月-1937年10月)。按照虚岁计算年龄的习俗,多活佛享年46岁(1887-1932年)。

七、恭本德吉特(满光强)的出生日期

恭本德吉特(又译恭本德基特、恭本德济特、公宾代其特、恭本待吉提等,汉名满光强)是满楚克扎布与第一夫人乌静彬的唯一儿子、满琳女士的唯一哥哥。由于父亲满楚克扎布(1915年12月-1967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折磨精神失常,1937年11月-1939年7月、1947年10月-1949年10月,恭本德吉特两次担任最后一代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实则由母亲乌静彬主持政务。恭本德吉特(满光强)在谈到自己的生日之时认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七日,我出生于和静王公贵族家庭,父亲是世袭的第九代新疆蒙古土尔扈特部的汗王满楚克扎布,母亲是北京蒙古王公中资格最老的贡桑诺尔布的女儿乌静彬。”(47)。他的妹妹、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退休上校副教授满琳女士(1937-)也认为:1930年秋父母结婚后,“第二年年末,母亲为土尔扈特部落生了一位未来的汗王”(48), “(恭本德吉特)1931年12月生……1931年冬天,哥哥出生在和靖县(今和静县——引者注)的满汗王府中”(49)。《土尔扈特部落史》、《巴音郭楞风物志》也将其生卒记载为1931-1992年(50)。

事实上,上述说法均属错误。《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载:1932年1月,满楚克扎布的唯一叔叔、署理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印务、五世生钦活佛、蒙古骑兵旅旅长多布栋策楞车敏(1887-1932)向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呈报:“督帅钧鉴:窃旅长仰托帡幪,久承福庇。流光如驶,又屈鸿钧。伏维鼎座延庥,履端集祐,以欣以颂。敬禀者,舍侄妇(指满楚克扎布的福晋乌静彬——引者注)于一月二十五日,即古腊月十八日,产生一子,筮名贡杰人诚(恭本德吉特的异译——引者注)。仰赖鸿福,母子均吉,阖牧欢庆。肃此奉闻。恭叩年禧,祗庆崇安。旅长多布栋策楞车敏叩禀”(51)。可见,满琳女士的说法并不准确,恭本德吉特(满光强)对自己生日的说法亦属错误,其真实生日是农历辛未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历1932年1月25日,属羊。1992年5月,病逝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库尔勒市(52)。


注释:
---------------------------------
1、周学军:《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考》,载《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8年第11期)。
2、《清文宗实录》卷67,咸丰二年七月庚午。
3、《清文宗实录》卷218,咸丰七年正月己巳。
4、张体先著:《土尔扈特部落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5、陕甘总督乐斌所说的“原任前藏萨玛迪巴克什喇嘛”指二世策墨林诺们罕活佛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又译阿旺绛贝楚臣嘉措、阿旺绛白楚臣等),是西藏历史上权势最大、然而也是结局最为悲惨的摄政活佛,御赐“噶勒丹锡勒图萨玛迪巴克什额尔德尼诺们罕”等名号,曾任西藏摄政(1819-1844)、第73任甘丹赤巴和十世达赖喇嘛的正师傅。道光二十四年(1844)被革职查办,次年下旨流放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最终结局、圆寂时间、圆寂地点和享年岁数历来众说纷纭。事实上,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初七日,已革二世策墨林活佛获准结束在黑龙江的流放生活,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到甘肃省卓尼原籍,仍处于地方官的严密监控之下。经护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及盟长印务福晋鄂斯库济尔噶勒的延请,并经陕甘总督乐斌奏准,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已革二世策墨林活佛及其门徒23人从甘肃省卓尼原籍,抵达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南部落札萨克卓哩克图汗旗,传布经典。因不服水土患病,同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在卓哩克图汗旗圆寂,享年69虚岁(1792-1860),遗骨奉旨安葬于该旗境内的佑安寺(又称永安寺,同治年间毁于战火。光绪十四年至三十年在巴伦台河谷重修新寺,即今巴伦台黄庙,见下文)。详见周学军、白剑光:《策墨林诺们汗二世卒年辨析》,载《历史档案》2006年第4期;周学军:《二世策墨林诺们罕活佛圆寂日期与地点续考》,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卷605,乐斌8280件奏折。
7、详见周学军:《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考》,载《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8、详见周学军:《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考》,载《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9、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下册,第1339-1340页。
10、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下册,第1339-1340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年影印第一版,第116辑,第351页,第328件奏折。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3辑,第391页,第321件奏折;《清德宗实录》卷248,光绪十三年十月辛卯。
13、许新江主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294页。
14、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49页。
15、详见周学军:《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考》,载《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周学军:《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与五世生钦活佛生年考辨》,载《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16、详见周学军:《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考》,载《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周学军:《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与五世生钦活佛生年考辨》,载《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17、许新江主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第302-303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4辑,第905页,第882件奏折。
19、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1902年9月21日),新任伊犁将军马亮到任,接印任事,开缺伊犁将军长庚卸任。详见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下册,第1233页。
20、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下册,第1249-1250页。
21、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下册,第1329页。
22、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9页。
23、张体先著:《土尔扈特部落史》,第320页。
24、许新江主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第246页。
25、满琳著:《土尔扈特女儿》,农村读物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46页。
26、玛德丽娃:《民国时期土尔扈特蒙古汗王府“汗权”之争内幕》,载《卫拉特研究》2004年第2期。
27、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185页。
28、详见周学军:《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与五世生钦活佛生年考辨》,载《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29、《政府公报》,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出版年份不著,第88册,1916年6月7日第162号公报。
30、两件史料转引自玛德丽娃:《民国时期土尔扈特蒙古汗王府“汗权”之争内幕》,载《卫拉特研究》2004年第2期。
31、谢彬著:《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171-172页。
32、席伯德:《汗王府轶事》,载《和静文史资料》(第1辑),第20-23页。
33、通宝口述,潘祖焕整理:《满汉<汗>王和多活佛》,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第102-106页。
34、通宝口述,潘祖焕整理:《满汉<汗>王和多活佛》,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05-111页。
35、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854页。
36、秦汉著:《吾乡吾土》,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211页。
37、玛德丽娃:《民国时期土尔扈特蒙古汗王府“汗权”之争内幕》,载《卫拉特研究》2004年第2期。
38、党金、额·巴德玛拉著,乔伦夫、乌恩奇译:《五世森勤活佛传记》,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44-55页。
39、满琳著:《土尔扈特女儿》,第45—52页。
40、《政府公报》,第106册,1917年4月7日第445号公报。
41、(台湾)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兰溪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80年版,第2册,第684页。
42、苏·道尔吉、阿·道尔吉、李杰搜集,李杰整理:《土尔扈特第五世森勤活佛》,载《巴音郭楞文史资料》第5辑,第59-65页;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第485、504页;张体先著:《土尔扈特部落史》,第191、364页。
43、(略)。
44、周学军:《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与五世生钦活佛生年考辨》,载《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45、许新江主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第20-26页。
46、汤永才整理:《乌静彬传略(上)》,载《新疆文史》(创刊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研究馆1984年4月出版,第11页。
47、满光强口述,张立学整理:《我的青少年时代》,载《巴音郭楞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62页。
48、满琳著:《土尔扈特女儿》,第76页。
49、满琳著:《土尔扈特女儿》,第124页。
50、张体先著:《土尔扈特部落史》,第191-192页;张体先编著:《巴音郭楞风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39页。
51、许新江主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第323页。
52、满琳著:《土尔扈特女儿》,第40页。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