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8日星期三

略论中亚突厥系民族对成吉思汗的尊崇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游牧帝国----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不仅被蒙古人视为本民族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圣主,而且还长期受到中亚许多突厥系民族的尊崇。这种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表现在14世纪以后中亚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多个方面,并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考察中亚突厥系民族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并探讨这一信念持久不衰的原因,对我们理解“后蒙古时代”中亚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不无价值。本文使用的“突厥系民族”在概念上对应于语言学界所用的“操突厥语的各族”(Turkic―speaking ethnic groups),具体指那些原操突厥语和14世纪以后突厥化的民族。这二者共同为今天中亚突厥系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在蒙古人中长期存在着“只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才能受到天命护佑以统治天下”的理念,所以也惟有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才有资格称“汗”。自 17世纪起,虽然西蒙古人中出过几位称汗的首领,但据研究,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是因其血统和成吉思汗家族有关。对具有成吉思汗血统的重视也见于突厥人中。首先应该提起的是帖木儿,他出自河中地区突厥化的蒙古八鲁刺思(Barlas)部,自14世纪70年代起率部先后远征钦察汗国、波斯、印度等地,创建了辉煌一时的帖木儿帝国。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就将“女婿”看作一定程度上的女方家庭成员。原本与成吉思汗家族并无瓜葛的帖木儿为使自己的统治取得合法性,于1397年娶察合台系汗黑的儿火者之女,以此进入成吉思汗大家族中。由于帖木儿毕竟不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男性后裔,故终其一生也仅是采用比汗低一级的头衔“埃米尔”(amir),但为表明其是成吉思汗家族一员的身份,特地在对外交往中使用了“古列坚”(女婿)的“头衔”。在其子沙哈鲁送与明朝的波斯语国书中,对帖木儿所加的称号“驸马”(fuma)也是为了表达这层政治含义。曾访问其帝国的西班牙使者即在行记中称帖木儿出自察合台一族。沙哈鲁即位后,也向钦察汗国提出过联姻的要求,这也是重视成吉思汗血统的表现。 帖木儿帝国对蒙古大汗血统的尊崇还清楚地表现在帖木儿石棺上刻的墓志中。该墓志强调帖木儿是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汗之子合出里之后,并称他与成吉思汗一系有共同的祖先;墓志还借鉴成吉思汗祖上阿兰豁阿感光而孕的传说,伪称帖木儿之母也是承受了天光才生下他。但伊儿汗国大臣拉施特早已强调屯必乃汗之子合不勒汗到成吉思汗这一系的正统性,而把合出里一系的后裔八鲁刺思部等都称为成吉思汗的奴隶。这一说法显然不利于帖木儿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加上当时的史家明确宣称,只有成吉思汗家族的男性才有权称可汗和苏丹,故帖木儿朝中的史家牙孜迪 (Ghiyath al-Din’Yazdi)在帖木儿传记的序中称合不勒曾做了两个梦,他将梦的内容告诉了其父屯必乃汗。屯必乃汗解释说,第一个梦预示合不勒的四世孙将成为大汗而征服世界,第二个梦则预示合出里的八世孙也将君临天下(这实际上分别暗指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因此合不勒和合出里兄弟俩约定汗位由前者一系继承,军政大权则交给后者的子孙。由此可见,帖木儿的御用文人不得不煞费苦心地编造神话,以维护其主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对成吉思汗血统的尊重还体现在帖木儿王朝的宫廷礼仪中。在柏林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一幅朝觐图中,君主右侧表示尊贵的位置是四位成吉思汗系王子的座位,表示卑微的左侧则站立着高官们。


帖木儿王朝对成吉思汗崇敬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所谓的成吉思汗的札撒(jasaq,法令)或图拉(tura,规则)的遵从。伊本・阿拉布沙赫(Ebn Arabshahi)称帖木儿“遵守成吉思汗的法令甚于伊斯兰法”,“(帖木儿)政府的基本原则被安排成完全适合成吉思汗法令的样子”。当时,中亚地区“ 全部察合台人、草原居民、契丹人和突厥居民,所有这些应受安拉谴责的异教徒们都遵守成吉思汗法令”。这反映了中亚地区的人们对成吉思汗的尊敬,把他制定的法规看作金科玉律。帖木儿要想取得广泛的拥护,当然有必要通过遵守这一法规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当时的情况如同以突厥人自居的帖木儿五世孙巴布尔 (Bāber,又译“巴卑尔”)所记述的:“从前,我们的祖先忠实地遵守成吉思汗的法令,无论在宗王集会,还是在喜庆宴会上,吃、坐、立都不违反他的规则。成吉思汗的法规虽非[老天]的法令,[但]必须遵守,不可违反。”在帖木儿帝国,直到沙哈鲁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法才凌驾于成吉思汗法规之上。然而后者的影响一直存在。巴布尔时代的业已突厥化的蒙兀儿人仍一丝不苟地恪守成吉思汗的规则。在巴布尔建立的莫卧儿王朝中,成吉思汗法规依然是规范人们特别是皇室成员行为的准绳。《胡马雍传》中记载,在一次狩猎后,辛达尔王子“按照成吉思汗的规则(tufa)”,将所获猎物分赠于兄长胡马雍;其后代贾汗基尔也“按照成吉思汗所定的规则”,将俘虏置于其左侧。在场猎人共同分享猎物的习俗在成吉思汗以前的时代就颇流行。《元朝秘史》载,兀良合台人在林中烧烤所猎鹿肉时,恰逢也正在打猎的朵奔蔑儿干,后者即从兀良合台人那里得到了“烧肉”(siralxa)。由此可见,不少“成吉思汗的规则”并非成吉思汗所创,而更应从蒙古一突厥游牧文化中寻找。俘虏被置于左侧显然与前述的左方位卑观念一致。该习俗的确立也不始自成吉思汗。在古老的突厥史诗《乌古斯汗》中,借乌古斯汗之口说出了右手地位高于左手的话。“以右为尊”在巴布尔的记述中也有反映:察剌思部和别乞克部为了右翼的位置产生争持,后通过协商,确定双方各在围猎和战斗时占据高位才算解决了纠纷。尚右之习可从突厥人的方位观中求解。自古突厥汗国时起,突厥人就形成了以东为基准、面东而立的方位观,由此产生以南一右为正、北一左为负的观念。这一方位词的感情色彩仍保留在哈萨克语中,哈语表示“右”的词还有“正面,正确的”等义。该习俗在突厥世界中早已流行,只是后人又将其记于成吉思汗的名下以提高权威性,并一直延续到突厥化的莫卧儿王朝中。这些古老的旧俗借成吉思汗之名长盛不衰的事实恰好凸显了突厥人对成吉思汗的尊敬。与帖木儿的平民血统不同,继之兴起的月即别王朝(布哈拉汗国)的建立者昔班尼则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直系后裔。因此,虽然月即别人早已突厥化,但凭着成吉思汗家族血统的优越感,他们才蔑视帖木儿的出身。在他们的史书《汗史》(Tārikh-I khani)中,帖木儿的父亲被描写成一名为察合台汗服务的仓库主管,其名字也被与突厥语动词tari-(耕种)联系起来,以从游牧民歧视农民的角度来贬低其出身。月即别人的统治因其与成吉思汗家族的联系而被“自然”赋予了合法性。不过随着他们的伊斯兰化,月即别人有时不得不从坚守成吉思汗法令的立场上稍作变通,以迎合伊斯兰教法。典型的例证是《布哈拉宾客之书》(Mihmam-nāma-yi―Bukhārā)所载的一场发生在昔班尼汗和伊斯兰神学家之间的围绕继承权的争执:双方各从札撒和逊尼派教义的立场展开辩论,最后昔班尼做了妥协。有时对成吉思汗的尊重也可与伊斯兰信仰相统一。和卓是中亚社会的宗教领袖,他们多被认为系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的后裔。可是据《大霍加传》记载,一位和卓却对世俗王说:“我身上有三种独特之处:一是穆圣的后裔;二是王子;我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可见,即使自诩血统高贵的圣裔也感到有必要利用成吉思汗的巨大名望来赢得尊敬。


今中国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在14世纪到17世纪后期先后经历了突厥化的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的统治,这两个汗国的创建者均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之后。 Y N V4'

 叶尔羌汗国的史家专门编写了《成吉思汗书》(Cingiz nama)来宣扬其历史。该书的成吉思汗家族谱系内容照抄于前述牙孜迪的作品,并将《旧约圣经》中的人类谱系说与突蹶人共有的乌古斯汗传说及蒙古人特有的阿兰豁阿神话整合为一体,且精心做了次序上的编排:诺亚(又译“挪亚”)之子雅弗的儿子突厥为所有突厥一蒙古人的共同祖先;至其六世时,家族分为塔塔儿和蒙兀儿两支;后者之孙即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传说人物乌古斯汗;而乌古斯汗的第九代后人又是蒙古人的女祖先阿兰豁阿,其后世子孙即成吉思汗。

 上述编排使原先并无关联的乌古斯汗传说和阿兰豁阿神话在谱系上联结起来,从而将成吉思汗的血统延伸到中亚突厥人传说中的共同祖先乌古斯汗那里。另一方面,作者又把蒙兀儿说成是乌古斯汗的祖辈,更有在突厥一蒙古同源说流行的背景下褒扬“蒙古”名称古老性的用意。看来成吉思汗的后人虽然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在文化、语言上日益突厥化,但不仅没有忘记他们这位建立了“世界帝国”的祖先,还尽力使新输入的观念和本族旧有的传说相接轨,将蒙古人和突厥人联成一体。

 这种以成吉思汗为核心的“蒙兀儿人正统论”,在后来拜城人毛拉穆萨(Mullā MūsāSayrāmī)写于1909年的《伊米德史》里仍有反映。毛拉穆萨称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蒙兀儿斯坦的统治持续到回历1120年。但书中又说“在突厥斯坦、服从了俄国的钦察草原大兀鲁思、服从了清朝皇帝的卡尔梅克人中的那些汗及继承了王位的埃米尔们据说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更有意思的是他关于明、清交替的记述:“终于蒙兀儿人和塔塔儿人商量好了,一起进军占领了北京。来自满洲部族的蒙兀儿人的名叫‘太宗顺治’的子孙戴上了王冠,坐在了统治北京的宝座上”。这一记载虽非史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受“蒙兀儿人正统论”影响的穆斯林惯于将中国封建王朝君主与成吉思汗相联系的政治思维。 



以上列举的资料主要揭示中亚突厥系民族上层人士具有明显政治意味的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其实,中亚突厥系民族普通民众对成吉思汗的敬重也是颇深的。15世纪后期,在蒙兀儿斯坦西部曾聚集了不少从布哈拉汗国分离出来的游牧人,他们被称为“哈萨克”(qazaq,源于突厥语动词qaz-,意为流浪),以后又融合了若干仍保持游牧生活的突厥部落和突厥化的蒙古部落,最终形成了与逐步定居化的乌孜别克族人不同的民族。因此哈萨克族人在起源上与术赤兀鲁思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哈萨克贵族在血缘上也属于成吉思汗后裔。《巴布尔回忆录》中提到过两位哈萨克首领阿迪克苏丹和哈斯木汗,并明言他们是术赤的后人。可以肯定,他们之所以享有上述头衔,即在于其是成吉思汗的后代。15世纪末到16世纪,哈萨克汗国的统治者声称自己为成吉思汗的后代,并以此来震慑敌人。吉尔吉斯人的统治者因为不像哈萨克人那样可以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成吉思汗身上,而被哈萨克人称为黑吉尔吉斯人。这是由于在中亚突厥系的颜色观念中,白色与王族、高贵、富有等对应,而黑色则代指平民、穷人等。至于成吉思汗在当今哈萨克人中的地位,美国学者杜磊(Dru C.Gladney)的一篇文章颇有参考价值。杜磊认识了一个定居土耳其的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当他询问这位哈萨克人如何保持民族认同时,此人回答:“我们是哈萨克游牧人的伟大首领成吉思汗的后代(你知道,他是哈萨克人,不是蒙古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谱系,这是每个哈萨克人需要记住的首件事。”该个案清楚地证明了至少一部分哈萨克人借助族谱保持了对成吉思汗的祖先认同,而当这种蕴涵历史根源的祖先认同在表面上与常识相冲突时,他们通过强调“他是哈萨克人,不是蒙古人”来强化这一认同的古老性和排他性。


能够证明成吉思汗以光辉的形象一直活在许多突厥系民族心目中的还有民间文学材料。在源自术赤兀鲁思的各突厥系民族中都流传着一部用本族语言记录的名为《成吉思汗书》的民间史书,目前已知它见于喀山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巴什基尔人和哈萨克人中间。在各民族中流传的该故事内容基本相同,从中难以看到后起的伊斯兰因素。该故事情节与《乌古斯汗传》和《蒙古秘史》均有不少一致之处,虽然尚不能确定这个故事就是早佚的蒙古文献《金册》的部分内容,或只是一个内容取自突厥系民族始祖神话的独立传说,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其系未被后人篡改过的术赤家族史。该故事的基本情节如下: P}R ewMJ$L

 过去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被其父母关在一座高塔里。一天,看守应她的要求打开了窗户,一束光线照于其身使她顿时昏厥。她醒后发觉自己有了身孕。其双亲十分恼火,把她关在一只船里任其漂流。结果图木蔑尔干(Tumaul Mergen)发现了她并与其成婚。后来她因感光而孕的孩子都因伯颜(Duyir,Bayan)出生了。他长大后娶了阿兰豁阿,并生了三子,但均不成器,以致都因伯颜宣布他们无权即位。都因伯颜死后仍在夜间以光的形式拜访其妻,再以狼的形体离开,这样阿兰豁阿又怀孕了,并因此遭到其子的谴责。她只得请他们偷偷地观察一切。他们看到一束亮光射入其母的帐篷,后又以苍狼的面目离开并高喊着“成吉思”。后来,成吉思出生了。成吉思长大后甚得众人爱戴,但遭到其兄长的嫉恨。迫于危险,成吉思沿河上溯隐居起来,他通过漂流猎得的鸟羽将隐居位置告诉其母。以后人们赶走了他的恶兄长,将成吉思找回来并立他为汗。成吉思汗井井有条地治理人民,把大家分为十二个部族,并授以相应的印记、口令等。

 有研究者指出,成吉思汗划分部族并确定其各自标志物的情节仿自《乌古斯汗传》。显然术赤家族的目的是把成吉思汗塑造成乌古斯汗那样的各草原民族的共同祖先,以整合其兀鲁思下的各族,用“成吉思汗祖先认同”取代原先突厥系各族中流行的“乌古斯汗祖先认同”。从以后不少突厥系民族均流传着《成吉思汗书》的故事而《乌古斯汗传》在草原却不甚流行的情况来看,这一目的当已达到。拉德洛夫(W.Radloff)于19世纪收集到的一个哈萨克人讲述其来源的故事即基本上取自《成吉思汗书》,惟在结尾处稍有变化。故事说成吉思成为大汗后,他善于治国的名声传到了周边。结果鲁木(Rum)、哈里发(Chalif)、克里木(Krim)都派人来觐见他,请求成吉思汗让他的一个儿子作为他们的君主。故当罗斯人(Russ)来时,就只得到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女儿作为其统治者。最可怜的是哈萨克人,他们只得接受成吉思汗的恶兄弟充当其首领。故事的这一结局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普通哈萨克人的君主观。他们认为,当时的几个大国即鲁木(奥斯曼帝国)及其藩属克里木鞑靼汗国和俄国的君主均系成吉思汗之后。事实上仅有克里木鞑靼汗国的君主是钦察汗国君主的后裔,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看来,它凭着成吉思汗家族的优越血统而具有特殊地位。罗斯人出现于此是缘于其长期以来被突厥人视作同族,这在《乌古斯汗传》中即有反映,而且马木鲁克突厥人也把罗斯人看作突厥人。至于说罗斯君王是成吉思汗之女,疑与当时流行的俄国沙皇均为女性的传说有关。如斌椿的《西域闻见录》卷四载:“自鄂罗斯之察罕汗没,无子。国人立其女为汗。嗣后皆传女,迄今已七世矣。”成吉思汗还出现在哈萨克萨满(baksa此外,关于成吉思汗的神话还在其他突厥系民族中流传。唐努乌梁海的操突厥语的图瓦人把成吉思汗敬若神明,把一切好事都归功于他,说他教当地人种植小麦和兴修水利,还说当成吉思汗死后,图瓦人就被划归其第三子格斯尔汗 (Gesser Khan)统治。后者实际是藏族史诗中的格萨尔王的蒙古名称。在图瓦人眼中,这么伟大的英雄都只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则其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可见一斑。成吉思汗的形象还被图瓦人进一步神化成一个名为格斯尔・成吉思・喀伊尔(Geser-Cinggis―Qayir)的创世者,他在洪水后重新塑造了世界。类似的对成吉思汗的神化在西伯利亚雅库特突厥人中也存在。雅库特语的成吉思汗(Cinggis―xan-Cigis―xan)系指一位残酷的神灵,这被认为是受蒙古统治的影响。 `




 以上大致整理了突厥系民族对成吉思汗崇拜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崇拜在中亚突厥人中是一种超民族、超语言、超宗教的广泛存在的心理认同,它覆盖了政治领域和民俗文化的各个层面。下面尝试对这一情况长期存在的原因做出解释。

从历史背景上看,14世纪以后,在中亚逐渐形成的突厥系民族中有不少都肇始于成吉思汗子孙所建立的汗国,如哈萨克人和乌孜别克人均源自钦察汗国,类似的还有鞑靼人,诺盖人等。这恰如学者指出的,在后蒙古时期的草原上,操突厥语的部族经常是由一个原先操蒙古语的部落为核心,而后各个操突厥语的部落又加入进来。既然这些民族的形成与蒙古帝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再加上成吉思汗独具的魅力,那么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自然容易作为一种具有维系民族作用的历史记忆而保留下来,这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魅力(Charisma)有时会成为一种‘血缘品质”’,“与一个家族共同体和宗族结合在一起”。这一解释适用的典型例子就是哈萨克人借助族谱认定成吉思汗是其祖先,众多统治者均凭自己拥有成吉思汗血统为其统治赢得合法化也可归入此类。不过,上述模式还不能很好地解释那些血缘上属于非成吉思汗系的突厥人也很尊崇成吉思汗(包括对他制定的法规)的情况。

借鉴人类学的观察视角,可以说有两点与本问题密切相关。  一是许多游牧民族都有“谱系失忆”(genealogical amnesia)现象,这被归结为游牧社会中易于出现的谱系融合(genealogical assimilation)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经历了蒙古征服的时代后,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现了一种虚拟的“同源论”将二者在血统上联为一体。目前研究者一般把该“同源论”(实际上是视蒙古人为突厥的一支)追溯到前述14世纪初成书的《史集》中,以强调《史集》对后世的影响。但这一提法犹有可议之处,在成书于10世纪的波斯文地理文献《世界境域志》中就明确提到,“在突厥诸国中,九姓乌古斯最大”及“鞑靼人也是九姓乌古斯人的一种”。编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也把实际上与突厥无关的鞑靼、党项等划入突厥范畴,说他们都是先知诺亚之孙雅弗之子突厥的后代。这大约是此类观点在突厥语作家文献中较早的反映,以后这种将许多民族均归人突厥人的分类法遂长期延续下来,如成书于蒙古西征前夕的穆巴拉克沙(Faxr as -Din Mubaraksah)的《历史》中就将鞑靼人、吐蕃人、罗斯人等归入突厥人。因此,我们对《乌古斯汗》中称罗斯人为突厥人、《史集》中称党项人为突厥人的说法就不感突然了。就本文而言,上述文献把鞑靼人划为突厥人的说法是很重要的,因为蒙古崛起之后,当时包括中亚的外部世界均使用“鞑靼人”来指代蒙古人。故对中亚突厥人而言,蒙古人绝非与其全然无关的群体,所以钦察突厥人才会相信蒙古人的说辞“我们和你们是同一部落的人,出自同一氏族”而放弃援助阿兰人。因此,在《史集》问世之前,将蒙古人看作广义的突厥人的观念即已形成,而且随着该观念的传播以及蒙古上层后来的突厥化,产生了所谓“谱系融会”的结果,使突厥、蒙古两大群体的自我认同边界都发生向对方倾斜的变化。这一过程有助于先前在蒙古征服时代处于服从群体的突厥人在失去若干“原有记忆”的基础上对成吉思汗产生认同感。这与本文前面分析的术赤家族通过有意仿造《乌古斯汗传》来撰写家史的背后动机是一致的。此种新的认同有时还因得到蒙古一方的回应而表现为一种积极的互动行为。一位土尔扈特使臣于1717年曾告诉土耳其官员,俄国方面要求阿玉奇汗攻击突厥系的巴什基尔人(Bashkir,原文作 Ishtek,这是哈萨克人等对巴什基尔人的称呼),遭到后者的拒绝:“你们已经谋害了巴什基尔苏丹,那么他们和你们就结下血仇。我不会阻止他们,我们之间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源于同一氏族。”该使臣还叙说了阿玉奇汗援助巴什基尔人击退俄国进犯的事。


二是在人类不同文化的接触中,往往会产生一种“相对高等的人到蛮荒之地后被土著尊为神明或领袖”的现象,较典型的就是中国古籍《史记》称吴国王室是南迁的周人太伯之后。但这并不等于说太伯南迁即为史实,而是春秋时期吴国统治者创造出的一种新的集体记忆,目的在于为自己的“华夏化”铺平道路。这一视角对我们分析图瓦人和雅库特人对成吉思汗的崇拜颇有借鉴意义:客观的周边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主动接纳处于强势地位的蒙古文化的必然性,可是由于其社会发展程度偏低,长期处于“前国家”的部落阶段,而且国家权力对其社会的渗入程度又很有限,导致成吉思汗伟大君主的形象在他们那里难以扎根,而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民族较崇拜的对象主要是给本民族带来重大发明的“文化英雄”或起到创世作用的神灵。这样,我们对发生在成吉思汗身上的这种形象转化就容易理解了。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成吉思汗留在突厥系各民族记忆中的形象不仅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还是国家及札撒等法规的制定者,这与突厥人对圣主的历史记忆是相合的。早在古突厥汗国的碑文中即透露出对能够建立国家和法规的可汗的赞颂。同时像《成吉思汗书》这样的史书又进一步把成吉思汗塑造成“感光而生”的神人来传递其受天命庇佑而统治天下的寓意,并通过口头文学的传承愈发加深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化形象。所以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成吉思汗的形象是非常符合突厥人的传统君主观的,因此才可能长期得到他们的尊。

2009年10月2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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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N HUUR




内蒙古地名

  呼和浩特:系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故又有青城之称。
  土默特左旗:土默是蒙古语,万的意思,特是万的复数词,旗名源于蒙古族部落名。简称土左旗。
  托克托县:托克托由蒙古语脱脱转化而来,脱脱为明时西土默特部阿勒坦汗的义子名。简称托县。
  包头市: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意为有鹿的地方,故又有鹿城之称。
  赤峰市:赤峰是蒙古语乌兰哈达的汉译名称,因市区东北部有一座红山而得名。
  巴林左旗:巴林系蒙古语,军寨之意,旗名从蒙古族部落名。  
  阿鲁科尔沁旗:阿鲁科尔沁为蒙古语,阿鲁是山北之意,科尔沁意为弓箭手,简称阿旗。
  翁牛特旗:翁牛旗为蒙古语,神圣之意。
  喀喇沁旗:喀喇沁为蒙古语,守卫者之意。
  敖汉旗:敖汉为蒙古语,长子、老大之意。
  克什克腾旗:克什克腾是蒙古语,一说为成吉思汗时所创设的近卫军的称号。简称克旗。
  满洲里市:满洲是清代满族的名称,满洲里为其俄语音译。
  牙克石市:牙克石系满语雅克萨音转而来,即涮坍的河湾子,因北部有河湾洲渚而得名。
  额尔古纳左旗:额尔古纳为蒙古语,意为弯弯曲曲的河流,旗以额尔古纳河而得名,简称额左旗。  
  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是鄂伦春语,山岭上的人们或使用驯鹿的人们之意,简称鄂伦春旗。
  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是鄂温克语,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之意,简称鄂温克旗。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莫力达瓦系达斡尔语,意为只有骑马才能翻越的山岭。
  兴安盟:兴安系满语,意为丘陵。因位于大兴安岭南麓而得名。  
  乌兰浩特市:乌兰浩特为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城市。
  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系蒙古语,带弓箭之意。在成吉思汗时代是环卫武装部队的名称。
  扎赉特旗:扎赉特为蒙古语,系蒙古族部落名称。
  哲里木盟:哲里木系蒙古语,意为马鞍吊带,因清代内札萨克十旗会盟于哲里木山而得名。
  锡林郭勒盟:锡林郭勒系蒙古语,意为丘陵地带河。
  二连浩特市:二连是蒙古语额仁的异译,意为幻景,斑谰的。
  阿巴嘎旗:阿巴嘎系蒙古语,叔叔之意。位于锡林郭勒盟北部。
  东乌珠穆沁旗:乌珠穆沁系蒙古语,意为葡萄山之人,简称东乌旗。
  四子王旗:明蒙古族阿禄额尔喀率部于此驻牧,分为四子,故称四子王部落。
  商都县:商都系满语,水游之意,因境内不冻河水流湍急,回旋成纹而得名。
  和林格尔县:和林格尔系蒙古语,意为20间房子,因清初新设驿站有20间房子而得名。
  阿拉善盟:阿拉善系蒙古语,一说为贺兰山谐音,一说意为野骏马。简称阿盟。
  苏尼特左旗:苏尼特为蒙古语,成吉思汗后裔人名,后形成部落名。
鄂尔多斯:鄂尔多斯系蒙古语,意为很多的宫帐。因在明代成吉思汗陵寝移至此,蒙古族游牧部落号鄂尔多斯,故高原也以此命名。
  伊勒呼里山:伊勒呼里为満语,意为松子。大兴安岭支脉。
  毛乌素沙漠:毛乌素系蒙古语,意为不好的水。
  浑善达克:浑善达克系蒙古语温沁达嘎之讹传,意为孤驹。相传成吉思汗西征经此沙地时,乘马为其最心爱的孤驹,故名。
  甘德尔山:甘德尔系蒙古语,意为哈达。
  贺兰山:又称阿拉善山。均是蒙古语野骏马的不同谐音。
  阿尔巴斯:阿尔巴斯为蒙古语,汉译一说为狍子的失音,一说为参差不齐之意。
  狼山:蒙古语名哈那林乌拉,意为一对山。
  乌拉山:蒙古语为木尼乌拉。木尼是喇嘛教中一山神,乌拉是山意。
  白云鄂博山:又作白音敖包山。均为蒙古语的不同音译,意为富饶的神山。
  蛮汉山:蛮汉相传为蒙古族部落站首领名,又名钟山、九峰山。
  灰腾梁:亦称灰腾锡勒。灰腾为蒙古语,意为寒冷。
  宝格达山:宝格达为蒙古语,意为圣山。大兴安岭支脉。
  达拉特旗:旗名从蒙古语部落名,位于伊克昭盟北部。
  杭锦旗:杭锦由突厥语康里演化而来,意为车子,旗名从部落名。
  准格尔旗:准格尔为蒙古语,东部之意,以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取名。
  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为蒙古语,圣主陵园之意,以境内有著名的成吉思汗陵园而得名。
  乌审旗:乌审为蒙古语乌拉西一词源生而成,意为用网套的人,旗名从部落名。
  鄂托克旗:鄂托克为蒙古语,营或部之意,后演变成部落名,旗名从部落名。
  巴彦淖尔盟:巴彦淖尔系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湖泊,因境内有著名淡水湖乌梁素海及众多湖泊而得名。
  杭锦后旗:杭锦系由突厥语杭里演化而来,意为车子。
  多伦县:多伦为蒙古语多伦诺尔的简称,意为七个水泡子,又称七星谭。
  乌兰察布盟:乌兰察布系蒙古语,红色崖口之意,因清初会盟于红山口而得名,简称乌盟。
  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为蒙古语,边的意思,因地处边外而得蒙古族部落名,旗名从部落名。 
  四子王旗:明蒙古族阿禄额尔喀率部于此驻牧,分为四子,故称四子王部落。
  商都县:商都系满语,水游之意,因境内不冻河水流湍急,回旋成纹而得名。
  和林格尔县:和林格尔系蒙古语,意为20间房子,因清初新设驿站有20间房子而得名。
  阿拉善盟:阿拉善系蒙古语,一说为贺兰山谐音,一说意为野骏马。简称阿盟。

藏传佛教英文词汇

the Great Vehicle d大乘

the Lesser Vehicle 小乘

the Diamond Vehicle 金刚乘

Four Noble Truths 四圣谛 苦suffering集causes of suffering灭 suppression of suffering

道path to suppression of suffering

Twelve Links in the Chain of Causation 十二因缘

cycle of rebirths 轮回

ignorance 惑

nirvana 涅磐

greed 贪

hatred 嗔

stupidity 痴

pride 慢

hesitation 疑

wrong view 恶见

no-soul 无我

impermanence 无常

sentient beings 众生

deva 天

human 人

asura 阿修罗

animal 畜牲

hungry ghost 饿鬼

denizen of hell 地狱

morality 戒 concentration 定 wisdom 慧

action 身 speech 口 consciousness 意

lay Buddhists 居士

novice monks 沙弥

monks 比丘

Five Precepts 五戒

personal enlightenment 自觉 universal enlightenment 觉他 full enlightenment 觉满

Buddha of Medicine 药师佛 Buddha Maitreya 弥勒佛

body of essence 法身 award body 报身 body of transformation 化身

Four Heavenly Kings 四天王

karma 因果

Buddha Amitaba 阿弥陀佛

Buddha of Sunlight (法身佛)毗卢遮那佛

Buddha Sakyamuni 释迦牟尼佛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 观音菩萨

Boohisattva of Ultimate Knowledge 文殊菩萨

Bodhisattva of Universal Benevolence 普贤菩萨

Bodhisattva of Great Power 大势至菩萨

bodhi 菩提

dhyana 禅那

sangha 僧团

saha 娑婆

五蕴 five aggregates色aggregate of material body受 aggregate of feelings想 aggregate of perceptions 行aggregate of predispositions识aggregate of consciousness



A

Amitabha 阿弥陀佛
Anterior Tibet 前藏 一个大活佛,其庙叫祖卜寺(Tsurpu)
Apsaras 飞天
Attisha 阿底峡
Avalokiteshvara 观音

B
Bhodisattva 菩萨
Bon (Black) 本教 (黑)
Budda 佛

C
Chapel 佛堂
Circumanbulate 转经道 (v.)
Circumanbulation 转经道
Circumanbulator 转经道的人
Consort 明妃

D
Dakini 空行母
Deity 明王
Dipamkara 燃灯佛;宝光佛
Dipamkara 宝光佛;燃灯佛
Disciplinarian 铁棒喇嘛
Dorje 多杰(藏文:金刚)
Drakpa 和尚(藏文)
Dratsang 扎仓(学校)
Drepung 哲蚌寺
Drepung Monastry 哲蚌寺(拉啊萨三大寺之一)
Drolma 卓玛(藏文:度母)
Drolma 度母(女菩萨)

E
Enthronement 坐床
Esoteric Buddhism 密宗
Exotoric Buddhism 显宗

F
Form 色
Formless 空

G
Ganden Monastry 甘丹寺(拉啊萨三大寺之一)
Ge-kor 铁棒喇嘛萨三大
Great Perfection 大园满
Green Tara 绿度母
Gulug (Yellow hat) 格鲁派
Guru 上师(梵文)

H
Hayagriva 马头明主
Hinayana 小乘
Holy mountain 魂山
Hutukta 活佛(蒙文) (最好不要用)

I
Incarnated lama 转世活佛

J
Jampa 弥勒慈氏
Jokhang Temple 大昭寺

K
Kaggu (White) 噶举
Kalachakra 时轮(金刚)
Kangyur 甘珠尔(佛语)
Karmapa 葛玛巴
Khangtsen 康村(宿舍)
Khatag 哈达
Khenpo 堪布(主持)
Kumbum 塔尔b
Kunbum M. 堪布寺(在西宁)

L
Labrang M. 拉卜楞寺(甘南)
Lama 喇嘛,指大和尚
Lineage 传承
Lobsang 洛桑
Losang 洛桑
Lozang 洛桑

M
Mahakala 大黑天(本教中神的名字)
Mahayana 大乘
Main Assembly Hall 大经堂
Maitreya 弥勒慈氏
Mandala 檀城
Mandala 曼陀螺
Manjushri 文殊(菩萨)
Mantra 咒语
Master 上师 (和尚)
Material 色
Medicine Buddha 药师佛
Monastry 寺院(比Temple大)
Monk 和尚( 小)
Monlam 默然大法会
Monlam 传昭大法会
Mudra 手印

N
Nga 阿
Ngari 阿里
Nirvan 涅盘
Nyingma 宁玛

O
Order 教派

P
Padma 莲花
Padmasambhava 莲花生
Pagoda 佛塔
Palkor Chode 白居寺
Panchen Lama 班禅
Partner 明妃
Pelden Lhamo 吉祥天女(班丹拉母)
Potala 布达拉宫
Prayer meeting festival 传昭大法会
Prayer wheel 传经筒

R
Ramoche Temple 小昭寺
Reincarnation 灵童
Rinpoche 活佛(通用)

S
Sakya (Stripe hat) 花派(萨迦)
Sect 教派
Sera Monastry 色拉寺(拉啊萨三大寺之一)
Shakyamuni 施加摩尼
Shantarakshita 寂护
Shantarakshita 静命
Sharipu 舍利子 (骨灰)
Sku-Vbumchen-mo 白居寺
Sontzen Gampo 松赞干布
Soul mountain 魂山
Soul yak 魂牛l
Stupa 灵塔p
Sutra Chanting Hall 大经堂a

T    
Taer 塔尔r
Tara 度母(女菩萨)
Tashilhunpo Monastry 扎时伦布寺(在日喀泽)
Temple 寺庙
Tengyur 丹珠尔(论部)喀泽)
Tibetan Buddhism 藏传佛教
Tibetan Studies 藏学
Tibetan Tripitaka 大藏经
Tibetology 藏学
Tradition 教派
Trulku 活佛(藏文)
Tsam-pa 糌粑
Tsamba 糌粑
Tsang 后藏
Tsongkhapa 宗喀巴

U    
U 前藏
Union of happiness 乐空双运

V
Vajra 金刚
Vajrayana 密宗

W
White Tara 白度母

Y
Yamataka 阿曼德迦;大威
Yamataka 怖畏金刚
Yidam 本尊




无著(Asanga):
  《阿毗达磨集论》,变文Compendium of the Abhidharma,梵文Abhidharmasamuchchaya,藏文mngon pa kun btus。
  《声闻次第》,英文Levels of Sravakas,梵文Sravakabhumi,藏文nyan sa。
  《现观庄严论》,英文Ornament of Clear Realization,梵文Abhisamayalamkara,藏文mnog rtogs rgyan。

阿底峡(Atisa):
  《菩提道灯》,英文Lamp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梵文Bodhipathapradipa,藏文byang chub lam gyi sgron ma。
  《中观庄严教诫论》,英文Quintessential Instructions on the Middle Way,梵文Madhya makopadesa,藏文dbu ma'i man ngag。

觉贤(Bodhibhadra):
  《三摩地善资粮》(暂译),英文The Prerequisites for Samadhi,梵文Samadhisambhara,藏文ting nge'dzin gyi tshogs。

月称(Chandrakirti):
  (入中论》,英文Entering into the Middle Way ,梵文Madhyam-kavatara,藏文dhu ma la'jug pa。
  
蒋贡康楚(Jamgon kongtrul):
  《五巨宝藏》,英文Five Treasuries ,藏文rin chen gter mdzod:
  1、《知识宝藏》,英文Treasury of Knowledge,藏文shes bya mdzod。
  2、《噶举密续宝藏》,英文Treasury of Kagyu Tantras,藏文bka brgyud sngags mdzod。
  3、《岩藏宝藏》,英文Treasury of Termas,藏文rin chen geter mdzod。
  4、《心密宝藏》,英文Treasury of Instructions,藏文gdams ngag mdzod。
  5、《文集宝藏》,英文Treasury of Vast Teachings,藏文rgya chen bka'mdzod。
  
智藏(Jnanagarbha):
  《二谛分别论》,英文Differentiation of the Two Turths,梵文Satyadrayavibhanga,藏文bden gnyis mam par'byed pa。
  
莲花戒(Kamalasila):
  《禅定修习次第》,三册,英文Stages of Meditation,梵文Bhavanakrama,藏文sgom rim。
  
弥勒菩萨(Maitreya):
  《辩中边论》,英文Differentiation of the Middle Way from the Extremes,梵文Madhyantavibhaga,藏文dhu mtha 'rnam 'byed。
  《大乘庄严经论》,英文Ornament of the Mahayana Sutras,梵文Mahayanasutralamkara,藏文theg pa chen po'i mdo sde'i rgyan。
  《究竟一乘宝性论》,英文Sublime Continuum of the Mahayana,梵文Mahayanottaratantrashastra,藏文theg pa chen po rgyud blama'i bstan bcos。英文译本:Katia and Ken Holmes,《The Changeless Nature》,Kagyu Samye Lingb出版,1979年。
  
梅纪巴(Maitripa):
  《十如是论》,英文Commentary on the Ten Suchnesses,藏文de kho na nyid bcu pa'i grel ba.
  
密勒日巴(Milarepa):
  《密勒日巴十万歌集》,英文The Hundred Thousand Songs of Milarepa,藏文mgur bum。英文译本:Garma C.C.Chang,两册,Shambhala Publications出版,1977、1989年。
  
龙树(Nagarjuna):
  《中论》,英文Knowledge of the Middle Way,梵文Mulamadhyamakakarika,藏文dbgu ma rtsa ba'i shes rab。
  
让炯多杰(Rangjung Dorje,第三世大宝法王):
  《大手印祈请文》,英文The MahamudraPrayer,藏文phyag chen smon lam。
  
寂护(SAantaraksita):
  《中观庄严论》,英文Adornment of the Middle Way,梵文Midhyamaka lamkara,藏文dhu ma'i rgyan。
  
寂天(Santideva):
  《入菩萨行》,英文A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s Way of Lite,梵文Bodhicharyavatara,藏文byang chub sems dpa'i spyod pa la'jug pa,英文译本:Stephen Batchelor ,Archives of Tibetan Works(Dharmasala)出版,1982年。
  
经典(Sutras):
  《宝云经》,英文Cloud of Jewels,梵文Ratnameghasutra,藏文dkon mchog sprin gyi。
  《解深密经》,英文Definite Explanation of the View ,梵文Samdhinirmochanasutra,藏文dgongs pa nges par'grel pa'i mdo。
  《心经》,英文Heart Sutra,梵文Mahaprajnaparamitahridayasutra,藏文bcom ldan 'das ma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i snying po'i mdo。



以下词汇摘自于创古仁波切的《佛性 - 究竟一乘宝性论》

阿毗达摩或论藏 Abhidharma(梵文:藏文 chos mngon pa)。三藏之一,其本质为“般若”。

《现观庄严论》 Abhisamaya Lamkaara (梵文;藏文mngon rtogs rgyan)。弥勒尊者撰著,阿底峡所写。此论注阐释菩萨行之道及境地。

龙树阿阇黎 Acharya Nagarjuna (梵文;藏文slob dpon klu sgrub)。印度哲学大师,因教导龙族世界的众生而被称为“龙之师”;后来,他带着全本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回到龙族世界,并将此经交给龙族护持。

阿赖耶 Alaya(梵文;藏文 kuns gzhi)。一切轮回及涅盘的基础。又称为“一切之基”,意为一切现象的基础,是心及一切清净与不清净现象的基础。由于娑婆世界在不同状况下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应依情况了解其意识。

无上瑜伽 Anuttara Yoga (梵文;藏文bla na med pa)。最高、无出其上的瑜伽。根据新续或新派,是四部密续中的第四部。

阿罗汉 Arhat (梵文;藏文dra bcom pa)。意为摧毁仇敌者,是达到小乘道最终结果的行者。

地、菩萨地 Bhumi (梵文;藏文sa)。菩萨的成就次第或阶段,相对于五道中的最后三道,共讲十地。

菩提迦耶 Bodhgaya(梵文)。佛陀达到全然证悟的地方,位于印度比哈尔( bihar)。

菩提心 Bodhichitta(梵文;藏文 byang sems或 byang chub kyi sems)。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达到全然证悟的愿心。

菩萨 Bodhisattva(梵文 bodhisattva;藏文 byang chub sems dpa)。大乘道的修行者——尤其是已达初地菩萨以上者。

梵天王、大梵王 Brahma (梵文;藏文tshangs pa)。色界的最高天神。

梵天 Brahma Loka(梵文;藏文 tshangs pa'i' jig rten)。色界之内天神的轮回诸界。

佛性 Buddha Nature (梵文sugatagarba;藏文bdegshegs snyingpo)。证悟本性或证悟潜能,是一切众生皆具有的证悟种子。

行部密续 Charya (梵文;藏文spyod pa)四部密续中的第二部。

本具或俱生无明 Coemergent Ignorance(藏文 Ihan cig skyes pa'I ma rig pa)。一切众生皆与生具有的无明。

法界 Dharmadhatu(梵文;藏文chos kyi dbyings)。“现象之界”,是空性与缘起不可分的“真如或如是”(suchness)之界。其中,“法”意为“真理”、“真相”,“界”意为“无中心、无边缘的空间”。另一解释为“超越生、住、灭的现象本性”。

法身 Dharmakaya (梵文;藏文chos sku)“三身”中的第一身,如虚空般不具任何实体。“身”指一切现象的本性,亦指二十一种证悟功德。

法称 Dharmakirti(梵文;藏文 chos kyi grags pa)。古印度的佛学大学者之一。

法性 Dharmata (梵文;藏文chos kyi)。现象及心的本性。

禅定 Dhyana (梵文;藏文bsam gtan)。六波罗蜜多(六度)中的第五项,意为“稳定的心”;亦指心专注的状态,或因此达成的天界成就(禅天)。

大域龙、陈那 Dignaga(梵文;藏文phyogs glang)。南赡部洲六庄严之一,得授“量学”(梵文pramana)——终止意义之迷惑的真知识——的传续。

《辩法法性论》 Discerning Dharmas and Dharmata (藏文chos dang nyid rnam pat' byed pa)。弥勒五论之一。

《辨中边论》 Discerning or Distinguishing the Middhe and the Extremes (藏文 dbus mtha'rnam par'byed pa)。弥勒五论之一。

大圆满 Dzogchen(藏文rdzogs pa chen po或rdzogs chen)。超越因位的法教,由大成就者嘎(上曰下阿)多杰(Garab Dorje)。传至人道。

空性 Emptiness(梵文snuyata;藏文stong pa nyid )。一切现象皆缺乏任何真正、具体的存在性。

父续 Father Tantra(藏文 pha rgyud)。无上密续的三层面之一,强调生起次第。

初转法-轮 First Turning of the Wheel of Dharma (藏文chos'khor dang po)。释迦牟尼佛所传的第一系列法教,强调出离心、业力及四圣谛。

五蕴 Five Aggregates(梵文;藏文 phung po lnga)。构成众生身心经验的五种层面;色蕴、受蕴、想蕴、行蕴及识蕴。

五道 Five Paths(藏文 lam Inga)。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及无修道或无学道。五道涵盖由开始修行到完全证悟的整个过程。

五明 Five Sciences (藏文rig gnas Inga)。即“五种科学”或“五种学艺”,包括声明(文法、文学),工巧明(工艺、技术、算学)、医方明(医学、药学)、因明(逻辑、论理)及内明(五乘因果)。

四部密续 Four Sections Of Tantra (藏文rgyud sde bzhi)。行、作、瑜伽及无上瑜伽。

大手印四瑜伽 Four Yogas of Mahamudra(藏文 phyag chen gyi rnal /byor bzhi )。修持大手印的四个阶段,分别称为专一、离戏、一味及无修瑜伽。

冈波巴 Campopa(藏文)。噶举所有传承的祖师。请参见《密勒日巴传》及《智慧雨》(Rain of Wisdom)(香巴拉出版社shambhala pubilcations)。

嘎[日/阿]多杰 Garab Dorje(藏文)。大圆满传承的祖师,直接由金刚萨埵得授传承。

格鲁 Geluk(藏文)。藏传佛教四大派之一,由宗喀巴大师依阿底峡尊者的传统革新而创。
小乘 Hinayana (梵文;藏文theg pa dman pa)。为自己寻求解脱的修持道,强调四圣谛及十二因缘的思惟。

天帝释 Indra (梵文;藏文brgya byin)。欲界的最高神只。

智慧、本具的觉醒状态 Innate Wakefulness(藏文 ye she)。心无幻惑、与生俱有的非概念性觉知,通常称为“智慧”。

第一世蒋贡康楚 Jamgon Kongtrul The First(藏文byams mgon kong sprul)。第十九世纪的藏传佛教大师,提倡不分教派的利美运动(rime),撰著及汇编的佛教典籍多于一百。

觉曩巴 Jonangpa(藏文jo nang pa)。多罗那他(Jetsun Taranatha)的另一名称。

觉曩派 Jonangpa School(藏文jo nang pa'i lugs )Jetsun Taranatha所创的学派,主张佛性是永恒、不变的。

噶举 kagyu (藏文bka' brgyud)。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马尔巴大译师带回茜臧的法教传承。

业、业力 Karma(梵文;藏文 las)。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定律。

噶玛巴 Karmapa (藏文ka ma pa)。噶玛噶举传承的至高上师。

作部密续 Kriya Yoga (梵文;藏文bya ba'I rnal'byor)。四部密续中的第一部,强调清净及戒守。

库速鲁 Kusulu(梵文)。相对于学者,是单纯的修行者,只管吃、睡及坐,不涉入复杂的学理。

明性、明觉 Luminosity (藏文'od gsal)。字义为“免于不知道的黑暗并赋有认知的能力”,是轮回及涅盘皆不能增减的自然本性。

中观 Madhyamika (梵文;藏文bdy ma )。佛教四大哲学学派的最高学派。“中观”意为“不持极端的见解”,例如常邮或断见。

大手印 Mahamudra (梵文;藏文phyag rgya chen po)。证知佛性最直接的修持法,乃根据新派——噶举派、格鲁派及萨迦派——的根本知见融合而成的系列法教。

大乘 Mahayana (梵文;藏文theg pa chen po)。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立志达到圆满证悟的菩萨修持道。弥勒尊者的《现观庄严论》对此有详细的解说。

梅纪巴 Maitripa(梵文)。伟大的印度上师,是马尔巴大译师的上师之一。

魔罗 Mara(梵文;藏文 bdud)。制造修行及证悟障碍的邪秽、恶魔。

马尔巴大译师 Marpa The Translator (梵文;藏文mar pa lo tsa pa)。噶举传承的祖师。有关其详细生平故事,请参考《马尔巴大译师传。(Life of Marpa the Translator)

密勒日巴 Milarepa(藏文 mi la ras pa)。伟大的大瑜伽士暨噶举传承的祖师,是马尔巴大译师的四大弟子之一。有关其详细生平故事,请参考《密勒日巴全集》。

唯识论 Mind-Only school(藏文sems tsam pa 或Chitta-matra)。印度一大乘学派。

母续 Mother Tantra (藏文ma rgyud)。无上瑜伽密续的三层面之一,强调圆满次第。

龙树 Nagarjuna (梵文;藏文klu grub)。印度哲学大师。请参见“龙树阿阇黎”条。

那澜陀 Nalanda(梵文)。古印度一主要佛学中心暨寺院。

那洛巴 Naropa(梵文)。印度大成就者,是帝洛巴的主要弟子、马尔巴的主要上师。

新派及旧派 New and Old School(藏文 gsar rying)。新派指噶举派、格鲁派及萨迦派,旧派指宁玛派。

九乘 Nine Yanas(藏文 theg pa dgu)。渐进的九乘:声闻、独觉及菩萨等一般三乘;行、作及瑜伽等外三密续乘;及大、无上和无极等内三密续乘。

化身 Nirmanakaya (梵文;藏文sprul sku)。“三身”的第三身,指驯服众生证悟身,能为一般众生所见。

无二续 Nondual Tantra(藏文 gnyis med rgyud)。无上瑜伽密续的三层面之一,强调生起及圆满次地的融合。

宁玛派 Nyingma School (藏文)。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保存于藏王赤松德赞及仁千桑波期间传入茜臧并翻译为藏文的法教。

直指心性、指出教法 Pointing-Out Instruction (藏文ngo sprod kyi gdams pa)。直接引见心之本性的教法。

般若、智慧 Prajna (梵文;藏文shes rab)。尤指“证知无我的智慧”。

独觉、缘觉、辟支佛 Pratyekabuddha (梵文;藏文rang sangs rgyas)。意为“单独的证悟者”。主要藉由反向思惟十二因缘而圆满小乘第二层修持道的成就者。

本觉 Rigpa (藏文rig pa)。免于无明及执着二元的觉醒状态。

色身 rupakaya (梵文;藏文gzugs kyi sku)。“形相之身”,包括报身及化身。

萨加派 Sakya School(藏文)。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

三摩地 Samadhi (梵文;藏文ting nge'dzin)又译为三昧定、三昧地、等持……等,意为安住于禅定。

普贤如来 Samantabhadra(梵文;藏文 kun tu bzang po)。本初化身佛。

报身 Sambogakaya(梵文;藏文 longs spyod rdzogs pa'I sku)。又称为“圆满喜悦身”,“三身”当中赋有五种圆满——圆满上师、眷从、宫殿、法教及时机——的半化身。唯有已契入菩萨地的胜众可见到服身。

轮回 Samsara (梵文;藏文'khor ba)。依因缘而存在的存在形式,如车轮般不断地受生与死亡。一般众生因为无明、二元观、业力及烦恼而困于轮回。

二转法-轮 Second Turning Of the wheel Of Dharma (藏文chs 'khor gnyis pa)。强调空性——一切现象皆缺乏自我本体及真实存在性——的法教。

众生、有情众生 Sentient Beings(藏文 sems can)。尚未得到解脱、存在六道任何一道的生命体。

止、奢摩他 Shamatha (梵文;藏文zhi gnas)。思维活动静止之后,心保持平静或安住于平和之中,是使心不受念头干扰及保持定静的禅修方法。两种基本禅修方法之一。另一为“观”。

声闻 shravaka (梵文;藏文nyan thos)。意为“听闻法”,指初转法-轮法教的修持者,以思惟四圣谛为主。

六波罗蜜、六度 Six Paramitas (藏文phar phyin drug)。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及智慧等六种卓越之行。

真如、如是 Suchness(藏文 de bzhin nyid )。空性、万法本性、法性之同义词,亦可用以叙述缘起与空性不二的状态。

佛性 Sugatagarba (梵文;藏文bde bar gshegs pa'l snyingpo)。一切众生皆与生俱有的证悟本质或潜能。

经典 Sutra(梵文;藏文 ndo)。或依梵音译为“修多罗”、“素多罗”,指释迦牟尼佛所给予的法教,亦可泛指一切以成佛之因为道的非正式法教。

《大乘庄严经论》 Sutra Lamkara(梵文;藏文 mdo sde rgyan)。弥勒五论之一。

密续 Tantra(梵文;藏文 rgyud)。释迦牟尼佛以报身形式给予的金刚乘法教,意为“连续性”,指佛性在根、道及果三阶段皆持续不变、无增无减。

如来藏 Tathagatagarba(梵文;藏文 de bzhin gshegs pa'l snying po)。即“佛性”。

三转法-轮 Third Turning of the Wheel of Dharma (藏文chos 'khor gsum pa)。释迦牟尼佛所给予的第三系法教,强调佛性、明性与空性的融合,包括了义的经典。

三宝 Three Jewels(藏文 dkon mchog gsum)。佛宝、法宝及僧宝。

帝洛巴 Tilopa (藏文)。印度的大成就者,是那洛巴的根本上师暨噶举派的祖师。

图古 Tulku (藏文;梵文nimanakakaya)。“祖古”的另一音译,其字义为“显现之身”,指为利益众生而转世的菩萨,亦指佛的化身。

兜率天 Tushita (梵文;藏文dga'ldan)。弥勒尊者成为贤劫第五佛之前所居住的天界。

十二行谊 Twelve Deeds(藏文 mdzad pa bcu gnyis)。佛化现于此世间由出生到成道、说法及入涅盘的十二项主要事件。

金刚三摩地 Vajra-like Samadhi (藏文rdo rje lta bui ting nge 'dzin)。第十菩萨地契入佛果的最后阶段。

金刚总持、金刚持 Vajradhara (梵文;藏文rdo rje chang)。新派的法身佛。在金刚乘中,说指个人的根本上师。

金刚乘 Vajrayana (梵文;藏文rdo rje theg pa)。以果为道的修持道。

胜利者 Victorious Ones(藏文 rgyal ba 或jina)。佛的异名。

观、毗钵舍那 Vipashyana(梵文;藏文lhag mthong)。意为“看得很清晰、很广。”两种基本禅修方法之一,另一为“止”。

本尊 Yidam(藏文;梵文 istadevata )。个人的修持主尊。三根本之一,是成就的根本。

瑜伽 Yoga(梵文;藏文 rnalbyor)。四部密续中或三外密续中的第三密续。



 创古仁波切讲解的佛性《究竟一乘宝性论》十讲中的中英对照:

隆德寺 Rumtek
格西 Geshe
他空派 Shentong
自空派 Rangtong
法性 dharmata
《文殊师利根本密续》 Manjushri Mula Tantra
《现观庄严论》 Abhisamaya Lamkara
《大乘庄严经论》 Sutra Lamkara
《辨中边论》 Discerning the Middle and the Extremes
《辩法法性论》 Discerning Dharmas and Dharmata
《宝性论》 UttaraTantra
梅纪巴 Maitripa
论藏 梵文Abhidharma
律藏 梵文Vinaya
蒋贡康楚 Jamgon Kongtrul
班智达 梵文Pandita
金刚 梵文vajra
僧伽 sangha
菩提 bodhi

三藏 Tripitaka
戒律 Vinaya
论藏 Abhidharma
经藏 Sutra

菩萨的境地 bhumi
金刚持 Vajradhara
般若 梵文prajna
方便 梵文upaya
龙树 Nagajuna
法界 梵文dharmadhatu




《圣八吉祥偈》中的中、英、藏文

偈文名称:
圣八吉祥偈 "The Stanzas of the Eight Noble Auspicious Ones" "Tashi Prayer"
吉祥文经 "The Sutra of The Words of Auspiciousness"

八佛:"Eight Sugatas"
燃灯王佛 --"Tararaja" -- "Dronmey Gyalpo"
勇力忆成就佛 -- "Sthirakaushalamadhashaya" -- "Taslten Dondrpgong"
慈严德佛 -- "Shrimaitreyalankara" -- "Jampay Gyenpal"
善名圣德佛 -- "Shrivarashubhakirti" -- "Gedrak Paldampa"
忆念一切具广大名闻佛 -- "Sarvashayodarakirtiman" -- "Kunla Gongpa Gyacher Drakpachen"
如须弥圣力名闻德佛 -- "Shrisumeruvadayakaushalakirti" -- "Lhunpotar Phaktsal Drakpal"
忆念一切有情名闻德佛 -- "Shriarvasattvashayakirti" -- "Semchen Thamchela Gong Drakpaypal"
所作如意胜力名闻德佛 -- "Shrimantushakarakaushalasukirti" -- "Yitsim Dzepa Tsalrap Drakpal"

八大菩萨:"Eight Bodhisattvas"
文殊菩萨 "Manjusri"
金刚手菩萨 "Vajrapani"
观世音菩萨 "Avalokiteshvara"
弥勒菩萨 "Maitreya"
地藏菩萨 "Kshitigarbha"
除盖障菩萨 "Nivaranaviskambin"
虚空藏菩萨 "Akashagarbha"
普贤菩萨 "Samantabhadra"

八圣吉祥:"Eight Auspicious Goddesses"
宝伞 "precious Umbrella"
吉祥金鱼 "Auspicious Golden Fish"
宝瓶 "Wish-granting Vase"
莲花 "Exquisite Lotus"
海螺 "Conch of Fame"
吉祥结 "Knot of Prosperity"
尊胜幢 "Victory Banner"
法-轮 "Majestic Wheel"

八大护法:"Eight Guardians of the World"
大梵天 "Mahabrahma"
大自在 "Shambhu"
遍入天 "Narayana"
帝释天 "Sahasrajna"
持国天王 "Dhritirashtra"
增长天王 "Virudhaka"
光目天王 "Virupaksha the Lord of Nagas"
多闻天王 "Vaishravana"

注:以上很多翻译都是梵文。



mundane E ['m/A/ ndein] 形 现世的;世俗的;宇宙的
Jiktenpa:世俗的护法(没有证悟的护法)
Yeshepa:智慧护法(已经证悟的护法)
Four stages to the path of application:四加行位
heat: 暖
point of pinnacle:顶
patience:忍
supreme dharma:世第一法
the path of accumulation:资粮道
the path of application:加行道
the path of seeing:见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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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20 19:42 资料 短消息 加为好友


烦恼识 afflicted consciousness
阿赖耶识 alaya consciousness Künshinamshe
甘露 amrita dra chompa
阿罗汉 arhat Chenrezig
观音菩萨 Avalokitésvara
中阴 bardo
明点 bindu tig-le
菩萨 bodhisattva changchub sempa
释迦牟尼 Sakyamuni
中脉 central channel uma
脉轮 ckakra
了义,究竟实义 definitive meaning
欲界 desire realm
法,佛法 dharma
法界 dharmadhatu
禅修 dhyana
蕴 aggregate
色界 form realm
无色界 formless realm
四圣谛 four noble truths
小乘 hinayana
上座部 theravadin
智慧 jnana yeshe
古萨里 kusulu
左脉 left channel jangma
中观 Madhyamaka
大手印 mahamudra chagya chenpo
大乘 马hayana tekpa chenpo
班智达 pandita
念珠 mala
曼达拉 mandala kyikhor
转轮胜王 chakravartin ghorlo gyurpa
真言乘 mantrayana
气脉 nadi tsa
涅磐 nirvana
波罗蜜多 paramita
道 path
方便道 path of methods tab lam
颇瓦 powa
般若 prajna
别解脱戒 pratimoksa vows
独觉者、缘觉者、辟支佛 pratyekabuddha
四加行 preliminary practices ngondro
三界 three realms
右脉 right channel roma
仪轨 sadhana drubtab
三摩地 samadhi ting-ngen dzin
止、奢摩他 samatha shi-ne
轮回 samsara
僧伽 sanga gendun
论典 sastra
经典 sutra do
声闻者 sravaka
成就者 siddha
空性 emptiness sunyata tongpanyi
密续 tantra gyu
如来 tathagatas
伏藏师 terton
伏藏法 terma
深观派 tradition of profound view
广行派 tradition of vast conduct
三宝 three jewels
活佛、祖古 tulku
金刚乘 vajrayana
金刚杵 vajra
气、风 vayu
律藏 vinaya dulwa
观、毗钵舍那 vipasyana hlagtong
本尊 yidam
观想 visualization
现观庄严论 Ornament of Clear Realization
菩提道灯 Lamp of the Path to Enlightment
入中论 Entering into the Middle Way Madhyamkavatara
五巨宝藏 Five Treasuries
知识宝藏 Treasury of Knowledge
噶举密续宝藏 Treasury of Kagyu Tantras
岩藏宝藏 Treasury of Termas
心密宝藏 Treasury of Instructions
文集宝藏 Treasury of Vast Teachings
禅定修习次第 Stages of Meditation
弥勒菩萨 Maitreya
辩中边论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iddle Way from the Extremes
大乘庄严经论 Ornament of the Mahayana Sutras
究竟一乘宝性论 Sublime Continuum of the Mahayana
梅纪巴 Maitripa
密勒日巴 Milarepa
龙树 Nagarjuna
中论 Knowledge of the Middle Way
中观庄严论 Adornment of the Middle Way
寂护 Santaraksita
寂天 Santideva
入菩萨行论 The Way of the Bodhisattva
解深密经 Difinite Explanation of the View
心经 Heart Sutra
有部、分别部 Particularist Vaibhahika
经部 Sutra Sautrantika
唯识 Mind Only Chittamatra
中观 Middle Way Madhyamaka
自空 Rangtong
他空 Shentong Yogacara
自续 Autonomy Svatantrika
应成 Consequence Prasangika
阿毗达摩 Abhidharma
俱舍论 Kosha
色究竟天 Akanishta
阿弥陀佛 Amitabha
不空成就佛 Amoghasiddhi
无上密续 Annuttarayoga tantra
阿阇黎 Archarya
圣天 Aryadeva
无著 Asanga
阿底峡 Atisha
处 Ayatanas
比丘 Bhikshu
入菩萨行论 Bodhisattvacharyavatara
菩提心 Bodhichitta
菩萨地 bhumi
佛土 Bhddha field
佛果 Buddhahood
佛性 Buddha nature Taghagatagarba
佛护 Buddhapalita
脉轮 Chakra
胜乐金刚 Khorlo Demchog Chakrasamvara
月称 Chandrakirti
行部 Charya
圆满次第 Completion stage rdzogs rim
生起次第 Creation Stage utpattikrama
暗劫 Dark age
陀罗尼 Dharani
护法 Dharma protector dharmapala
法界 Dharmadhatu chos dbyings
法身 Dharmakaya chos sku
法称 Dharmakirti chos grags
胜义、究竟 Dharmata chos nyid
大圆满 Dzogchen mahasandhi
无我 Egolessness bdag med
人无我 Egolessness of selflessness of person pudgalanairatmya
法无我 Egolessness of selflessness of phenomana dharma-nairatmya
八正道 Eight fold noble path
世间八法 eight worldly concerns
空性 emptiness stong pa nyid
灌顶 empowerment wang
证悟 enlightment byang chub
常见 eternalism rtag lta
父续 Father tantra pha gyu
五无间罪 five actions of immediate consequence
五方佛 Five Buddha rig nga
五道 five paths lam lnga
五毒 five poisons dug lnga
五智 five wisdoms ye shes lnga
执著 fixation dzin pa
四边 four extremes
四无量心 four immeasurables zei meid bzhi
四圣谛 four noble truths
四力忏悔 four power of purification
冈波巴 Gampopa
道次第 Graded path lam rim
上师 guru
串习 habitual patterns bag chags
喜金刚 Hevaja kye rdo rje
缘起、因缘 interdependent origination
蒋贡康楚罗卓泰耶 Jamgon Kongrul Lodrö Thaye
俱生智 jnana ye shes
噶当派 Kadampa bka gdams
甘珠尔、经 Kanjur bga gyur
丹珠尔、论 Tenjur ten jur
噶举 Kagyu bka rgyud
时轮金刚 Kalachakra dus khor
莲花戒 Kamalashila
业 karma las
噶玛噶举 Karma Kagyu
噶玛巴 Karmapa
三身 three kayas
心要口诀教授 key instruction
窍诀 pith
因札菩提国王 King Indrabodhi
赤松德赞 Trison Detsen
事部 Kriya tantra
修心 Lojong
译师 lotsawa
明性 luminous
明光 luminosity osel
文殊师利菩萨 Manjushri jam dpel
咒语 mantrayana
魔 mara bdud
玛尔巴 Marpa
心所 mental factors
母续 Mother tantra
手印 mudra
那若巴 Naropa
六瑜伽 six yogas
断见 nihilism chad lta
化身 nirmanakaya
宁玛、旧译 Nyingma snying ma
二障 two obscurations sgrib gnyis
口传 oral transmission
不了义 provisional meaning drang don
净土 pure land dag zhing
让炯多杰 Rangjung Dorje
仁波切 rinpoche
相对真理 relative truth
净相、圣观 sacred outlook dag snang
菩贤菩萨 Samatabhadra kun bzang
三昧耶 samaya dam tsig
报身 Sambhogakaya long spyod rdzogs pa'I sku
七支供养 seven branch prayer yen lag bdum
七觉支 seven limbs of awakening
毗卢七支坐 seven points of meditation posture
有所依的止 sharmatha with support zhi gnas rten bcas
无所依的止 sharmatha without support zhi gnas rten med
善巧、方便 skillful means thabs
善逝 Sugata
善悲 Sugatagarbha
西方净土 Sukhavati dewachen
法界体性身 Svabhavakakaya ngowo nyi chi ku
度母 Tara drol ma
如来藏 tathagatagarbha
三性 three natures
三根本 three roots tsawa sum
三乘 three vehicles
帝洛巴 Tilopa
自他交换法 Tonglen tong len
食子 torma
止的禅修 tranquility medition
三藏 tripitaka de nö sum
兜率天 Tushita paradise gan dan
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佛 Vairochana nam par nang dze
金刚 vajra dorje
金刚跏趺坐 vajra posture dorje chi trung
金刚总持 Vajradhara Dorje Chang
金刚萨垛 Vajrasattva Dorje Sempa
金刚亥母 Vajravarahi Dorje Phakmo
金刚瑜伽女 Vajrayogini Dorje Najor, Dorje Palmo
善金刚 dorje lekpa
金刚乘 Vajrayana dorje tek pa
世亲 Vasubandhu
持明 Vidyadhara
见、修、行 view, meditation and action tawa gompa chöpa
律 Vinaya dul wa
法-轮 wheel of dharma chokör
乘 yana
瑜伽密续 yogatantra
瑜伽士 Yogi nal yor wa
瑜伽女 Yogini yal yor ma
贤劫经 Bhadrakalpa Sutra
国师嘉察仁波切 Goshir Gyaltsab Rinpoche
因明学 tsema

简论成吉思汗对宗教领袖的礼遇和精神价值观

关键词:成吉思汗不仅是个武将,而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他的政治智慧和精神价值观值得深入研究。
摘要:成吉思汗是个了不起的大军事家。杀伐攻略,成吉思汗近乎是个常胜将军,赢得了一代天骄的美誉。但是,正由于成吉思汗的显赫战功,却掩盖了他的其它方面的卓越才华。甚至有人把成吉思汗单单看成一员武将。就是许多崇拜成吉思汗的人,给他塑象时,往往把他塑成骑在马背上的将军。有的雕塑,成吉思汗还手持苏勒德军旗,俨然是在冲锋陷阵。

成吉思汗成就的大业,绝非攻城略地的武将可比。他的思想和智慧与他的军事才华相比并不逊色,在他的诸多成就中政治智慧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成吉思汗对各族、各地的宗教领袖礼遇有加,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容纳与招抚的政策。这方面充分显示了成吉思汗的政治智慧和帝王的韬略。在“马上打天下”的时候,着意笼络宗教人士,足见成吉思汗的精神境界和治世的远大情怀。
成吉思汗追求的尊从上天、天人合一精神境界。以这样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观作为治理天下的精神支柱,为他的帝王大业打下了坚实稳固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成吉思汗不仅是个军事家,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是一个大政治家,一个大思想家。一个将军,再神武勇猛,只不过会打仗而已。讲军事战略就要有政治的头脑和智慧,网络天下人才,治国平天下,就需要有帝王的胸怀和谋略。对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贡献,应该在成吉思汗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份量,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13、14世纪的蒙古旋风横扫欧亚,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的出现,改变了许多地方的历史,引起了世界的震撼。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孙们各个英勇善战,三次西征,攻城略地。收西夏,伐金国,攻南宋,实力越来越大。显而易见,成吉思汗是个了不起的大军事家。杀伐攻略,成吉思汗近乎是个常胜将军,赢得了一代天骄的美誉。但是,正由于成吉思汗的显赫战功,却掩盖了他的其它方面的卓越才华。甚至有人把成吉思汗单单看成一员武将。就是许多崇拜成吉思汗的人,给他塑象时,往往把他塑成骑在马背上的将军。有的雕塑,成吉思汗还手持苏勒德军旗,俨然是在冲锋陷阵。
根据我们的研究,成吉思汗不仅是个军事家,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是一个大政治家,一个大思想家。一个将军,再神武勇猛,只不过会打仗而已。讲军事战略就要有政治的头脑和智慧,网络天下人才,治国平天下,就需要有帝王的胸怀和谋略。成吉思汗成就的大业,绝非攻城略地的武将可比。他的思想和智慧与他的军事才华相比并不逊色,在他的诸多成就中政治智慧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对精神和文化方面的思考与贡献,应该在成吉思汗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份量,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本文试图从成吉思汗对多位宗教领袖的礼遇,分析成吉思汗的精神境界、政治谋略和精神价值观。
对宗教首领的礼遇
蒙古族敬天,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萨满教的巫师(萨满)自称能与腾格里(上天)交接,向世间转达上天的意志。萨满巫师代天发言,他的话被看作神圣不可违逆的。晃豁坛部蒙力克的儿子阔阔出是一个巫师,称“帖仆腾格里”,他屡次预言成吉思汗,“最高的主让你统治大地”。又代言上苍,说成吉思汗:“你是最高的君主。最高的主命你采用成吉思汗的称号。”“成吉思汗就是最高君主或王中之王。”(注1)这样的舆论成为一种文化和理念,当然对统一部众的思想和行动是很有好处的。成吉思汗给予阔阔出很高的权势,甚至到了与成吉思汗平起平坐的地步。
道教在中原有着广泛的信众。道教领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金朝末年,全真教在中国北方兴起,很快就形成一个影响较大的道教派别。成吉思汗以卓绝的政治眼光,深切地看到了这一点。在远途跋涉的西征途中,他仍念念不忘笼络道教的信众。三次派使者,召唤全真教的首领丘处机,留在身边随扈,多次听取丘处机讲道,纵论养生和治世之道。
在攻伐征战之际,也许更多的需要杀伐的实力和军事的韬略,是刀枪、火炮说了算。胜利需要血肉的拼杀,常常是成百上千勇士的牺牲!何况正是数十万大军拼杀鏖战之际,为何要邀请一个道士到军营,听他喋喋不休地讲道家的治世之谈呢?这很难想象是一个军事将官之所为,只有一个有韬略的政治人物,才会有这样倒弹琵琶的杰作。
据史料记载,1219年丘处机几番周折,碾转年余,终于到达成吉思汗的军营大帐。随扈成吉思汗年余,多次约谈治世之道,成吉思汗悉心倾听,非常珍惜,派人做好记录。丘处机大谈“清心寡欲为要”,“以止杀为劝”,(注2)却得到成吉思汗的青睐,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
通过这次会见,道教开始受到蒙古统治者的保护和支持,获得蠲免差役赋税的特权。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赞许,全真教以燕京为中心得到迅速发展。
成吉思汗对中原佛教也有深厚的联系,与禅教临济宗的十六世祖海云和师父中观多有交往。以“小长老”称海云,对海云等上层僧侣极力加以保护。在蒙古铁骑攻略中原之际,成吉思汗特别传令,问候海云,“小长老好?”责令部队说:“尔使人来说的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行者。”(注3)命令一要礼遇,二要蠲免赋税。成吉思汗看重的“是告天的人”。
如上所述,成吉思汗对各族、各地的宗教领袖礼遇有加,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容纳与招抚的政策。这方面充分显示了成吉思汗的政治智慧和帝王的韬略。在“马上打天下”的时候,着意笼络宗教人士,足见成吉思汗的精神境界和治世的远大情怀。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也深谙此道,大体上对各类宗教采取了怀柔的政治策略。对喇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同样笼络安抚,为治理国家服务。喇嘛教的八思巴后来被敬为国师。本照由众人向上苍祈福治世调政治方略,对“告天的人”都予以了高度的礼遇,笼络过来,为治世所用。当然,在特定的条件下,某一阶段上,有的教派或教派首领危及了皇族的利益和社会的治理,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惩治,但总体上,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对各类宗教基本上采取了笼络和利用的国策。
把行动归结于教义和天意
成吉思汗总是把自己的行动合理化、合法化。施出有因,师出有名,有堂堂正正的理由;符合情理,符合道义,符合宗教的教义,符合上天的旨意。最初,他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就有萨满代表上天预言,“最高的主让你统治大地”。就是“成吉思”的称号也是萨满代言上天发布的。上天的旨意当然是众人最应该听从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违抗的。凝聚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下,就是顺从上天旨意,当然就容易统一部众的意志和行动。
攻打花剌子模是成吉思汗对西域强敌采取的重大行动。花剌子模国违背合约,屡屡无理羞辱成吉思汗派去的使者,并夺取蒙古商队的所有财宝。成吉思汗极其愤怒,决定大军征讨。在出征前,成吉思汗没有忘记从上天领取旨意。据说,“他独自登上山头,将腰带搭在脖子上,光着头,以脸贴地,哭泣了三天三夜。”(注4)他以这样的方式领取上天的旨意,按上天的旨意讨伐背信弃义的花剌子模。他祈祷说:“我不是挑起这次战乱的肇事者,请上天佑助我,赐我以复仇的力量!”(注5)
在攻打咱儿纳黑城时,成吉思汗派答失蛮(波斯语意为“学者”,伊斯兰教士的称呼)哈只卜去劝说。答失蛮高声对城民说:“我答失蛮是伊斯兰教徒,奉成吉思汗的命令把你们从毁灭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成吉思汗已经来到,战事迫在眉睫,若有丝毫反抗,顷刻间城池将被夷为平地,原野将成为血海。愿你们听从劝告。”(注6)城民们听了教士的话,选择了和平。由于这座城市没有遭到破坏,人们起名为忽都鲁八里,意为幸福之城。
在攻破不花剌城时,成吉思汗登上大清真寺的广场讲坛,历数花剌子模国摩柯末算端的背信弃义,然后大声说:“你们犯下了大罪,你们的大臣都是罪魁。在我面前颤抖吧!因为我是上帝之鞭。假如你们不曾犯下大罪,上帝不会让我来惩罚你们。”(注7)
值得我们注意和认真分析研究的是,成吉思汗称自己“是上帝之鞭”,把自己的行为都涂抹上执行上天意志的色彩!如果是个只懂杀伐攻略的将军,怎么会有这样长篇大论的行为价值的辩护和讲演!这就是成吉思汗成为有作为的帝王的高明之处。
以上只是列举了点滴的事例。一斑窥豹,不难看出,成吉思汗追求的尊从上天、天人合一精神境界。以这样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观作为治理天下的精神支柱,为他的帝王大业打下了坚实稳固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本文只是简明扼要地陈述了一个学术观点,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注释:1、见薄音湖《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第46页
2、见叶新民《元上都研究》175页
3、见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海云传》
4、5、6见薄音湖《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76页
7、见薄音湖《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77页
参阅数目:叶新民《元上都研究》、薄音湖《一代天骄和他的继承者》、徐进昌《简论成吉思汗对文化的关注和贡献》等

末代公主回顾蒙古土尔扈特部传奇史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满琳唯一的期望就是摆脱“土尔扈特末代公主”这个身份。多年以后,当历史学者马大正找到满琳,让她回顾自己家族近百年的悲剧命运历史时,这个继承了东归汗王渥巴锡血脉的末代公主像是被一股电流激醒。一瞬间,一百年来凝聚在这个家族的苦难和荣誉在她心底渐次清晰起来。

■本刊记者 李远江

1983年,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备受出身问题困扰的满琳终于过上了渴望已久的百姓生活。此时的她刚刚调入空军指挥学院,成为这所学校第一位女教官,丈夫是空军总医院的骨科大夫,三个女儿也健康活泼,一家人幸福而平淡。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者找上门来,希望了解土尔扈特末代汗王的家族史,他就是后来颇具声望的边疆史学家马大正。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了研究土尔扈特历史,马大正已经跑遍了新疆土尔扈特人聚居区,是国内最权威的土尔扈特专家。

由于时间久远,马大正对第一次见到满琳的具体情景已经记得不太清晰,但有一点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这位土尔扈特部族的末代公主似乎并不太愿意触碰自己的家族往事。“她似乎在躲避什么?”马大正心里结下了一个问号。

让马大正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土尔扈特末代公主的身份,让满琳从小到大饱受困扰,这样的贵族出身带给满琳一家的除了灾难还是灾难,以至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满琳唯一的期望就是摆脱自己的这个身份。

逃不出身份的牢笼

事实上,虽然是卫拉特蒙古(西蒙古)唯一的汗王公主,但满琳快乐的记忆并不多。1950年,还是满琳在上中学的时候,母亲就因为“历史问题”被捕入狱,虽然就在前不久,她还是一个为新疆“和平解放”做出巨大贡献的功臣。

由于父亲常年患病,母亲的入狱让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顿。这个“公主”前所未有地遇到了生计问题,如果不是一位曾经的王府厨师出手相助,满琳一家恐怕很难熬过那段艰难岁月。

饥饿已让满琳备受煎熬,更加难以忍受的则是这个公主身份带给她的屈辱感。每天晚上,总有几个粗鲁的男人跑到她的家里,大声辱骂她是蒙古汗王的公主,是万恶的“阶级敌人”,甚至强迫满琳和他们交往,遭到拒绝后,还振振有辞地骂:“你这个王爷的公主,还想门当户对吗?”

公主身份传开后,在上学路上,满琳会时不时的受到各种各样的人的恐吓和骚扰。她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想逃离这里,躲到陌生人中间,将自己的公主身份永远抛开。

她写信给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恩茂,在他的帮助下,满琳得以来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在这里,学校实行供给制,所有学生都穿同样的服装,文具书本都统一发给。满琳第一次有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平等感。

但这样的感觉却并没有持续多久,高中毕业,许多同学都被保送上了军校以及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但品学兼优的满琳却被告知,因为出身问题,她没有资格申请这些学校。不仅如此,当初恋男友获准到苏联留学后,校长找到满琳,要求她与初恋男友断绝关系,理由很简单——“你的出身、社会关系都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面对残酷的现实,满琳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她只能强忍悲痛和恋人分手。从此以后,每到命运的重要关头,出身问题总会跳出来,成为满琳生命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此时,她常常会有一种无助感,不知道该去埋怨谁。她甚至希望自己从来就没有出生在满汗王府中,而是像普通的女孩子一样,静静地成长。但她知道,担负在父母亲身上的压力一点也不比自己少,甚至还要更加沉重得多。


命运多舛的满汗王

从满琳记事开始,父亲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他躺在一张病床上,满脸浮肿,胡子很长而且是满脸胡须……目光中流露出恐惧、惆怅的眼神。”这就是满琳记事后第一眼见到的父亲。

那时候,他刚刚出狱,面对泪流满面的妻子儿女,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回到六道巷的家中,满琳时常看见父亲在夜深人静时,站在窗前大声喊叫,“他的手高举,头扭来扭去,非常痛苦,声音很凄惨。”

这个疯疯癫癫的男人,就是土尔扈特历史上著名的汗王,一个几乎改变整个土尔扈特部落命运的首领——满楚克扎布。

满楚克扎布诞生的1915年,正是土尔扈特部落最困难的时候。一百多年来,清王朝对东归的土尔扈特一直心存戒备,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并禁止其拥有常备武装。及至土尔扈特后来遭遇两次大规模的灭族之灾——1866年“热西丁宗教仇杀”和1872年“阿古柏入侵”时毫无抵抗能力,部族人口丧失大半。即使经过30多年的恢复建设,辛亥革命前夕,土尔扈特汗王统辖的旧土尔扈特“各部人口仍不及1861年的一半”(《焉耆乡土志》),开垦耕地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五,人民生活相当贫困。

清朝灭亡,新疆孤悬塞外,强俄逼视,英人窥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自顾不暇;地方多民族、多宗教,矛盾频生;新疆顿时成了各路军阀、民族武装和外国侵略者的角逐场。

地处新疆中部的土尔扈特部要在这样混乱而复杂的夹缝中生存,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武力保卫自己的家园。辛亥革命后,满楚克扎布的父亲布彦蒙库汗王组建了一支骑兵团。蒙古骑兵历来骁勇,这支强大的武装,很快就成为新疆第一任都督——杨增新拉拢和利用的目标。作为前清遗老,杨增新非常清楚这样一支武装对新疆的意义。

在历史边缘沉寂多时的土尔扈特汗王家族,又逐渐卷入新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1917年,布彦蒙库汗王在复杂的内部斗争中死于非命,满楚克扎布继承汗位,被称为“满汗王”。由于满汗王继位时尚不满两岁,他的叔父五世生钦活佛成为摄政王。

客观上讲,是生钦活佛造就了后来的满汗王。他亲自指挥蒙古骑兵征战天山南北。为了提高蒙古骑兵的作战能力,他招募富有经验的俄国骑兵教官达希和沙莫洛夫,对骑兵团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十几年后,这种科学的训练造就了一位杰出的骑兵将领——满汗王。不仅如此,生钦活佛当政时期进行了多项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同样深刻影响了逐渐成长起来的满楚克扎布,使他形成开放、积极的性格。

但是,这支强大的骑兵最终却为生钦活佛招来杀身之祸。1928年杨增新被手下刺杀,金树仁接掌新疆政权。1932年,金树仁连下十几道命令,要求生钦活佛出兵镇压哈密小堡村农民起义,遭到拒绝。金树仁生性多疑,又是靠兵变起家,眼看土尔扈特的骑兵如此强大又无法为己所用,害怕有朝一日土尔扈特部族叛乱,于是将生钦活佛于4月13日秘密杀害。

叔叔的被害给了17岁的满汗王很大的打击。此时,他刚刚因作战英勇升任蒙古骑兵师师长。不过很快,一年以后,金树仁倒台,新疆落入新军阀盛世才手中。相比前任金树仁,盛世才更老谋深算,心中早已掂量出土尔扈特部族的力量。强大的蒙古骑兵师再次成为被拉拢的对象,盛世才提升满汗王为焉耆警备区司令,授中将军衔——这应该是新疆近代史上最年轻的中将。

凭借强大的武装护佑,土尔扈特部落再次在军阀政权的更迭中立足。身为土尔扈特汗王,满楚克扎布虽然常年带兵打仗,但却更加关注自己部落的发展。1934年,他用王府的财产和妻子乌静彬的嫁妆创办了卫拉特蒙古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小学——汗王府蒙古小学。满汗王夫妻捐资助学的善举引发了土尔扈特人兴办学校的风尚。

正当满汗王踌躇满志,准备继续叔父生钦活佛未竞的改革事业时,1934年,盛世才力邀满汗王担任新疆省政府顾问以及新疆反帝会副委员长。次年,二十岁的满汗王携妻子儿女前往省会迪化。

然而,年轻的满汗王低估了政治的风险,当年叔父的被害似乎也没让他记住教训。他天真地以为盛世才是真的赏识他的才华而重用他,因此大展拳脚,不仅在部落内部努力推进现代化,而且积极参政,甚至与反对盛世才的张培元等人也交往甚密,渐渐为盛世才所忌惮。而满汗王与苏联人的亲近,更让盛世才坐立不安——土尔扈特蒙古骑兵的力量本来就已经很强大,若再加上苏联的支持,无疑会对他本就不甚牢固的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

金树仁也好,盛世才也罢,都不过是拿土尔扈特的力量作为自己的一个砝码,维系政权天平上的微妙平衡;一旦发现这个砝码有向另一方倾斜的可能,就会马上毫不犹豫地毁灭它。作为土尔扈特的领袖,满汗王注定逃不脱与他叔父生钦活佛一样的悲剧命运。

1937年10月12日,女儿满琳降生不过三四个月,满汗王就被盛世才污蔑为“托派阴谋叛乱者”逮捕入狱。二十二岁的满汗王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最后被注射了破坏神经的毒液,造成精神失常。这就是7年以后满琳所见到的那位疯疯癫癫的父亲。


果敢的王妃

满琳父亲入狱后,母亲乌静彬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乌静彬是东蒙喀喇沁扎萨克和硕亲王贡桑诺尔布的女儿,十七岁嫁到土尔扈特汗王府。初到满汗王府的乌静彬不过是一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妇女,虽然出身恭王府,因为生母是丫鬟,乌静彬却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联共党员王宝乾夫妇。在他们的影响下,乌静彬决定走出峡谷,到迪化女子中学读书。

丈夫被捕,乌静彬成为土尔扈特人唯一的希望。

然而,摆在乌静彬面前的是一盘没有生机的死局。蒙古骑兵师被盛世才解除了武装,土尔扈特人失去了逐鹿天山的力量。两年后,他下令撤销旧土尔扈特南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长公署,满汗王在土尔扈特的行政权被彻底解除。

失去自己的武装力量,土尔扈特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在盛世才的重压下,重建一支蒙古骑兵已经没有可能。而失去行政权的汗王府也无法再继续推行改革。经过深思熟虑,乌静彬找到了一条既不触犯盛世才,又能发展土尔扈特的道路——自己出资创办新式学校。

事实上,这也是柔弱的土尔扈特王妃能够为自己的部众做的唯一的事情。1941年开始,乌静彬先后创办了10余所蒙古族学校,为土尔扈特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

1944年,盛世才在各方压力下离开了经营数十年的新疆,新疆的政治格局更显复杂。为了确保南疆门户焉耆安定,保证南北疆的畅通,一直对新疆疏于掌控的国民党,再次把目光投向新疆唯一的蒙古汗王——满汗王。

此时,乌静彬又一次成为了聚焦点。这位柔软的王妃再一次看到了提高部族地位的机遇。她上书蒋介石,恢复盟长公署,由中央拨与贷款,发展蒙族经济;拨给文教经费,建设学校,提高蒙族文化。

但这些想法在抗日战争后的动荡局势下,无疑只是一纸图画。尽管蒋介石亲笔批文“请张治中照地方具体情况办理”,她提出的要求,也大多被各级官员虚与委蛇。只有无关痛痒的盟长公署制,在努力争取了两年后得以恢复。1947年,国民政府任命满楚克扎布为旧土尔扈特南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盟长,乌静彬为副盟长,主持行政事务。

尽管只是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副盟长,乌静彬依然开始为土尔扈特的未来开始筹划,她甚至请来了著名的建筑工程师徐洪烈,对土尔扈特的辖区进行长期规划,设计一系列发展经济、教育、工业的计划。

1949年9月,当西北解放军逼近新疆时,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作为左右土尔扈特部族命运的王妃,乌静彬将手中的权力转交给了新政权。

追寻祖先的足迹

历尽数百年沧桑的土尔扈特部族终于真正有了休养生息的时光。但满汗王一家却在大时代的风潮下失去了平静。先是满琳的母亲入狱,然后又是无休止的审查。已经疯癫的满汗王最终没有逃脱造反派的折磨,被活活饿死。

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满琳在那样的大风潮中谨慎地保持着与母亲的距离。每当母亲跟她讲述祖先的故事,她总是拒绝倾听,任凭母亲将这些记忆带进坟墓。

多年以后,当历史学者马大正找到满琳,让她回顾自己家族近百年的命运时,这个继承了东归汗王渥巴锡血脉的末代公主像是被一股电流激醒。一瞬间,一百年来凝聚在这个家族的苦难和荣誉在她心底渐次清晰起来。

马大正走后,她疯一般搜求有关土尔扈特的所有历史书籍,一次次回访自己的故乡,走访一切可能了解土尔扈特历史的学者、老人,整天泡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逐字逐句地抄写清宫档案中的土尔扈特资料。

1992年,还未到龄的满琳提交了退休申请,她要完成一部有关土尔扈特的史书。为了更多了解祖先的经历,她甚至远赴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1997年6月11日,当从莫斯科飞往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利斯塔的航班掠过伏尔加河流域时,满琳禁不住透过舷窗向下看去——无边无际的碧绿覆盖着辽阔的大平原,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好一片富饶的土地啊!这就是祖先们生活了150多年的地方!

然而,飞机并没有降落,穿越伏尔加河下游地面的绿色逐渐消失,最终变成一片黄灰底色中斑驳的绿色点缀。邻座的旅客告诉满琳,这里就是卡尔梅克共和国,前方就是埃利斯塔。埃利斯塔!满琳忽然醒悟——那不就是蒙古语中沙漠的意思吗?这些原在伏尔加河西岸的蒙古同胞怎么会来到这片寸草不生的地方?二百多年以来,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与折磨?一连串的疑问在满琳的脑海里不断回旋。

飞机降落在埃利斯塔机场,第一次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满琳很快便找到了故乡的感觉。苗条婀娜的蒙古族少女,身穿古朴典雅的民族服装,手捧鲜花簇拥而来。她们献上洁白的哈达,端上了香醇的奶茶和黄澄澄的油炸面食,欢迎的人们唱起悠扬舒缓的蒙古长调……

那情景,让满琳回想起自己的故乡——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是在她童年的时候,家乡的牧民们也常常在敖包前载歌载舞,迎接远方的来客。一瞬间,历史似乎穿越了无数沧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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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东归

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早在明朝末年(公元1628年),土尔扈特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在以后的100多年里,土尔扈特人始终保持着与清朝政府的关系。

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到了18世纪60年代,他们又决心返回故土,主要原因来自沙俄帝国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首先是政治,土尔扈特本在汗王的下设机构扎尔固,沙俄却要改组扎尔固,削弱汗王的权力;经济上,沙俄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的游牧地;文化上,沙俄政府迫使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土尔扈特人该信东正教。另外,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强制实行人质制度,不断征用土尔扈特的青壮年上战场,使土尔扈特的人口急剧减少。综述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土尔扈特的命运,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选择。

在1767年,土尔扈特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开了一次小型的绝密的会议,决定要东归故土。清朝乾隆三十五年秋(公元1770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一个秘密地点,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第二次主持召开了绝密会议。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体战士总动员。

尽管渥巴锡等人力图对俄国人保密,消息还是泄露了。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渥巴锡不得不提前行动。他们本来计划携同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当年竟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只好临时决定,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

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沙皇俄国女皇叶卡德林娜二世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同时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在渥巴锡汗的统率下,16万土尔扈特人途中打退了俄国军队无数次的围追堵截,战胜了疾病和沙漠,历时近半年,行程万余里,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于1771年7月20日回到祖国境内,全民族仅剩6万多人。

未能东归的土尔扈特

土尔扈特东归时,伏尔加河西岸的两万多蒙古同胞被留在了俄国。二百多年来,他们和东归的部族一样,在历史的潮流中跌宕起伏,历尽沧桑。

1771年,土尔扈特的领袖渥巴锡率领部族冲破重重困扰东归。但在伏尔加河西岸的蒙古部落因河流尚未封冻未能成行。当时有4700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10000多人,土尔扈特部落8000多人,和硕特部落3000多人,他们被统称为卡尔梅克人。

尽管渥巴锡率众东归后,蒙古部落的势力大大降低,但卡尔梅克人摆脱奴役,回到东方故土的努力却没有就此停息。

流产的计划

渥巴锡走后,以杜尔伯特部台吉策伯克乌巴什、和硕特部台吉杨德克、土尔扈特部台吉阿沙尔瑚为首的卡尔梅克领袖们悄悄制订了新的东归计划,准备冬季到来的时候举事。然而,由于事机不密,这一消息最终传到了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耳中。

1771年10月19日,叶卡特琳娜二世紧急下令取消土尔扈特汗国,成立卡尔梅克管理处,由阿斯特拉罕省务厅直辖管理,省长作为最高监督。同时,俄国政府还选派了一大批俄国警官去卡尔梅克部“维持治安”。面对强大的俄国武装,卡尔梅克人不得不暂时放下集体东归的计划。

东归计划被瓦解了,卡尔梅克人内心对东归的渴望却没有破灭。这一点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也心知肚明,赶紧着手强化对卡尔梅克人的统治。第二年,俄国在卡尔梅克管理处又下设了札尔固法庭,由3个主要部落——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和杜尔伯特部落推选3名代表组成,按古代的卡尔梅克人法典和法规审理,法庭裁决由省长批准。表面是尊重卡尔梅克的传统,实际上剥夺了卡尔梅克人的司法自主权。

不仅如此,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还把鼓动群众回归的3大部落的领袖:策伯克乌巴什、杨德克和阿沙尔瑚召集到彼得堡,叶卡特琳娜二世终日酒宴相待,试图以酒色、财富瓦解他们的斗志,说服他们放弃东归。然而,三位台吉既不畏惧软禁威胁,也不接受利诱哄骗。恼羞成怒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凶相毕露,在她的授意下,1774年4月,俄国政府的官员在一次聚会上毒死了杨德克和阿沙尔瑚,策伯克乌巴什侥幸逃脱。

沙皇俄国残酷的统治非但没有瓦解卡尔梅克人的斗志,反而坚定了他们逃离牢笼的决心,聪明的卡尔梅克人想出了“化整为零”的逃亡办法——利用游牧方式分散逃回到中亚故地。1771年至1775年,短短四年时间就有2000多人回到今天的新疆地区,清朝政府照例给予了妥善的安置。

遗憾的是,卡尔梅克人“化整为零”的东归策略最终还是被沙皇政府发现了。1775年开始,俄国政府严禁卡尔梅克人四处游牧,未及东归的卡尔梅克人从此丧失了东归的希望。


从伏尔加河到外高加索

土尔扈特人初到伏尔加河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但是,随着俄国农奴制的不断发展,大批俄国农奴不堪忍受农奴主的残酷剥削,纷纷逃亡到这里。他们开始垦荒,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夺取这块肥沃的土地,沙皇俄国征调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人,开始向伏尔加河流域大量移民。越来越多的农业移民抢占了伏尔加流域最肥沃的土地,土尔扈特的牧场越来越小,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彼得一世改革后,俄国军队引进了西欧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冷兵器为主的土尔扈特骑兵在这场斗争中明显处于劣势。事实上,这场注定失败的斗争恰恰是渥巴锡坚决东归的原因之一。

土尔扈特东归以后,滞留下来的卡尔梅克人力量薄弱,保卫牧场的斗争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势单力薄,卡尔梅克人仍然坚守着祖先留下的游牧文化,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反抗沙皇俄国的统治。

1774年,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迅速蔓延到卡尔梅克人生活的伏尔加河地区。8月15日,俄军首领阿·敦杜科夫公爵,命令卡尔梅克领主车臣多尔济率蒙古骑兵配合俄军镇压这场农民起义。早就不满沙皇残暴统治的车臣多尔济不但不援助俄军,反而和卡尔梅克长老及首领们商议,派出代表去联络普加乔夫,共同反对俄国政府。卡尔梅克骑兵和农民起义军联合起来打败了俄军,一度占领了不少俄军的城镇。起义失败后,俄国政府追问卡尔梅克首领和普加乔夫共同进攻俄军的原因,卡尔梅克首领以“诈降”的理由搪塞,刚刚平定起义的俄国政府担心深究下去会激起新的武装起义,最后不得不敷衍了事。

十几年后,农民起义的威胁完全消除,沙皇政府重新加强了对卡尔梅克的统治。1786年,阿斯特拉罕总督波焦金下命令撤消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和卡尔梅克管理处,卡尔梅克人的一切诉讼案件转交县级法庭处理。这样便完全剥夺了卡尔梅克人的司法权利。后来因为卡尔梅克人的激烈反抗,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得以恢复。但是,俄国政府不仅直接插手札尔固的审判工作,而且规定必须用俄国的法律进行审判。不仅如此,在卡尔梅克人驻地遍布着俄国警察,他们随意捉拿拘捕人,使卡尔梅克人民感到现在过的,已经到了“最痛苦的深渊中”。

在沙皇俄国的奴役下,卡尔梅克人几乎丧失了作为蒙古汗国的一切权力。不仅仅如此,随着俄罗斯和哥萨克农垦大军的步步紧逼。一百多年后,伏尔加河两岸已经变成了不适合游牧的农业区,大多数卡尔梅克人只能继续向西,向更加荒凉的外高加索迁徙,最后在今天的里海西岸安顿下来。而这里,也就是现在的卡尔梅克共和国。

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牧场保护条例

(1998年11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第15号公布,自1999年1月10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对基本草牧场实行重点保护,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促进畜牧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基本草牧场,是指为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适应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满足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济对畜产品的需求,而确定的重点保护的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草原。
第三条 基本草牧场的划定、保护、建设、利用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基本草牧场保护可以稳定面积、提高质量、实现资源总量动态平衡和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贯彻全面规划、加强保护、严格管理、重点建设、合理利用的方针。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基本草牧场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监督实施。
第六条 旗县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基本草牧场的保护管理工作。
旗县以上土地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负责其职责范围内的基本草牧场用途管制的有关工作。
苏本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草牧场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基本草牧场的义务,有权对侵占、破坏基本草牧场的行为以及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检举、控告,并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划 定

第八条 自治区土地管理部门和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全区基本草牧场保护规划,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旗县以上土地管理部门和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根据上级人民政府的基本草牧场保护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草牧场保护规划,经同级人民政府审定,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旗县级人民政府的基本草牧场保护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草牧场保护规划,报旗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的基本草牧场保护规划需要变更、调整的,必须经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九条 基本草牧场保护规划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农业资源调查区划为依据,并与城市总体规划、村镇建设规划相衔接。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基本草牧场保护规划时,应当确定基本草牧场保护的数量指标和布局安排。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牧场保护条例苏木乡镇人民政府确定的基本草牧场保护的数量指标,要分解下达到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嗄查村,落实到使用者。
第十一条 凡在畜牧业规划用地范围内的人工半人工草场、围封草场、天然打草场、饲草料基地、牧草种子生产基地、畜牧业科研教学与试验示范基地和作为常年放牧地使用的天然草原,应当划为基本草牧场。
依法退耕、还牧、还草的土地,符合前款规定的,应当逐步划为基本草牧场,不得重新种植农作物。
第十二条 基本草牧场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和基础建设情况划分以下二个等级:
(一)人工半人工草场、围封草场、天然打草场、饲草料基地、牧草种子生产基地、畜牧业科研教学与试验示范基地以及生产条件好、优质高产和对保护生态环境有重要作用的天然草原,划为一级基本草牧场;
(二)其他作为常年放牧地使用的天然草原划为二级基本草牧场。
第十三条 基本草牧场的划区定界工作,以苏木乡镇为单位进行,由旗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已划区定界保护的基本草牧场,由旗县级人民政府设立保护标志,予以公告,并建立档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擅自改变基本草牧场的保护标志。
基本草牧场的划区定界必须经盟行政公署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验收合格。
第三章 保 护

第十四条 基本草牧场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国家重点建设和公益事业建设确需征占用基本草牧场的,必须向旗县以上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同级畜牧行政主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法定审批权限逐级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审批。
第十五条 非牧业建设经批准征占用基本草牧场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原所有者和使用者支付补偿费外,还必须按照以下标准缴纳基本草牧场建设补偿费:
(一)占用一级基本草牧场与缴纳的建设补偿费为其被占用前5年平均年饲养牲畜价值和年产经济植物价值之和的15至20倍;
(二)占用二级基本草牧场应当缴纳的建设补偿费为其被占用前5年平均年饲养牲畜价值和年产经济植物价值之和的10至15倍。
征占用基本草牧场进行电力、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减免基本草牧场建设补偿费。
第十六条 基本草牧场建设补偿费由旗县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收取,并上缴同级财政,列收列支,必须专项用于被占用地区或者单位基本草牧场的保护和建设。
基本草牧场建设补偿费的使用,由旗县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后执行
第十七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垦基本草牧场进行种植业生产。草原使用者开垦少量基本草牧场种植饲料的,由旗县级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规划,经同级土地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后,由旗县级人民政府逐级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经批准的规划,由旗县级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土地管理部门和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征占用或者开垦基本草牧场审批手续时,应当听取相关当事人的意见。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基本草牧场上的生产、生活设施;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擅自在基本草牧场上从事割灌木、挖药材、搂发菜、勘探、施工、开矿、采石、取沙等对植被有破坏作用的活动。
机动车辆在草原上行驶,应当注意保护基本草牧场,不得随意碾压;有固定公路线的,不得离开固定的公路线行驶。
第二十条 基本草牧场使用者应当依照法律、法律和承包合同的规定,履行保护、管理、建设和合理利用基本草牧场的义务,坚持以草定畜、增草增畜的原则,建立合理的轮牧和轮刈制度,防止基本草牧场超载过牧和退化、沙化、盐渍化。
旗县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对超载过牧,出现退化、沙化的基本草牧场,应当责成其使用者采取改良牲畜品种、提高牲畜质量、加快牲畜出栏和轮牧、封育、种植多年生牧草、建设草库伦等措施,恢复植被,实现草畜平衡。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基本草牧场建设列为国土整治和草原建设的重点,逐年增加对基本草牧场建设的投入,制定优惠政策和措施,建立多渠道增加基本草牧场建设投入机制,有计划地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和农牧民进行基本草牧场建设。
鼓励和支持基本草牧场使用者通过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和种植多年生牧草等名种途径和方式,进行基本草牧场建设。
第二十二条 旗县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牧草种子繁育、推广体系和供销网络建设,做好优良牧草种子的培育、引进、推广和生产、供应的组织工作,促进基本草牧场的改良和建设。
基本草牧场建设补偿费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扶持基本草牧场使用者使用优良牧草种子改良和建设基本草牧场。
第二十三条 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基本草牧场生产力分等定级办法,由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实施,并建立档案。
第二十四条 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嘎查村民委员会要定期或者在基本草牧场承包经营权变更时,对基本草牧场生产力等级进行评定。
第二十五条 旗县以上草原资源监测机构要对基本草牧场实施动态监测,每年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基本草牧场生产力动态监测报告以及保持和提高生产力的相应措施,并负责对使用者保护、管理、建设和合理利用基本草牧场进行指导。
第二十六条 旗县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基本草牧场环境和污染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环境质量与发展趋势的报告。
第二十七条 非牧业建设征占用基本草牧场的,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当有基本草牧场保护方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告书时,应当征得同级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二十八条 因事故或者其他突然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基本草牧场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并向当地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四章 监 督

第二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基本草牧场保护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并与下一级人民政府签定基本草牧场保护责任书。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与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嗄查村民委员会签定基本草牧场保护责任书。基本草牧场保护责任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基本草牧场的范围、面积、地块;
(二)基本草牧场的等级和适宜载畜量;
(三)保护措施;
(四)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五)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条 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嗄查村民委员会与承包经营者签订草原承包合同时,应当载明承包经营者保护、建设、管理和合理利用基本草牧场的义务及不履行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三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保护基本草牧场监督检查制度,定期组织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土地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对基本草牧场保护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和协助检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拒绝。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基本草牧场的;
(二)无权批准征占用基本草牧场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征占用的;
(三)超越批准权限、违反批准程序或者不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非法批准征占用基本草牧场的;
(四)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基本草牧场的。
属于前款第(二)项、第(三)项非法批准征占用基本草牧场的,其批准文件无效,非法批准占用的基本草牧场要收回;因非法批准占用基本草牧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关当事人拒不归还的,以非法占用基本草牧场论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草牧场保护区标志的,由旗县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300元至500元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旗县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植被,赔偿损失,并可以处以被开垦和破坏基本草牧场每亩500元至2000元的罚款:
(一)非法开垦基本草牧场的;
(二)非法在基本草牧场上砍、挖、搂固沙植物和其他野生植物或者采土,致使草原植被遭受破坏的。
对非法批准开垦基本草牧场的责任人员,依法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基本草牧场上的生产、生活设施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非法占用基本草牧场建设补偿费的,由旗县以上财政部门责令退还,对具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基本草牧场的承包经营者,未依照承包合同的规定履行保护、管理、建设和合理利用基本草牧场义务,造成草场严重退化、沙化、盐渍化和生产条件恶化的,其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嗄查村民委员会可以按照合同规定收回基本草牧场承包经营权。
第三十九条 从事基本草牧场保护监督管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基本草牧场建设补偿费的具体征收、管理和使用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9年1月10日起施行。

《哲布尊丹巴政权“内阁总理大臣”设置考——兼与吕一燃先生商榷》

【内容提要】:国内外一些史学家历来认为,1911年12月外蒙一经“独立”,哲布尊丹巴政权即设置了“内阁总理大臣”职务。至于孰为首任,颇有歧异。迄今为止,主要的看法是,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以“内务大臣”兼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大量原始档案证实: “内阁总理大臣”一职系1912年7月上旬设置,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首任。车林齐密特在1911年12月30日~1912年7月上旬期间,以“内务大臣”身分总管库伦政权全局事务,并兼管黄教事务,一切决策均由其领衔上奏,权倾朝野,致令一些史学家误认为当时设置有“内阁总理大臣”,并由此产生“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兼任该职的错误论断。

【关键词】:内阁总理大臣 达喇嘛车林齐密特 赛音诺颜汗 那木囊苏伦


1911年12月1日,库伦分裂集团宣布外蒙脱离清政府而独立。12月29日,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为“额真汗”,组建“大蒙古国”政府①。诚如首任都护使充库伦办事大员陈籙1916年12月9日所云:“外蒙独立,为中蒙关系二百余年来最大变迁之关键……中蒙地势悬绝,华官被逐后,交通悉断者四年有余。当局之人(指清末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等人———引者注),狼狈出走。鉴于措施之失败,复讳莫如深,致经过之真相,世所未知之者。予莅库以来(1915年10月25日凌晨,陈籙抵库就任———引者注),从事调查,殊大不易。盖蒙人不肯自道。我商民之身历其境者,又仅知往事之表面,其内容终不可得”②。加之“外蒙既无公布之官报,又无刊行之公牍”③,使得外界对“独立”后的外蒙局势知之不详,从而留下诸多历史谜案,乃至于孰为该政权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历来记载不一。吕一燃先生在《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以下简称吕文)一文中,对此进行了系统考证。吕文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哲布尊丹巴政权的第一任总理大臣就是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哲布尊丹巴政权的第一任总理大臣是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④。“外蒙魁儡政权的第一任总理大臣是车林齐密特……三(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是哲布尊丹巴政权的第二任总理大臣,各家看法一致,没有争论,因为这是事实……三音诺颜汗是继达喇嘛之后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也就是说,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达喇嘛’,而不是别的什么人”⑤。

吕先生的观点代表了我国和外国史学界绝大部分学者迄今为止的主要看法。笔者不否认车林齐密特的确是第一任“内务大臣”(1911年12月30日~1914年6月在任),并于1911年12月30日~1912年7月上旬,负责“大蒙古国”政府全局事务。问题在于这一期间,库伦政权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设置有“内阁总理大臣”一职,车林齐密特是否真正拥有兼任该职的头衔。大量原始资料证明:1911年12月30日“大蒙古国”政府成立之时以及此后半载,并未设立“内阁总理大臣”。该职系1912年7月上旬设立,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首任。现予考证,不逮之处,望吕先生和方家郢正。

一、众说纷纭的历史记载及辨伪

1911年12月30日,“大蒙古国”政府成立,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部、刑部5部。内务大臣为库伦商卓特巴衙门的达喇嘛、现赐“沁苏珠克图亲王”爵的车林齐密特(1877年~1914年。按:拙文发表之时如此。现在发现不正确,目前已经找到可靠资料,证明车林齐密特的生卒年份应该是1869-1914年——作者注),外务大臣是土谢图汗部副将军、右翼左旗札萨克和硕亲王、现赐“兼汗号额尔德尼达沁亲王”的杭达多尔济(1871年~1915年),财政大臣为土谢图汗部(汗山盟)盟长、左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现晋“土谢图郡王”的察克都尔扎布,兵部大臣为车臣汗部参赞、中左旗札萨克固山贝子、现晋“额尔德尼达赖郡王”的棍布苏伦,司法大臣为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的札萨克辅国公衔一等台吉、现晋“额尔德尼郡王”的那木萨赍⑥。此乃无可置疑之事实。但当时是否设立了“内阁总理大臣”一职,我国乃至绝大部分外国论著均予以肯定回答。至于孰为第一任,大致有以下5种观点。

第一种看法是海山。此说源于曾任清朝库伦兵备处总办的唐在礼与唐在章1912年11月合著的《蒙古风云录》一书:“活佛登极后大兴土木……又定官制,设五部,以海珊氏 (海山———引者注)为内阁总理。海(山)本内蒙古喀尔(喇)沁旗人……现封为公爵,称为松彦光汗,总理内阁,兼管内务、财政两部事宜,一切政务,悉归主持”⑦。我国台湾省学者赵明义先生1984年在《不要忘记外蒙古》一文中亦认为“海珊任总理兼内务大臣”⑧。唐氏此说显然有误,海山既然“现封为公爵”,何以又称为“松彦光汗”。且蒙古各部并无此封爵,显为“赛音诺颜汗”之异译⑨。赛音诺颜汗系喀尔喀蒙古四部最为显赫的四位世俗王公之一(按:有清一代,赛音诺颜部赛音诺颜旗的札萨克封爵为和硕亲王,并未封汗。然视若三汗,故亦称“赛音诺颜汗”),唐氏在库生活10个月有余⑩,竟不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年业已袭该爵的是那木囊苏伦,反误指海山为“松彦光汗”(赛音诺颜汗),殊属非是。

在外蒙“独立”前夕的1911年11月25日(十月初五日己亥),唐在礼及家眷已离库返京⑾,对此后情形知之无多。至于《蒙古风云录》的成书,自云乃系“同僚诸友,事后归来,目击既真,口述毕肖。更有在留商人,时以邮筒相寄,因辑成编”⑿。此等材料确有很高价值,但毕竟囿于个人见闻,或不免道听途说,讹误之处在所难免,对外蒙政府内幕未必知之甚详。正如前文所引陈籙所言:“盖蒙人不肯自道。我商民之身历其境者,又仅知往事之表面,其内容终不可得”。1912年秋,天顺太商号掌柜洪成午之子洪生秀,由库伦返回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1913年3月1日,“自请毁家组织蒙边侦探”的胡太才往晤之,洪生秀云:“伪政府如一盘散沙,自相猜忌。杭达司财政,贡卜苏伦司法部,海山公司兵事”⒀,所言与事实出入颇大。洪氏“其人于库伦地面情形颇熟,对于逆佛举动亦颇留心”⒁。且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之时,洪生秀身在库伦。其所知仍不过如此,何况他人。故而《蒙古风云录》根据“同僚诸友”或“在留商人”提供的资料,对“内阁总理大臣”记载之误,也就不难理解。外蒙独立后,海山被封为“辅国公”和内务部司官,此为公认之事实。

第二种说法是喇嘛巴特玛多尔济。此说为我国台湾省学者孙福坤的观点: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既被驱逐,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见牒而逃。旋独立政府在库伦组织内阁及各部,称库伦为库京。兹将内阁各部名单列后:(1)总理大臣———喇嘛巴特玛多乐济。(2)内务大臣———彭楚克车林,副大臣———喇嘛多尔济巴多;(3)外交大臣———车臣汗那旺纳林;(4)兵部大臣———彭除克喇布坦;(5)财政大臣———达木鼎;(6)司法大臣———济农王朝克巴达尔呼。……其实权则为喇嘛巴特玛多尔济及喇嘛多尔济巴多二人所操纵”⒂。此说显然搞错了时间,误将外蒙取消独立后自治晚期(1919年下半年)的官府组成,当作1911年12月之事,且多有讹误,不足为证。

第三种看法是牙(札)萨克图汗。第四种观点是达喇嘛车林齐密特。第五种说法则将牙(札)萨克图汗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视为一人,以期弥和第三及第四种说法。

以上5种看法均认为外蒙“独立”之初,即设立了“内阁总理大臣”。只是在孰为首任的问题上,国内外史学界颇有歧异。至于札萨克图汗为首任“总理大臣”的观点,以及将札萨克图汗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混为一人的折衷之说,吕文业已详细证伪之,无须赘述。惟有第四种看法,即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在1911年12月~1912年7月期间,以“内务大臣”兼任首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观点,迄今仍被国内外史学界视为公认的“事实”⒃。此说的主要依据是梁鹤年1916年底所作《库伦独立始末记》一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行登极礼……于是设立政府,分五部。以二达喇嘛(即副达喇嘛———引者注)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赛音诺颜汗那木那(囊)苏伦为副总理。以万寿宫为内务部衙门,总理车林齐密特兼内务大臣”⒄。梁鹤年曾充清末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的幕僚(职衔为已保候选府经历)。1911年12月初,与三多一起被库伦当局驱逐出境。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签订, 6月9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在中国的宗主权下实行自治后,1916年下半年,他再赴库伦,担任都护使充库伦办事大员公署的主事。1916年12月9日,首任都护使充库伦办事大员陈籙在其《驻扎库伦日记》中高度评价说:“本署主事梁鹤年(寿仙)新从京师来。从前久佐库伦办事大臣幕僚,于独立前后情形,知之甚谂。为予陈述始末,编成《库伦独立始末记》一篇,事皆纪实”⒅。因此,梁鹤年的记载迄今仍被视为公论,对其记载的可靠性向来无人质疑,我国和国外大部分论著皆引为信史。正如吕一燃先生所说:“梁鹤年1916年在库伦撰写的《库伦独立始末记》所记最受人们重视”,“他的《库伦独立始末记》确实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关于库伦魁儡政权人员的记载,也为很多史学研究者所引用”⒆。本文主要对此观点予以考辩,并通过大量可靠的原始档案证明:梁鹤年此文关于该问题的记载恰恰是错误的,1911年12月30日~1912年7月上旬,尚未设置“内阁总理大臣”。

二、“独立”初期未设“内阁总理大臣”之论证

国内外史学界的以上论断,仅系根据一、二种间接的史料得出,而此等史料的可信度如何,则诚属疑问。众所周知,考证的原则是孤证难立。欲对某一问题予以证实或证伪,需运用多种真实可靠的原始史料。在这方面,美籍蒙古史学家、英国利兹大学蒙古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乌尔干奇·奥农及其助手德里克·普里察特为我们提供了众多难得的原始档案。1979年,奥农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察1个月,从蒙古国家档案馆和蒙古科学院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的蒙古文和俄文原始资料。而此等资料,即使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也鲜少利用。正如奥农所说:“1911—1919年间,北部蒙古人与南部蒙古来往的官方文件多达数百份。蒙古的历史学家们迄今尚未利用那些资料撰写一部专门针对这一时期的著作,他们只是在其它著作中的这里或那里摘引那些文件中的几行或几页”⒇。在利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奥农与德里克·普里察特合作,1989年出版了《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本文即主要根据此书提供的原始资料,对外蒙“独立”期间 “内阁总理大臣”的设置问题,作一考证。该书认为:“1911年12月底,大蒙古汗国政府由哲布尊丹巴发布的一项上谕而组成,包括内务部、外务部、兵部、财政部和司法部……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被任命为内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亲王为外务大臣,额尔德尼达赖(郡)王棍布苏伦为兵部大臣,土谢图公察克都尔扎布(业已晋封土谢图郡王,见下文———引者注)为财政大臣,额尔德尼(郡)王那木萨赍为司法部大臣。每个部有两名副大臣(惟内务部有三名副大臣),一名司官,两名副司官以及其他下级官员(那时,海山已被赐予图什公爵位,他是内务部的司官)”(21)。作者还明确指出:“起初,在蒙古政府中没有内阁总理大臣职务,由内务大臣充任政府首脑,向大汗哲布尊丹巴负责……1912年7月,哲布尊丹巴设立了总理大臣之职”(22)。

史实证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即1911年12月~1912年7月,库伦当局是没有“内阁总理大臣”这一职务的,而是由“内务大臣”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负责政府全局事务,但并非如国内外大多数史学家通常所说兼任“内阁总理大臣”。1911年12月30日,哲布尊丹巴颁布谕旨,对参与“独立”的王公、喇嘛,分别予以封官晋爵,分封次序如下:

1·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札萨克和硕亲王杭达多尔济,功勋卓著,著赐兼汗号额尔德尼达沁世爵,食双俸,赏黄马褂和黄缰,终生赏坐绿围车。并充任朝臣,著授外务大臣之职。

2·(库伦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著赐沁苏珠克图名号,赏带有三层锦缎坐垫和靠背的坐椅,并赏黄缰,坐绿围车,食亲王俸,免纳财产税。并充任朝臣,著授内务大臣之职,同时兼掌黄教事务。

3·内蒙古喀喇沁贡桑诺尔布王旗(即喀喇沁右旗,当时该旗的札萨克亲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是贡桑诺尔布)的海山,著赐沁珠图格勒图世袭名号及辅国公爵,赏褐缰,并赏在喀尔喀台站驰驿特权,著授内务部司官之职。

4·车臣汁部(中左旗)札萨克固山贝子棍布苏伦,忠心效力,著赏额尔德尼达赖多罗郡王爵,赐黄缰,充任朝臣,授兵部大臣之职。

5·土谢图汗部(左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赏土谢图郡王世爵,赐黄缰,并充任朝臣,著授财政大臣之职。

6·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札萨克辅国公衔一等台吉那木萨赍,赏额尔德尼多罗郡王爵,赐黄缰,并充任朝臣,著授司法大臣之职。

7·土谢图汗达什尼玛,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和黄缰,并赐奥其尔巴特赛颜名号。

8·车臣汗那旺纳林(按:《清史稿·藩部世表二》作“阿克旺纳林”———引者注),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黄缰,并赐玛哈三味多(梵语,意为“众敬王”)达赖车臣世袭名号。

9·札萨克图汗索德诺木拉布坦,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黄缰,并赐额尔德尼毕希勒尔图世袭名号。

10·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赐世代坐绿围车,赏黄马褂、黄缰,并赐伊特格蔑特额叶太达沁(音译,原引文为Itgemjit Eyetei Daichin)世袭名号,亦将充任朝臣。

11·车臣汗部(右翼中旗)札萨克郡王衔多罗贝勒、署理盟长棍布苏伦,赐车臣世袭名号及亲王衔多罗郡王世爵,赏褐缰,著授内务部副大臣之职。

12·赛音诺颜部(中左旗)札萨克郡王衔多罗贝勒车登索诺木,赐达赖名号,晋封亲王衔多罗郡王,并赏褐缰,著授内务部副大臣。

13·车臣汗部(中末旗)札萨克固山贝子多尔济车林,著授多罗贝勒爵,并赐毕希勒尔图世袭名号,授财政部副大臣之职(23)。

从以上封赏令中可以看出,车林齐密特只是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及继续兼管黄教事务,并无“内阁总理大臣”之任命。倘若他果真是“内务大臣”兼“内阁总理大臣”,不可能不在谕旨中明定。同时,仅规定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将要充任“朝臣”,但未明定具体职务,更谈不上“副总理大臣”之任命。值得注意的是,在注重尊卑有序的封建社会里,该封赏令的排名顺序耐人寻味。爵位最高的喀尔喀四部汗不仅均未获得实职,而且其排名远在一些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甚至辅国公衔一等台吉之后。众所周知,外蒙“独立”运动的主要策划者是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和海山3人,其名列前榜即可说明,该封赏令是按照在“独立”中所起的作用大小而排列的。从中亦可看出,喀尔喀四部汗虽然参与了“独立”运动,但并未起过重要作用。诚如奥农和普里察特所说:“如同北部蒙古其他三位汗一样,赛音诺颜汗是在1911年向沙皇求援信上签字的五个人(另有哲布尊丹巴八世———引者注)之一。从1911年8月,直到他1912年7月被任命为总理大臣之间的关键时期,不论赛音诺颜汗的名字,抑或其活动,在各种书中出现无多。但是在劝说博克多(即哲布尊丹巴八世———引者注)召集所有王公和高级喇嘛1911年7月赴库伦集会酝酿独立运动的人物中,他是其中之一”(24)。倘若那木囊苏伦果真为“副总理大臣”,绝不可能被列在第十位,亦不可能在此期间默默无闻。这说明,在外蒙“独立”一事上,他并无显赫“功勋”。即令当时有“副总理大臣”之设,显然他亦不可能被委此要职。何况当时的“独立”还只是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之事,赛音诺颜部和札萨克图汗部尚未加入到库伦政府中去,当时该政权的几乎所有重要官职均为东部二盟攫取,即是例证。

那么,此后半载是否设置了“内阁总理大臣”职务呢?诸多熟悉库伦当局事务的俄国人的通信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在外蒙第一次“独立”前后的关键时期,俄国人多布达诺夫曾赴外蒙,在库伦逗留了两个半月。据其本人说,他是俄历1911年12月24日(公历1912年1月6日)离开库伦,返回上乌丁斯克(1934年改名为乌兰乌得)的。依此推算,他此次到库伦的时间大概是公历1911年10月下旬。至少1911年11月2日(俄历10月20日),他已身在库伦,这是因为此日他从库伦致函弗拉迪斯拉夫·卢德维戈维奇·柯特维奇(1872年~1944年,沙俄统治下波兰的一位著名蒙古专家,为沙俄政府效力。外蒙独立前后,他与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海山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信中说:“我已以个人名义将您委托给我的信函转交给了拉多夫斯基先生(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引者注)”(25)。多布达诺夫在库伦期间,与库伦分裂集团过从甚密,参与策划了外蒙独立阴谋,对其政府的组成十分熟悉。从库伦返回上乌丁斯克(乌兰乌得)的家中之后,俄历1911年12月30日(公历1912年1月12日,按:原引文处误作公历1912年12月11日,当系印刷错误),他再次致函柯特维奇,通报库伦政府的组成情况:“取代临时委员会(指公历1911年11月初成立的以土谢图汗部盟长、左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为首的“临时总理喀尔喀事务衙门”———引者注)的是,现在已有五个新建立的、管理国家的更高层机构在库伦运行。在这些人中,重要的角色是由我们的杭达(多尔济)亲王和达喇嘛(车林齐密特)扮演的。前者已晋封汗号,并被任命为蒙古外务大臣。后者晋升为(亲)王爵,并被任命为内务大臣,驻扎在满洲办事大臣的衙门里”。他还特意提到:“他们没有总理大臣……现在,达喇嘛在国家中发挥着显著的政治作用”(26)。1912年2月2日(俄历1月20日),海山致柯特维奇函亦证实:“博克多格根(指哲布尊丹巴八世———引者注)被宣布为蒙古大汗。他对我非常关照,并授予我(辅国)公的世爵,任命我为内务部的顾问。在内务部,我正在尽我所能,与达喇嘛通力合作,他被任命为内务大臣”(27)。1912年1月中旬(俄历1911年12月底),俄国著名蒙古学家、后来投身于共产主义革命的俄籍布里雅特蒙古人车翁·扎姆萨拉诺夫抵达库伦。1912年2月4日(俄历1月22日),他在致柯特维奇的信函中亦云:“虽然我自12月底(按:此系俄历———引者注)即抵达此地,但一直未得悉若何特别有趣的事情,亦尚未结识何等人员……我必须结识内务大臣———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其他人”(28)。1912年2月21日(俄历2月8日)途经库伦前往西藏的俄藉布里亚特喇嘛阿旺·德尔智(1853年~1938年,系达赖十三世身边的高级喇嘛,西藏“独立”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13年1月11日,他代表达赖喇嘛与库伦政权签订了相互承认对方“独立”的《蒙藏协定》)在致柯特维奇的信中也证实:“新的蒙古政府业已在此建立起来……现在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已经成为内务大臣,海山得到(图什)公爵位,在决定国家事务方面,二人均大权在握”(29)。1912年2月13日(俄历1月31日),俄国冒险家、《新时代》杂志社的记者莫斯克维京抵达库伦。1912年4月1日(俄历3月19日),他致函柯特维奇说:“我业已说服王公们组建了一个公司,取名为‘俄蒙矿产承包公司’(Russo-Mongolian Commission Stores Company)。下列人员业已加入该公司:达喇嘛(内务大臣),杭达亲王(外务大臣);土谢图公(财政大臣),海山(现为公爵)和我”(30)。1912年5月8日(俄历4月25日),柯特维奇从圣彼得堡致函达喇嘛车林齐密特:“我谨向尊贵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大蒙古国内务部的首席大臣(相对于副大臣而言———引者注)致以诚挚的问候”(31)。

以上信函均称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务大臣”,从未呼之为“内阁总理大臣”。倘若他当时兼任该职,这些信件不可能均称呼其较低的“内务大臣”,而不称之为位高权重的“内阁总理大臣”。何况多布达诺夫明确指出“他们没有总理大臣”。这充分说明在1911年12月独立后的半年之内,亦未设立该职务,车林齐密特自然也谈不上有兼职之事。但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的记载亦非空穴来风,因为在1911年12月30日~1912年7月上旬之间,车林齐密特的确以“内务大臣”身分负责“大蒙古国”政府的全局事务,各项决策均由其领衔上奏哲布尊丹巴,权倾朝野,一切政教事务,悉由其主持。故而不知详情者,误认其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吕文所引用的车林齐密特1912年5月3日领衔上奏一事,并不能证明“奇林奇莫特(车林齐密特之异译———引者注)当时在(库伦)魁儡政权中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之职”(32)。


三、达喇嘛的失宠与“内阁总理大臣”之设立

车林齐密特以“内务大臣”身分总管“大蒙古国”政府事务,并兼管黄教事务期间,在其亲信、内务部司官海山的辅佐下,试图削弱各盟旗王公们的传统特权,从而招致强烈不满。此外,二人还是强烈的“泛蒙古主义者”,力主联合所有蒙古族,建立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国家的“大蒙古帝国”。托马斯·尤因认为:“车林齐密特从1911年到1914年他逝世为止,也许是蒙古所有领袖中主张独立和泛蒙古活动最激烈和最热情的”(33)。与海山关系密切的挪威人卢斯塔德也说:“自从第一次同海山公会见之后,他常来找我们……他告诉我多年来他一直努力使蒙古摆脱清朝的桎梏。他要使蒙古完全独立。我们经常谈论这个题目。他不喜欢俄国人,相反,非常怀疑他们,总在留心观察他们的行动。他说他知道俄国国内有一派人想以戈壁大沙漠作为中俄两国的疆界。俄国只想把蒙古北部置于一个政府之下。他说他知道俄国不愿让南部的蒙古人参加北方,因为这会妨碍他们的计划。然而,他是要努力把整个蒙古联合起来的”(34)。正是这一政策,使俄国政府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1912年2月14日(俄历2月1日),莫斯克维京致函柯特维奇说:“我于昨天抵达这里,我的第一印象非常令人沮丧。达喇嘛和海山业已控制了一切。达喇嘛对呼图克图的影响是巨大的,除了他以外,无人能向新的大汗上奏。这一点正在所有的王公中间引起强烈的愤怒。他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一个出自无名之家的卑微喇嘛(1877年车林齐密特出生于平民之家。按:拙文发表之时如此。现在发现不正确,目前已经找到可靠资料,证明车林齐密特的生卒年份应该是1869-1914年——作者注)控制了一切,而他们这些生来就是王公的人却无从扮演任何角色。此外,还有对海山的强烈不满。因为喀尔喀人认为,他是一个新来的人,其擢升完全没有理由”,“很显然,他们并不想寻求某种保护国地位,只想从俄国得到军事援助,其所想不过如此……他们自认为是时局的主人,行为狂妄,甚至于对我们也是如此”(35)。1912年2月21日(俄历2月8日),阿旺·德尔智致柯特维奇函也透露:“新的蒙古政府业已在此建立起来……现在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已经成为内务大臣,海山得到(图什)公爵位,在决定国家事务方面,二人均大权在握。无论他们向大汗提出何等奏议,均能如愿以偿。这是令王公和诸位可汗们不快的严重形势。吕巴(1912年1月到任的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引者注)向王公们提出警告说:如果由一个人掌管所有国家事务,将来一切不测均可能发生”(36)。3月5日(俄历2月21日),德尔智离开库伦前往拉萨的当天,再次致函柯特维奇:“目前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蒙古建立之后,所有的国家事务均为达喇嘛和海山所控制……各位可汗和王公们并不喜欢事务如此办理,他们非常恐惧不安。绝大部分可汗业已启程返回(本旗),另外一些目前正在离开。倘若在决策时考虑到每个人的利益,将会更好一些。但他们(车林齐密特和海山———引者注)不采纳他人的意见,独立看来将不会持续太久”(37)。1912年3月24日(俄历3月11日),莫斯克维京致函柯特维奇亦云:“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定将会对蒙古国家的统治者们失去幻想。达喇嘛变得越发爱争吵,他宁愿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满足其个人的虚荣心,并认为此系理所当然。总之,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敌对的。对其提出的在一些问题上向我们作出妥协的任何劝告,均无结果”,“达喇嘛和领事(指吕巴———引者注)之间的关系现在已彻底恶化……海山也支持达喇嘛。不论喜欢与否,人们不得不在紧张的气氛中与他们谈判。达喇嘛的猥琐正在开始激怒每一个人。甚至俄国人现在也被迫起来反对他,遑论王公们了。在另一方面,人们必须记住,如同以前一样,达喇嘛仍对呼图克图有巨大的影响,没有将他搞下去的希望。我个人感到,我们在蒙古的地位,较之在中国人统治时期,其困境将更无法估量,尤其是如果喇嘛们领导政府的话……内部的行政改革更是谈不上,一切如同以前一样,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所有的建议都被当作耳旁风。统治者们卷入了一场企图得到呼图克图青睐的争夺,而不是想完善国家体制……只有通过强大的外部压力,内政改革方可进行”(38)。5月19日(俄历5月6日),莫斯克维京在给柯特维奇的另一封信中指出:“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正在恶化,王公们无法容忍他”(39)。1912年5月17日(俄历5月4日),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在致外交大臣萨查诺夫的第446号电报中,转述了驻库伦总领事吕巴的电报,内称:“诸大臣与诸王公们之间存在严重纷争”,“达喇嘛及一些喀喇沁官员(指内务部司官海山等人———引者注)掌握着政权,近来他们对俄国奉行不友好的两面政策”(40)。

在俄国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俄国政府决定迫使库伦当局换马,解除车林齐密特以 “内务大臣”总管全局的权力。外交大臣萨查诺夫在1912年6月3日(俄历5月21日)的第1054号电报中指示说:他并不反对“吕巴在会晤呼图克图时,向后者暗示,最好以我们信赖之王公接替达喇嘛。不过,吕巴必须审慎行事,切勿使该问题尖锐化,以致影响同呼图克图之关系”(41)。6月7日(俄历5月25日),吕巴向萨查诺夫汇报说:“今天我同呼图克图举行了会晤……并转告呼图克图:我国政府希望在领导核心中看到接近百姓之喀尔喀王公,当时活佛对此表示赞同,最后,活佛表示同意:凡遇重大问题直接同我商洽。呼图克图对我提出之全部问题将很快作出答复,以转告我国政府”(42)。

在王公们的强烈要求和俄国主子的压力下,哲布尊丹巴只好忍痛抛出达喇嘛这颗棋子,解除其以“内务大臣”总掌朝政的大权,决定在政府中设立“内阁总理大臣”一职。6月8日(俄历5月26日),吕巴在第953号电报中向萨查诺夫汇报说:“达喇嘛及诸大臣前来我处,向我转达了呼图克图的话,说:将按照我们的意愿,任命喀尔喀王公为首席大臣。据传,将由三(塞)音诺颜汗接替达喇嘛”(43)。奥农和普里察特分析说:“世俗封建主努力对抗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过大的权力,(由车林齐密特和其他一些人)向大汗提出的一项奏折的结果是,1912年7月,哲布尊丹巴设立了内阁总理大臣职务,藉以缓和业已严重的权力争夺的紧张程度”(44)。并任命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第一任“总理大臣”。7月13日(俄历6月30日),吕巴在第1153号电报中向萨查诺夫汇报说:“已任命三(赛)音诺颜汗为首席大臣”(45)。俄历1912年9月10日(公历23日),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致函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云:“驻库伦总领事(吕巴)打电报向外交部报告称:首席大臣三音诺颜(汗)一到库伦,以他为首的蒙古诸大臣就请他转告一项请求,请求俄国政府在金钱方面再次给予喀尔喀援助”(46)。可见,在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之前,那木囊苏伦并不在库伦。倘若果真如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所云,他此前担任“副总理大臣”,不可能不在库伦任职。

1912年(蒙历)季秋月(九月)十五日(公历10月25日),那木囊苏伦在接奉“内阁总理大臣”印信之后,上奏哲布尊丹巴任命车臣汗那旺纳林为第一“副总理大臣”,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的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为第二“副总理大臣”(47)。博彦满都在《我所知道的宾图王棍楚克苏隆》一文中回忆说:“1912年,宾图王在库伦任了哲布尊丹巴王朝的副总理大臣”(48),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一任命。

此后,“虽然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仍然是内务大臣,但其权力逐渐地衰微了”(49)。那木囊苏伦则成为“蒙古政府最有影响的人物,仅次于博克多(即哲布尊丹巴八世———引者注)”(50),“1912年7月,在任命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总理大臣之后,内务大臣的权力缩小了。换而言之,作为蒙古王公之间权力争夺的结果,尤其是那些痛恨达喇嘛的世俗封建领主之间权力争夺的结果,使得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及其助手海山公的权威大大地降低了”(51),“1912年7月设立总理大臣职务的结果是,达喇嘛车林齐密特的权势大大下降了。同时,海山的影响也衰落了”(52)。大约1914年6月下旬,车林齐密特被解除“内务大臣”职务,贬为西部边境(科布多地区)参赞大臣,在从库伦赴任途中死亡(53)。

四、那木囊苏伦何以被任命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

如前所述,那木囊苏伦在外蒙“独立”运动中,并无若何卓著“功勋”,何以此时被授予首任“内阁总理大臣”这一要职呢? 1912年10月11日(俄历9月28日),正在库伦与外蒙王公谈判《俄蒙协约》的廓索维慈透露了库伦当局此举的真实意图:“任命三音诺颜汗为首席大臣是(库伦政府企图)统一西部及南部诸盟的新步骤”(54),“由于任命三音诺颜(汗)为首席大臣,可以认为西部诸部与库伦关系密切”(55)。众所周知,1911年12月,外蒙的“独立”实质上只是喀尔喀东部的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所为,西部的赛音诺颜部和札萨克图汗部王公多未参与其事。因此,1911年12月30日组建“大蒙古国”政府时,几乎所有要职均为东二部王公把持。现在任命那木囊苏伦为“内阁总理大臣”,车臣汗那旺纳林为第一“副总理大臣”,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的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为第二“副总理大臣”,旨在达成权力分配的平衡,实现库伦当局梦寐以求的统一内蒙、外蒙、呼伦贝尔等地所有蒙古人,建立泛蒙古帝国之夙愿。

那木囊苏伦被选中的第二个原因是,王公们对喇嘛专权不能容忍,只能由世俗王公担任此职,而惟有富有声望、爵位最高的可汗才能服众。众所周知,外蒙地区共有5位可汗,即:喀尔喀四部汗以及科布多地区的杜尔伯特部赛因济雅哈图左翼盟的札萨克特古斯库鲁克达赉汗。虽然当时特古斯库鲁克达赉汗噶勒章那木济勒年纪最大(具体年龄无可考,但同治元年业已袭汗爵,可见年事不少,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政府准其食双俸。1919年仍在世(56)。按:拙文发表之时如此,此处有一个印刷错误,噶勒章那木济勒承袭爵位的时间不是同治元年,应该为同治九年四月,现予以更正。此外,目前笔者已经找到可靠资料,证明噶勒章那木济勒出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作者注),但在1912年8月20日库伦政府军攻占科布多以前,该地区的蒙古各部仍忠于中华民国,尚未参加库伦政府。而在喀尔喀四部汗中,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年龄(1878年~1919年)最大,亦最有才干和学识。1912年10月初,廓索维慈抵达库伦谈判《俄蒙协约》之时,他对那木囊苏伦的第一印象是:“此人为蒙古最有势力、最有威望之王公……彼之态度,甚为简朴,但极庄重可敬。彼之年纪虽尚幼少(时年34岁———引者注),但表面上却显出一种温和有识之象”(57)。1913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珀里·艾斯库到库伦等地旅历,他与该学会的另一会员奥特·巴里合写的《和俄国人在蒙古》一书也认为:“蒙古内阁总理大臣:三音诺颜汗,一个有知识的人”(58)。喀尔喀其余三汗均不具备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资格。土谢图汗达什尼玛已于库伦独立后不久死亡(官方宣布死于天花,但更可能系被毒死)(59)。新土谢图汗则尚处幼年,据库伦办事大员陈籙云,办事大员公署的主事陈宇清1916年7月12日,驰驿前往额尔德尼昭摹拓古碑,8月2日返回库伦后向陈籙汇报云:“去库伦十一台,行五日,方抵土谢图汗王府,投刺入谒,老福晋领土谢图汗出见,汗年九岁”(60)。据此推算,1912年上半年达什尼玛死亡之时,新土谢图汗年仅3岁,何况1912年7月“内阁总理大臣”设置之时,是否已袭汗爵亦未可知。至于札萨克图汗兼右翼左旗札萨克多罗郡王索特诺木拉布坦,亦于1912年6月1日前后被毒死狱中(61)。当1912年7月上旬设置“内阁总理大臣”时,这一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否已以“体面”的借口公诸于众,汗爵是否已由子孙承袭,诚属疑问。即令已有堪当重任之子孙袭爵,但因老可汗刚被毒死,也不可能委以“总理大臣”之任。而车臣汗那旺纳林虽已成年(据《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云:宣统二年,那旺纳林袭车臣汗爵,1919年为32岁(62)。据此推算,1912年时为25岁。但陈籙1915年10月《驻扎库伦日记》云:“29日午后,往访司法长车臣汗,在楼上接见,年三十一、二岁”(63)。则1912年车臣汗那旺纳林约为二十八九岁。陈籙似乎对其具体岁数知之不详,仅凭目测而已),但在年龄、学识和阅历方面毕竟不如那木囊苏伦占据优势,遂屈居第一“副总理大臣”之职。

哲布尊丹巴八世任命那木囊苏伦为“内阁总理大臣”的第三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在于,与车林齐密特富有“独立”色彩、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相比,他执行的是一种较为亲俄的温和政策。1915年10月28日,陈籙会晤当时仍任外蒙自治官府总理的那木囊苏伦时,在日记中称之为“蒙人称之为亲俄党首领,俄人则视之为谋蒙之魁儡”(64)。1913年12月,在那木囊苏伦访俄期间,俄国外交大臣萨查诺夫致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函认为:“蒙古总理大臣三(赛)音诺颜汗,是当今蒙古最有影响之大臣,这不仅因为其家世,而且因为其才智及在蒙古政府之地位。蒙古宣布独立以前,他并不亲俄。召他入库伦,不过是要他掌管国家。他对俄国利益曾表现出多方关切。近来,我们在库伦所解决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解决的。此人既不像内务大臣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这类极端沙文主义者那样多疑,也不像蒙古许多亲华派那样谋取私利……看来蒙古唯一有能力办理内政之人,还是三音诺颜汗”(65)。

从上述三因素考虑,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是当时“内阁总理大臣”的最佳人选。1915年6月9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在中国的宗主权下实行自治后,那木囊苏伦继续担任外蒙自治官府的“内阁总理”,并兼陆军衙门长(外蒙古改行自治后,总理一职由五部衙门长之一兼充)(66)。1916年7月25日下午5点钟,那木囊苏伦向第一任都护使充库伦办事大员陈籙辞行,请假两月回旗,暂由外交长、辅国公车林多尔济(67)代行总理职(68)。那木囊苏伦旋回任,1919年4月20日病卒(69)。其总理一职似由内务长、清末曾任商卓特巴的巴特玛多尔济继任,这是因为半年之后的1919年11月17日,外蒙自治官府呈请北京政府撤治之时,亲王爵达喇嘛巴特玛多尔济担任“内务长”兼“内阁总理”(70),其间似无他人担任该职。1919年11月22日,徐世昌正式宣布外蒙撤治,归政中央。1920年1月初,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督办外蒙古善后事宜徐树铮,改组外蒙自治官府,并入西北筹边使公署,“总理”一职亦随之取消。

综上所述,1911年12月30日~1912年7月上旬,哲布尊丹巴政权并未设立“内阁总理大臣”,“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自然也谈不上兼职之说。但由于他在此期间总管政府全盘事务,并兼管黄教寺院事务,权倾朝野,予人以“总理大臣”之印象,致令虽熟谙蒙事、然不知此中奥秘的梁鹤年百密一疏,误认其兼任“总理大臣”,尚属情有可原。然国内外学界不察,竟被梁氏牵着鼻子走了几十年,殊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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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关于哲布尊丹巴八世登极“额真汗”的日期,国内外学术界许多人认为系1911年12月16日或12月28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壬申)。事实上,此二说均不确,乃因忽视俄历与公历、农历和蒙历纪年的区别而来。其登极的准确日期应为蒙历白阴猪儿年(共戴元年)仲冬月(十一月)初九日,农历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癸酉,俄历1911年12月16日,公历1911年12月29日。笔者将有另文考之,此不赘述。

2、陈籙:《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再版),卷2,页152。

3、同上书,卷3,页187。

4、吕一燃:《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后收入作者的论文集《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页210~211、208。

5、同上。

6、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札萨克的封爵本为一等台吉。光绪十八年(1893年),那木萨赉袭此职爵。后晋封辅国公衔札萨克一等台吉(具体时间不详)。宣统二年底,因捐输军需银两赏用紫缰。见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宣统三年正月十三日《代札萨克台吉等捐输军需颁奖谢恩折》,载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吴丰培整理:《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1月),《三多库伦奏稿》卷下,页388~389。关于那木萨赖袭札萨克一等台吉职爵的时间,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台北,1959年版),页635附录;张大军著:《外蒙古现代史》(台北市兰溪出版社印刷公司印行,1983年10月),第2册,页864;林唯刚著:《俄蒙交涉始末之真相》(单行本),《内外蒙古首长一览表》。

7、唐在礼、唐在章:《蒙古风云录》(民国元年油印本),第四章《库伦独立后之内政及重要人物》。

8、赵明义:《不要忘记外蒙古》(之三),载台湾《苏俄问题研究月刊》民国七十三年(1984年)一月,第25卷,第1期,页26。

9、参见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一集,页370。

10、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七日(1911年1月17日),唐在礼抵达库伦,充任库伦兵备处总办。详见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多《筹练新军—标派唐在礼总办片》,载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吴丰培整理:《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三多库伦奏稿》,卷上,页375。

11、关于唐在礼离库返京时间,参见《宣统政纪》卷65,“宣统三年十月初四日戊戌”、“十月初五日己亥”条;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载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2月),页94~97;《蒙古风云录》序言。

12、《蒙古风云录》序言。

13、胡太才:《侦蒙记》,载《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4期(总第54期)。

14、同上。

15、孙福坤:《蒙古简史新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印刷公司印行),页58~59。

16、除吕文外,持该观点的论著主要有:
《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页325);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1958年汉译本,页218);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1年9月,下册,页1109);
张启雄:《外蒙主权交涉始末: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民国八十四年十一月,页37);
张启雄:《“独立”外蒙的国家认同与主权归属交涉》(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民国八十年六月第20期,页263);
张大军:《外蒙古现代史》(台北市兰溪出版社印刷公司印行,1983年10月,第1册,页46);
胡绳、金冲:《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11年9月,页420~421);
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卷,下册,页740);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二卷,页418);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一编,页13);
孟广耀编:《中俄关系资料选编(近代蒙古部分)》(呼和浩特,1976年版,下册,页738);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11月,下册,《特·埃·卢斯塔德的来函》,页50,注三);
吕一燃:《沙俄与1911年外蒙古独立》(载《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页199);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一卷,上册,页205);
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1917年前》(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页345);
白都格拉其:《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载《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84)。


17、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见《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2,页162。

18、《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2,页152。

19、吕一燃:《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见《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页207。

20、乌尔干奇·奥农、德里克·普里察特:《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荷兰莱顿1989年英文版(Urgunge Onon & Derrick Pritchatt,”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E.J.Brill, Leiden,The Netherlands,1989),页125。

21、《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7。

22、同上。

23、《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43~144,原始档案第6号。

24、《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22,“赛音诺颜汗小传”。

25、同上书,页94,“多布达诺夫致柯特维奇”。

26、同上书,页95,“多布达诺夫致柯特维奇”。

27、《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97,“海山公致柯特维奇”。

28、同上书,页98,“扎姆萨拉诺夫致柯特维奇”。

29、同上书,页88,“阿旺·德尔智致柯特维奇”。

30、同上书,页105,“莫斯克维京致柯特维奇”。

31、同上书,页90,“柯特维奇致达喇嘛车林齐密特”。

32、《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见《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页210。

33、托马斯·E·尤因:《中国边境上的事件:1911年的外蒙古》,汉译文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一辑,页155。

34、《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特·埃·卢斯塔德的来函》,页51~52。

35、《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01,“莫斯克维京致柯特维奇”。

36、同上书,,页88,“阿旺·德尔智致柯特维奇”。

37、同上书,页89,“阿旺·德尔智致柯特维奇”。

38、《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01~102,“莫斯克维京致柯特维奇”。

39、同上书,页107,“莫斯克维京致柯特维奇”。

40、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页34,第24号译件“1912年5月25日(6月7日)驻库伦领事致外交大臣电(第945号)”附注二。

41、同上书。

42、同上书,页33,第24号译件“1912年5月25日(6月7日)驻库伦领事致外交大臣电(第945号)”。

43、同上书,页34,第24号译件“1912年5月25日(6月7日)驻库伦领事致外交大臣电(第945号)”附注三。

44、《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7。

45、《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页65,第43号译件“1912年9月10日(23日)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致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函(第937号)”附注一。

46、同上书,页63,第43号译件“1912年9月10日(23日)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致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函(第937号)”。

47、《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7。

48、博彦满都:《我所知道的宾图王棍楚克苏隆》,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93。

49、《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7。

50、同上书,页123,“赛音诺颜汗小传”。

51、同上书,,页118,“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小传”。

52、同上书,页122,“海山公小传”。


53、车林齐密特被解除“内务大臣”和死亡的具体时间不详,但至少1914年5月13日仍在职,其被解职可能是权力争夺的结果。1914年6月9日(22日)俄国驻蒙古外交代表兼驻库伦总领事亚历山大·密勒尔致萨查诺夫的紧急报告说:“因宫廷倾轧,三音诺颜汗突然得到十三天的休假,并要围绕呼图克图官邸附近的寺院走三百六十圈”。车林齐密特可能也是此次倾轧的牺牲品。6月28日(7月11日),俄国外交部远东司代理司长尤金致电密勒尔说,他“很想知道,由于我们同意提供贷款以及像达喇嘛这样有影响的反对我国政策之人因死亡而离开政府”,在保障俄国“有权在蒙古修造铁路并可防止修造不符合我们愿望之铁路”的问题上,“是否已形成对我们更加有利之情势”。可见,当时车林齐密特业已死亡。参见《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18~119;《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页314~316,第258号译件“1914年4月30日(5月13日)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第120号”;页339,第277号译件“1914年6月28日(7月11日)远东代理司长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密勒尔电第1379号”。

54、《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页87,第60号译件,“1912年9月28日(10月11日)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函”。

55、同上书,页84,第58号译件,“1912年9月28日(10月11日)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函”。

5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页641附录;《俄蒙交涉始末之真相》单行本,《内外蒙古首长一览表》。

57、廓索维慈:《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共和国》(柏林,1926年德文版),第15章。参见王光祈节译自该书之《库伦条约之始末》(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0年),页54。

58、珀里·艾斯库、奥特·巴里合著:《和俄国人在蒙古》(1914年,伦敦英文版),页116。转引自吕一燃:《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

59、《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911年蒙古宣布其独立》,页17。

60、《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2,页127。

61、《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册,页50,《特·埃·卢斯塔德的来函》;又见1912年9月26日《民立报》,转引自吕一燃:《哲布尊丹巴政权的首任“总理大臣”是谁?》。

62、《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页633附录。

63、《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1,页62。

64、同上书,卷,页61。

65、《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页213,第185号译件“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函稿”。

66、《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1,页61。

67、车林多尔济,又译策伦道尔吉(1867年~1927年,拙文发表之时如此,后来发现他的生卒应该是1868-1927年,现予以更正——作者注)。1885年~1911年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翻译,加四品衔。1911年外蒙独立后,历任外务部司官、副外务大臣。1915年蒙历正月初七日,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以私自饮酒,有违禁令,被哲布尊丹巴八世以毒酒赐死后,车林多尔济继任外务大臣。1921年春加入蒙古人民党。1921年7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任外交部副部长。1921年10月底,随代表团访问苏俄,11月5日,参与签订《俄蒙友好条约》,当天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8月,总理兼外交部长鲍陀被逮捕后,他继任外交部长。1924年11月在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上,当选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详见《蒙事随笔》第一种,《恰克图议约日记》,页22;侯焕闳译:《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汉译版),页487~554;《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卷,页480,注释94。

68、《蒙事随笔》第二种,《驻扎库伦日记》卷1,页61。

69、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页175。

70、《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页633~634,附录《外蒙古各官府衙门姓名、年岁、籍贯一览表》。

《清末和民国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扎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续考》



摘 要: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南部落的扎萨克卓哩克图汗是渥巴锡的直系后裔,为清代和民国时期爵位最高的五位蒙古王公之一。由于可靠史料的相对缺乏,卓哩克图汗的诸多史实尚不为人所知,学术界对某些史实的看法则存在错误,现主要依据《光绪朝朱批奏折》、《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政府公报》等原始档案对清末和民国的若干史实予以考证。

关键词:卓哩克图汗;布彦绰克图;布彦蒙库;布彦克什克;五世生钦活佛;色尔济布吉特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土尔扈特部是卫拉特蒙古四部落之一,原本游牧于伊犁一带,明朝末年,迁居伏尔加河流域。由于不堪忍受沙俄的民族压迫,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俄历1771年1月6日、公历1771年1月17日),渥巴锡可汗率领三万三千余户、十六万八千余人毅然东归,摆脱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以死亡超过半数的惨重代价,不远万里回归祖国,最终归附清政府。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赐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又译卓里克图汗,意为英勇的可汗),将土尔扈特部划分为渥巴锡所属的旧土尔扈特部(安置在新疆游牧,归伊犁将军节制)、多罗弼里克图郡王舍楞(又译舍棱、舍稜)所属的新土尔扈特部(安置在外蒙古科布多地区的青格里河一带游牧,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归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乾隆四十年(1775),清政府在土尔扈特部编设盟旗,旧土尔扈特部编为东、西、南、北四路(四盟),其中东路二旗(牧地在库尔喀拉乌苏一带)、西路一旗(牧地在精河一带)、南路四旗(牧地在珠尔都斯一带)、北路一旗(后增至三旗,牧地在和博克赛里一带)。卓哩克图汗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爵位最高的五位蒙古王公之一(其余四位是卫拉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的特古斯库鲁克达赉汗,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历来受到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重视和优待。由于可靠史料的相对匮乏,扎萨克卓哩克图汗的诸多史实仍不为人所知,学术界对部分史实的看法则存在错误。笔者曾对晚清卓哩克图汗的部分史实进行了考证①,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原始档案,现对清末和民国的若干史实予以续考。

一、布彦乌勒哲依图的出生年份

布彦乌勒哲依图,原名拉他那巴咱尔(又译拉特那巴扎尔、喇特那巴咱尔等),是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玛哈巴咱尔(渥巴锡的玄孙)的独生子,为渥巴锡的第六代孙。咸丰二年(1852)七月二十二日庚午,承袭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补授盟长②。由于渥巴锡以后的历代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均不及三十岁而夭折,拉他那巴咱尔的祖母、护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及盟长印务福晋鄂斯库济尔噶勒“恳请赏名”,以求增寿,咸丰七年(1857)正月十六日己巳,御赐拉他那巴咱尔更名为“布彦乌勒哲依图”(吉祥长寿之意)③。《土尔扈特部落史》认为他生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1852年,年甫4岁袭汗位”④,但未注明史料依据,不知由何而来。

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发现了一件相关奏折,现据此对布彦乌勒哲依图的生年予以考证。咸丰九年(1859)四月二十八日,陕甘总督乐斌奏:“再,臣接据喀喇沙尔游牧之吐尔扈特罕(土尔扈特汗的异译——引者注)福晋鄂斯库吉尔噶勒差员呈称:数年来,本游牧耕种田苗收成歉薄,伊孙布彦乌拉哲依图年幼孤单,不能赴藏迎请喇嘛诵经延寿。现差梅楞章京德勒克等十人前来甘肃西宁地方探亲之便,欲往卓尼寺(甘肃省卓尼土司辖区的禅定寺——引者注)延接原任前藏萨玛迪巴克什喇嘛⑤赴伊游牧,给伊孙教经为师,得以长寿,恳祈垂念愚诚,将该喇嘛催往。若照所请,伊等众游牧均感荣恩。等情。据此,臣当传德勒克等面询,据称:该蒙古地方近年屡有荒灾,收成歉薄,兼之伊罕<汗>布彦乌拉哲依图(布彦乌勒哲依图的异译——引者注)年方九岁,体气素弱,老福晋鄂斯库吉尔噶勒闻得洮州卓尼寺原任萨玛迪巴克什喇嘛经典深通,是以在喀喇沙尔大臣衙门请领路照,遣伊来西宁探亲之便,令将该喇嘛迎至本游牧,传宣经典,祈保丰年,并为伊孙祝祷长生。恳念该蒙古罕<汗>多系冲年(年幼之意——引者注)去世,现在伊罕<汗>幼小,父母俱无,惟赖祖母扶持之苦,俯准饬令该喇嘛前往,均感恩施。等语。”⑥清代以虚岁计算年龄,出生当年即为一岁,倘若乐斌所说的岁数属实,布彦乌勒哲依图应生于咸丰元年(1851),确否待考。光绪元年(1875)八月十五日,在北京当差期间病故⑦。

二、布彦绰克图夫妇前往西藏熬茶的日期

布彦绰克图(?-1890年11月6日)是布彦乌勒哲依图和福晋恩克巴图(?-1896年12月20日)的长子。光绪元年(1875)八月十五日,布彦乌勒哲依图在北京病故,九月初四日,谕令长子布彦绰克图承袭爵职。旋因布彦绰克图年幼,光绪二年(1876)八月初九日,谕令其母亲恩克巴图暂时护理盟长和札萨克印务⑧。布彦绰克图和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1915年12月9日)曾经前往西藏熬茶,但其年份和经过历来不详,《光绪朝朱批奏折》和《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首次公开了有关原始档案,现予考证。

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万里归国之后,卓哩克图汗旗境内原本“建有寺院一处,曾经奏蒙赐名佑安寺,以为各项喇嘛讽经诵典之所。同治间,毁于兵燹。仅有石碑一块,上刊满、蒙、汉、唐古忒四体字,至今尚存”⑨。光绪十三年(1887),土尔扈特民众决定“自愿捐资,在巴勒噶泰河(巴伦台河的异译——引者注)地方重修新寺(光绪十四年始建,光绪三十年建成,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布彦蒙库向伊犁将军马亮、伊犁副都统广福呈请仍沿用御赐佑安寺原名,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四日,马亮、广福上奏,七月二十一日,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引者注)”⑩。为了在巴伦台河谷重修新寺,光绪十三年(1887)六月,布彦绰克图向署理伊犁将军锡纶呈请前往西藏熬茶。同年九月初一日,锡纶奏:“窃奴才本年七月初一日,准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吐尔扈特(土尔扈特的异译——引者注)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绰克图呈称:‘现拟请假二年,随带本旗管旗章京毛扣肯等官弁并属下人役七十三员、名,自备资斧,前赴西藏熬茶,祷祝延寿。恳请准行,一面专折具奏,一面发给赴藏护照。若照请办理,拟于本年十月内由本游牧起身,取道哈密、沙州、青海一带小路赴藏。熬茶事毕,二年限内,旋回游牧。所有本汗现管盟长印信,拟仍援旧案,交本汗生母福晋鞥克巴图(恩克巴图的异译——引者注)护理;其札萨克之印,交协理台吉蒙库那逊护理。’各等因前来。奴才伏查各部蒙古向有赴藏熬茶之例,该汗布彦绰克图爵任较大,是否一律准行,伊犁新定,无案可稽,未便遽行发给护照。除备文咨令该汗暂缓启程,恭候代奏,奉到谕旨,钦遵办理……外,理合据情陈请。是否准照该汗所请之处,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 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⑾。虽然《清德宗实录》未收录该谕旨和日期,然而,锡纶九月初一日上奏的另一奏折《塔尔巴哈台溃勇就抚事多掩饰拟派员接办折》,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八日朱批⑿。既然两件奏折同日上奏,朱批日期自然也相同。故,光绪皇帝允准布彦绰克图赴藏熬茶的日期为光绪十三年(1887)十月初八日。

布彦绰克图奉到谕旨之后,光绪十四年(1888)春天或夏初(具体日期不详),向伊犁将军色楞额提出呈请:“窃卑汉<汗>赴藏熬茶各情,前经恳请前署伊犁将军锡(纶)奏明,奉旨允准。现在卑汉<汗>拟于本年七月内,由本游牧起程,取道哈密、沙州、青海一带小路,前赴西藏熬茶,随带官弁、人役及牲畜、护身军器物件数目,开列文尾。恳请发给护照,以利遄行,并请分咨饬属验照放行”。经色楞额转咨新疆巡抚刘锦棠,刘锦棠札饬新疆布政使魏光焘,魏光焘扎饬镇迪道,一番周折之后,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初三日,镇迪道札饬吐鲁番厅“即便遵照”,查验放行。布彦绰克图和福晋色哩特博勒噶丹的随行人员有:管旗章京毛库肯(毛扣肯的异译)、巴达玛2人,梅楞章京里吉、图勒密2人,札兰章京鄂奇尔拉札布、鄂奇尔2人,佐领多尔吉、巴达玛、滚奇克、岱里4人,头等侍卫蒙古勒1人,二等侍卫额尔德泥(额尔德尼的异译)、阿克敦、达木齐3人,三等侍卫博齐1人,阿勒巴图(牧民)42人,喇嘛46人,合计103名,连同布彦绰克图夫妇在内,一行共计105人,携带马52匹、骆驼190只、枪41杆、长矛5杆、腰刀13把、蒙古包10顶、帐房10架⒀。从布彦绰克图一行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起程来看,抵达西藏应在同年秋天。在西藏朝拜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之后,藏历土牛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六月十三日,“土尔扈特王爷及其岳母(原译文如此,不确,应为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引者注)等一行来拉萨朝佛后,(向达赖喇嘛)行告辞礼”⒁,土尔扈特王爷显然即指布彦绰克图而言。可见,布彦绰克图一行105人在西藏熬茶的时间为光绪十四年(1888)秋天至十五年(1889)上半年。返回新疆之后,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890年11月6日),布彦绰克图因腰疼旧症复发、腹泻不止而英年早逝⒂。

三、布彦蒙库原配福晋的姓名、籍贯和病故日期

布彦蒙库(1885-1917)是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的长子,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890年11月6日)布彦绰克图病故之后,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1891年1月14日),谕令长子布彦蒙库承袭爵职,因布彦蒙库年幼,以其祖母恩克巴图(布彦绰克图的母亲)暂行护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及盟长印务。后因恩克巴图年老(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1896年12月20日,恩克巴图因病身故),布彦蒙库仍未成年,呈请改由布彦蒙库的母亲色哩特博勒噶丹(布彦绰克图的福晋)接替护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及盟长印务,经伊犁将军长庚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96年1月11日)具奏,十二月二十八日(1896年2月11日),朱批允准。光绪二十八年(1902)布彦蒙库已届十八虚岁,经伊犁将军长庚、伊犁副都统广福同年四月初一日具奏,谕令布彦蒙库正式接办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及盟长印信⒃。布彦蒙库的福晋是色尔济布吉特(?-1922),生有儿子满楚克札布(1915年12月-1967年),此系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然而,笔者偶然发现,色尔济布吉特是布彦蒙库的续弦福晋,在此之前,布彦蒙库曾经娶有一位原配福晋,其名字、籍贯、家世和病故日期历来不为人所知,学术界亦无相关研究,现予以考证。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1900年6月27日),《镇迪道就色哩特伯勒噶丹携子布彦蒙库赴喀尔喀部落议婚事给吐鲁番厅的札》载:“为扎饬事。案奉抚宪饶(新疆巡抚饶应祺——引者注)札开:案准伊犁将军长(长庚——引者注)、副都统拉(伊犁副都统拉礼——引者注)咨开,案准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吐尔扈特(土尔扈特的异译,下同——引者注)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之母福晋色哩特伯勒噶丹(蒙文咨呈译汉),内开:适奉将军照会,内开:照得本将军于上年十二月初八日由驿具奏,吐尔扈特福晋请假携同伊子汗布彦蒙库,拟赴喀尔喀部落议婚,请将印务移交图萨拉克齐(蒙古语意为协理台吉——引者注)等护理一折,兹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恭录照会前来。福晋并汗布彦蒙库等,随带官兵、喇嘛等男、妇七十八名、口,骑马二十一匹、驮驼一百八十六只、骡子六头、蒙古包二十顶、帐房十架、防身枪二十六杆、腰刀十三把,现拟由游牧起程,取道新疆省古城、科布多,[赴]乌里雅苏台所属喀尔喀游牧议婚,相应咨呈。谨请鉴照,赏发护照,俾利遄行。等因。到本将军、副都统。准此。除如请发给往返护照并分咨外,相应咨明。为此合咨,请烦查照,饬属一体知照施行。等因。到本部院。准此,合行扎饬。为此札仰该兼司,即便分饬知照。此札。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扎饬。为此札仰该厅,即便知照。此札。”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1901年4月30日),伊犁将军长庚、伊犁副都统广福奏:“再,查前据护理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印务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之母福晋色哩特伯勒噶丹,呈请给假一年,前往喀尔喀蒙部,给伊子汗布彦蒙库议婚,并将盟长暨札萨克印务暂交图萨拉克齐巴图那逊暨管旗章京蒙克依等接管,曾经奴才等据情代奏,奉旨允准。钦遵,恭录行知。旋将该福晋由喀喇沙尔游牧起程日期附片奏明,各在案。兹据福晋色哩特伯勒噶丹咨呈:现在与汗布彦蒙库议定三音诺彦部落四等台吉多布多恩多尔济之女为妻,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旋回喀喇沙尔本游牧。随据护理印务之图萨拉克齐巴图那逊、管旗章京蒙克依等,将盟长暨札萨克印务移交前来,福晋即于初八日接管视事。当择于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与汗布彦蒙库完婚讫。所有旋回游牧接管印务暨布彦蒙库完婚日期,理合具报查考。等情前来。奴才等复查无异,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朱批:“该衙门知道”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3年1月25日),新任伊犁将军马亮、伊犁副都统广福奏:“再,查接管卷内⒆,据护理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之母福晋色哩特伯勒噶丹呈称:伊子汗布彦蒙库之原配福晋德精[鄂]罗勒莫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因病身故。等情。呈报前来。奴才等伏查理藩院奏定章程,伊犁所属蒙古汗王及福晋夫人病故,由将军奏请致祭,需用祭文者,声明由院行文内阁,撰拟满、蒙祭文,由驿递送,致祭官员由就近派员往祭。所需致祭物件价银,即由公项银内动用,咨报核销。等因。历经遵办在案。今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之福晋德精鄂罗勒莫病故,自应循例具奏。其应给满、蒙祭文,一俟由理藩院行文内阁撰拟,发交到日,奴才等再行派员赉赴该游牧,照例祭奠,以符定章。除咨明理藩院照例办理外,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1903年4月29日),由驿递回原折,奉到二月十二日(3月10日)朱批:“该衙门知道”⒇。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4年2月12日),马亮、广福奏:“再,旧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之福晋德精[鄂]罗勒莫,经奴才等循例具奏,应用祭文,一俟内阁撰拟,发交到日,再行派员前往该游牧,照例祭奠,以符定章。等因。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在案。嗣经内阁拟就满、蒙祭文一道,由理藩院于本年六月初十日咨送到伊。当经奴才等拣派旧满营正白旗佐领穆克德春,恭赉祭文,照例备带祭品,前往祭奠。兹据穆克德春呈报:行抵喀喇沙尔土尔扈特汗游牧,择吉前赴该故福晋德精鄂罗勒莫茔前,宣读祭文,遵照祭奠讫。并据土尔扈特汗布彦蒙库呈称:以该汗袭爵以来,毫无报称,今其福晋故后,复蒙圣恩赐祭,惶悚感激,存殁同深,当即望阙叩谢天恩。所有感激下忱,呈请据情代奏前来。奴才等复查无异,理合附片代奏,伏乞圣鉴。谨奏。”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九日(1904年6月2日)由驿递回原折,奉到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4月8日)朱批:“知道了”(21)。

《蒙古-卫拉特法典》规定蒙古男子成婚年龄为16岁,元、明、清和民国时期,土尔扈特男子大多在15-16岁结婚。卫拉特蒙古族实行氏族外婚(22),有条件的王公贵族,为了使后代更加聪明健康,甚至要与青海、甘肃、内蒙古、外蒙古等地的蒙古族部落通婚(23)。根据清代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俗,光绪二十六年(1900)布彦蒙库将满十六岁。因此,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母亲色勒特博勒噶丹向伊犁将军长庚呈准给假一年,带领布彦蒙库前往喀尔喀蒙古议婚。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1900年1月8日),长庚具奏,奉旨允准(长庚的奏折从伊犁驿递至北京约需一个月左右,朱批日期应为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色勒特博勒噶丹和长子布彦蒙库率领随从78人,从卓哩克图汗旗起程前往喀尔喀蒙古,议定了赛音诺颜部落四等台吉多布多恩多尔济的女儿德精鄂罗勒莫为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1901年1月26日),返回卓哩克图汗旗。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1901年2月27日),布彦蒙库与德精鄂罗勒莫正式结婚。然而不到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1902年1月16日),福晋德精鄂罗勒莫因病身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3年1月25日),伊犁将军马亮、伊犁副都统广福奏请予以致祭。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1903年3月10日),朱批允准。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十日(1903年8月2日),理藩院将内阁撰写的满、蒙祭文驿递到伊犁,马亮、广福拣派旧满营正白旗佐领穆克德春等人,前往札萨克卓哩克图汗旗,致祭已故福晋德精鄂罗勒莫。

布彦蒙库与续弦福晋色尔济布吉特结婚的日期不详,但肯定在原配福晋德精鄂罗勒莫病故之后。至于色尔济布吉特的身世,新疆和硕特部落中旗扎萨克郡王和盟长班第1931年8月27日致省政府的呈文载:“查敝牧蒙民博依泰之妹(色尔济布吉特——引者注),原来配给土尔扈特汗王(布彦蒙库——引者注)为福晋。夫妻和好,莫与伦比,故将胞弟巴德玛叫至土尔扈特部落,已历十数年。后巴德玛之妹,又配给协理西力克”(24)。可见,色尔济布吉特是新疆和硕特部落中旗蒙古人博依泰的妹妹、巴德玛的姐姐。布彦蒙库夫妇的孙女、满楚克扎布与福晋乌静彬的女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退休上校副教授满琳女士(1937-)指出:“奶奶名为赛尔吉布吉特(色尔济布吉特的异译——引者注),共有五个姐妹,她是老大。”(25)。协理西力克(又译西里克、西理克,1891-1939)的外孙女、西谋珍(1923-1992)的长女玛德丽娃女士也指出:色尔济布吉特的大妹妹嫁给卓哩克图汗旗下属的斜毕纳尔旗的梅楞敖其尔,二妹(即西谋珍的母亲、玛德丽娃的外祖母)嫁给查腾旗的固孜达(又译固山达,意为管旗章京)西力克(西力克是卓哩克图汗旗协理台吉巴雅尔之子,1922年巴雅尔去世后,西力克接任协理台吉),三妹嫁给查腾旗的梅楞才仁加甫(又译策楞札布),小妹妹(四妹)嫁给布彦蒙库汗王的秘书敖日勒木。色尔济布吉特的表妹苏斯蕊(又译索斯热)嫁给克烈特旗的固孜达查汗(又译察罕)(26)。


四、五世生钦活佛(多活佛)的真实身世、出生年份和生平

布彦绰克图之子、布彦蒙库的弟弟为西藏扎什伦布寺的属寺重孜寺(又译仲孜寺)著名的五世生钦活佛,也是历代生钦呼图克图之中唯一的蒙古族活佛,法名“多布栋策楞车敏”,简称“多活佛”。1914年4月20日,大总统授予他“托音堪布”名号。1916年8月31日,因“有功边局”,加封“班第达”名号。1917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四日)夜间布彦蒙库去世后,同年4月,民国政府任命唯一儿子满楚克扎布(1915年12月-1967年)承袭爵职,并由满楚克扎布的母亲色尔济布吉特署理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印务,叔父多活佛为蒙古骑兵团统带(即团长,骑兵团后来升格为骑兵旅,多活佛仍兼任统领即旅长)。1922年3月28日,多活佛加封“诺们罕”名号。同年4月(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误作1922年6月2日(27)——引者注),福晋色尔济布吉特去世。1923年1月8日,民国政府任命多活佛接替署理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印务,仍兼任蒙古骑兵旅统领(旅长),成为掌握卓哩克图汗和旧土尔扈特南路盟最高实权的摄政王。1932年5月21日,多活佛被新疆军阀金树仁枪杀于乌鲁木齐。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可靠史料,加上民间传说的错误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对多活佛的身世、出生年份、生平事迹一直众说纷纭,讹误颇多。关于其身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生有四个儿子,多活佛是第四个儿子。有的学者则认为,布彦蒙库是布彦绰克图与色勒特博勒噶丹生育的独生子,多活佛则是色勒特博勒噶丹守寡之时私通生下的私生子,是布彦蒙库的同母异父弟弟。多数学者则认为,布彦蒙库与多活佛是同父异母兄弟。玛德丽娃女士认为布彦绰克图有四个儿子,多活佛是布彦蒙库的继母(原文如此。1890年11月6日布彦绰克图病故,1915年12月9日色勒特博勒噶丹病故,布彦蒙库绝不可能有继母——引者注)与西藏喇嘛情人私通生下的第三子。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布彦绰克图病故之后,长子布彦蒙库“承其寡母”,从而生下了多活佛,两人是生身父子,“非兄弟辈”。关于多活佛的出生年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1890年11月1日黎明时分,此说几乎成为普遍接受的公认结论。少数学者则认为他生于光绪十年(1884)、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十二年(1886)十一月初一日、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十四日、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1891年1 月14日)。至于他的俗家名字,有的学者认为是“策楞”或者“策楞全布力”(策楞车敏的异译)。关于他被认定为四世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的年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光绪十七年(1891)。至于他在西藏学经的时间,则有1893-1905年、1897-1905年、1902-1907年、1905-1907年等说法。关于其法名“多布栋策楞车敏”的来历,多数学者认为是他到西藏学经之时,师傅给他取的法名。还有学者认为其原名为“土布敦策楞车敏”,1917年杨增新建议改为“多布栋策楞车敏”。

事实上,上述所有说法均属错误,无一正确。笔者根据《光绪朝朱批奏折》、《蒙古的人和神》及相关史料考证得出的结论为: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只有两个儿子,根本没有四个儿子:长子布彦蒙库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次子布彦克什克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两人是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均为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亲生之子。布彦克什克即为五世生钦活佛,布彦克什克是他出家之前的俗名。光绪十六年(1890),时年三周岁(四虚岁)的布彦克什克被西藏重孜寺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认定为四世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即五世生钦活佛。光绪十九年(1893)布彦克什克七虚岁之时,前往西藏拉萨市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又译噶勒丹寺、戈拉丁寺)出家学经,师傅为他取的法名为“洛桑策楞车敏”(又译鲁宗才仁车敏、鲁宗才仁全毕力、罗布藏晋美尼玛、罗卜藏策凌群佩、陆增其米德尼玛、洛桑次仁群培等)。光绪三十一年(1905),流亡在外蒙古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最终承认了他的活佛地位,并将自己法名中的“土登”(又译多布栋、土布登、多布敦、多布顿、土布敦、土布栋、图布东等等)赐给他,至此其法名才更改为众所周知的“多布栋策楞车敏”,从此才能简称为“多活佛”。按照藏传佛教的规定,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年二十虚岁的多布栋策楞车敏应该在西藏接受格隆大戒(比丘戒),从而完成了全部学业。因此,光绪三十三年(1907),返回了新疆。绝大多数学者之所以错误地认为布彦绰克图夫妇有四个儿子、多活佛为第四子,实则来源于土尔扈特部的历史古籍《新旧土尔扈特诸汗和诺颜世系表》(又译《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和青色特启勒图新土尔扈特等汗、诺颜的世系》、《新旧土尔扈特汗诺颜世谱》等,乌力吉图先生将其译为汉语,并以《土尔扈特史》为题公开发表)的错误记载,只不过是多活佛最初的法名“洛桑策楞车敏”的不同译音而造成的一个历史误会。布彦绰克图根本没有四个儿子,完全不存在多活佛是其第四子或者私生第三子的任何可能。笔者已对此做了考证(28),此不赘述。最近在《政府公报》发现的1916年杨增新的呈文也指出:多活佛确为色勒特博勒噶丹(阿格札萨氏)的“次子”(29),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考证结论。至于布彦绰克图的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或者布彦蒙库的继母曾经与西藏喇嘛情人私通生育子女,以及多活佛是私生子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之事,完全是多活佛的政敌故意散布的诋毁之辞和后人的无端猜测,而且布彦绰克图去世在前,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去世在后,长子布彦蒙库绝不可能有继母,笔者将另外考证该问题。

五、布彦蒙库夫妇均系病故、弟弟多活佛不是谋杀他们的凶手

关于布彦蒙库(1885年-1917年1月26日)和福晋色尔济布吉特(?-1922年4月)的死因,在他们先后去世不久即流传有被谋害之说,多活佛(1887-1932)与协理台吉西力克(1891-1939)两大敌对派系一直指控对方是杀人凶手。三多公司的副经理锡伯族人士通宝(1890-1974)、焉耆县长韩埙曾与西力克结为盟兄弟,1932年5月21日多活佛被金树仁枪杀前后,韩埙致新疆省政府的密电采信了西力克一派的说法,指控多活佛是凶手:“然多统领(多活佛时任蒙古骑兵旅的统领,即旅长——引者注)惨无人道,有更甚于此者,其害死老汗王夫妇(布彦蒙库夫妇——引者注),全牧蒙民大半不平,敢怒不敢言”。蒙古人尔岱、那拉满控告多活佛霸占其土地的状纸也宣称:“多前盟长谋害老王(布彦蒙库——引者注)”(30)。1917年5月,旅行家谢彬也宣称:“盟长汗王布彦孟库(布彦蒙库的异译——引者注),于今年正月以家庭变故,被酒逼暴死”(31)。席伯德的父亲席里克(与协理台吉西力克并非同一人)当年曾任布彦蒙库的随侍,席伯德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也认为:“老汗王布彦孟库(布彦蒙库的异译——引者注)的暴卒似乎至今都是一个谜。但在当时很多人都明白他是为人所谋害。人们只是慑于多活佛的威势而不敢妄议”,并详细描述了布彦蒙库被害的过程,认为多活佛谋害了布彦蒙库(32)。通宝晚年口述的回忆文章也认为:“多活佛为了谋夺权位,曾毒死他的寡嫂(一说其兄巴<布>彦蒙库也是被他毒死的),摄理了汉<汗>王职位,主持盟政”(33)。通宝此说甚至经过贡桑诺尔布的女儿、布彦蒙库的儿媳、多活佛的侄媳、满楚克扎布的第一夫人乌静彬女士(1914-1975)和柴震森先生(?-1971年,曾任盟长公署顾问和汗王秘书)的审阅和补充(34)。《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也采纳通宝的这种说法(35)。秦汉还以此传闻为依据大发感慨道:“多活佛的一生,在土尔扈特部落史和(巴伦台)黄庙圣地留下了一段谜一般的历史传奇。历史有眼睛,人民有情,千秋功罪,终会得到公正评说。回想他杀兄夺权的传闻和功过是非,不能不让人感叹世事的沧桑多变,就连活佛都不能超然欲外,何况人乎。”(36)。玛德丽娃女士根据从曾外祖父协理台吉巴雅尔、外祖父协理台吉西力克那里流传下来的家族口述故事以及韩埙、尔岱、那拉满、谢彬、席伯德等人的上述说法,认为多活佛是布彦蒙库的继母(原文如此,布彦蒙库绝不可能有继母,见上文——引者注)与西藏喇嘛情人的私生子,与布彦绰克图、布彦蒙库、满楚克扎布祖孙三代人完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1913年从西藏回到新疆后“不久,他便开始了弑君篡权活动,杀害了其哥布彦蒙库汗王以及夫人等主要政敌”,处心积虑地谋夺汗王权力,并图谋杀害他们唯一的儿子满楚克扎布,以便篡夺卓哩克图汗的王位,而她的曾外祖父巴雅尔和外祖父西力克先后充当了满楚克扎布的保护人,挫败了多活佛的篡权阴谋,为多活佛描述了一幅阴险狡诈、凶狠恶毒、残酷无情的反面形象,进行了全面否定的历史评价(37)。

党金、额·巴德玛拉则认为协理台吉西力克才是谋害布彦蒙库夫妇的凶手,并对杀人经过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38)。布彦蒙库夫妇的孙女满琳认为:“爷爷的死是个谜。有人讲是叔爷(多活佛——引者注)暗害致死,也有人讲是西力克暗杀的。虽然至今我还没有充分依据以及资料证实他的死因,但是,我坚信他是因为权力之争而被谋害的。因当时他是王爷,妨碍了别有用心之人的利欲熏心。这种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事情在历史上太多,已不让人觉得多么惊奇……他很善良,没有防备别人的暗算,后来被杀害,还说他有什么‘疯痰病’,是‘饮酒暴死’。至于是谁阴谋杀害了爷爷,这是留给历史的一个疑问。爷爷死后,奶奶赛尔吉布吉特(色尔济布吉特的异译——引者注)也被人用哈达勒死,还说什么是因为她‘不贞操怀了孕’。其实是因为奶奶一直不停地寻找害死爷爷的凶手,总为爷爷被害而喊冤……由于爷爷的亲信一个个被杀害,奶奶孤陋寡闻,面对周围早已预谋的一个大网,她最终没能逃出虎口……对西力克与生钦(多活佛——引者注)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众说纷纭,对谁是杀害爷爷的真正凶手,人们也各抒己见……对他(指西力克——引者注)讲的生钦活佛杀害爷爷、奶奶之言,我始终持怀疑态度。”(39)。
虽然如此之多的论著和当事人的后裔认为布彦蒙库夫妇是被暗害,然而,这种说法根本经不起起码的推敲和质疑,不过是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辞,有些论著对他们夫妇被杀经过的描述如出一辙,都是被灌以毒酒、衣襟蒙头、用白色哈达(而不是其它颜色的哈达)勒颈而死。其实,只要提出一个简单的质疑就可以否定这种说法:协理台吉巴雅尔、西力克、通宝、乌静彬、韩埙、尔岱、那拉满、席伯德的父亲席里克、谢彬、党金、额·巴德玛拉等等所有这些人之中,有谁曾经亲眼目睹了布彦蒙库夫妇被害的经过吗?有什么根据如此肯定地认为布彦蒙库夫妇是被谋杀?事实上,没有任何人直接目击所谓他们被害的经过,也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表明他们是被谋杀而死。即使平民百姓被谋杀,亲属也不会忍气吞声地默认,何况身为最高封爵的卓哩克图汗。如果布彦蒙库被谋杀,福晋色尔济布吉特为何甚至都没有报案?如果色尔济布吉特被谋杀,娘家和硕特蒙古部落为何也没有报案?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常理。多活佛是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亲生的次子,是布彦蒙库同父同母的唯一弟弟,绝非其母亲与所谓西藏喇嘛情人的私生子。西力克则是布彦蒙库的连襟,双方都没有足够理由暗害自己的亲人。在没有所谓“凶手”的任何供词、没有任何直接目击证人、没有尸检报告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本着“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和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的治史宗旨,仅仅依据家族口传故事和传闻之辞而指控任何一方是凶手均不公正,都会造成历史冤案。
事实上,布彦蒙库去世后,1917年1月28日,杨增新接到多活佛、色尔济布吉特、协理台吉巴雅尔的呈文:“窃盟长汗布彦孟库(布彦蒙库的异译——引者注)素患疯痰之症,延医调治无效,于民国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夜半,因病出缺”,焉耆县知事(县长)刘希曾也向杨增新“报同前由”(40)。1922年4月色尔济布吉特去世后,“南路旧土尔扈特汗福晋病故,(民国)十一年六月二日,准予援案致祭并给赙。但护理扎萨克印务,至民国十二年元月蒙藏院呈,以多布栋策楞车敏暂护理旧土尔扈特南部落卓里克图汗(卓哩克图汗的异译——引者注)盟长、扎萨克印务。民国十二年一月八日,经国务院批准,如拟办理”(41)。可见,布彦蒙库夫妇均为病故,并非被谋杀,而且布彦蒙库病故之前曾经过医生的诊治。其实,他们被害之说不过是传闻之辞,是多活佛与西力克两大敌对派系出于权力争夺而采用的一种政治手段,旨在打击对方。韩埙、尔岱、那拉满、谢彬、通宝、席伯德、党金、额·巴德玛拉等论者,只不过将这种不实的传闻形诸于书面文字而已,并非可靠史料,不能作为多活佛或者西力克曾经谋害了布彦蒙库夫妇的直接证据,坚持病故一说的论者也不乏其人(42)。虽然布彦蒙库的儿媳、多活佛的侄媳乌静彬认同了通宝的说法,但并不能说明多活佛暗害了布彦蒙库夫妇,1930年9月,乌静彬才从北京来到卓哩克图汗旗与满楚克扎布结婚,当时布彦蒙库夫妇均已去世多年,显然乌静彬也不可能知道公婆去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而是受到了被谋杀这一传闻之辞的影响。

多活佛之所以能够署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印务,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并非他处心积虑谋夺权力的结果,而是因为唯一的兄嫂布彦蒙库夫妇相继去世后,由于他们唯一的儿子满楚克扎布年幼,多活佛作为他的唯一叔叔和汗王家族唯一的成年男子,得以挑起了摄理卓哩克图汗旗和旧土尔扈特南路盟要务的重担。历史资料往往真伪难辨,口述史料尤其如此,在运用任何史料之前,首先必须从生活常识、历史常识、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等各个角度对其可信度予以衡量,对不同史料进行比较和鉴别,做到去伪存真,只有依据真实可靠的史料,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历史研究的唯一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挖掘历史真相,并对史实做出准确客观的解释,为后人保留一份尽量真实的历史记忆,而不是刻意地丑化政敌、为自己的祖辈树碑立传。

六、多活佛不是民族分裂分子而是值得歌颂的进步改革家

玛德丽娃女士在多活佛是其母亲与藏人生育的私生子,与布彦绰克图、布彦蒙库、满楚克扎布祖孙三代没有血缘关系的错误前提下,指控多活佛是披着活佛外衣从事民族分裂的阴谋家,1913年达赖喇嘛在拉萨接见了他,并赋予他回到新疆从事民族分裂的密令,配合达赖在西藏的民族分裂活动,以便将新疆南部纳入到“大西藏国”之内,多活佛回到新疆后,先后谋害了布彦蒙库夫妇,并阴谋杀害满楚克扎布,大肆从事民族分裂,认为“多活佛不仅是挑起南土尔扈特内乱的祸根,而且也已成为了影响新疆安宁的一大祸患”,1932年5月21日,金树仁将他枪杀是粉碎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之举(43)。这一指控骇人听闻,不仅在基本史实上存在重大错误,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可靠证据,是对没有直接联系的史料做出牵强附会解释的结果,彻底扭曲了历史事实。事实上,笔者根据《光绪朝朱批奏折》所载布彦绰克图的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和管旗章京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致伊犁将军衙门的呈文及家谱、多活佛1928年底对丹麦探险家亨宁·哈士纶的自述等可靠原始档案,考证得出的结论为:多活佛是布彦绰克图与福晋色勒特博勒噶丹亲生的次子、布彦蒙库同父同母的同胞弟弟、满楚克扎布唯一的亲叔叔,他从西藏返回新疆的时间绝非1913年,而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当时流亡在外蒙古的达赖喇嘛绝不可能在拉萨接见他,并赋予他回到新疆从事民族分裂的指令(44)。迄今没有任何书面史料、口述史料或者民间传说证明多活佛曾经从事过民族分裂活动,即使金树仁将他枪杀前后,也从未对他提出这种令人震惊的指控(45)。1922年4月-1932年5月,协理台吉西力克与摄政多活佛之间发生的尖锐冲突不过是权力地位之争、利益矛盾和政见分歧而已,并非团结与分裂、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之间的较量。

多活佛是一个值得歌颂的改革家、应该肯定的进步历史人物,为土尔扈特蒙古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身为王子、著名活佛和旅长,他在摄政期间集政权、军权、宗教大权于一身,不免颐指气使,擅权专断,压制未成年的侄子满楚克扎布和侄媳乌静彬(46),严酷打压政敌西力克一派,在蒙古族上层和政府官员中结怨甚深,并最终与金树仁产生尖锐矛盾,拒绝出兵镇压哈密农民起义,并试图发动暴动,与金武装抗衡,对金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金树仁通过分化瓦解手段,扶植西力克一派,最终彻底孤立了多活佛,1932年4月,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并采取欺骗和麻痹等卑鄙伎俩,将多活佛诱至乌鲁木齐,5月21日秘密枪杀。协理台吉西力克从此得以署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印务,掌握了卓哩克图汗旗和旧土尔扈特南路盟的最高实权(1932年5月-1937年10月)。按照虚岁计算年龄的习俗,多活佛享年46岁(1887-1932年)。

七、恭本德吉特(满光强)的出生日期

恭本德吉特(又译恭本德基特、恭本德济特、公宾代其特、恭本待吉提等,汉名满光强)是满楚克扎布与第一夫人乌静彬的唯一儿子、满琳女士的唯一哥哥。由于父亲满楚克扎布(1915年12月-1967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折磨精神失常,1937年11月-1939年7月、1947年10月-1949年10月,恭本德吉特两次担任最后一代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实则由母亲乌静彬主持政务。恭本德吉特(满光强)在谈到自己的生日之时认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七日,我出生于和静王公贵族家庭,父亲是世袭的第九代新疆蒙古土尔扈特部的汗王满楚克扎布,母亲是北京蒙古王公中资格最老的贡桑诺尔布的女儿乌静彬。”(47)。他的妹妹、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退休上校副教授满琳女士(1937-)也认为:1930年秋父母结婚后,“第二年年末,母亲为土尔扈特部落生了一位未来的汗王”(48), “(恭本德吉特)1931年12月生……1931年冬天,哥哥出生在和靖县(今和静县——引者注)的满汗王府中”(49)。《土尔扈特部落史》、《巴音郭楞风物志》也将其生卒记载为1931-1992年(50)。

事实上,上述说法均属错误。《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载:1932年1月,满楚克扎布的唯一叔叔、署理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和盟长印务、五世生钦活佛、蒙古骑兵旅旅长多布栋策楞车敏(1887-1932)向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呈报:“督帅钧鉴:窃旅长仰托帡幪,久承福庇。流光如驶,又屈鸿钧。伏维鼎座延庥,履端集祐,以欣以颂。敬禀者,舍侄妇(指满楚克扎布的福晋乌静彬——引者注)于一月二十五日,即古腊月十八日,产生一子,筮名贡杰人诚(恭本德吉特的异译——引者注)。仰赖鸿福,母子均吉,阖牧欢庆。肃此奉闻。恭叩年禧,祗庆崇安。旅长多布栋策楞车敏叩禀”(51)。可见,满琳女士的说法并不准确,恭本德吉特(满光强)对自己生日的说法亦属错误,其真实生日是农历辛未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历1932年1月25日,属羊。1992年5月,病逝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库尔勒市(52)。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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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学军:《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考》,载《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8年第11期)。
2、《清文宗实录》卷67,咸丰二年七月庚午。
3、《清文宗实录》卷218,咸丰七年正月己巳。
4、张体先著:《土尔扈特部落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5、陕甘总督乐斌所说的“原任前藏萨玛迪巴克什喇嘛”指二世策墨林诺们罕活佛阿旺札木巴勒楚勒齐木(又译阿旺绛贝楚臣嘉措、阿旺绛白楚臣等),是西藏历史上权势最大、然而也是结局最为悲惨的摄政活佛,御赐“噶勒丹锡勒图萨玛迪巴克什额尔德尼诺们罕”等名号,曾任西藏摄政(1819-1844)、第73任甘丹赤巴和十世达赖喇嘛的正师傅。道光二十四年(1844)被革职查办,次年下旨流放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最终结局、圆寂时间、圆寂地点和享年岁数历来众说纷纭。事实上,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初七日,已革二世策墨林活佛获准结束在黑龙江的流放生活,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到甘肃省卓尼原籍,仍处于地方官的严密监控之下。经护理札萨克卓哩克图汗及盟长印务福晋鄂斯库济尔噶勒的延请,并经陕甘总督乐斌奏准,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已革二世策墨林活佛及其门徒23人从甘肃省卓尼原籍,抵达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南部落札萨克卓哩克图汗旗,传布经典。因不服水土患病,同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在卓哩克图汗旗圆寂,享年69虚岁(1792-1860),遗骨奉旨安葬于该旗境内的佑安寺(又称永安寺,同治年间毁于战火。光绪十四年至三十年在巴伦台河谷重修新寺,即今巴伦台黄庙,见下文)。详见周学军、白剑光:《策墨林诺们汗二世卒年辨析》,载《历史档案》2006年第4期;周学军:《二世策墨林诺们罕活佛圆寂日期与地点续考》,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卷605,乐斌8280件奏折。
7、详见周学军:《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考》,载《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8、详见周学军:《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考》,载《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9、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下册,第1339-1340页。
10、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下册,第1339-1340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年影印第一版,第116辑,第351页,第328件奏折。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3辑,第391页,第321件奏折;《清德宗实录》卷248,光绪十三年十月辛卯。
13、许新江主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294页。
14、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49页。
15、详见周学军:《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考》,载《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周学军:《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与五世生钦活佛生年考辨》,载《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16、详见周学军:《新疆旧土尔扈特蒙古札萨克卓哩克图汗若干史实考》,载《昌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周学军:《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与五世生钦活佛生年考辨》,载《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17、许新江主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第302-303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4辑,第905页,第882件奏折。
19、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1902年9月21日),新任伊犁将军马亮到任,接印任事,开缺伊犁将军长庚卸任。详见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下册,第1233页。
20、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下册,第1249-1250页。
21、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下册,第1329页。
22、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9页。
23、张体先著:《土尔扈特部落史》,第320页。
24、许新江主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第246页。
25、满琳著:《土尔扈特女儿》,农村读物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46页。
26、玛德丽娃:《民国时期土尔扈特蒙古汗王府“汗权”之争内幕》,载《卫拉特研究》2004年第2期。
27、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185页。
28、详见周学军:《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与五世生钦活佛生年考辨》,载《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29、《政府公报》,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出版年份不著,第88册,1916年6月7日第162号公报。
30、两件史料转引自玛德丽娃:《民国时期土尔扈特蒙古汗王府“汗权”之争内幕》,载《卫拉特研究》2004年第2期。
31、谢彬著:《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171-172页。
32、席伯德:《汗王府轶事》,载《和静文史资料》(第1辑),第20-23页。
33、通宝口述,潘祖焕整理:《满汉<汗>王和多活佛》,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第102-106页。
34、通宝口述,潘祖焕整理:《满汉<汗>王和多活佛》,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05-111页。
35、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854页。
36、秦汉著:《吾乡吾土》,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211页。
37、玛德丽娃:《民国时期土尔扈特蒙古汗王府“汗权”之争内幕》,载《卫拉特研究》2004年第2期。
38、党金、额·巴德玛拉著,乔伦夫、乌恩奇译:《五世森勤活佛传记》,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44-55页。
39、满琳著:《土尔扈特女儿》,第45—52页。
40、《政府公报》,第106册,1917年4月7日第445号公报。
41、(台湾)张大军著:《新疆风暴七十年》,兰溪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80年版,第2册,第684页。
42、苏·道尔吉、阿·道尔吉、李杰搜集,李杰整理:《土尔扈特第五世森勤活佛》,载《巴音郭楞文史资料》第5辑,第59-65页;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第485、504页;张体先著:《土尔扈特部落史》,第191、364页。
43、(略)。
44、周学军:《卓哩克图汗布彦蒙库与五世生钦活佛生年考辨》,载《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45、许新江主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第20-26页。
46、汤永才整理:《乌静彬传略(上)》,载《新疆文史》(创刊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研究馆1984年4月出版,第11页。
47、满光强口述,张立学整理:《我的青少年时代》,载《巴音郭楞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62页。
48、满琳著:《土尔扈特女儿》,第76页。
49、满琳著:《土尔扈特女儿》,第124页。
50、张体先著:《土尔扈特部落史》,第191-192页;张体先编著:《巴音郭楞风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39页。
51、许新江主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第323页。
52、满琳著:《土尔扈特女儿》,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