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
1969年9月，中共为了改善同蒙古的关系，任命了时任刚果共和国临时代办的许文益为驻蒙特命全权大使。1971年8月20日，许文益乘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执行使命。
突如其来的飞机失事事件
许到达蒙古后，蒙方很快安排许文益向蒙古大呼拉尔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正当许忙着进行到任拜会活动的时候，蒙古外交部突然于9月14日上午8时来电话通知：副部长额尔敦要在8时30分会见许。在许还未拜会这位副部长之前，他却约见许文益，显然是遇到了不寻常的紧急事情。
许在翻译的陪同下急忙驱车直奔蒙古外交部。额尔敦对促见许文益表示歉意之后随即转入正题说，他受蒙古国政府委托，通知下列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气候不好，但我们仍然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了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解放军某部的，乘员共9人，其中有一个是女的，全部死了……”他接着说：“对中国军用飞机入侵蒙古领土，我代表蒙古政府提出口头抗议，我国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我们将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飞机失事，乘员死亡了，现在天气较暖，尸体是要按某种方式尽快予以掩埋的……”最后他表示：“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要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并希望最近就作出这个解释。”
额尔敦说完后，许表示：“我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情。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是遗憾的。”他以提问的口气问道：“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我可以将此事报告我国政府。”、“请副部长考虑，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许说完后，额尔敦就许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后说：“飞机失事后，只发现9名乘员的尸体。至于乘员尸体处理，我们认为，天气较暖，较长时间保存比较困难。”接着他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许答：“可以这样理解。”
额尔敦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能在近期作出解答的。我祝贺大使同志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相信你会对两国关系的改善作出努力，并作出贡献。祝大使和您全家一切都好。”
启用专线电话
在返回使馆途中，许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
9点30分，许召集使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介绍约见情况。同时指出飞机失事虽是一件严重事件。不久，机要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特急电报大概要4个小时以后才能发出。许心急如焚，但他忽然想到了使馆原设的专线电话。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北京---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高频专线电话。许在外交部时曾用过专线。乌兰巴托---北京也有这种电话，但需经苏蒙军在蒙的高频通讯站接转。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苏中关系恶化，蒙中关系变冷，特别是苏军进驻蒙古、苏中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停止使用这条专线。现遇紧急情况，许终于将专线电话接通，使馆于当日12时20分向中国报告了飞机失事事件。
答复蒙方
当使馆正向上级报告时，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去现场察看。外交工作中，个人权限有限，这样的重大事件，不能随便行动，因告诉蒙方，由于准备不及，请推迟行动。
下午2时以后，蒙方又来电催问。至当日下午6时许，许请示见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
许按时到达额尔敦的办公室。许表示：“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又说：“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指派领事司长陪同我们去现场视察，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作为中国大使决定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我们上午提出的3位同志，再加上我，4人同去。至于什么时间去，请副部长考虑后通知我。”
额尔敦听许说完，抱怨地说：“我还有几个要澄清的问题。早上我和你谈话时，问你是否是正式提出的要求，你说是。因此我按你的正式要求转达了有关部门，要他们为帮助你们采取措施。但是你们说需要作准备工作，并且还要等候政府指示，所以要求明天去。今天早上我就说过乘员的尸体，由于天气较暖，容易腐烂。从失事到现在已有40个小时了，等飞机飞到以后，大概要到60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你方会就此提出更多问题的。”又说：“对您提出的问题，我也澄清一下。你所讲中国飞机可能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可以认为这是你方正式答复吗？”
许：“可以。”
额尔敦又问：“是最后答复吗？”
许答复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我的第一次报告以后给我的指示，即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这是正式的答复，但是我理解这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尔敦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大使同志能否解释一下，那架飞机是从哪里飞向哪里，朝哪个方向飞时迷失方向飞入我国领土的？”
对此，许说：“这个问题，我目前无法答复。”并请求道：“我想知道蒙方是否可以把材料提供给使馆，帮助我们了解飞机失事情况。”
额尔敦说：“除了我早上说的以外，没什么补充的了。我想以后会有进一步通知你的东西。”又说：“我早上曾提出，希望你们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去。现在你作为大使，便有全权去解决飞行员尸体掩埋问题了！你们对9名乘员尸体的掩埋有何意见？”
许问：“蒙方有无可能把尸体火化，我们把骨灰带回去？”
额尔敦表示：“这个问题我想在答复你们明天飞机何时起飞时一起答复吧。据我所知，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的可能性不大，况且蒙古也没有火葬的习惯。在那里火化究竟有无条件，我还要了解，明天再答复你。”
许回到使馆把约见情况报告上级，特别提到蒙古无火葬习惯，如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将来在适当时候再把骨骸送回。
失事现场
9月15日13时30分，蒙方通知，飞机14时起飞去温都尔汗。许同4人赶赴机场，与等候在机旁的蒙古外交部领事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及法律、民航、法医、卫生等专家和记者、电影摄制人员等一同登上了伊尔14飞机。15时飞抵温都尔汗后，他们改乘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前进，于16时多到达飞机失事现场。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苏布拉嘎斯盆地伊德尔默格县北20公里处一块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300米的平坦开阔草地。在蒙方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等人陪同下，许等人从北到南，对现场边边角角都察看了一圈。
这时天色已晚。蒙方向许提出，这里没有火化的习惯，尸体安葬要选择场地。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墓地要选在一个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利。许表示照办。最后选定了一块高地，由蒙方派一班战士挖掘墓穴。孙一先拿来两瓶二锅头酒送给战士们以表一点心意。
许对现场初步印象是：一、蒙方对飞机失事现场基本保持原状，还用白布覆盖着死者的尸体，防止腐烂。蒙方也承认还有些文件及手表等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谈详情；二、据蒙方的分析，飞机失事是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是否还有别的原因，需作进一步研究；三、这架飞机上的毯子标有PIA字样，说明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三叉戟，不是普通客机，而是经过改装的专机。乘坐的是什么人，出行的目的是什么，一点也不了解。下一步如何处理善后事宜，还需斟酌。
一行回到温都尔汗克鲁伦旅馆已是晚上10点多了，洗完脸就到楼下餐厅吃饭。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许很想听听司长的。高陶布说晚饭后一起商量。许想在墓上立一块碑。
高陶布司长说：“让我们商量一下。”
许问：“按蒙古习惯，在墓上放一块失事飞机的残骸可以吧？”
高陶布司长说：“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
许又问：“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理？”
高陶布司长表示：“我们将作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打听飞机出事的情况，桑加说，是飞机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11点30分，蒙方对处理此事抓得很紧，要求在当晚零时25分就开始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桑加上校代表蒙方发言说：“我们已经共同看了现场，双方需要写个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文件分三个部分：一是双方调查现场的纪要；二是卫生组织关于死者检查情况的纪要；三是死者入葬问题的纪要。”并问是用中蒙两种文字来写还是单用蒙文来写？许表示同意，写三个“纪要”，至于文字可以蒙文为主，加中文译文。接着桑加上校就三个文件的内容谈了蒙方的设想。高陶布司长提出文件的签字问题，许答可用换文方式。高陶布即说现在就起草文件，4点半交草稿给你们。这时许也提出交还死者遗物和文件问题，一直谈到凌晨3时。
9月16日，天气晴朗。许利用光照好的条件，再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并拍照片，作为物证，送回中国研究鉴定。10时许，在蒙方人员陪同下，来到现场。蒙方士兵抬来9口白茬棺材，放于尸体旁边。大家对每具尸体从南往北编成1至9号，并从不同角度照完相后入殓。正在下葬时，高陶布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对许说，按蒙古的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由于汽车没在尸体入殓前赶到，是否可以把红、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同意，并感谢蒙古朋友们的诚意。9具棺木放入墓穴后，许和高陶布、桑加先执铲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利用战士填土时间，继续昨晚的商谈，于是就在大轿车上讨论起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纪要主要是说：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标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于1971年9月13日夜间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于同夜2时在肯特省伊德尔默格县苏布拉根享迪降落失事的“三叉戟1E”型飞机旁边9人遗体，何时在何地安葬，双方参加人员名单。
对蒙方草拟的纪要，中方不愿意同意。但考虑当时不宜进行争论，所以许表示，这个文件是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写得简单些，只写“中国飞机失事遇难的9人埋在XX地方”就行了。接着许把话题转到在死者墓上竖立标志的问题。
这时坟已堆好，商谈即告结束。按蒙古习俗，坟上应放死者生前喜欢的物品。
高陶布问：“从飞机上拿一个东西放上，不写字，不要太大的，可以吗？”
许说：可以。
“军”、“民”之争的谈判
葬完死者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点多了。蒙方晚上10点将《飞机失事现场调查纪要》交来。纪要中尽管不像额尔敦副部长那样把我机说成是“侵犯”或“入侵”，而改用“进入”两字，但蒙古方面仍强调“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
当文件翻译出来时，已是17日凌晨1点多了。经双方同意，商谈于17日凌晨4时25分在旅馆举行。许诚恳地对《现场调查纪要》提了建议。
9月17日10时15分继续商谈。由桑加上校答复许大使提出的修改建议，基本上是逐条驳回。例如他说：“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这样写。”对大使提议写进有“民航”字样的机翼，他认为如果这样写，纪要就得把所有东西都写进去。高陶布随即宣布休会。
17日下午3时20分双方继续举行商谈。蒙方看到关于飞机失事的纪要没有可能达成协议，便采取舍难求易的办法，转而讨论关于安葬遇难人员的纪要。高陶布说：“关于大使今天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报告上级。现接中央通知，希望尽快把工作结束，今天一起回去，走前须把关于安葬死者的文件完成好。”许表示同意，不反对蒙方说有军事人员，但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要写就把两种人都写上去。
桑加接着说，原稿序言中“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三叉戟1E’飞机”，可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型飞机”，但9人遗体仍须写军事人员。
许说：因256 号是中国民航飞机，应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国民航”；二因9人遗体有非军事人员应写明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
桑加抢着说，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架民航飞机。
高陶布接着强调，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提到中国民航，而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证件，至于你们说那个妇女不是军人，因为军人不穿白皮鞋，但也无证据证明那皮鞋一定是那个妇女的。
许说：现场有一个驾驶员穿的是皮夹克，而不是军装……
高陶布打断许的话说，他里面穿着军装。
桑加提高了声音：“我们有各方面的证据，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说：“如果你们有材料证明，请拿出来，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
桑加拿现场的机载文件和枪支作例，说明死者都是军人。
气氛紧张。高陶布提议休会5分钟。
复会后，高陶布说：我们尊重中方的意见，把稿子改了一下。桑加接着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飞机”的中间加上“军人驾驶的”几个字，对9人遗体没再提军事人员，仅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许看蒙古方面不过是把“军事人员”四字，从原稿9人遗体之前移到256号飞机之前，仍不同意写中国民航，争论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提议回到乌兰巴托再谈。但蒙方急欲在当地完成。
高陶布说：“为尊重死者，应当有个文件。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我们自己在上面签字。”
桑加补充说，欢迎中国同志在场，但注明中方拒绝签字。
高陶布果断地说，我们单方面签字，结束这一工作。会谈不欢而散。
蒙方人员从现场回来后，好几天没有反应。9月22日下午3时半，蒙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拉达勒紧急约见许，说他受政府委托，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这架飞机越境侵入蒙古领土一事作出正式解释。
策伦拉达勒说：“为了使我们之间不发生什么不适宜的情况，因此要求你们在9月25日前，用书面形式给以正式解释。”
9月25日，许约见策伦拉达勒，催问蒙方对我23日所提要求的答复。他称还未得到政府指示，并说今天已是25日，中国政府还未就失事飞机一事给予书面正式答复，对此表示遗憾，并进一步提出，希望中方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也提供蒙方。
9月29日下午3时半，策伦拉达勒又约见许文益说，失事飞机在当地引起了各种传说，所以蒙古政府决定发表消息，以说明真相，同时对中国政府迄今就飞机坠毁事件未对蒙方作出书面解释表示遗憾。
当日下午5时，蒙古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第二条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报道。
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默格，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在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作出正式解释。”9月30日蒙古各报和外语广播中都报道息。
在中共国庆前后，中共发57号文件，即关于林彪仓皇外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通知，在党内外逐级分批传达。中共驻蒙使馆遵照指示，停止了向蒙方有关飞机失事问题的交涉。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