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0日星期日
2010年6月16日星期三
生态环保意识 蒙古族与生俱来
来源： 内蒙古晨报 拯救地球·内蒙古行动
乌恩：游牧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游牧民族为何“游”
说到草原，人们头脑中往往会浮现这样的场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一望无际碧绿的草原上成群的牛羊悠闲地漫步，牧人在牛羊群身后挥动皮鞭……
据乌恩所长介绍，真正的游牧生活并不是这样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人与自然不断地磨合后，人们选择的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
“草原民族是热爱大自然、自觉保护大自然的民族。如果从头说起，首先，从生产方式的选择上表现出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并非游牧民族不喜欢定居生活，依季节、水、草的情况迁徙，是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的选择。也许有一段时间尝试过定居，但是草场植被的不堪重荷让牧民了解到，定居生活是不合适的。于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游牧便成了草原民族特殊的生存方式。”
游牧在当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为理想的生产生活方式，它并不是最美的，也不是很浪漫的，但是它是最实际的。”
实际上的游牧生活是很残酷的，牧民要忍受颠簸的搬家之苦。蒙古族很多生活习性都是为了适应迁徙生活，像交通工具勒勒车，蒙古包等等，这些都是易于拆装的生活设备。“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这是最理性的选择，代表了当时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比较合理的认识。”乌恩所长说。
敬畏 感恩 理性保护
乌恩所长提到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游牧民族形成几种在观念和生产方式上典型的理念和习惯。
一是对自然敬畏。“游牧民族不会存在征服自然的想法，他们认为应该顺应自然，崇敬自然，他们相信如果作出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会遭到自然的报复。游牧民族认为山山水水都有自然属性。中世纪以前，任何民族都是这样的，往往将习惯和认识宗教化。由敬畏会产生很多禁忌，比方说，不要在流动的河流里面倒脏水，洗脏东西，采集对人有用的资源都有限度，野生动物的猎取是有季节性的，杀多少，怎么杀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二是草原民族有浓浓的感恩情。“感谢自然为他们提供水、草，感谢自然赐予他们猎取的动物等，这也是与定居民族的区别之一。草原民族始终把人作为自然的一员，而非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山山水水都用平等的心态去对待。对待动物也是一样，牧民看见羊群的时候不是一个个数，而是像看朋友一样用心去记忆的。另外，即使有木材，牧民也不会将其作为燃料，他们都是捡牛粪来当作燃料取暖的，将自己当作生物链条的一个环节去考虑。这是游牧文明一大特点。”
三是理性的法制保护。据乌恩所长介绍，对草原的保护，游牧民族还表现在法制化。“从习惯法到成文法都有佐证，例如，游牧民族有这样的说法：在大地变白之前，在大地变黑之后都不得狩猎，这里的大地变白变黑说的是在降雪之前和融雪之后，这时是不可以狩猎的，狩猎很讲规矩，元典章里对于狩猎等情况都有明确的规定。”
传承文明 开拓创新
“要保护大自然，要保护野生动物，要保护草场和水资源，感恩和敬畏是融合在草原民族生活每个细节中的。对草原的保护，草原民族是高度自觉的，这一点，我们应该对先辈们表示敬意。现代我们虽然得到了传承，但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承上，有很多事情是很难办到的。事实上，现在很多地方，蒙古民族对草原的保护还是不遗余力的，像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就有好多治沙模范。”乌恩说。
“现代意义上的草原生态文明，是以草原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产业链，在保护草原生态的同时创造经济效益。”这是记者采访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副会长郝诚之时，他对现代草原生态文明的概括。
郝诚之：绿起来才能富起来
钱学森的一篇短文
郝诚之向记者介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关注更多的是环境保护，提倡发展绿色经济，以草原为出发点的沙产业、草产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
“在内蒙古，我们有大量的草甸草原和干旱草原，尤其是干旱草原曾一度呈现扩张趋势，如何利用草原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又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上世纪80年代新技术革命时期，这是困扰内蒙古发展的一道思考题，这一问题因为钱学森的一封信而得到了方向性的指引。”据郝副会长讲，1984年，钱老为《内蒙古日报》的科学副刊撰写了一篇短论文，钱老提供的这篇文章叫《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就是这篇稿件对于内蒙古以后的草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确定了新时代草原发展的大方向。钱老在这篇稿件中提到了他理想中的“草业新村”，利用现代科技科学合理地利用草原、保护草原，将自然界的食物链变为转化链，把产业链变成效益链、价值链。
据郝副会长介绍，钱老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自治区领导的关注，专门探讨了钱老文中所提到的草原新发展方向，这也是以后多年内蒙古草原发展方向，草产业与沙产业应运而生。
大农业的成功
大农业，指的是利用阳光，是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固定转化太阳能，发展知识密集型农业的同时依靠科技，延伸链条，对接市场，创造财富，造福百姓，繁荣一方经济的农业产业体系。
“大农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经济，而是在内蒙古草原成长起来的独具特色的经济体系，是系统工程。”郝诚之说，内蒙古自然环境的优势决定了绿色产业的生存根本，而改变对自然的态度，是一系列变化的关键，变对抗性思维为顺应性思维，内蒙古的生态成就就是沙产业和草产业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的草原生态文明，在这里做到了生态和生计兼顾，治沙和致富双赢，绿起来和富起来结合。
本报实习记者 李肖峰
乌恩：游牧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游牧民族为何“游”
说到草原，人们头脑中往往会浮现这样的场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一望无际碧绿的草原上成群的牛羊悠闲地漫步，牧人在牛羊群身后挥动皮鞭……
据乌恩所长介绍，真正的游牧生活并不是这样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人与自然不断地磨合后，人们选择的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
“草原民族是热爱大自然、自觉保护大自然的民族。如果从头说起，首先，从生产方式的选择上表现出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并非游牧民族不喜欢定居生活，依季节、水、草的情况迁徙，是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的选择。也许有一段时间尝试过定居，但是草场植被的不堪重荷让牧民了解到，定居生活是不合适的。于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游牧便成了草原民族特殊的生存方式。”
游牧在当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为理想的生产生活方式，它并不是最美的，也不是很浪漫的，但是它是最实际的。”
实际上的游牧生活是很残酷的，牧民要忍受颠簸的搬家之苦。蒙古族很多生活习性都是为了适应迁徙生活，像交通工具勒勒车，蒙古包等等，这些都是易于拆装的生活设备。“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这是最理性的选择，代表了当时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比较合理的认识。”乌恩所长说。
敬畏 感恩 理性保护
乌恩所长提到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游牧民族形成几种在观念和生产方式上典型的理念和习惯。
一是对自然敬畏。“游牧民族不会存在征服自然的想法，他们认为应该顺应自然，崇敬自然，他们相信如果作出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会遭到自然的报复。游牧民族认为山山水水都有自然属性。中世纪以前，任何民族都是这样的，往往将习惯和认识宗教化。由敬畏会产生很多禁忌，比方说，不要在流动的河流里面倒脏水，洗脏东西，采集对人有用的资源都有限度，野生动物的猎取是有季节性的，杀多少，怎么杀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二是草原民族有浓浓的感恩情。“感谢自然为他们提供水、草，感谢自然赐予他们猎取的动物等，这也是与定居民族的区别之一。草原民族始终把人作为自然的一员，而非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山山水水都用平等的心态去对待。对待动物也是一样，牧民看见羊群的时候不是一个个数，而是像看朋友一样用心去记忆的。另外，即使有木材，牧民也不会将其作为燃料，他们都是捡牛粪来当作燃料取暖的，将自己当作生物链条的一个环节去考虑。这是游牧文明一大特点。”
三是理性的法制保护。据乌恩所长介绍，对草原的保护，游牧民族还表现在法制化。“从习惯法到成文法都有佐证，例如，游牧民族有这样的说法：在大地变白之前，在大地变黑之后都不得狩猎，这里的大地变白变黑说的是在降雪之前和融雪之后，这时是不可以狩猎的，狩猎很讲规矩，元典章里对于狩猎等情况都有明确的规定。”
传承文明 开拓创新
“要保护大自然，要保护野生动物，要保护草场和水资源，感恩和敬畏是融合在草原民族生活每个细节中的。对草原的保护，草原民族是高度自觉的，这一点，我们应该对先辈们表示敬意。现代我们虽然得到了传承，但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承上，有很多事情是很难办到的。事实上，现在很多地方，蒙古民族对草原的保护还是不遗余力的，像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就有好多治沙模范。”乌恩说。
“现代意义上的草原生态文明，是以草原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产业链，在保护草原生态的同时创造经济效益。”这是记者采访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副会长郝诚之时，他对现代草原生态文明的概括。
郝诚之：绿起来才能富起来
钱学森的一篇短文
郝诚之向记者介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关注更多的是环境保护，提倡发展绿色经济，以草原为出发点的沙产业、草产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
“在内蒙古，我们有大量的草甸草原和干旱草原，尤其是干旱草原曾一度呈现扩张趋势，如何利用草原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又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上世纪80年代新技术革命时期，这是困扰内蒙古发展的一道思考题，这一问题因为钱学森的一封信而得到了方向性的指引。”据郝副会长讲，1984年，钱老为《内蒙古日报》的科学副刊撰写了一篇短论文，钱老提供的这篇文章叫《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就是这篇稿件对于内蒙古以后的草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确定了新时代草原发展的大方向。钱老在这篇稿件中提到了他理想中的“草业新村”，利用现代科技科学合理地利用草原、保护草原，将自然界的食物链变为转化链，把产业链变成效益链、价值链。
据郝副会长介绍，钱老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自治区领导的关注，专门探讨了钱老文中所提到的草原新发展方向，这也是以后多年内蒙古草原发展方向，草产业与沙产业应运而生。
大农业的成功
大农业，指的是利用阳光，是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固定转化太阳能，发展知识密集型农业的同时依靠科技，延伸链条，对接市场，创造财富，造福百姓，繁荣一方经济的农业产业体系。
“大农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经济，而是在内蒙古草原成长起来的独具特色的经济体系，是系统工程。”郝诚之说，内蒙古自然环境的优势决定了绿色产业的生存根本，而改变对自然的态度，是一系列变化的关键，变对抗性思维为顺应性思维，内蒙古的生态成就就是沙产业和草产业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的草原生态文明，在这里做到了生态和生计兼顾，治沙和致富双赢，绿起来和富起来结合。
本报实习记者 李肖峰
复兴蒙古
1368年，明朝的大军开始攻占元朝的首都——大都，企图再建汉民族的王朝。必烈辛苦建造的大都毁于明人之手，大汗的皇宫也被摧毁了。妥斯铁木尔带领的元军遭受惨败。元朝统治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最后拱手让给了明朝。
但是元朝并没有完全被消灭。元朝放弃了大都，将基地北移以保存他们的实力。蒙古人回到了他们的草原故乡，重新在以前的首都——和林定居下来，并开始重组军队、养育战马。
蒙古人不断地骚扰中国边界，并持续对中国施以压力。对明朝而言，蒙古人的存在仍然是难以克服的外患。1449年，一场报复性的战争爆发了。 明朝的第七代皇帝，明英宗再也无法容忍蒙古的不断入侵，他御驾亲征五十万大军抵抗蒙古。然而，蒙古却得到压倒性的胜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统皇帝竟然被蒙古人俘虏了。
圣驾被留，皇上被人俘虏之事是明朝帝王颜面尽失。明朝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蒙古的入侵行为继续不断，重建蒙古汗国的大元汗——汉人叫他达延汗控制了辽东半岛，并且入侵宁夏及鄂尔多斯。1 550年时，阿勒坦汗——汉人叫他俺答崐汗时常带着骑兵围攻北京城。
明朝最后决定，要不惜任何代价采取防范措施，这就是万里长城，一共绵延崐了六千多里。今天留存的长城，大部分是这个时代建造或是加高的。这个在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万里长城，却是受到蒙古人的威胁与刺激而建造的。
满族人崛起，使得中国外围的形势开始起了变化。《满洲实录》记录了满洲军队如何威胁明朝，并继续扩张势力的历史。
满洲的建国者之一，努尔哈赤领导着一支骑兵队，这些骑兵包含了女真族及汉族的男丁和许多蒙古的骑士，这些军士最擅长骑射。满洲的军事力量因蒙古骑兵的加入而更加强大，终于导致明朝的灭亡。
就在这个时候，北方草原的几个蒙古部族正在互相攻伐。在当时，与成吉思汗有关系的部族最受尊崇，野心勃勃想要统治中国的满洲政府便利用这种形势，联合草原上各蒙古部族的力量。
1635年，一场重要的会议在内蒙古召开。蒙古大汗的后世子孙将帝国的印玺交给了满洲政府的统帅——皇太极。这个印玺是从大汗家族传承下来的，是国家继承者的印玺，代表大汗权势的表征。皇太极接下这个印玺，将蒙古的各个部族都臣服在他的旗下。后来他更建立了满清帝国。
这个传国之印是蒙古帝国的传世之宝，只有大汗才能保有它。只有这个印玺，使满清皇朝在继承蒙古帝国与统治中国这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蒙古部族的首领，后来都被赐封为清朝的亲王，掌管着满清帝国的一部分。骠悍的蒙古骑兵队也被收编到清军编制中，成为清军强大势力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清朝所以能够建立，是得到蒙古势力的帮助，并且在蒙古军队的撑腰下能够发展壮大。
但是，当清朝与蒙古和谐相处的同时，清朝对他的军队随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今天仍有许多蒙古人笃信喇嘛教，满清皇帝便是利用喇嘛教来控制蒙古人的。他对喇嘛完全免税优惠，并把喇嘛置于他的保护之下。满清的这项优惠政策，据说使得三分之一的蒙古男人都去做喇嘛了。
蒙古人受宗教制度的管束，宗教势力再由朝廷来保护，显然的，蒙古人受到自己制定出来的宗教制度所控制，连留在草原上或者游牧生活的蒙古王宫，也难逃被控制的命运。
蒙古草原被分成几个政治单位，叫做“旗”。每个旗代表每个集团的领域。满清帝国害怕每个的势力再度结合，所以引进了这种制度来分化他们，他要求每一个可汗单独地向满清帝国宣誓效忠。
这个制度将蒙古地区共分成了一百三十五个旗。从此以后，可汗被禁止随意迁移居所，惩罚反叛者的细节规定得很详细，例如：凡是让牲畜过界吃草者，将受处分，并没收所有家畜。此外，凡从事非法交易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蒙古人的国力，原就来自游牧的生活方式，然而，现在他们被禁止在自己的社会里，不相沟通，也被限制了自由活动。因此，他们的游牧民族特性很快地便消失了。
对蒙古人而言，清朝的结束，只是个镇压时代的结束。
六年之后的1917年，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而蒙古选择了在苏联卵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渗透了草原的生活，苏联的集体经营农场理念，毫无修改地被引进了草原的社会里。蒙古贵族的牲畜及财产全部被没收，农场的所有权也移转到政府的手里。这些游牧民族，从此成为集体农场社会里的社员。
蒙古长期以来被称作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共和国，由于苏联的帮助才独立成功的蒙古，开始成为苏联的附庸国，有两万多人是因意图反抗苏联的理由而被惩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肖像从此不得在公开集会中亮相，代替的是社*会*主*义英雄马克思、列宁及其他人的肖像。他们强迫蒙古人使用斯拉夫文字来拼写蒙古语。所有蒙古的传统的文化全被禁止。
结果是，蒙古人必须接受一个完全由苏联控制管理下的傀儡政府。
这里是克里米亚半岛，由于受到俄罗斯革命的影响，克里米亚鞑靼人认为，他们独立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可以在革命的混乱形势中掌握时机，重建被俄罗斯帝国毁灭的祖国。 1917年12月9日，克里米亚鞑靼的代表们，聚集在达赫其萨莱皇宫里，这个皇宫过去一直是克里米亚可汗的住处，在这皇宫的大门之上刻着克里米亚鞑靼人崐的徽章——塔木卡。
民众在塔木卡下集合，这场会议沿袭着蒙古传统，称作“呼里勒台”。呼里勒台赞成独立的宣言，他们决定将国家定名为“克里米亚共和国”。但是克里米亚共和国只成立了几个星期，就被俄国共*产*党摧毁了。从此被没入共*产*党的大机器里去，克里米亚成为苏联的克里米亚加盟共和国。
俄罗斯人不断崐地移民进来，在革命后的十五年之内，就有十五万鞑靼人被逐出他们的故乡，并且有三千五百多人因为参加民族主义活动而被处死或判刑。虽然社会上的制度已经从沙皇时代变为社会主义时代，但是，俄罗斯帝国的口号“没有鞑靼人的克里米亚”仍然存在。
后来发生了一项重大事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克里米亚被纳粹德国所占领。这件事给克里米亚鞑靼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幸。
1944年5月11日， 斯*大*林下达了一道最高机密指令，他下令放逐所有克里米亚鞑靼人，借口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与德国军队相勾结，企图脱离苏联而独立。这道密令是：将所有克里米亚鞑靼人放逐到中亚，鞑靼人是出卖祖国的卖国贼。斯大林的命令很快地便被实行了。
天刚亮的时候，士兵们便来到每一位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门前，用力地敲着门，士兵们命令他们立刻收拾行李，离开家门。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所有的鞑靼人都集中到火车站，被塞进货箱里送到中亚去。他们一共有二十万人，其中一半在旅途中因为饥饿及疾病而死亡。俄罗斯时代的口号“没有鞑靼人的克里米亚”在斯大林的手中终于实现了。
这位妇女便是被放逐者之一。名叫苏兹已经八十二岁了，是一位虔诚的回教徒，她每天都诵读《可兰经》。苏兹跟她的大儿子同住，她的六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各自成家，她的家人们都想放弃他们目前在中亚舒适的生活，回到克里米亚去。
从十八世纪开始，俄罗斯人便移居到克里米亚来，如今这里百分之七十的居民都是俄罗斯人。现在的克里米亚已成了俄罗斯人的故乡了。里米亚到底是鞑靼人的，或是俄罗斯人的呢？于鞑靼人的突然回到克里米亚，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
两年前，鞑靼人便在这个村庄里大兴土木，一下子这里便多出了一百间房子。 1991年8月20日，就在莫斯科政变的第二天，这个村庄发生了一件事。
“内政部长的特别警察来了，他们将这里整个戒严起来，不准我们越过这条线，许多人哭了起来。就在那里有一个小孩，他们把他摔到一边去，然后他们开始踢打每一户人家的孩子，踢完之后，他们就开始破坏房子。”
房子被毁的民众们便在村庄中央的小山丘上建了一个简陋的会议厅，并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下来。当时大约有四百人住在那里。他们的情况非常糟，没有水，也没有电。在他们没有得到当局的居住许可之前，他们不能就业、孩子不能受教崐育，并且得不到医疗照顾。绣着塔木卡的旗子在简陋会议厅的屋顶上飘扬着，象征着重建祖国的决心。
“还在期望当局给你们任何协助？”
“我的储蓄已全部用光了”
“你认为你在这里快乐吗？”
“我已满足了我的思乡情怀，等到我们的孩子都长大后，事情会证明一切的。这个期望，支持我继续撑下去。”
他们已经亡国两百年了，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而言，重建家国的路何其艰辛漫长。 放弃了中亚舒适生活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开始了他们在祖国的新生——目前，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二十万人。
现在，国际列车已开进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一周三班的火车几乎每班都塞满了“跑单帮”的人，他们带着蒙古的皮货到北京来交换一些食物或饮料，再带回蒙古去，卖个更好的价钱。
民*主*化运动开始后，蒙古在两年之内，很快地便将共产经济体系抛诸脑后，大步来迎接自由市场的经济形态。因为他们早已尝尽了货源短缺的苦头，除了面包以外，现在糖、油及肉类都是配给。
在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乌兰巴托的斯大林雕像被民众推倒了。过去被称作苏联第十六个共和国的蒙古，百分之九十七的国库税收都仰赖苏联的资助。如今，经济援助已经停止了，蒙古的经济也因而破产，但他们已无法再走回头路。1 992年5月，前苏联的军队彻底地从蒙古撤走了，强迫蒙古人接受极端苏联护送及社*会*主*义*化的斯大林雕像，从此也被长埋。
当蒙古人从苏*联的桎梏下挣脱出来之后，他们的民族英雄复活了。在苏联统治的时候，人们甚至不敢提起蒙古帝国开拓者——成吉思汉的名字，以免冒犯苏联当局。如今事过境迁，蒙古人便想从昔日的英雄中寻求精神支持。
整整八个世纪以前，一位年轻的英雄——成吉思汗，诞生在蒙古草原上，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蒙古人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帝国。他统治欧亚很长一段时间，有些国家对他完全臣服，有些国家无法摆脱蒙古汗国的地位。
蒙古，就象一场暴风雨一样，横扫着广大的欧亚大陆。从传说中的救主到成吉思汗、窝阔台大汗、忽必烈大汗，再到今天蒙古帝国的最后遗产——克里米亚。
大蒙古啊，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日出月落，山川依旧，不负功名数少年，蒙古的后裔，苍狼的传人，可会再造新纪元？
但是元朝并没有完全被消灭。元朝放弃了大都，将基地北移以保存他们的实力。蒙古人回到了他们的草原故乡，重新在以前的首都——和林定居下来，并开始重组军队、养育战马。
蒙古人不断地骚扰中国边界，并持续对中国施以压力。对明朝而言，蒙古人的存在仍然是难以克服的外患。1449年，一场报复性的战争爆发了。 明朝的第七代皇帝，明英宗再也无法容忍蒙古的不断入侵，他御驾亲征五十万大军抵抗蒙古。然而，蒙古却得到压倒性的胜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统皇帝竟然被蒙古人俘虏了。
圣驾被留，皇上被人俘虏之事是明朝帝王颜面尽失。明朝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蒙古的入侵行为继续不断，重建蒙古汗国的大元汗——汉人叫他达延汗控制了辽东半岛，并且入侵宁夏及鄂尔多斯。1 550年时，阿勒坦汗——汉人叫他俺答崐汗时常带着骑兵围攻北京城。
明朝最后决定，要不惜任何代价采取防范措施，这就是万里长城，一共绵延崐了六千多里。今天留存的长城，大部分是这个时代建造或是加高的。这个在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建筑——万里长城，却是受到蒙古人的威胁与刺激而建造的。
满族人崛起，使得中国外围的形势开始起了变化。《满洲实录》记录了满洲军队如何威胁明朝，并继续扩张势力的历史。
满洲的建国者之一，努尔哈赤领导着一支骑兵队，这些骑兵包含了女真族及汉族的男丁和许多蒙古的骑士，这些军士最擅长骑射。满洲的军事力量因蒙古骑兵的加入而更加强大，终于导致明朝的灭亡。
就在这个时候，北方草原的几个蒙古部族正在互相攻伐。在当时，与成吉思汗有关系的部族最受尊崇，野心勃勃想要统治中国的满洲政府便利用这种形势，联合草原上各蒙古部族的力量。
1635年，一场重要的会议在内蒙古召开。蒙古大汗的后世子孙将帝国的印玺交给了满洲政府的统帅——皇太极。这个印玺是从大汗家族传承下来的，是国家继承者的印玺，代表大汗权势的表征。皇太极接下这个印玺，将蒙古的各个部族都臣服在他的旗下。后来他更建立了满清帝国。
这个传国之印是蒙古帝国的传世之宝，只有大汗才能保有它。只有这个印玺，使满清皇朝在继承蒙古帝国与统治中国这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蒙古部族的首领，后来都被赐封为清朝的亲王，掌管着满清帝国的一部分。骠悍的蒙古骑兵队也被收编到清军编制中，成为清军强大势力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清朝所以能够建立，是得到蒙古势力的帮助，并且在蒙古军队的撑腰下能够发展壮大。
但是，当清朝与蒙古和谐相处的同时，清朝对他的军队随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今天仍有许多蒙古人笃信喇嘛教，满清皇帝便是利用喇嘛教来控制蒙古人的。他对喇嘛完全免税优惠，并把喇嘛置于他的保护之下。满清的这项优惠政策，据说使得三分之一的蒙古男人都去做喇嘛了。
蒙古人受宗教制度的管束，宗教势力再由朝廷来保护，显然的，蒙古人受到自己制定出来的宗教制度所控制，连留在草原上或者游牧生活的蒙古王宫，也难逃被控制的命运。
蒙古草原被分成几个政治单位，叫做“旗”。每个旗代表每个集团的领域。满清帝国害怕每个的势力再度结合，所以引进了这种制度来分化他们，他要求每一个可汗单独地向满清帝国宣誓效忠。
这个制度将蒙古地区共分成了一百三十五个旗。从此以后，可汗被禁止随意迁移居所，惩罚反叛者的细节规定得很详细，例如：凡是让牲畜过界吃草者，将受处分，并没收所有家畜。此外，凡从事非法交易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蒙古人的国力，原就来自游牧的生活方式，然而，现在他们被禁止在自己的社会里，不相沟通，也被限制了自由活动。因此，他们的游牧民族特性很快地便消失了。
对蒙古人而言，清朝的结束，只是个镇压时代的结束。
六年之后的1917年，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而蒙古选择了在苏联卵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渗透了草原的生活，苏联的集体经营农场理念，毫无修改地被引进了草原的社会里。蒙古贵族的牲畜及财产全部被没收，农场的所有权也移转到政府的手里。这些游牧民族，从此成为集体农场社会里的社员。
蒙古长期以来被称作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共和国，由于苏联的帮助才独立成功的蒙古，开始成为苏联的附庸国，有两万多人是因意图反抗苏联的理由而被惩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肖像从此不得在公开集会中亮相，代替的是社*会*主*义英雄马克思、列宁及其他人的肖像。他们强迫蒙古人使用斯拉夫文字来拼写蒙古语。所有蒙古的传统的文化全被禁止。
结果是，蒙古人必须接受一个完全由苏联控制管理下的傀儡政府。
这里是克里米亚半岛，由于受到俄罗斯革命的影响，克里米亚鞑靼人认为，他们独立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可以在革命的混乱形势中掌握时机，重建被俄罗斯帝国毁灭的祖国。 1917年12月9日，克里米亚鞑靼的代表们，聚集在达赫其萨莱皇宫里，这个皇宫过去一直是克里米亚可汗的住处，在这皇宫的大门之上刻着克里米亚鞑靼人崐的徽章——塔木卡。
民众在塔木卡下集合，这场会议沿袭着蒙古传统，称作“呼里勒台”。呼里勒台赞成独立的宣言，他们决定将国家定名为“克里米亚共和国”。但是克里米亚共和国只成立了几个星期，就被俄国共*产*党摧毁了。从此被没入共*产*党的大机器里去，克里米亚成为苏联的克里米亚加盟共和国。
俄罗斯人不断崐地移民进来，在革命后的十五年之内，就有十五万鞑靼人被逐出他们的故乡，并且有三千五百多人因为参加民族主义活动而被处死或判刑。虽然社会上的制度已经从沙皇时代变为社会主义时代，但是，俄罗斯帝国的口号“没有鞑靼人的克里米亚”仍然存在。
后来发生了一项重大事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克里米亚被纳粹德国所占领。这件事给克里米亚鞑靼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幸。
1944年5月11日， 斯*大*林下达了一道最高机密指令，他下令放逐所有克里米亚鞑靼人，借口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与德国军队相勾结，企图脱离苏联而独立。这道密令是：将所有克里米亚鞑靼人放逐到中亚，鞑靼人是出卖祖国的卖国贼。斯大林的命令很快地便被实行了。
天刚亮的时候，士兵们便来到每一位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门前，用力地敲着门，士兵们命令他们立刻收拾行李，离开家门。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所有的鞑靼人都集中到火车站，被塞进货箱里送到中亚去。他们一共有二十万人，其中一半在旅途中因为饥饿及疾病而死亡。俄罗斯时代的口号“没有鞑靼人的克里米亚”在斯大林的手中终于实现了。
这位妇女便是被放逐者之一。名叫苏兹已经八十二岁了，是一位虔诚的回教徒，她每天都诵读《可兰经》。苏兹跟她的大儿子同住，她的六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各自成家，她的家人们都想放弃他们目前在中亚舒适的生活，回到克里米亚去。
从十八世纪开始，俄罗斯人便移居到克里米亚来，如今这里百分之七十的居民都是俄罗斯人。现在的克里米亚已成了俄罗斯人的故乡了。里米亚到底是鞑靼人的，或是俄罗斯人的呢？于鞑靼人的突然回到克里米亚，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
两年前，鞑靼人便在这个村庄里大兴土木，一下子这里便多出了一百间房子。 1991年8月20日，就在莫斯科政变的第二天，这个村庄发生了一件事。
“内政部长的特别警察来了，他们将这里整个戒严起来，不准我们越过这条线，许多人哭了起来。就在那里有一个小孩，他们把他摔到一边去，然后他们开始踢打每一户人家的孩子，踢完之后，他们就开始破坏房子。”
房子被毁的民众们便在村庄中央的小山丘上建了一个简陋的会议厅，并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下来。当时大约有四百人住在那里。他们的情况非常糟，没有水，也没有电。在他们没有得到当局的居住许可之前，他们不能就业、孩子不能受教崐育，并且得不到医疗照顾。绣着塔木卡的旗子在简陋会议厅的屋顶上飘扬着，象征着重建祖国的决心。
“还在期望当局给你们任何协助？”
“我的储蓄已全部用光了”
“你认为你在这里快乐吗？”
“我已满足了我的思乡情怀，等到我们的孩子都长大后，事情会证明一切的。这个期望，支持我继续撑下去。”
他们已经亡国两百年了，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而言，重建家国的路何其艰辛漫长。 放弃了中亚舒适生活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开始了他们在祖国的新生——目前，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二十万人。
现在，国际列车已开进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一周三班的火车几乎每班都塞满了“跑单帮”的人，他们带着蒙古的皮货到北京来交换一些食物或饮料，再带回蒙古去，卖个更好的价钱。
民*主*化运动开始后，蒙古在两年之内，很快地便将共产经济体系抛诸脑后，大步来迎接自由市场的经济形态。因为他们早已尝尽了货源短缺的苦头，除了面包以外，现在糖、油及肉类都是配给。
在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乌兰巴托的斯大林雕像被民众推倒了。过去被称作苏联第十六个共和国的蒙古，百分之九十七的国库税收都仰赖苏联的资助。如今，经济援助已经停止了，蒙古的经济也因而破产，但他们已无法再走回头路。1 992年5月，前苏联的军队彻底地从蒙古撤走了，强迫蒙古人接受极端苏联护送及社*会*主*义*化的斯大林雕像，从此也被长埋。
当蒙古人从苏*联的桎梏下挣脱出来之后，他们的民族英雄复活了。在苏联统治的时候，人们甚至不敢提起蒙古帝国开拓者——成吉思汉的名字，以免冒犯苏联当局。如今事过境迁，蒙古人便想从昔日的英雄中寻求精神支持。
整整八个世纪以前，一位年轻的英雄——成吉思汗，诞生在蒙古草原上，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蒙古人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帝国。他统治欧亚很长一段时间，有些国家对他完全臣服，有些国家无法摆脱蒙古汗国的地位。
蒙古，就象一场暴风雨一样，横扫着广大的欧亚大陆。从传说中的救主到成吉思汗、窝阔台大汗、忽必烈大汗，再到今天蒙古帝国的最后遗产——克里米亚。
大蒙古啊，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日出月落，山川依旧，不负功名数少年，蒙古的后裔，苍狼的传人，可会再造新纪元？
蒙古学名著《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简介
一篇文章，和大家一起分享。如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谅解。
国际知名蒙古学者尼古拉斯·鲍培教授(Prof. Nicholas Poppe)的名著《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藏族学者八思巴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这种文字最初被忽必烈称为“蒙古新字”，不久改名“蒙古字”，近代学者通称“八思巴字”，国际学术界亦称之为“方体字”( "quadratic" script)。
八思巴字的创制者八思巴(P'ags-pa 1235--1280)是元代第一任国师，萨迦派第五祖。本名为罗追坚赞，八思巴是其尊号，藏语“圣者”的音译。元世祖在1269年(至元六年)颁行八思巴字的诏书，见于《元史·释老传》及《元典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明确规定了用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因此，现存的用八思巴字书写的资料包括了蒙古语、汉语、藏语、梵语和维吾尔语，最主要的是蒙语和汉语，说明八思巴字确是一种企图拼写各类语言的“通用字”，这在中国文字史上是一个创举。我国各地和国外遗留及发掘的很多八思巴字碑铭、牌符、印章、文书、图籍都是研究蒙元史、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史、民族学等学科的珍贵文献资料。而鲍培的这部书就是对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介绍，并且全面描写了元代蒙古语语音系统的重要著作。
此书原是用俄文写的，主要依据波兹德涅也夫、罗兰·波那巴特、沙碗等已发表的材料，前面是绪论、八思巴字母表介绍和关于八思巴字蒙古语语言学特征的概说，接下来是资料原文的译写、转写和俄文翻译，附有极其详尽的注释，最后是词汇表和书目。书成后本拟在1937年发表，但直到1941年夏德国侵略苏联时才出版问世。因此，苏联以外的学者得到此书的极少。
鲍培移居美国后，为了让苏联以外的学者也能得到该书，决定由其学生克鲁格尔(Gohn R. Krueger)进行英译。鲍培对译文逐字进右了校核，纠正了一些小的错误，增添了一些新资料，特别是补充了德国蒙古学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发表的材料中的新单词，使词汇表的词汇量扩充了;其次，在书目中加入了1937-1957年间问世的新书，使参考文献更趋完备。英译本于1957年在联邦德国威斯巴登出版，共147页，附有插图和图版，与俄文本相比，内容更为充实完善。在本书中，作者充分运用了前人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1957年英文版所附书目内容丰富，包括俄、英、德、法、汉、日、蒙等各种文字的论著，如我国科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即已收录在内。再如《萨迎格言))(又名《善说宝藏》)的蒙语译本，本世纪初出土了木版残页四张，一张现存芬兰(即所谓曼内尔海姆残卷the Mannerheim fragment，当时供职于俄国总参谋部的芬兰人曼内尔海姆在本世纪初得之于我国新疆，故称)，三张存联邦德国，作者根据阿尔托(P. Aalto)海尼士的论文，在书中重新探究了这一重要文献。正因为本书博采众长，有详细的语音和语法分析，准确的翻译和转写，仔细编辑的词汇，所以被蒙古学界推崇为有很高学术性而又十分实用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手册。
国际知名蒙古学者尼古拉斯·鲍培教授(Prof. Nicholas Poppe)的名著《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藏族学者八思巴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这种文字最初被忽必烈称为“蒙古新字”，不久改名“蒙古字”，近代学者通称“八思巴字”，国际学术界亦称之为“方体字”( "quadratic" script)。
八思巴字的创制者八思巴(P'ags-pa 1235--1280)是元代第一任国师，萨迦派第五祖。本名为罗追坚赞，八思巴是其尊号，藏语“圣者”的音译。元世祖在1269年(至元六年)颁行八思巴字的诏书，见于《元史·释老传》及《元典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明确规定了用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因此，现存的用八思巴字书写的资料包括了蒙古语、汉语、藏语、梵语和维吾尔语，最主要的是蒙语和汉语，说明八思巴字确是一种企图拼写各类语言的“通用字”，这在中国文字史上是一个创举。我国各地和国外遗留及发掘的很多八思巴字碑铭、牌符、印章、文书、图籍都是研究蒙元史、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史、民族学等学科的珍贵文献资料。而鲍培的这部书就是对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介绍，并且全面描写了元代蒙古语语音系统的重要著作。
此书原是用俄文写的，主要依据波兹德涅也夫、罗兰·波那巴特、沙碗等已发表的材料，前面是绪论、八思巴字母表介绍和关于八思巴字蒙古语语言学特征的概说，接下来是资料原文的译写、转写和俄文翻译，附有极其详尽的注释，最后是词汇表和书目。书成后本拟在1937年发表，但直到1941年夏德国侵略苏联时才出版问世。因此，苏联以外的学者得到此书的极少。
鲍培移居美国后，为了让苏联以外的学者也能得到该书，决定由其学生克鲁格尔(Gohn R. Krueger)进行英译。鲍培对译文逐字进右了校核，纠正了一些小的错误，增添了一些新资料，特别是补充了德国蒙古学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发表的材料中的新单词，使词汇表的词汇量扩充了;其次，在书目中加入了1937-1957年间问世的新书，使参考文献更趋完备。英译本于1957年在联邦德国威斯巴登出版，共147页，附有插图和图版，与俄文本相比，内容更为充实完善。在本书中，作者充分运用了前人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1957年英文版所附书目内容丰富，包括俄、英、德、法、汉、日、蒙等各种文字的论著，如我国科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即已收录在内。再如《萨迎格言))(又名《善说宝藏》)的蒙语译本，本世纪初出土了木版残页四张，一张现存芬兰(即所谓曼内尔海姆残卷the Mannerheim fragment，当时供职于俄国总参谋部的芬兰人曼内尔海姆在本世纪初得之于我国新疆，故称)，三张存联邦德国，作者根据阿尔托(P. Aalto)海尼士的论文，在书中重新探究了这一重要文献。正因为本书博采众长，有详细的语音和语法分析，准确的翻译和转写，仔细编辑的词汇，所以被蒙古学界推崇为有很高学术性而又十分实用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手册。
芬兰族属于蒙古语族的说法
芬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国家！为什么呢？漂亮是一方面！还有他们的音乐有很多蒙古风韵！我起初很惊讶！但是现在知道了！里面是有原因的！不仅是曾经成吉思汗的领地!有好多原因！为什么呢？我找到的文章大家看看！
关于芬兰族属于蒙古语族的说法,在满昌著作<蒙古族通史>第四卷P608中写到鲜卑蒙古是芬兰人的祖先!
根据史书称芬兰人的祖先为鲜卑蒙古人。公元4世纪之时，一部分鲜卑蒙古人游牧迁入欧洲。后到现今的芬兰地区，形成芬兰民族。
《民族大词典》称：“芬兰人是芬兰的主体民族，属欧罗巴人种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西南部)和混有部分蒙古血统的白海一波罗的类型，由公元初来自东方的芬兰部落和撒阿米人结合而成，并吸收有卡洛里人成分。”
古代的东部鲜卑起源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兴安岭一带，原系胡奴左贤王属下的部众。是胡奴蒙古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次的内战中，东部被冒顿单于打败，逃到渤海之滨辽河流域。被称为东部鲜卑。
拓跋鲜卑蒙古人的原始分布地区在今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当胡奴蒙古的封建帝国被汉王朝消灭以后，他们就向蒙古高原的中部、南部、西部迁徙。在各处留下来的胡奴遗民与这些鲜卑部人相互融合，于是就出现了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别，“拓跋鲜卑“之名问世。
公元4世纪时西迁的鲜卑蒙古，经蒙古中部克鲁伦河、斡难河至阿尔泰地带，4世纪末，在乌拉尔地区、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东部居住，主要从事牧业、狩猎和渔业。民族大迁徙时鲜卑人逐步向西转移，几经辗转，鲜卑人的一部分到现今的白俄罗斯地带，称为现今的芬兰乌戈尔族。
芬兰的主要文化遗产为英雄史诗《卡列瓦拉》。史诗《卡列瓦拉》是鲜卑蒙古人带到欧洲的主要的文化遗产，它的发现证明了芬兰人为鲜卑蒙古后裔的主要依据。
在欧洲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之外史诗很少。特别是北欧诸国均无史诗，只有芬兰有史诗，这便是鲜卑蒙古史诗《卡列瓦拉》。鲜卑史诗
《卡列瓦拉》产生于公元前若干年，它与蒙古史诗《江格尔》的产生年代相差不大，是同一时代的巨著。芬兰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众多的民间口头创作，有民间故事、神话、谜语和抒情歌曲，特别是短篇八音节韵诗、民间歌曲广为流行。芬兰也有许多岩壁文化，如赫尔辛基西面的维特莱斯克岩画、尤乌斯雅尔维湖岩画、阿斯图万萨尔米岩画等十来处岩画，这些岩画文化与蒙古高原的岩画是属同一类型的。这也是与鲜卑芬兰人的文化历史相关的，是属鲜卑蒙古文化。
芬兰是蒙古人在欧洲建立的蒙古语族国家，芬兰人是鲜卑蒙古人。
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有蒙古人的基因，，英国皇室也有，非洲沿岸和美国都有，大多数亚洲各国就不用说了！
关于芬兰族属于蒙古语族的说法,在满昌著作<蒙古族通史>第四卷P608中写到鲜卑蒙古是芬兰人的祖先!
根据史书称芬兰人的祖先为鲜卑蒙古人。公元4世纪之时，一部分鲜卑蒙古人游牧迁入欧洲。后到现今的芬兰地区，形成芬兰民族。
《民族大词典》称：“芬兰人是芬兰的主体民族，属欧罗巴人种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西南部)和混有部分蒙古血统的白海一波罗的类型，由公元初来自东方的芬兰部落和撒阿米人结合而成，并吸收有卡洛里人成分。”
古代的东部鲜卑起源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兴安岭一带，原系胡奴左贤王属下的部众。是胡奴蒙古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次的内战中，东部被冒顿单于打败，逃到渤海之滨辽河流域。被称为东部鲜卑。
拓跋鲜卑蒙古人的原始分布地区在今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流域。当胡奴蒙古的封建帝国被汉王朝消灭以后，他们就向蒙古高原的中部、南部、西部迁徙。在各处留下来的胡奴遗民与这些鲜卑部人相互融合，于是就出现了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别，“拓跋鲜卑“之名问世。
公元4世纪时西迁的鲜卑蒙古，经蒙古中部克鲁伦河、斡难河至阿尔泰地带，4世纪末，在乌拉尔地区、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东部居住，主要从事牧业、狩猎和渔业。民族大迁徙时鲜卑人逐步向西转移，几经辗转，鲜卑人的一部分到现今的白俄罗斯地带，称为现今的芬兰乌戈尔族。
芬兰的主要文化遗产为英雄史诗《卡列瓦拉》。史诗《卡列瓦拉》是鲜卑蒙古人带到欧洲的主要的文化遗产，它的发现证明了芬兰人为鲜卑蒙古后裔的主要依据。
在欧洲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之外史诗很少。特别是北欧诸国均无史诗，只有芬兰有史诗，这便是鲜卑蒙古史诗《卡列瓦拉》。鲜卑史诗
《卡列瓦拉》产生于公元前若干年，它与蒙古史诗《江格尔》的产生年代相差不大，是同一时代的巨著。芬兰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众多的民间口头创作，有民间故事、神话、谜语和抒情歌曲，特别是短篇八音节韵诗、民间歌曲广为流行。芬兰也有许多岩壁文化，如赫尔辛基西面的维特莱斯克岩画、尤乌斯雅尔维湖岩画、阿斯图万萨尔米岩画等十来处岩画，这些岩画文化与蒙古高原的岩画是属同一类型的。这也是与鲜卑芬兰人的文化历史相关的，是属鲜卑蒙古文化。
芬兰是蒙古人在欧洲建立的蒙古语族国家，芬兰人是鲜卑蒙古人。
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有蒙古人的基因，，英国皇室也有，非洲沿岸和美国都有，大多数亚洲各国就不用说了！
《宽容原则宣言》
序言
铭记《联合国宪章》申明：“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并为达此目的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
忆及1945年11月16日通过的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中指出“为使其免遭失败，和平尚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上之团结”，
并忆及《世界人权宣言》申明，“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十八条），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十九条），以及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第二十六条），
注意到下列有关国际文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和地区性文件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宣言》
·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
·教科文组织《关于种族和种族偏见的宣言》
·教科文组织《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和建议》，
考虑到“第三个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斗争的十年”、“世界人权教育十年”和“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提出的各项目标，
考虑到根据教科文组织大会决议27C/5.14在《联合国宽容年》范围内举办的各地区会议所提出的建议，以及各会员国在《联合国宽容年》计划范围内举办的其他会议所作出的结沦与建议，
对于目前直接针对民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难民、移徙工人、移民和社会中易受伤害群体的不宽容、暴力、恐怖主义、仇外情绪、挑衅性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犹情绪、排斥、社会边缘化和歧视现象以及对于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个人施加暴力并进行恐吓的行为的增多表示震惊，所有这些行为威胁到国家与国际和平与民主的巩固，对发展构成严重的障碍，
强调会员国有责任提倡和鼓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民族血统、宗教或残疾与否，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同不宽容现象进行斗争，
通过并庄严宣布本《宽容原则宣言》
第1条
宽容含义
决心采取一切必要的积极措施，以促进各社会的宽容，因为宽容对实现和平和提高所有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不仅是一项宝贵的原则，而且也是一种必要，为此目的我们声明：
1.1 宽容是对我们这一世界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不同的思想表达形式和不同的行为方式的尊重、接纳和欣赏。宽容通过了解、坦诚、交流和思想、良心及信仰自由而得到促进宽容是求同存异。宽容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也是一种政治和法律上的需要。宽容，这一可以促成和平的美德，有助于以和平文化取代战争文化。
1.2 宽容不是让步、俯就或迁就。宽容首先是以积极的态度承认普遍的人权和他人的基本自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宽容来证明侵犯这些基本价值是有道理的。宽容是个人、群体和国家所应采取的态度。
1.3 宽容是一种确认人权、多元化包括多元文化、民主和法制的责任。它摈弃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并确认国际人权文件所提出的标准。
1.4 宽容与尊重人权是一致的，它既不意味着宽容社会不公正行为也不意味着放弃或动摇人们各自持有的信仰。宽容是指人们可自由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容忍他人坚持自己的信仰。宽容是指接受事实，即人在相貌、处境、讲话、举止和价值观念上天生不同，但均有权利按其本来之方式和平生活。它也意味着人之观点不应强加于他人。
第2条
国家一级
2.1 国家一级的宽容有赖于公正和无偏见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以及行政程序。它还要求使每个人在没有任何歧视情况下获得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机会。排斥和社会边缘化可能导致失意、对抗和疯狂。
2.2 为实现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各国应批准现有国际人权公约，并拟定必要的新的立法，以确保社会中所有群体和个人享有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2.3 个人、社会和民族接纳和尊重人类大家庭多种文化的特点，是实现国际和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宽容，就不可能有和平，没有和平，也就无法实现发展或民主。
2.4 不宽容，可表现为使易受伤害群体社会边缘化并将其排斥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之外，并可表现为针对这些群体的暴力和歧视。正如《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中所确认的，“所有个人与群体均有维护其特性的权利”（第一条第2段）。
第3条
社会
3.1 在现代社会中，宽容愈发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现正处于以经济全球化和以流动性、交往、种族融合与相互依存、大规模移民和人口迁移情况急剧增多为特点的月时期。由于多样性成为世界各地的特征，日益升级的不宽容与冲突亦成为对每一地区潜在的威胁。这一威胁并不局限于任何国家，它是一种全球性的威胁。
3.2 宽容是处理个人、家庭和社区之间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应在学校与大学中，并通过非正规教育在家庭和工作场所，宣传宽容的思想，并提倡坦诚、相互倾听与团结。传播媒介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促进自由和坦率的对话与讨论，传播宽容价值，并强调指出对不宽容的群体及思想意识的增加持漠然的态度所具有的种种危险。
3.3 正如教科文组织《关于种族与种族偏见的宣言》所言，哪里需要，就必须在哪里采取措施以确保个人与群体在尊严和权利上的平等。为此，必须特别关心那些处于社会或经济不利境地的民族或种族群体，为他们提供法律和社会措施方面的有效保障，尤其在住房、就业与保健方面；并尊重他们的文化与价值；特别是通过教育促使他们在社会与职业方面的进步与融合。
3.4 应当开展适当的科学研究，建立网络协作，以协调国际社会对这一全球性挑战的回应，包括利用社会科学分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采取有效的措施并开展研究和监督，支持各会员国的决策与制定标准的行动。
第4条
教育
4.1 教育是防止不宽容的最有效途径。宽容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要教育人们什么是人类共同的权利和自由，以便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并且还要树立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思想。
4.2 应当视宽容教育为当务之急；因此有必要加强系统合理的宽容教育方法，解决因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差异而产生的不宽容，因为上述各种差异都是暴力与排斥的主要根源。教育方针与计划应该有助于在个人及种族、社会、文化、宗教及语言群体和国家之间建立谅解、团结和宽容。
4.3 宽容教育的目的应是制止导致恐惧与排他的影响，帮助青年人增强独立判断、批判思缪那直德思维的能力。
4.4 我们保证支持并实施致力于宽容、人权与非暴力的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计划。这意味着对改进教师培训、课程设置、课本与课文内容、以及包括新的教育技术在内的其它教育器材给予特殊关注，使培养出来的公民有爱心、责任心、能接受其他文化、能够欣赏自由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与差别、并能够通过非暴力手段阻止或解决冲突。
第5条
行动的承诺
我们保证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领域的计划与研究机构努力促进宽容和非暴力
第6条
国际宽容日
为了发动民众、强调不宽容的威胁，并以更有力的保证与行动支持促进宽容的宣传与教育，我们庄严宣布每年的11月16日为国际宽容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十八届大会通过
铭记《联合国宪章》申明：“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并为达此目的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
忆及1945年11月16日通过的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中指出“为使其免遭失败，和平尚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上之团结”，
并忆及《世界人权宣言》申明，“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十八条），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十九条），以及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第二十六条），
注意到下列有关国际文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和地区性文件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宣言》
·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
·教科文组织《关于种族和种族偏见的宣言》
·教科文组织《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和建议》，
考虑到“第三个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斗争的十年”、“世界人权教育十年”和“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提出的各项目标，
考虑到根据教科文组织大会决议27C/5.14在《联合国宽容年》范围内举办的各地区会议所提出的建议，以及各会员国在《联合国宽容年》计划范围内举办的其他会议所作出的结沦与建议，
对于目前直接针对民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难民、移徙工人、移民和社会中易受伤害群体的不宽容、暴力、恐怖主义、仇外情绪、挑衅性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犹情绪、排斥、社会边缘化和歧视现象以及对于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个人施加暴力并进行恐吓的行为的增多表示震惊，所有这些行为威胁到国家与国际和平与民主的巩固，对发展构成严重的障碍，
强调会员国有责任提倡和鼓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民族血统、宗教或残疾与否，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同不宽容现象进行斗争，
通过并庄严宣布本《宽容原则宣言》
第1条
宽容含义
决心采取一切必要的积极措施，以促进各社会的宽容，因为宽容对实现和平和提高所有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不仅是一项宝贵的原则，而且也是一种必要，为此目的我们声明：
1.1 宽容是对我们这一世界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不同的思想表达形式和不同的行为方式的尊重、接纳和欣赏。宽容通过了解、坦诚、交流和思想、良心及信仰自由而得到促进宽容是求同存异。宽容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也是一种政治和法律上的需要。宽容，这一可以促成和平的美德，有助于以和平文化取代战争文化。
1.2 宽容不是让步、俯就或迁就。宽容首先是以积极的态度承认普遍的人权和他人的基本自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宽容来证明侵犯这些基本价值是有道理的。宽容是个人、群体和国家所应采取的态度。
1.3 宽容是一种确认人权、多元化包括多元文化、民主和法制的责任。它摈弃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并确认国际人权文件所提出的标准。
1.4 宽容与尊重人权是一致的，它既不意味着宽容社会不公正行为也不意味着放弃或动摇人们各自持有的信仰。宽容是指人们可自由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容忍他人坚持自己的信仰。宽容是指接受事实，即人在相貌、处境、讲话、举止和价值观念上天生不同，但均有权利按其本来之方式和平生活。它也意味着人之观点不应强加于他人。
第2条
国家一级
2.1 国家一级的宽容有赖于公正和无偏见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以及行政程序。它还要求使每个人在没有任何歧视情况下获得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机会。排斥和社会边缘化可能导致失意、对抗和疯狂。
2.2 为实现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各国应批准现有国际人权公约，并拟定必要的新的立法，以确保社会中所有群体和个人享有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2.3 个人、社会和民族接纳和尊重人类大家庭多种文化的特点，是实现国际和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宽容，就不可能有和平，没有和平，也就无法实现发展或民主。
2.4 不宽容，可表现为使易受伤害群体社会边缘化并将其排斥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之外，并可表现为针对这些群体的暴力和歧视。正如《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中所确认的，“所有个人与群体均有维护其特性的权利”（第一条第2段）。
第3条
社会
3.1 在现代社会中，宽容愈发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现正处于以经济全球化和以流动性、交往、种族融合与相互依存、大规模移民和人口迁移情况急剧增多为特点的月时期。由于多样性成为世界各地的特征，日益升级的不宽容与冲突亦成为对每一地区潜在的威胁。这一威胁并不局限于任何国家，它是一种全球性的威胁。
3.2 宽容是处理个人、家庭和社区之间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应在学校与大学中，并通过非正规教育在家庭和工作场所，宣传宽容的思想，并提倡坦诚、相互倾听与团结。传播媒介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促进自由和坦率的对话与讨论，传播宽容价值，并强调指出对不宽容的群体及思想意识的增加持漠然的态度所具有的种种危险。
3.3 正如教科文组织《关于种族与种族偏见的宣言》所言，哪里需要，就必须在哪里采取措施以确保个人与群体在尊严和权利上的平等。为此，必须特别关心那些处于社会或经济不利境地的民族或种族群体，为他们提供法律和社会措施方面的有效保障，尤其在住房、就业与保健方面；并尊重他们的文化与价值；特别是通过教育促使他们在社会与职业方面的进步与融合。
3.4 应当开展适当的科学研究，建立网络协作，以协调国际社会对这一全球性挑战的回应，包括利用社会科学分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采取有效的措施并开展研究和监督，支持各会员国的决策与制定标准的行动。
第4条
教育
4.1 教育是防止不宽容的最有效途径。宽容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要教育人们什么是人类共同的权利和自由，以便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并且还要树立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思想。
4.2 应当视宽容教育为当务之急；因此有必要加强系统合理的宽容教育方法，解决因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差异而产生的不宽容，因为上述各种差异都是暴力与排斥的主要根源。教育方针与计划应该有助于在个人及种族、社会、文化、宗教及语言群体和国家之间建立谅解、团结和宽容。
4.3 宽容教育的目的应是制止导致恐惧与排他的影响，帮助青年人增强独立判断、批判思缪那直德思维的能力。
4.4 我们保证支持并实施致力于宽容、人权与非暴力的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计划。这意味着对改进教师培训、课程设置、课本与课文内容、以及包括新的教育技术在内的其它教育器材给予特殊关注，使培养出来的公民有爱心、责任心、能接受其他文化、能够欣赏自由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与差别、并能够通过非暴力手段阻止或解决冲突。
第5条
行动的承诺
我们保证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和传播领域的计划与研究机构努力促进宽容和非暴力
第6条
国际宽容日
为了发动民众、强调不宽容的威胁，并以更有力的保证与行动支持促进宽容的宣传与教育，我们庄严宣布每年的11月16日为国际宽容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十八届大会通过
拯救蒙古马
来源：北方新闻网
□本报记者 月英 文/图
4月8日，本报记者见到杭锦旗马业协会会长德力格尔时，他正准备第二天去看望协会的名誉会长拉苏荣。
该协会3月 26日成立，由杭锦旗民委和农牧业局牵头，成员有企业家、牧民以及上述两个单位相关负责人60多人。目的是让马业走产业化，传承蒙古民族马文化，拯救数量 日益减少的蒙古马。
“再这样下去，20年后这里再也见不到马了”
4月9日，在杭锦旗民委同志的陪 同下，本报记者驱车到了现有马数量最多的伊和乌素苏木。目前，杭锦旗仅有的两个马种改良户就坐落在这里。
从杭锦旗政府所在地到伊和乌素 苏木86公里，一路上本报记者见到了3个马群，一波12匹，第二波两匹，第三波大概有七八匹的样子。
杭锦旗民委的随行人员说，这些马都 在各自的草场里，不会再出现二三十年前杭锦旗的马跑到鄂托克旗的情况。有限的牧场，有限的牧草，牧民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想养多少就养多少。
据本报记者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牧区开始划分牧场，马的特性使得它不能像牛和羊一样被圈养，这导致了牧民们不能大批养马，“那个时候很多牧民都含泪把 马卖给了包头的马贩子。”杭锦旗民委秘书那音德力格尔说，“从那以后，只有一些对马有爱好的牧民留几匹养下来，每年把一些老一点，性情比较温和的马再卖给 旅游景点。”
“现在杭锦旗的马业还没有形成一个产业，成立协会后，通过这个社会团体把蒙古民族的马文化传承下去，也把马的经济价值挖掘 出来。”杭锦旗马业协会会长德力格尔说。
据统计，杭锦旗1958年马匹存栏有3万多匹，1981年锐减到12810匹，并且以每年 431匹的速度递减，到了今年拥有13万人口的杭锦旗马匹数量才762匹。
700多匹马，如果倒退几十年这是一笔财富，而现在这些马匹 已基本上没有多大的用途；既没有发展经济的用途，又不符合专业体育用马的标准，而做为休闲娱乐用马，鄂尔多斯周围的旅游景点也容纳不了这么多。“如果继续 以这个速度下降的话，不到20年这里就见不到马了。”那音德力格尔既惋惜又无奈。
德力格尔告诉本报记者，现在一切工作都刚开始，他们计 划在库布齐沙漠建一个赛马场，举办一些大型比赛，同时也能够招商引资。
同样是牧民爱养殖的牲口，羊和牛因为其经济价值高而一直在草原上 繁衍生息，但是马没有羊幸运，原来马所具备的那些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交通、战争工具的用途，随着社会的发展都已被机器所取代。“让马业也走产业化的路 子。”多年以来，却被人们一直忽略了。
“杭锦旗具有深厚的底蕴和优越的基础条件，发展以马文化为依托，综合开发马产业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这需要有个管理机构。”德力格尔说，“这就是成立协会的目的。”
杭锦旗筹划成立马业协会是从2009年开始的。2009年8月21 日，内蒙古马业协会成立，紧接着9月18日，在鄂托克前旗举办内蒙古马业高峰论坛。参加完这个会议的杭锦旗民委的代表，马上向上级部门写报告，报告批下来 后筹备工作就很快开始了。
首先，到各苏木摸底，走访养马的牧民，统计马匹数量，很多牧民听说成立协会，自愿加入，他们希望通过协会，走 出养马的困境。
牧民们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就是有了协会以后能够多养一些马，能够找到有效的出路。本报记者在伊和乌素苏木锡日摩仁嘎查采访 时，一位牧民告诉记者，听说成立协会的事儿，一些牧民有了信心，打算重新开始养马。
两个原因成为鄂尔多斯马产业发展瓶颈
蒙古民族被称为“马背民族”，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农耕文化社会，马给人类作出的贡献无可估量。牧民们无法坐等马从人们生活中 自动消失。他们一直在给马找出路，给马找经济的路子，所以自发地组织了一些娱乐活动或者跟马有关的商业活动。
“总之，只要能把马的经济 作用提升上来，它才不会绝迹。”被采访的一位牧民说。
在锡日摩仁嘎查就有那么十几户牧民，他们一到4月份就开始每户开一次那达慕，半个 月轮一次，谁家主持开，谁家拿些奖品，逐渐成为了这个地区特有的娱乐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是为了马。
“其实，人们也知道马有很大的经济潜 力，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马都在牧民手里，比较分散，这就需要马业协会来把这些零散的马集中到一起，慢慢形成规模。”德力格尔说。
杭 锦旗民族事务局副局长贡达来是在牧区长大的，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家乡的马很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马的数量不得不减少。这是牧民们极不情愿看到的，但 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他认为，近几年草场划分是导致马数量下降的一个因素，但是马的经济价值一直没有被挖掘出来是其更主要的原因。
据了解，目前不要说杭锦旗，甚至连鄂尔多斯市都没有一个马业俱乐部或赛马场，这导致鄂尔多斯的马产业发展空白。虽然，近几年，各个旗县又重新重视起马文 化，但对于拯救马产业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
本报记者采访了解到，事实上鄂尔多斯马产业出现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鄂尔多斯本土马，腿短、个子矮，参加比赛或者参加那达慕活动，总是让外地马夺冠，导致养赛马的人渐渐少了，不让外地马来本土比赛的现象也时有 发生。另外，这里懂马、养马人的新老交替出现断层也成了一个问题。”现在仍然坚持养着40多匹马的牧民喜喜说。
在去年成立的内蒙古马业 协会第一次会议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马业协会理事长乌兰巴特尔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人才培养对马业发展的重要性。目前，自治区已经建立了竞技 马新品系培育基地、蒙古马保种基地，也在着手建立纯血马发育基地。这不仅给旗县的马业协会提供直接的参考作用，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内蒙古马业协会的成立促进了内蒙古各地马业发展的脚步，目前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均已成立马业协会，都在探索转向以体育娱乐为主的现 代马业，并得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路子。
那些和马有关的人们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不管怎么样，一 定要找回即将丢失的蒙古马
色登道尔吉老人
本想采访杭锦旗马业现状，没想到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在杭锦旗有一部分人很执着地盼望、探索着马产业的发展，他们当中有年轻人、也有 一辈子没有离开马背的老年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回即将丢失的蒙古马。
色登道尔吉，75岁， 伊和乌素苏木浩绕柴达木嘎查牧民，从13岁开始放马，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离开马。
色登道尔吉从13岁开始放马，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时 候，他们一个嘎查就有几百匹马，马相当于嘎查的固定资产，每年最多只卖二十来匹。
那时，马群跟着季节走，不断的寻找水草丰美的地方，一 走就几个月，也不会丢失。等走了几个月以后牧马人就出去找，也没有边界，一路打听同样找马群的牧马人。那时，杭锦旗的马走到鄂托克旗，鄂托克旗的马群走到 杭锦旗的现象经常发生。
色登道尔吉放马后四五年，公社就派他出去找马，一找就找了两年。后来，他又接着当了牧马人。
包产到户以后色登道尔吉分到了几匹马，没过两年就增加到二十多匹。这个时候人到中年的色登道尔吉依然放马为生，他跟记者讲，自己一辈子就跟马打交道，没有 离开过马，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只好每年减少马的数量，到今年身边只剩下了两匹马。
虽然，已经75岁，色登道尔吉偶 尔还会骑骑马，因为常年骑马积劳成疾，落下了一骑马就后背疼的毛病。
儿女上班以后老人也没有跟着去享福，而是留在家里看着仅有的两匹 马。如今，他被草原上的人们称为“活字典”，凡是有关马的问题都来向他咨询。方圆几里地他是年龄最长的，放马时间最长的人。
那音德力格尔，35岁，正在筹划建锡尼镇酸马奶场，探索酸马奶开发。
前几年，在旗里上了几年班的那音德力格尔把父母接到了旗里，家里 养的马卖了大部分，牧场也租出去了。他卖最后3匹马的时候马贩子开出了一匹1500元的价格。“一匹马连一头牛犊的价钱都不如，怎么忍心卖出去？”，最后 3匹马留在了那音德力格尔的院子里。
有一天，几个人聊天的时候，聊到了酸马奶。那音德力格尔灵机一动，对呀，何不尝试去做酸马奶呢？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那音德力格尔在原来两匹母马的基础上，又租了一匹母马，专门制作酸马奶。卖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太好。
他正在犹豫是 否继续坚持下去时，一个朋友说帮他推销酸马奶，这一下提醒了那音德力格尔，“应该向外推广酸马奶”。就这样，人们一传十，十传百，逐渐知道的人多了，买的 人也多了。从一天卖几斤到后来的供不应求。
到了2007年年底，那音德力格尔的酸马奶场基本上运转开了。他租了一块牧场，到鄂托克旗买 了10匹将要生驹的母马，现在他养的马的数量已经增加到20多匹。
2009年9月份，那音德力格尔花一个星期时间，走遍了乌兰察布市四 子王旗和锡林郭勒盟各个旗，走访制作酸马奶的厂子和牧民家。
经过几年的努力，那音德力格尔已经打开了马奶市场，主要销售到东胜区、乌海 市、呼和浩特市、伊金霍洛旗和锡尼镇地区，基本形成较为规范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并且与鄂尔多斯蒙医研究所、杭锦旗蒙医院、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伊和乌素温 泉度假村签定了供奶协议。
最近，他还在不断地走访牧民，了解牧民的发展意向，以及母马的数量，他想把酸马奶从加工作坊形式扩大到建立酸 马奶场。
朗道尔吉，伊和乌素苏木锡日摩仁嘎查牧民，提倡改良本土马。
朗道尔吉家墙上挂着一幅放大 的马的图片，那是一匹额头上有半个月亮型白毛的红色马，那是他第一匹改良马的图片。
在部队工作、生活几十年后，朗道尔吉毅然转业回到了 家乡。他的观点是“只要来到草原上的马都是蒙古马，鄂尔多斯马，腿短、个子矮的特点必须得到改良”。
2006年，在朗道尔吉的争取下， 政府给了几万元的资金支持，朗道尔吉一直想引进英国纯血马，这是目前世界上短距离赛马跑得最快的马种。
如果直接从英国引进，需要花 100多万元，所以不太现实。于是，他拿着政府给的钱到锡林郭勒盟马场花3.5万元买了一匹有英国马血统的马。后又用自己的工资钱买了一匹新疆伊犁血统的 马。然后以一匹马200元的价格雇人给马培训。
这些年，朗道尔吉的改良马，数量已经增长到14匹，但朗道尔吉却成了孤身一人。老婆因为 不希望他一辈子在没有经济效益的马身上花费时间，劝阻无果的情况下，去乌海自己开了一家奶食店。
一直关注新闻的朗道尔吉见到记者时说： “本来想再引进吉尔吉斯斯坦的马，可最近那里发生骚乱，暂时还不能买了。”他说，他希望有一天他改良马种的想法能够被接纳。
班泽尔斯迪整理出版了鄂尔多斯古籍文献丛书之——《蒙古马》
与前3位不同，今年73岁的班泽尔斯迪，原本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他是原杭 锦旗民二中的校长。
在牧马人家长大的班泽尔斯迪从五六岁就开始训小马驹，十几岁开始跟马交道，对蒙古马有深厚的感情。
后来，当了老师以后，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多年，但依然没有放弃对马的关注。曾多次在苏木里的各种那达慕大会上当裁判，或者是自己组织一些活动。
那时候马群多，牧马人也多，在跟牧马人的交流中班泽尔斯迪积累了很多有关马的知识。退休以后开始专门研究马文化，后来居住到旗政府所在地锡尼镇，还经常 跟那些过去放过马的人互相探讨。
他用几年时间走遍鄂尔多斯的各个旗县搜集资料，整理创作出了一本书名叫《蒙古马》的书，比较全面地介绍 了蒙古马的性情、名称、种类等等。后附的60多张马的图片是他请摄影师或者让儿子们拍摄的，目前，此书已被纳入到2009鄂尔多斯古籍文献丛书。
□本报记者 月英 文/图
4月8日，本报记者见到杭锦旗马业协会会长德力格尔时，他正准备第二天去看望协会的名誉会长拉苏荣。
该协会3月 26日成立，由杭锦旗民委和农牧业局牵头，成员有企业家、牧民以及上述两个单位相关负责人60多人。目的是让马业走产业化，传承蒙古民族马文化，拯救数量 日益减少的蒙古马。
“再这样下去，20年后这里再也见不到马了”
4月9日，在杭锦旗民委同志的陪 同下，本报记者驱车到了现有马数量最多的伊和乌素苏木。目前，杭锦旗仅有的两个马种改良户就坐落在这里。
从杭锦旗政府所在地到伊和乌素 苏木86公里，一路上本报记者见到了3个马群，一波12匹，第二波两匹，第三波大概有七八匹的样子。
杭锦旗民委的随行人员说，这些马都 在各自的草场里，不会再出现二三十年前杭锦旗的马跑到鄂托克旗的情况。有限的牧场，有限的牧草，牧民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想养多少就养多少。
据本报记者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牧区开始划分牧场，马的特性使得它不能像牛和羊一样被圈养，这导致了牧民们不能大批养马，“那个时候很多牧民都含泪把 马卖给了包头的马贩子。”杭锦旗民委秘书那音德力格尔说，“从那以后，只有一些对马有爱好的牧民留几匹养下来，每年把一些老一点，性情比较温和的马再卖给 旅游景点。”
“现在杭锦旗的马业还没有形成一个产业，成立协会后，通过这个社会团体把蒙古民族的马文化传承下去，也把马的经济价值挖掘 出来。”杭锦旗马业协会会长德力格尔说。
据统计，杭锦旗1958年马匹存栏有3万多匹，1981年锐减到12810匹，并且以每年 431匹的速度递减，到了今年拥有13万人口的杭锦旗马匹数量才762匹。
700多匹马，如果倒退几十年这是一笔财富，而现在这些马匹 已基本上没有多大的用途；既没有发展经济的用途，又不符合专业体育用马的标准，而做为休闲娱乐用马，鄂尔多斯周围的旅游景点也容纳不了这么多。“如果继续 以这个速度下降的话，不到20年这里就见不到马了。”那音德力格尔既惋惜又无奈。
德力格尔告诉本报记者，现在一切工作都刚开始，他们计 划在库布齐沙漠建一个赛马场，举办一些大型比赛，同时也能够招商引资。
同样是牧民爱养殖的牲口，羊和牛因为其经济价值高而一直在草原上 繁衍生息，但是马没有羊幸运，原来马所具备的那些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交通、战争工具的用途，随着社会的发展都已被机器所取代。“让马业也走产业化的路 子。”多年以来，却被人们一直忽略了。
“杭锦旗具有深厚的底蕴和优越的基础条件，发展以马文化为依托，综合开发马产业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这需要有个管理机构。”德力格尔说，“这就是成立协会的目的。”
杭锦旗筹划成立马业协会是从2009年开始的。2009年8月21 日，内蒙古马业协会成立，紧接着9月18日，在鄂托克前旗举办内蒙古马业高峰论坛。参加完这个会议的杭锦旗民委的代表，马上向上级部门写报告，报告批下来 后筹备工作就很快开始了。
首先，到各苏木摸底，走访养马的牧民，统计马匹数量，很多牧民听说成立协会，自愿加入，他们希望通过协会，走 出养马的困境。
牧民们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就是有了协会以后能够多养一些马，能够找到有效的出路。本报记者在伊和乌素苏木锡日摩仁嘎查采访 时，一位牧民告诉记者，听说成立协会的事儿，一些牧民有了信心，打算重新开始养马。
两个原因成为鄂尔多斯马产业发展瓶颈
蒙古民族被称为“马背民族”，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农耕文化社会，马给人类作出的贡献无可估量。牧民们无法坐等马从人们生活中 自动消失。他们一直在给马找出路，给马找经济的路子，所以自发地组织了一些娱乐活动或者跟马有关的商业活动。
“总之，只要能把马的经济 作用提升上来，它才不会绝迹。”被采访的一位牧民说。
在锡日摩仁嘎查就有那么十几户牧民，他们一到4月份就开始每户开一次那达慕，半个 月轮一次，谁家主持开，谁家拿些奖品，逐渐成为了这个地区特有的娱乐活动。而这些活动都是为了马。
“其实，人们也知道马有很大的经济潜 力，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马都在牧民手里，比较分散，这就需要马业协会来把这些零散的马集中到一起，慢慢形成规模。”德力格尔说。
杭 锦旗民族事务局副局长贡达来是在牧区长大的，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家乡的马很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马的数量不得不减少。这是牧民们极不情愿看到的，但 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他认为，近几年草场划分是导致马数量下降的一个因素，但是马的经济价值一直没有被挖掘出来是其更主要的原因。
据了解，目前不要说杭锦旗，甚至连鄂尔多斯市都没有一个马业俱乐部或赛马场，这导致鄂尔多斯的马产业发展空白。虽然，近几年，各个旗县又重新重视起马文 化，但对于拯救马产业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
本报记者采访了解到，事实上鄂尔多斯马产业出现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鄂尔多斯本土马，腿短、个子矮，参加比赛或者参加那达慕活动，总是让外地马夺冠，导致养赛马的人渐渐少了，不让外地马来本土比赛的现象也时有 发生。另外，这里懂马、养马人的新老交替出现断层也成了一个问题。”现在仍然坚持养着40多匹马的牧民喜喜说。
在去年成立的内蒙古马业 协会第一次会议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马业协会理事长乌兰巴特尔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人才培养对马业发展的重要性。目前，自治区已经建立了竞技 马新品系培育基地、蒙古马保种基地，也在着手建立纯血马发育基地。这不仅给旗县的马业协会提供直接的参考作用，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内蒙古马业协会的成立促进了内蒙古各地马业发展的脚步，目前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均已成立马业协会，都在探索转向以体育娱乐为主的现 代马业，并得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路子。
那些和马有关的人们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不管怎么样，一 定要找回即将丢失的蒙古马
色登道尔吉老人
本想采访杭锦旗马业现状，没想到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在杭锦旗有一部分人很执着地盼望、探索着马产业的发展，他们当中有年轻人、也有 一辈子没有离开马背的老年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回即将丢失的蒙古马。
色登道尔吉，75岁， 伊和乌素苏木浩绕柴达木嘎查牧民，从13岁开始放马，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离开马。
色登道尔吉从13岁开始放马，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时 候，他们一个嘎查就有几百匹马，马相当于嘎查的固定资产，每年最多只卖二十来匹。
那时，马群跟着季节走，不断的寻找水草丰美的地方，一 走就几个月，也不会丢失。等走了几个月以后牧马人就出去找，也没有边界，一路打听同样找马群的牧马人。那时，杭锦旗的马走到鄂托克旗，鄂托克旗的马群走到 杭锦旗的现象经常发生。
色登道尔吉放马后四五年，公社就派他出去找马，一找就找了两年。后来，他又接着当了牧马人。
包产到户以后色登道尔吉分到了几匹马，没过两年就增加到二十多匹。这个时候人到中年的色登道尔吉依然放马为生，他跟记者讲，自己一辈子就跟马打交道，没有 离开过马，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只好每年减少马的数量，到今年身边只剩下了两匹马。
虽然，已经75岁，色登道尔吉偶 尔还会骑骑马，因为常年骑马积劳成疾，落下了一骑马就后背疼的毛病。
儿女上班以后老人也没有跟着去享福，而是留在家里看着仅有的两匹 马。如今，他被草原上的人们称为“活字典”，凡是有关马的问题都来向他咨询。方圆几里地他是年龄最长的，放马时间最长的人。
那音德力格尔，35岁，正在筹划建锡尼镇酸马奶场，探索酸马奶开发。
前几年，在旗里上了几年班的那音德力格尔把父母接到了旗里，家里 养的马卖了大部分，牧场也租出去了。他卖最后3匹马的时候马贩子开出了一匹1500元的价格。“一匹马连一头牛犊的价钱都不如，怎么忍心卖出去？”，最后 3匹马留在了那音德力格尔的院子里。
有一天，几个人聊天的时候，聊到了酸马奶。那音德力格尔灵机一动，对呀，何不尝试去做酸马奶呢？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那音德力格尔在原来两匹母马的基础上，又租了一匹母马，专门制作酸马奶。卖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太好。
他正在犹豫是 否继续坚持下去时，一个朋友说帮他推销酸马奶，这一下提醒了那音德力格尔，“应该向外推广酸马奶”。就这样，人们一传十，十传百，逐渐知道的人多了，买的 人也多了。从一天卖几斤到后来的供不应求。
到了2007年年底，那音德力格尔的酸马奶场基本上运转开了。他租了一块牧场，到鄂托克旗买 了10匹将要生驹的母马，现在他养的马的数量已经增加到20多匹。
2009年9月份，那音德力格尔花一个星期时间，走遍了乌兰察布市四 子王旗和锡林郭勒盟各个旗，走访制作酸马奶的厂子和牧民家。
经过几年的努力，那音德力格尔已经打开了马奶市场，主要销售到东胜区、乌海 市、呼和浩特市、伊金霍洛旗和锡尼镇地区，基本形成较为规范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并且与鄂尔多斯蒙医研究所、杭锦旗蒙医院、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伊和乌素温 泉度假村签定了供奶协议。
最近，他还在不断地走访牧民，了解牧民的发展意向，以及母马的数量，他想把酸马奶从加工作坊形式扩大到建立酸 马奶场。
朗道尔吉，伊和乌素苏木锡日摩仁嘎查牧民，提倡改良本土马。
朗道尔吉家墙上挂着一幅放大 的马的图片，那是一匹额头上有半个月亮型白毛的红色马，那是他第一匹改良马的图片。
在部队工作、生活几十年后，朗道尔吉毅然转业回到了 家乡。他的观点是“只要来到草原上的马都是蒙古马，鄂尔多斯马，腿短、个子矮的特点必须得到改良”。
2006年，在朗道尔吉的争取下， 政府给了几万元的资金支持，朗道尔吉一直想引进英国纯血马，这是目前世界上短距离赛马跑得最快的马种。
如果直接从英国引进，需要花 100多万元，所以不太现实。于是，他拿着政府给的钱到锡林郭勒盟马场花3.5万元买了一匹有英国马血统的马。后又用自己的工资钱买了一匹新疆伊犁血统的 马。然后以一匹马200元的价格雇人给马培训。
这些年，朗道尔吉的改良马，数量已经增长到14匹，但朗道尔吉却成了孤身一人。老婆因为 不希望他一辈子在没有经济效益的马身上花费时间，劝阻无果的情况下，去乌海自己开了一家奶食店。
一直关注新闻的朗道尔吉见到记者时说： “本来想再引进吉尔吉斯斯坦的马，可最近那里发生骚乱，暂时还不能买了。”他说，他希望有一天他改良马种的想法能够被接纳。
班泽尔斯迪整理出版了鄂尔多斯古籍文献丛书之——《蒙古马》
与前3位不同，今年73岁的班泽尔斯迪，原本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他是原杭 锦旗民二中的校长。
在牧马人家长大的班泽尔斯迪从五六岁就开始训小马驹，十几岁开始跟马交道，对蒙古马有深厚的感情。
后来，当了老师以后，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多年，但依然没有放弃对马的关注。曾多次在苏木里的各种那达慕大会上当裁判，或者是自己组织一些活动。
那时候马群多，牧马人也多，在跟牧马人的交流中班泽尔斯迪积累了很多有关马的知识。退休以后开始专门研究马文化，后来居住到旗政府所在地锡尼镇，还经常 跟那些过去放过马的人互相探讨。
他用几年时间走遍鄂尔多斯的各个旗县搜集资料，整理创作出了一本书名叫《蒙古马》的书，比较全面地介绍 了蒙古马的性情、名称、种类等等。后附的60多张马的图片是他请摄影师或者让儿子们拍摄的，目前，此书已被纳入到2009鄂尔多斯古籍文献丛书。
对“关于改善阿盟生态环境有关问题的建议”（阿黄[2006]19号）的看法
刘书润 2006年12月20日
此“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由阿拉善盟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阿拉善生态研究会2006年10月10日上报盟委、行署，抄送阿盟人大、阿盟政协、自治区黄河会（生态研究会）、布小林书记、陶健盟长、杨继业副书记（研究会名誉会长）。
我就“建议”中的几个问题提出初步意见，供参考。
一、 阿拉善地区生态定位
“建议”指出：“阿盟的特殊性在于其恶劣的生态环境上，这是阿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制约因素”。
这种提法显然与民众的眼光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区别。请听听这些地名：阿拉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巴音浩特。当地牧民对家乡的环境从不用‘恶劣’一词，最多用的是赛汉（美好）、白音（富裕）。已被破坏的草场也不用‘退化’，而是‘过累的草场’、‘受虐待的草场’。还有歌曲‘神圣的巴丹吉林’、‘辽阔富饶的阿拉善’、‘土尔扈特家乡’等。
阿拉善位于内蒙古西部，是亚非荒漠区最东部，最丰富、最有特点的地区，西鄂尔多斯-东阿拉善是一块古老陆地。亚洲干旱区第三纪遗植物避难所，对于亚洲干旱区植物区系和生态系统的形成起关键作用。贺兰山是我国少有的南北向山脉。我国北方生物种类最丰富、特性最强的山地之一。主峰为内蒙古第一高峰，是沟通华北、我国西北、青藏高原的桥梁，是生物区系、文化交流的通道和跳板，其垂直分布层次分明，类型多样，生态效益、文化内含意义重大。西鄂尔多斯-东阿拉善是我国种子植物特有属多变中心之一，我国生物多样性、特有性最北部的中心。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中，位于北半球的只有中国，可见西鄂尔多斯-东阿拉善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地位。内蒙古对全球生物多样性贡献最大的地区，西鄂尔多斯-东阿拉善无疑排在第一位。
沙漠和荒漠并非荒凉，阿拉善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匈奴、鲜卑、突厥、党项、汉族、蒙古族等，都曾在阿拉善舞台上有过精彩演出。是亚洲双峰驼的主要产区。干旱区山地、荒漠、沙漠、盐湖盆、河流等生态系统都比较发达。干旱、富饶、丰富和特有，阿拉善是块宝地。而沙漠是干旱区的地下水库、文化的摇篮，正如歌曲中所唱的是：干渴中的清泉、金色的摇篮。我们为有世界上最高大雄伟的巴丹吉林沙漠而自豪。我们的祖先把长生天的名字献给沙漠，这就是‘腾格里’沙漠。为了这片土地，先辈们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我实在难以理解：“建议”的作者对自己家乡为什么如此反感。
二、 对阿盟环境质量的总体评价
“建议”中说：“全盟沙化面积占总面积的80%以上，三大沙漠又趋连成一片之势”。
“阿拉善沙漠成为沙尘暴的重要源头之一”。“建议”中强调对全盟生态环境有一个
“客观、科学、实事求是的评价，才能保持清醒，作出正确决策，更加有效地实施《转移发展》战略”。
全盟沙化面积占总土地面积80%以上，缺乏确实的科学依据，沙化与自然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沙漠不能混为一谈。荒漠化与地带性的荒漠植被也有本质区别。自然生成的沙漠比地带性的荒漠反而有不少优势，沙漠里面有很多绿洲，适合放牧骆驼和本地羊，而不适于农耕。对沙漠的偏见反映了小农意识。当然现有的沙漠也不需要人为扩大面积。地带性的荒漠植被是捍卫阿盟自然环境的主角，是大自然经过千万年演化，最后的也是最佳选择，是不可替代的，与荒漠化的土地根本不同。阿拉善近些年来有土地荒漠化的发生，但不象“建议”上和某些媒体说得那样严重。阿盟从整体讲上并不过牧。按禁牧前200万头只牲畜，除去三分之一舍饲的，合每个羊单位200亩草场，按5万牧民，每人合5千多亩草场，若按目前的3万，每人8千多亩，不大可能形成过牧，过牧的草场主要在阿左旗东部，那里有不少外来人。在一般情况下，有少部分退化草场也不足为怪，甚至是必要的，不可能都整齐一致。“三大沙漠又趋连成一片”，我们且不讨论三大沙漠有无自然勾通，据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提供的权威资料，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沙漠总体上变化不大，不象很多媒体讲的。全国沙漠和沙地总面积808860平方公里，扩大面积12840平方公里，缩小面积422平方公里，活化面积24460平方公里，逆转面积42280平方公里，扩大了12418平方公里，但向固定方向发展了17828平方公里，而大部分729280平方公里无明显变化。巴丹吉林和乌兰布和沙漠扩大和缩小面积都为零。腾格里沙漠扩大面积47平方公里，缩小面积1平方公里，而逆转面积1570平方公里，大大高于活化面积的600平方公里。“建议”中提到的好转例子科尔沁沙地恰恰相反，扩，大了7252平方公里。因此说阿盟的沙漠和荒漠总体上变化不大，远不如锡林郭勒中西部。而阿盟变化最显著的是近期人为造成的，如上游截流引起黑河湿地消失，现在又为保居延海，把古老的黑河彻底改造成了人工水渠。再就是阿左旗东部的过牧和盲目发展的绿洲开发区。
沙尘暴的源头并不在阿拉善的几大沙漠。沙漠的沙子颗粒粗，吹不到天上。荒漠戈壁地硬、质粗，细土早就被刮完了，确实的沙尘源区主要是被破坏的黑河湿地，还有干湖盆、东部过牧和农业开发区。与放骆驼没多大关系。我怀疑“建议”的作者背离了自己强调的“客观、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 对待传统的态度
“建议”中说：“解放思想，破除传统、陈旧观念的束缚，树立全新的生态理念。。。。。。采取与众不同的特殊对策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构建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此推进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它（指传统畜牧业）对大自然的巨大破坏及其后果是难以估计的。草原畜牧业原本就属于原始、落后、靠天养畜的脆弱的经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落后的发展模式。。。。。。阿盟经济发展的最大包袱，并不是沙漠、戈壁，而是散落在27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20万人口和200万头只牲畜”。“破除‘守土有责’‘放牧为主’的传统守旧观念”。。。
总之，“建议”的作者除了对阿拉善的大地老天爷狠之入骨外，对祖宗的传统、人民和牲畜也充满仇恨。我真不知道作者为什么憎恨家乡的一切，对阿拉善敌对到这种程度，要是我们祖先的传统真的象作者们说的那样，或者一部分那样，阿拉善早就不存在了，哪还能养育20万人民和200万头只牲畜、以及万千生物、还有那些吃饱了狠祖宗、骂娘的少数人；哪还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英雄的史诗、丰富的经验、与大自然和谐的理念。原始落后的草原畜牧业，不正是世界最大帝国的支柱吗？不正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游牧文化的载体吗？阿拉善环境退化只是近些年之事，正是背离了传统文化的后果。作者把20万人和200万头牲畜当成最大的包袱，我真不相信此种言论出自二十一世纪，我佩服“建议”的作者真实、大胆地暴露。在阿盟20万人口中，15万在左旗，一半以上集中在城镇。在比英国本土还大的广大土地上生活的人口中，只有3-5万牧民，就是这点牧民，成了最大的包袱了吗？还要彻底迁走吗？这样的言论符合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吗？符合起码的人道吗？阿拉善的发展不靠他们靠谁？
照“建议”的作者们的意愿，把阿拉善的自然环境全改变，因为它太恶劣，把这里的传统全抛弃，因为它原始落后，把这里的人民、牲畜全迁出或杀掉，以为他们是最大的包袱，这样阿拉善才能发展。
四、 前进还是倒退，是建设还是破坏
“建议”中说：“把剩余的3万牧区人口全部转移到农区（绿洲）、工业园区和城镇区。。。。。。过渡到现代化的集约型舍饲和半舍饲。。。。。。实现全盟休牧。。。。。。是对中国乃至世界防治荒漠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一大贡献”。“无数事实证明，面对荒漠化的残酷现实，自然恢复的力量是强大的和无限的”。“山羊圈养不成问题”，“为什么不宣传阿拉善骆驼对草场植被的破坏最大、最惨呢？”“对于骆驼。。。。。。象牛、马一样可以舍饲”。“下工夫建设好生态农业区”。“本意见专讲生态问题”。
这就是“建议”中要求盟委做的一切。把牧民都集中起来变成农民，把骆驼杀掉或变成猪，进行舍饲，过渡到现代化、集约化。为了防治疫病，欧洲先进国家如德国，又从牛圈中把牛放出来，甚至连猪都改为放牧，说是放‘幸福猪’。我们圈养的羊如何呢？首先没了吃百样草加上运动的羊肉味道，也就失去了特色和优势。圈养的山羊老长蹄子不上膘，即使放出来也不会走长路了。不受孕，怀上胎的难产，产下的羔子成活率低，要是如此何必养羊，就养猪算了。把草场围起来恢复是全靠自然力吗？不是，是把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有蹄类排除在外，是比过牧还甚的人为干扰。过牧仍然是开放的生态系统，各成员都在。过牧和禁牧走了两个极端，对草场都不利，在适度的情况下，牲畜对牧草是有利的，也是必须的。阿盟荒漠围了短短几年，发现梭梭还不如外面的好，老鼠大量繁殖。对于草场的评价不能只看植被，要看生态系统各成员包括牲畜、动植物和牧民的协调。
转移后的牧民真的富起来了吗？90年代中期阿左旗板滩井转移的牧民大部分已返回原乡。塔木泰尹布尔向乱井滩搬迁的牧民80户，其中蒙古族全部返回。对牧民进行的无记名测试中，98份答案，对禁牧满意的4人，基本满意23人，不满意68人，占69.39%，对搬迁转移政策满意的3人，基本满意的19人，不满意的69人，占70%。测试中牧民喜欢干的工作，放牧占90%，最能干的工作放牧占95%。向农业开发区转移的牧民没有一户是成功的，成了生态难民。近年来在政府门外上访静坐的人群，成了阿盟的一道风景。这就是破除传统树立全新的生态理念，就是与众不同的特殊政策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再看阿拉善绿洲农业开发区是怎样维持的，如查汉滩绿洲，最佳的高效节水农业，澳大利亚援助项目，最佳方案是亩产700公斤玉米。用1000公斤深层地下水，换来1。8公斤玉米，这样的产出在河北省可以全靠或基本靠天然降水就可以取得。为了得到这点收成，造成地下水污染，20年来地下水位下降了6。1米，已危及到远距离的吉兰泰盐池，假如产出的不是玉米，是黄金豆，还可考虑，用这些玉米再喂舍饲的羊，那一斤羊肉，用多少水才能换来！我们的地下水就这样不值钱吗？我们就一点也不为阿拉善的未来、我们的子孙们着想吗？
这仅剩的3万牧民中，有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代，土尔扈特蒙古族从伏尔加河回归祖国，曾付出惨重的民族牺牲，是蒙古史中最悲壮的一幕，当时满清把一部分安排在甘肃从事农业，他们不愿丢弃自己固有的游牧传统，满清政府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安排在额吉纳，可是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的后代，在21世纪，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又被人说三道四，不得不又一次即将全部离开先辈们奋斗来的天然草场，从事祖辈不情愿的农业。
阿拉善的优势是什么？是天然的荒漠生态系统，是古老的传统和文化，是勇敢智慧的人民。阿拉善最缺的是什么？是水，最适合的事业是什么？是以骆驼为主的游牧畜牧业，最不适合的是什么？是灌溉农业。“建议”的作者们打着黄河、文化、生态的旗号，不知“建议”体现了多少文化、又有多少生态。
五、 什么是阿拉善的最佳选择
在蒙古高原干旱区，发展所谓集约化农牧业、舍饲，这类事情不知重复过多少遍了，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独特的举措，反而是陈腐的甚至是倒退的，是被历史证明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同类事情也曾发生在非洲，联合国为改善北非居民的生活，重点投资项目，也不外日我们现在所做的，定居、舍饲、品种改良、种树种草、发展农业，有的作的还不错，正象澳大利亚援助阿拉善项目那样。其结果反而造成了荒漠化扩大，不得不停止项目。最后得出结论：撒哈拉沙漠南侵的主要原因，是硬性改变了当地居民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治理荒漠化的前提只有把权利全部交还给当地居民。联合国教科文一位前领导人曾讲过：“真正的发展是建立在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还要考虑文化效益、感情和其他，保护和评价自然环境要考虑生态系统各成员的协调。“建议”中埋怨“为什么不宣传阿拉善骆驼对草场植被的破坏最大、最惨重呢？”我反问，为什么不宣传传统的骆驼放牧，保护了阿拉善草场呢？我不知道作为文化、经济、生态研究会，怎么对当地的生态文化经济传统、群众经验、生态学原理如此不顾，又如此憎恶。你们主张把仅剩的3万伟大民族的后代移出故土，断送传统文化，就不怕受到全国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吗？就不怕后人算老帐吗？
阿拉善是块宝地，贵在完整的荒漠生态系统，古老的传统文化，贵在以双峰驼为主的游牧畜牧业，过牧和禁牧两个极端均不利。水是干旱区的命脉，一切靠消耗大量水的事业都将带来更大的生态灾难。大地母亲和劳苦大众养育了我们，背叛他们等于犯罪。阿拉善的发展不能背离荒漠化的生态特点，不能背离传统文化，不能背离广大群众。由于阿拉善的特殊性，不能盲目照搬和效仿其他地区，特点就是优势。阿拉善发展的最佳选择来自当地的人民群众，和与群众融为一体的干部。
上述是我的一些看法，可能言辞有过，但还难以掩盖我的担心。希望各级政府会认真吸收教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关于改善自然环境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对自然环境的某些环节和地块下很大工夫，而是建立恢复和完善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融为一体的和谐社会。
此“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由阿拉善盟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阿拉善生态研究会2006年10月10日上报盟委、行署，抄送阿盟人大、阿盟政协、自治区黄河会（生态研究会）、布小林书记、陶健盟长、杨继业副书记（研究会名誉会长）。
我就“建议”中的几个问题提出初步意见，供参考。
一、 阿拉善地区生态定位
“建议”指出：“阿盟的特殊性在于其恶劣的生态环境上，这是阿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制约因素”。
这种提法显然与民众的眼光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区别。请听听这些地名：阿拉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巴音浩特。当地牧民对家乡的环境从不用‘恶劣’一词，最多用的是赛汉（美好）、白音（富裕）。已被破坏的草场也不用‘退化’，而是‘过累的草场’、‘受虐待的草场’。还有歌曲‘神圣的巴丹吉林’、‘辽阔富饶的阿拉善’、‘土尔扈特家乡’等。
阿拉善位于内蒙古西部，是亚非荒漠区最东部，最丰富、最有特点的地区，西鄂尔多斯-东阿拉善是一块古老陆地。亚洲干旱区第三纪遗植物避难所，对于亚洲干旱区植物区系和生态系统的形成起关键作用。贺兰山是我国少有的南北向山脉。我国北方生物种类最丰富、特性最强的山地之一。主峰为内蒙古第一高峰，是沟通华北、我国西北、青藏高原的桥梁，是生物区系、文化交流的通道和跳板，其垂直分布层次分明，类型多样，生态效益、文化内含意义重大。西鄂尔多斯-东阿拉善是我国种子植物特有属多变中心之一，我国生物多样性、特有性最北部的中心。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中，位于北半球的只有中国，可见西鄂尔多斯-东阿拉善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地位。内蒙古对全球生物多样性贡献最大的地区，西鄂尔多斯-东阿拉善无疑排在第一位。
沙漠和荒漠并非荒凉，阿拉善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匈奴、鲜卑、突厥、党项、汉族、蒙古族等，都曾在阿拉善舞台上有过精彩演出。是亚洲双峰驼的主要产区。干旱区山地、荒漠、沙漠、盐湖盆、河流等生态系统都比较发达。干旱、富饶、丰富和特有，阿拉善是块宝地。而沙漠是干旱区的地下水库、文化的摇篮，正如歌曲中所唱的是：干渴中的清泉、金色的摇篮。我们为有世界上最高大雄伟的巴丹吉林沙漠而自豪。我们的祖先把长生天的名字献给沙漠，这就是‘腾格里’沙漠。为了这片土地，先辈们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我实在难以理解：“建议”的作者对自己家乡为什么如此反感。
二、 对阿盟环境质量的总体评价
“建议”中说：“全盟沙化面积占总面积的80%以上，三大沙漠又趋连成一片之势”。
“阿拉善沙漠成为沙尘暴的重要源头之一”。“建议”中强调对全盟生态环境有一个
“客观、科学、实事求是的评价，才能保持清醒，作出正确决策，更加有效地实施《转移发展》战略”。
全盟沙化面积占总土地面积80%以上，缺乏确实的科学依据，沙化与自然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沙漠不能混为一谈。荒漠化与地带性的荒漠植被也有本质区别。自然生成的沙漠比地带性的荒漠反而有不少优势，沙漠里面有很多绿洲，适合放牧骆驼和本地羊，而不适于农耕。对沙漠的偏见反映了小农意识。当然现有的沙漠也不需要人为扩大面积。地带性的荒漠植被是捍卫阿盟自然环境的主角，是大自然经过千万年演化，最后的也是最佳选择，是不可替代的，与荒漠化的土地根本不同。阿拉善近些年来有土地荒漠化的发生，但不象“建议”上和某些媒体说得那样严重。阿盟从整体讲上并不过牧。按禁牧前200万头只牲畜，除去三分之一舍饲的，合每个羊单位200亩草场，按5万牧民，每人合5千多亩草场，若按目前的3万，每人8千多亩，不大可能形成过牧，过牧的草场主要在阿左旗东部，那里有不少外来人。在一般情况下，有少部分退化草场也不足为怪，甚至是必要的，不可能都整齐一致。“三大沙漠又趋连成一片”，我们且不讨论三大沙漠有无自然勾通，据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提供的权威资料，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沙漠总体上变化不大，不象很多媒体讲的。全国沙漠和沙地总面积808860平方公里，扩大面积12840平方公里，缩小面积422平方公里，活化面积24460平方公里，逆转面积42280平方公里，扩大了12418平方公里，但向固定方向发展了17828平方公里，而大部分729280平方公里无明显变化。巴丹吉林和乌兰布和沙漠扩大和缩小面积都为零。腾格里沙漠扩大面积47平方公里，缩小面积1平方公里，而逆转面积1570平方公里，大大高于活化面积的600平方公里。“建议”中提到的好转例子科尔沁沙地恰恰相反，扩，大了7252平方公里。因此说阿盟的沙漠和荒漠总体上变化不大，远不如锡林郭勒中西部。而阿盟变化最显著的是近期人为造成的，如上游截流引起黑河湿地消失，现在又为保居延海，把古老的黑河彻底改造成了人工水渠。再就是阿左旗东部的过牧和盲目发展的绿洲开发区。
沙尘暴的源头并不在阿拉善的几大沙漠。沙漠的沙子颗粒粗，吹不到天上。荒漠戈壁地硬、质粗，细土早就被刮完了，确实的沙尘源区主要是被破坏的黑河湿地，还有干湖盆、东部过牧和农业开发区。与放骆驼没多大关系。我怀疑“建议”的作者背离了自己强调的“客观、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
三、 对待传统的态度
“建议”中说：“解放思想，破除传统、陈旧观念的束缚，树立全新的生态理念。。。。。。采取与众不同的特殊对策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构建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此推进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它（指传统畜牧业）对大自然的巨大破坏及其后果是难以估计的。草原畜牧业原本就属于原始、落后、靠天养畜的脆弱的经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落后的发展模式。。。。。。阿盟经济发展的最大包袱，并不是沙漠、戈壁，而是散落在27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20万人口和200万头只牲畜”。“破除‘守土有责’‘放牧为主’的传统守旧观念”。。。
总之，“建议”的作者除了对阿拉善的大地老天爷狠之入骨外，对祖宗的传统、人民和牲畜也充满仇恨。我真不知道作者为什么憎恨家乡的一切，对阿拉善敌对到这种程度，要是我们祖先的传统真的象作者们说的那样，或者一部分那样，阿拉善早就不存在了，哪还能养育20万人民和200万头只牲畜、以及万千生物、还有那些吃饱了狠祖宗、骂娘的少数人；哪还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英雄的史诗、丰富的经验、与大自然和谐的理念。原始落后的草原畜牧业，不正是世界最大帝国的支柱吗？不正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游牧文化的载体吗？阿拉善环境退化只是近些年之事，正是背离了传统文化的后果。作者把20万人和200万头牲畜当成最大的包袱，我真不相信此种言论出自二十一世纪，我佩服“建议”的作者真实、大胆地暴露。在阿盟20万人口中，15万在左旗，一半以上集中在城镇。在比英国本土还大的广大土地上生活的人口中，只有3-5万牧民，就是这点牧民，成了最大的包袱了吗？还要彻底迁走吗？这样的言论符合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吗？符合起码的人道吗？阿拉善的发展不靠他们靠谁？
照“建议”的作者们的意愿，把阿拉善的自然环境全改变，因为它太恶劣，把这里的传统全抛弃，因为它原始落后，把这里的人民、牲畜全迁出或杀掉，以为他们是最大的包袱，这样阿拉善才能发展。
四、 前进还是倒退，是建设还是破坏
“建议”中说：“把剩余的3万牧区人口全部转移到农区（绿洲）、工业园区和城镇区。。。。。。过渡到现代化的集约型舍饲和半舍饲。。。。。。实现全盟休牧。。。。。。是对中国乃至世界防治荒漠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一大贡献”。“无数事实证明，面对荒漠化的残酷现实，自然恢复的力量是强大的和无限的”。“山羊圈养不成问题”，“为什么不宣传阿拉善骆驼对草场植被的破坏最大、最惨呢？”“对于骆驼。。。。。。象牛、马一样可以舍饲”。“下工夫建设好生态农业区”。“本意见专讲生态问题”。
这就是“建议”中要求盟委做的一切。把牧民都集中起来变成农民，把骆驼杀掉或变成猪，进行舍饲，过渡到现代化、集约化。为了防治疫病，欧洲先进国家如德国，又从牛圈中把牛放出来，甚至连猪都改为放牧，说是放‘幸福猪’。我们圈养的羊如何呢？首先没了吃百样草加上运动的羊肉味道，也就失去了特色和优势。圈养的山羊老长蹄子不上膘，即使放出来也不会走长路了。不受孕，怀上胎的难产，产下的羔子成活率低，要是如此何必养羊，就养猪算了。把草场围起来恢复是全靠自然力吗？不是，是把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有蹄类排除在外，是比过牧还甚的人为干扰。过牧仍然是开放的生态系统，各成员都在。过牧和禁牧走了两个极端，对草场都不利，在适度的情况下，牲畜对牧草是有利的，也是必须的。阿盟荒漠围了短短几年，发现梭梭还不如外面的好，老鼠大量繁殖。对于草场的评价不能只看植被，要看生态系统各成员包括牲畜、动植物和牧民的协调。
转移后的牧民真的富起来了吗？90年代中期阿左旗板滩井转移的牧民大部分已返回原乡。塔木泰尹布尔向乱井滩搬迁的牧民80户，其中蒙古族全部返回。对牧民进行的无记名测试中，98份答案，对禁牧满意的4人，基本满意23人，不满意68人，占69.39%，对搬迁转移政策满意的3人，基本满意的19人，不满意的69人，占70%。测试中牧民喜欢干的工作，放牧占90%，最能干的工作放牧占95%。向农业开发区转移的牧民没有一户是成功的，成了生态难民。近年来在政府门外上访静坐的人群，成了阿盟的一道风景。这就是破除传统树立全新的生态理念，就是与众不同的特殊政策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再看阿拉善绿洲农业开发区是怎样维持的，如查汉滩绿洲，最佳的高效节水农业，澳大利亚援助项目，最佳方案是亩产700公斤玉米。用1000公斤深层地下水，换来1。8公斤玉米，这样的产出在河北省可以全靠或基本靠天然降水就可以取得。为了得到这点收成，造成地下水污染，20年来地下水位下降了6。1米，已危及到远距离的吉兰泰盐池，假如产出的不是玉米，是黄金豆，还可考虑，用这些玉米再喂舍饲的羊，那一斤羊肉，用多少水才能换来！我们的地下水就这样不值钱吗？我们就一点也不为阿拉善的未来、我们的子孙们着想吗？
这仅剩的3万牧民中，有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代，土尔扈特蒙古族从伏尔加河回归祖国，曾付出惨重的民族牺牲，是蒙古史中最悲壮的一幕，当时满清把一部分安排在甘肃从事农业，他们不愿丢弃自己固有的游牧传统，满清政府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安排在额吉纳，可是这个饱经苦难的民族的后代，在21世纪，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又被人说三道四，不得不又一次即将全部离开先辈们奋斗来的天然草场，从事祖辈不情愿的农业。
阿拉善的优势是什么？是天然的荒漠生态系统，是古老的传统和文化，是勇敢智慧的人民。阿拉善最缺的是什么？是水，最适合的事业是什么？是以骆驼为主的游牧畜牧业，最不适合的是什么？是灌溉农业。“建议”的作者们打着黄河、文化、生态的旗号，不知“建议”体现了多少文化、又有多少生态。
五、 什么是阿拉善的最佳选择
在蒙古高原干旱区，发展所谓集约化农牧业、舍饲，这类事情不知重复过多少遍了，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独特的举措，反而是陈腐的甚至是倒退的，是被历史证明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同类事情也曾发生在非洲，联合国为改善北非居民的生活，重点投资项目，也不外日我们现在所做的，定居、舍饲、品种改良、种树种草、发展农业，有的作的还不错，正象澳大利亚援助阿拉善项目那样。其结果反而造成了荒漠化扩大，不得不停止项目。最后得出结论：撒哈拉沙漠南侵的主要原因，是硬性改变了当地居民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治理荒漠化的前提只有把权利全部交还给当地居民。联合国教科文一位前领导人曾讲过：“真正的发展是建立在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还要考虑文化效益、感情和其他，保护和评价自然环境要考虑生态系统各成员的协调。“建议”中埋怨“为什么不宣传阿拉善骆驼对草场植被的破坏最大、最惨重呢？”我反问，为什么不宣传传统的骆驼放牧，保护了阿拉善草场呢？我不知道作为文化、经济、生态研究会，怎么对当地的生态文化经济传统、群众经验、生态学原理如此不顾，又如此憎恶。你们主张把仅剩的3万伟大民族的后代移出故土，断送传统文化，就不怕受到全国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吗？就不怕后人算老帐吗？
阿拉善是块宝地，贵在完整的荒漠生态系统，古老的传统文化，贵在以双峰驼为主的游牧畜牧业，过牧和禁牧两个极端均不利。水是干旱区的命脉，一切靠消耗大量水的事业都将带来更大的生态灾难。大地母亲和劳苦大众养育了我们，背叛他们等于犯罪。阿拉善的发展不能背离荒漠化的生态特点，不能背离传统文化，不能背离广大群众。由于阿拉善的特殊性，不能盲目照搬和效仿其他地区，特点就是优势。阿拉善发展的最佳选择来自当地的人民群众，和与群众融为一体的干部。
上述是我的一些看法，可能言辞有过，但还难以掩盖我的担心。希望各级政府会认真吸收教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关于改善自然环境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对自然环境的某些环节和地块下很大工夫，而是建立恢复和完善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融为一体的和谐社会。
鄂尔多斯历史渊源--成吉思汗陵迁移史
蒙古语“鄂尔多斯”（Ordos），意即“宫殿群落”或“金帐部落”。此称谓与元朝皇室封地的命名和成吉思汗灵寝的安置有关。但正式称谓大概出现在明代前期。
1368年元廷北迁以后的蒙古政权（统称“北元”，一直和明朝并存）仍占据着东起贝加尔湖、兴安岭山麓，西到天山，北至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抵长城的大片领土，并与西面的蒙兀儿斯坦、中亚的帖木儿帝国等保持着血缘性的密切联系。而鄂尔多斯作为一个蒙古部落统称，就是在15世纪80年代左右（编者估计，有待进一步考证），由北元蒙古铁腕满都海夫人和巴图蒙克达延汗所命名的，作为蒙古右翼三个万户之一。当时鄂尔多斯万户在全蒙古的地位可谓显著，其疆域不仅包括鄂尔多斯高原，还包括贺兰山以西、甘肃河西走廊以北的广大地区。在有明一代，鄂尔多斯万户有些鄂托克（类似千户的领属组织）的驻牧地涵盖了萨拉乌苏河流域，向南延到了明长城脚下，今榆林一线，并于16世纪中叶用武力强迫明朝将延绥、宁夏等地开为定期互市（同期主要还有大同和宣府等地之明蒙互市开放）。
后来，鄂尔多斯诸部在数百年间，直到不久以前，一直以“伊克昭盟”统而称之。“伊克”为蒙古语，汉译为“大”，“昭”系藏语的译音，指供奉释迎牟尼佛像的佛殿。“伊克昭”即“大佛殿”的意思，它是鄂尔多斯著名寺院王爱召内的佛庙。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将鄂尔多斯部分成6个旗(后又增为7个)组成盟，各旗的行政长官（扎萨克）会盟在达拉特旗的大庙王爱召，“伊克昭盟”由此形成。
公元188年，南匈奴摆脱东汉管辖，鄂尔多斯被北方匈奴、乌桓、鲜卑、羌等少数民族开为游牧区。
1225年秋，成吉思汗从土拉河行宫亲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背文弃约”的附属国西夏。是年冬，大约就在西鄂尔多斯今阿尔赛宫附近，成吉思汗围猎野马时不幸坠马受伤。1226年秋，西夏主力在黄河边与蒙古军相遇，遭受重创。1227年夏，在西夏古国随即灭亡的同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病情突然恶化，魂归鄂尔多斯。由此，蒙古大汗国各个部落的部分精英们就留在了鄂尔多斯地区，并成为长期原样留存蒙古宫廷文化基因的特殊群体。
1271年，元朝将鄂尔多斯乌审旗、鄂托克旗西部、杭锦旗南部、伊金霍洛旗南部、东胜市一带设为皇室封地（察汗脑儿）。
大元朝，鄂尔多斯地区被元朝太傅、中书左丞相、河南王扩部帖木尔（元末大将，重兵在握，到了无人可替的地步）所领有。鄂尔多斯部及其他北元势力作为蒙古右翼万户相继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明王朝多次派大军进攻。但始终未能如愿。后明朝只好在陕北修筑长城，加设边关了事。
由于历史原因，有关明代即北元蒙古时期的鄂尔多斯历史一直鲜为人知，所以在此稍微展开说说。
1532年，鄂尔多斯衮必里克济农（“济农”是大汗副职，相当于大汗全权代表）率领右翼军队和其弟阿勒坦汗从鄂尔多斯出发，于次年将在今青海省境内驻防的伊布拉（卫拉特部人。由于达延汗废除太师制度，引起蒙古卫拉特部伊布拉等人的强烈不满，并在鄂尔多斯发动了武装叛乱，遭达延汗镇压，率领部众逃往安定卫一带。遭受进攻，另一方面还有宗教等其他因素）军队征服，将其部众安置到贺兰山以西驻牧。1534年，衮必里克济农和阿勒坦汗再次率10万骑兵西征，最终将盘踞于今青海境内三角城的卜儿孩征服。
衮必里克济农逝世后，1546年鄂尔多斯首领们曾邀请博迪阿拉克大汗统帅他们西征。但有关这次西征具体史料，目前尚缺。1571年右翼首领和明朝达成和平协议以后，鄂尔多斯万户的诸首领布延达喇等率领数千骑兵向西挺进。他们在嘉峪关外经过短时间的休养驻牧后，他们以蒙古骑兵特有的优良素质，风驰电掣般地沿天山山脉来到托克摩克（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境内，10至12世纪时期，葱岭西回鹘人所建立的喀喇汗汗国初期的统治中心）附近。然后，由赛音达喇青巴图尔率领骑兵至锡尔河，攻打哈萨克的阿克萨尔汗。布尔赛彻辰岱青等人率领部分骑兵驻扎托克摩克附近，防止哈萨克人截断其归路。赛音达喇青巴图尔在锡尔河大战哈萨克人。阿克萨尔汗遭到突然进攻，在未及组织有力反击时，其秋盖夫人已被赛音达喇青巴图尔掳获。当鄂尔多斯军队胜利撤退，返回托克摩克时，阿克萨尔汗率领10万哈萨克军队追击而来。赛音达喇青巴图尔和布尔赛彻辰岱青、鄂勒哲伊勒都齐等人组织军队迎战。结果，阿克萨尔汗击败鄂尔多斯军队。这时，土默特万户的火落赤闻讯赶来援战，结果身负重伤。赛音达喇青巴图尔阵亡。布尔赛彻辰岱青和鄂勒哲伊勒都齐等人分路率兵撤退。在阿克萨尔汗的10万大军追击下，伤亡极其惨重，只带领少数侍卫历尽艰险冲杀而出，逃回嘉峪关外驻牧休整。
1573年，鄂尔多斯万户的大队人马在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率领下直奔锡尔河，攻打哈萨克人。当时，阿克萨尔汗率领10万哈萨克军队驻守在托克摩克。于是，双方的激战就在托克摩克附近的额锡勒塔卜地方进行。鄂尔多斯首领带着强烈的雪耻欲望投入战斗。他们奋不顾身，英勇拼杀。但他们一则因寡不敌众，再则因经历长途跋涉，远来疲惫，最终未能取胜。这是一次异常激烈残酷的战争，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战场上“积尸如山”（《蒙古源流笺证》卷六）。彻辰洪台吉等鄂尔多斯首领被阿克萨尔汗打败，损兵折将达数千人之多。彻辰洪台吉率剩余军队撤回到巴儿思阔(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当时，诺延达喇济农之子布延巴图尔洪台吉正在和卫拉特部作战。彻辰洪台吉遂将辎重留于巴儿思阔，率军队至札勒满汗山后攻打巴噶图特部。巴噶图特部北退。布延巴图尔洪台吉在哈尔该山(即阿尔泰山)前征服了奈曼明安辉特部，俘获了其首领额邑勒贝。不久，额邑勒贝逃跑，带领辉特部军队前来攻打布延巴图尔。在额尔齐斯河一带，辉特人打败鄂尔多斯军队。额邑勒贝杀死了布延巴图尔洪台吉。彻辰洪台吉率领少部分军队返回鄂尔多斯。其余军队仍留驻在嘉峪关以西。
后来，鄂尔多斯万户在甘肃、青海等地的活动，一般都和右翼其他大首领，特别是阿勒坦汗及其继承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
1634年，和后金大军一直转战周旋的蒙古林丹汗（驻帐察哈尔部的蒙古大汗，因奉藏传红教而与多数黄教派蒙古首领凝聚力大减，以至最后几乎落得孤军转战，令人惋惜！）在鄂尔多斯大西北（今宁夏）的大草滩病故。翌年，皇太极令多尔衮等领兵1万前往鄂尔多斯寻找林丹汗之子额哲，后在黄河北岸终于找到额哲，并得到元裔传国宝玺。皇太极继而广布继承蒙古大统思想，封额哲为亲王，并将皇女嫁之，设都统和副都统统治察哈尔左右翼。1636年三月，漠南蒙古十六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盛京（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此意味着鄂尔多斯等所有中东部蒙古各方从此顺附于清王朝（同年皇太极在盛京即位，改国号为“清”）。
1649年，清朝将蒙古鄂尔多斯部落分为：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左翼前旗、左翼后旗、右翼中旗、右翼前旗、右翼后旗；后增设鄂尔多斯右翼前未旗，共7个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朝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东部被开垦的地区设东胜厅。
1858年始，直到1911，在伊克昭盟乌审旗等地连续爆发了旨在减轻牧民负担和保护牧地禁止放垦的“独贵龙”运动，并取得了一次次的成效。尤其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革命武装起义影响重大。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布：“清廷对待蒙古头行的种种政策继续生效”，故当时的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仍设7旗1厅。
1937年，日本企图攫取成吉思汗陵，进而号令蒙古民众归附之。在几次“和平诱导”政策失效后，1938年3月，日伪军对伊盟地区组织了一次进攻，鉴于形势紧迫，伊盟盟长沙格都尔扎布（沙王）议成陵西迁之事，等战乱平息再迁回原地。蒙旗独立旅旅长白海风率部保卫成陵。
1938年6月21日,成吉思汗灵柩到达延安。中共在延安十里铺搭设灵堂，延安各界2万余人在公路两侧迎候成陵，并举行盛大祭典。6月25日,灵柩抵达西安,西安各界20万人在鼓楼礼堂举行公祭。1939年夏，成陵终于被隆重地迁移到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安放在东山大佛殿（1949年夏，当中共军队来到马步芳所控制的甘肃，近榆中县时，马步芳将成吉思汗“灵柩”等物挪至青海塔尔寺。1954年4月，成陵顺利回迁鄂尔多斯伊金霍洛）。
1943年3月26日，在盟长兼保安长官沙王的支持下，伊盟又爆发了举国震惊的抗垦武装起义（史称伊盟“三二六事变”），通过较大范围的流血冲突，阻止了国民党驻军总司令陈长捷擅自扩大垦区（陈当初以解决军粮为由，曾请示蒋介石5万顷，蒋表示先试垦5千顷，而陈不顾各方反对依然扩到2万顷土地，并且把蒙古人视为圣地的成陵周围也划入垦区）的蛮横行径，并迫使重庆政府接受沙王的各项要求，将陈长捷撤职并撤销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部，宣布暂缓开垦和征粮征畜。
中共建国后，伊盟于1950年组建了伪行政政权，各旗县下辖所谓的区、乡、行政村和自然村。1958年10月，将当时的50个乡、23个苏木、5个乡级镇改为“人民公社”，其时伊盟共下辖7旗、l县、78个人民公社。1984年，伊盟将人民公社改为乡、苏木，大队改为村、嘎查。
2001年9月，中共在伊克昭盟撤盟建市，城里所谓的鄂尔多斯市，但是鄂尔多斯为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地级市。2005年，中共又把乡或苏木多数合并为所谓的“镇”；同年底鄂尔多斯全市常住人口为149.5万人，其中蒙古族16.9万人，其他民族0.58万人。自然增长率为5.8‰。
1368年元廷北迁以后的蒙古政权（统称“北元”，一直和明朝并存）仍占据着东起贝加尔湖、兴安岭山麓，西到天山，北至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抵长城的大片领土，并与西面的蒙兀儿斯坦、中亚的帖木儿帝国等保持着血缘性的密切联系。而鄂尔多斯作为一个蒙古部落统称，就是在15世纪80年代左右（编者估计，有待进一步考证），由北元蒙古铁腕满都海夫人和巴图蒙克达延汗所命名的，作为蒙古右翼三个万户之一。当时鄂尔多斯万户在全蒙古的地位可谓显著，其疆域不仅包括鄂尔多斯高原，还包括贺兰山以西、甘肃河西走廊以北的广大地区。在有明一代，鄂尔多斯万户有些鄂托克（类似千户的领属组织）的驻牧地涵盖了萨拉乌苏河流域，向南延到了明长城脚下，今榆林一线，并于16世纪中叶用武力强迫明朝将延绥、宁夏等地开为定期互市（同期主要还有大同和宣府等地之明蒙互市开放）。
后来，鄂尔多斯诸部在数百年间，直到不久以前，一直以“伊克昭盟”统而称之。“伊克”为蒙古语，汉译为“大”，“昭”系藏语的译音，指供奉释迎牟尼佛像的佛殿。“伊克昭”即“大佛殿”的意思，它是鄂尔多斯著名寺院王爱召内的佛庙。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将鄂尔多斯部分成6个旗(后又增为7个)组成盟，各旗的行政长官（扎萨克）会盟在达拉特旗的大庙王爱召，“伊克昭盟”由此形成。
公元188年，南匈奴摆脱东汉管辖，鄂尔多斯被北方匈奴、乌桓、鲜卑、羌等少数民族开为游牧区。
1225年秋，成吉思汗从土拉河行宫亲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背文弃约”的附属国西夏。是年冬，大约就在西鄂尔多斯今阿尔赛宫附近，成吉思汗围猎野马时不幸坠马受伤。1226年秋，西夏主力在黄河边与蒙古军相遇，遭受重创。1227年夏，在西夏古国随即灭亡的同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病情突然恶化，魂归鄂尔多斯。由此，蒙古大汗国各个部落的部分精英们就留在了鄂尔多斯地区，并成为长期原样留存蒙古宫廷文化基因的特殊群体。
1271年，元朝将鄂尔多斯乌审旗、鄂托克旗西部、杭锦旗南部、伊金霍洛旗南部、东胜市一带设为皇室封地（察汗脑儿）。
大元朝，鄂尔多斯地区被元朝太傅、中书左丞相、河南王扩部帖木尔（元末大将，重兵在握，到了无人可替的地步）所领有。鄂尔多斯部及其他北元势力作为蒙古右翼万户相继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明王朝多次派大军进攻。但始终未能如愿。后明朝只好在陕北修筑长城，加设边关了事。
由于历史原因，有关明代即北元蒙古时期的鄂尔多斯历史一直鲜为人知，所以在此稍微展开说说。
1532年，鄂尔多斯衮必里克济农（“济农”是大汗副职，相当于大汗全权代表）率领右翼军队和其弟阿勒坦汗从鄂尔多斯出发，于次年将在今青海省境内驻防的伊布拉（卫拉特部人。由于达延汗废除太师制度，引起蒙古卫拉特部伊布拉等人的强烈不满，并在鄂尔多斯发动了武装叛乱，遭达延汗镇压，率领部众逃往安定卫一带。遭受进攻，另一方面还有宗教等其他因素）军队征服，将其部众安置到贺兰山以西驻牧。1534年，衮必里克济农和阿勒坦汗再次率10万骑兵西征，最终将盘踞于今青海境内三角城的卜儿孩征服。
衮必里克济农逝世后，1546年鄂尔多斯首领们曾邀请博迪阿拉克大汗统帅他们西征。但有关这次西征具体史料，目前尚缺。1571年右翼首领和明朝达成和平协议以后，鄂尔多斯万户的诸首领布延达喇等率领数千骑兵向西挺进。他们在嘉峪关外经过短时间的休养驻牧后，他们以蒙古骑兵特有的优良素质，风驰电掣般地沿天山山脉来到托克摩克（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境内，10至12世纪时期，葱岭西回鹘人所建立的喀喇汗汗国初期的统治中心）附近。然后，由赛音达喇青巴图尔率领骑兵至锡尔河，攻打哈萨克的阿克萨尔汗。布尔赛彻辰岱青等人率领部分骑兵驻扎托克摩克附近，防止哈萨克人截断其归路。赛音达喇青巴图尔在锡尔河大战哈萨克人。阿克萨尔汗遭到突然进攻，在未及组织有力反击时，其秋盖夫人已被赛音达喇青巴图尔掳获。当鄂尔多斯军队胜利撤退，返回托克摩克时，阿克萨尔汗率领10万哈萨克军队追击而来。赛音达喇青巴图尔和布尔赛彻辰岱青、鄂勒哲伊勒都齐等人组织军队迎战。结果，阿克萨尔汗击败鄂尔多斯军队。这时，土默特万户的火落赤闻讯赶来援战，结果身负重伤。赛音达喇青巴图尔阵亡。布尔赛彻辰岱青和鄂勒哲伊勒都齐等人分路率兵撤退。在阿克萨尔汗的10万大军追击下，伤亡极其惨重，只带领少数侍卫历尽艰险冲杀而出，逃回嘉峪关外驻牧休整。
1573年，鄂尔多斯万户的大队人马在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率领下直奔锡尔河，攻打哈萨克人。当时，阿克萨尔汗率领10万哈萨克军队驻守在托克摩克。于是，双方的激战就在托克摩克附近的额锡勒塔卜地方进行。鄂尔多斯首领带着强烈的雪耻欲望投入战斗。他们奋不顾身，英勇拼杀。但他们一则因寡不敌众，再则因经历长途跋涉，远来疲惫，最终未能取胜。这是一次异常激烈残酷的战争，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战场上“积尸如山”（《蒙古源流笺证》卷六）。彻辰洪台吉等鄂尔多斯首领被阿克萨尔汗打败，损兵折将达数千人之多。彻辰洪台吉率剩余军队撤回到巴儿思阔(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当时，诺延达喇济农之子布延巴图尔洪台吉正在和卫拉特部作战。彻辰洪台吉遂将辎重留于巴儿思阔，率军队至札勒满汗山后攻打巴噶图特部。巴噶图特部北退。布延巴图尔洪台吉在哈尔该山(即阿尔泰山)前征服了奈曼明安辉特部，俘获了其首领额邑勒贝。不久，额邑勒贝逃跑，带领辉特部军队前来攻打布延巴图尔。在额尔齐斯河一带，辉特人打败鄂尔多斯军队。额邑勒贝杀死了布延巴图尔洪台吉。彻辰洪台吉率领少部分军队返回鄂尔多斯。其余军队仍留驻在嘉峪关以西。
后来，鄂尔多斯万户在甘肃、青海等地的活动，一般都和右翼其他大首领，特别是阿勒坦汗及其继承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
1634年，和后金大军一直转战周旋的蒙古林丹汗（驻帐察哈尔部的蒙古大汗，因奉藏传红教而与多数黄教派蒙古首领凝聚力大减，以至最后几乎落得孤军转战，令人惋惜！）在鄂尔多斯大西北（今宁夏）的大草滩病故。翌年，皇太极令多尔衮等领兵1万前往鄂尔多斯寻找林丹汗之子额哲，后在黄河北岸终于找到额哲，并得到元裔传国宝玺。皇太极继而广布继承蒙古大统思想，封额哲为亲王，并将皇女嫁之，设都统和副都统统治察哈尔左右翼。1636年三月，漠南蒙古十六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盛京（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此意味着鄂尔多斯等所有中东部蒙古各方从此顺附于清王朝（同年皇太极在盛京即位，改国号为“清”）。
1649年，清朝将蒙古鄂尔多斯部落分为：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左翼前旗、左翼后旗、右翼中旗、右翼前旗、右翼后旗；后增设鄂尔多斯右翼前未旗，共7个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朝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东部被开垦的地区设东胜厅。
1858年始，直到1911，在伊克昭盟乌审旗等地连续爆发了旨在减轻牧民负担和保护牧地禁止放垦的“独贵龙”运动，并取得了一次次的成效。尤其席尼喇嘛领导的“独贵龙”革命武装起义影响重大。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布：“清廷对待蒙古头行的种种政策继续生效”，故当时的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仍设7旗1厅。
1937年，日本企图攫取成吉思汗陵，进而号令蒙古民众归附之。在几次“和平诱导”政策失效后，1938年3月，日伪军对伊盟地区组织了一次进攻，鉴于形势紧迫，伊盟盟长沙格都尔扎布（沙王）议成陵西迁之事，等战乱平息再迁回原地。蒙旗独立旅旅长白海风率部保卫成陵。
1938年6月21日,成吉思汗灵柩到达延安。中共在延安十里铺搭设灵堂，延安各界2万余人在公路两侧迎候成陵，并举行盛大祭典。6月25日,灵柩抵达西安,西安各界20万人在鼓楼礼堂举行公祭。1939年夏，成陵终于被隆重地迁移到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安放在东山大佛殿（1949年夏，当中共军队来到马步芳所控制的甘肃，近榆中县时，马步芳将成吉思汗“灵柩”等物挪至青海塔尔寺。1954年4月，成陵顺利回迁鄂尔多斯伊金霍洛）。
1943年3月26日，在盟长兼保安长官沙王的支持下，伊盟又爆发了举国震惊的抗垦武装起义（史称伊盟“三二六事变”），通过较大范围的流血冲突，阻止了国民党驻军总司令陈长捷擅自扩大垦区（陈当初以解决军粮为由，曾请示蒋介石5万顷，蒋表示先试垦5千顷，而陈不顾各方反对依然扩到2万顷土地，并且把蒙古人视为圣地的成陵周围也划入垦区）的蛮横行径，并迫使重庆政府接受沙王的各项要求，将陈长捷撤职并撤销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部，宣布暂缓开垦和征粮征畜。
中共建国后，伊盟于1950年组建了伪行政政权，各旗县下辖所谓的区、乡、行政村和自然村。1958年10月，将当时的50个乡、23个苏木、5个乡级镇改为“人民公社”，其时伊盟共下辖7旗、l县、78个人民公社。1984年，伊盟将人民公社改为乡、苏木，大队改为村、嘎查。
2001年9月，中共在伊克昭盟撤盟建市，城里所谓的鄂尔多斯市，但是鄂尔多斯为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地级市。2005年，中共又把乡或苏木多数合并为所谓的“镇”；同年底鄂尔多斯全市常住人口为149.5万人，其中蒙古族16.9万人，其他民族0.58万人。自然增长率为5.8‰。
世界蒙古人
全世界蒙古族人约为1000万人。
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人口为581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在所谓“少数民族”人口里排名第六。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中国东北三省、新疆、河北、青海，其余散布于河南、四川、贵州、北京和云南等地。
蒙古国的总人口大约有280万人（2006年7月统计265万人，）。
俄罗斯有大约90万蒙古人。有在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约40万人）、鄂温克族（在俄国被认为是蒙古人的一支）（约3万人在俄国）、卫拉特人（含卡尔梅克人17万和杜尔伯特人（Drbed））。
另外，分布在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哈扎拉族人（近四百万人）蒙古人，还有与中亚其他民族的半蒙古人混血后代。
其中云南有1.3万人，聚居在通海县新蒙乡，分中村、下村、白阁、交椅湾和陶家嘴5个自然村，是元朝初年随忽必烈征战遗留在云南的蒙古族后裔。通海蒙古族从祖国西北大草原来到云南高原的通海杞麓湖畔、凤山脚下，已有740多年的历史。700多年来，与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凭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把杞麓湖之滨、凤凰山之麓建设成了鱼米之乡。
畜牧业和游牧经济是蒙古族人民长期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经济。此外，还从事加工业、农业和工业。现以农耕为主。蒙古族善于歌舞，民歌分长短调两种。主要乐器是马头琴。喜爱摔跤运动。蒙古包和勒勒车是他们游牧生活的伴侣。
语言文字：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有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利亚特.科尔沁四种方言。现在通用的文字是十三世纪初用回鹘字母创制，14世纪初，经蒙古学者却吉·斡斯尔对原有文字进行改革，成为至今通用范化的蒙古文。云南的蒙古族会彝语，其蒙古语与北方的蒙古语大致可相通。
用蒙古语言文字的新闻出版、广播、戏剧、电影事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蒙古秘史》等典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著名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饮膳正要》被列为对世界文明贡献卓著的重要医学发明成果之一。
中国境内的南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954年6月23日）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954年7月13日）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1954年9月10日）
甘肃省北蒙古族自治县（1950年7月29日）
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1954年10月16日）
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1956年9月1日）
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1956年12月5日）
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1958年4月1日）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58年4月7日）
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人口为581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在所谓“少数民族”人口里排名第六。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中国东北三省、新疆、河北、青海，其余散布于河南、四川、贵州、北京和云南等地。
蒙古国的总人口大约有280万人（2006年7月统计265万人，）。
俄罗斯有大约90万蒙古人。有在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约40万人）、鄂温克族（在俄国被认为是蒙古人的一支）（约3万人在俄国）、卫拉特人（含卡尔梅克人17万和杜尔伯特人（Drbed））。
另外，分布在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哈扎拉族人（近四百万人）蒙古人，还有与中亚其他民族的半蒙古人混血后代。
其中云南有1.3万人，聚居在通海县新蒙乡，分中村、下村、白阁、交椅湾和陶家嘴5个自然村，是元朝初年随忽必烈征战遗留在云南的蒙古族后裔。通海蒙古族从祖国西北大草原来到云南高原的通海杞麓湖畔、凤山脚下，已有740多年的历史。700多年来，与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凭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把杞麓湖之滨、凤凰山之麓建设成了鱼米之乡。
畜牧业和游牧经济是蒙古族人民长期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经济。此外，还从事加工业、农业和工业。现以农耕为主。蒙古族善于歌舞，民歌分长短调两种。主要乐器是马头琴。喜爱摔跤运动。蒙古包和勒勒车是他们游牧生活的伴侣。
语言文字：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有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利亚特.科尔沁四种方言。现在通用的文字是十三世纪初用回鹘字母创制，14世纪初，经蒙古学者却吉·斡斯尔对原有文字进行改革，成为至今通用范化的蒙古文。云南的蒙古族会彝语，其蒙古语与北方的蒙古语大致可相通。
用蒙古语言文字的新闻出版、广播、戏剧、电影事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蒙古秘史》等典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著名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饮膳正要》被列为对世界文明贡献卓著的重要医学发明成果之一。
中国境内的南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954年6月23日）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954年7月13日）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1954年9月10日）
甘肃省北蒙古族自治县（1950年7月29日）
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1954年10月16日）
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1956年9月1日）
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1956年12月5日）
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1958年4月1日）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58年4月7日）
卫拉特蒙古人的迁徙及其社会文化
学术界普遍认为，引起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一是社会内部的变化，即内部原因；二是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如迁徙、与其他民族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笔者曾借用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区位空间”，从卫拉特蒙古人的“地域区位”（即由于迁徙和牧地扩展而形成的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人的地理分布活动区域和位置）、 “人文区位”（即历史•上伴随卫拉特自身群体发展而形成的文化认同过程）两个方面，试图将卫拉特蒙古文化放置在其发生发展的整个环境中，观察它的产生、发展、变异的过程。我们看到，卫拉特蒙古“地域区位”与“人文区位”的变迁，导致了卫拉特蒙古社会文化变迁，卫拉特蒙古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与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人口迁移行为具有紧密的联系。卫拉特蒙古人在其迁徙过程中，受到了自然条件与其自身社会过程的影响，造就了其文化特征和社会属性。不言而喻，卫拉特蒙古的人口迁移是与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同时开始的。卫拉特蒙古历史上的人口迁移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就其大规模、长距离并居留在异国他乡的历史性的人口移动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说，卫拉特蒙古人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同时也可以说具有国际移民的性质。以下，对此予以进一步阐释。
一、卫拉特先民斡亦刺惕的迁徙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1207年成吉思汗收服“森林部落”之时，卫拉特先祖斡亦刺惕人居住在失黑失惕地方。斡亦刺惕部在归附成吉思汗大致十年之后，就开始了其迁徙的历程。由于忽都合别乞的功绩，斡亦刺惕部众随从忽都合别乞向西北迁徙，进人了秃马惕故地，活动于八河流域。成吉思汗对居住在八河流域的诸多森林部落采取了分封制。“ 人数众多，并分成许多分支，各自有某种名称，总称为秃绵（万）斡亦刺惕。”由于忽都合别乞的功勋，以忽都合别乞为首领，成吉思汗让斡亦刺惕在原牧地住牧，各部重新组合为四个千户。千户制的推行虽然取消了原有的分支，废弃了原有的名称，但仍然是原有氏族人聚居，并受到原来氏族首领“别乞”的直接管辖。在这种情况下，千户制的推行实际上促进了斡亦刺惕人的整体意识的形成。与此同时，斡亦刺惕逐渐走出森林，经济生活逐渐从森林部落经济生活过渡到草原游牧经济生活。这使斡亦刺惕更加贴近了蒙•元时期的蒙古人的文化生活。蒙•元时期，促进了斡亦刺惕与周边诸族如汉、乞儿吉斯、畏兀儿等人的联系。从中原地区迁去的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涌人斡亦刺惕居住地区，将斡亦刺惕人迁移到中原和其他地区。蒙古汗廷和元室对斡亦刺惕贵族封官赐爵。这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措施，改变了斡亦刺惕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容和性质。另一方面，斡亦刺惕贵族与蒙•元皇室之间的世袭联姻，使斡亦刺惕贵族成为蒙•元统治集团的成员，提高了斡亦刺惕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加强了斡亦刺惕社会制度的变化与文化认同感，这体现在斡亦刺惕成为元朝的臣民、北方森林地带的代言人上。斡亦刺惕人感受到自己是蒙古汗国内自成体系的组成部分。
我们看到，斡亦刺惕人归附成吉思汗，迁出了“森林中百姓”的环境，而当时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已经基本步人早期封建社会。正因为如此，引发了斡亦刺惕自身多方面的发展，斡亦刺惕社会文化出现了第一次跳跃发展，融人了早期封建社会。
随后，斡亦刺惕贵族和部众大致被离散成三部分：一部分在元廷供职和参加元朝的军队；一部分由于参加阿里不哥和海都等宗王之乱，散居于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流；还有一部分则早在1253年随旭烈兀远徙波斯一带。留居本土的斡亦刺惕人，逐渐从叶尼塞河上游向南部草原地带发展，有的向坤桂、扎布汗河流迁徙，有的越过阿尔泰山，游牧于哈喇额尔齐斯河一带。在这个时期，斡亦刺惕人军事型迁徙导致的文化涵化，呈现了斡亦刺惕人的伊斯兰化与突厥化的重大社会文化变迁。虽然斡亦刺惕早先就已经与突厥系部落穆斯林有联系，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斡亦刺惕人实质性地接触信仰伊斯兰教，实际上是与当时斡亦刺惕人从军而发生的地缘上的变动有着密切关联。在蒙哥汗时期，不花贴木儿率领斡亦刺惕军，跟随旭烈兀远徙波斯一带。至合赞汗时，由于发生塔儿海叛乱事件，有些斡亦刺惕部众投奔叙利亚。之后因这些人的宗教信仰与当地伊斯兰教相悖，首领被杀，部众被迁徙至叙利亚沿海，死亡甚多。叙利亚人养其子，娶其女，战士被分配于诸军，后皆成为穆斯林。在阿里不哥和海都军队里也有诸多斡亦刺惕人，组织了“斡亦刺惕军”，而且3000斡亦刺惕军均溃败。海都反叛忽必烈时，也有许多斡亦刺惕军参加。随着阿里不哥和海都的败退，从军的斡亦刺惕部众，逐渐散居到伊儿汗国及察合台汗国乃至钦察汗国、巾占木儿汗国，并随着这些汗国的伊斯兰化大都变成了穆斯林。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不排除出于联姻、贸易等不同原因的迁徙者散居四汗国的事实。在元朝直接统治下的安西王阿难答和“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其中也难免有从军的斡亦刺惕人。由此，成吉思汗时正宗的斡亦刺惕人，大部分融合于异族而被突厥化或同化，部分后裔销声匿迹，直至明初。
二、卫拉特蒙古人的西迁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元末明初，瓦刺部群繁衍，势力渐强，人数增至四万户以上。卫拉特蒙古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由此进人了支系分化与文化调适、整合的时期。其长期迁徙分合的历史演进，导致其移居中国西北地区，呈现了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元势力退居塞北后，大漠东西蒙古分成三个部分：东蒙古、瓦刺（明代卫拉特蒙古人）和兀良哈三卫。明初，脱欢统一瓦刺（当时瓦刺分为分别以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首的三个部分）。脱欢之子也先时期，瓦刺势力达到全盛，在经济、商贸方面得以迅速发展，经济形态逐渐由半猎半牧向畜牧业为主的草原游牧经济过渡，随之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住房逐渐从用白桦树皮搭建的棚屋向以毛毡为壁的帐幕包房过渡，衣食住行无一不取于牲畜身上。宗教信仰方面进一步分化，藏传佛教依然盛行，部分部众信仰伊斯兰教。脱欢、也先父子时期，他们皆非常重视藏传佛教，不仅允许喇嘛在瓦刺地区主持宗教仪式，还派遣喇嘛作为瓦刺的使臣往返于瓦刺与明廷之间，仿效元、明朝廷，以藏传佛教喇嘛为国师。虽然如此，这时的藏传佛教仍然没有广泛深入到瓦刺民间部众中，并没有给萨满教的存在带来太大的威胁。同时，有些部众伊斯兰化或突厥化的现象显而易见。瓦刺部众中有一部分伊斯兰信徒，则是人所共知的。明代史籍把这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瓦刺人称为瓦刺回回。在瓦刺上层人物中广泛流传着伊斯兰教，他们当中不仅有皈依伊斯兰教者，也难免强行推广于其部众之中。
也先之后，东西蒙古分离，瓦刺迫于东蒙古的压力，逐步向西迁移。瓦刺诸部“各有分地”，“部自为长”，“分牧而居”。明末清初，各部经过发展、变化、战争与迁徙，并融合与吸收了周围突厥语系及东蒙古诸族的成分，最后归并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以及附牧于土尔扈特的辉特部。卫拉特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政治势力强大起来，发展成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等汗国。天山北路由准噶尔部统辖。其首领巴图尔洪台吉召集东西蒙古王公会议制定了《卫拉特法典》，并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准噶尔社会经济的措施，抵抗外辱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在之后的执政者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居民人口增长，并拥有了辽阔的牧场，进人了全盛时期。和硕特部在固始汗的率领下迁居青海后，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和硕特汗廷。据载，青海和硕特有21旗，其他部落8旗，共29旗，“按户口之多寡，以百五十户为一佐领，共佐领一百［十］四个半。”由此，青海至今成为卫拉特蒙古聚居区之一。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土尔扈特部联合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远徙到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
不言而喻，在卫拉特蒙古人从西迁至建立三汗国的发展过程中，卫拉特蒙古地区在经济贸易、宗教信仰、社会组织、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发生了空前的社会文化变迁。卫拉特蒙古人西迁后，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其本身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使其采取了系列措施，主要是卫拉特联盟建立丘尔干制度，加强丘尔干的作用和大力提倡藏传佛教。尤其重要的是土尔扈特的西迁与和硕特的南下，是经过协商的有组织的行动，是为了更妥善地解决他们面临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措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在噶班沙拉勃的《四卫拉特史》和佚名的《和鄂尔勒克史》中，都提到土龙年和鄂尔勒克率众西迁时，曾通知丘尔干并得到丘尔干的同意。
1640年通过丘尔干制定了《卫拉特法典》，这对卫拉特各部落之间加强团结，巩固内部封建秩序，共同抵御外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推进了卫拉特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在卫拉特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婚姻家庭、道德规范等领域被长期有效地实施，对卫拉特蒙古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据托忒文文献，虽然藏传佛教早已渗透在卫拉特社会中，但在1616年，丘尔干上卫拉特诺颜们共同商议决定引进藏传佛教，并有卫拉特法规的肯定与保护，藏传佛教在卫拉特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此，大批卫拉特王公子弟皈依藏传佛教，后来涌现出了两个著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咱雅班第达和阿比达（内济陀音）。
咱雅班第达于1648年创制了托忒蒙古文。托忒蒙古文的创制本身是卫拉特蒙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革新，它又对卫拉特蒙古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咱雅班第达使用托忒蒙古文翻译了一百七十余种用藏文撰写的宗教历史、天文历算、医学的著作等；卫拉特蒙古人也用其记载了诸多文献资料。同时，由于土尔扈特的西迁与和硕特的南下，准噶尔具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诸如巴图尔珲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几代精英人物的大力提倡与推广下有了相当规模的农牧业封建领主经济，并与清朝政府、俄国建立了经贸交往，手工业、冶金业、呢绒纺织业和兵器制造等比较发达的行业被引人卫拉特地区。土尔扈特西迁与和硕特南下等部众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又使族群语言产生了相应的流动，促使卫拉特蒙古方言土语生成和发展，更是为卫拉特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中叶以后，国内卫拉特蒙古人地理分布大致形成了现在的居住于西北地区的格局。卫拉特蒙古人在国内的大规模迁徙至此结束。此后虽有零星局部的迁移（如肃北蒙古人），但基本上据此分布，形成了当今卫拉特蒙古人分布区域—青海、新疆、内蒙古阿拉善、甘肃肃北之内。在传承卫拉特蒙古本体文化的基础上，卫拉特蒙古人与当地各族人民相安而处，他们的生活、文化息息相关，最终形成了“藏化”、“汉化”、“满化”、“西域民族特色化”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三、卫拉特蒙古支系的跨国迁徙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在国外，俄国十月革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卫拉特蒙古人以生存型移民身份，跨居美国、法国、瑞典、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哈萨克斯斯坦等国家。这些卫拉特蒙古支系的跨国迁移导致了卫拉特蒙古后裔的多国归属现象，呈现了社会文化上同源异流的发展态势。
17世纪初，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土尔扈特部联合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汗国在和鄂尔勒克祖孙三代时创业，在阿玉奇汗时兴盛发展到鼎盛时期，人丁兴旺。后于1771年，土尔扈特人在握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等人的带领下回归故里，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土尔扈特蒙古人万里迢迢回归祖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右岸余留下来的主要是和硕特人和杜尔伯特人，他们未能像左岸以土尔扈特人为主的同胞那样迁离伏尔加河。这部分卫拉特蒙古人就是如今跨居俄罗斯的“卡尔梅克人”的前身。
卡尔梅克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俄国政府在卡尔梅克地区推行俄语和俄文教育，卡尔梅克人青年一代开始学习使用俄语和俄文，逐步丢弃原有的生活习俗，尤其是宗教信仰的变迁最为剧烈。由于俄国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土尔扈特汗国内部出现内江情况，一部分卡尔梅克人迁徙居住到俄国城镇去，改信了东正教。随着卡尔梅克人接受东正教洗礼而迁居城镇，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卡尔梅克人与俄国人通婚并使用俄国人的名字，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等现象多了起来。卡尔梅克人开始从游牧经济领域进入俄国渔业经济领域，从事渔业工种。这些变化在《敦罗布喇什补充法规》中有相当多的反映，法规特别重视了宗教与民族教育方面的规定。作为《卫拉特法典》的补充，它的制定本身也说明了卡尔梅克人中发生了社会文化变迁的事实。
在1918-1920年俄国革命爆发的内战中，那些继续滞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卡尔梅克人出于其时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原因，其人员、财物和牲畜等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逃离其时的“苏联”，取道土耳其，分散到法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1944年秋天到1945年春，这些难民又逃往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在德国东部和北部的卡尔梅克人便已逃往到了美军占领区。1945年2月至4月，一个相当成功的协作计划，使成百名卡尔梅克人从欧洲各国聚集到了豪琴佛的一个难民营。在这里，来自上述国家的20年代的老流亡者及其子孙同1944年从苏联来的新流亡者第一次相汇合。在随后的七年当中，这些卡尔梅克战争难民被迫住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其他地方的难民营。他们曾试图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于巴拉圭和埃塞俄比亚的努力，都由于1940年美国颁布的种族法案而失败，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非白种人。1951年7月，由于里德•菜米列夫妇上诉案的判例，当时的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裁决卡尔梅克人可以成为美国人，终于结束了这些卡尔梅克人在欧洲的历程。从1951年由联邦德国到美国的卡尔梅克人算起，在之后的15年中，不断有卡尔梅克人从联邦德国、比利时和法国迁入美国。
卡尔梅克人在美国一落脚，就紧密地居住一方以防分散。费城原本聚集的居民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地理上的分散，但留在新泽西赫威尔镇的大部分人则至今继续紧密地居住在一起。随着卡尔梅克人中大学生和受过职业训练的人数量不断增加，其地域上的流动导致了新的散居现象。在随后的10年到15年间，有一部分人在洛衫矶、圣弗兰西斯克、华盛顿特区、纽约和芝加哥等地及其附近安家落户。他们分成三个团体，一个在费城，两个在新泽西。这反映了卡尔梅克人古老部落和地域划分的情况。他们定居美国后，尽可能地抵制外族文化的渗人并保持民族文化传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卡尔梅克人中有了诸多受高等教育者，在文化经济方面得到明显提高。但文化上的被涵化和丧失现象日趋明显，尤其是生长于美国的新一代卡尔梅克人，从生活方式、语言、思想观念、婚姻家庭等方面融人了美国社会与文化中。为了抵制和转变这种局面，1954 -1956年，费城的卡尔梅克文化保护社团首先为学龄儿童建立了卡尔梅克语学校。1974-1976年，在新泽西的赫布伦斯维克和赫威尔镇以及费城，也分别建立了这样的学校。有些学校由卡尔梅克蒙古研究会主办和管理，并且于1955年、1958年、1970年和1971年相继落成了卡尔梅克佛教堂四座。 1977年1月22日，又落成了卡尔梅克—西藏佛教建筑综合体的新的佛教堂。1984年12月，费城的卡尔梅克人也建成了自己的佛教堂。农历的三个主要宗教节日（新年、春节、灵光节）之际，卡尔梅克人都在这些佛教堂举行庆祝活动。显然，卡尔梅克文化保护社团及卡尔梅克蒙古研究会，以社团的形式推动新一代卡尔梅克人民族认同的过程。
在以上难民迁人美国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卡尔梅克人自动联络，聚集到法国巴黎定居，至今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裕，文化素质较高。有一部分老人、妇女、儿童逃避战争而到北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集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现今生活在瑞典。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之后他们的亲友也陆续迁人瑞典。知识分子占总人数的二分之一，文化素质较高。除了美国、法国、瑞典以外，居住在其他国家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的部分卡尔梅克人也在第一次大战后，聚居一处生活，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另外，随着原科布多地区政局的变化，科布多地区被划归蒙古人民共和国，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卫拉特蒙古部众遂成为跨居今蒙古国的居民了。
四、结语
纵观卫拉特蒙古人的迁徙历程，我们看到，卫拉特蒙古人经历了长距离、长时间的迁徙旅程，成为政治型移民、军事型移民、生存型移民，生息于祖国西北地区并跨居国外。迁徙作为重要因素之一促使卫拉特蒙古人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中，形成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和价值观念，也就是其文化过程造就了其多元文化形态与国际跨文化特征，并推进了卫拉特蒙古人的社会进程，使其社会组织、阶级分化、社会分层、权力结构和国家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呈现了卫拉特蒙古后裔的多国归属现象，产生了在不同国度、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同源异流发展态势，造就了其社会属性。卫拉特蒙古人历经蒙•元及明、清朝代，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支系分化。
我们根据有关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在卫拉特蒙古人的长期迁徙分合的历史演进中，卫拉特蒙古的发展过程“自成吉思汗将居住在八河流域的斡亦刺惕部众分为四个千户。这是四卫拉特名称的起源。这个四千户，即早期四卫拉特。从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对外战争开始，经过阿里不哥和海都的三十年战争以及北元时期的长期内讧而发生多次演变才组成了联盟。这个联盟经历了大四卫拉特、卫拉特汗国、小四卫拉特等三个阶段。”并由于其跨国迁徙而形成了支系跨国异流发展。可以说，后来的卫拉特蒙古人已经不是纯粹的所谓早期斡亦刺惕人了。通过与不同族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自身具有的民族性与其所属国家社会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卫拉特蒙古人含纳了不同族群成分，社会文化得到了调适和整合，变成了一个极具文化整合力的群体。显然，卫拉特蒙古人的移民及其认同，对其社会文化变迁的发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是：“人是文化变迁的中介，一切文化的变迁都必须经过人的传达才能得以实现。”“尽管人的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文化的变迁，但人类文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强制性地或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况下引起文化的变迁。……但不否认人的主动性，即人们的认同对于文化变迁的影响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
我们从卫拉特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中，不难看出，在卫拉特蒙古人迁移的不同时期，出现了诸多卫拉特精英群体，促进了卫拉特蒙古人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与对新文化因素的选择、认同与重构。不言而喻，不同时期的卫拉特蒙古移民的认同是多元的、多层次的认同，包括对自己群体文化的认同和对异群体文化的认同，可分为国家归属感、故里认同、族群或支系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笔者认为，就卫拉特蒙古人的社会文化变迁而言，上述各种认同，皆可以归结于文化认同体现的民族性。如，卫拉特蒙古人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系的认同，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发生“土尔扈特蒙古人万里迢迢回归祖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卫拉特蒙古支系依据古老部落和地域划分、居住国外的不同社区等情况，说明卫拉特蒙古移民的认同是复杂的。他们的认同，是借助自然传播形式（节日、传说、婚姻等）、认同教育形式（民族文化学校教育、法规约束等）与社团推动形式（佛教堂、卡尔梅克文化保护社团及卡尔梅克蒙古研究会）来完成的。
因而，若要进一步深人研究卫拉特蒙古人的社会文化变迁，应关注、研究其民族迁徙史，从移民与文化认同视角进行历史人类学的考察与再阐释，应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卫拉特先民斡亦刺惕的迁徙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1207年成吉思汗收服“森林部落”之时，卫拉特先祖斡亦刺惕人居住在失黑失惕地方。斡亦刺惕部在归附成吉思汗大致十年之后，就开始了其迁徙的历程。由于忽都合别乞的功绩，斡亦刺惕部众随从忽都合别乞向西北迁徙，进人了秃马惕故地，活动于八河流域。成吉思汗对居住在八河流域的诸多森林部落采取了分封制。“ 人数众多，并分成许多分支，各自有某种名称，总称为秃绵（万）斡亦刺惕。”由于忽都合别乞的功勋，以忽都合别乞为首领，成吉思汗让斡亦刺惕在原牧地住牧，各部重新组合为四个千户。千户制的推行虽然取消了原有的分支，废弃了原有的名称，但仍然是原有氏族人聚居，并受到原来氏族首领“别乞”的直接管辖。在这种情况下，千户制的推行实际上促进了斡亦刺惕人的整体意识的形成。与此同时，斡亦刺惕逐渐走出森林，经济生活逐渐从森林部落经济生活过渡到草原游牧经济生活。这使斡亦刺惕更加贴近了蒙•元时期的蒙古人的文化生活。蒙•元时期，促进了斡亦刺惕与周边诸族如汉、乞儿吉斯、畏兀儿等人的联系。从中原地区迁去的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涌人斡亦刺惕居住地区，将斡亦刺惕人迁移到中原和其他地区。蒙古汗廷和元室对斡亦刺惕贵族封官赐爵。这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措施，改变了斡亦刺惕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容和性质。另一方面，斡亦刺惕贵族与蒙•元皇室之间的世袭联姻，使斡亦刺惕贵族成为蒙•元统治集团的成员，提高了斡亦刺惕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加强了斡亦刺惕社会制度的变化与文化认同感，这体现在斡亦刺惕成为元朝的臣民、北方森林地带的代言人上。斡亦刺惕人感受到自己是蒙古汗国内自成体系的组成部分。
我们看到，斡亦刺惕人归附成吉思汗，迁出了“森林中百姓”的环境，而当时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已经基本步人早期封建社会。正因为如此，引发了斡亦刺惕自身多方面的发展，斡亦刺惕社会文化出现了第一次跳跃发展，融人了早期封建社会。
随后，斡亦刺惕贵族和部众大致被离散成三部分：一部分在元廷供职和参加元朝的军队；一部分由于参加阿里不哥和海都等宗王之乱，散居于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流；还有一部分则早在1253年随旭烈兀远徙波斯一带。留居本土的斡亦刺惕人，逐渐从叶尼塞河上游向南部草原地带发展，有的向坤桂、扎布汗河流迁徙，有的越过阿尔泰山，游牧于哈喇额尔齐斯河一带。在这个时期，斡亦刺惕人军事型迁徙导致的文化涵化，呈现了斡亦刺惕人的伊斯兰化与突厥化的重大社会文化变迁。虽然斡亦刺惕早先就已经与突厥系部落穆斯林有联系，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斡亦刺惕人实质性地接触信仰伊斯兰教，实际上是与当时斡亦刺惕人从军而发生的地缘上的变动有着密切关联。在蒙哥汗时期，不花贴木儿率领斡亦刺惕军，跟随旭烈兀远徙波斯一带。至合赞汗时，由于发生塔儿海叛乱事件，有些斡亦刺惕部众投奔叙利亚。之后因这些人的宗教信仰与当地伊斯兰教相悖，首领被杀，部众被迁徙至叙利亚沿海，死亡甚多。叙利亚人养其子，娶其女，战士被分配于诸军，后皆成为穆斯林。在阿里不哥和海都军队里也有诸多斡亦刺惕人，组织了“斡亦刺惕军”，而且3000斡亦刺惕军均溃败。海都反叛忽必烈时，也有许多斡亦刺惕军参加。随着阿里不哥和海都的败退，从军的斡亦刺惕部众，逐渐散居到伊儿汗国及察合台汗国乃至钦察汗国、巾占木儿汗国，并随着这些汗国的伊斯兰化大都变成了穆斯林。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不排除出于联姻、贸易等不同原因的迁徙者散居四汗国的事实。在元朝直接统治下的安西王阿难答和“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其中也难免有从军的斡亦刺惕人。由此，成吉思汗时正宗的斡亦刺惕人，大部分融合于异族而被突厥化或同化，部分后裔销声匿迹，直至明初。
二、卫拉特蒙古人的西迁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元末明初，瓦刺部群繁衍，势力渐强，人数增至四万户以上。卫拉特蒙古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由此进人了支系分化与文化调适、整合的时期。其长期迁徙分合的历史演进，导致其移居中国西北地区，呈现了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元势力退居塞北后，大漠东西蒙古分成三个部分：东蒙古、瓦刺（明代卫拉特蒙古人）和兀良哈三卫。明初，脱欢统一瓦刺（当时瓦刺分为分别以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首的三个部分）。脱欢之子也先时期，瓦刺势力达到全盛，在经济、商贸方面得以迅速发展，经济形态逐渐由半猎半牧向畜牧业为主的草原游牧经济过渡，随之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住房逐渐从用白桦树皮搭建的棚屋向以毛毡为壁的帐幕包房过渡，衣食住行无一不取于牲畜身上。宗教信仰方面进一步分化，藏传佛教依然盛行，部分部众信仰伊斯兰教。脱欢、也先父子时期，他们皆非常重视藏传佛教，不仅允许喇嘛在瓦刺地区主持宗教仪式，还派遣喇嘛作为瓦刺的使臣往返于瓦刺与明廷之间，仿效元、明朝廷，以藏传佛教喇嘛为国师。虽然如此，这时的藏传佛教仍然没有广泛深入到瓦刺民间部众中，并没有给萨满教的存在带来太大的威胁。同时，有些部众伊斯兰化或突厥化的现象显而易见。瓦刺部众中有一部分伊斯兰信徒，则是人所共知的。明代史籍把这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瓦刺人称为瓦刺回回。在瓦刺上层人物中广泛流传着伊斯兰教，他们当中不仅有皈依伊斯兰教者，也难免强行推广于其部众之中。
也先之后，东西蒙古分离，瓦刺迫于东蒙古的压力，逐步向西迁移。瓦刺诸部“各有分地”，“部自为长”，“分牧而居”。明末清初，各部经过发展、变化、战争与迁徙，并融合与吸收了周围突厥语系及东蒙古诸族的成分，最后归并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以及附牧于土尔扈特的辉特部。卫拉特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政治势力强大起来，发展成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等汗国。天山北路由准噶尔部统辖。其首领巴图尔洪台吉召集东西蒙古王公会议制定了《卫拉特法典》，并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准噶尔社会经济的措施，抵抗外辱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在之后的执政者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居民人口增长，并拥有了辽阔的牧场，进人了全盛时期。和硕特部在固始汗的率领下迁居青海后，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和硕特汗廷。据载，青海和硕特有21旗，其他部落8旗，共29旗，“按户口之多寡，以百五十户为一佐领，共佐领一百［十］四个半。”由此，青海至今成为卫拉特蒙古聚居区之一。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土尔扈特部联合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远徙到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
不言而喻，在卫拉特蒙古人从西迁至建立三汗国的发展过程中，卫拉特蒙古地区在经济贸易、宗教信仰、社会组织、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发生了空前的社会文化变迁。卫拉特蒙古人西迁后，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其本身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使其采取了系列措施，主要是卫拉特联盟建立丘尔干制度，加强丘尔干的作用和大力提倡藏传佛教。尤其重要的是土尔扈特的西迁与和硕特的南下，是经过协商的有组织的行动，是为了更妥善地解决他们面临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措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在噶班沙拉勃的《四卫拉特史》和佚名的《和鄂尔勒克史》中，都提到土龙年和鄂尔勒克率众西迁时，曾通知丘尔干并得到丘尔干的同意。
1640年通过丘尔干制定了《卫拉特法典》，这对卫拉特各部落之间加强团结，巩固内部封建秩序，共同抵御外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推进了卫拉特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在卫拉特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婚姻家庭、道德规范等领域被长期有效地实施，对卫拉特蒙古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据托忒文文献，虽然藏传佛教早已渗透在卫拉特社会中，但在1616年，丘尔干上卫拉特诺颜们共同商议决定引进藏传佛教，并有卫拉特法规的肯定与保护，藏传佛教在卫拉特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此，大批卫拉特王公子弟皈依藏传佛教，后来涌现出了两个著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咱雅班第达和阿比达（内济陀音）。
咱雅班第达于1648年创制了托忒蒙古文。托忒蒙古文的创制本身是卫拉特蒙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革新，它又对卫拉特蒙古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咱雅班第达使用托忒蒙古文翻译了一百七十余种用藏文撰写的宗教历史、天文历算、医学的著作等；卫拉特蒙古人也用其记载了诸多文献资料。同时，由于土尔扈特的西迁与和硕特的南下，准噶尔具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诸如巴图尔珲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几代精英人物的大力提倡与推广下有了相当规模的农牧业封建领主经济，并与清朝政府、俄国建立了经贸交往，手工业、冶金业、呢绒纺织业和兵器制造等比较发达的行业被引人卫拉特地区。土尔扈特西迁与和硕特南下等部众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又使族群语言产生了相应的流动，促使卫拉特蒙古方言土语生成和发展，更是为卫拉特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中叶以后，国内卫拉特蒙古人地理分布大致形成了现在的居住于西北地区的格局。卫拉特蒙古人在国内的大规模迁徙至此结束。此后虽有零星局部的迁移（如肃北蒙古人），但基本上据此分布，形成了当今卫拉特蒙古人分布区域—青海、新疆、内蒙古阿拉善、甘肃肃北之内。在传承卫拉特蒙古本体文化的基础上，卫拉特蒙古人与当地各族人民相安而处，他们的生活、文化息息相关，最终形成了“藏化”、“汉化”、“满化”、“西域民族特色化”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三、卫拉特蒙古支系的跨国迁徙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在国外，俄国十月革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卫拉特蒙古人以生存型移民身份，跨居美国、法国、瑞典、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哈萨克斯斯坦等国家。这些卫拉特蒙古支系的跨国迁移导致了卫拉特蒙古后裔的多国归属现象，呈现了社会文化上同源异流的发展态势。
17世纪初，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土尔扈特部联合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汗国在和鄂尔勒克祖孙三代时创业，在阿玉奇汗时兴盛发展到鼎盛时期，人丁兴旺。后于1771年，土尔扈特人在握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等人的带领下回归故里，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土尔扈特蒙古人万里迢迢回归祖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右岸余留下来的主要是和硕特人和杜尔伯特人，他们未能像左岸以土尔扈特人为主的同胞那样迁离伏尔加河。这部分卫拉特蒙古人就是如今跨居俄罗斯的“卡尔梅克人”的前身。
卡尔梅克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俄国政府在卡尔梅克地区推行俄语和俄文教育，卡尔梅克人青年一代开始学习使用俄语和俄文，逐步丢弃原有的生活习俗，尤其是宗教信仰的变迁最为剧烈。由于俄国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土尔扈特汗国内部出现内江情况，一部分卡尔梅克人迁徙居住到俄国城镇去，改信了东正教。随着卡尔梅克人接受东正教洗礼而迁居城镇，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卡尔梅克人与俄国人通婚并使用俄国人的名字，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等现象多了起来。卡尔梅克人开始从游牧经济领域进入俄国渔业经济领域，从事渔业工种。这些变化在《敦罗布喇什补充法规》中有相当多的反映，法规特别重视了宗教与民族教育方面的规定。作为《卫拉特法典》的补充，它的制定本身也说明了卡尔梅克人中发生了社会文化变迁的事实。
在1918-1920年俄国革命爆发的内战中，那些继续滞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卡尔梅克人出于其时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原因，其人员、财物和牲畜等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逃离其时的“苏联”，取道土耳其，分散到法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1944年秋天到1945年春，这些难民又逃往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在德国东部和北部的卡尔梅克人便已逃往到了美军占领区。1945年2月至4月，一个相当成功的协作计划，使成百名卡尔梅克人从欧洲各国聚集到了豪琴佛的一个难民营。在这里，来自上述国家的20年代的老流亡者及其子孙同1944年从苏联来的新流亡者第一次相汇合。在随后的七年当中，这些卡尔梅克战争难民被迫住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其他地方的难民营。他们曾试图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于巴拉圭和埃塞俄比亚的努力，都由于1940年美国颁布的种族法案而失败，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非白种人。1951年7月，由于里德•菜米列夫妇上诉案的判例，当时的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裁决卡尔梅克人可以成为美国人，终于结束了这些卡尔梅克人在欧洲的历程。从1951年由联邦德国到美国的卡尔梅克人算起，在之后的15年中，不断有卡尔梅克人从联邦德国、比利时和法国迁入美国。
卡尔梅克人在美国一落脚，就紧密地居住一方以防分散。费城原本聚集的居民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地理上的分散，但留在新泽西赫威尔镇的大部分人则至今继续紧密地居住在一起。随着卡尔梅克人中大学生和受过职业训练的人数量不断增加，其地域上的流动导致了新的散居现象。在随后的10年到15年间，有一部分人在洛衫矶、圣弗兰西斯克、华盛顿特区、纽约和芝加哥等地及其附近安家落户。他们分成三个团体，一个在费城，两个在新泽西。这反映了卡尔梅克人古老部落和地域划分的情况。他们定居美国后，尽可能地抵制外族文化的渗人并保持民族文化传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卡尔梅克人中有了诸多受高等教育者，在文化经济方面得到明显提高。但文化上的被涵化和丧失现象日趋明显，尤其是生长于美国的新一代卡尔梅克人，从生活方式、语言、思想观念、婚姻家庭等方面融人了美国社会与文化中。为了抵制和转变这种局面，1954 -1956年，费城的卡尔梅克文化保护社团首先为学龄儿童建立了卡尔梅克语学校。1974-1976年，在新泽西的赫布伦斯维克和赫威尔镇以及费城，也分别建立了这样的学校。有些学校由卡尔梅克蒙古研究会主办和管理，并且于1955年、1958年、1970年和1971年相继落成了卡尔梅克佛教堂四座。 1977年1月22日，又落成了卡尔梅克—西藏佛教建筑综合体的新的佛教堂。1984年12月，费城的卡尔梅克人也建成了自己的佛教堂。农历的三个主要宗教节日（新年、春节、灵光节）之际，卡尔梅克人都在这些佛教堂举行庆祝活动。显然，卡尔梅克文化保护社团及卡尔梅克蒙古研究会，以社团的形式推动新一代卡尔梅克人民族认同的过程。
在以上难民迁人美国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卡尔梅克人自动联络，聚集到法国巴黎定居，至今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裕，文化素质较高。有一部分老人、妇女、儿童逃避战争而到北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集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现今生活在瑞典。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之后他们的亲友也陆续迁人瑞典。知识分子占总人数的二分之一，文化素质较高。除了美国、法国、瑞典以外，居住在其他国家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的部分卡尔梅克人也在第一次大战后，聚居一处生活，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另外，随着原科布多地区政局的变化，科布多地区被划归蒙古人民共和国，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卫拉特蒙古部众遂成为跨居今蒙古国的居民了。
四、结语
纵观卫拉特蒙古人的迁徙历程，我们看到，卫拉特蒙古人经历了长距离、长时间的迁徙旅程，成为政治型移民、军事型移民、生存型移民，生息于祖国西北地区并跨居国外。迁徙作为重要因素之一促使卫拉特蒙古人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中，形成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和价值观念，也就是其文化过程造就了其多元文化形态与国际跨文化特征，并推进了卫拉特蒙古人的社会进程，使其社会组织、阶级分化、社会分层、权力结构和国家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呈现了卫拉特蒙古后裔的多国归属现象，产生了在不同国度、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同源异流发展态势，造就了其社会属性。卫拉特蒙古人历经蒙•元及明、清朝代，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支系分化。
我们根据有关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在卫拉特蒙古人的长期迁徙分合的历史演进中，卫拉特蒙古的发展过程“自成吉思汗将居住在八河流域的斡亦刺惕部众分为四个千户。这是四卫拉特名称的起源。这个四千户，即早期四卫拉特。从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对外战争开始，经过阿里不哥和海都的三十年战争以及北元时期的长期内讧而发生多次演变才组成了联盟。这个联盟经历了大四卫拉特、卫拉特汗国、小四卫拉特等三个阶段。”并由于其跨国迁徙而形成了支系跨国异流发展。可以说，后来的卫拉特蒙古人已经不是纯粹的所谓早期斡亦刺惕人了。通过与不同族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自身具有的民族性与其所属国家社会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卫拉特蒙古人含纳了不同族群成分，社会文化得到了调适和整合，变成了一个极具文化整合力的群体。显然，卫拉特蒙古人的移民及其认同，对其社会文化变迁的发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是：“人是文化变迁的中介，一切文化的变迁都必须经过人的传达才能得以实现。”“尽管人的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文化的变迁，但人类文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强制性地或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况下引起文化的变迁。……但不否认人的主动性，即人们的认同对于文化变迁的影响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
我们从卫拉特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中，不难看出，在卫拉特蒙古人迁移的不同时期，出现了诸多卫拉特精英群体，促进了卫拉特蒙古人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与对新文化因素的选择、认同与重构。不言而喻，不同时期的卫拉特蒙古移民的认同是多元的、多层次的认同，包括对自己群体文化的认同和对异群体文化的认同，可分为国家归属感、故里认同、族群或支系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笔者认为，就卫拉特蒙古人的社会文化变迁而言，上述各种认同，皆可以归结于文化认同体现的民族性。如，卫拉特蒙古人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系的认同，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发生“土尔扈特蒙古人万里迢迢回归祖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卫拉特蒙古支系依据古老部落和地域划分、居住国外的不同社区等情况，说明卫拉特蒙古移民的认同是复杂的。他们的认同，是借助自然传播形式（节日、传说、婚姻等）、认同教育形式（民族文化学校教育、法规约束等）与社团推动形式（佛教堂、卡尔梅克文化保护社团及卡尔梅克蒙古研究会）来完成的。
因而，若要进一步深人研究卫拉特蒙古人的社会文化变迁，应关注、研究其民族迁徙史，从移民与文化认同视角进行历史人类学的考察与再阐释，应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九一三事件” 蒙中交涉始末
九一三事件
1969年9月，中共为了改善同蒙古的关系，任命了时任刚果共和国临时代办的许文益为驻蒙特命全权大使。1971年8月20日，许文益乘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执行使命。
突如其来的飞机失事事件
许到达蒙古后，蒙方很快安排许文益向蒙古大呼拉尔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正当许忙着进行到任拜会活动的时候，蒙古外交部突然于9月14日上午8时来电话通知：副部长额尔敦要在8时30分会见许。在许还未拜会这位副部长之前，他却约见许文益，显然是遇到了不寻常的紧急事情。
许在翻译的陪同下急忙驱车直奔蒙古外交部。额尔敦对促见许文益表示歉意之后随即转入正题说，他受蒙古国政府委托，通知下列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气候不好，但我们仍然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了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解放军某部的，乘员共9人，其中有一个是女的，全部死了……”他接着说：“对中国军用飞机入侵蒙古领土，我代表蒙古政府提出口头抗议，我国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我们将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飞机失事，乘员死亡了，现在天气较暖，尸体是要按某种方式尽快予以掩埋的……”最后他表示：“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要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并希望最近就作出这个解释。”
额尔敦说完后，许表示：“我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情。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是遗憾的。”他以提问的口气问道：“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我可以将此事报告我国政府。”、“请副部长考虑，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许说完后，额尔敦就许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后说：“飞机失事后，只发现9名乘员的尸体。至于乘员尸体处理，我们认为，天气较暖，较长时间保存比较困难。”接着他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许答：“可以这样理解。”
额尔敦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能在近期作出解答的。我祝贺大使同志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相信你会对两国关系的改善作出努力，并作出贡献。祝大使和您全家一切都好。”
启用专线电话
在返回使馆途中，许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
9点30分，许召集使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介绍约见情况。同时指出飞机失事虽是一件严重事件。不久，机要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特急电报大概要4个小时以后才能发出。许心急如焚，但他忽然想到了使馆原设的专线电话。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北京---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高频专线电话。许在外交部时曾用过专线。乌兰巴托---北京也有这种电话，但需经苏蒙军在蒙的高频通讯站接转。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苏中关系恶化，蒙中关系变冷，特别是苏军进驻蒙古、苏中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停止使用这条专线。现遇紧急情况，许终于将专线电话接通，使馆于当日12时20分向中国报告了飞机失事事件。
答复蒙方
当使馆正向上级报告时，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去现场察看。外交工作中，个人权限有限，这样的重大事件，不能随便行动，因告诉蒙方，由于准备不及，请推迟行动。
下午2时以后，蒙方又来电催问。至当日下午6时许，许请示见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
许按时到达额尔敦的办公室。许表示：“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又说：“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指派领事司长陪同我们去现场视察，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作为中国大使决定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我们上午提出的3位同志，再加上我，4人同去。至于什么时间去，请副部长考虑后通知我。”
额尔敦听许说完，抱怨地说：“我还有几个要澄清的问题。早上我和你谈话时，问你是否是正式提出的要求，你说是。因此我按你的正式要求转达了有关部门，要他们为帮助你们采取措施。但是你们说需要作准备工作，并且还要等候政府指示，所以要求明天去。今天早上我就说过乘员的尸体，由于天气较暖，容易腐烂。从失事到现在已有40个小时了，等飞机飞到以后，大概要到60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你方会就此提出更多问题的。”又说：“对您提出的问题，我也澄清一下。你所讲中国飞机可能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可以认为这是你方正式答复吗？”
许：“可以。”
额尔敦又问：“是最后答复吗？”
许答复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我的第一次报告以后给我的指示，即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这是正式的答复，但是我理解这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尔敦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大使同志能否解释一下，那架飞机是从哪里飞向哪里，朝哪个方向飞时迷失方向飞入我国领土的？”
对此，许说：“这个问题，我目前无法答复。”并请求道：“我想知道蒙方是否可以把材料提供给使馆，帮助我们了解飞机失事情况。”
额尔敦说：“除了我早上说的以外，没什么补充的了。我想以后会有进一步通知你的东西。”又说：“我早上曾提出，希望你们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去。现在你作为大使，便有全权去解决飞行员尸体掩埋问题了！你们对9名乘员尸体的掩埋有何意见？”
许问：“蒙方有无可能把尸体火化，我们把骨灰带回去？”
额尔敦表示：“这个问题我想在答复你们明天飞机何时起飞时一起答复吧。据我所知，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的可能性不大，况且蒙古也没有火葬的习惯。在那里火化究竟有无条件，我还要了解，明天再答复你。”
许回到使馆把约见情况报告上级，特别提到蒙古无火葬习惯，如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将来在适当时候再把骨骸送回。
失事现场
9月15日13时30分，蒙方通知，飞机14时起飞去温都尔汗。许同4人赶赴机场，与等候在机旁的蒙古外交部领事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及法律、民航、法医、卫生等专家和记者、电影摄制人员等一同登上了伊尔14飞机。15时飞抵温都尔汗后，他们改乘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前进，于16时多到达飞机失事现场。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苏布拉嘎斯盆地伊德尔默格县北20公里处一块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300米的平坦开阔草地。在蒙方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等人陪同下，许等人从北到南，对现场边边角角都察看了一圈。
这时天色已晚。蒙方向许提出，这里没有火化的习惯，尸体安葬要选择场地。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墓地要选在一个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利。许表示照办。最后选定了一块高地，由蒙方派一班战士挖掘墓穴。孙一先拿来两瓶二锅头酒送给战士们以表一点心意。
许对现场初步印象是：一、蒙方对飞机失事现场基本保持原状，还用白布覆盖着死者的尸体，防止腐烂。蒙方也承认还有些文件及手表等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谈详情；二、据蒙方的分析，飞机失事是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是否还有别的原因，需作进一步研究；三、这架飞机上的毯子标有PIA字样，说明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三叉戟，不是普通客机，而是经过改装的专机。乘坐的是什么人，出行的目的是什么，一点也不了解。下一步如何处理善后事宜，还需斟酌。
一行回到温都尔汗克鲁伦旅馆已是晚上10点多了，洗完脸就到楼下餐厅吃饭。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许很想听听司长的。高陶布说晚饭后一起商量。许想在墓上立一块碑。
高陶布司长说：“让我们商量一下。”
许问：“按蒙古习惯，在墓上放一块失事飞机的残骸可以吧？”
高陶布司长说：“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
许又问：“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理？”
高陶布司长表示：“我们将作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打听飞机出事的情况，桑加说，是飞机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11点30分，蒙方对处理此事抓得很紧，要求在当晚零时25分就开始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桑加上校代表蒙方发言说：“我们已经共同看了现场，双方需要写个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文件分三个部分：一是双方调查现场的纪要；二是卫生组织关于死者检查情况的纪要；三是死者入葬问题的纪要。”并问是用中蒙两种文字来写还是单用蒙文来写？许表示同意，写三个“纪要”，至于文字可以蒙文为主，加中文译文。接着桑加上校就三个文件的内容谈了蒙方的设想。高陶布司长提出文件的签字问题，许答可用换文方式。高陶布即说现在就起草文件，4点半交草稿给你们。这时许也提出交还死者遗物和文件问题，一直谈到凌晨3时。
9月16日，天气晴朗。许利用光照好的条件，再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并拍照片，作为物证，送回中国研究鉴定。10时许，在蒙方人员陪同下，来到现场。蒙方士兵抬来9口白茬棺材，放于尸体旁边。大家对每具尸体从南往北编成1至9号，并从不同角度照完相后入殓。正在下葬时，高陶布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对许说，按蒙古的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由于汽车没在尸体入殓前赶到，是否可以把红、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同意，并感谢蒙古朋友们的诚意。9具棺木放入墓穴后，许和高陶布、桑加先执铲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利用战士填土时间，继续昨晚的商谈，于是就在大轿车上讨论起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纪要主要是说：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标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于1971年9月13日夜间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于同夜2时在肯特省伊德尔默格县苏布拉根享迪降落失事的“三叉戟1E”型飞机旁边9人遗体，何时在何地安葬，双方参加人员名单。
对蒙方草拟的纪要，中方不愿意同意。但考虑当时不宜进行争论，所以许表示，这个文件是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写得简单些，只写“中国飞机失事遇难的9人埋在XX地方”就行了。接着许把话题转到在死者墓上竖立标志的问题。
这时坟已堆好，商谈即告结束。按蒙古习俗，坟上应放死者生前喜欢的物品。
高陶布问：“从飞机上拿一个东西放上，不写字，不要太大的，可以吗？”
许说：可以。
“军”、“民”之争的谈判
葬完死者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点多了。蒙方晚上10点将《飞机失事现场调查纪要》交来。纪要中尽管不像额尔敦副部长那样把我机说成是“侵犯”或“入侵”，而改用“进入”两字，但蒙古方面仍强调“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
当文件翻译出来时，已是17日凌晨1点多了。经双方同意，商谈于17日凌晨4时25分在旅馆举行。许诚恳地对《现场调查纪要》提了建议。
9月17日10时15分继续商谈。由桑加上校答复许大使提出的修改建议，基本上是逐条驳回。例如他说：“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这样写。”对大使提议写进有“民航”字样的机翼，他认为如果这样写，纪要就得把所有东西都写进去。高陶布随即宣布休会。
17日下午3时20分双方继续举行商谈。蒙方看到关于飞机失事的纪要没有可能达成协议，便采取舍难求易的办法，转而讨论关于安葬遇难人员的纪要。高陶布说：“关于大使今天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报告上级。现接中央通知，希望尽快把工作结束，今天一起回去，走前须把关于安葬死者的文件完成好。”许表示同意，不反对蒙方说有军事人员，但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要写就把两种人都写上去。
桑加接着说，原稿序言中“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三叉戟1E’飞机”，可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型飞机”，但9人遗体仍须写军事人员。
许说：因256 号是中国民航飞机，应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国民航”；二因9人遗体有非军事人员应写明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
桑加抢着说，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架民航飞机。
高陶布接着强调，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提到中国民航，而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证件，至于你们说那个妇女不是军人，因为军人不穿白皮鞋，但也无证据证明那皮鞋一定是那个妇女的。
许说：现场有一个驾驶员穿的是皮夹克，而不是军装……
高陶布打断许的话说，他里面穿着军装。
桑加提高了声音：“我们有各方面的证据，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说：“如果你们有材料证明，请拿出来，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
桑加拿现场的机载文件和枪支作例，说明死者都是军人。
气氛紧张。高陶布提议休会5分钟。
复会后，高陶布说：我们尊重中方的意见，把稿子改了一下。桑加接着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飞机”的中间加上“军人驾驶的”几个字，对9人遗体没再提军事人员，仅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许看蒙古方面不过是把“军事人员”四字，从原稿9人遗体之前移到256号飞机之前，仍不同意写中国民航，争论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提议回到乌兰巴托再谈。但蒙方急欲在当地完成。
高陶布说：“为尊重死者，应当有个文件。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我们自己在上面签字。”
桑加补充说，欢迎中国同志在场，但注明中方拒绝签字。
高陶布果断地说，我们单方面签字，结束这一工作。会谈不欢而散。
蒙方人员从现场回来后，好几天没有反应。9月22日下午3时半，蒙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拉达勒紧急约见许，说他受政府委托，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这架飞机越境侵入蒙古领土一事作出正式解释。
策伦拉达勒说：“为了使我们之间不发生什么不适宜的情况，因此要求你们在9月25日前，用书面形式给以正式解释。”
9月25日，许约见策伦拉达勒，催问蒙方对我23日所提要求的答复。他称还未得到政府指示，并说今天已是25日，中国政府还未就失事飞机一事给予书面正式答复，对此表示遗憾，并进一步提出，希望中方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也提供蒙方。
9月29日下午3时半，策伦拉达勒又约见许文益说，失事飞机在当地引起了各种传说，所以蒙古政府决定发表消息，以说明真相，同时对中国政府迄今就飞机坠毁事件未对蒙方作出书面解释表示遗憾。
当日下午5时，蒙古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第二条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报道。
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默格，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在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作出正式解释。”9月30日蒙古各报和外语广播中都报道息。
在中共国庆前后，中共发57号文件，即关于林彪仓皇外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通知，在党内外逐级分批传达。中共驻蒙使馆遵照指示，停止了向蒙方有关飞机失事问题的交涉。
1969年9月，中共为了改善同蒙古的关系，任命了时任刚果共和国临时代办的许文益为驻蒙特命全权大使。1971年8月20日，许文益乘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执行使命。
突如其来的飞机失事事件
许到达蒙古后，蒙方很快安排许文益向蒙古大呼拉尔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正当许忙着进行到任拜会活动的时候，蒙古外交部突然于9月14日上午8时来电话通知：副部长额尔敦要在8时30分会见许。在许还未拜会这位副部长之前，他却约见许文益，显然是遇到了不寻常的紧急事情。
许在翻译的陪同下急忙驱车直奔蒙古外交部。额尔敦对促见许文益表示歉意之后随即转入正题说，他受蒙古国政府委托，通知下列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气候不好，但我们仍然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了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解放军某部的，乘员共9人，其中有一个是女的，全部死了……”他接着说：“对中国军用飞机入侵蒙古领土，我代表蒙古政府提出口头抗议，我国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我们将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飞机失事，乘员死亡了，现在天气较暖，尸体是要按某种方式尽快予以掩埋的……”最后他表示：“希望大使转告中国政府，要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并希望最近就作出这个解释。”
额尔敦说完后，许表示：“我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情。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是遗憾的。”他以提问的口气问道：“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了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我可以将此事报告我国政府。”、“请副部长考虑，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许说完后，额尔敦就许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后说：“飞机失事后，只发现9名乘员的尸体。至于乘员尸体处理，我们认为，天气较暖，较长时间保存比较困难。”接着他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许答：“可以这样理解。”
额尔敦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能在近期作出解答的。我祝贺大使同志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相信你会对两国关系的改善作出努力，并作出贡献。祝大使和您全家一切都好。”
启用专线电话
在返回使馆途中，许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
9点30分，许召集使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介绍约见情况。同时指出飞机失事虽是一件严重事件。不久，机要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特急电报大概要4个小时以后才能发出。许心急如焚，但他忽然想到了使馆原设的专线电话。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北京---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高频专线电话。许在外交部时曾用过专线。乌兰巴托---北京也有这种电话，但需经苏蒙军在蒙的高频通讯站接转。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苏中关系恶化，蒙中关系变冷，特别是苏军进驻蒙古、苏中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停止使用这条专线。现遇紧急情况，许终于将专线电话接通，使馆于当日12时20分向中国报告了飞机失事事件。
答复蒙方
当使馆正向上级报告时，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去现场察看。外交工作中，个人权限有限，这样的重大事件，不能随便行动，因告诉蒙方，由于准备不及，请推迟行动。
下午2时以后，蒙方又来电催问。至当日下午6时许，许请示见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
许按时到达额尔敦的办公室。许表示：“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又说：“蒙古政府愿意提供飞机，指派领事司长陪同我们去现场视察，对此我表示感谢。我作为中国大使决定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我们上午提出的3位同志，再加上我，4人同去。至于什么时间去，请副部长考虑后通知我。”
额尔敦听许说完，抱怨地说：“我还有几个要澄清的问题。早上我和你谈话时，问你是否是正式提出的要求，你说是。因此我按你的正式要求转达了有关部门，要他们为帮助你们采取措施。但是你们说需要作准备工作，并且还要等候政府指示，所以要求明天去。今天早上我就说过乘员的尸体，由于天气较暖，容易腐烂。从失事到现在已有40个小时了，等飞机飞到以后，大概要到60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你方会就此提出更多问题的。”又说：“对您提出的问题，我也澄清一下。你所讲中国飞机可能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可以认为这是你方正式答复吗？”
许：“可以。”
额尔敦又问：“是最后答复吗？”
许答复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我的第一次报告以后给我的指示，即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这是正式的答复，但是我理解这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尔敦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大使同志能否解释一下，那架飞机是从哪里飞向哪里，朝哪个方向飞时迷失方向飞入我国领土的？”
对此，许说：“这个问题，我目前无法答复。”并请求道：“我想知道蒙方是否可以把材料提供给使馆，帮助我们了解飞机失事情况。”
额尔敦说：“除了我早上说的以外，没什么补充的了。我想以后会有进一步通知你的东西。”又说：“我早上曾提出，希望你们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去。现在你作为大使，便有全权去解决飞行员尸体掩埋问题了！你们对9名乘员尸体的掩埋有何意见？”
许问：“蒙方有无可能把尸体火化，我们把骨灰带回去？”
额尔敦表示：“这个问题我想在答复你们明天飞机何时起飞时一起答复吧。据我所知，在那个地方火化尸体的可能性不大，况且蒙古也没有火葬的习惯。在那里火化究竟有无条件，我还要了解，明天再答复你。”
许回到使馆把约见情况报告上级，特别提到蒙古无火葬习惯，如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将来在适当时候再把骨骸送回。
失事现场
9月15日13时30分，蒙方通知，飞机14时起飞去温都尔汗。许同4人赶赴机场，与等候在机旁的蒙古外交部领事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及法律、民航、法医、卫生等专家和记者、电影摄制人员等一同登上了伊尔14飞机。15时飞抵温都尔汗后，他们改乘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前进，于16时多到达飞机失事现场。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苏布拉嘎斯盆地伊德尔默格县北20公里处一块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300米的平坦开阔草地。在蒙方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等人陪同下，许等人从北到南，对现场边边角角都察看了一圈。
这时天色已晚。蒙方向许提出，这里没有火化的习惯，尸体安葬要选择场地。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墓地要选在一个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利。许表示照办。最后选定了一块高地，由蒙方派一班战士挖掘墓穴。孙一先拿来两瓶二锅头酒送给战士们以表一点心意。
许对现场初步印象是：一、蒙方对飞机失事现场基本保持原状，还用白布覆盖着死者的尸体，防止腐烂。蒙方也承认还有些文件及手表等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谈详情；二、据蒙方的分析，飞机失事是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是否还有别的原因，需作进一步研究；三、这架飞机上的毯子标有PIA字样，说明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三叉戟，不是普通客机，而是经过改装的专机。乘坐的是什么人，出行的目的是什么，一点也不了解。下一步如何处理善后事宜，还需斟酌。
一行回到温都尔汗克鲁伦旅馆已是晚上10点多了，洗完脸就到楼下餐厅吃饭。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许很想听听司长的。高陶布说晚饭后一起商量。许想在墓上立一块碑。
高陶布司长说：“让我们商量一下。”
许问：“按蒙古习惯，在墓上放一块失事飞机的残骸可以吧？”
高陶布司长说：“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
许又问：“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理？”
高陶布司长表示：“我们将作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打听飞机出事的情况，桑加说，是飞机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11点30分，蒙方对处理此事抓得很紧，要求在当晚零时25分就开始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桑加上校代表蒙方发言说：“我们已经共同看了现场，双方需要写个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文件分三个部分：一是双方调查现场的纪要；二是卫生组织关于死者检查情况的纪要；三是死者入葬问题的纪要。”并问是用中蒙两种文字来写还是单用蒙文来写？许表示同意，写三个“纪要”，至于文字可以蒙文为主，加中文译文。接着桑加上校就三个文件的内容谈了蒙方的设想。高陶布司长提出文件的签字问题，许答可用换文方式。高陶布即说现在就起草文件，4点半交草稿给你们。这时许也提出交还死者遗物和文件问题，一直谈到凌晨3时。
9月16日，天气晴朗。许利用光照好的条件，再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并拍照片，作为物证，送回中国研究鉴定。10时许，在蒙方人员陪同下，来到现场。蒙方士兵抬来9口白茬棺材，放于尸体旁边。大家对每具尸体从南往北编成1至9号，并从不同角度照完相后入殓。正在下葬时，高陶布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对许说，按蒙古的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由于汽车没在尸体入殓前赶到，是否可以把红、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同意，并感谢蒙古朋友们的诚意。9具棺木放入墓穴后，许和高陶布、桑加先执铲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利用战士填土时间，继续昨晚的商谈，于是就在大轿车上讨论起蒙方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纪要主要是说：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标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于1971年9月13日夜间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于同夜2时在肯特省伊德尔默格县苏布拉根享迪降落失事的“三叉戟1E”型飞机旁边9人遗体，何时在何地安葬，双方参加人员名单。
对蒙方草拟的纪要，中方不愿意同意。但考虑当时不宜进行争论，所以许表示，这个文件是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写得简单些，只写“中国飞机失事遇难的9人埋在XX地方”就行了。接着许把话题转到在死者墓上竖立标志的问题。
这时坟已堆好，商谈即告结束。按蒙古习俗，坟上应放死者生前喜欢的物品。
高陶布问：“从飞机上拿一个东西放上，不写字，不要太大的，可以吗？”
许说：可以。
“军”、“民”之争的谈判
葬完死者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点多了。蒙方晚上10点将《飞机失事现场调查纪要》交来。纪要中尽管不像额尔敦副部长那样把我机说成是“侵犯”或“入侵”，而改用“进入”两字，但蒙古方面仍强调“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
当文件翻译出来时，已是17日凌晨1点多了。经双方同意，商谈于17日凌晨4时25分在旅馆举行。许诚恳地对《现场调查纪要》提了建议。
9月17日10时15分继续商谈。由桑加上校答复许大使提出的修改建议，基本上是逐条驳回。例如他说：“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这样写。”对大使提议写进有“民航”字样的机翼，他认为如果这样写，纪要就得把所有东西都写进去。高陶布随即宣布休会。
17日下午3时20分双方继续举行商谈。蒙方看到关于飞机失事的纪要没有可能达成协议，便采取舍难求易的办法，转而讨论关于安葬遇难人员的纪要。高陶布说：“关于大使今天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报告上级。现接中央通知，希望尽快把工作结束，今天一起回去，走前须把关于安葬死者的文件完成好。”许表示同意，不反对蒙方说有军事人员，但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要写就把两种人都写上去。
桑加接着说，原稿序言中“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三叉戟1E’飞机”，可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型飞机”，但9人遗体仍须写军事人员。
许说：因256 号是中国民航飞机，应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国民航”；二因9人遗体有非军事人员应写明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
桑加抢着说，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架民航飞机。
高陶布接着强调，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提到中国民航，而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证件，至于你们说那个妇女不是军人，因为军人不穿白皮鞋，但也无证据证明那皮鞋一定是那个妇女的。
许说：现场有一个驾驶员穿的是皮夹克，而不是军装……
高陶布打断许的话说，他里面穿着军装。
桑加提高了声音：“我们有各方面的证据，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说：“如果你们有材料证明，请拿出来，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
桑加拿现场的机载文件和枪支作例，说明死者都是军人。
气氛紧张。高陶布提议休会5分钟。
复会后，高陶布说：我们尊重中方的意见，把稿子改了一下。桑加接着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飞机”的中间加上“军人驾驶的”几个字，对9人遗体没再提军事人员，仅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许看蒙古方面不过是把“军事人员”四字，从原稿9人遗体之前移到256号飞机之前，仍不同意写中国民航，争论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提议回到乌兰巴托再谈。但蒙方急欲在当地完成。
高陶布说：“为尊重死者，应当有个文件。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我们自己在上面签字。”
桑加补充说，欢迎中国同志在场，但注明中方拒绝签字。
高陶布果断地说，我们单方面签字，结束这一工作。会谈不欢而散。
蒙方人员从现场回来后，好几天没有反应。9月22日下午3时半，蒙外交部二司司长策伦拉达勒紧急约见许，说他受政府委托，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这架飞机越境侵入蒙古领土一事作出正式解释。
策伦拉达勒说：“为了使我们之间不发生什么不适宜的情况，因此要求你们在9月25日前，用书面形式给以正式解释。”
9月25日，许约见策伦拉达勒，催问蒙方对我23日所提要求的答复。他称还未得到政府指示，并说今天已是25日，中国政府还未就失事飞机一事给予书面正式答复，对此表示遗憾，并进一步提出，希望中方将死者姓名、年龄、职务等，如有可能，将死者照片也提供蒙方。
9月29日下午3时半，策伦拉达勒又约见许文益说，失事飞机在当地引起了各种传说，所以蒙古政府决定发表消息，以说明真相，同时对中国政府迄今就飞机坠毁事件未对蒙方作出书面解释表示遗憾。
当日下午5时，蒙古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第二条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报道。
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默格，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九人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在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作出正式解释。”9月30日蒙古各报和外语广播中都报道息。
在中共国庆前后，中共发57号文件，即关于林彪仓皇外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通知，在党内外逐级分批传达。中共驻蒙使馆遵照指示，停止了向蒙方有关飞机失事问题的交涉。
满洲国的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起义
日本军踏遍中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大同元年(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成立。康德元年(1934年)7月1日，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原址设在郑家屯(吉林省双辽县)日本满蒙公所。翌年8月1日，迁至兴安南省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城北罕山脚下(乌兰浩特一中)。军校隶属于满洲国军事部，实由日本关东军控制指挥，是一所综合性军事学府。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任伪军校顾问，是全校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佐野少将、服部少将先后任伪军校干事(即副校长、顾问的代理人)。军事顾问为泉铁翁中佐。军校校长由蒙古族军将军级军官担任。
校长依次为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少将(兼任)、甘珠尔扎布少将、郭文林中将、乌尔金上将。军校学生只限蒙古族青年。学制为8年，分少年科、预科、本科三部分，全校共有8个连，总称生徒队(即学生队，是军校的主体)。附设教导团、军士候补生队和轮训伪军官的教育部。从建校至1945年8月的11年间，共毕业9期600余人。
康德10年(1943年)8月，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亲临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到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视察。翌年初夏，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弟秩父宫到军校视察两天。是年秋末，满洲国治安部大臣、陆军上将于深徵到军校视察数日。由此，足见日最高当局对这所军校的重视。
一次流血的“叛逆”
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对学生实行封闭式的日本式教育。以大日本帝国主义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幼年学校为标准进行指导、彻底贯彻满洲国的建军宗旨，明确理解皇军与满洲军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保佑下建立起来的，凡从庙前经过的人必须鞠躬敬礼；规定学生每天早晨必须跑到军校北的罕山上列队面向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方向遥拜，高声朗诵《满洲皇帝训民诏书》，以示效忠；规定军校的一切命令、口令、公文一律用蒙文和日文，人人说蒙语和日语。禁止使用汉语、文字。
日本军官在校内以“优等民族”自居，处处高人一等。全校召开大会，须先向日本顾问、干事敬礼，尔后再向蒙古族校长敬礼；蒙古族军官与日本军官见面，军官相互敬礼，言必称“巴格西”(蒙语，老师之意)；日本军官的工资是同级蒙古族军官的两倍以上，日本军官顿顿吃大米、白面、肉食，而蒙古族军官、学生则常年吃小米、高粱(且谷壳多、沙子多)、素菜，待遇极端不平等。还建立“思想对策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学生私人日记、笔记和私人信件；严密控制学生，不准与外界接触，限制学生行动，学生毫无人身自由。同时秘密搜集学生的思想动态，人们稍有反日言论即被列入黑名单，轻则打骂、体罚，重则关禁闭、开除，美其名曰“切磋琢磨，陶冶人格，涵养德性”。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抓劳工、抓“经济犯”、抓“思想犯”、强迫“粮谷出苛”清乡并户、“治安肃正”、抢占土地、苛捐杂税等手段压迫东蒙古人民的罪行罄竹难书。
康德2年(1935年)，日本关东军证谷机械化旅团指挥伪兴安骑兵第七团为前卫，在哈拉哈河发动了对外蒙古的侵犯，遭到苏蒙联军的歼灭性打击，全军覆没。日本关东军耻于这次惨败，便将战败的罪责转嫁他人，特务机关以“秘密通敌”罪名将蒙古人兴安北省长陵升(达斡尔蒙古，满洲国皇妃婉容的叔叔)、省警备司令崇德、参谋长福山及郭文通、登登太等七名官吏逮捕，押往新京(长春)严刑审讯后处决。在市郊刑场行刑时，陵升面无惧色，高喊：“成吉思汗万岁!”这件事给军校蒙古族军官、学生上了一堂千万不要忘记民族恨的政治课。军校的爱国蒙古族军官、学生们看到国家和民族遭受如此奇耻大辱，对日本的残暴行径恨之入骨，反满抗日情绪日趋高涨，并秘密付诸于行动。
12月初的一天傍晚，军校校兵队(警卫连)白音那木拉(军校包海明上尉的通讯员)、小喇嘛、万宝、乌日滚布、军校医务所护士海柱等8名士兵和伪骑兵六团的一名骑兵躲在一个隐蔽处秘密集会，喝血酒，拜把子，结为义兄义弟，盟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患难与共，待机暴动。一个星期天，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在军校“酒保”(小卖部)饮酒小憩中，与日本军需官田中话不投机争吵起来。田中倚官仗势，盛气凌人，野蛮地殴打了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见此怒不可遏，一齐上阵，拳打脚踢，把田中打了个鼻青脸肿，狠杀了田中的嚣张气焰。事后，日本教官下令将小喇嘛三人暴打一顿，关了禁闭，由此点燃了“叛逆”的导火线。
12月31日夜，漆黑如墨。白音那木拉带领小喇嘛、万宝等8名结义兄弟乘全校师生辞旧迎新防备松懈之际，在夜幕掩护下，悄悄砸开军校武器库，取出枪支弹药，全副武装后到马厩各自挑选军马，骑马从学校北门一涌而出，一路向北，向外蒙古方向奔驰而去。马厩值夜士兵发现后，立即向校部报告。值星日本军官中田中尉、生徒队中队长渡边上尉命令生徒队和校兵队紧急集合。操场上，脚步纷乱杂沓，口令声、呵叱声不绝于耳。全校上上下下如临大敌，十分紧张。
元月4日黄昏，白音那木拉等9人风尘仆仆策马来到西科前旗第三努图克第二嘎查满族屯(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族屯满族乡)，投奔到一个牧主家。连日来，他们躲开大路走乡间小路，拉荒走山路，跋山涉水，马不停蹄，日夜赶路，早已人困马乏，急待喘息。牧主在蒙古包里对白音那木拉等人盛情款待。他们不见后面有追兵的踪影，便放松了警惕。酒足饭饱之后，没设警戒哨便高枕无忧地呼呼大睡。近午夜时分，牧主见他们已熟睡，便命人策马火速到伪西科前旗警务科乌兰毛都(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苏木)警察分驻所密报，同时指使家奴将白音那木拉等人的枪支弹药悄悄地移至蒙古包外藏匿起来。驻乌兰毛都警察分队闻报紧急集合，连夜策马急驰将满族屯包围起来。白音那木拉等人在睡梦中惊醒，急忙操枪，枪已不知去向，只好束手就擒。被押解回王爷庙街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酷刑拷打审讯中，宁死不屈。元月6日，在王爷庙街东北洮儿河畔就义。
密谋举行武装起义
日当局颁布《战时刑法》，规定3人以上不准集会，不准收听4管收音机。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蒙古族官兵、学生们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稳妥地进行着。康德10年(1943年)8月，时任军校蒙古族军事教官、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参谋处长阿思根家召开第一次秘密会议。军校第八至十二期毕业生元丹桑布、那顺陶克陶、何俊杰、阿民、义都、阿其、乌力吉，兴安学院学生孟根巴根、育成学院学生包彦满都乎等9人参加。阿思根赞扬大家为民族而不怕牺牲的精神，提醒大家在日本统治下要懂斗争策略，团结进步青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注意克服年轻人的急躁情绪，等待时机，完成大业。第一次秘密会议后，大家经常秘密互通情报。
第二次秘密会议，于康德11年(1944年)10月9日深夜，借王爷庙成吉思汗庙（座落在乌兰浩特市北罕山顶）落成典礼之机，在蒙古族青年军官胡额斯图家召开。王海山、都固尔扎布等20多名蒙古族青年军官参加。会上，时任兴安总省参事官哈丰阿讲了话。他说：“蒙古民族要取得解放，必须有一支与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武装力量。因此，大家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可靠的武装部队，以便时机一到立即举行武装暴动，对日本作战。”会后，大家分头在各部队中秘密串联，积极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第三次秘密会议，于1945年7月1日在蒙古族青年军官杨古扎木苏家进行。是日，军校第十二期连长达翰尔族青年军官王海山上尉，生徒队队长、蒙古族青年军官都固尔扎布上尉报请军校当局批准，为军校第一期死难者举行追悼会，在校生和各期毕业生均派代表参加。为不引起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特邀请顾问金川耕作大佐参加悼念活动。是日午夜，王海山、都固尔扎布以欢送杨古扎木苏受命赴唐山铁血部队任职为名，秘密通知双宝、鄂荣彬、杨古扎木苏、白明儒、额勒伯克图、乌力吉陶克陶等军校第一期毕业的8名蒙古青年军官分别从不同方向秘密汇聚到杨古扎木苏家。会上，大家认为，德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德战争已结束，苏联对日宣战在即。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我们要尽快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依靠苏联实行民族自治自决，使蒙古民族获得彻底解放，得到复兴和发展。会议决定：如果日当局在军校或其他军中动手搞“整肃”，迫害蒙古族兄弟，就在王爷庙街(乌兰浩特市)举行武装暴动，拉起队伍，上山打游击，等待苏联红军；如果日当局暂不动手，则等苏联对日宣战后发动兵变，迎接苏联红军。然后作了明确分工，王海山、都固尔扎布负责军校；双宝、鄂荣彬负责伪第五三部队（亦称868部队、满洲第二游击队，官兵800人，隶属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额勒伯克图负责兴安第二师；杨古扎木苏到铁血部队后，寻机与八路军联系，接受指示。
一个多月后，却突然发生一件预想不到的事。8月4日，生徒队队长都固尔扎布上尉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到军校本部报到，原任职务由日本军官但野上尉接任。在校部，日本副官长笠田少校命令都固尔扎布：“你守电话，不准离开。”8月5日上午，都固尔扎布奉命随干事服部少将骑马到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见里里外外布满了日本宪兵、特务，气氛十分紧张。走进特务机关长办公室，都固尔扎布与金川耕作大佐打过招呼后转身欲退出，金川耕作制止说：“不要走了，枪已经打响了，仗也打起来了，已没有什么秘密了。”随即命令：“都固尔扎布，你从现在起不要离这，随我行动。”都固尔扎布顿时心头一震，意识到自己已被怀疑、被控制了。但他仍很镇定，以十分恳切的表情请示说：“我把家属安排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城里。”金川耕作犹豫了一下，勉强同意了，但限定日落前返回。都固尔扎布侥幸脱身后，立即到军校找王海山上尉，发现王海山被日本军官牵制住，没联络上。都固尔扎布心急如焚，终于在下午4时许找到本科二年级区队长郝永芳中尉，急切地对他说：“我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监视起来了，没办法跟生徒队走，参与杀死日本军官举事。日落后，日本特务机关肯定要抓我，我不能再露面了。请转告王海山连长和其他蒙古族军官，无论如何要在到葛根庙前动手，否则来不及了。”说罢，都固尔扎布秘密躲进部下田仑上士家的粮仓里，躲过日本宪兵、特务的搜捕。郝永芳迅速设法将都固尔扎布的境遇和建议向王海山报告。王海山听罢，感到形势严竣而又紧迫，顿时萌生了在军校就地发动兵变的念头。但冷静思考后，看到军校学生年龄小，没有战斗力，准备工作尚不够充分，加之目睹一个营日本关东军刚刚开进王爷庙街，为避免损失，不宜行动。王海山与军校区队长、达斡尔族青年军官鄂秀峰和郝永芳等人秘密研究决定，待撤退途中再相机行事。
“八一一”枪声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是日，军校干事服部少将召集全校日伪军官集体到校内“神社”参拜，祈求平安。然后命令全校师生在校内挖战壕和对空射击工事，并在校部办公大楼上架起数挺机关枪，就地抗击苏军。校部的日本文职人员焚烧文件、档案、教材，烧了一整天。
康德3年(1936年)元旦，黎明时分。由日本军官带队，兵分两路追击白音那木拉等“叛逆”者。一路骑马向北，经西科前旗归流河至喜扎嘎尔旗索伦(科尔泌右翼前旗索伦镇)一带，一路乘军用大卡车向西，经西科前旗第六努图克第五嘎查白音加拉嘎(科尔沁右翼前旗白辛乡)至突泉县学田一带。傍晚，两路人马垂头丧气的无功而返，遭到服部少将的严厉训斥。
8月9日凌晨0时10分至11时，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二方面军，从中国东北地区的西、北、东三个方向，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式进攻。
是日上午，军校干事服部少将奉顾问金川耕作大佐之命，召集全校日军官下达撤退命令，由服部少将、校长乌尔金上将统一指挥，行军序列分四个梯队，军官兵、学生共600余人。第一梯队，由宫本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二、三年级学生组成；第二梯队，由管原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一年级、二年级学生组成；第三梯队，由大谷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四年级学生，预科一年级和本科一年级学生组成；第四梯队，由吉川中校指挥，梯队由生徒队本部和本科二年级学生组成。每个学生只带三八式步枪一枝，子弹200发、水壶、饭盒等，其他衣物统统弃置学校。
是日大雨倾盆。下午4时始，各梯队间隔1个小时相继冒雨出发，向郑家屯方向撤退。此时，军校大门上的日本太阳旗和红黄蓝白黑象征五族共和的满洲国国旗，嵌在校部大楼正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满洲国国徽已被拆掉。兴安总省政府、省警务厅等日伪机关大楼在苏军飞机的轰炸下燃起熊熊大火。
是日夜，军校第二梯队撤退到西科前旗吉尔沁艾里宿营，随队撤退的王海山紧急召集白明儒、郝永芳、巴音图、那达那、包壮卿、包旺扎布等各连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准备在此动手。但看到梯队管原少校等日本军官戒备有加，抱着机枪躲进一家地主大院里。院墙很高，加之夜黑如墨，雨又下个不停，行动不便。因此决定明日拂晓到葛根庙(内蒙古著名藏传佛教寺庙之一，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葛根庙镇)以枪声为行动信号，举行武装起义。这一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秘密传达到各梯队的起义行动骨干。各梯队挑选年龄比较大、比较勇敢的学生为狙击手，分别指定射杀的日本军官。
8月11日拂晓，雨过天晴。各梯队相继撤退到葛根庙陶赖图山北坡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军校本部军士高生嘎飞马向王海山报告：“第四梯队一、二、三区区队长鄂秀峰、包壮卿、郝永芳指挥何俊杰、包荣吉、乌鹤龄等狙击手将生徒队队长吉川中校、连长安腾上尉和奥土中尉等日本军官全部干掉。”王海山听罢，立即命令狙击手将管原少校等日本军官击毙。与此同时，第三梯队区队长那达那、前卫排长巴音图、前卫班长布和指挥轻机枪手阿古达木和都古尔扎布用刺刀将日本“酒保”少校刺死，令武恩启等狙击手将大谷少校等3名日本军官击毙。第一梯队区队长平安、敖荣祥和学生海香涛将宫本少校打死。
至此，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成功了。在一片欢呼声中，王海山命令起义官兵、学生撕掉军帽徽、领章、肩章，向大家宣布：“今天我们杀死日本军官举行武装起义，蒙古民族自治自决的时候到了，我们从此再也不受(日本的)压迫和歧视了。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复兴，我们要团结起来干革命。”他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爱护老百姓。
9月初，经苏联红军驻王爷庙城防司令巴巴罗夫中校同意，王海山率领起义部队回到王爷庙街，组建民警大队。由苏军城防司令部给每人佩发红底黄字袖章(印有俄文，意为人民警察)和武器弹药，配合苏军肃清日残余势力，维护城区治安。10月初，改编为警备总队。1946年1月，东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后，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一师。同年5月25日，改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一师。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王爷庙街召开。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骑兵一师胜利完成大会的保卫任务。1948年1月，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
校长依次为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少将(兼任)、甘珠尔扎布少将、郭文林中将、乌尔金上将。军校学生只限蒙古族青年。学制为8年，分少年科、预科、本科三部分，全校共有8个连，总称生徒队(即学生队，是军校的主体)。附设教导团、军士候补生队和轮训伪军官的教育部。从建校至1945年8月的11年间，共毕业9期600余人。
康德10年(1943年)8月，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亲临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到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视察。翌年初夏，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弟秩父宫到军校视察两天。是年秋末，满洲国治安部大臣、陆军上将于深徵到军校视察数日。由此，足见日最高当局对这所军校的重视。
一次流血的“叛逆”
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对学生实行封闭式的日本式教育。以大日本帝国主义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幼年学校为标准进行指导、彻底贯彻满洲国的建军宗旨，明确理解皇军与满洲军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保佑下建立起来的，凡从庙前经过的人必须鞠躬敬礼；规定学生每天早晨必须跑到军校北的罕山上列队面向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方向遥拜，高声朗诵《满洲皇帝训民诏书》，以示效忠；规定军校的一切命令、口令、公文一律用蒙文和日文，人人说蒙语和日语。禁止使用汉语、文字。
日本军官在校内以“优等民族”自居，处处高人一等。全校召开大会，须先向日本顾问、干事敬礼，尔后再向蒙古族校长敬礼；蒙古族军官与日本军官见面，军官相互敬礼，言必称“巴格西”(蒙语，老师之意)；日本军官的工资是同级蒙古族军官的两倍以上，日本军官顿顿吃大米、白面、肉食，而蒙古族军官、学生则常年吃小米、高粱(且谷壳多、沙子多)、素菜，待遇极端不平等。还建立“思想对策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学生私人日记、笔记和私人信件；严密控制学生，不准与外界接触，限制学生行动，学生毫无人身自由。同时秘密搜集学生的思想动态，人们稍有反日言论即被列入黑名单，轻则打骂、体罚，重则关禁闭、开除，美其名曰“切磋琢磨，陶冶人格，涵养德性”。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抓劳工、抓“经济犯”、抓“思想犯”、强迫“粮谷出苛”清乡并户、“治安肃正”、抢占土地、苛捐杂税等手段压迫东蒙古人民的罪行罄竹难书。
康德2年(1935年)，日本关东军证谷机械化旅团指挥伪兴安骑兵第七团为前卫，在哈拉哈河发动了对外蒙古的侵犯，遭到苏蒙联军的歼灭性打击，全军覆没。日本关东军耻于这次惨败，便将战败的罪责转嫁他人，特务机关以“秘密通敌”罪名将蒙古人兴安北省长陵升(达斡尔蒙古，满洲国皇妃婉容的叔叔)、省警备司令崇德、参谋长福山及郭文通、登登太等七名官吏逮捕，押往新京(长春)严刑审讯后处决。在市郊刑场行刑时，陵升面无惧色，高喊：“成吉思汗万岁!”这件事给军校蒙古族军官、学生上了一堂千万不要忘记民族恨的政治课。军校的爱国蒙古族军官、学生们看到国家和民族遭受如此奇耻大辱，对日本的残暴行径恨之入骨，反满抗日情绪日趋高涨，并秘密付诸于行动。
12月初的一天傍晚，军校校兵队(警卫连)白音那木拉(军校包海明上尉的通讯员)、小喇嘛、万宝、乌日滚布、军校医务所护士海柱等8名士兵和伪骑兵六团的一名骑兵躲在一个隐蔽处秘密集会，喝血酒，拜把子，结为义兄义弟，盟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患难与共，待机暴动。一个星期天，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在军校“酒保”(小卖部)饮酒小憩中，与日本军需官田中话不投机争吵起来。田中倚官仗势，盛气凌人，野蛮地殴打了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见此怒不可遏，一齐上阵，拳打脚踢，把田中打了个鼻青脸肿，狠杀了田中的嚣张气焰。事后，日本教官下令将小喇嘛三人暴打一顿，关了禁闭，由此点燃了“叛逆”的导火线。
12月31日夜，漆黑如墨。白音那木拉带领小喇嘛、万宝等8名结义兄弟乘全校师生辞旧迎新防备松懈之际，在夜幕掩护下，悄悄砸开军校武器库，取出枪支弹药，全副武装后到马厩各自挑选军马，骑马从学校北门一涌而出，一路向北，向外蒙古方向奔驰而去。马厩值夜士兵发现后，立即向校部报告。值星日本军官中田中尉、生徒队中队长渡边上尉命令生徒队和校兵队紧急集合。操场上，脚步纷乱杂沓，口令声、呵叱声不绝于耳。全校上上下下如临大敌，十分紧张。
元月4日黄昏，白音那木拉等9人风尘仆仆策马来到西科前旗第三努图克第二嘎查满族屯(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族屯满族乡)，投奔到一个牧主家。连日来，他们躲开大路走乡间小路，拉荒走山路，跋山涉水，马不停蹄，日夜赶路，早已人困马乏，急待喘息。牧主在蒙古包里对白音那木拉等人盛情款待。他们不见后面有追兵的踪影，便放松了警惕。酒足饭饱之后，没设警戒哨便高枕无忧地呼呼大睡。近午夜时分，牧主见他们已熟睡，便命人策马火速到伪西科前旗警务科乌兰毛都(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苏木)警察分驻所密报，同时指使家奴将白音那木拉等人的枪支弹药悄悄地移至蒙古包外藏匿起来。驻乌兰毛都警察分队闻报紧急集合，连夜策马急驰将满族屯包围起来。白音那木拉等人在睡梦中惊醒，急忙操枪，枪已不知去向，只好束手就擒。被押解回王爷庙街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酷刑拷打审讯中，宁死不屈。元月6日，在王爷庙街东北洮儿河畔就义。
密谋举行武装起义
日当局颁布《战时刑法》，规定3人以上不准集会，不准收听4管收音机。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蒙古族官兵、学生们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稳妥地进行着。康德10年(1943年)8月，时任军校蒙古族军事教官、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参谋处长阿思根家召开第一次秘密会议。军校第八至十二期毕业生元丹桑布、那顺陶克陶、何俊杰、阿民、义都、阿其、乌力吉，兴安学院学生孟根巴根、育成学院学生包彦满都乎等9人参加。阿思根赞扬大家为民族而不怕牺牲的精神，提醒大家在日本统治下要懂斗争策略，团结进步青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注意克服年轻人的急躁情绪，等待时机，完成大业。第一次秘密会议后，大家经常秘密互通情报。
第二次秘密会议，于康德11年(1944年)10月9日深夜，借王爷庙成吉思汗庙（座落在乌兰浩特市北罕山顶）落成典礼之机，在蒙古族青年军官胡额斯图家召开。王海山、都固尔扎布等20多名蒙古族青年军官参加。会上，时任兴安总省参事官哈丰阿讲了话。他说：“蒙古民族要取得解放，必须有一支与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武装力量。因此，大家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可靠的武装部队，以便时机一到立即举行武装暴动，对日本作战。”会后，大家分头在各部队中秘密串联，积极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第三次秘密会议，于1945年7月1日在蒙古族青年军官杨古扎木苏家进行。是日，军校第十二期连长达翰尔族青年军官王海山上尉，生徒队队长、蒙古族青年军官都固尔扎布上尉报请军校当局批准，为军校第一期死难者举行追悼会，在校生和各期毕业生均派代表参加。为不引起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特邀请顾问金川耕作大佐参加悼念活动。是日午夜，王海山、都固尔扎布以欢送杨古扎木苏受命赴唐山铁血部队任职为名，秘密通知双宝、鄂荣彬、杨古扎木苏、白明儒、额勒伯克图、乌力吉陶克陶等军校第一期毕业的8名蒙古青年军官分别从不同方向秘密汇聚到杨古扎木苏家。会上，大家认为，德国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德战争已结束，苏联对日宣战在即。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我们要尽快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依靠苏联实行民族自治自决，使蒙古民族获得彻底解放，得到复兴和发展。会议决定：如果日当局在军校或其他军中动手搞“整肃”，迫害蒙古族兄弟，就在王爷庙街(乌兰浩特市)举行武装暴动，拉起队伍，上山打游击，等待苏联红军；如果日当局暂不动手，则等苏联对日宣战后发动兵变，迎接苏联红军。然后作了明确分工，王海山、都固尔扎布负责军校；双宝、鄂荣彬负责伪第五三部队（亦称868部队、满洲第二游击队，官兵800人，隶属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额勒伯克图负责兴安第二师；杨古扎木苏到铁血部队后，寻机与八路军联系，接受指示。
一个多月后，却突然发生一件预想不到的事。8月4日，生徒队队长都固尔扎布上尉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到军校本部报到，原任职务由日本军官但野上尉接任。在校部，日本副官长笠田少校命令都固尔扎布：“你守电话，不准离开。”8月5日上午，都固尔扎布奉命随干事服部少将骑马到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见里里外外布满了日本宪兵、特务，气氛十分紧张。走进特务机关长办公室，都固尔扎布与金川耕作大佐打过招呼后转身欲退出，金川耕作制止说：“不要走了，枪已经打响了，仗也打起来了，已没有什么秘密了。”随即命令：“都固尔扎布，你从现在起不要离这，随我行动。”都固尔扎布顿时心头一震，意识到自己已被怀疑、被控制了。但他仍很镇定，以十分恳切的表情请示说：“我把家属安排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城里。”金川耕作犹豫了一下，勉强同意了，但限定日落前返回。都固尔扎布侥幸脱身后，立即到军校找王海山上尉，发现王海山被日本军官牵制住，没联络上。都固尔扎布心急如焚，终于在下午4时许找到本科二年级区队长郝永芳中尉，急切地对他说：“我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监视起来了，没办法跟生徒队走，参与杀死日本军官举事。日落后，日本特务机关肯定要抓我，我不能再露面了。请转告王海山连长和其他蒙古族军官，无论如何要在到葛根庙前动手，否则来不及了。”说罢，都固尔扎布秘密躲进部下田仑上士家的粮仓里，躲过日本宪兵、特务的搜捕。郝永芳迅速设法将都固尔扎布的境遇和建议向王海山报告。王海山听罢，感到形势严竣而又紧迫，顿时萌生了在军校就地发动兵变的念头。但冷静思考后，看到军校学生年龄小，没有战斗力，准备工作尚不够充分，加之目睹一个营日本关东军刚刚开进王爷庙街，为避免损失，不宜行动。王海山与军校区队长、达斡尔族青年军官鄂秀峰和郝永芳等人秘密研究决定，待撤退途中再相机行事。
“八一一”枪声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是日，军校干事服部少将召集全校日伪军官集体到校内“神社”参拜，祈求平安。然后命令全校师生在校内挖战壕和对空射击工事，并在校部办公大楼上架起数挺机关枪，就地抗击苏军。校部的日本文职人员焚烧文件、档案、教材，烧了一整天。
康德3年(1936年)元旦，黎明时分。由日本军官带队，兵分两路追击白音那木拉等“叛逆”者。一路骑马向北，经西科前旗归流河至喜扎嘎尔旗索伦(科尔泌右翼前旗索伦镇)一带，一路乘军用大卡车向西，经西科前旗第六努图克第五嘎查白音加拉嘎(科尔沁右翼前旗白辛乡)至突泉县学田一带。傍晚，两路人马垂头丧气的无功而返，遭到服部少将的严厉训斥。
8月9日凌晨0时10分至11时，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二方面军，从中国东北地区的西、北、东三个方向，对日本关东军发起闪电式进攻。
是日上午，军校干事服部少将奉顾问金川耕作大佐之命，召集全校日军官下达撤退命令，由服部少将、校长乌尔金上将统一指挥，行军序列分四个梯队，军官兵、学生共600余人。第一梯队，由宫本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二、三年级学生组成；第二梯队，由管原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一年级、二年级学生组成；第三梯队，由大谷少校指挥，梯队由少年科四年级学生，预科一年级和本科一年级学生组成；第四梯队，由吉川中校指挥，梯队由生徒队本部和本科二年级学生组成。每个学生只带三八式步枪一枝，子弹200发、水壶、饭盒等，其他衣物统统弃置学校。
是日大雨倾盆。下午4时始，各梯队间隔1个小时相继冒雨出发，向郑家屯方向撤退。此时，军校大门上的日本太阳旗和红黄蓝白黑象征五族共和的满洲国国旗，嵌在校部大楼正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满洲国国徽已被拆掉。兴安总省政府、省警务厅等日伪机关大楼在苏军飞机的轰炸下燃起熊熊大火。
是日夜，军校第二梯队撤退到西科前旗吉尔沁艾里宿营，随队撤退的王海山紧急召集白明儒、郝永芳、巴音图、那达那、包壮卿、包旺扎布等各连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准备在此动手。但看到梯队管原少校等日本军官戒备有加，抱着机枪躲进一家地主大院里。院墙很高，加之夜黑如墨，雨又下个不停，行动不便。因此决定明日拂晓到葛根庙(内蒙古著名藏传佛教寺庙之一，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葛根庙镇)以枪声为行动信号，举行武装起义。这一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秘密传达到各梯队的起义行动骨干。各梯队挑选年龄比较大、比较勇敢的学生为狙击手，分别指定射杀的日本军官。
8月11日拂晓，雨过天晴。各梯队相继撤退到葛根庙陶赖图山北坡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军校本部军士高生嘎飞马向王海山报告：“第四梯队一、二、三区区队长鄂秀峰、包壮卿、郝永芳指挥何俊杰、包荣吉、乌鹤龄等狙击手将生徒队队长吉川中校、连长安腾上尉和奥土中尉等日本军官全部干掉。”王海山听罢，立即命令狙击手将管原少校等日本军官击毙。与此同时，第三梯队区队长那达那、前卫排长巴音图、前卫班长布和指挥轻机枪手阿古达木和都古尔扎布用刺刀将日本“酒保”少校刺死，令武恩启等狙击手将大谷少校等3名日本军官击毙。第一梯队区队长平安、敖荣祥和学生海香涛将宫本少校打死。
至此，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成功了。在一片欢呼声中，王海山命令起义官兵、学生撕掉军帽徽、领章、肩章，向大家宣布：“今天我们杀死日本军官举行武装起义，蒙古民族自治自决的时候到了，我们从此再也不受(日本的)压迫和歧视了。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复兴，我们要团结起来干革命。”他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爱护老百姓。
9月初，经苏联红军驻王爷庙城防司令巴巴罗夫中校同意，王海山率领起义部队回到王爷庙街，组建民警大队。由苏军城防司令部给每人佩发红底黄字袖章(印有俄文，意为人民警察)和武器弹药，配合苏军肃清日残余势力，维护城区治安。10月初，改编为警备总队。1946年1月，东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后，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一师。同年5月25日，改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一师。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王爷庙街召开。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骑兵一师胜利完成大会的保卫任务。1948年1月，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
阿睦尔撒纳准噶尔蒙古起义
在今准格尔境内，17世纪，准噶尔蒙古贵族逐步统一卫拉特各部，雄踞天山南北，建立了蒙古人自己的王朝。这一势力与清代的康、雍、乾三朝相持长达百年，其中发生了很多波诡云谲的事件，阿睦尔撒纳起义就是其中之一。
1745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病逝，准噶尔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权而内讧，准噶尔名将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取得了准噶尔的最高权力，其最重要的同盟者，就是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
阿睦尔撒纳(1722—1757)，为策妄阿拉布坦(1665-1727，准噶尔部首领)之女博托洛克之子。起初，博托洛克嫁拉藏汗之子噶尔丹丹衷，丹衷故后，博托洛克带着身孕改嫁辉特台吉卫征诺颜，此遗腹子就是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在准噶尔汗位之争中，支持达瓦齐，打败了其他对手。他与达瓦齐的结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对此，乾隆帝看得很清楚:“准噶尔台吉乃绰罗斯世传，伊(指阿睦尔撒纳)系辉特，势不能邃行窃踞，遂以达瓦齐为奇货，诱助攻杀，伊得从中取事”，并伺机取而代之。
阿睦尔撒纳不断积聚自己的力量，当他羽翼渐丰，势力范围也不断扩大的时候，十月，便派人至达瓦齐处，要求管理伊犁以北直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而让达瓦齐只管辖博罗塔拉以南地区。此举遭到达瓦齐的拒绝，他们的联盟至此宣告破裂，开始互相征伐。
十一月，达瓦齐遣兵征伐阿睦尔撒纳，三战皆败。次年六月，达瓦齐重整军旅，命沙克都尔曼济率军3万掠阿睦尔撒纳牧区，又命塔尔巴什率兵3千夹击，阿睦尔撒纳败。七月初，阿睦尔撒纳、纳默库、班珠尔共率4000户2万余口，向清朝投诚。乾隆帝此时正拟出兵伊犁，平定达瓦齐，对阿睦尔撒纳率众归附十分重视，即命侍郎玉保、副都统唐喀禄等带领喀尔喀王公前往赈济，发放牛羊、口粮，使其部众暂时游牧于乌里雅苏台附近的扎布汗河一带，并晋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纳默库、班珠尔为郡王，给予优厚待遇。
阿睦尔撒纳在热河避暑山庄见乾隆时，力陈卫拉特内乱情形，请清廷立即出兵讨伐达瓦齐。1755年二月，清廷决定分两路向伊犁进发，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负责北路进军；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负责西路进军。五月中下旬，清军占领伊犁。达瓦齐战略后退，在向喀什噶尔退却的过程中，乌什城伯克霍吉斯打败达瓦齐，并请到北京后被乾隆帝特赦，后病逝于北京。
清廷败达瓦齐后，决定“将卫拉特分封四汗，赏功策勋，用奖劳绩”。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并晋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食亲王双俸。但阿睦尔撒纳并未接纳。他归附满人，本就是一个策略，现在借清廷之手已把自己最大的对手消除达瓦齐势力，统治四卫拉特成为他下一个宏大而伟大目标。
阿睦尔撒纳在率领清军进兵伊犁前，就通过班珠尔、纳噶察等亲信制造他要当四部总汗的舆论。达瓦齐被捕后，他就是总汗。他贵为清朝的亲王、定边左副将军，但从来不用清纛(古代军队中的大旗)，不穿满人官服，不戴满人所授黄带孔雀翎，不用满人所颁官印，反而启用噶尔丹策零时珲台吉菊形篆印行文各部，并“用钤记行文，调兵九千”至布鲁特、哈萨克边境，拥兵自重。
对阿睦尔撒纳的这些行为，满人早有察觉，便指示定北将军班第力促阿睦尔撒纳早日入觐，欲在其到达内地后将其剪除。阿睦尔撒纳早已亦察觉到事情有变，于是，他于八月初十日从伊犁起程入觐，一路迟延不进，窥测局势，行至乌隆古河时，阿睦尔撒纳便公开起义，急行军至伊犁。八月二十九日，阿睦尔撒纳蒙古军包围了班第的镇守军，班第、鄂容安兵败自杀，萨喇尔被阿睦尔撒纳活擒。
面对突变，乾隆帝惊慌失措。 1755年九月，满人重封卫拉特四部汗王，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台吉3人封公，4人授扎萨克一等台吉，7人授扎萨克，宰桑2人授内大臣，5人为散秩大臣，离间准噶尔卫拉特蒙古人。这一招在稳定卫拉特贵族，解除后顾之忧起到了一定作用。后令策楞为定西将军、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组织第二次远征伊犁。
1756年二月，西路军由策楞、玉保统率，北路军由哈达哈等统率，向伊犁进发。
阿睦尔撒纳起义后，出现了如他所预期的那样，蒙古大部纷起响应反清的大局面。但是许多准噶尔蒙古首领起义不久就倒戈相向，远离阿睦尔撒纳。准噶尔部再次陷入混战之中。阿睦尔撒纳面对满人压境，组织了有效抵抗。为缓兵计，他曾两次伪装投诚，并取得清军信任，停止对他的追，赢得了时间，却使清军在近一年的行军无所进展。1757年二月，满人调整将领，开战阿睦尔撒纳。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车布登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调集满洲、索伦、蒙古、察哈尔、吉林等地东蒙古兵马，兵分两路，再次征伐准噶尔。
此时，准噶尔内内乱的诸台吉、宰桑等内讧，加之部落内瘟疫流行，人畜大量死亡。六月，满人的清军趁机抵伊犁。阿睦尔撒纳只能再次退到哈萨克阿布赉汗处。当时，阿布赉恐招致两股蒙古军的攻击，就遣使向满人表示愿将阿睦尔撒纳抓获献给满人，此举被英明的阿睦尔撒纳早有觉察，故携带妻子亲随，骑马沿额尔齐斯河进入俄国。沙俄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准噶尔的形势，并屡屡向阿睦尔撒纳表示支持和欢迎。九月，阿睦尔撒纳染病，含恨他乡，英年早逝。享年35岁。
当阿睦尔撒纳出走沙俄时，乾隆即命理藩院行文沙俄外交部进行交涉，要求其按两国商定的彼此不纳敌对人的协议，交出阿睦尔撒纳。沙俄则拒不交，满人也无奈。直到阿睦尔撒纳病故后，沙俄才将遗体交于满人。
1745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病逝，准噶尔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权而内讧，准噶尔名将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取得了准噶尔的最高权力，其最重要的同盟者，就是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
阿睦尔撒纳(1722—1757)，为策妄阿拉布坦(1665-1727，准噶尔部首领)之女博托洛克之子。起初，博托洛克嫁拉藏汗之子噶尔丹丹衷，丹衷故后，博托洛克带着身孕改嫁辉特台吉卫征诺颜，此遗腹子就是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在准噶尔汗位之争中，支持达瓦齐，打败了其他对手。他与达瓦齐的结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对此，乾隆帝看得很清楚:“准噶尔台吉乃绰罗斯世传，伊(指阿睦尔撒纳)系辉特，势不能邃行窃踞，遂以达瓦齐为奇货，诱助攻杀，伊得从中取事”，并伺机取而代之。
阿睦尔撒纳不断积聚自己的力量，当他羽翼渐丰，势力范围也不断扩大的时候，十月，便派人至达瓦齐处，要求管理伊犁以北直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而让达瓦齐只管辖博罗塔拉以南地区。此举遭到达瓦齐的拒绝，他们的联盟至此宣告破裂，开始互相征伐。
十一月，达瓦齐遣兵征伐阿睦尔撒纳，三战皆败。次年六月，达瓦齐重整军旅，命沙克都尔曼济率军3万掠阿睦尔撒纳牧区，又命塔尔巴什率兵3千夹击，阿睦尔撒纳败。七月初，阿睦尔撒纳、纳默库、班珠尔共率4000户2万余口，向清朝投诚。乾隆帝此时正拟出兵伊犁，平定达瓦齐，对阿睦尔撒纳率众归附十分重视，即命侍郎玉保、副都统唐喀禄等带领喀尔喀王公前往赈济，发放牛羊、口粮，使其部众暂时游牧于乌里雅苏台附近的扎布汗河一带，并晋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纳默库、班珠尔为郡王，给予优厚待遇。
阿睦尔撒纳在热河避暑山庄见乾隆时，力陈卫拉特内乱情形，请清廷立即出兵讨伐达瓦齐。1755年二月，清廷决定分两路向伊犁进发，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负责北路进军；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负责西路进军。五月中下旬，清军占领伊犁。达瓦齐战略后退，在向喀什噶尔退却的过程中，乌什城伯克霍吉斯打败达瓦齐，并请到北京后被乾隆帝特赦，后病逝于北京。
清廷败达瓦齐后，决定“将卫拉特分封四汗，赏功策勋，用奖劳绩”。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并晋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食亲王双俸。但阿睦尔撒纳并未接纳。他归附满人，本就是一个策略，现在借清廷之手已把自己最大的对手消除达瓦齐势力，统治四卫拉特成为他下一个宏大而伟大目标。
阿睦尔撒纳在率领清军进兵伊犁前，就通过班珠尔、纳噶察等亲信制造他要当四部总汗的舆论。达瓦齐被捕后，他就是总汗。他贵为清朝的亲王、定边左副将军，但从来不用清纛(古代军队中的大旗)，不穿满人官服，不戴满人所授黄带孔雀翎，不用满人所颁官印，反而启用噶尔丹策零时珲台吉菊形篆印行文各部，并“用钤记行文，调兵九千”至布鲁特、哈萨克边境，拥兵自重。
对阿睦尔撒纳的这些行为，满人早有察觉，便指示定北将军班第力促阿睦尔撒纳早日入觐，欲在其到达内地后将其剪除。阿睦尔撒纳早已亦察觉到事情有变，于是，他于八月初十日从伊犁起程入觐，一路迟延不进，窥测局势，行至乌隆古河时，阿睦尔撒纳便公开起义，急行军至伊犁。八月二十九日，阿睦尔撒纳蒙古军包围了班第的镇守军，班第、鄂容安兵败自杀，萨喇尔被阿睦尔撒纳活擒。
面对突变，乾隆帝惊慌失措。 1755年九月，满人重封卫拉特四部汗王，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台吉3人封公，4人授扎萨克一等台吉，7人授扎萨克，宰桑2人授内大臣，5人为散秩大臣，离间准噶尔卫拉特蒙古人。这一招在稳定卫拉特贵族，解除后顾之忧起到了一定作用。后令策楞为定西将军、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组织第二次远征伊犁。
1756年二月，西路军由策楞、玉保统率，北路军由哈达哈等统率，向伊犁进发。
阿睦尔撒纳起义后，出现了如他所预期的那样，蒙古大部纷起响应反清的大局面。但是许多准噶尔蒙古首领起义不久就倒戈相向，远离阿睦尔撒纳。准噶尔部再次陷入混战之中。阿睦尔撒纳面对满人压境，组织了有效抵抗。为缓兵计，他曾两次伪装投诚，并取得清军信任，停止对他的追，赢得了时间，却使清军在近一年的行军无所进展。1757年二月，满人调整将领，开战阿睦尔撒纳。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车布登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调集满洲、索伦、蒙古、察哈尔、吉林等地东蒙古兵马，兵分两路，再次征伐准噶尔。
此时，准噶尔内内乱的诸台吉、宰桑等内讧，加之部落内瘟疫流行，人畜大量死亡。六月，满人的清军趁机抵伊犁。阿睦尔撒纳只能再次退到哈萨克阿布赉汗处。当时，阿布赉恐招致两股蒙古军的攻击，就遣使向满人表示愿将阿睦尔撒纳抓获献给满人，此举被英明的阿睦尔撒纳早有觉察，故携带妻子亲随，骑马沿额尔齐斯河进入俄国。沙俄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准噶尔的形势，并屡屡向阿睦尔撒纳表示支持和欢迎。九月，阿睦尔撒纳染病，含恨他乡，英年早逝。享年35岁。
当阿睦尔撒纳出走沙俄时，乾隆即命理藩院行文沙俄外交部进行交涉，要求其按两国商定的彼此不纳敌对人的协议，交出阿睦尔撒纳。沙俄则拒不交，满人也无奈。直到阿睦尔撒纳病故后，沙俄才将遗体交于满人。
哈木图书记被出卖了
1968年夏末，内蒙古牧场接到了中共红头文件，当时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腾海清的讲话，大意是：解放后，内蒙古没有划过阶级，应该补上这一课。内地的土改搞得轰轰烈烈，分田地、抄浮财，斗地主，开诉苦会，镇压土豪劣绅……“文革”中有对“地富反坏右”进行过二次抄家，阶级斗争很彻底。相比之下，内蒙古的划阶级只是走了个过场，采取了赎买政策。
陶森队有20多户人家，牧主和富牧当初并不多，仅三四家。1945年，当时的苏联红军从蒙古打进来，内蒙古宣布解放，道尔基王爷带着一大批牧主和牧民逃到蒙古。据说，这些王爷和牧主的结局也很不幸，都被关在蒙古的集中营里，只有个别的逃回家。
划阶级一开始，大家的觉悟就提高了，开始访贫问苦，开忆苦思甜会。一时“满山遍野都是牧主”。对牧民的历史，知青们一概不了解，只能由贫下中牧说了算。
再往后，“抄家”和批斗牧主开始，相当一部分解放后富裕起来的牧民也被定为牧主和富牧。小佈在学校时就反对抄家，他认为抄家就是掘祖坟，很缺德。但是，知青怎么能管得了贫下中牧的事呢？他只能做知青的工作。于是，小佈找姜戎商量，他俩各人负责两个班组。两天后，刘小佈去“拆匪包”串门，发现姜戎领着一班知青，歪歪斜斜靠着哈那，身边堆满了空酒瓶……原来，他们去抄家了。
知青们参加了牧民的抄家行动。牧民们看着满地金银财宝，吵着要分掉——这让小佈想起了毛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见势阻挡不住，只好横插一杆：把每一笔分掉的财产登记在册——多年后，给牧主、富牧落实政策，正是根据这个本子记录退赔的。
1968年下半年，“挖肃”风也刮到了满都宝力格牧场。
所谓“挖肃”，即揪斗“内人党”的运动。“内人党”指“内蒙古人民党”。解放前，党为了有效动员和组织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派乌兰夫到内蒙古领导革命，以“内蒙古人民党”作为共产党分支机构进行活动。“文革”期间，康生和江青把“内人党”问题作为攻击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炮弹，诬蔑“内人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隐藏了大批坏人，声称“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组织了‘新内人党’反党叛国集团”。一时间，“挖肃”风蔓延至整个草原，甚至刮到了全国，矛头直指内蒙古自治区各级蒙古族干部。
于是，开始有传言说，哈木图书记可能是“内人党”，连过去保他的各级干部及战友也认定他是“内人党”。没多久，其他3个大队的领导也动摇了，他们找刘小佈谈话，说一来不了解哈书记历史，不敢再保他，二来陶森队离蒙古一步之遥，万一发生叛国投修事件，麻烦就大了。
牧民代表的话，让小佈含糊：万一发生逃跑事件，陶森队知青的政治生命全得完蛋，他如何交待？于是，他去找姜戎，提议把哈书记送回场部，派知青守着保护他人身安全。同时，刘小佈再去盟里、旗里外调，了解哈书记的历史。刚开始，姜戎想不通，不同意，后经小佈晓以利害，他才勉强同意。
想到场部有姜戎照应，小佈放心地走了。不过，等他回到场部，形势已经大乱。当晚，两名知青前来告状，大骂姜戎是投机分子。原来，小佈走后不久，旗里派了10人工作组，全是“支左”军人，专门来牧场帮助揭盖子。军人主动找在家主持运动的姜戎做工作，大讲“挖肃”的必要性，姜戎立刻180度大转弯，召开在家的知青开会，指出当前“挖肃”是大方向，“谁‘挖肃’谁主动，要求知青配合“6.18”抓哈木图和牧民代表王殿生。
第二天，哈书记眼睁睁被造反派带走，全体知青予以默认。据说，那些天姜戎“整天跟工作组的军人泡在一起，就差称兄道弟了”。
哈书记被带走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遭到造反派毒打烙烫。哈书记无儿无女，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老伴，她听到消息后，在绝望中上吊自杀。造反派的倒行逆施日益猖獗，激起了公愤，贫下中牧和其他的陶森队知青一道，冲破姜戎的阻挠，“接管”了造反派关押所谓“内人党”的看守所。此后，3个大队的牧民和乌兰队知青轮流在场部守着，与造反派僵持了半年多。“挖肃”运动结束，哈书记重获自由，但她的妻子却永远地离开了。
有回忆说，“事后，姜戎把交出哈书记的过失推到了刘小佈身上，直到现在，哈木图仍然认为是小佈出卖了他……姜戎在别人已驱赶了牢里的‘挖肃派’之后，和我一起出现在哈木图面前，让哈以为他是救命恩人。姜戎让小佈为他背了一辈子黑锅。”
姜戎在“挖肃”中的投机行为失去了知青的信任，威信扫地。“失败令他沮丧，他把怨气全部发泄在我的身上，经常动手打骂，践踏辱没我的自尊，甚至将我踢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有人说。
遂然挖肃”运动总算走到了头——据官方统计，整个内蒙古在揪斗“内人党”运动中，共有314万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蒙古族占了99.9％，其中116622人被迫害致死，18.7万多人因刑讯逼供终生致残。不过，满都宝力格牧场在“挖肃”运动中直接死亡人数较少，多年以后，旗里的牧民还把小佈当作反“挖肃”的英雄颂扬。
陶森队有20多户人家，牧主和富牧当初并不多，仅三四家。1945年，当时的苏联红军从蒙古打进来，内蒙古宣布解放，道尔基王爷带着一大批牧主和牧民逃到蒙古。据说，这些王爷和牧主的结局也很不幸，都被关在蒙古的集中营里，只有个别的逃回家。
划阶级一开始，大家的觉悟就提高了，开始访贫问苦，开忆苦思甜会。一时“满山遍野都是牧主”。对牧民的历史，知青们一概不了解，只能由贫下中牧说了算。
再往后，“抄家”和批斗牧主开始，相当一部分解放后富裕起来的牧民也被定为牧主和富牧。小佈在学校时就反对抄家，他认为抄家就是掘祖坟，很缺德。但是，知青怎么能管得了贫下中牧的事呢？他只能做知青的工作。于是，小佈找姜戎商量，他俩各人负责两个班组。两天后，刘小佈去“拆匪包”串门，发现姜戎领着一班知青，歪歪斜斜靠着哈那，身边堆满了空酒瓶……原来，他们去抄家了。
知青们参加了牧民的抄家行动。牧民们看着满地金银财宝，吵着要分掉——这让小佈想起了毛的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见势阻挡不住，只好横插一杆：把每一笔分掉的财产登记在册——多年后，给牧主、富牧落实政策，正是根据这个本子记录退赔的。
1968年下半年，“挖肃”风也刮到了满都宝力格牧场。
所谓“挖肃”，即揪斗“内人党”的运动。“内人党”指“内蒙古人民党”。解放前，党为了有效动员和组织内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派乌兰夫到内蒙古领导革命，以“内蒙古人民党”作为共产党分支机构进行活动。“文革”期间，康生和江青把“内人党”问题作为攻击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炮弹，诬蔑“内人党”是一个庞大的组织，隐藏了大批坏人，声称“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组织了‘新内人党’反党叛国集团”。一时间，“挖肃”风蔓延至整个草原，甚至刮到了全国，矛头直指内蒙古自治区各级蒙古族干部。
于是，开始有传言说，哈木图书记可能是“内人党”，连过去保他的各级干部及战友也认定他是“内人党”。没多久，其他3个大队的领导也动摇了，他们找刘小佈谈话，说一来不了解哈书记历史，不敢再保他，二来陶森队离蒙古一步之遥，万一发生叛国投修事件，麻烦就大了。
牧民代表的话，让小佈含糊：万一发生逃跑事件，陶森队知青的政治生命全得完蛋，他如何交待？于是，他去找姜戎，提议把哈书记送回场部，派知青守着保护他人身安全。同时，刘小佈再去盟里、旗里外调，了解哈书记的历史。刚开始，姜戎想不通，不同意，后经小佈晓以利害，他才勉强同意。
想到场部有姜戎照应，小佈放心地走了。不过，等他回到场部，形势已经大乱。当晚，两名知青前来告状，大骂姜戎是投机分子。原来，小佈走后不久，旗里派了10人工作组，全是“支左”军人，专门来牧场帮助揭盖子。军人主动找在家主持运动的姜戎做工作，大讲“挖肃”的必要性，姜戎立刻180度大转弯，召开在家的知青开会，指出当前“挖肃”是大方向，“谁‘挖肃’谁主动，要求知青配合“6.18”抓哈木图和牧民代表王殿生。
第二天，哈书记眼睁睁被造反派带走，全体知青予以默认。据说，那些天姜戎“整天跟工作组的军人泡在一起，就差称兄道弟了”。
哈书记被带走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遭到造反派毒打烙烫。哈书记无儿无女，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老伴，她听到消息后，在绝望中上吊自杀。造反派的倒行逆施日益猖獗，激起了公愤，贫下中牧和其他的陶森队知青一道，冲破姜戎的阻挠，“接管”了造反派关押所谓“内人党”的看守所。此后，3个大队的牧民和乌兰队知青轮流在场部守着，与造反派僵持了半年多。“挖肃”运动结束，哈书记重获自由，但她的妻子却永远地离开了。
有回忆说，“事后，姜戎把交出哈书记的过失推到了刘小佈身上，直到现在，哈木图仍然认为是小佈出卖了他……姜戎在别人已驱赶了牢里的‘挖肃派’之后，和我一起出现在哈木图面前，让哈以为他是救命恩人。姜戎让小佈为他背了一辈子黑锅。”
姜戎在“挖肃”中的投机行为失去了知青的信任，威信扫地。“失败令他沮丧，他把怨气全部发泄在我的身上，经常动手打骂，践踏辱没我的自尊，甚至将我踢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有人说。
遂然挖肃”运动总算走到了头——据官方统计，整个内蒙古在揪斗“内人党”运动中，共有314万多人被审查，揪斗，关押，蒙古族占了99.9％，其中116622人被迫害致死，18.7万多人因刑讯逼供终生致残。不过，满都宝力格牧场在“挖肃”运动中直接死亡人数较少，多年以后，旗里的牧民还把小佈当作反“挖肃”的英雄颂扬。
令人担忧的腾格里孩子，柴达木蒙古文化
在天边,在青藏高原西北端有一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举世闻名的柴达木盆地。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世居着一个豪情奔放、驰云沧桑大地的民族——这就是青藏高原上辉煌一时的顾始汗及西蒙古和硕特部的后裔，俗称柴达木蒙古或统称德都蒙古人。
他们勤劳、朴实、善良、正直、包容。他们虽人口稀少，但保留与继承原生态文化的格局，使外界震撼。在德都蒙古可以看到很古老的风俗习惯，比如现已很多蒙古族聚居地区已失传多年的“德吉”文化；如，至今只能在《蒙古秘史》等古籍里才能看到的很多古老的方言、词汇在我们德都蒙古方言里就可以听到或察觉到。这里保留的有些风俗习惯乃至在蒙古国、在内蒙古早已消失。现已被蒙学者称之为当今在国内蒙古族原生态文化保留完整的最后的一块净土。
这里的蒙古语方言与外蒙喀勒和方言很接近或差别不大，但与内蒙东北地区蒙古语方言比起有了较大差异，如两地的两个牧民遇到一起，用各自的方言习惯直接交流，也许互相“听不懂”。但柴达木蒙族牧民和外蒙的牧民坐到一块，寒暄起来什么障碍多没有，谁也看不出这是两个国家的牧民在交流。这就反映语言生态的权衡问题。
我老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捆饶我多年。就是语言的生态保护问题已成为我们要正视的一个重大课题！内蒙古蒙古语的生态环境从清朝时期就开始遭的破坏，现已部分地区蒙古语生存环境恶劣，严格意义上说已失去了真纯的语言生态环境。而蒙古国的蒙古语生态环境从上世纪初就开始受俄文化的冲击，也有了很多借来词语混入日常生活语言，但总体语言环境比内蒙要好的多。所以外蒙的蒙古语还是正统的，没受到大的语言污染。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载体。前面所说的风俗习惯的保留、继承与语言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内蒙、外蒙为何失去了那么宝贵的传统风俗习惯而“汉化”、“俄化”的那么厉害？而青海的柴达木蒙古人为何把自己的风俗习惯保留的那么完整？这是个民族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我没那么大的学问作这个课题，但凭我多年的对各地蒙古文化的粗浅的比较观察和热爱蒙古文化博大精深的崇敬之心，使我时刻忐忑不安。
再解释一下刚才所说的：“柴达木蒙古文化在全蒙古地区而言，保留和继承自己原生态文化较完整的最后一块净土”的观念。一是柴达木蒙古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最晚。蒙古国受西方或俄文化影响快100年了，而当处的红色革命浪潮有意消灭所谓的“封建旧文化”，连祖宗的传统文字“旧蒙文字”都没绕过这场灾难，改为“斯拉夫新蒙文字”。当时蒙古国大学者巴、仁庆说“我们的‘拿来主义者们’除了俄罗斯人的高鼻子外什么都摸仿完了”。所以今天的外蒙人的风俗习惯，尤其城市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外蒙人,已西化的较严重而致使自己的传统风俗习惯丢弃的现象,使令人担忧。而内蒙东北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至少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那里已形成一个蒙汉夹杂的方言，已失去了纯正的蒙古语了。
德都蒙古(主要是指柴达木蒙古人)虽人口很少（仅2.6万人）,少的令人担忧,但保留传统文化较好。这与内蒙和外蒙不一样，因为柴达木蒙古人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内蒙、外蒙很晚，就是个60年。这里地处偏僻，人口稀少，至到解放前，这里没有其他民族进入与当地蒙古族混居。所以柴达木蒙古族传统风俗习惯保留的非常好。这是一个优势。但从现代意义上讲这里的蒙古族文化进步水平很低，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解放后不到60年的岁月里，由于原生态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即将失去本色，许多经典的民间文化艺术一眨眼的功夫就消逝的危机越来越逼近。“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可而想，我们几乎一夜之间没有了“文化”，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有所恢复，但受后来的大开发及牧民的定居、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媒体文化的推广等外来大文化的冲击致使加快了传统文化丢失的局面。
近十年内，蒙古包进了仓库，因为定居改房子了；就这十年里乡村一级蒙校给撤并完了；就这几年大部分牧民进城镇后，无奈之下把孩子送汉校了；就这几年合并后的民族学校生源越来越畏宿，与在汉校就读的民族学生成了一比一的比例；就这些年用民族语言上大学的毕业生找工作困难而无路可走了......这种大的环境下蒙古人的民族心态发生了变化，对民族的生存空间感到迷茫和压抑。这种状况正在延续，而且正在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就是大开发大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结局：这就是又好又快发展给我们营造的“和谐”生存环境、、、
我们是离族群最远的一支部落，在那众多民族当中夹缝生存到至今的最脆弱又是最刚毅的群体。但我们欢欣与骄傲，能顾把祖宗的传统文化保留延续到今天，因为我们是苍天腾格里的孩子！
他们勤劳、朴实、善良、正直、包容。他们虽人口稀少，但保留与继承原生态文化的格局，使外界震撼。在德都蒙古可以看到很古老的风俗习惯，比如现已很多蒙古族聚居地区已失传多年的“德吉”文化；如，至今只能在《蒙古秘史》等古籍里才能看到的很多古老的方言、词汇在我们德都蒙古方言里就可以听到或察觉到。这里保留的有些风俗习惯乃至在蒙古国、在内蒙古早已消失。现已被蒙学者称之为当今在国内蒙古族原生态文化保留完整的最后的一块净土。
这里的蒙古语方言与外蒙喀勒和方言很接近或差别不大，但与内蒙东北地区蒙古语方言比起有了较大差异，如两地的两个牧民遇到一起，用各自的方言习惯直接交流，也许互相“听不懂”。但柴达木蒙族牧民和外蒙的牧民坐到一块，寒暄起来什么障碍多没有，谁也看不出这是两个国家的牧民在交流。这就反映语言生态的权衡问题。
我老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捆饶我多年。就是语言的生态保护问题已成为我们要正视的一个重大课题！内蒙古蒙古语的生态环境从清朝时期就开始遭的破坏，现已部分地区蒙古语生存环境恶劣，严格意义上说已失去了真纯的语言生态环境。而蒙古国的蒙古语生态环境从上世纪初就开始受俄文化的冲击，也有了很多借来词语混入日常生活语言，但总体语言环境比内蒙要好的多。所以外蒙的蒙古语还是正统的，没受到大的语言污染。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载体。前面所说的风俗习惯的保留、继承与语言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内蒙、外蒙为何失去了那么宝贵的传统风俗习惯而“汉化”、“俄化”的那么厉害？而青海的柴达木蒙古人为何把自己的风俗习惯保留的那么完整？这是个民族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我没那么大的学问作这个课题，但凭我多年的对各地蒙古文化的粗浅的比较观察和热爱蒙古文化博大精深的崇敬之心，使我时刻忐忑不安。
再解释一下刚才所说的：“柴达木蒙古文化在全蒙古地区而言，保留和继承自己原生态文化较完整的最后一块净土”的观念。一是柴达木蒙古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最晚。蒙古国受西方或俄文化影响快100年了，而当处的红色革命浪潮有意消灭所谓的“封建旧文化”，连祖宗的传统文字“旧蒙文字”都没绕过这场灾难，改为“斯拉夫新蒙文字”。当时蒙古国大学者巴、仁庆说“我们的‘拿来主义者们’除了俄罗斯人的高鼻子外什么都摸仿完了”。所以今天的外蒙人的风俗习惯，尤其城市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外蒙人,已西化的较严重而致使自己的传统风俗习惯丢弃的现象,使令人担忧。而内蒙东北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至少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那里已形成一个蒙汉夹杂的方言，已失去了纯正的蒙古语了。
德都蒙古(主要是指柴达木蒙古人)虽人口很少（仅2.6万人）,少的令人担忧,但保留传统文化较好。这与内蒙和外蒙不一样，因为柴达木蒙古人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内蒙、外蒙很晚，就是个60年。这里地处偏僻，人口稀少，至到解放前，这里没有其他民族进入与当地蒙古族混居。所以柴达木蒙古族传统风俗习惯保留的非常好。这是一个优势。但从现代意义上讲这里的蒙古族文化进步水平很低，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解放后不到60年的岁月里，由于原生态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即将失去本色，许多经典的民间文化艺术一眨眼的功夫就消逝的危机越来越逼近。“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可而想，我们几乎一夜之间没有了“文化”，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有所恢复，但受后来的大开发及牧民的定居、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媒体文化的推广等外来大文化的冲击致使加快了传统文化丢失的局面。
近十年内，蒙古包进了仓库，因为定居改房子了；就这十年里乡村一级蒙校给撤并完了；就这几年大部分牧民进城镇后，无奈之下把孩子送汉校了；就这几年合并后的民族学校生源越来越畏宿，与在汉校就读的民族学生成了一比一的比例；就这些年用民族语言上大学的毕业生找工作困难而无路可走了......这种大的环境下蒙古人的民族心态发生了变化，对民族的生存空间感到迷茫和压抑。这种状况正在延续，而且正在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就是大开发大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结局：这就是又好又快发展给我们营造的“和谐”生存环境、、、
我们是离族群最远的一支部落，在那众多民族当中夹缝生存到至今的最脆弱又是最刚毅的群体。但我们欢欣与骄傲，能顾把祖宗的传统文化保留延续到今天，因为我们是苍天腾格里的孩子！
1911年蒙古国民族革命的高峰
——博格多格根哲布尊丹巴登基称汗
译者导言：（外）蒙古国20世纪初期脱离中国而独立到现在过去了近90年了，在这次民族独立运动中，带有和中国西藏地区一样政教合一社会形态的外蒙古地区达赖喇嘛（Dalai Lama，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扮演了极其重要的首倡者和领军人角色，然而这个人物的一生既充满着传奇和辉煌，又带着永远遗憾和伤痛，提起这位达赖喇嘛，即使在如今的蒙古国了解他的人也不多。20世纪90年代后，民主与市场化的变革浪潮让我们知道，在前苏联卵翼下建立起来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权（70年的极权统治），对如今21世纪的大多数蒙古人而言，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含义，它代表的既是过去的荣耀和胜利，也是整个蒙古社会的动荡、倒退与大变革。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记得博格汗（达赖喇嘛），这位外蒙古地区的最高宗教领袖和末任大汗，这位20世纪初期近代蒙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社会转向现代蒙古社会的主要奠基人。本文原作者是一位名叫巴特赛汗的蒙古国历史学者，记述的是博格汗在蒙古国1911年第一次独立运动时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细节，这些材料是国内外难得一见的历史信息，现本文译者倾心翻著如下，希望能起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历史教育和启示作用。
自2007年伊始我们蒙古人把每年的12月29日作为民族独立日。这一决定是由许多蒙古和国外学者在有关1911年民族独立革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促成的，正如他们所说，没有这一节日总比没有好。我们应该非常清楚一旦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起源、历史、文化和传统，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是飘忽不定的。
我是一个不起眼的学者，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试图阐明蒙古最后一任大汗、哲布尊丹巴八世、博格汗（Bogdo khaan）对我们国家1911年独立所做的贡献。这次向大家介绍的只是有关这个历史人物政治生活的一些具体细节。而且我们也从未忘记过博格汗是蒙古宗教的领袖，由于他领导了1911年的革命因而是十分了不起的领导人，他是这场蒙古人国家、蒙古民族和宗教革命的领袖。
1911年12月29日蒙古人宣布脱离满清帝国而独立，博格汗作为蒙古人国家的大汗登极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八世（the Bogdo Jebtsundamba Khutuktu VIII）。我也在这方面多了大量广泛的研究，包括查阅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有关资料、搜集了许多蒙古国和日本的公开出版物和历史材料，还有很多由蒙古国和国外学者用英文、俄文和蒙古文所撰写的有关博格汗的个人生平材料。
蒙古正式宣布独立是在1911年12月29日，这次革命是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八世的领导下，所取得的革命胜利的顶点，正是这次革命使得蒙古人脱离了中国的满清王朝（the Manchu Qing Dynasty）。
1911年11月29日是欧历中冬的第九天，也是蒙古人农历12生肖的母猪年，还是中国满清王朝宣统皇帝（Emperor Xuangtong）统治的第三年。这一天是属鸡的日子，人们发现这是一个最吉利的日子，因此选择在这一天作为国家独立的庆典日。根据官方文献的说法，这一天是母猪年三九天头冬的第17天。喀尔喀库伦（the Khalkha Khuree，本文译者注：乌兰巴托旧称）当局临时行政办公室为最高统治者、博格汗配备了阵容空前的护卫随行人员和大量御用器物，包括四支喀尔喀怯薛军、库伦甘丹寺大活佛、各地活佛高僧、各部落汗王、敞篷大车、金帐以及大量随行在侧的诵经喇嘛。蒙古僧俗们发现，母猪年11月的第9天是奥奇尔达拉·博格多格根（Ochirdara Bogdo gegeen）登极为蒙古国大汗和举行国家庆典的最吉利日子。因此决定在那天星期五水—鸡日的午时作为国家独立的时刻。文献中还提到登基的隆重新仪式还被俄罗斯领事所津津乐道。一些经常被提及的仪式一直到现在的隆冬月还被沿用，有些说法认为那一年是猪年猪月。
蒙古国内外不同的资料对蒙古独立时间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有的说是11月9日，有的说是12月15或16日，还有的说是12月26日或28日，但是根据新俄罗斯日历的说法是12月29日。
为庆祝这一重大独立庆典，专门成立了喀尔喀库伦行政当局办公室并采取了下列措施：
向大俄罗斯派出使团寻求援助；
驱逐留驻在库伦的满清统治者代表；
为第八世博格多格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登基为蒙古国大汗做了隆重安排，并发表了独立声明；
建立了一整套博格汗登基称帝的盛大仪式程序，详细设置了服饰和礼仪规则；
专门为博格汗称帝设计和缝制了加冕服饰衣帽；
为加冕登基称帝仪式专门搭建了9座大蒙古包；
设计制作了大蒙古国的国旗和国徽；
为博格汗和汗妃设计和制作了多套服饰；
根据博格汗的法令，成立蒙古国政府并向（蒙古）各地派驻了代表；
为了登基大典组建了专门的卫队和礼仪人员。
上文提到的大汗蒙古包资料也许在档案馆的资料文献中可以很有意思的看到。
登基仪式在一个非常大的金黄色顶大帐中举行，大帐由10根大柱支撑，上面用黄色丝绸覆盖，并有许多精美装饰品，上面镶有9种珍宝。大帐由7条绳链固定在地面，大帐和地面连接处由蓝色丝绸布遮盖。
被誉为上师的马格萨迦夫（Magsarjav the Witty），也是大汗的蒙文老师和国师，写道：“我们搭建了很多蒙古包，就像一座大宫殿，里面可以容纳多达5个部门的人员，包括内务部、外交部、军事部、财政部和司法部等。
（The Provisional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Khuree Affairs set detailed rules of procedure for the ceremony of elevating Bogdo to the throne as the khaan of the Mongolian nation. It read: “A path covered with yellow silk shall be prepeared for Bogdo when he proceeds from his Eastern palace to the State palace. He will be escorted by assistant ministers and soivons on his flanks. Assistant ministers and donirs will lead the way in his front and lamas and princes shall be lined up, with insences in their hands, on both sides of the front door of the state palace. When Bogdo enters into the state palace with a peacock parasol in his hand, those who are of rank higher than donir in case of lamas and higher than zasag in case of secular nobles would follow him into the palace and the rest shall stay and wait outside.本文译者特别注释：译文部分词汇为蒙文）
库伦临时行政当局办公室为大汗登基仪式设定了详细的礼仪程序。里面写道：“一条金黄色丝绸大道是专门为博格汗从他起身的东宫到举行仪式的金帐大殿而铺设的。他将在身边的各部部长和高级僧侣活佛的护卫下走向大殿，另一些部长和高级僧侣喇嘛还会在他前面为他引路，还有许多喇嘛和蒙古王公会站立在侧，虔诚的举起双手接受大汗的抚摸并目送博格汗进入登基的正殿。当博格汗进入正殿时还有人为他举一把孔雀遮阳伞，遮阳伞旁边的这些人是比喇嘛和高级僧侣更高一级的各地活佛或者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俗王公贵族，他们随博格汗一同进入金帐正殿，其他人则站在金帐大殿外等候。
很明显，库伦临时行政当局办公室为博格汗正式登基和宣布独立做了相当充分而彻底的准备。
时间：大汗的隆重登基仪式在午时11点40分开始（本文译者注：蒙古人传统天支地干和12生肖纪年与南方汉人完全相同）据称这被认为是一个十分吉利的时刻，仪式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钟结束。还有一种说法是从上午11点40分持续到下午大约5点钟，时间长达5个多小时。
地点：据参加过这一盛大仪式的老人那万纳木吉尔（G. Navaannamjil）事后回忆，仪式的举办地是在金色屋顶的德琴噶尔巴寺（Dechin Galba temple） 和多吉万朗寺（Dorjvavaaran temple）之间的一块大空地上，这两座寺庙都在博格汗宫黄色大围墙的里面，往北走空间都很大。博格汗宫的黄色蒙古包，即举行大典的金顶大帐离现在的儿童艺术中心很近。金顶大帐是一座由金黄色丝绸覆盖的大型毛毡蒙古包，上面装饰有9种珍贵珠宝和蓝色绸缎制作的7条绳链。博格汗在大妃陪伴下，从图拉河（Toul river）边自己居住的二层楼结构冬宫行进到金顶大帐。
在博格汗和其随行人员完成登基称汗大典之后，蒙古的额吉达纳（eh dagina）和政府随即便成立，博格汗然后根据自己的指令向各地派出了使者宣布登基称汗的消息。博格汗和额吉达纳在各部部长、蒙古王公和喇嘛们陪同下前往库伦的乔金寺（Tsogchin temple），在那里这位博格汗站在先前准备好的祭坛上，以最高宗教领袖和蒙古大汗的身份向广大僧俗民众布施和发布政令。完成这些后，大汗一行回到金顶大帐。晚上，在大帐内朝乔金庙方向举行了一些宗教仪式后便结束了登基大典。
整个仪式的开场是在金顶大帐内举行的，然后接着是在乔金寺内的祭坛上，结尾也是在金顶大帐内。这也许是暗含了政治与宗教完美结合的味道吧，不过民族风俗还是居于优先地位的。
（本文作者翻译自乌兰巴托邮报，原作者为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社会学博士巴特赛汗）
背景
博格汗（1870--1924），外蒙古地区政教合一的领袖（达赖喇嘛），末代蒙古大汗。1870年生于中国西藏理塘地区，4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送入蒙古高原成为外蒙古地区的达赖喇嘛，一生历经中国清王朝、中华民国和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权时期，性情宽容，崇尚科学，喜欢艺术，曾领导1911年外蒙古独立运动，1919年呈书于中华民国政府取消“自治”，晚年受制于共产党政权的高压和软禁，1924年5月20日在严重病痛和忧郁中死于库伦（今乌兰巴托）。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达赖喇嘛），外蒙古地区（或称喀尔喀蒙古）的政教合一领袖，其宗教制度和仪式源于西藏地区，蒙元时期藏传佛教传入蒙古高原，16世纪以后蒙古高原普遍改宗藏传佛教格鲁教派，后历经中国清王朝康、雍、乾三朝形成了外蒙古地区特殊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即诞生于这一背景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在外蒙古地区的地位与影响类似于中国西藏地区的达赖喇嘛，故亦称达赖喇嘛。
译者导言：（外）蒙古国20世纪初期脱离中国而独立到现在过去了近90年了，在这次民族独立运动中，带有和中国西藏地区一样政教合一社会形态的外蒙古地区达赖喇嘛（Dalai Lama，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扮演了极其重要的首倡者和领军人角色，然而这个人物的一生既充满着传奇和辉煌，又带着永远遗憾和伤痛，提起这位达赖喇嘛，即使在如今的蒙古国了解他的人也不多。20世纪90年代后，民主与市场化的变革浪潮让我们知道，在前苏联卵翼下建立起来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权（70年的极权统治），对如今21世纪的大多数蒙古人而言，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含义，它代表的既是过去的荣耀和胜利，也是整个蒙古社会的动荡、倒退与大变革。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记得博格汗（达赖喇嘛），这位外蒙古地区的最高宗教领袖和末任大汗，这位20世纪初期近代蒙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社会转向现代蒙古社会的主要奠基人。本文原作者是一位名叫巴特赛汗的蒙古国历史学者，记述的是博格汗在蒙古国1911年第一次独立运动时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细节，这些材料是国内外难得一见的历史信息，现本文译者倾心翻著如下，希望能起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历史教育和启示作用。
自2007年伊始我们蒙古人把每年的12月29日作为民族独立日。这一决定是由许多蒙古和国外学者在有关1911年民族独立革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促成的，正如他们所说，没有这一节日总比没有好。我们应该非常清楚一旦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起源、历史、文化和传统，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是飘忽不定的。
我是一个不起眼的学者，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试图阐明蒙古最后一任大汗、哲布尊丹巴八世、博格汗（Bogdo khaan）对我们国家1911年独立所做的贡献。这次向大家介绍的只是有关这个历史人物政治生活的一些具体细节。而且我们也从未忘记过博格汗是蒙古宗教的领袖，由于他领导了1911年的革命因而是十分了不起的领导人，他是这场蒙古人国家、蒙古民族和宗教革命的领袖。
1911年12月29日蒙古人宣布脱离满清帝国而独立，博格汗作为蒙古人国家的大汗登极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八世（the Bogdo Jebtsundamba Khutuktu VIII）。我也在这方面多了大量广泛的研究，包括查阅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有关资料、搜集了许多蒙古国和日本的公开出版物和历史材料，还有很多由蒙古国和国外学者用英文、俄文和蒙古文所撰写的有关博格汗的个人生平材料。
蒙古正式宣布独立是在1911年12月29日，这次革命是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八世的领导下，所取得的革命胜利的顶点，正是这次革命使得蒙古人脱离了中国的满清王朝（the Manchu Qing Dynasty）。
1911年11月29日是欧历中冬的第九天，也是蒙古人农历12生肖的母猪年，还是中国满清王朝宣统皇帝（Emperor Xuangtong）统治的第三年。这一天是属鸡的日子，人们发现这是一个最吉利的日子，因此选择在这一天作为国家独立的庆典日。根据官方文献的说法，这一天是母猪年三九天头冬的第17天。喀尔喀库伦（the Khalkha Khuree，本文译者注：乌兰巴托旧称）当局临时行政办公室为最高统治者、博格汗配备了阵容空前的护卫随行人员和大量御用器物，包括四支喀尔喀怯薛军、库伦甘丹寺大活佛、各地活佛高僧、各部落汗王、敞篷大车、金帐以及大量随行在侧的诵经喇嘛。蒙古僧俗们发现，母猪年11月的第9天是奥奇尔达拉·博格多格根（Ochirdara Bogdo gegeen）登极为蒙古国大汗和举行国家庆典的最吉利日子。因此决定在那天星期五水—鸡日的午时作为国家独立的时刻。文献中还提到登基的隆重新仪式还被俄罗斯领事所津津乐道。一些经常被提及的仪式一直到现在的隆冬月还被沿用，有些说法认为那一年是猪年猪月。
蒙古国内外不同的资料对蒙古独立时间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有的说是11月9日，有的说是12月15或16日，还有的说是12月26日或28日，但是根据新俄罗斯日历的说法是12月29日。
为庆祝这一重大独立庆典，专门成立了喀尔喀库伦行政当局办公室并采取了下列措施：
向大俄罗斯派出使团寻求援助；
驱逐留驻在库伦的满清统治者代表；
为第八世博格多格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登基为蒙古国大汗做了隆重安排，并发表了独立声明；
建立了一整套博格汗登基称帝的盛大仪式程序，详细设置了服饰和礼仪规则；
专门为博格汗称帝设计和缝制了加冕服饰衣帽；
为加冕登基称帝仪式专门搭建了9座大蒙古包；
设计制作了大蒙古国的国旗和国徽；
为博格汗和汗妃设计和制作了多套服饰；
根据博格汗的法令，成立蒙古国政府并向（蒙古）各地派驻了代表；
为了登基大典组建了专门的卫队和礼仪人员。
上文提到的大汗蒙古包资料也许在档案馆的资料文献中可以很有意思的看到。
登基仪式在一个非常大的金黄色顶大帐中举行，大帐由10根大柱支撑，上面用黄色丝绸覆盖，并有许多精美装饰品，上面镶有9种珍宝。大帐由7条绳链固定在地面，大帐和地面连接处由蓝色丝绸布遮盖。
被誉为上师的马格萨迦夫（Magsarjav the Witty），也是大汗的蒙文老师和国师，写道：“我们搭建了很多蒙古包，就像一座大宫殿，里面可以容纳多达5个部门的人员，包括内务部、外交部、军事部、财政部和司法部等。
（The Provisional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Khuree Affairs set detailed rules of procedure for the ceremony of elevating Bogdo to the throne as the khaan of the Mongolian nation. It read: “A path covered with yellow silk shall be prepeared for Bogdo when he proceeds from his Eastern palace to the State palace. He will be escorted by assistant ministers and soivons on his flanks. Assistant ministers and donirs will lead the way in his front and lamas and princes shall be lined up, with insences in their hands, on both sides of the front door of the state palace. When Bogdo enters into the state palace with a peacock parasol in his hand, those who are of rank higher than donir in case of lamas and higher than zasag in case of secular nobles would follow him into the palace and the rest shall stay and wait outside.本文译者特别注释：译文部分词汇为蒙文）
库伦临时行政当局办公室为大汗登基仪式设定了详细的礼仪程序。里面写道：“一条金黄色丝绸大道是专门为博格汗从他起身的东宫到举行仪式的金帐大殿而铺设的。他将在身边的各部部长和高级僧侣活佛的护卫下走向大殿，另一些部长和高级僧侣喇嘛还会在他前面为他引路，还有许多喇嘛和蒙古王公会站立在侧，虔诚的举起双手接受大汗的抚摸并目送博格汗进入登基的正殿。当博格汗进入正殿时还有人为他举一把孔雀遮阳伞，遮阳伞旁边的这些人是比喇嘛和高级僧侣更高一级的各地活佛或者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俗王公贵族，他们随博格汗一同进入金帐正殿，其他人则站在金帐大殿外等候。
很明显，库伦临时行政当局办公室为博格汗正式登基和宣布独立做了相当充分而彻底的准备。
时间：大汗的隆重登基仪式在午时11点40分开始（本文译者注：蒙古人传统天支地干和12生肖纪年与南方汉人完全相同）据称这被认为是一个十分吉利的时刻，仪式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钟结束。还有一种说法是从上午11点40分持续到下午大约5点钟，时间长达5个多小时。
地点：据参加过这一盛大仪式的老人那万纳木吉尔（G. Navaannamjil）事后回忆，仪式的举办地是在金色屋顶的德琴噶尔巴寺（Dechin Galba temple） 和多吉万朗寺（Dorjvavaaran temple）之间的一块大空地上，这两座寺庙都在博格汗宫黄色大围墙的里面，往北走空间都很大。博格汗宫的黄色蒙古包，即举行大典的金顶大帐离现在的儿童艺术中心很近。金顶大帐是一座由金黄色丝绸覆盖的大型毛毡蒙古包，上面装饰有9种珍贵珠宝和蓝色绸缎制作的7条绳链。博格汗在大妃陪伴下，从图拉河（Toul river）边自己居住的二层楼结构冬宫行进到金顶大帐。
在博格汗和其随行人员完成登基称汗大典之后，蒙古的额吉达纳（eh dagina）和政府随即便成立，博格汗然后根据自己的指令向各地派出了使者宣布登基称汗的消息。博格汗和额吉达纳在各部部长、蒙古王公和喇嘛们陪同下前往库伦的乔金寺（Tsogchin temple），在那里这位博格汗站在先前准备好的祭坛上，以最高宗教领袖和蒙古大汗的身份向广大僧俗民众布施和发布政令。完成这些后，大汗一行回到金顶大帐。晚上，在大帐内朝乔金庙方向举行了一些宗教仪式后便结束了登基大典。
整个仪式的开场是在金顶大帐内举行的，然后接着是在乔金寺内的祭坛上，结尾也是在金顶大帐内。这也许是暗含了政治与宗教完美结合的味道吧，不过民族风俗还是居于优先地位的。
（本文作者翻译自乌兰巴托邮报，原作者为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社会学博士巴特赛汗）
背景
博格汗（1870--1924），外蒙古地区政教合一的领袖（达赖喇嘛），末代蒙古大汗。1870年生于中国西藏理塘地区，4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送入蒙古高原成为外蒙古地区的达赖喇嘛，一生历经中国清王朝、中华民国和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权时期，性情宽容，崇尚科学，喜欢艺术，曾领导1911年外蒙古独立运动，1919年呈书于中华民国政府取消“自治”，晚年受制于共产党政权的高压和软禁，1924年5月20日在严重病痛和忧郁中死于库伦（今乌兰巴托）。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达赖喇嘛），外蒙古地区（或称喀尔喀蒙古）的政教合一领袖，其宗教制度和仪式源于西藏地区，蒙元时期藏传佛教传入蒙古高原，16世纪以后蒙古高原普遍改宗藏传佛教格鲁教派，后历经中国清王朝康、雍、乾三朝形成了外蒙古地区特殊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即诞生于这一背景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在外蒙古地区的地位与影响类似于中国西藏地区的达赖喇嘛，故亦称达赖喇嘛。
2010年6月15日星期二
究竟内蒙古的草原是怎样被破坏的
黄沙滚滚，屡袭大地，漂洋过海，殃及朝日。每年春天的这个时节，沙尘暴便会成为人们咒骂的一种天气，关于沙尘暴的新闻也是各大媒体的热门。
几天之前，有一群所谓研究蒙古文化的文化人搞了个关于蒙古的项目，本人闲着没事也去看了看，简直是一帮天南地北除了蒙古人以外什么都有的人的大放阙词。这些人其它的谬论就不多说了，单说这帮子人反复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蒙古人为了经济利益过度放牧”。
近日网民关于沙尘天气的评论中最多的也是提到内蒙古和蒙古国草原被破坏，还有内蒙古的过度放牧，评论中不乏“活该”、“自作自受”、“就是过度放牧”这些无知的低素质词句。看到这些，本人临时决定写这么一篇文章，让这些人知道，究竟内蒙古的草原是怎样被破坏的。
蒙古人自古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所以深知自然与人的关系。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使蒙古人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明白如何保护自然，因为只有保护好自然，人才有生存的余地。这与那个畸形年代的某句“名言”中的“与天斗，其乐无穷”截然相反。草原上的老牧民给孩子讲故事，总说“我们蒙古人只有不停地迁徙，大地母亲才能感到舒服。如果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必然会破坏环境，大地母亲必然会感到难受。”一个统治过半个世界的民族怎么可能连楼都不会盖？保护环境的观念已经深深渗透到这个民族的血液。对于那些说蒙古国草原也被破坏的人，也给你们讲一下基本的知识。蒙古草原自古就是以漠南、漠北划分，所谓的“漠”就是指蒙古国南部的戈壁，这是自古就有的，不是人为破坏造成的。在这片戈壁的北部，也就是蒙古国的北部，就是富饶的漠北草原，那里的生态环境保存的极好，在乌兰巴托周围还有伤人的猛兽出没于森林之中。所以很多驴友都说：“内蒙古已经没草原了，想看草原必须去蒙古国。”
羊其实是很毁坏草原的，因为它可以将草根连根刨起。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羊绒制品成了所谓上流阶层的热宠，加上舆论上有意淡化文革的恶果，于是有人把草原被破坏归因为过度放牧。其实真正放牧的蒙古牧民从来不穿羊绒衫，本人亲眼所见一个蒙古牧民流着眼泪朴实地说：“我们少穿一件羊绒衫，就能让别人少放几只羊，草原就少被破坏一点。”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告诉那些不熟悉内蒙古的人，首先，羊的养殖和养猪养牛一样，已经形成产业，根本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放羊就等于蒙古人田园牧歌式的放牧生活。其次，那现在还有人放羊吗？当然有，而且还很多，但是，牧民不等于是蒙古族牧民，大量外来移民也开始在草原上放羊。那些还以为中国这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都是本民族居多的人真是无知到了极点。在内蒙古，蒙古人只占五分之一（包括假的）。
草原是有再生能力的，适度放牧根本不会引起草原的沙化。数百年以来汉人大量移民草原，从人口拥挤、耕地紧张的中原，到了辽阔的草原，心里那个高兴，“我日，这么多地啊，老子全给它种上庄稼！”于是带来了他们的农耕生活。虽然农耕民族历来看不起游牧民族，但是农耕和游牧，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没有哪个先进哪个落后之分，不过，农耕不适合脆弱的草原生态。早在800年前，在如今漠北富饶的草原上，蒙古人就有过小规模的农耕生活，之后由蒙古著名大臣镇海一手创建的“镇海城”更是将农耕与游牧科学地结合起来。蒙古人懂得农耕会毁坏草原，所以一直控制在很小的范围，种植一些必须的农作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曾制定过一些保护草原的政策，但是随着政治上左倾日益严重，大跃进的开展，对草原的破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挖矿、开荒、毁林逐年累月地上演在内蒙古，大规模的开垦草原种植粮食的结果就是鸡飞蛋打。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草原的破坏没有停止，反而更加迅速。以鄂尔多斯为例，鄂尔多斯一直是内蒙古比较贫困的地区，这一现象直到发现丰富的煤炭资源为止。蝗虫一样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疯狂地掠夺式开采煤炭资源，一时间，这个本来十分贫瘠的地方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灯红酒绿下，一群抠着鼻子随地吐痰却西装革履的土老财恣意挥霍着原本属于全体公民的财富。大街上到处都是开着豪车的土财主，典型的中国式富豪，用当地的话来说就是“讨吃子一有钱，忘了那两年”。这种目不识丁的种猪也能暴富的新闻再加上当地无知的官员频繁地宣传什么GDP将超香港之类的屁话，不断继续吸引着他们的同类从全国各地涌向这里。即使是这里的GDP真的超过香港也没什么可自豪的，香港的富饶是建立在科学地体制和经济模式之上，而这类地方的富饶是畸形扭曲的，是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的，不出数年，这里必然遭到自然无情地报复。可惜的是，遭到报复的是百姓，不是这部分既得利益者。
短短数分钟写就的这篇用词带有很大感情色彩的文章，无非是想让一些不了解内蒙古的人知道，沙尘暴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度放牧引起的，它伴随着历史、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不是种几棵树就能解决的。最后，送给那些无知的所谓环保的人一句话，草原不需要你们保护，如果你们想保护她，就请离开她。
几天之前，有一群所谓研究蒙古文化的文化人搞了个关于蒙古的项目，本人闲着没事也去看了看，简直是一帮天南地北除了蒙古人以外什么都有的人的大放阙词。这些人其它的谬论就不多说了，单说这帮子人反复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蒙古人为了经济利益过度放牧”。
近日网民关于沙尘天气的评论中最多的也是提到内蒙古和蒙古国草原被破坏，还有内蒙古的过度放牧，评论中不乏“活该”、“自作自受”、“就是过度放牧”这些无知的低素质词句。看到这些，本人临时决定写这么一篇文章，让这些人知道，究竟内蒙古的草原是怎样被破坏的。
蒙古人自古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所以深知自然与人的关系。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使蒙古人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明白如何保护自然，因为只有保护好自然，人才有生存的余地。这与那个畸形年代的某句“名言”中的“与天斗，其乐无穷”截然相反。草原上的老牧民给孩子讲故事，总说“我们蒙古人只有不停地迁徙，大地母亲才能感到舒服。如果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必然会破坏环境，大地母亲必然会感到难受。”一个统治过半个世界的民族怎么可能连楼都不会盖？保护环境的观念已经深深渗透到这个民族的血液。对于那些说蒙古国草原也被破坏的人，也给你们讲一下基本的知识。蒙古草原自古就是以漠南、漠北划分，所谓的“漠”就是指蒙古国南部的戈壁，这是自古就有的，不是人为破坏造成的。在这片戈壁的北部，也就是蒙古国的北部，就是富饶的漠北草原，那里的生态环境保存的极好，在乌兰巴托周围还有伤人的猛兽出没于森林之中。所以很多驴友都说：“内蒙古已经没草原了，想看草原必须去蒙古国。”
羊其实是很毁坏草原的，因为它可以将草根连根刨起。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羊绒制品成了所谓上流阶层的热宠，加上舆论上有意淡化文革的恶果，于是有人把草原被破坏归因为过度放牧。其实真正放牧的蒙古牧民从来不穿羊绒衫，本人亲眼所见一个蒙古牧民流着眼泪朴实地说：“我们少穿一件羊绒衫，就能让别人少放几只羊，草原就少被破坏一点。”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告诉那些不熟悉内蒙古的人，首先，羊的养殖和养猪养牛一样，已经形成产业，根本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放羊就等于蒙古人田园牧歌式的放牧生活。其次，那现在还有人放羊吗？当然有，而且还很多，但是，牧民不等于是蒙古族牧民，大量外来移民也开始在草原上放羊。那些还以为中国这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都是本民族居多的人真是无知到了极点。在内蒙古，蒙古人只占五分之一（包括假的）。
草原是有再生能力的，适度放牧根本不会引起草原的沙化。数百年以来汉人大量移民草原，从人口拥挤、耕地紧张的中原，到了辽阔的草原，心里那个高兴，“我日，这么多地啊，老子全给它种上庄稼！”于是带来了他们的农耕生活。虽然农耕民族历来看不起游牧民族，但是农耕和游牧，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没有哪个先进哪个落后之分，不过，农耕不适合脆弱的草原生态。早在800年前，在如今漠北富饶的草原上，蒙古人就有过小规模的农耕生活，之后由蒙古著名大臣镇海一手创建的“镇海城”更是将农耕与游牧科学地结合起来。蒙古人懂得农耕会毁坏草原，所以一直控制在很小的范围，种植一些必须的农作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曾制定过一些保护草原的政策，但是随着政治上左倾日益严重，大跃进的开展，对草原的破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挖矿、开荒、毁林逐年累月地上演在内蒙古，大规模的开垦草原种植粮食的结果就是鸡飞蛋打。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草原的破坏没有停止，反而更加迅速。以鄂尔多斯为例，鄂尔多斯一直是内蒙古比较贫困的地区，这一现象直到发现丰富的煤炭资源为止。蝗虫一样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疯狂地掠夺式开采煤炭资源，一时间，这个本来十分贫瘠的地方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灯红酒绿下，一群抠着鼻子随地吐痰却西装革履的土老财恣意挥霍着原本属于全体公民的财富。大街上到处都是开着豪车的土财主，典型的中国式富豪，用当地的话来说就是“讨吃子一有钱，忘了那两年”。这种目不识丁的种猪也能暴富的新闻再加上当地无知的官员频繁地宣传什么GDP将超香港之类的屁话，不断继续吸引着他们的同类从全国各地涌向这里。即使是这里的GDP真的超过香港也没什么可自豪的，香港的富饶是建立在科学地体制和经济模式之上，而这类地方的富饶是畸形扭曲的，是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的，不出数年，这里必然遭到自然无情地报复。可惜的是，遭到报复的是百姓，不是这部分既得利益者。
短短数分钟写就的这篇用词带有很大感情色彩的文章，无非是想让一些不了解内蒙古的人知道，沙尘暴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度放牧引起的，它伴随着历史、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不是种几棵树就能解决的。最后，送给那些无知的所谓环保的人一句话，草原不需要你们保护，如果你们想保护她，就请离开她。
托忒蒙古文历史文献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倡导史源学研究。史源学的要义，是追寻史学论著的史料来源，检验立论的依据，考证其中的讹误。半个世纪以来，史源学不但在历史学界享有盛誉，而且扬起学术规范化的风帆，驶向邻近学科的学术港湾，产生广泛的影响。当然这主要讲的是对汉族文献研究的影响。对于蒙古族文献的研究上，采用史源学方法的为数不多。
1978年蒙古国学者沙·比拉在他的专著《蒙古史学史》中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在研究“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十三——十四世纪）”的有关著述《圣武亲征录》、《元史》时就断言，它们的资料来源中有不少蒙古文资料，蒙古人的历史知识影响着这些汉文史籍的编纂。[ii]在托忒文历史文献的研究上，学者们也同样很少关注“史源”这一问题。
史源学的核心是个源字，强调追本穷源。本文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源字。不过，笔者的研究可能与陈垣先生倡导的不尽相同。我们寻求的“源”主要不是“追寻前人史学论著的依据，找出其中史料征引、判断、推理等方面的失误，并分析其致误之由”，而是探讨两大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有关卫拉特历史的史料文献的“源”。即清朝的文献与托忒文历史文献之间的源流关系。
一、 清朝有关托忒文的机构
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1599—1662）于“鼠年（1648）冬创制了‘明了的文字’”——托忒文。[iii]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世纪托忒文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卫拉特蒙古的几个政权以及中亚诸多民族在与清朝的交往中曾把托忒文作为外交文字使用。这些使得清朝政府在对外事务当中不得不重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托忒文。清廷需要懂得托忒文的人才去解读、翻译这些托忒文信函。如他们在与这些部落交往中，也使用托忒文转译谕旨。清廷不仅需要有官员解读托忒文信函，而且需要有人专门将谕旨等翻译成托忒文，以便与这些政权进行交往。而这样一种职责显然是由内阁担当起来了。
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又一个重要部门，与托忒文有关的主要是蒙古房。《清会典》中记载到：
蒙古房，侍读学士，蒙古二人；侍读，蒙古二人，掌翻译外藩各部文字。内扎萨克及喀尔喀四部落、阿拉善、额济纳、青海蒙古用蒙古字。科布多伊犁之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用托忒字。回部用回子字。西藏用唐古特字。遇有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其颁发诰敕及敕赐碑文匾额，武英殿蒙古字长方书签并各体印文，及奉旨特交事件，皆翻出缮写。
中书，蒙古十有六人；贴写中书，蒙古六人。掌习竹笔字以供译写。蒙古字以朱笔书之，其托忒字、回子字、唐古特字各传该馆人至蒙古房译写[iv]。
内阁除了需要懂得托忒文的人才翻译来自卫拉特各部的托忒文文书之外，还承担着缮写托忒文文书、碑文、牌匾等职责。例如在乾隆朝解决了准噶尔事务以后，在承德避暑山庄立了《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此碑就是汉、托忒、满、藏文几种文字合璧的[v]。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设在故宫东华门和西华门的下马碑上所刻的六种文字之一就有托忒文。在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奏将伊犁等处碑文内蒙古文均改为托忒文[vi]。
下面的奏折，就反映内阁的这种职能的：
第一份：
“吏部为移事会事文选司,案呈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内阁抄出 大学士忠勇公传等奏称,为请旨事查从前缮写托忒字样、谕旨及奉内庭交出托特字样、书章。其鄂勒忒侍卫巴朗缮写不及者，是令内阁蒙古堂中书常有协同缮写。常有在阁年久出派仓差，此际奉有内庭交出托特字样、书章及所降哈萨克阿布赖等托特字样、谕旨。因常有无暇，令伊子候补贴写笔帖式开泰缮写。臣等看得开泰所写托特字画尚属洁正，开泰现今既系候补贴写笔帖式，请将开泰即授为内阁额外贴写中书，行走几日应行缮写托特字者均令伊协同巴朗缮写。遇有缺出坐补贴写中书等因于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vii]
第二份：
方略馆为知会事，奉总裁中堂大人谕：嗣后凡有应行纂入方略之托忒及蒙古等字奏折，并所降谕旨各件，俱交与蒙古堂音译，奉此为此知会署收。掌官·安庆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注册来文并存前件[viii]
以上就是清廷内阁处理有关托忒文方面的情形。根据《清会典》以及上面所引奏折文书档案，内阁蒙古房主要承担的是缮写托忒文文书、碑文、牌匾等职责。即他们主要承担的是有关托忒文方面的技术性的工作。前面我们在讲到军机处的职掌时讲到军机处有关哈萨克等中亚及西域诸族所拟写的不少托忒文敕谕。而这项具体工作却是由内阁办的。
“查得颁发哈萨克、布鲁特及外部落敕书缮写托忒字之处甚多，俱由内阁承办，臣等恳将现考一等之候补笔帖式塔番布量加鼓舞作为中书,暂不给予俸禄仍食本身钱粮分在内阁行走三年，期满，如果行走优善，缺出俱行坐补。考列二等之德尔格楞圭酌成作为笔帖式，仍食本身钱粮，在理藩院学习行走三年，期满，遇有本旗缺出再行坐补伊等之缺，交该学照例挑选少年聪敏者顶补其余。……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七日[ix]。
军机处还兼管方略馆与内翻书房。军机处的方略馆纂修方略等书，以军机处档案为基本材料，军机处全部档案均存方略馆库中。清朝在与准噶尔的战争每告一段落后，为了标榜武功专修了几部有关这一战争的方略类史书。如《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这些都需要托忒文方面的人才。上述第二份奏折即是明证。
此外，几部重要的官修史书的编纂均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对此我们在第二个问题中将进一步阐述。
而内翻书房，掌谕旨、书、文翻译事物。……自设翻书房后（设置军机处后或乾隆初年成立的。）凡各衙门由内阁抄出之谕旨须译汉文或翻满文者都送翻书房翻译。[x]这就是说托忒文的翻译工作是由内阁蒙古房完成的。
以上清朝有关托忒文方面事务的开展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清朝政府为了处理与卫拉特蒙古及中亚地区诸民族的事务。第二，编纂史籍。[xi]
统治的需求使得清朝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托忒文方面的专业人才，而这一任务就成了理藩院的职责。清王朝特设理藩院来管理蒙、回、藏各族事务，其中也包括卫拉特蒙古。咸安宫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及托忒学就是理藩院（部）培养译才的学校，一般也被称为“咸安宫三学”。张德泽及赵云田、张永江在他们的专著或论文中都谈到过蒙古学、唐古特学[xii]，在此就不赘述了。但是就“托忒学”方面研究的还未见到。托忒学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就已经开始托忒文的教学工作了[xiii]。这样到嘉庆朝《大清会典》有关理藩院的资料当中就有了有关托忒学的记载：如“蒙古房，员外郎，蒙古一人，掌蒙古翻译（如托忒字、回字、唐古特字、俄罗斯字，则由各馆各学翻译）。”[xiv]托忒学学员定为八名，产生于察哈尔八旗，每旗一名。如果人数不够，托忒学可由八旗举人、贡生、监生、生员、咸安宫学生、国子监官学生、亲军、护军、前锋、领催、马甲内挑选。让他们学习托忒文文义。学习年限是五年。
二、 清朝有关卫拉特蒙古的几部清朝官方史籍的编纂
笔者认为清朝为了编纂史书，在有关卫拉特历史信息、托忒文历史文献的搜集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通过采集文献、探访知情者，清朝建立起了纂修卫拉特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库。其中，有些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有些则从托忒文翻译成了满文、汉文。不管如何，这部分史料来源详实可靠，并且通过祁韵士这些重要文献史料被宫廷之外的史学家所获，像张穆这样的史学家就得以利用这些宫廷档案为资料的史籍。“祁韵士曾经担任过乾隆时国史馆纂修官，又精通满文，能见到国家所藏满文档案。他的著作历来为治史家所重视。尽管对一些问题，如哈布图哈萨尔到阿克萨噶勒代之间的世系，他也未说清楚，但土尔扈特、和硕特与准噶尔、杜尔伯特并非同出瓦剌脱欢之后这一点，则是明确的。以后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赵尔巽主持撰修的《清史稿》，都是采用这种说法。[xv]”
所以，有清一代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记载在世界卫拉特历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绝非偶然。像伯希和的研究就是以清代几部官修史籍为研究对象考察卫拉特历史中的一些问题，他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其中《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这三部史籍可以说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官修史籍。
《西域图志》，傅恒等奉赐撰。始纂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二十七年完成初稿。其中乾隆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等文章尤为学术界称赞。是书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十九年和二十九年石印本。
《西域同文志》，此书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由于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影响，使得西域地区尤其是天山北路的地名、山川名无不打有卫拉特蒙古方言的烙印，所以用托忒文来标记这些地名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就系谱方面而言，《西域同文志》用包括托忒文在内的六种文字对卫拉特等部世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从《西域同文志》的内容及形式看可以说它是一部词典类的史籍，它的编撰应该是在为此后大规模方略等类书籍的编纂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此后，有关卫拉特内容的史籍编纂中的人名、地名应该都是以此书的翻译为准绳的，如《平定准噶尔方略》等。《西域同文志》中有关卫拉特蒙古史的内容包括天山南北路准噶尔部人名，包括绰罗斯、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等卫拉特各部的人名，以及受蒙古语影响的西域地名。尤其详细罗列了卫拉特各部的世系。《同文志》对卫拉特蒙古的世系具奏最详，所以学术性很强。不像《表传》等只是列入了投靠清朝被封官加爵的卫拉特人的世系。对此，学者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认为这部分的资料来源是对搜集上来的用托忒文撰写的系谱等的缮写，而不是转译。缮写托忒文字的就是反复出现于前面奏折中的中书成泰。这本身就说明其资料来源属托忒文档案文献无疑。此外，清代文献资料的内容也说明对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利用。如山西大学师道刚先生也认为，祁韵士负责编辑《西域同文志》，新疆各地送来的资料由他“总司校核”[xvi]。就系谱方面而言，《西域同文志》用包括托忒文在内的六种文字对卫拉特等部世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在写到辉特部世系时讲道：“辉特属，为阿睦尔撒纳扰乱，谱系失传，远派莫考。所收仅阿勒达尔和硕齐、额尔克台吉以下两支，其旧驻青海之扎萨克辅国公公格一支”[xvii]。这就是说，辉特部的谱系资料由于战乱遗失，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清朝拥有其他卫拉特部落的谱系资料。据此可以相信在此书中作者利用了托忒文系谱材料。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全书一百二十卷，其中与卫拉特蒙古关系最密切的有三十四卷。即阿拉善厄鲁特部总传、青海厄鲁特部总传，西藏总传、杜尔伯特部总传、和硕特部总传。《表传》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祁韵士主纂。续修表传为嘉庆十七年撰。是书以部落立传。每一部落为一表传，记其建功端委，传派之亲疏。取材以库贮红本及《实录》为准，参酌理藩院所存世谱。部落地界，则据皇舆全图。书成后，以满、蒙、汉三种文体刊印。该书因材料来源可靠，体例严谨，备受中外学术界重视。
《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祁韵士撰，刊行于道光十九年。书以年、月、日编次，条其归附先后，叛服之始终，封爵之次第，然后分标各藩事迹。由于作者曾为国史馆纂修，主持过《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编纂工作，因此使他有机会涉猎大量宫廷档案。是故书中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论述多别具一格。其中有关厄鲁特史的记载，主要集中在第九卷——十四卷、十七——十八卷。但其余各卷也有不少记述。
三、卫拉特蒙古历史知识对清朝官方史籍编纂的影响
我们在研读了上述几部文献后可以发现它们有关卫拉特蒙古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均以叙述卫拉特蒙古各部溯源为主线。其中重点介绍各部的系谱。并且各种系谱之间具有一致性。
系谱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系谱，历史研究只能是乱麻一团。可以说，系谱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我们在构筑王朝史以及政治史时，尤为如此。在研究卫拉特历史时也是这样。通过系谱，我们才能构建卫拉特几大汗国的历史，如果不清楚系谱世系，历史学家们就会显得手足无措。即使有一大堆资料，也只能望洋兴叹。就拿卫拉特而言，我们对于十七世纪以前的卫拉特历史——瓦剌史研究至今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阐述，这就在于卫拉特蒙古没有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自己的这段时期的系谱建立起来，有的只是一些传说。到了托忒文产生以后，系谱的记述流传成为可能，这样在乾隆统一西域后才有可能通过托忒文文献的记述及卫拉特蒙古人的口述对卫拉特蒙古人历史进行了解。
《西域图志》中写道“由是博采前文，旁搜古籍，溯乌林之世，裔绪不坠于脱欢。”如乾隆在《西域图志》序中还写道：“准噶尔回部之人皆在廷执事，而国语切音译外番语又甚便且易。我诸臣驰驱往来其间目睹身历，非若耳闻口传者比，俾司校勘而正其讹传，其正较仆婢耕织之间为尤详，且厄鲁特语朕亦因暇而习焉……” [xviii]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对卫拉特方言之重视，此书的撰成应该利用过某些托忒文历史文献。 乾隆在其御制的收入《西域图志》中的《准噶尔全部纪略》一文这样写道：“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xix]
而《王公表传》取材以库贮红本及《实录》为准，参酌理藩院所存世谱。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些官方史籍其实在有关卫拉特历史的纂修中毫无疑问会充分利用当时清朝所拥有的卫拉特历史方面的资源。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获取这些资料信息的呢？
1634年（天聪八年）林丹汗去世以后，后金爱新国成功地招抚了林丹汗所统察哈尔本部，持续四个多世纪的蒙古汗统遂告终止。1636年（崇德元年）漠南蒙古诸部首领汇聚盛京，奉后金皇帝皇太极为天聪可汗，接受了满清的统治。而对卫拉特人的统一却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告罄的。清朝对于卫拉特人了解的愿望也是在这以后才付诸于行动的。其标志就是一系列著作的问世。而在这以前由于卫拉特蒙古人在西域的统治，清朝一直无法问津这一地区，由此也限制了对这一地区历史现状的了解。对于清朝早期对于卫拉特人的历史知识，我们可以从《清实录》中了解到，清前期对于卫拉特人的历史知识很欠缺。从部落名的变化就可反映出。“厄鲁特——俄一鲁特——厄鲁特”、“厄鲁特四部——四俄一鲁特——厄鲁特四部”。就是说，起初交往中也碰到了如何称呼的问题。后来就以“厄鲁特”称呼。当然这种称呼并不准确。到了崇德四年已卯（1639），就没有“俄一鲁特”的称呼，开始有了“厄鲁【特/得】”的不同写法。[xx]随后代之而起的是“准噶尔”这一称呼。不过，这两个称谓一直用到“平定”准噶尔部。
《清实录》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九月壬午，军机大臣等，遵旨将准噶尔家谱进呈。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文曰：“自古无不志外夷，而实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语不通耶，得什一于千百，加以鱼鲁亥豕，其堪信者鲜矣。兹者平定准部，止封达瓦齐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驻将军镇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准噶尔四卫拉特者，绰罗斯部、都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是其辉特一部本附庸于都尔伯特，后土尔扈特窜归俄罗斯，故别辉特为一部，仍称四卫拉特云。……”[xxi]
乾隆这篇“准噶尔全部纪略”的完成，标志着清朝有关卫拉特蒙古人的认识——历史知识的扩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纪略中叙述四卫拉特的历史变迁，其中主要叙述了准噶尔部的起源到灭亡的历史。对于卫拉特的称谓及其组成的记载都反映了卫拉特人的客观现实。即告别了由“厄鲁特”或“准噶尔”来统称四卫拉特各部的状况。由于这篇纪略价值很高，所以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对此进行了注释[xxii]。而他的著作也对西方学者研究卫拉特历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我们依然要问乾隆是如何获取这些信息的？其信息的最初文本是什么呢？
清朝在乾隆二十三年把西域纳入其版图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修史活动。王俊义、黄爱萍谈到，“提起清代的边疆史地学，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道光、咸丰年间乃至延续整个晚清历史时期伴随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而盛行的‘显学’。但实际上，边疆史地学虽然大盛于晚清时期，其发轫却在乾隆、嘉庆年间。十八世纪中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前后一百余年的努力，清朝统治者终于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治理相应提上议事日程。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了解边疆、认识边疆，以便更好的管理边疆，巩固边防。乾嘉时期兴起的边疆史地学，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xxiii]由于准噶尔汗国在西域地区统治，清朝在叙述这段历史必然要谈及卫拉特的历史，这样就需要有关的资料。此外，在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期间还有一些卫拉特王公贵族投靠清朝并被封官加爵，官爵得以世系，清朝把他们编入了钦定的史书中。这样就需要有关他们的部落及家族的资料，清朝的档案文献告诉我们，清朝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下面的几篇档案就告诉我们乾隆获取卫拉特历史资料的途径。
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请在伊犁地方查找厄鲁特史籍片
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听说在札噶斯台埋藏有厄鲁特人的经文史籍，派去苏成、海春阿两人去询查，但是没有找到。以后还要多加留意，注意在伊犁地区继续查找厄鲁特经文、史籍。
皇帝批：知道了[xxiv]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奏遵旨询问根达锡等厄鲁特源流折
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奏遵旨询问了驻察哈尔及呼伦贝尔厄鲁特旧部的根达锡及丹毕有关事宜。巴尔品问：“你们是否会写托忒文，你们是厄鲁特旧部，应该知道厄鲁特的起源，会托忒文最好写好呈上。如果保留有旧的有关厄鲁特起源的史籍就呈上来。”根达锡回答：原来有一部，但是已在伊犁遗失。我们不会写托忒文，但是冒陀略懂托忒文。这样冒陀就写了有关厄鲁特起源的史籍呈上。[xxv]
以上的档案明确说明了清朝官吏奉皇帝之命在伊犁札噶斯台搜寻托忒文历史史籍的情况，遗憾的是没有搜寻到。第二条奏折是清朝在驻扎察哈尔与呼伦贝尔的厄鲁特旧部中搜寻有关卫拉特史籍的情形，其结果也是没有收获，不过却有一位名叫冒陀的卫拉特部人用托忒文写了一部有关厄鲁特历史的史籍呈上。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比较明确的有关清朝搜集托忒文史籍的记载。
“准噶尔全部纪略”开篇也说明“军机大臣等，遵旨将准噶尔家谱进呈”。[xxvi]这种时间上的一致，以及乾隆在文中的“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的说明，可以说乾隆利用了卫拉特蒙古人用托忒文撰写的家谱等资料。除了搜寻卫拉特蒙古的书面历史文献以外，他们还注意记录卫拉特蒙古人的口述资料。
当清朝接受归降、招抚卫拉特部时都会询问卫拉特诺颜有关其部的起源及家族世系，其中应该不乏用托忒文记录在档加以利用的资料。例如，下面这份奏折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奴才除将查询土尔扈特等脱出俄罗斯之大略缘由谨具奏闻外，并向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一一询问，将土尔扈特家谱绘制一份，一并恭谨奏览，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奉朱批：真是如此，一善事也，无可置疑，知道了。钦此。（月折档）
附：阿玉奇后世之系谱[xxvii]。
庆桂奏有关绰罗斯台吉系谱事宜折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侍郎、副都统臣庆桂等谨奏，遵旨询问绰罗斯台吉散达克，尔原居于准噶尔何地，噶尔丹策零、达瓦齐、达什达瓦等，如何排背？谁与谁近？散达克告曰：“我始祖哈喇忽剌，哈喇忽剌有三子，长子巴图鲁浑台吉，次子墨尔根岱青，三子楚库尔。楚库尔之子阿南达，阿南达之子色布腾，色布腾之子巴彦珠尔，巴彦珠尔之子散达克我自己。我高祖楚库尔与巴图鲁浑台吉、墨尔根岱青为同胞兄弟，噶尔丹策凌则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噶尔藏多尔济，亦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矣。计算辈分，噶尔丹策凌、噶尔藏多尔济，为我叔辈，达瓦齐、达什达瓦与我同辈。我原住沙喇伯勒，我妻因系巴图鲁浑台吉之髻。虎年我与舍楞、沙喇扣肯一同进入俄罗斯，住于土尔扈特游牧，前年冬天，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往此前来之时，我等一同前来矣。噶尔丹策凌、达瓦齐等辈分近。另将辈分疏者造册，一并恭呈御览。谕曰：抵达京师后，对照绰罗斯家谱而奏之。
钦此。
（土尔扈特档）[xxviii]
福隆安奏渥巴锡等讲述土部历史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xxix]
从上面罗列的档案摘抄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种信息：
第一， 拉特蒙古人的历史知识无疑影响着清朝。由于前朝“明朝”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资料，所以清朝只有依靠卫拉特人才能获取有关他们的资料，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信息。
第二， 清朝获取到了卫拉特蒙古人的不少口述资料，主要是系谱资料。而由于卫拉特蒙古自古以来就有口述传承自己部落家族系谱的传统，所以这些资料非常珍贵可信。
第三， 命令通晓托忒文并且了解部落历史的卫拉特人记载他们自己的历史。
由于厄鲁特人，即准噶尔部以及辉特部在清朝的统一战争中损失惨重，不仅其人员所剩无几，而且文化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包括其部有关历史史籍。所以在清朝档案中多次出现搜寻厄鲁特部史籍，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像杜尔伯特部由于归附清朝免于杀戮、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则是在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回归故土的，他们与准噶尔、辉特之间的不同经历，使得清朝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取到他们的系谱或其它有关史籍。上述档案记载无疑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总之，清朝官方史书的编纂受到了卫拉特蒙古人历史知识的影响。而这些史籍近现代乃至现在依然是卫拉特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来源，并且通过翻译介绍给了世界各国热衷于研究清史或卫拉特蒙古史的学者。所以，探讨这两大史学系统之间的关系，对推动学术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i] 《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转引自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
[ii]【蒙古】 沙·比拉著、陈弘法译：《蒙古史学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第103页。
[iii] 拉德纳博哈德拉著，西.诺尔布校注：《札雅班第达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6页。
[iv] 《清会典》卷二，第18页，中华书局，1991年。
[v]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14页。
[vi]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第六册，【新疆卷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vii]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来文档： 房2826。
[viii]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来文档： 房3376。
[ix]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行文档：3390——3407号。
[x] 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 29页。
[xi] 有关此部分内容请参看拙作：《托忒学——清朝有关边疆民族的专门教育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已采稿）。
[xii]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16页；赵云田：《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永江：《清代八旗蒙古官学》，载《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
[xiii] 内阁各房各馆蒙古堂行文档：3390—3407号。
[xiv]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朝理藩部（档）一五二三，卷42，《钦定理藩部则例》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xv] 而且，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所认同。如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巴·乌云《青海蒙古部落袭位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2期。冯锡时《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世系考订》，《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2期。周轩《关于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世系的初探》，《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0年第2期。马汝珩、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xvi] 钦定四库全书会要史部，钦定《西域同文志》。
[xvii] 《西域同文志》，同上。
[xviii] 《西域图志》，第5页。
[xix] 《西域图志》，第6页。
[xx]《西域图志》，第489页。
[xxi]《西域图志》，第9页。
[xxii] 伯希和著，耿昇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中华书局，1994年。
[xxiii] 王俊义、黄爱萍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乾嘉时期边疆史地学述论》，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11月，第265页。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文津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八十三年，第71页。
[xxiv]军机处满文月折包，1978—018 065—0152。
[xxv]军机处满文月折包，2007－009 066－0999。
[xxvi] 《清实录》，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壬午条。
[xxvii]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 第113页。
[xxviii]摘自《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xxix]摘自《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稿件来源：《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978年蒙古国学者沙·比拉在他的专著《蒙古史学史》中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在研究“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十三——十四世纪）”的有关著述《圣武亲征录》、《元史》时就断言，它们的资料来源中有不少蒙古文资料，蒙古人的历史知识影响着这些汉文史籍的编纂。[ii]在托忒文历史文献的研究上，学者们也同样很少关注“史源”这一问题。
史源学的核心是个源字，强调追本穷源。本文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源字。不过，笔者的研究可能与陈垣先生倡导的不尽相同。我们寻求的“源”主要不是“追寻前人史学论著的依据，找出其中史料征引、判断、推理等方面的失误，并分析其致误之由”，而是探讨两大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有关卫拉特历史的史料文献的“源”。即清朝的文献与托忒文历史文献之间的源流关系。
一、 清朝有关托忒文的机构
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1599—1662）于“鼠年（1648）冬创制了‘明了的文字’”——托忒文。[iii]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世纪托忒文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卫拉特蒙古的几个政权以及中亚诸多民族在与清朝的交往中曾把托忒文作为外交文字使用。这些使得清朝政府在对外事务当中不得不重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托忒文。清廷需要懂得托忒文的人才去解读、翻译这些托忒文信函。如他们在与这些部落交往中，也使用托忒文转译谕旨。清廷不仅需要有官员解读托忒文信函，而且需要有人专门将谕旨等翻译成托忒文，以便与这些政权进行交往。而这样一种职责显然是由内阁担当起来了。
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又一个重要部门，与托忒文有关的主要是蒙古房。《清会典》中记载到：
蒙古房，侍读学士，蒙古二人；侍读，蒙古二人，掌翻译外藩各部文字。内扎萨克及喀尔喀四部落、阿拉善、额济纳、青海蒙古用蒙古字。科布多伊犁之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用托忒字。回部用回子字。西藏用唐古特字。遇有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其颁发诰敕及敕赐碑文匾额，武英殿蒙古字长方书签并各体印文，及奉旨特交事件，皆翻出缮写。
中书，蒙古十有六人；贴写中书，蒙古六人。掌习竹笔字以供译写。蒙古字以朱笔书之，其托忒字、回子字、唐古特字各传该馆人至蒙古房译写[iv]。
内阁除了需要懂得托忒文的人才翻译来自卫拉特各部的托忒文文书之外，还承担着缮写托忒文文书、碑文、牌匾等职责。例如在乾隆朝解决了准噶尔事务以后，在承德避暑山庄立了《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此碑就是汉、托忒、满、藏文几种文字合璧的[v]。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设在故宫东华门和西华门的下马碑上所刻的六种文字之一就有托忒文。在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奏将伊犁等处碑文内蒙古文均改为托忒文[vi]。
下面的奏折，就反映内阁的这种职能的：
第一份：
“吏部为移事会事文选司,案呈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内阁抄出 大学士忠勇公传等奏称,为请旨事查从前缮写托忒字样、谕旨及奉内庭交出托特字样、书章。其鄂勒忒侍卫巴朗缮写不及者，是令内阁蒙古堂中书常有协同缮写。常有在阁年久出派仓差，此际奉有内庭交出托特字样、书章及所降哈萨克阿布赖等托特字样、谕旨。因常有无暇，令伊子候补贴写笔帖式开泰缮写。臣等看得开泰所写托特字画尚属洁正，开泰现今既系候补贴写笔帖式，请将开泰即授为内阁额外贴写中书，行走几日应行缮写托特字者均令伊协同巴朗缮写。遇有缺出坐补贴写中书等因于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vii]
第二份：
方略馆为知会事，奉总裁中堂大人谕：嗣后凡有应行纂入方略之托忒及蒙古等字奏折，并所降谕旨各件，俱交与蒙古堂音译，奉此为此知会署收。掌官·安庆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注册来文并存前件[viii]
以上就是清廷内阁处理有关托忒文方面的情形。根据《清会典》以及上面所引奏折文书档案，内阁蒙古房主要承担的是缮写托忒文文书、碑文、牌匾等职责。即他们主要承担的是有关托忒文方面的技术性的工作。前面我们在讲到军机处的职掌时讲到军机处有关哈萨克等中亚及西域诸族所拟写的不少托忒文敕谕。而这项具体工作却是由内阁办的。
“查得颁发哈萨克、布鲁特及外部落敕书缮写托忒字之处甚多，俱由内阁承办，臣等恳将现考一等之候补笔帖式塔番布量加鼓舞作为中书,暂不给予俸禄仍食本身钱粮分在内阁行走三年，期满，如果行走优善，缺出俱行坐补。考列二等之德尔格楞圭酌成作为笔帖式，仍食本身钱粮，在理藩院学习行走三年，期满，遇有本旗缺出再行坐补伊等之缺，交该学照例挑选少年聪敏者顶补其余。……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七日[ix]。
军机处还兼管方略馆与内翻书房。军机处的方略馆纂修方略等书，以军机处档案为基本材料，军机处全部档案均存方略馆库中。清朝在与准噶尔的战争每告一段落后，为了标榜武功专修了几部有关这一战争的方略类史书。如《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这些都需要托忒文方面的人才。上述第二份奏折即是明证。
此外，几部重要的官修史书的编纂均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对此我们在第二个问题中将进一步阐述。
而内翻书房，掌谕旨、书、文翻译事物。……自设翻书房后（设置军机处后或乾隆初年成立的。）凡各衙门由内阁抄出之谕旨须译汉文或翻满文者都送翻书房翻译。[x]这就是说托忒文的翻译工作是由内阁蒙古房完成的。
以上清朝有关托忒文方面事务的开展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清朝政府为了处理与卫拉特蒙古及中亚地区诸民族的事务。第二，编纂史籍。[xi]
统治的需求使得清朝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托忒文方面的专业人才，而这一任务就成了理藩院的职责。清王朝特设理藩院来管理蒙、回、藏各族事务，其中也包括卫拉特蒙古。咸安宫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及托忒学就是理藩院（部）培养译才的学校，一般也被称为“咸安宫三学”。张德泽及赵云田、张永江在他们的专著或论文中都谈到过蒙古学、唐古特学[xii]，在此就不赘述了。但是就“托忒学”方面研究的还未见到。托忒学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就已经开始托忒文的教学工作了[xiii]。这样到嘉庆朝《大清会典》有关理藩院的资料当中就有了有关托忒学的记载：如“蒙古房，员外郎，蒙古一人，掌蒙古翻译（如托忒字、回字、唐古特字、俄罗斯字，则由各馆各学翻译）。”[xiv]托忒学学员定为八名，产生于察哈尔八旗，每旗一名。如果人数不够，托忒学可由八旗举人、贡生、监生、生员、咸安宫学生、国子监官学生、亲军、护军、前锋、领催、马甲内挑选。让他们学习托忒文文义。学习年限是五年。
二、 清朝有关卫拉特蒙古的几部清朝官方史籍的编纂
笔者认为清朝为了编纂史书，在有关卫拉特历史信息、托忒文历史文献的搜集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通过采集文献、探访知情者，清朝建立起了纂修卫拉特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库。其中，有些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有些则从托忒文翻译成了满文、汉文。不管如何，这部分史料来源详实可靠，并且通过祁韵士这些重要文献史料被宫廷之外的史学家所获，像张穆这样的史学家就得以利用这些宫廷档案为资料的史籍。“祁韵士曾经担任过乾隆时国史馆纂修官，又精通满文，能见到国家所藏满文档案。他的著作历来为治史家所重视。尽管对一些问题，如哈布图哈萨尔到阿克萨噶勒代之间的世系，他也未说清楚，但土尔扈特、和硕特与准噶尔、杜尔伯特并非同出瓦剌脱欢之后这一点，则是明确的。以后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赵尔巽主持撰修的《清史稿》，都是采用这种说法。[xv]”
所以，有清一代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记载在世界卫拉特历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绝非偶然。像伯希和的研究就是以清代几部官修史籍为研究对象考察卫拉特历史中的一些问题，他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其中《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这三部史籍可以说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官修史籍。
《西域图志》，傅恒等奉赐撰。始纂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二十七年完成初稿。其中乾隆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等文章尤为学术界称赞。是书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十九年和二十九年石印本。
《西域同文志》，此书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由于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影响，使得西域地区尤其是天山北路的地名、山川名无不打有卫拉特蒙古方言的烙印，所以用托忒文来标记这些地名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就系谱方面而言，《西域同文志》用包括托忒文在内的六种文字对卫拉特等部世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从《西域同文志》的内容及形式看可以说它是一部词典类的史籍，它的编撰应该是在为此后大规模方略等类书籍的编纂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此后，有关卫拉特内容的史籍编纂中的人名、地名应该都是以此书的翻译为准绳的，如《平定准噶尔方略》等。《西域同文志》中有关卫拉特蒙古史的内容包括天山南北路准噶尔部人名，包括绰罗斯、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等卫拉特各部的人名，以及受蒙古语影响的西域地名。尤其详细罗列了卫拉特各部的世系。《同文志》对卫拉特蒙古的世系具奏最详，所以学术性很强。不像《表传》等只是列入了投靠清朝被封官加爵的卫拉特人的世系。对此，学者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认为这部分的资料来源是对搜集上来的用托忒文撰写的系谱等的缮写，而不是转译。缮写托忒文字的就是反复出现于前面奏折中的中书成泰。这本身就说明其资料来源属托忒文档案文献无疑。此外，清代文献资料的内容也说明对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利用。如山西大学师道刚先生也认为，祁韵士负责编辑《西域同文志》，新疆各地送来的资料由他“总司校核”[xvi]。就系谱方面而言，《西域同文志》用包括托忒文在内的六种文字对卫拉特等部世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在写到辉特部世系时讲道：“辉特属，为阿睦尔撒纳扰乱，谱系失传，远派莫考。所收仅阿勒达尔和硕齐、额尔克台吉以下两支，其旧驻青海之扎萨克辅国公公格一支”[xvii]。这就是说，辉特部的谱系资料由于战乱遗失，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清朝拥有其他卫拉特部落的谱系资料。据此可以相信在此书中作者利用了托忒文系谱材料。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全书一百二十卷，其中与卫拉特蒙古关系最密切的有三十四卷。即阿拉善厄鲁特部总传、青海厄鲁特部总传，西藏总传、杜尔伯特部总传、和硕特部总传。《表传》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祁韵士主纂。续修表传为嘉庆十七年撰。是书以部落立传。每一部落为一表传，记其建功端委，传派之亲疏。取材以库贮红本及《实录》为准，参酌理藩院所存世谱。部落地界，则据皇舆全图。书成后，以满、蒙、汉三种文体刊印。该书因材料来源可靠，体例严谨，备受中外学术界重视。
《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祁韵士撰，刊行于道光十九年。书以年、月、日编次，条其归附先后，叛服之始终，封爵之次第，然后分标各藩事迹。由于作者曾为国史馆纂修，主持过《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编纂工作，因此使他有机会涉猎大量宫廷档案。是故书中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论述多别具一格。其中有关厄鲁特史的记载，主要集中在第九卷——十四卷、十七——十八卷。但其余各卷也有不少记述。
三、卫拉特蒙古历史知识对清朝官方史籍编纂的影响
我们在研读了上述几部文献后可以发现它们有关卫拉特蒙古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均以叙述卫拉特蒙古各部溯源为主线。其中重点介绍各部的系谱。并且各种系谱之间具有一致性。
系谱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系谱，历史研究只能是乱麻一团。可以说，系谱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我们在构筑王朝史以及政治史时，尤为如此。在研究卫拉特历史时也是这样。通过系谱，我们才能构建卫拉特几大汗国的历史，如果不清楚系谱世系，历史学家们就会显得手足无措。即使有一大堆资料，也只能望洋兴叹。就拿卫拉特而言，我们对于十七世纪以前的卫拉特历史——瓦剌史研究至今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阐述，这就在于卫拉特蒙古没有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自己的这段时期的系谱建立起来，有的只是一些传说。到了托忒文产生以后，系谱的记述流传成为可能，这样在乾隆统一西域后才有可能通过托忒文文献的记述及卫拉特蒙古人的口述对卫拉特蒙古人历史进行了解。
《西域图志》中写道“由是博采前文，旁搜古籍，溯乌林之世，裔绪不坠于脱欢。”如乾隆在《西域图志》序中还写道：“准噶尔回部之人皆在廷执事，而国语切音译外番语又甚便且易。我诸臣驰驱往来其间目睹身历，非若耳闻口传者比，俾司校勘而正其讹传，其正较仆婢耕织之间为尤详，且厄鲁特语朕亦因暇而习焉……” [xviii]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对卫拉特方言之重视，此书的撰成应该利用过某些托忒文历史文献。 乾隆在其御制的收入《西域图志》中的《准噶尔全部纪略》一文这样写道：“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xix]
而《王公表传》取材以库贮红本及《实录》为准，参酌理藩院所存世谱。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些官方史籍其实在有关卫拉特历史的纂修中毫无疑问会充分利用当时清朝所拥有的卫拉特历史方面的资源。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获取这些资料信息的呢？
1634年（天聪八年）林丹汗去世以后，后金爱新国成功地招抚了林丹汗所统察哈尔本部，持续四个多世纪的蒙古汗统遂告终止。1636年（崇德元年）漠南蒙古诸部首领汇聚盛京，奉后金皇帝皇太极为天聪可汗，接受了满清的统治。而对卫拉特人的统一却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告罄的。清朝对于卫拉特人了解的愿望也是在这以后才付诸于行动的。其标志就是一系列著作的问世。而在这以前由于卫拉特蒙古人在西域的统治，清朝一直无法问津这一地区，由此也限制了对这一地区历史现状的了解。对于清朝早期对于卫拉特人的历史知识，我们可以从《清实录》中了解到，清前期对于卫拉特人的历史知识很欠缺。从部落名的变化就可反映出。“厄鲁特——俄一鲁特——厄鲁特”、“厄鲁特四部——四俄一鲁特——厄鲁特四部”。就是说，起初交往中也碰到了如何称呼的问题。后来就以“厄鲁特”称呼。当然这种称呼并不准确。到了崇德四年已卯（1639），就没有“俄一鲁特”的称呼，开始有了“厄鲁【特/得】”的不同写法。[xx]随后代之而起的是“准噶尔”这一称呼。不过，这两个称谓一直用到“平定”准噶尔部。
《清实录》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九月壬午，军机大臣等，遵旨将准噶尔家谱进呈。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文曰：“自古无不志外夷，而实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语不通耶，得什一于千百，加以鱼鲁亥豕，其堪信者鲜矣。兹者平定准部，止封达瓦齐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驻将军镇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准噶尔四卫拉特者，绰罗斯部、都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是其辉特一部本附庸于都尔伯特，后土尔扈特窜归俄罗斯，故别辉特为一部，仍称四卫拉特云。……”[xxi]
乾隆这篇“准噶尔全部纪略”的完成，标志着清朝有关卫拉特蒙古人的认识——历史知识的扩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纪略中叙述四卫拉特的历史变迁，其中主要叙述了准噶尔部的起源到灭亡的历史。对于卫拉特的称谓及其组成的记载都反映了卫拉特人的客观现实。即告别了由“厄鲁特”或“准噶尔”来统称四卫拉特各部的状况。由于这篇纪略价值很高，所以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对此进行了注释[xxii]。而他的著作也对西方学者研究卫拉特历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我们依然要问乾隆是如何获取这些信息的？其信息的最初文本是什么呢？
清朝在乾隆二十三年把西域纳入其版图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修史活动。王俊义、黄爱萍谈到，“提起清代的边疆史地学，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道光、咸丰年间乃至延续整个晚清历史时期伴随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而盛行的‘显学’。但实际上，边疆史地学虽然大盛于晚清时期，其发轫却在乾隆、嘉庆年间。十八世纪中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前后一百余年的努力，清朝统治者终于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治理相应提上议事日程。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了解边疆、认识边疆，以便更好的管理边疆，巩固边防。乾嘉时期兴起的边疆史地学，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xxiii]由于准噶尔汗国在西域地区统治，清朝在叙述这段历史必然要谈及卫拉特的历史，这样就需要有关的资料。此外，在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期间还有一些卫拉特王公贵族投靠清朝并被封官加爵，官爵得以世系，清朝把他们编入了钦定的史书中。这样就需要有关他们的部落及家族的资料，清朝的档案文献告诉我们，清朝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下面的几篇档案就告诉我们乾隆获取卫拉特历史资料的途径。
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请在伊犁地方查找厄鲁特史籍片
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听说在札噶斯台埋藏有厄鲁特人的经文史籍，派去苏成、海春阿两人去询查，但是没有找到。以后还要多加留意，注意在伊犁地区继续查找厄鲁特经文、史籍。
皇帝批：知道了[xxiv]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奏遵旨询问根达锡等厄鲁特源流折
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奏遵旨询问了驻察哈尔及呼伦贝尔厄鲁特旧部的根达锡及丹毕有关事宜。巴尔品问：“你们是否会写托忒文，你们是厄鲁特旧部，应该知道厄鲁特的起源，会托忒文最好写好呈上。如果保留有旧的有关厄鲁特起源的史籍就呈上来。”根达锡回答：原来有一部，但是已在伊犁遗失。我们不会写托忒文，但是冒陀略懂托忒文。这样冒陀就写了有关厄鲁特起源的史籍呈上。[xxv]
以上的档案明确说明了清朝官吏奉皇帝之命在伊犁札噶斯台搜寻托忒文历史史籍的情况，遗憾的是没有搜寻到。第二条奏折是清朝在驻扎察哈尔与呼伦贝尔的厄鲁特旧部中搜寻有关卫拉特史籍的情形，其结果也是没有收获，不过却有一位名叫冒陀的卫拉特部人用托忒文写了一部有关厄鲁特历史的史籍呈上。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比较明确的有关清朝搜集托忒文史籍的记载。
“准噶尔全部纪略”开篇也说明“军机大臣等，遵旨将准噶尔家谱进呈”。[xxvi]这种时间上的一致，以及乾隆在文中的“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的说明，可以说乾隆利用了卫拉特蒙古人用托忒文撰写的家谱等资料。除了搜寻卫拉特蒙古的书面历史文献以外，他们还注意记录卫拉特蒙古人的口述资料。
当清朝接受归降、招抚卫拉特部时都会询问卫拉特诺颜有关其部的起源及家族世系，其中应该不乏用托忒文记录在档加以利用的资料。例如，下面这份奏折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奴才除将查询土尔扈特等脱出俄罗斯之大略缘由谨具奏闻外，并向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一一询问，将土尔扈特家谱绘制一份，一并恭谨奏览，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奉朱批：真是如此，一善事也，无可置疑，知道了。钦此。（月折档）
附：阿玉奇后世之系谱[xxvii]。
庆桂奏有关绰罗斯台吉系谱事宜折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侍郎、副都统臣庆桂等谨奏，遵旨询问绰罗斯台吉散达克，尔原居于准噶尔何地，噶尔丹策零、达瓦齐、达什达瓦等，如何排背？谁与谁近？散达克告曰：“我始祖哈喇忽剌，哈喇忽剌有三子，长子巴图鲁浑台吉，次子墨尔根岱青，三子楚库尔。楚库尔之子阿南达，阿南达之子色布腾，色布腾之子巴彦珠尔，巴彦珠尔之子散达克我自己。我高祖楚库尔与巴图鲁浑台吉、墨尔根岱青为同胞兄弟，噶尔丹策凌则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噶尔藏多尔济，亦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矣。计算辈分，噶尔丹策凌、噶尔藏多尔济，为我叔辈，达瓦齐、达什达瓦与我同辈。我原住沙喇伯勒，我妻因系巴图鲁浑台吉之髻。虎年我与舍楞、沙喇扣肯一同进入俄罗斯，住于土尔扈特游牧，前年冬天，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往此前来之时，我等一同前来矣。噶尔丹策凌、达瓦齐等辈分近。另将辈分疏者造册，一并恭呈御览。谕曰：抵达京师后，对照绰罗斯家谱而奏之。
钦此。
（土尔扈特档）[xxviii]
福隆安奏渥巴锡等讲述土部历史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xxix]
从上面罗列的档案摘抄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种信息：
第一， 拉特蒙古人的历史知识无疑影响着清朝。由于前朝“明朝”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资料，所以清朝只有依靠卫拉特人才能获取有关他们的资料，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信息。
第二， 清朝获取到了卫拉特蒙古人的不少口述资料，主要是系谱资料。而由于卫拉特蒙古自古以来就有口述传承自己部落家族系谱的传统，所以这些资料非常珍贵可信。
第三， 命令通晓托忒文并且了解部落历史的卫拉特人记载他们自己的历史。
由于厄鲁特人，即准噶尔部以及辉特部在清朝的统一战争中损失惨重，不仅其人员所剩无几，而且文化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包括其部有关历史史籍。所以在清朝档案中多次出现搜寻厄鲁特部史籍，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像杜尔伯特部由于归附清朝免于杀戮、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则是在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回归故土的，他们与准噶尔、辉特之间的不同经历，使得清朝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取到他们的系谱或其它有关史籍。上述档案记载无疑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总之，清朝官方史书的编纂受到了卫拉特蒙古人历史知识的影响。而这些史籍近现代乃至现在依然是卫拉特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来源，并且通过翻译介绍给了世界各国热衷于研究清史或卫拉特蒙古史的学者。所以，探讨这两大史学系统之间的关系，对推动学术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i] 《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转引自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
[ii]【蒙古】 沙·比拉著、陈弘法译：《蒙古史学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第103页。
[iii] 拉德纳博哈德拉著，西.诺尔布校注：《札雅班第达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6页。
[iv] 《清会典》卷二，第18页，中华书局，1991年。
[v]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14页。
[vi]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第六册，【新疆卷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vii]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来文档： 房2826。
[viii]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来文档： 房3376。
[ix]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行文档：3390——3407号。
[x] 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 29页。
[xi] 有关此部分内容请参看拙作：《托忒学——清朝有关边疆民族的专门教育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已采稿）。
[xii]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16页；赵云田：《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永江：《清代八旗蒙古官学》，载《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
[xiii] 内阁各房各馆蒙古堂行文档：3390—3407号。
[xiv]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朝理藩部（档）一五二三，卷42，《钦定理藩部则例》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xv] 而且，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所认同。如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巴·乌云《青海蒙古部落袭位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2期。冯锡时《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世系考订》，《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2期。周轩《关于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世系的初探》，《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0年第2期。马汝珩、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xvi] 钦定四库全书会要史部，钦定《西域同文志》。
[xvii] 《西域同文志》，同上。
[xviii] 《西域图志》，第5页。
[xix] 《西域图志》，第6页。
[xx]《西域图志》，第489页。
[xxi]《西域图志》，第9页。
[xxii] 伯希和著，耿昇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中华书局，1994年。
[xxiii] 王俊义、黄爱萍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乾嘉时期边疆史地学述论》，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11月，第265页。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文津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八十三年，第71页。
[xxiv]军机处满文月折包，1978—018 065—0152。
[xxv]军机处满文月折包，2007－009 066－0999。
[xxvi] 《清实录》，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壬午条。
[xxvii]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 第113页。
[xxviii]摘自《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xxix]摘自《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稿件来源：《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内蒙古草原之死
伊和淖尔谷地，乌拉盖湿地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开车进入伊和淖尔谷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车外风沙弥漫，暴躁地拍打车窗。司机只能依靠GPS辨别方向。现在，GPS显示汽车正在2000平方公里湿地的核心：屏幕上一片蔚蓝。司机说确实不能再向前了---不是因为沼泽，而是半米高的沙子。
乌拉盖湿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北京西北方不到1000公里处。乌拉盖湿地---乌拉盖水系曾经维持着广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的网站上，一直自豪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草原”。
令人不愿相信的是，自2004年以来，由于上游截断水源发展矿业及附属产业，乌拉盖湿地已干涸。曾经近5万公里的乌珠穆沁草原正奄奄一息。
乌拉盖湿地的境况在内蒙古并非孤例。全区草原普遍退化的现实，并认为大大高于了官方公布的70%这一数字。
草原，危机渐深。伊和淖尔曾经是一片42平方公里的湖泊，十年前，泡子里还长着一人多高的芦苇，水面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
在湿地之外，是更加广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东乌珠穆沁旗农牧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该旗有天然草场6917万亩。这些草原以草甸草原为主---与典型草原不同，它生长发育在中等湿度条件之下，草层更高更密，种类更为繁多。
在草原带和荒漠带，尽管气候干旱、降水不足，但在地表径流汇集的低洼地和地下水位较高之处仍可形成草甸。大范围的草甸使东乌珠穆沁成为整个锡林郭勒大草原最为核心、牧草最优质的地区。北京人喜爱的锡林郭勒羊肉就产在这里。
东乌珠穆沁之所以形成草甸草原，与乌拉盖湿地和乌拉盖水系有很大关系。乌拉盖水系全部是内流河，包括乌拉盖河、巴拉根河、锡林郭勒河等。其中，360公里长的乌拉盖河年径流量约1.45亿立方米，占乌拉盖水系的58.4%。整个水系像血管一样，乌拉盖河就是动脉，最后连接伊和淖尔---它位于乌拉盖河的未端，从而形成巨幅湿地。
在东乌珠穆沁旗林业水利局局长王权夫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伊和淖尔仍被标注为一片蔚蓝。他说，这些年东乌珠穆沁旗地区一直缺水。
目前在6534万亩可利用草场中，退化草场3037万亩，包括重度退化169万亩以及沙化51万亩、盐渍化353万亩。
水库6年未向下游放水
水紧张的原因，就是乌拉盖河上的那座水库。从东乌珠穆沁旗驻地乌里雅斯太镇往东210公里，就可见到乌拉盖水库。它依山而建，水库西侧的一个山包两边各有一道大坝，最长的一道有1000米左右。
乌拉盖水库位于乌拉盖管理区境内。据管理区网站介绍：水库总库容2.48亿立方米。在正常水位，每年能提供工业用水量4760万立方米。本刊记者了解到，在很多年里水库不放水的目的就是蓄容，从而保障这一供水能力。
因为渗漏，水库下游十几公里范围内的草原还可以看到夏秋繁茂的痕迹。而在距离水库130公里处，河道彻底干涸。
水库始建于1980年，当时截断水源用于草原开垦。东乌珠穆沁旗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04年后水库几乎就没有向下游放过水。他们曾找到盟里相关部门协调，最后都被水库管理部门回绝。
2004年，伊和淖尔的最后一汪水也消失了。随后几年间下游干旱日益严重，湿地残存的几块水泡子也陆续干涸，一些地方开始沙化碱化。
乌拉盖管理区成立于 1993年，2000年12月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升级为自治区级绿色产业开发区。但在2004年6月，它又被降格。因为行政上未正式成为县级单位。
这个开发区，目前各种职能部门齐全。很气派的新办公大楼已经竣工等待搬迁，与新楼并列的是同样崭新的国土资源大楼、国税大楼、地税大楼、公安局大楼等。
乌拉盖湿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北京西北方不到1000公里处。乌拉盖湿地---乌拉盖水系曾经维持着广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的网站上，一直自豪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草原”。
令人不愿相信的是，自2004年以来，由于上游截断水源发展矿业及附属产业，乌拉盖湿地已干涸。曾经近5万公里的乌珠穆沁草原正奄奄一息。
乌拉盖湿地的境况在内蒙古并非孤例。全区草原普遍退化的现实，并认为大大高于了官方公布的70%这一数字。
草原，危机渐深。伊和淖尔曾经是一片42平方公里的湖泊，十年前，泡子里还长着一人多高的芦苇，水面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
在湿地之外，是更加广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东乌珠穆沁旗农牧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该旗有天然草场6917万亩。这些草原以草甸草原为主---与典型草原不同，它生长发育在中等湿度条件之下，草层更高更密，种类更为繁多。
在草原带和荒漠带，尽管气候干旱、降水不足，但在地表径流汇集的低洼地和地下水位较高之处仍可形成草甸。大范围的草甸使东乌珠穆沁成为整个锡林郭勒大草原最为核心、牧草最优质的地区。北京人喜爱的锡林郭勒羊肉就产在这里。
东乌珠穆沁之所以形成草甸草原，与乌拉盖湿地和乌拉盖水系有很大关系。乌拉盖水系全部是内流河，包括乌拉盖河、巴拉根河、锡林郭勒河等。其中，360公里长的乌拉盖河年径流量约1.45亿立方米，占乌拉盖水系的58.4%。整个水系像血管一样，乌拉盖河就是动脉，最后连接伊和淖尔---它位于乌拉盖河的未端，从而形成巨幅湿地。
在东乌珠穆沁旗林业水利局局长王权夫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伊和淖尔仍被标注为一片蔚蓝。他说，这些年东乌珠穆沁旗地区一直缺水。
目前在6534万亩可利用草场中，退化草场3037万亩，包括重度退化169万亩以及沙化51万亩、盐渍化353万亩。
水库6年未向下游放水
水紧张的原因，就是乌拉盖河上的那座水库。从东乌珠穆沁旗驻地乌里雅斯太镇往东210公里，就可见到乌拉盖水库。它依山而建，水库西侧的一个山包两边各有一道大坝，最长的一道有1000米左右。
乌拉盖水库位于乌拉盖管理区境内。据管理区网站介绍：水库总库容2.48亿立方米。在正常水位，每年能提供工业用水量4760万立方米。本刊记者了解到，在很多年里水库不放水的目的就是蓄容，从而保障这一供水能力。
因为渗漏，水库下游十几公里范围内的草原还可以看到夏秋繁茂的痕迹。而在距离水库130公里处，河道彻底干涸。
水库始建于1980年，当时截断水源用于草原开垦。东乌珠穆沁旗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2004年后水库几乎就没有向下游放过水。他们曾找到盟里相关部门协调，最后都被水库管理部门回绝。
2004年，伊和淖尔的最后一汪水也消失了。随后几年间下游干旱日益严重，湿地残存的几块水泡子也陆续干涸，一些地方开始沙化碱化。
乌拉盖管理区成立于 1993年，2000年12月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升级为自治区级绿色产业开发区。但在2004年6月，它又被降格。因为行政上未正式成为县级单位。
这个开发区，目前各种职能部门齐全。很气派的新办公大楼已经竣工等待搬迁，与新楼并列的是同样崭新的国土资源大楼、国税大楼、地税大楼、公安局大楼等。
察哈尔是军人组成的部落
“没有察哈尔组织不起军队，没有法律建立不起国家。”察哈尔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正蓝旗著名文化研究专家、被誉为内蒙古正蓝旗的“一本字典”的沙·东希格说，这句谚语和《黄金史》中记载的“尖刀的刀刃，盔甲的钢片察哈尔”不谋而合。因此可以断定，察哈尔是军人组成的一个部落。
从成吉思汗西征开始，蒙古的精兵强将向外出征，蒙古的大后方谁来保护？对此，沙·东希格说，守护蒙古皇宫的重任就压在成吉思汗第四个儿子拖雷的身上。拖雷从各部落挑选身体健康、聪明伶俐、骑射双全的年轻人，建立了留守后方的近卫军。这支军队如何命名呢？专家学者各有解释。
研究察哈尔的著名历史学家塞西亚乐，经过调查考证认为，“察哈尔”是波斯语，意思是“近卫、护卫、在身边”的意思。还有人认为，因为拖雷是成吉思汗第四个儿子，而“察哈尔”有“四子”的意思，他的哥哥们都以“科尔沁”、“阿巴嘎”等暗语命名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也用“察哈尔”来命名自己的军队。
沙·东希格认为，退出关外的蒙古人，尤其是皇宫近卫军察哈尔人，一直在传承着宫廷音乐、饮食、服饰文化等，并且将之发扬光大，创造了现在独具特色的察哈尔文化。察哈尔婚礼就是元朝皇宫文化的缩影。
沙·东希格介绍，关外蒙古人在明朝时期有六万户，察哈尔是其中一万户。那时以万户为行政单位，而且作为近卫军的察哈尔万户一直在大汗皇宫周围，因此他们一直将皇宫文化保留传承至今。察哈尔人是最早推广教育的蒙古部落之一。1915年，他们就已经开办了义务小学。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形成了各部落都能听懂、说来流畅的察哈尔口音。长久以来，察哈尔口音以发音清晰悦耳、词汇丰富准确成为全蒙古承认的最动听的蒙语基础口音。
从成吉思汗西征开始，蒙古的精兵强将向外出征，蒙古的大后方谁来保护？对此，沙·东希格说，守护蒙古皇宫的重任就压在成吉思汗第四个儿子拖雷的身上。拖雷从各部落挑选身体健康、聪明伶俐、骑射双全的年轻人，建立了留守后方的近卫军。这支军队如何命名呢？专家学者各有解释。
研究察哈尔的著名历史学家塞西亚乐，经过调查考证认为，“察哈尔”是波斯语，意思是“近卫、护卫、在身边”的意思。还有人认为，因为拖雷是成吉思汗第四个儿子，而“察哈尔”有“四子”的意思，他的哥哥们都以“科尔沁”、“阿巴嘎”等暗语命名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也用“察哈尔”来命名自己的军队。
沙·东希格认为，退出关外的蒙古人，尤其是皇宫近卫军察哈尔人，一直在传承着宫廷音乐、饮食、服饰文化等，并且将之发扬光大，创造了现在独具特色的察哈尔文化。察哈尔婚礼就是元朝皇宫文化的缩影。
沙·东希格介绍，关外蒙古人在明朝时期有六万户，察哈尔是其中一万户。那时以万户为行政单位，而且作为近卫军的察哈尔万户一直在大汗皇宫周围，因此他们一直将皇宫文化保留传承至今。察哈尔人是最早推广教育的蒙古部落之一。1915年，他们就已经开办了义务小学。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形成了各部落都能听懂、说来流畅的察哈尔口音。长久以来，察哈尔口音以发音清晰悦耳、词汇丰富准确成为全蒙古承认的最动听的蒙语基础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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