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5日星期四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王颋
提要:享有相当声誉的元史研究会会长刘迎胜的重要著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当仔细校读的时候,却发现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作品:语言表达,颇不通顺;结构奇怪,既不是最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论文集,也不是布局严谨,有中心、有思想的方面通史。作者对语言学、博物学、民族学的知识所知不多,却敢于涉猎、敢于解释。没学好中文却在卖弄西文,不懂得地理却在考据地名,乃是整本书的最大“特色”。对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经常见到没有证明或只稍带几句就已出现的“全新”史实的推断。追索其成名的原由,多半与知“马”的伯乐,不行挑选“好马”,却去荐举和推崇“好牛”有关。以半载数月学一种外语,进而从事研究,自我标榜,乃是学术界“忽悠”的“终南快捷方式”之一。


仔细阅读应该是高品位专业著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1] ,几乎就有令人有难以解答的困惑。首先,就是从非“专业”的 “语文”写作的基本能力来说,其作者,也是有所欠缺的。相当多的词、句,读着就使人感到有说不出的别扭,有的甚至很难理解确切的意思。页5:“二千余年来,蒙古高原一再成为建立游牧民族的强大国家的摇篮”。页4:“统一蒙古高原诸部,抗衡辽、金王朝,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页87:“拔都在拥立宪宗,把皇位从窝阔台家族转入拖雷家族的斗争中出力最大,所以元代官方文献和伊利汗国所修史书都对他赞不绝口”。页95:“元定宗贵由在西征拔都的途中死去,蒙古国的管理机器突然失去了它的操纵者”。页344:“这不仅是出于吸引叛王向慕德化的考虑,也表明元政府对宗亲诸王对成吉思汗的遗产,有权占有一定的份例的蒙古旧制的尊重”。页66、67:“蒙古建国之初,西域史上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就是镇守西域的察合台与合罕(大汗)及其在西域的属地的关系问题”。“建立游牧民族的强大国家的摇篮”当作“游牧民族建立强大国家的摇篮”;蒙古兴起时,金存而辽灭已久,何以“抗衡”?什么是“赞不绝口”?什么是“管理机器”?什么是“成吉思汗的遗产”?“西域的属地”究竟是察合台的,还是大汗的?

不仅如此,《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似乎于使用汉语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上,存在着分辨概念和演绎逻辑的困难。一些彼此有着关系但有层次、内涵不同的词汇被完全地混淆,一些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事情被强调作必然的因果关系。前者如:又,页20、21:“成吉思汗分封时,斡札尔家庭的领地成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虎牙思则是察合台兀鲁思大(?)斡耳朵的驻地,蒙古人在阿力麻里设立达鲁花赤,但斡札尔家族在元代长期维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还把势力扩展到西辽故城虎思斡鲁朵一带”。页600云:“1211年以后地入蒙古,成吉思汗置达鲁花赤于此,但斡札儿家族的政权仍长期存在。成吉思汗西征以后,阿力麻里划入察合台份地,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行政中心”。后者,如:页94:“拔都反抗贵由,不仅是他们两人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在以马匹为主要运输、传递手段的时代,中央政府是无法长久保持庞大帝国各部分之间协调一致的”。页179: “八剌的这样任意破坏、抢劫不花剌和撒麻耳干这两个阿母河以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的企图,并不能只用蒙古贵族的残酷本性来解释,它首先说明了游牧文化与定居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

不知是什么原因,《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并存有显然互相矛盾的叙述。页259:“蒙古时代是畏兀儿灾难深重的年代。自成吉思汗时,畏兀儿就不断被迫为蒙古贵族的一次次征服战争提供兵源,元定宗贵由死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卷入窝阔台、蒙哥(拖雷!?)两大家族的争位事件,至使撒连地亦都护被处死。在阿里不哥、忽必烈争位之战中,阿里不哥的溃兵沿河西退入畏兀儿北境,跟当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页274:“都哇围攻火州给畏兀儿之地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此之前,畏兀儿地区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和平发展过程,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畏兀儿文明。巴而术(术)阿而忒的斤归降成吉思汗后,除了不时征发兵马从军和进贡外,这里仍维持着和平的环境。但是,都哇深入火州以后,动乱的年代便开始了”。“都哇围攻火州”,即使按照作者的时间确定,也不过是至元十二年(1275);就是距“阿里不哥、忽必烈争位之战”的中统元年(1260),也要晚十五年。暨,页591:“据11世纪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记载,当时的高昌由22个村子构成,如果设想,高昌周围的22个村子在13世纪时已发展成24个村子,则贰拾肆个城子指的是吐鲁番一带”。“村子”,就是“城子”吗?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特别爱好卖弄其语言的“天赋”,经常进行毫无依据的发挥。页55:“起义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马哈木的制筛匠,他住在离不花剌不远的一个叫答剌卜的村子里。操波斯语的民族习惯于把籍贯附属于姓名之后,因此人们又称他为答剌必”。实际上,凡姓名多有雷同的民族,为了加以区分,特别是成了名人后,都有将其出生地或居住地附于姓名前或后的习惯。称呼这种类似于“绰号”的名字,无论操闪含语族语言的阿剌伯人、柏柏尔人,还是操拉丁语族语言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都有此种“风尚”。“不花剌”、亦今布哈拉的答剌必及当地民众所操乃“突厥语”,他们又怎么成了“操波斯语的民族”呢?最为使人困惑不解,该书的作者弃已有的专业翻译名词不用,自行捏造新的名词,而不加任何说明。如:中亚盛行的地方贵族和统治者的称衔emir,或依照中世纪汉语音读译写作“异密”(密为词尾为t的入声字,用来译带r的音节,是唐代惯例),如何高济的志费尼书中译本;或依照现代汉语的近似音作“埃米尔”。可是,该书页56作“阿米儿”。乃为今土耳其所辖地方名称的小亚美尼亚(Armenia Minor),由于不同语言的读音差,前部分有“亚美尼亚”、“阿尔明尼亚”的中文译名。可是,该书页588作“小阿儿马尼”。


蒙古的二个部分“迭儿列斤”、“尼伦”的区别,迟至阿阑豁阿“没有丈夫”生子以后才出现。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部族志》:“阿阑豁阿没有丈夫感光受孕,生下了三个儿子,凡起源于这三个儿子的氏族和后裔者,被称为尼伦,意为腰,这是隐指贞洁的腰,因为他们是感光受胎的”。又,“迭儿列勤蒙古指一般蒙古人,而尼伦则指出自贞洁之腰,即出自阿阑豁阿之腰和氏族者”[2] 。“阿阑豁阿”,根据《元朝秘史》卷一的追溯,正是铁木真父亲“孛端察儿”的母亲:“朵奔篾儿干死了的后头,他的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孩儿:一个名不忽合答吉,一个名不合秃撒勒只,一个名孛端察儿”。“他母亲阿阑豁阿说:别古讷台、不古讷台您两个儿子,疑惑我这三个儿子是谁生的?您疑惑的也是”。“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3] 。也就是说:只是有了“尼伦”以后,才有了“尼伦”外“迭儿列勤”的“一般”区别。而蒙古之有“迭儿列勤”、“尼伦”的差别,充其量也不过是成吉思汗几代前的事;因此,根本不可能与唐代的“蒙兀室韦”扯上关系。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于页6云:“唐代史籍中的蒙兀室韦,也是迭儿列斤集团中的一员,它在《元朝秘史》中被称为忙豁勒。迭儿列斤集团内还有一个孛儿只吉氏,与蒙兀室韦有通婚关系。孛儿只吉氏内后来发展出一个尼鲁温(尼伦)部。尼鲁温是一个内部禁婚的血缘集团,迭列列斤集团里,还有许多其它像尼鲁温一样的内部禁婚,只能与迭列列斤系统的其它部落通婚的氏族集团。后来,蒙兀室韦的名称——蒙古则成为全体迭列列斤成员的共名”。姑不论语言的不很准确,如倒数第二句;也不论逻辑上的问题,如“蒙古则成为全体迭列列斤成员的共名”,也就是说“蒙古”不包涵“尼鲁温”亦“尼伦蒙古”在内!?而“忙豁勒”,不就是名字的组成部分,仅此而已。《元朝秘史》卷一:“合儿出生的子,名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孛儿只吉歹篾儿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他生的子,名脱罗豁勒真伯颜”[4] 。有元的蒙古人取名有作“唐兀台”、“南家真”,难道他们也是因为其中有通婚的关系?不知有没有更具体的证据,能够确切说明“蒙兀室韦”是“迭儿列斤集团中的一员”?如果依照前文的推理,这个假设只能是关公战秦琼类似的“故事”了。再说,由于部族成份来源的不同,几乎大都同时存在着部内通和禁婚的情况。

说来不信,《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于中文史料的理解也多有牵强附会、错误理解的现象。页346:“在归降的一百余万口中,至大元年归来的就有八十余万户。这么多人口一下子涌入漠北,成为元政府的沉重负担。至大元年二月,和林贫民北来者众,以钞十万锭济之,仍于大同、隆兴等处籴粮以以赈,令就屯田。次月,以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仰食于官,非久计,给钞百五十万锭、币帛准钞五十万锭,命太师月赤察儿、太傅哈剌哈孙分给之,罢其廪给”。“武宗虽令罢降民廪给,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停止赈济部民”。所引资料,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5] 。“八十六万八千户”,即使是每户二口,也有一百六十多万口,怎么会在“归降的一百余万口中”?大同(治今大同市)、隆兴(治今张北县),都在“漠南”而非“漠北”。三月条的“北来贫民”与二月条的“和林贫民北来者”,是什么关系?也并没有说其是察合台汗国的降民!而“罢其廪给”,是由于“分给”了钞和币帛,所以,何尝“停止赈济”!而见于刘敏中《中庵集》卷四《哈剌哈孙碑》之“时诸部落降者百余万口”[6] 之“百余万口”,也很可能是列年累计、当时存在的数字;因为根本不可能其成员全部犹如作者所云:“几年间,归降元朝的窝阔台汗国(当作:联合汗国东北部)部众”。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颇喜在原有的文字内含中,添入自己的“引申”的内容加以叙述。页54、55:“撒麻耳干城中有冈高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太师(耶律阿海)先居之,以回纥艰食,盗贼多有,恐其变,出居于水北。蒙古征服撒麻耳干后蒙古新贵的首把城中原来的共殿作为宅邸。但当地回回民众迫于生计,把占据华贵宫殿的蒙古新贵视为偷盗的主要对象,使镇守这里的耶律阿海再不敢居住摩诃末的新宫,不得不移居城外”。所引前二句,见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可是,并没有“把占据华贵宫殿的蒙古新贵视为偷盗的主要对象”的内容,而原文后尚有“师乃住宫,叹曰:道人任运逍遥,以度岁月。白刃临头,犹不畏惧。况盗贼未至,复预忧乎?且善恶两途,必不相害。从者安之”的字样[7] ,表明只不过“恐其变”而已。不仅如此,就是“非汉文史料”,情况也是如此。该书的有些章节只是将一种或二种书的相关白话文的译文改写成作者的白话文而已,如第一章第六节《蒙古西征》和第二章第二节《不花剌人民的起义》等主要根据《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本纪》[8] 和《征服世界者史》第一部《塔剌必的叛乱》[9] 。由于都是白话文,应该内容完全一致;可是,如果仔细去校对,不难发现,二者有太多的出入。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由于通讯的困难,不可能在一个过于广阔的地域互动。关于元朝与昔里吉、海都、笃娃的战争,早在一九八一年,王颋的硕士论文《元朝与北方诸王的战争》已经问世[10] ,校读《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相关段落,尽管作者似乎没有任何提及,可是所引用的载籍几乎相同。前者特别注意以上所说的情况,以使解释趋于更为合理;然而后者却作了不少缺乏军事知识、令人咋舌的发挥。页263、264:“这些北边诸王在阿里不哥失败后,虽然被迫投降忽必烈,但怨恨未能消除。尤其是阿里不哥诸子保留了他们的封地,这样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有实力起事。所以,可以说失里吉之乱是阿里不哥之乱的继续”。“但辅佐那木罕的丞相安童的军队违约突袭,迫使禾忽起兵叛乱,一度控制了河西走廊、并占有了斡端和可失哈儿。同年,都哇的军队兵临火州城下,围攻达六个月之久。那木罕元军东被河西叛军阻隔,北隔别十八里不得增援,畏兀儿亦都护被迫纳女请和,方才获得都哇退兵”。阿里不哥的“封地”元在漠北之西北角的“吉利吉思”[11] ,“北边诸王”后来发动兵变的地方在今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二者相隔直线距离二千里,就是再怎么样“风吹草动”,也“风马牛不相及”呵!兵变,与身在军中,并握有兵权有关。

禾忽起事于“河西”,其实是今敦煌市的沙州,宗王的那点兵力不可能占有今和田市的斡端(原文无今喀什市的可失哈儿),因为它们相距二千里还多。《元史》卷九《世祖纪》、卷一三四《昔班传》、卷一六二《李庭传》:“至元十三年正月,中书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八答山采宝玉自效,道经沙州,值火忽叛,孝忠等自拔来归,令于瓜、沙[州]等处屯田”。“先命昔班使海都,使之罢兵,置驿来朝。昔班至海都,传旨谕之,海都听命,已退军置驿,而丞相安童军先已克火和(火忽)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海都惧,将逃,谓昔班曰:我不难于杀汝,念我父尝受书于汝,姑遣汝归。以安童之事闻,非我罪也”。“至元十三年,[李庭]移军河西,击走叛臣霍虎(火忽),追至大碛而还”[12]。据此,禾忽乃是被击败后向西逃窜。而作者也作引注于下的The Monks ofQubilai Khan所记正是这个意思:“And in the days when they arrived atLotan(Khotan), it happened that a war was raging between the King ofkings Kublai Khan and King Oko(Oho). And Oko had fled from him and hadentered this country, and destroyed thousands of men therein. Thecaravan roads and ways had been cut, and grain was scarce and couldnot be found; and many died of hunger and perished through want”[13] 。

至于今霍城县东北“阿力麻里”亦那木罕元军驻地的地理形势,其去今吉木萨尔县北的别十八里为东八百里,去“河西叛军”、如以“斡端”论,西南一千六百里,所以不知为什么作者云:“东被河西叛军阻隔,北隔别十八里不得增援”!?也许,作者缺乏地理学应有的专业规范训练。不过,那都是核对一下地图就能纠正的,看来作者在那个方面,尤其心不在焉。又,从草原言,“呼伦”、“贝尔”可以合而为一;从湖泊言,“呼伦”与“贝尔”相距二百余里,中间有高地,因此,即使是史前时期,也不可能是曾经水面浩渺的一个湖泊;而页4将今呼伦湖的唐代“俱伦泊”释作“今呼伦贝尔”;页13又将今贝尔湖的元代“捕鱼儿海子”释作“今呼伦贝尔”。“和布克赛尔河”亦“火孛河”发源于北方的塔尔巴哈台山,向南流入准噶尔盆地,因蒸发量大而消失在沙漠中;“玛纳斯河”亦“马纳思河”发源于南方的天山,向北流入准噶尔盆地,缘同样的原因消失在沙漠中;只要核查出两边高中间低的事实,就不难判断这是二条互不相干的内陆河流,因为水不可能从低地向高地。可是,《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599却说:“马纳思河入准噶尔盆地后,流出部分成火孛河,位于叶密立(今额敏)之东”。

非常不幸,犹如军事一样,地理也是《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篇幅最多的部分。其质量,也许可以从以上的情况得知。不仅如此,作者还嗜好直接解释并没有多少知晓地名的语源,甚至随意创造地名以用作纠谬。页604、605:“我认为换札孙为Quyas这个地名的钦察语(?!)读法”。“我认为,铁木儿忏察或为Temur Kandcha的音译,意为铁木儿小城”。钦察语似乎今已没人使用,作者如何会说?“铁木儿忏察”,就是他本人也曾提到、见于《史集》第卷《忽必烈合罕纪》的“Temur Qahalqa”、“铁门关”;而以qahal或qaal作“忏”、“qa”作“察”都是很“规范”的译写。或许他不认识 “忏”字,不知道其今读chan 而与“察”同声母!?没有进行很容易的勘同,而要另外捏造一个新的名词。至于“城”,今作“kent”、“qand”,都缀于地名之末。如:乌兹别克城市塔什干(Toshkent)、撒马尔罕(Samarqand),哈萨克城市希姆肯特(Shymkent)。这些包含着历史掌故的名词,就是询问本国、本地的人,也都不可一一告诉。真不知作者是如何知道的?即使是找一个近音的词来轻率堪同,至少也得查一下相关语言的辞典。至于地名讹漏字,本当“见怪不怪”。如页578:“高加索诸共和国”前,当作“外高加索诸共和国”。


显然,《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非常注意抬高自己的学术形象。除了斩钉截铁、十分自负的语气外,尽量摆出格外“尊重”海外载籍和海外成果的姿态。姑不论“域外”载籍大多以“讲故事”的形式写作,其在确切的时间、地点以及细节上,较之“域内”史书要有含糊得多;而不管二者,都有成书年代先后的问题。既然在“汉籍”上不能以明、清代的追溯求证元代的史事,又怎么能不加鉴别相信时间很晚、后来成作的中、西亚“古书”呢?作者不说明原著的成书年代,不加区分就当作“信史”讨论,其结果能不让人怀疑!而在成果引用方面,即使是水平不高、莫名其妙的推论,也郑重地提到和赞同。《黑鞑事略》:“回回诸种,尽已臣服,独此一种回回,正在西川后门相对。其国之城三百里,出产甚富,地暖,产五谷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角淂征之数年矣,故此更增兵也”[14] 。前书页68:“徐霆所谓西川后门,奥勒伯里希特和嫔克斯认为或许指控制里海之铁门(打儿班)。而三百里之域,则二氏以为可能指克里木半岛沿海之Sudaq城或基辅城。实际上,察合台并未参加1236年对钦察的征服,但在拔都军中有其子拜答里和其孙不里”。然而,南宋的使臣大概不会知道远在今乌克兰南方的事情;而“西川后门”一词,应该已经表名是地在今青海、西藏的宋、元“吐蕃”地区。

在选用国内的成果上,《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颇有非“学术因素”的倾向。追述西辽的历史,只是选择了考察耶律大石自漠南前往漠北的那一段路线的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15] 和只是考证了屈出律败亡地点的姚大力《屈出律败亡地点考》[16] 等二篇文章。前者于“察合台汗国史”亦“元代西域史”没什么瓜葛;后者充其量只是一篇不过几千字的地名考据小文章。其实,相关主题并不缺少作品。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17] ,纪宗安《关于耶律大石和西辽建国时期的几个问题》[18] ,钱伯泉先生《耶律大石西行路线研究》[19] ,余大钧《耶律大石创建西辽帝国的过程及纪年新探》[20] 等,都是直插主题的论文。不见得他们的水平,差到不需要提到、不需要商榷。不仅如此,就是与之差不多声望“比肩”或远超出的名家,如著有《东西交流史论稿》、《东西交流史论谭》[21] 等书的黄时鉴,著有《元代史新探》、《元朝史新论》[22] 等书的萧启庆,著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行省制度研究》等书的李治安[23] ,著有《元代政治史研究》、《中外关系史地研究》、《西域南海史地研究》[24] 等书的王颋,以及著有《喀喇汗王朝史稿》[25] 的魏良弢,皆有与其课题相关的重要作品;可是,搜遍全书,也没见到他们的名字。这,似乎是在表明作者对以上人学术研究的不屑一顾!?

在学术界,一些已经成功登上“名人”阶层、但其实不是真正“权威”甚至不能说是很棒专业人员的人,对于他人提出的质疑、甚至根本性的“颠复”,往往采取视若罔闻的态度,甚至严厉禁止其学生和同事谈论,以达到继续维持自己“信誉”的目的。在西方诸汗国如何形成的问题上,日本学者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の原像》[26] 、王颋《大蒙古国兀鲁思问题管见》[27] 二文,通过解释相关资料在地域叙述上的“矛盾”,揭示这是一个由宗王出镇导致地方势力膨胀从而独立的过程。由于这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的成吉思汗分封直接导致各“汗国”形成的观点不同,该书截然采取不作丝毫提及的方法,似乎从没见过这样的作品。可是,页63、67上诸如“术(按:当作术)赤的始封地分别在也儿的石上游,察合台的始封地在阴山一带斡匝儿所属哈剌鲁部居地,以及窝阔台的始封地在按台山乃蛮旧地及叶迷里”以及所引“《广平贞宪碑》所记:皇子察合角淂出镇西域,有旨从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主经涉险阻,必获善地,所过无经舍止。成吉思汗(原作太祖)谓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逾是”等文字,恰恰都是比之成文付梓早好多年的那二篇文章中所有。

批评学术前辈和古代贤哲,乃是显示自己水平的最好方法。可是,不能以篡改记载和涵义来达到目的呵!《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605:“王国维因之认为这是契丹人新起的名字,其旧名为八剌沙衮,不确。志费尼在叙述漠北回鹘汗国西征时,回鹘人曾于此建裴罗将军城,该城称为虎思八里”。对勘也是作者所用的《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亦都护和畏吾儿地的起源,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当他(不古汗)抵达突厥斯坦边境时,他发现一片水草茂盛的美好平原。他本人在此驻留,兴建八剌撒浑(Balasaqun)城。现在,该城叫虎思八里(QuzBaligh)。同时派他的军队出征四方”[28] 。“现在”,指的是志费尼那个时代,即蒙古国初年,并不是传说中的“回鹘人”时代。又,页606:“据耶律楚材记载,虎思斡鲁朵位于大河亦列之西,有附庸城数十。这条大河亦列决不是伊犁河,必为垂河,即唐代之碎叶水之误”。可是,《西游录》卷上:“[阿里马]又西有大河,曰亦列。河之西,有城曰虎司窝鲁朵,即西辽之都也”[29] 。今伊犁河恰好在“阿力马里”与“八剌沙浑”之间,耶律楚材并没有提到“垂河”亦今楚河。“河之西”,并不是说在“河西岸”;再说,如果沿今伊塞克湖南行,不渡“垂河”也能到达南岸的“虎思斡鲁朵”。


仔细校读《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令人失望,令人诧异。作者在序中页1、2提到:“1987—1988年我应德国洪堡基金会邀请,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从事研究;1991年我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参加了在原察合台汗国所在地区的中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五国举行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这两次学术旅行使我有机会收集了许多有益的文献资料,本书就是在将这些新资料汇集整理以后,以原来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加上本人长期以来担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中亚史学会会长。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件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可是,如果要作真实的评价,对于一个社会业已认可、自身又那么忘乎所以的“大学者”来说,实在难以启齿:语言表达,颇不通顺;结构奇怪,既不是最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论文集,也不是布局严谨,有中心、有思想的方面通史。作者对语言学、博物学、民族学的知识所知不多,却敢于涉猎、敢于解释。没学好中文却在卖弄西文,不懂得地理却在考据地名,乃是整本书的最大“特色”。对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经常见到没有证明或只稍带几句就已出现的“全新”史实的推断。而轨迹不太清晰的逻辑演绎,时时闪烁于表达含糊、难以窥测的文字中。

德国的学术严谨,在世界上是出名的。可是,曾经在哥廷根大学“从事研究”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却几乎不遵守学术研究的国际惯例。首先是引书,且不说出版社与所在国家、城市一概例阙如,就是版本方面,也是书写体例不一。在五十种“汉文史料”中,居然有以下之多的讹误,页620、621、622:共有三编的《四部丛刊》,《遗山先生集》无编序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之《中庵集》为清抄本,却作“元刻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南村辍耕录》为句逗本,却作“标点本”;《程雪楼文集》作者为程巨夫,却作“程矩夫”;《顺斋闲居丛稿》无版本;而也无版本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名与篇名《九边四夷》联在一起作书名。而在正文中,许多引用没有页码,甚至或没有卷数,或没有书名,或没有篇名。最为有趣的是,现存的资料只有宋子贞所作的《耶律楚材神道碑》[30] 而没有《耶律楚材墓志铭》。可是,就在正文页138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当然据《耶律楚材墓志》和《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记载,耶律楚材在窝阔台即位问题上起了一定作用”。难道当时引用,不曾核对过原书?中文史料尚且如此,能相信其它的“非汉文史料”的情况完全不同吗?当然,含糊有一个好处,读者无法校对原文,可以信口开河。

说到外语的学习,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要做到理解语言、品味语言,一般来说,就词汇一项,必须掌握五万左右的庞大数量,对于上等记忆的人来说,也要化费四到五年的时间。而学习外语特别好的人,必须同时具备语音模仿能力和语言感受能力,必须拥有长期生活、长期使用的环境。口说语言可能相对容易,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在一些有着古老历史的语种中,尤其困难。词法(构造)、语法,以及传承的掌故、习惯的隐喻,往往是语言的灵魂所在,这又不是一般学外语的人所能达到的。从另一层讲,不能很好“理解”母语的人,是不可能“精通”任一种外语的。如今的年青一代,往往学了一年半载,就是语言的历史都不甚了了,就在作自己既乌有基础、又不熟悉背景的翻译或研究,其成果当然就是一堆废纸。《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的刘迎胜,没专门读过任一种外语,自诩“通晓”英、德、俄、波斯、突厥等近十种语言;难道不值得怀疑吗?说来,名列元史界“二陈二周”的陈得芝,是他的“伯乐”。先生专治元朝史,出入于域内、外之间,但于中亚却很少涉及,而于所称的“波斯语”、“突厥语”之类所知不多。《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第九精通》:“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31] 。如果伯乐不去相“马”而垂顾“牛”,结果当然可以想见。

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很少有真正的学术批评。能进行批评的人,只是那些已经成名而又于被批评者有居高临下态势的人。如果批评“前辈”,那是“犯上作乱”;批评老师,那是“恩将仇报”,就是批评同事、同学,那也一定是个人恩怨的反映。偶尔出现独具慧眼的高手,也大都只在私下里议论。复旦大学的一位学术朋友曾对笔者说:“你们元史学界尽在制造神话,没有作品的姚大力,只会卖弄波斯语的刘迎胜,没见好作品,却名气这么大。其实,在大阪时,听一二在伊朗呆过多年的日本学者说,他们颇不认同”。由于学偏语种达到能“混”的程度,远比学古汉语容易(高水平的人多);因此,一些稍有学习能力的年青学人,也就纷纷加入了这条“成名”的“终南快捷方式”(只要有已经“成名”的人捧,不管他懂不懂)。又由于刘迎胜的“成功”,很多人以之为榜样,同样以望文生义、同样以强言捏造进行所谓的“创新”。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情况,才促使书写这篇旨在揭露“真”、“伪”学问的书评,以煞住连学术界都已蔚然成风的“忽悠”风尚。如果指责不当,欢迎反驳。最后还得指出:凭“权威”身份,“忽略”他人的作品,乃是尚未有人总结的中国“人际关系学”中一箭双雕的高明手法:既避免了学术讨论的难堪,也在客观上轻易地“抹去”了对方。
[1]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二○○六年。为引用与检索方便,行文所引皆只标页码而不及章、节名。
[2]北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一九八三年,页291、249。
[3]《四部丛刊三编》景印元钞本,页10下、12下、13下。
[4]页3上。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七六年,页496、497。
[6]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页297下。
[7]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4。
[8]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一九八三年,页271—310。
[9]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何高济英译本,一九八○年,页128—134。
[10]南京大学油印本,一九八一年。而《元朝史》相关章节主要据此。
[11]《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纪》,页367、365:“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禹儿惕,[后来]被交给了阿里不哥”。“他(阿里不哥)的夏营地在阿勒台,冬营地则在兀良哈惕(Awryankqt)和乞儿吉思(Kirgis),其间相距三日程”。
[1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七六年,页177、3247、3797。
[13]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Budge, London, p.138、139。又,《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277:“但至元十二年贵由子禾忽叛乱,占领其地(斡端),景教僧列边扫马西行时,曾亲睹这一事件”。可是,据上引原文,并无此含义;作者能不能读英语?
[1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7。
[15]载《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二年。
[16]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五期,南京大学刊本,一九八一年。
[17]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
[18]载《西域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19]载《西域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20]载《辽金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七年。
[21]前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九八年。后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刊本,一九九八年。[22]前者,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三年;后者,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允晨丛书》本,一九九九年。
[23]前者,天津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九二年;后者,天津,南开大学刊本,二○○○年。
[24]前者,海口,南方出版社刊本,二○○二年;中者,海口,南方出版社刊本,页二○○三年;后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二○○五年。
[25]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中亚文化研究丛书》本,一九八六年。
[26]载《东洋史研究》第三七卷第一号,昭和五十三年,页21—26。
[27]载《元史论丛》第六辑,一九九七年,页147—158。
[28]页65。
[29]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向达校注本,一九八一年,页2。
[30]《元文类》卷五七,《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
[3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

蒙古世系

一、蒙古人的先民
  A、东胡(?~前3世纪末),分布中心在今内蒙赤峰市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败于匈奴冒顿单于,分解为乌桓和鲜卑。
  B、乌桓(前3世纪末~207年),分布中心在今内蒙大兴安岭南部至河北北部,亡于曹操。
  C、鲜卑(前3世纪末~6世纪),最初分布中心在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今内蒙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后来南迁大漠,割据中原,除一部分融入汉族外,其余分解为下述(见D、E、F、G各项)各部。
   1、檀石槐的鲜卑部落联盟(2世纪中叶~181年),王庭位于弹汗山(今内蒙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附近),檀石槐死后联盟瓦解。
   2、慕容氏的前燕帝国(337~370年),首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后迁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亡于氐人的前秦。
   3、拓拔氏的北魏帝国(386~534年),首都盛乐(今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附近)、后迁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迁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分裂为东、西魏。
   4、北周帝国(556~581年)首都长安(今陕西省会西安市西北),亡于隋朝。
   除了前燕、北魏、北周外,两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各部在中原还建有西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代、东魏、西魏等政权 [参见笔者的文章《生生不息,纵横驰骋的蒙古人(之一)》]。
  D、柔然(4世纪前期~8世纪末)
   1、柔然汗国(402~555年),王庭位于今蒙古北部、鄂尔浑河东侧一带,亡于突厥。
   2、阿瓦尔汗国(568~805年),王庭位于今匈牙利多瑙河畔,亡于法兰克王国。
  E、吐谷浑汗国(329~663年)首都伏俟(今青海共和市、青海湖以西7公里处),亡于吐蕃。
  F、室韦(4世纪后期~9世纪末),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黑龙江和嫩江流域,后世繁衍为蒙古人(下见第二节)。
  G、契丹(4世纪后期~14世纪)
   1、辽帝国(916~1125年),首都临潢(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古城遗址),亡于金朝。
   2、西辽帝国(1131~1218年),首都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楚河上游南岸、托克马克东约18公里的布拉纳废墟),亡于蒙古(实际上1211年已为乃蛮所灭)。
   3、库特卢克苏丹国(1222~1304年),首都古瓦失尔(今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的同名省会克尔曼),亡于伊尔汗国。
  二、大蒙古帝国时代
  A、蒙古部(9世纪后期~1206年),12~13世纪之交,完成了蒙古高原诸部的统一,形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
  B、大蒙古帝国(1206~1271年),首都哈剌和林(今蒙古前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东岸的哈尔和林废墟)。
  C、大元帝国(1271~1368年)大蒙古帝国的东亚部分,首都大都(今北京市),亡于明朝。
  D、北元—东西蒙古的分立(1368~1635年),重返漠北草原,回到游牧行国状态,虽困于内部纷争不断,但黄金家族的大汗尚传承不辍。16世纪末形成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卫拉特蒙古三部分(下见第三节A项)。
  E、窝阔台汗国(13世纪60年代~1309年),统治中心在伊犁河与塔拉斯河流域,亡于察合台汗国。
  F、察合台汗国(1225~1348年),首都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约13公里的古城址),后迁卡尔希(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卡什卡达里亚省省会卡尔希附近),1348年后分裂为东、西二部。
   1、东察合台汗国(1348~1680年),先后以阿力麻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伊力八里(今新疆伊宁市)为首都,1514年又定都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亡于准噶尔。
   2、帖木儿帝国(1370~1507年),由西察合台汗国演化而成,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省的同名省会),亡于乌兹别克汗国(别见第三节E项)。
   G、金帐汗国(1240~1502年),首都拔都-萨莱(今俄国阿斯特拉罕州同名首府阿斯特拉罕北面约105公里处,阿赫图巴河东岸塞利雷诺耶村所在废墟),后迁别儿哥-萨莱(今俄国伏尔加格勒州同名首府伏尔加格勒附近、伏尔加河正流与北支回流阿赫图巴河交汇处的列宁斯克小镇所在废墟),14、15世纪以后分裂为下列小汗国,其主支亡于克里米亚汗国。
   1、弘吉剌-苏非王国(1360?~1388年),首都乌尔根齐(今土库曼斯坦北部塔沙乌兹州的库尼亚-乌尔根齐),亡于帖木儿帝国。
   2、诺盖帐(15世纪初~18世纪后期),分布中心起先在萨莱-楚克(今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岸乌拉尔河口、即阿蒂乌拉省同名省会附近废墟),17世纪前期退往黑海东北岸,后并入俄国。
   3、西伯利亚汗国(1400?~1608年),首都秋明(今俄国秋明州同名首府秋明附近),后迁伊斯克尔(今俄国秋明州额尔齐斯河东北岸、距托博尔斯克约16公里处),亡于俄国。
   4、乌兹别克汗国(1428~1510年),先以苏格纳克(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克孜勒-奥尔达省、锡尔河北岸托缅-阿雷克村以北6公里的苏纳克-库尔干废墟)为首都,1501年夺取撒马尔罕做为新首都。其主支发展为布哈拉汗国,旁支分别建立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下见第三节G项)。
   5、克里米亚汗国(1430~1783年),首都巴赫奇-萨莱(今乌克兰南部半岛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巴赫奇-萨莱村),1477年承认土耳其苏丹为宗主,后亡于俄国。
   6、喀山汗国(1438~1552年),首都喀山(今俄国鞑靼斯坦共和国首都喀山),亡于俄国。
   7、阿斯特拉罕汗国(1459~1556年),首都阿斯特拉罕(今俄国阿斯特拉罕州的同名首府),亡于俄国。
   8、哈萨克汗国(1480~18世纪初),分布在从七河流域到奇卜察克草原的广大地带,大体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相符,17世纪以后分裂为三部分(下见第三节B项)。
  H、伊儿汗国(1258~1355年),首都大不里士(今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大不里士),主支亡于金帐汗国,旁支建有下列政权。
   1、脱合帖木儿汗国(1337~1409年),统治中心在戈尔甘(今伊朗东北部戈莱斯坦省一带,该省省会即名戈尔甘),亡于帖木儿帝国。
   2、札剌亦儿苏丹国(1340~1432年),首都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亡于帖木儿帝国。
   3、阿鲁浑王国(14世纪末~1590年),统治中心起先在古尔(今阿富汗中部古尔省、巴米扬省、瓦尔达克省一带),后退往信德(今巴基斯坦南部沿海信德省,即印度河下游河谷和三角洲),亡于莫卧儿帝国。
  三、衰落中的余晖
  A、清朝对蒙古的征服和统治(1593~1911年)
   1、漠南蒙古察哈尔部(16世纪初~1675年),名义上的全蒙古大汗驻跸该部,游牧于今内蒙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流域。1632~1634年,在清(后金)军追击下,察哈尔主力溃败。1636年四月,以察哈尔部为首的漠南蒙古各部归附清朝。1675年,察哈尔王公反清失败,清朝乘机断绝蒙古大汗传承世系。
   2、漠北喀尔喀蒙古(16世纪初~16世纪末),从东方的哈拉哈(即喀尔喀)河起步,逐步扩展至高原中央,游牧地域与今蒙古国大体相当,后分为三部:
   a、土谢图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色楞格、达尔汗乌拉、中央、中戈壁省等地。
   b、车臣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东方、肯特、苏赫巴托省等地。
   c、札萨克图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扎布汗、戈壁阿尔泰、库苏古尔、乌布苏省等地。
   1691年五月,喀尔喀三汗投降清朝。1725年,清朝从土谢图汗部中分出一部分,1766年授予汗号,组成:
   d、赛因诺颜汗部(1725~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后杭爱、前杭爱、巴彦洪戈尔、南戈壁省等地。
   3、漠西卫拉特蒙古(16世纪后期~1757年),游牧于从青海向西直达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建有下列强权:
   a、准噶尔汗国(1635~1757年),汗廷位于伊犁(今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惠远城),亡于清朝。
   b、和硕特汗国(1637~1717年),汗廷位于拉萨(今西藏首府),亡于准噶尔。
   c、土尔扈特汗国(1651~1771年),汗廷位于今俄国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河西岸卡梅申县一带。1771年大部分土尔扈特人回归中国,留在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即土尔扈特)汗国政权立即被沙皇废除,当地被纳入俄罗斯帝国行政区域中。
   4、清朝实现对全蒙古的统治(1757~1911年)。
  B、哈萨克三帐(16世纪60年代~19世纪前期)
   1、大帐(16世纪60年代~1809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七河、塔拉斯河、楚河流域,1809年在浩罕汗国侵袭下解体,浩罕汗国灭亡后并入俄国。
   2、中帐(16世纪70年代~1822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中部,北至额尔齐斯河、伊希姆河、托博尔河,南至锡尔河下游北岸,并入俄国。
   3、小帐(17世纪上半叶~1824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西部乌拉尔河与阿克托别(今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省的同名省会)一带,并入俄国。
  C、乌兹别克三汗国(1510~1920年)
   1、布哈拉汗国(1510~1920年),首都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哈拉省的同名省会),1867年沦为沙俄附庸,1920年被苏维埃政权推翻。
   2、希瓦汗国(1512~1920年),首都希瓦(今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省、阿姆河下游西岸、距阿姆河约43公里的希瓦旧城),1873年,沦为沙俄附庸,1920年被苏维埃政权推翻。
   3、浩罕汗国(1709~1876年),首都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省、距锡尔河南岸约25公里的浩罕县),亡于俄国。
  D、沙俄对北方亚细亚的征服和统治(1472~1917年,参见第二节中G项)
  从1472年征服彼尔姆(今伏尔加河东岸支流卡马河上游、即俄国彼尔姆州一带)开始,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一刻也没有停下扩张的步伐,相继兼并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布里亚特地方(贝加尔湖周围,今俄国伊尔库茨克州、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诸地,17世纪后期被沙俄吞并)、卡尔梅克汗国、诺盖帐、克里米亚汗国、哈萨克三帐、乌兹别克三汗国等。
  E、莫卧儿帝国(1526~1858)
   1、巴布尔建国(1526~1540年),巴布尔是跛子帖木儿的四世孙,1526年进占德里(今印度首都新德里北部),但巴布尔之子胡马雍即位10年后遭阿富汗人驱逐失国。
   2、苏尔王国(阿富汗人)的隔断(1540~1555年),首都德里,亡于莫卧儿帝国复僻。
   3、胡马雍复国延续统治(1555~1858年),首都德里,亡于英国。
  F、伊朗卡贾尔王国(1786~1925年),突厥化的卡贾尔人的祖先卡贾尔,是伊儿汗时代一位蒙古官员,卡贾尔的后代统一伊朗,定都德黑兰(从此成为伊朗首都),后亡于伊朗巴列维王朝。
   四、新时期的变迁
  A、蒙古(1911年以来)
   1、自治蒙古(1911~1919年),1911年蒙古民族革命,建立独立(后改为自治)政府,首都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2、中国占领和白卫军的侵扰(1918~1922年)。
   3、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921~1924年),1921年蒙古民主革命,驱逐中国占领军和各支白卫军,成立君主立宪政府,首都库伦。
   4、蒙古人民共和国(1924~1992年),首都乌兰巴托。
   5、蒙古国,1992年2月12日改现国名,首都乌兰巴托。
  B、中国内蒙古(1911年以来)
   1、盟旗与省县分置,抗垦与革命斗争(1911~1931年)。
   2、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
   a、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1936年成立蒙古军政府,1937年改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改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为蒙古自治邦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脑(主席),1945年结束。首府先后设在归绥(今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张家口(今河北西北部张家口市)]。
   3、自治运动的发展和胜利(1945~1947年)。
   a、内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9月~1945年11月),由前蒙高级官员、蒙古知识青年等发起成立于西苏尼特旗(今内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解散。
   b、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1645年10月~1946年5月),由前满官员、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等发起成立于海拉尔(今内蒙呼伦贝尔市),被撤销。
   c、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1946年1月~1946年5月),由蒙古革命人士、开明上层、知识青年等发起成立于葛根庙(今内蒙兴安盟政府驻地乌兰浩特市附近),被撤销。
   d、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5年11月~1946年5月),由中共管员乌兰夫任领导人,办公地先后设在张家口、贝子庙(今内蒙锡林郭勒盟政府驻地锡林浩特市)和乌兰浩特,1946年“四-三”会议后撤销上述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和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e、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1946年9月~1948年1月),由前述额尔钦巴图等再次发起成立于海拉尔,表面上接受中共领导,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被撤销。
   f、内蒙古自治政府(即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成立于乌兰浩特,乌兰夫当选为主席。
   g、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8月~1949年9月),由德王成立于定远营(今内蒙西部阿拉善盟政府驻地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在解放军迫近时西迁。
   h、西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9月~1949年10月),上述蒙古自治政府余部在德王在阿拉善改组成立,10月初被中哦那个军队解放军消灭。
   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49年首府迁至张家口,1952年迁至呼和浩特。1962年2月内蒙古区域的划分调整完毕,形成现在内蒙古的地理范围。1969年出于对北部边疆战略的担忧,将内蒙东部三盟划归辽宁、吉林、黑龙江,西部三旗划归宁夏、甘肃,1979年划出去的盟、旗、县又重新划回内蒙古,恢复了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5、中国境内其他相关的民族区域自治政府。
   a、新疆巴音郭勒蒙古族自治州,州驻地库尔乐市,成立于1954年6月23日。
   b、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州驻地博乐市,成立于1954年7月13日。
   c、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和布克赛尔,属于塔城地区,成立于1954年9月10日。
   d、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驻地德令哈市,成立于1954年1月25日。
   e、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优干宁,属于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于1954年10月16日。
   f、甘肃隶北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党城湾,属于酒泉市,成立于1950年7月29日。
   g、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大城子,属于朝阳市,成立于1958年4月1日。
   h、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阜新,属于阜新市,成立于1958年4月7日。
   i 、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前郭,属于松原市,成立于1956年9月1日。
   j、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泰康,属于大庆市,成立于1956年12月5日。
   k、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围场,属于承德市,成立于1990年6月13日。
   l、内蒙古莫力达瓦达翰尔自治旗,旗驻地尼尔基,属于呼伦贝尔市,成立于1958年8月15日。
   m、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县驻地锁南坝,属于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50年9月25日。
   n 、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县驻地吹麻滩,属于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81年9月30日。
   o、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县驻地威远,属于海东地区,成立于1954年2月17日。
   p、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驻地大通,属于西宁市,成立于1985年11月10日。
   q、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县驻地民和,属于海东地区,成立于1985年12月10日。
   r、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驻地红湾寺,属于张掖市,成立于1954年2月20日。
   s、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驻地伊宁市,成立于1954年11月27日。
   t 、新疆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木垒,属于昌吉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54年7月17日。
   u、新疆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巴里坤,属于哈密地区,成立于1954年9月30日。
   v、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博罗转井,属于酒泉市,成立于1954年4月27日。
   C、从前苏联到俄罗斯(1917年以来)
   1、乌兹别克斯坦(1917年以来)。
   a、浩罕自治政府(1917年11月~1918年2月),白卫分子成立于浩罕,在苏俄红军攻击下灭亡。
   b 、外里海临时政府(1918年7月~1920年2月),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成立于阿什哈巴德(今土库曼斯坦首都),在红军攻击下溃败。
   c 、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17年11月~ 1918年5月),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1918年5月改名为下述d项。
   d、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18年5月~1924年11月),1918年5月(由上述c项)改名并加入俄罗斯联邦,首都塔什干,1922年12月加入苏联,1924年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e、花拉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0年4月~1923年10月),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青年希瓦党人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希瓦。1921年3月俄国共产党将希瓦青年党人排斥出局。1923年10月改名花拉子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4年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f、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0年10月~1924年9月),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布哈拉,1924年9月改名为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h、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4年10月~1991年8月),首都撒马尔罕,1925年3月加入苏联,1930年迁都塔什干,1956年行政区划最后确定,形成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理范围。
   i、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1991年8月31日宣布独立并改现国名,首都塔什干。
   2、哈萨克斯坦(1917年以来)。
   a、阿拉什政府(1917年12月~1920年3月),由白卫、封建贵族、宗教上层和资产阶级民族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于奥伦堡(今俄国奥伦堡州的同名首府),1918年1月白军主力被苏俄红军击败溃走,阿拉什政府残余最后向苏维埃政府投降。
   b、吉尔吉斯(即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0年8月~1925年4月),首都奥伦堡,成立之初加入俄联邦,1924年10月完成民族划界。
   c、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5年4月~1936年6月),1925年4月(由上述b项)改为现名,首都克孜勒-奥尔达(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边境克孜勒-奥尔达省的同名省会),1928年迁到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东南边境阿拉木图省的同名省会)。

内蒙古青年革命党与海拉尔苏维埃政府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遭到一定的挫折。在第三国际指导下,以留苏和留蒙古学生为主,白海峰、朱实夫为主要创始人,组建了内蒙古青年革命党,成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郭道甫、福明泰加入了这个组织,并且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8年7月9日,郭道甫、福明泰召开了一次会议,组织了一千多人,发动了呼伦贝尔历史上第三次自治运动。骑兵团袭击了乌奴尔车站、嵯岗车站。苏联调动军队到中苏边境表示支持,蒙古直接出兵帮助郭道甫的骑兵团。终因计划失误和苏蒙配合不利,没有能攻占海拉尔。失败后退到哈尔哈河右岸整备,待机反攻。由于主要领导人在承德突然负伤,起义军人心浮动,分成了主战与主合两派,最后导致甘珠尔庙两派自相冲突。郭道甫接受了张学良的调停,副都统衙门接受了郭道甫提出的条件,双方议和。主战派被东北军击败,呼伦贝尔自治运动宣告失败。

1929年因为中东路事件而发生的中苏边境军事冲突,以东北军失败而告终。11月25日东北军退出海拉尔。苏联红军骑兵800余名,于12月14日晚开进海拉尔,压迫蒙古保卫团后撤。副都统衙门和呼伦县政府也后撤至兴安岭和雅鲁县。内蒙古青年革命党于15日晨4时率2000余人开进海拉尔。在苏联红军支持下宣布建立“海拉尔苏维埃政府”。这个政权也称之为“索伦共和国”,也称“海拉尔蒙古共和国”。政府委员会由7人组成,福明泰任主任委员,其中委员有苏联2人,蒙古1人,内蒙4人。下设4个部,即政务部、外交部、军事部、财政部。

这个政权只存在几十天,随着中苏纠纷问题的解决而烟消云散。
1930年1月3日,苏联红军退出海拉尔,“海拉尔苏维埃政府”自动取消。

档案中的清代内札萨克蒙古王公爵号

蒙古各部落,世代居于中国的北部边疆,以从事游牧、狩猎为生。清朝初年,蒙古各部分布在以大漠为中心的中亚细亚和东北亚干燥、半干燥的蒙古高原地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漠南蒙古(内蒙古)各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各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卫拉特)各部这三大部系。清王朝建立后,为了对北方草原上如此众多的蒙古部落进行有效的统治,曾针对着蒙古地区土地辽阔、民族强悍勇敢和人随畜迁的游牧生活特点,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统治方法。据清代档案和历史文献的记载,清朝统治者曾将驻牧于当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科尔沁等二十四个蒙古部落,编定为四十九个札萨克旗,总称为内札萨克。为了笼络内札萨克的蒙古封建主,清朝统治者还根据清代的外藩封爵制度,对其陆续封爵。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爵位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自然是有三六九等之别的,内札萨克蒙古封建主的爵位也是如此。当时所封的爵位,第一等是“和硕亲王”,简称为亲王。“和硕”是满语的部落之意,这里是作为荣衔加在亲王之前。第二等是“多罗郡王”,简称为郡王。“多罗”是满语的称美之辞,相当于汉语的“理”字,在此冠于郡王之上。第三等是“多罗贝勒”,简称为贝勒。“多罗”之意已述;“贝勒”是满语,意为“管理众人”,亦即“旗之王”。起初,贝勒是女真族中强有力的酋长的称谓,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将此称授予女真族中强有力者,最强有力者称为“和硕贝勒”,清朝时将贝勒定为爵位的名称。第四等是“固山贝子”,简称为贝子。“固山”是满语清代八旗的“旗”;“贝子”是满语,原为贝勒的复数,清代成为爵位的名称。第五等是“镇国公”,第六等是“辅国公”。以上六个等级统称为王公,与清朝宗室爵位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宗室爵位在这六等之下,尚有“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这其它六等,共计十二个等级。而内札萨克的爵位在这六等之下是“台吉”和“塔布囊”;这二者都属于贵族,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等级,而是同一级别爵位的不同名称。“台吉”是蒙语,来源出自于汉语的“太子”,是历史上蒙古贵族的称号,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只用于称呼皇子,后来渐渐成为他子孙后裔的通称,清朝沿用此名称作为爵位之一。台吉又分为一至四等,地位有所差别。“塔布囊”也是蒙语,意为“驸马”,原是明朝时蒙古人对于同成吉思汗后裔女子结婚者的称号,在清代成为爵位之一。它与台吉地位相当,也分一至四等,但仅仅用来封赠内札萨克喀喇沁部左、中、右三旗的贵族。

在这些荣受封爵的蒙古王公贵族去世之后,所遗留的爵位经过清朝皇帝批准,可以由他的子孙后代来承袭。承袭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即某王公的爵位经皇帝颁诏允许后,其后代可以按父祖爵位的原等级承袭。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的爵位大多是如此继承的。另一种是“降等承袭”,即按照清朝时的惯例,王公贵族的爵位其后代要降一个等级来承袭。这样逐代降等承袭,子孙的爵位就越来越低了。就某一位王公来说,他的爵位等级也并非如同“铁饭碗”那样终其一生不会改变,有时因其功过也会有所升降,甚至被削去爵位的。

与封爵有关联的还有封号。封号的办法在清朝制定封爵制度之前即已产生了。原是对于作战有功的人赐以不同的封号以示褒奖,后来清廷开始封爵,封爵与封号有了些关联,常被统称为爵号。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有的人既有爵又有号,有的人仅有爵而无号,有的人因其功高享有双封号。这些封号也可以由子孙来继承,但也时有例外。

这样介绍似乎显得还有些抽象,下面举出两位蒙古王公的爵号变化情况,他们很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明这种种情况。

清朝初年,蒙古科尔沁部有过一位著名的孝庄文皇后,她有位四哥,名叫满珠习礼,曾因追随清太宗皇太极作战有功,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被封为“多罗巴图鲁郡王”,诏“世袭罔替”。在此“多罗郡王”是爵位,“巴图鲁”夹在中间是封号。这就是既有爵又有号,并可以世代子孙按原来的等级承袭。到了顺治九年(1625年),清世祖顺治皇帝又赐他“达尔汉”号,后来晋升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这样他因功晋爵一级为“和硕亲王”,同时还享有“达尔汉”和“巴图鲁”的双封号了。到他在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儿子和塔在继承父亲的爵号时,被清廷停袭了“巴图鲁”号,只承袭了“和硕达尔汉亲王”爵号。这个爵号因属于“世袭罔替”,所以一直传到了清末,共相沿了十二位达尔汉亲王。

上述满珠习礼的第四代子孙中,有位色布腾巴勒珠尔,他曾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承袭了其父亲罗卜藏衮布的“和硕达尔汉亲王”爵号,成为第五位达尔汉亲王。后来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获罪而削去爵号,该爵号由他的二哥色旺诺尔布来承袭。在乾隆二十三年(1763年),这位色布腾巴勒珠尔又因为立有军功,而另封为“和硕亲王”爵,但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再次因获罪而削爵。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他以从征剿平金川叛乱有功,被复还了“和硕亲王”爵。他的这个亲王爵位始终没有封号,并经数度封削,属于典型的因其功过而升降。在他去世后,因生前的“和硕亲王”爵位皇帝并未曾下诏“世袭罔替”,所以其长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在承袭他的爵位时,就只能按照惯例降等承袭为“多罗郡王”,后来虽蒙皇恩浩荡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得了个郡王的“世袭罔替”,可谁知好景不长,又在七年后因获罪而被革去,子孙们只好逐代降袭爵位,到光绪年间已经降袭到辅国公了。

获得爵位的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享有清廷给予的各种政治特权和经济待遇。在掌握政权上,当时内札萨克各旗的旗长,蒙语称为“札萨克”,必须由获得一等台吉以上爵位的人担任;旗内的属官中,协理台吉这一职务必须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其余的管旗章京、参领、佐领等职务,贵族都享有优先权。在经济待遇上,清廷也给予他们丰厚的俸禄。每年的标准是:亲王俸银二千两,俸缎二十五匹;郡王俸银一千二百两,俸缎十五匹;贝勒俸银八百两,俸缎十三匹;贝子俸银五百两,俸缎十匹;镇国公俸银三百两,俸缎九匹;辅国公俸银二百两,俸缎七匹;担任旗札萨克的台吉或塔布囊俸银一百两,俸缎四匹。但是,在科尔沁部有四位亲王和一位郡王的俸禄情况特殊。其中,土谢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卓哩克图亲王、博多勒噶台亲王每年各给俸银二千五百两,俸缎四十匹;札萨克图郡王每年俸银一千五百两,俸缎二十匹。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在清朝开国定鼎时期的功勋卓著,所以比其它亲王郡王的待遇要优厚一些。此外,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还享受着“年班”和“围班”的特殊恩遇。清廷规定,内札萨克分为三班,每年一班,轮流入京朝觐,给皇帝拜年,这称为“年班”。参加年班的王公贵族,在除夕和元霄之时,都由皇帝设宴款待,此外还多次加宴,这称为“燕飨”;按规定赏给衣帽、撒袋、腰刀、鞍辔、缎匹、茶布等物,都计值折银,按照亲王四百两、郡王三百两、贝勒二百两、贝子一百五十两、镇国公和辅国公一百两的标准赏予,这称为“锡赉”。他们在京期间的各项费用和返回时的路费,也都是按照爵位等级由清廷供给的。上述的科尔沁四位亲王和一位郡王在赏赐、供给、路费等方面的待遇也是从优的。清朝皇帝每年秋季都要到热河北部木兰围场打猎,称为“木兰秋狝”。届时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也要按其年班分定的班次,轮流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觐,并随皇帝赴木兰围场行围,这即为“围班”。行围时,皇帝从王公贵族中派令管围之人,其余的随围。围猎之后,按爵位等级给予赏赐。“年班”和“围班”使这些王公贵族既能够目睹皇帝天颜,又有了对皇帝表示忠诚的机会,还能得到皇帝的大量赏赐,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封爵和封号的施行,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古族封建主怀柔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使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耀地位与权利,心甘情愿地充当清王朝统治蒙古人民的鹰犬。清王朝正是通过他们,实现了对地域辽阔、人口分散的广袤内蒙古草原的统治。

说明:撰写此文依据的是《光绪会典·理藩院》、《光绪会典·宗人府》、《清史稿·列传藩部一》、《清史稿·藩部世表一》等档案和历史文献。

MONGOL ULUSIIN YERUNGHIILEGCHI JAPOND 201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