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中的傅作义

阿拉腾宝力格
傅作义一直被称颂为“抗日英雄”、“爱国将领”，许多荣誉的光环围绕着他的名字。然而，阅读当时历史的有关资料后，却给人留下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困惑，总感觉那些光环是在特殊的畸形年代，为特殊的政治需要而编制出来似的。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傅作义小时，家庭虽属小地主，但常受官僚军阀的欺压，他父亲便将15岁的儿子送到太原陆军小学上学，以便后来当大官，光宗耀族。八年后的1918年，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在阎锡山部下当排长。在那军阀混战、翻云覆雨的年代，伤亡多，事变快，他没过十年就被擢升为中将师长。1927年10月，阎锡山和奉军打仗，立功升官心切的傅作义带领第四师孤军深入直隶省（现在的河北省）涿州城，被奉军包围，在苦苦支撑了三个月后不得已投降了。但他在一无供给，二无援军的情况下顽强坚守的表现，轰动一时，“一举成名天下知”，连对手张学良也佩服他几份。1930年，张学良入关接管平津、华北后派傅作义移防绥远。次年任命他为三十五军军长、代理绥远省政府主席。他虽然从那时主政绥远，但起初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无不受阎锡山的控制。在军事上，阎锡山派王靖国部屯垦河套，驻军于包头、五原一带；派赵承绶骑兵驻守大同、集宁一带，用军队来控制傅，准备随时取而代之。在财政上，阎锡山成立晋绥财政整理处，规定绥远主要税收均须解交太原，用金钱来卡傅的脖子。
1937年抗战暴发后，傅作义受命率其三十五军退守太原，只守两天溃不成军败下阵来，副军长曾延毅临阵脱逃，部队也被打散。收容旧部，整顿补充后，他总觉得在阎锡山手下受气还不如“另立山头，坐山为王”，便投靠蒋介石。1939年，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长官，率部驻进五原，才算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他到前线抗日为名，率部进驻河套西部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地培植起自己势力，惨淡经营了几年。抗战胜利后傅作义率部东进，占领了归绥，与八路军打起了争夺华北地盘的战争。1947年12月被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4月傅作义发表和平通电，北京解放，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傅作义是“抗日英雄”吗？
傅作义于1933年5月23日在北京北郊怀柔、昌平一线进行过一次阵地阻击战，恶战一天，死亡三百六十多人，伤五百多人，歼灭日伪军二百多人，当晚受命撤退。当时这一仗算是轰动全国的大胜利，后在呼和浩特建立了“长城抗日将士阵亡纪念塔”。
他所进行的所谓“中外闻名的绥东抗战”还不如说是“内战”，时间是抗日战争暴发以前的1936年11月份；对象是与傅作义有着民族矛盾的德王和经济利益冲突而积冤成仇的河套首富王英。王英所组建的“大汉义军”原本就乌合之众，组建才几个月，战斗力很弱。招罗匪兵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成排成连地潜入王英部队，一方面领取双份军饷，另一方面在关键时候从内部溃败，拉垮王英部队。1936年11月，王英先挑起事端，攻集宁未成，败下阵来，傅作义乘机攻克了当时与他有民族矛盾的德王和蒙政会所在地百灵庙，守军蒙七师败退到四子王旗乌兰花北，而当时也从绥东战役退到此地的王英部两个师五千多人，师长带头，内外呼应，暴动倒戈，杀死日本顾问、特务，还袭击了刚从百灵庙溃退下来的蒙古军第七师，打死数百名，全师被打散，给了德王致命打击。
傅作义的绥东战役取胜后，全国报刊喧嚣一时，“国家干城”、“民族英雄”等称号纷沓而至，慰问团也络绎不绝，好一番热闹。傅作义也洋洋得意，说将“百灵庙”更名为“百林庙”，以志纪念。
百灵庙战役“取胜”后，记者范长江也有所感触道：“但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次战争主要的对象，是被利用的蒙古同胞（实际上大部分是汉族同胞），我们固然很为他们可惜，同时当责备我们过去民族政策之无方，自己家里人跟着外人跑，当然主持家务者有不当的责任”。
一开始我也很纳闷，“自己家里人”怎么就“跟着外人跑”呢？翻阅了一些历史资料才得知，原来“主持家务者”是个饕餮贪婪，挥霍无度，草菅人命，残忍霸道的一群军阀。难怪弹丸之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还从中央到地方出现那么多“维持会长”，宁愿津津乐道亡国奴，不言壮怀激烈靖康耻，直到二战结束，才借他国之余威，争夺开了抗战的胜利果实。
事实是，半年多后，《七•七事件》暴发，绥远被德王占领，傅作义逃到河套西部流寇了八年。八年期间，傅作义打过五原收复战这一成功战役，击毙日皇族水川一夫中将等三百余日军，摧毁王英伪军两个师，从而得了国民政府“青天白日勋章”。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综合国力远不如日本，也就是现在的美国打伊拉克那样，力量对比悬殊，中国不堪一击，难以自卫，接节崩溃败退的情况下傅作义也算是抵抗日军的一部势力吧。而对比之下，傅作义在打内战方面确实“内行”。他的一生中从“著名”的涿州战役、中原大战至所谓的绥远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的张家口战役、涞水战役至京津战役，几十年内讧中被打死打伤、受遭殃的中国民众，不是打日本那样几百个的数字，而是成千上万。从他一生战历来看，说他是抗日英雄，还不如说他是侥幸地选准了胜利者一方。抗日战争后，内战暴发，全国上下反对内战的呼声中，傅作义是发表讨伐共产党的声明，忠心支持蒋介石，极力鼓吹武力解决国共两党矛盾的、为数不多的高级将领之一。“一将功成万骨枯”。傅作义的“荣誉功名”不是打日本打出来的，而是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和八路军、共产党的鲜血生命，为他增添了“血染的风采”。
傅作义是“爱国将领”吗？
看从什么角度解释爱国？要从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角度来讲他也许是“爱国将领”；要从国家大统伟业上看，他充其量，只不过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乱世枭雄而已。
1911年辛亥革命提出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清朝被推翻后，长期被异族统治的汉民族，利用民族思想，宣扬民族仇恨，疯狂地向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扩张，极大地激化了民族间矛盾。民族与民族间是有差别的，但个体人之间民族差别显现不出冲突，只有集团或政府的形式干涉民族间利益时，才会发展成冲突和矛盾。近代史上加剧中国民族冲突的代表人物应数西南的赵尔丰、东北的张作霖、华北的傅作义了。
民国三年（1914年），在北洋军阀统治者把内蒙古划分设置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试图把蒙古民族分而治之。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将以上三个特别区同西康、青海等地皆改为新行省。在军阀混战年代，山西军阀阎锡山“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向土默特、河套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大量移入汉民，开垦占地，形成了一定势力气候。但蒙古民族从未停止过独立、自主、自治运动。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等地前后进行过多次斗争，直到1933年在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部分王公上层、知识分子的奔波努力下，国民党政府终于同意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这无疑于引起傅作义的极力反对和疯狂破坏。当时他还是徒有虚名的军长，担任绥远省主席时间又不长，所以国民党中央作出决定时，他的意见还占不了一席之地。但绥远省范围内，“天高皇帝远”，他可以独断专行，坑害蒙古民族，干起了伤天害理的诸多罪行。
蒙政会成立之后为了解决办公经费问题，曾多次与国民党中央交涉，争取到了“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税收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但“封疆大吏”傅作义根本没有把这规定放在眼里，不仅把各种税收统统掠入囊中，而且不断扩大开垦，设立设治局（移民开垦的机构）、县制，还强行蚕食和侵占了锡盟部分地区（当时锡盟属察哈尔省）。那时河套地区是翻浆沼泽的湿地，无法通行。要从北京、张家口方向通往甘肃、新疆，一则经过山西、陕西，这条路地方势力横行，土匪猖獗，关卡林立，税收繁重；另一则通过呼和浩特，翻越大青山，经过百灵庙、乌拉特草原、额济纳旗，插入甘肃境内。当时这条线路十分繁忙，贩烟、经商的车队、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傅作义则以护路为名，几处设卡布兵，收取大量大烟商征税，年收入200多万元，成了绥远省军费的主要来源。蒙政会成立后，德王根据国民党中央有关规定，要求鸦片过境税中劈成十分之一，归蒙政会，用于办公，被傅作义拒绝。为这肥缺，傅作义和德穆楚克栋鲁布产生矛盾，曾在乌拉特中旗动过干戈，交过火。德王想把这条线路绕过傅作义设置的税卡，改为从百灵庙，经过化德，直达张家口，蒙政会想从中得点利。经察哈尔省和宋哲元赞同，运行几次赚取巨额利润，后被绥远省觉察，阎锡山出面与宋哲元交涉商定，“察省经运鸦片的汽车，经过绥省所设的税卡时，仍须照章纳税，不许绕道偷漏纳税，绥省为了照顾察省经费困难，应减三分之一的税额”。就这样，宁可少收70万元，与军阀间瓜分，也不让德王得到20万元。察、绥两省禁烟过路税的纠纷遂告解决，而蒙政会却一无所得。这对德王无疑是一大侮辱。
德王与傅作义的另一大矛盾产生于乌拉特西公事件上。西公旗的老王爷死去后，因无子嗣，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王按照《西公旗王公家谱》认为巴图巴雅尔较为近侄，主张巴继承扎萨克职位。另一侄子石拉布多尔济不服，投靠傅作义，借兵化装成西公旗保安队发动进攻，打死了巴图巴雅尔等人。这样这件事又成了德王与傅作义的矛盾焦点。
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韩凤林在北京被害，这也成了德王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一次重大冲突。再加上日本占领华北已成了定局，德王联络日本对抗傅作义是他的必然选择。
傅作义还为了破坏蒙政会，想尽办法，对蒙古上层人物和各蒙旗之间进行拉拢、刺探、暗杀、破坏和挑拨离间活动。德王组织蒙政会期间从北京、南京等地招来云继先、朱实夫等土默特籍黄埔军校毕业生，委以军政重任。傅作义用军饷、职位拉拢他们，于1936年2月，在蒙政会所在地百灵庙举行暴动，投向傅作义。其原因固然有内部矛盾有关，但傅作义的挑拨离间是主要原因。这支部队的结局是怎样呢？与傅作义提前取得联系、商定时间举行暴动的这支队伍，被傅作义接应过去后，任命云继先为少将总队长、朱实夫为副总队长，通电全国，声明成为反共的《蒙旗剿匪司令部》。但不久收缴他们的枪械，缩减编制，克扣军饷，侮辱挑拨士兵，引起基层官兵愤慨和不满。没过几个月，朱实夫病死，云继先挪用军饷，惹起官兵不满，被刺殒命。部队再次暴动，返回百灵庙，走到后山途中，被傅作义派装甲汽车追击，打死多人，打散的人员，有的回家，有的逃回德王处，部队遂垮台。可见其“抗日义举”的真实性。这个事件从傅作义的大汉族主义眼光看，值得纪念的胜利，但绝非现在宣传的那样，共产党影响和指导下举行的“义举”。原因是：一、1936年2月国、共两党的合作还没有形成，两党合作是“西安事变”之后的事。当时红军长征的先头虽然到达了陕甘宁，大部队四方面军还在四川西部，红军究竟何去何从拿不定主意，举步为艰的时候。而蒋介石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动员和组织大批力量，积极准备全面围剿红军。其中傅作义是部署在华北，防范、堵截中国共产党与苏、蒙联系的重要力量。在这种局势下，共产党组织暴动，将一个师的军队归属到傅作义，成立《蒙旗剿匪（共匪）司令部》，简直是反革命勾当。二、那时候共产党如果对百灵庙起义哪怕是稍有影响或指导，宁可拉向近在咫尺的红色政营——蒙古国，也绝不会拉回傅作义一面。三、暴动后的部队名称——《蒙旗剿匪（共匪）司令部》、解放后有关回忆录中提到的用军饷、金钱拉拢云继先、朱实夫的过程，都说明了百灵庙暴动是傅作义一手策划的。但现在的电影、电视、报刊、展览仍宣扬那是共产党指导下的“义举”，分享、争夺傅作义的“功劳”和“荣誉”，不仅没有意义，也太厚颜无耻了。
傅作义为了瓦解和拆散以德王为首的蒙政会，派人到乌、伊两盟的王公中进行游说，挑拨离间，怂恿他们和德王分道扬镳，并要求国民党中央把百灵庙蒙政会按省划一为二，以便“铲除祸根，扭转不利局面”。1936年5月国民党中央便明令将蒙政会划分为绥境和察境两个蒙政会组织，规定：绥境蒙政会以乌、伊两盟和土默特旗为其管辖区域。提出不同意实行分治的原蒙政会委员长云王被“提升”为国民政府委员，分别任命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为绥境蒙政会委员长、锡盟盟长索王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德王虽然仍被任命为察境蒙政会副委员长，但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的他早已铁了心，为泄其积愤，投靠日本，准备与傅作义进行分庭抗礼，所以无暇顾及蒙政会事务了。
1937年德王占领绥远后，绥境蒙政会大部人马留在归绥。国民党只好重组一次绥境蒙政会，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仍被任命为绥境蒙政会委员长，但只是徒有虚名的空架子罢了。傅作义部下陈长捷，以抗战为名粗暴地践踏蒙旗权利，蛮横地干涉蒙旗事务，任意加重人民负担，摊派大量军粮、军草，征要驼马，拉夫派车，强行开垦大量牧场，甚至开垦到蒙古民族视为神圣禁地的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伊金霍洛。伊盟人民忍无可忍，怒起反抗，暴发了“伊盟3•26事件”。伊盟扎萨克旗保安队除掉了与陈长捷狼狈为奸、出卖土地的蒙奸巴音仓，陈长捷借此为由，派骑七师强行进驻扎萨克旗所在地。扎萨克旗保安队区区二三百人，却英勇抵抗，保护沙王及部分牧民撤退到沙漠中，歼灭陈长捷一个团以上人，然后退入共产党控制区，出现了僵持局面。后蒋介石、傅作义等国民党高官出面调解、安抚、认错，撤陈长捷职，沙王才勉强返回，不久死去。
抗日战争期间，真正依附傅作义，仰其鼻息的蒙古民族上层人物，只有乌拉特西公旗石拉布多尔济二十二岁的遗孀色布勒玛（奇俊峰）和乌拉特东公旗额尔克色庆章巴拉的遗孀德勒格尔（巴云英）。二人都因年轻守寡，权力被“篡”，就扔下故土和百姓，带着幼子跑到傅作义麾下，乞求保护和恢复她们的管旗扎萨克王位。失道寡助的傅作义如获至宝，把她俩在《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大吹特吹，说什么“她们是蒙古王公中最积极抗日英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女杰，蒙古民族巾帼英雄”等，让她俩拜访蒋介石，奇俊峰还让儿子叩头拜认宋美龄为其义祖母。因此，整天抱大烟枪，不会摆弄钢枪的两个寡妇，分别被授予陆军中将和少将军衔（这个军衔也太不值钱了），任命为本旗保安司令部司令。只带十来个亲信跑到傅作义处的两个寡妇，在国民党支持下讨来武器装备，搜罗土匪流浪汉组建了不足百人的各自的旗保安部队。这些队伍只有扰民掠财的本事，哪有抗日击敌的势力，在几个队长的带领下游荡于两不管地区，经常抢劫牧民牲畜，有时相互残杀，混迹了几年。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奇俊峰和十岁的儿子一起突然惨遭杀害。对于这个昔日的“中将司令”，今日失去利用价值的母子俩的被害，国民党当局连凶手都懒得追查，扔掉了一边。解放后，共产党枪决了跟随她“抗战”的她的部下郝游龙、田小三等几人，算是了却此案。历史证明，这些“女杰”、“巾帼英雄”没有给国家和民族作出过一点点贡献，只是政治和宣传的需要名噪一时罢了。连她们部下中也没有出现过值得记载的象样人物。呜呼！范长江在《塞上行》中有这样一段精彩话：“中国历代所谓治边政策，皆为狭义的民族主义下的消极政策。其实质乃以统治者自己所属民族为中心，以‘威’——武力，或以‘德’——羁縻，压服其他民族。所谓‘威’，乃首先以强力击碎异民族战斗集团，施以猛烈之屠杀，然后随时将杰出斗争人才之存复兴观念者铲除之，并限制异民族之武装。所谓‘德’，乃施惠于其他民族中之少数领袖，培养一部亲外势力，‘以夷治夷’，并用宗教文化等美名，行愚民腐化之实际，消灭各族原有优良之民族性，使之走入被片面同化或退化的道路”。说的何其精确！三十年后的“文革”中，把十几岁的残疾少女、七十多岁的文盲老太婆，当作蒙古民族和贫下中牧代表，“钦定”为乌兰察布盟“红色政权”的傀儡成员来管理过蒙古民族事务。历史何等相似啊！
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突袭五原大捷以外没有什么大作为。他无处可掠夺，才悟出“有了枪杆子就有一切”这一信条的局限性，从“拉大杆，当大官”、十分崇拜军事势力的观点，逐步转向了“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的新认识。他所占领的河套西部只有两个半县，十七、八万人，而驻军、政、特人员却十余万。这种环境下他大力推行“战时动员委员会”、“新县制”等变革措施，提出各种新鲜口号，管理户籍，抓壮丁扩充兵源，并把管辖内的18—45岁男性全部军事轮训了一遍。当时河套地区的耕地面积根本没有准确数量，王公、扎萨克吃饱喝足拿马鞭一指，便算允许开垦；地主、富农给十亩的钱，再加行贿送礼，便是开垦百亩千亩。后来发展到建立起地主自己武装保安，更把蒙旗和王爷不放在眼里了。傅作义为了征粮抽款，两个半县管辖区里派进去三十多个测量队，核对耕地面积，丈量出多余地10顷以上建军耕农场，10顷以下变卖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大力搞起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此基础上他把管辖地重新划分成五原、临河、米仓、晏江、狼山、安北、陕坝市等六个县一个市外，还设立了桃力民政府办事处、达旗民众训练处。后两个处也是县级机构，只是地盘在伊盟管辖区范围，怕引起伊盟蒙民反对（尤其伊盟3•26事件以后），没有设县，从而设立了这个似是而非的行政机构。
当时傅作义这样平静地度过八年，依托的不是他的军事势力，而是鄂尔多斯高原的复杂沟壑地形和河套地区泥泞沼泽地不利于发挥日本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再加上这些地区人员稀少，资源缺乏，比起中原、南方、南洋不值得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因而双方对峙，各自求平安过了几年。1945年日本一投降，傅作义一声令下，“把后套全部男性一鞭子赶入军队”，浩浩荡荡地开往争夺胜利果实的内战战场。蒋介石认为傅作义反共复国有功，于1947年12月任命他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次年12月傅作义嫡系部队35军等四个军、一个兵团在张家口一带被歼；1949年1月天津被解放，警备司令陈长捷等被俘。在这种大势已去，即将被歼的环境下傅作义和谈，北京被和平解放，说是“爱国行为”，还不如这是他走投无路、委曲求存的唯一办法，而绝不是“良心发作”下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怎样看待“伪蒙古自治政府”问题？
抗日战争暴发前，察、绥蒙民和德王为首的蒙政会极度恐惧和抵制过日本西进，曾多次请示蒋介石委员长，怎样对付日本西进，甚至提出率领全体蒙古牧民，迁往青海、新疆、西藏的提案。但蒋委员长的指示是，“不亢不卑，见机行事”、“忍辱负重，等待光复”。在这样条件下，西部蒙区被占领已成定局，只是时间问题了。
1935年夏，羽山喜郎在归绥挂出“羽山公馆”的牌子，公开建立日本特务机关，进行特务活动，并给傅作义施加压力，提出取消“九•一八纪念堂”和“长城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傅作义不得已，分别将其改为“公共会堂”和“烈士公园”。日本飞机还经常来往绥、包等地，在包头修建了飞机库。1936年4月间，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访问归绥，赠傅作义军刀一把，傅回赠端砚一方、《四书》一部。
在这种大趋势面前，德王看出西蒙被占已成必然定局，才投靠了日本。这也是摆脱傅作义暴政，反对军阀欺凌的唯一一条道路了，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占领后的八年中，说德穆楚克栋鲁普是“傀儡”也好，“卖国贼”也罢，但至少为蒙古民族的现代文化教育、民族工业奠定了基础，培养出部分民族知识分子，呕心沥血地为民族复兴探索了道路。谁还能预测出比这更好的结果呢？！
历史历来是战胜者编写的。我们抛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偏畸的宣传，客观地分析世界二战时期中国实际状况，就会得出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命运。军阀混战，内乱持续，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苦。从最初的八国联军到最后的俄、美、日三国的瓜分中，中国本身的挣扎根本无济于事。世界二战的结果是苏、美联合打败了日本，形成了得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占领大陆，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占据了台湾的局面。如果不是苏、美联合对日宣战，中国要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日本是空话。我们客观地看待日本占领区，不管他的动机是怎样，不得不承认在东北工业建设、在北京的教育文化建设、在内蒙古的林业、畜牧业建设等诸多方面，远远比国民党时期大有发展。更不用说，在资本主义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成为了大陆民众争抢向往的地方；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成为了宝岛、富岛，时到如今还怀念“旧情”，不愿回归，搞“台独”。联想到这些我才深刻体会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为什么那么“软弱”、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伊拉克人民为什么那么“麻木不仁”的原因。在萨达姆的独裁统治和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福兮祸兮尚难分辨的情况下，人们已经没法选择“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了。
我在1991年去过内蒙古著名温泉疗养地阿尔山镇。当时的交通工具是日本铺的窄轨铁路、木板硬座位的蒸汽机客车。阿尔山镇的“豪华”建筑是日本时期建造的二层楼，还成了中共高干专用的招待所，一般百姓望洋兴叹。而整列车整列车木材日夜不停地运出内蒙古。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只知对大自然索取和掠夺，从未主人翁似的设计和投入过长远建设。最近公布的数字证明，解放以来兴安林林区南部边缘往北缩小了200.7公里。再看傅作义曾洋洋得意说过的，将更名为“百林庙”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发源地百灵庙，经过战火冲毁，加上“文革”的蹂躏，百年古刹夷为平地，漆黑的夜晚几十里以外闪闪发光的、镶有夜明珠的宝塔也被毁为荡然无存。山光秃、河干枯，戈壁成了荒漠，无言地哭诉着沧桑巨变。只是穿着白茬皮袄的盲流人员远远超过原居蒙民，说着半生不熟的蒙古话，当起了牧民，作起了主人。只有这点对于大汉族扩张主义野心的傅作义幽灵，也许是一种安慰吧。回首往事，满目创痕。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遗产，遭到毁灭性破坏，其遗留的惨重后果和久远的影响是难以弥补的。如此只知掠夺开采，不重视持久持续建设，内部倾扎争斗，怎能民富国强呢？有些御用宣传工具辩解愚弄说：“一穷二白，基础差，人口多，我们的发展是了不起的……”等等。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较短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迅速发展，我们不能从中悟出点缘由和道理吗？！
总之，傅作义之类“伟人”，没给国家做出过什么“伟业”，没给民主、民族带来过什么益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还要违心地、人云亦云地赞颂、吹捧，歪曲事实地写进历史，遗留给后人吗!？现在的舆论媒体一点都不提傅作义分裂和镇压蒙古民族的罪行，一味地宣扬他的“功绩”，不就是贬低和诋毁蒙古民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