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绪论.................................................................... 3
第一节 课题的提出........................................................3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5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9
第四节 基本观点......................................................... 10
第一章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起源............................................. 22
第一节 关于布里亚特蒙古族历史来源......................................... 22
一、历史学文献资料关于布里亚特蒙古族的记述................................. 22
二、关于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民俗学、民族学文献资料记述......................... 29
第二节 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形成.............................................. 33
一、布里亚特蒙古族的生活地域.............................................. 33
二、布里亚特人的语言..................................................... 35
三、布里亚特人的意识形态................................................. 40
四、布里亚特人生产生活方式................................................ 46
第三节 布里亚特人与其他族群的融合......................................... 49
一、布里亚特人与骨利干人和通古斯人的融合................................... 50
二、早期布里亚特三部落的融合.............................................. 53
三、布里亚特人同巴尔虎惕、斡亦剌惕的融合................................... 54
第二章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沿革............................................ 59
第一节 十三世纪前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 59
一、从贝加尔湖地区开始的民族历史.......................................... 60
二、随着民族征服战争而迁徙的历史.......................................... 62
三、迁回祖居并同蒙古部联合的历史.......................................... 64
第二节 十三——十七世纪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67
一、十三世纪——十四世纪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67
二、十四世纪——十五世纪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71
三、十五世纪——十七世纪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72
第三节 十七世纪——二十世纪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76
一、十七世纪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76
二、十八世纪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83
三、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85
第三章 中国现代布里亚特蒙古族............................................ 95
第一节 中国现代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来源....................................... 96
一、巴尔虎-布里亚特人回归的历史原因....................................... 96
二、巴尔虎-布里亚特人回归后的安置........................................ 102
三、巴尔虎-布里亚特人的分际............................................. 105
第二节 中国现代布里亚特蒙古族历史迁徙................................... 108
一、第一次迁徙....................................................... 108
二、第二次迁徙........................................................111
三、第三迁徙..........................................................115
第四章 改革开放前后的布里亚特蒙古族....................................116
第一节 建国前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116
一、呼伦贝尔盟建立前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116
二、呼伦贝尔盟建立后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118
第二节 建国后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120
一、建国初期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120
二、改革开放前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122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的布里亚特蒙古族...................................... 124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124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布里亚特人............................................ 125
第五章 布里亚特蒙古族的传统文化特征.......................................128
第一节 布里亚特蒙古族的物质文化特征.......................................129
一、布里亚特人的传统物质生产方式特征.......................................129
二、布里亚特人传统的物质生活方式特征.......................................133
第二节 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制度习俗文化特征.................................. 139
一、布里亚特人的传统制度文化特征.......................................... 140
二、布里亚特人的传统习俗文化特征.......................................... 142
第三节 布里亚特蒙古族的精神文化特征...................................... 153
一、布里亚特人的传统精神哲学特征.......................................... 153
二、布里亚特人的传统认知方式特征.......................................... 159
三、布里亚特人的精神表达方式特............................................160
第六章 现代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变迁....................................... 166
第一节 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传承式的变迁................................... 166
一、当代布里亚特人的文化认同............................................ 167
二、布里亚特文化同其他族群文化涵化....................................... 170
三、布里亚特文化传承方式变迁.........................................175
第二节 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范式的变迁....................................180
一、布里亚特物质文化范式的变迁..........................................181
二、布里亚特精神文化范式的变迁..........................................183
三、布里亚特制度习俗文化范式的变迁......................................188
第三节 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价值选择的变迁................................. 193
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193
二、布里亚特人价值选择的变迁........................................... 196
三、布里亚特人价值选择变迁的因由....................................... 200
结论................................................................ 201
绪论
[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与现代文化的变迁]是2009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批准立项，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呼伦贝尔分院承担的重点课题。
第一节 课题的提出
布里亚特蒙古族，是蒙古族大家庭中一朵灿烂的奇葩。她有着令人遐想的深邃历史，有着风云激荡的历史经历，有着叫人着迷的绚丽文化，有着惊人的文化调适能力，同时还有着坚强不屈的文化定力，这一切就足够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几年来，锡尼河的布里亚特人，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情感动了所有和他们接触过的人们，他们自己组织了——甚至自己出钱——民族服装服饰表演队，组织了少儿合唱团、老年合唱团，举办马文化节，排演了歌颂祖先阿阑豁阿的歌舞剧，坚持了20年举办自己的足球赛。正是他们的这种精心呵护民族文化的努力，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他们的服饰表演、歌舞表演、少儿合唱在众多的赛事中获得过殊荣，拿过大奖。古老的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焕发了新的青春，而且愈来愈具有迷人的魅力，愈来愈显现出对新的现代文化的调适力，为众多小少民族族群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我们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始于公元2008年。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委提出打造文化大市的构想，力图借助于振兴呼伦贝尔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推进地区文化的现代化，进而促进全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2008年夏季，内蒙社科院呼伦贝尔分院同鄂温克旗政协合作开展了对鄂温克旗境内锡尼河畔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的研究，寄希望于通过对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的内涵、外延、特征以及传承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努力探索各民族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克服其他强势文化的冲击适应现代化、走向现代化的规律等问题，以利于市委提出的构建文化大市宏伟目标的实现，塑造出一个各民族文化之花绚烂盛开的局面。本课题是2008年研究工作的一个继续，我们希望通过对布里亚特蒙古族，特别是中国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历史变迁及其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变迁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出这一族群文化的历史脉络及现在境况，以便于解决在推进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保护、传承、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问题。众所周知，锡尼河的布里亚特蒙古族，是中国蒙古族大花园中一朵璀璨的花朵，可以成为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这一族群的代表，同时，布里亚特人又是一个跨国居住的族群，在全世界蒙古人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表现为，一是分布地域辽阔，这是古代蒙古人固有的特征；二是分居中蒙俄三国，这一独特性，浓缩了蒙古民族的近现代史；三是分居中蒙俄三国，互汇交融着俄罗斯文明、汉文明、蒙古文明。这一课题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本课题得到了鄂温克旗委、政府、政协的关注和支持，特别是得到了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族同胞的热情支持，认为对发掘、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推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课题研究十分必要。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布里亚特人的远祖可追溯为新石器时代就已分布在贝加尔湖沿岸的居民。现在，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是一个跨界而居的族群，在中国和蒙古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在俄罗斯是少数民族之一。至2007年，在俄罗斯国生活有49万布里亚特蒙古人；在蒙古国生活有６万布里亚特蒙古人；在中国生活有7000布里亚特蒙古人，三国总人数近56万人。[1]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族聚居地区，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21年4月和1922年1月分别成立了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州和蒙古布里亚特自治州，1923年5月30日，两个自治州合并为布里亚特苏维埃共和国。1990年10月8日，布里亚特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1992年3月起成为俄联邦的一个主体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面积为35.13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05.25万，由70个民族组成。其中，布里亚特人占24％，俄罗斯人占70％，还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德意志人等等。
目前国内学者对布里亚特蒙古族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公元1950年由燕京、清华、北大三校师生于暑期组成内蒙古工作调查团，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了两个半月的民族调查工作，并根据调查所得撰写了《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呼伦贝尔盟境内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对布里亚特蒙古族的生活状况也进行了研究，它基本客观地反映了半个世纪前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族情况，为后来的民族甄别奠定了基础，这项调查也对于比较民族学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82年布里亚特蒙古族学者宝敦古德·阿毕德所著的《布里亚特蒙古简史》介绍了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和现状、文化和宗教、生产和生活等情况，是目前国内介绍公元20世纪80年代前的布里亚特蒙古族的专著，但是，这本书更多的是对公元17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历史的简要叙述，而对13世纪初——17世纪中叶以及20世纪中叶——现今的历史没能述及，当然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再早的关于布里亚特历史的著述有道布·特古勒德尔的《布里亚特史》（1863年），还有由木松·旺旦著的《布里亚特史》、好毕图·西日宁布著的《布里亚特史》（1887）。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呼伦贝尔盟民族志》、《鄂温克族自治旗志》、《呼伦贝尔畜牧业》等地方书籍介绍了呼伦贝尔草原的民族、自然、人文地理状况、历史、文化沿革与变迁，也述及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有关情况，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有一定价值的参考资料。1984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郝苏民、薛守邦编译的《布里亚特民间故事选集》，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布里亚特民间民俗资料。进入公元21世纪以来，青年学者包路芳[2]对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服饰文化、礼俗文化、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对于我们的工作有着较大的帮助。内蒙古包头医学院病理教研室学者刘牧在全国第五次法医学术交流会上发表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与中国东西部蒙古族人乙二醛酶多态性研究》开启了对布里亚特人单独的生物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网名[布里亚特快车]的布里亚特蒙古族青年开办的布里亚特网站[3]为研究和学习布里亚特蒙古族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平台。在当前的网络时代，百度百科、维基百科、互动百科等各大型网络媒介，也都开办了布里亚特蒙古族专栏，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扇方便之门。2008年内蒙社科院呼伦贝尔分院同鄂温克旗联合举办的“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民族文化研讨会”，按照当地布里亚特蒙古族群众评价，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历史沿革、语言、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习俗文化特征及其变迁所开展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成果——《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民族文化研究》。这次会议的成果为本课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早在公元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地区时，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成立了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专门从事对内蒙古以及周边地区蒙古族的调查工作，剔除掉其中的殖民主义内容，其成果有很多内容对我们今日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日本东京公论社善邻协会调查部1935年出版的吉村忠三的《布里亚特蒙古全貌》，对当时生活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1939年的《内蒙古布里亚特部落调查报告》，从由来、组织及制度、经济、教育、宗教、卫生、物质生活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情况。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北满经济调查所，也是一个搜集东北地区经济情报的机构，专门负责搜集呼伦贝尔地区经济社会情报，昭和十四年二月三日（1939）出版了阿部武志著，晓光译的《甘珠尔庙会定期市》一书，其中第四节《巴尔虎的诸种族》对公元20世纪30年代末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布里亚特人进行的介绍，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在那个时期巴尔虎（呼伦贝尔）地区布里亚特人的氏族构成。
前苏联学者们从20世纪初起就对布里亚特蒙古族进行了各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批重大成果。库德里亚夫采夫等著的《布里亚特蒙古史》，论述了从远古至俄国十月革命前布里亚特蒙古的历史，是研究蒙古史以及了解森林蒙古人的重要参考资料。В. И. 索耶诺夫斯基：《布里亚特民族形成》（1928 年）、А. П. 奥克拉德尼克夫:《关于前贝加尔湖首批蒙古人出现考古资料》（1958年）、Г.Ф.德别茨:《扎卢比诺湖畔的铁器时代墓地》、С.П.巴勒达耶夫：《布里亚特族源传说》（1970年）И. Д. 布拉耶夫《布里亚特语的形成》（1975）、Д. Л. 沙格达罗娃《布里亚特语和俄语分类词及其语义的聚合关系》（1975）等人的著作和文章，以及关于布里亚特萨满教、佛学等方面的研究和《布里亚特学》刊物的出版，奠定了苏联“布里亚特学”的基础。为我们研究俄罗斯部分的布里亚特蒙古族问题，提供了值得令人尊敬的成果。
在其他国家诸如蒙古国、欧美、韩国等80多个国家都在研究包括布里亚特人在内的蒙古学和蒙古历史，或发表论文、专著，或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国际上研究蒙古学、蒙古历史已堪称显学，但涉及本课题的研究却仅限于个别文化方面。而国际上的研究对诸如：隋唐史、《明史》、《鞑靼传》、《清史稿》、《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等中文资料研究的甚少。特别是对布里亚特蒙古族现代文化变迁的系统性研究尚未发现。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可以提供基本纲目内容的线索，但无论从纵向和横向都显得零散和单调，特别是纵向深度大大不够。因此，我们拟力争对布里亚特蒙古族从过去直至现代的文化变迁作一个系统性的纵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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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数字不包括巴尔虎-布里亚特人的其他后裔，如土默特人。
[2] 包路芳，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主要成果：《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
[3] www.buryatmongol.info/phpwind/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历史的一唯性、不可重复性）必须运用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相统一的方法。运用历史的方法就要求我们必须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从中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完成通过把握事物的表象，再到事物的本质，再到事物的整体的完整认识。运用逻辑的方法就要求我们必须握有科学的思维工具，运用科学的工具对我们所获得的历史性材料进行从现象到本质，从形式到内容，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加工。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充分搜集和分析了能够占有并运用于完成研究目标的从历史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从纸介到电子，从社会到网络所能集聚的各种材料，确定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由于本研究项目是一个具有历史背景的现代课题，所以我们确定要从两方面完成预定的目标：一是理清布里亚特蒙古族从起源到今天历史变迁的基本走向，从而从历史的沿革过程中窥探布里亚特蒙古族民族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为研究该族群现代文化的变迁奠定逻辑基础。二是理清布里亚特蒙古族从历史到现在的历史变迁中同诸如巴尔虎、霍里、秃马惕、土默特、卫拉特、厄鲁特等诸部关系的历史沿革及其相互影响，从而找出布里亚特族群文化变迁的客观原因。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我们还必须站在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充分利用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和科学方法。唯其如此，才能够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取得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对居住于锡尼河畔的布里亚特蒙古族的田野调查，是我们掌握现代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现代文化变迁的钥匙，自2008年到2009年对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族的田野调查，才使我们对中国布里亚特蒙古族现代文化的变迁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第四节 基本观点
我们认为，在对布里亚特蒙古族现代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文化”的概念非常重要，如不能恰当（准确不敢说）使用这一概念，则难以想象整个研究工作的结果如何。“文化”其实是一个最难以捕捉的“蓝精灵”，或者说她象幽魂一样，无处不在又无处都难以捕捉。
文化，是人类学家在研究地理人类学（地域人类学）时明确感受到的一种现象，学者们发现，人类族群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地理或地域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反之，人类族群的一致性关键是文化的一致性。人类社会的矛盾斗争往往是文化的矛盾斗争。以至于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是文明（文化）的冲突，而不是其他。“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然而，尽管文化如此重要，人们却对什么是文化莫衷一是。
西方的“文化”这一概念来源于对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的表述，拉丁文写作culture。自公元1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Culture、Cultural）。中国的“文化”这一概念来源于两个词汇：一曰“文”；二曰“化”。“文”一开始应该是指动物身上的花纹、条理，后来引申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其遵循”的意思，在古代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方面，相对于武治，合起来叫做文攻武治。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南齐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说的都是以文治族、以文治民、以文治世，文治教化之意。而这只是“文化”概念的功能，不是概念的内涵，不能成为概念的定义。也有人用广义和狭义来确定文化概念，“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这种概括也只是从概念的外延上的概括，没有说明文化概念的内涵。
由于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各自从不同立场对文化进行不同的理解，因此，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直到目前为此，文化概念尚无统一的定义。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从公元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在这个时期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公元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公元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1]
在近代，明确给文化一词下定义的，首推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他于公元1871年出版了《原始文化》一书。他指出：“据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2] 从内涵上，他把文化说成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复杂的整体”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他列举了这一“复杂整体”的外延“知识、信仰”等。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发展了泰勒的文化定义，于公元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一书，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只不过扩大了泰勒定义的外延内容，加进了物质的“器物，货品”和制度的“社会组织”等内容，他的功绩在于把文化分为“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即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主要成分。
英国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用结构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与他人的接触交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的方式。文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他强调，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例如，父与子、买者与卖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只有在他们交往时才能显示出一定的文化。
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从行为学的角度提出：“文化是一组行为模式，在一定时期流行于一群人之中，……并易于与其它人群之行为模式相区别，且显示出清楚的不连续性”。英国人类学家R·弗思的文化定义最具有启发性，他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组织要素》一书中指出，如果认为社会是由一群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组成的，那么文化就是生活方式。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公元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然后他们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克罗伯和科拉克洪的文化定义为现代西方许多学者所接受。
就上述所引述的西方关于文化定义的研究而言，结果指向的基本方向都是一个——从文化的最宽泛的意义上、最本质的层面上说，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我们愿意接受这种研究结果。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它包括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社会生活（交往）方式三个方面，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从形态上说，它有物质形态、观念形态和行为形态，价值观念在文化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从功能上说，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文化的概念运用于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变迁的研究，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迷雾中找寻关于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物质文化——物质形态的文化、精神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制度习俗文化——行为形态的文化变迁的踪迹。
布里亚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根据学者们对考古学资料的民族学分析，认为早在公元30万年前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先人就生活在自古以来就包括着现今贝加尔湖一带的所谓蒙古地区。最早记载他们踪迹的史籍是公元13世纪40年代写成的《蒙古秘史》，称他们为“不里牙惕”。他们与被称为巴尔忽、豁里、秃剌思、秃马惕、斡亦剌惕、客列木臣、兀良合惕等部落生活在贝加尔湖东侧的叫做“巴儿忽-脱窟木”地区，被总称为“巴儿忽惕”。[3]“巴儿忽-脱窟木”地区有巴尔古津河流入贝加尔湖，周边有着茂盛的森林，“巴儿忽惕”生活在森林中，以游猎为生，因此，他们被称为“林木中百姓”以区别于在草原游牧的“毡帐中百姓”。波斯史学家拉施德说，“他们获得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的禹儿惕[4]在森林中。他们从来没有帐蓬，也没有天幕；他们的衣服是用兽皮制的；他们没有牛羊，他们饲养山牛、山绵羊和类似山绵羊的哲兰[5]以代替牛羊；他们把它们捕捉来，挤乳、食用。他们视牧羊为一大恶习，以至于父母骂女儿时，只消说‘我们把你嫁给一个让你去放羊的人！’她就会悲伤透顶，甚至悲伤得上吊。
在迁徙时，他们用山牛驮载，而且从不走出森林。在他们停留之处，他们用白桦和其他树皮筑成敞棚和茅屋，并以此为满足。他们割开白桦树时，其中流出一种类似甜乳之汁，他们经常用来代替水喝。”“他们就这样用察纳（滑雪板）驰逐于原野上下，追杀山牛等动物。除自己踏着察纳外，他们还拖着联在一起的另一些滑雪板走，他们将打杀的野兽放在上面。”[6]也就是说，当他们作为森林部落的“林木中百姓”时，从文化形态上看，他们是狩猎族群，完全不同于草原游牧族群，甚至在心理上他们是抵制草原游牧文化的，以至于要是让他们去放羊，他们会“悲伤得上吊”。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尼伦蒙古和迭儿列勤蒙古各部，建立起“伊和·忙豁勒·兀鲁思”——大蒙古帝国。帝国建立后的第二年（1207），派长子术赤降服了包括布里亚特在内的“林木中百姓”诸部。成吉思汗将被征服的森林部落分给了儿子术赤。[7]但是，到了1217年，由于豁儿赤到秃马惕（布里牙惕）百姓处挑选30名美女做妻子，秃马惕人抓住了豁儿赤和前去说和的斡亦剌惕首领忽都合别乞，降而复叛。成吉思汗又命令义弟博尔忽去平叛，结果不幸被害。成吉思汗又派朵儿边氏人朵儿伯多黑申前去平叛，降服了秃马惕百姓，将其中的一百户分给了博尔忽的妻子，将余下的交给了忽都合别乞。在随后的帝国征战中，布里亚特人（秃马惕）则随着其领主走出了森林，并学会了游牧，其一部分游牧于阴山一带的丰洲滩草原，成为后来的土默特部主体，另一部分则随斡亦剌惕部西迁成为卫拉特之一部，游牧于杭盖山至阿尔泰山一带草原。直到公元16世纪中叶，阿拉坦汗在丰洲滩建“板升”城，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族群文化发生了分化，生活在草原上的仍然延续着游牧的生活方式，生活在城里的则学会了定居生活，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也很快成了一部分人的文化特征。在十月革命后，俄国境内的部分布里亚特人接受了俄罗斯族文化的熏陶，他们学会了用俄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生活，随着陆续迁居到呼伦贝尔草原，带来了在当时条件下比较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给这片草原的原有居民产生很深的影响。随着建国以来，国家在农村牧区实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和现代化技术的推广应用，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布里亚特蒙古族的生产及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迁。
从精神生活方式上来说，在公元16世纪前，布里亚特人信奉的是原始社会产生的自然宗教——如果说是一种宗教的话——萨满教。这种信仰据学者们考证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前苏联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3000纪，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先民就已经有了图腾崇拜的意识，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信仰体系，产生了宗教仪式的主持人——“乌特干”（女性萨满），这可以追溯到母系社会时期。到了父系社会时期则产生了“博”（男性萨满）。这种自然论的宗教信仰一直持续到阿拉坦汗从公元16世纪末开始使用政治强权推行藏传佛教时期，在此之前，蒙古地区虽然有许多宗教流传，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取代萨满教而成为统治性的宗教。阿拉坦汗的强制措施，导致布里亚特人不得不接纳藏传佛教，一时间，佛教成为布里亚特人的基本信仰。然而，萨满教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生存空间，从公元17世纪开始，布里亚特人将传统的萨满教和佛教结合起来，即遵从了阿拉坦汗的强制，又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信仰，直至今天，布里亚特人的萨满还在生生不息的传承着。
从社会交往方式（制度习俗文化）来说，布里亚特人有着自己独特特征。与其他蒙古族群相比，布里亚特人更重视血统传承，自从约公元10世纪（或更早）起布里亚特人明确了自己的族系之后，伊吉利德八姓和宝拉嘎德七姓以及浩里（霍里）十一姓的布里亚特人就记住自己的族系，直到今天，布里亚特人能够清楚地知道每个人所属的部落和家族。尽管历史的风雨交加，布里亚特人的氏族制度始终在生活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尤其是生活在中国锡尼河的布里亚特人的族谱意识、氏族意识非常稳固。由于氏族制度的稳定性，受其影响的婚俗、礼俗、育俗、丧俗，甚至语言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等各方面的制度习俗文化传统的传承都具有相当的连贯性。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组织文化的冲击下，布里亚特人以氏族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习俗文化也在发生着变迁，但是，相对于其他蒙古族群来说他们的制度习俗文化的抗侵蚀性能超群，因而才能使他们即使在现代社会境遇中也能展示出其文化的绚丽多彩和顽强的生命力。
布里亚特人的族源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键在于远古时期，在布里亚特人周围生活的民族的文化发展还都比较落后，成文的历史典籍中对于布里亚特部落的记载非常少。即使是最早记录了布里亚特人的情况的《蒙古秘史》成书年代也仅仅在公元13世纪40年代，而且也只有不多的内容，非常简略。后期成书的《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蒙古风俗鉴》等书的记载也是不多。前苏联学者库德列斯夫在论述布里亚特人的形成过程时认为，浩里布里亚特人很早以前就在贝加尔湖附近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同后来迁来的蒙古人融合起来，成为布里亚特人的基础。但是，浩里布里亚特人并不是贝加尔湖附近的唯一居民。在安格尔河流域的森林中还有鄂温克人的祖先同浩里汗人为邻。这个联盟部落，在古代历史上被称为伯特国。
伯特国的首领，就是蒙古乞颜部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世祖孛日帖赤那。布里亚特历史学者宝敦古德·阿毕德说：“布里亚特历史记载该民族形成时总是从孛日帖乔淖（孛日帖赤那）统治伯特国（部落）时期记起，记载着‘居住贝加尔湖附近的伯特部落之民推举孛日帖乔淖做诺颜，生活在注入贝加尔湖的巴尔虎金河两岸’等”。由此可以推断，布里亚特一词，有可能来自于伯特国的首领孛日帖乔淖的“孛日”。“孛日”一词是蒙古语蓝色的意思，而“布里亚特”的“布里”同“孛日”是一个含义（一词异译），也就是蓝色之义，“亚特”是蒙语词后缀，有“……人（复数）、……部”之义，“布里亚特”就是“蓝色部落”。据此推断，布里亚特人作为蒙古族的一个部族起源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4世纪中叶，即公元450——500年间。而布里亚特部的主体霍里（豁里）部（氏族）有可能来自于孛日帖乔淖的下三代“塔马察的儿子为豁里察儿蔑而干”[8]。能够说明乞颜部同布里亚特同源关系的有一则传说表达了这两个部落都崇敬天鹅。据说乞颜部族人还自称为“其莫额德”氏，缘由一段动人故事的传颂：在古代，被匈奴族人追击的一部分东胡族（乞颜）人，催马奔驰到一个湖边，一群天鹅听到马蹄声便鸣叫不止。由于夜幕已降，故天鹅鸣而不飞。当匈奴追兵赶到湖边，天鹅又鸣出一片杂乱声，匈奴追兵以为进入了对方的埋伏圈，立刻拨转马头而回，就这样，这些东胡族人因此得以生存。这些东胡人后来就定居在额儿古捏·昆，他们无限崇敬天鹅，视天鹅的叫声为救命之声。在蒙古语中，“其莫额”是声音或信息之意，后专门被这些东胡族人指作天鹅的鸣叫声。因此，有的人在承认自己是“乞雅惕”的同时，又自称为“其莫额德”，以示天鹅之声拯救了自己。“其莫额德”一称，久而又演化成“其莫德”或“其木德”，皆为蒙古族姓氏。根据历史考证，布里亚特人或许是隋唐时（公元581年——618年）己见诸史籍的拔悉弥部，“拔悉弥一名弊剌国，隋时闻焉[9]。”“弊剌”其实就是“布里亚特”的音译，只不过是将蒙语的轻辅音“特”丢掉了，因此变成了“布里亚”而已。另外隋唐时期的仆骨、都波、拔野古等部落、部族都可能成为布里亚特部的族群来源。
如果按照内蒙古师范大学著名蒙古族语言学家芒·牧林的观点分析，布里亚特人应该是距今约1.5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的后裔，因为前者是今天亚细亚地区80％以上蒙古人种（黄种人）的原始先祖。那个时期形成的两个血缘家族群体，一支生息繁衍在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上游地区（以“阎家岗遗址”、“昂昂溪大兴屯遗址”为代表），他们把狗驯化成人类的最早家畜，即“养犬者”；另一支生息繁衍在山岭和森林地区（以“蘑菇山遗址”、“嘎仙洞遗址”为代表），他们把鹿驯化成家畜，即“养鹿者”。 而专家的观点是驯鹿活动源于阿尔泰山地区,并由此延伸到太平洋海岸。鹿(хор)是古亚细亚人的图腾。布里亚特人豁里（霍里、霍拉）氏族，应该是源自于古代“养鹿者”。这也和布里亚特人的鹿崇拜相关联。布里亚特人自己的祖源传说把本族群的起源同古代的贝加尔湖附近居住着的一位名叫巴尔虎巴特尔的人联系了起来，把豁里十一姓同巴尔虎的两个儿子儿子浩里太、布里亚太联系了起来，把后来鲁古河、列拿河附近的布里亚特其他氏族同他去贝加尔湖北岸另外又生的两个儿子伊黑利德、宝拉嘎德联系了起来，两个儿子的后代发展成伊黑利德八姓和宝拉嘎德七姓之民。
从公元13世纪开始，到16世纪中后期，布里亚特人在不断的历史动荡中继续着族群融合和分化的进程，布里亚特人为阿拉坦汗（即俺答汗）的直接属民时期，走到蒙古西部居住在今呼和浩特、美岱昭及黄河一带，以“土默特”一名著称于世。而东部的布里亚特人，直至公元17世纪还在延续着巴尔虎-布里亚特的名称。
公元1622年，沙俄开始征服布里亚特蒙古地区，直到公元1689年沙俄与中国满清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及公元1727年签订《布连斯基条约》将这一地区划归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在国内成为跨省居住的族群，在国际成为跨国居住的民族。
俄国十月革命波及到布里亚特地区后，从公元1918年初到1928年布里亚特人与哈木尼干（鄂温克）牧民带着家眷，赶着畜群，回归中国，进入呼伦贝尔边界，被中国政府安置在锡尼河地区生活。时任政府给了布里亚特人较高的政治待遇，建立了布里亚特旗。此后，布里亚特与哈木尼干人便不断迁入，人口不断增多，到1928年，达到3000人，扩建为8个苏木。
国内的布里亚特蒙古族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锡尼河镇，已经开始过上了定居轮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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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1780-1950》，pxvi，引自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 引自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3] 《蒙古秘史》第239节：“兔儿年（丁卯，1207年），（成吉思汗）命拙赤率领右翼军出征森林部落，由不合担任向导。斡亦剌惕部的忽都合别乞先于秃绵（万）斡亦剌惕部落前来投降，引导拙赤进入秃绵斡亦剌惕部落的失黑失惕地方。拙赤招降了斡亦剌惕、不里牙惕、巴儿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秃巴思等部落，到达秃绵乞儿吉思部落”。
[4] 禹儿惕，营地。
[5] 即瞪羚属，草原岩羚。
[6] 拉施德《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P203，商务印书馆，1983。
[7] 《蒙古秘史》第239节：“成吉思汗恩赐拙赤，降旨道：‘在朕诸子之中，拙赤你是长子，你初出家门，出征顺利，所到之处，人马无恙，不费力地招降了有福的森林部落。今朕将（这些森林部落）百姓都赐给你。’”
[8] 《蒙古秘史》第二节。
[9] 唐·杜佑《通典》卷二百边防十六。另载：“在北庭北海南，结骨东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余里。有渠帅，无王号。户三千。其人雄健，能射猎。国多雪，恒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其状似楯而头高，其下马皮顺毛衣之，令毛着雪而滑，如着屧屐，缚之足下。若下阪，走过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每猎得鹿，将家室就而食之，尽更移处。其所居即以桦皮为舍。丈夫剪发，桦皮为帽。”
第四节 基本观点
我们认为，在对布里亚特蒙古族现代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文化”的概念非常重要，如不能恰当（准确不敢说）使用这一概念，则难以想象整个研究工作的结果如何。“文化”其实是一个最难以捕捉的“蓝精灵”，或者说她象幽魂一样，无处不在又无处都难以捕捉。
文化，是人类学家在研究地理人类学（地域人类学）时明确感受到的一种现象，学者们发现，人类族群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地理或地域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反之，人类族群的一致性关键是文化的一致性。人类社会的矛盾斗争往往是文化的矛盾斗争。以至于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是文明（文化）的冲突，而不是其他。“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然而，尽管文化如此重要，人们却对什么是文化莫衷一是。
西方的“文化”这一概念来源于对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的表述，拉丁文写作culture。自公元1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Culture、Cultural）。中国的“文化”这一概念来源于两个词汇：一曰“文”；二曰“化”。“文”一开始应该是指动物身上的花纹、条理，后来引申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其遵循”的意思，在古代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方面，相对于武治，合起来叫做文攻武治。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南齐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说的都是以文治族、以文治民、以文治世，文治教化之意。而这只是“文化”概念的功能，不是概念的内涵，不能成为概念的定义。也有人用广义和狭义来确定文化概念，“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这种概括也只是从概念的外延上的概括，没有说明文化概念的内涵。
由于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各自从不同立场对文化进行不同的理解，因此，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直到目前为此，文化概念尚无统一的定义。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从公元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在这个时期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公元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最后，到公元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1]
在近代，明确给文化一词下定义的，首推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他于公元1871年出版了《原始文化》一书。他指出：“据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2] 从内涵上，他把文化说成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复杂的整体”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他列举了这一“复杂整体”的外延“知识、信仰”等。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发展了泰勒的文化定义，于公元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一书，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我们亦将见社会组织除非视作文化的一部分，实是无法了解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只不过扩大了泰勒定义的外延内容，加进了物质的“器物，货品”和制度的“社会组织”等内容，他的功绩在于把文化分为“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即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主要成分。
英国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用结构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与他人的接触交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的方式。文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他强调，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例如，父与子、买者与卖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只有在他们交往时才能显示出一定的文化。
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从行为学的角度提出：“文化是一组行为模式，在一定时期流行于一群人之中，……并易于与其它人群之行为模式相区别，且显示出清楚的不连续性”。英国人类学家R·弗思的文化定义最具有启发性，他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组织要素》一书中指出，如果认为社会是由一群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组成的，那么文化就是生活方式。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公元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然后他们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克罗伯和科拉克洪的文化定义为现代西方许多学者所接受。
就上述所引述的西方关于文化定义的研究而言，结果指向的基本方向都是一个——从文化的最宽泛的意义上、最本质的层面上说，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我们愿意接受这种研究结果。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它包括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社会生活（交往）方式三个方面，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从形态上说，它有物质形态、观念形态和行为形态，价值观念在文化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从功能上说，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文化的概念运用于布里亚特蒙古族文化变迁的研究，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迷雾中找寻关于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物质文化——物质形态的文化、精神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制度习俗文化——行为形态的文化变迁的踪迹。
布里亚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根据学者们对考古学资料的民族学分析，认为早在公元30万年前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先人就生活在自古以来就包括着现今贝加尔湖一带的所谓蒙古地区。最早记载他们踪迹的史籍是公元13世纪40年代写成的《蒙古秘史》，称他们为“不里牙惕”。他们与被称为巴尔忽、豁里、秃剌思、秃马惕、斡亦剌惕、客列木臣、兀良合惕等部落生活在贝加尔湖东侧的叫做“巴儿忽-脱窟木”地区，被总称为“巴儿忽惕”。[3]“巴儿忽-脱窟木”地区有巴尔古津河流入贝加尔湖，周边有着茂盛的森林，“巴儿忽惕”生活在森林中，以游猎为生，因此，他们被称为“林木中百姓”以区别于在草原游牧的“毡帐中百姓”。波斯史学家拉施德说，“他们获得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的禹儿惕[4]在森林中。他们从来没有帐蓬，也没有天幕；他们的衣服是用兽皮制的；他们没有牛羊，他们饲养山牛、山绵羊和类似山绵羊的哲兰[5]以代替牛羊；他们把它们捕捉来，挤乳、食用。他们视牧羊为一大恶习，以至于父母骂女儿时，只消说‘我们把你嫁给一个让你去放羊的人！’她就会悲伤透顶，甚至悲伤得上吊。
在迁徙时，他们用山牛驮载，而且从不走出森林。在他们停留之处，他们用白桦和其他树皮筑成敞棚和茅屋，并以此为满足。他们割开白桦树时，其中流出一种类似甜乳之汁，他们经常用来代替水喝。”“他们就这样用察纳（滑雪板）驰逐于原野上下，追杀山牛等动物。除自己踏着察纳外，他们还拖着联在一起的另一些滑雪板走，他们将打杀的野兽放在上面。”[6]也就是说，当他们作为森林部落的“林木中百姓”时，从文化形态上看，他们是狩猎族群，完全不同于草原游牧族群，甚至在心理上他们是抵制草原游牧文化的，以至于要是让他们去放羊，他们会“悲伤得上吊”。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尼伦蒙古和迭儿列勤蒙古各部，建立起“伊和·忙豁勒·兀鲁思”——大蒙古帝国。帝国建立后的第二年（1207），派长子术赤降服了包括布里亚特在内的“林木中百姓”诸部。成吉思汗将被征服的森林部落分给了儿子术赤。[7]但是，到了1217年，由于豁儿赤到秃马惕（布里牙惕）百姓处挑选30名美女做妻子，秃马惕人抓住了豁儿赤和前去说和的斡亦剌惕首领忽都合别乞，降而复叛。成吉思汗又命令义弟博尔忽去平叛，结果不幸被害。成吉思汗又派朵儿边氏人朵儿伯多黑申前去平叛，降服了秃马惕百姓，将其中的一百户分给了博尔忽的妻子，将余下的交给了忽都合别乞。在随后的帝国征战中，布里亚特人（秃马惕）则随着其领主走出了森林，并学会了游牧，其一部分游牧于阴山一带的丰洲滩草原，成为后来的土默特部主体，另一部分则随斡亦剌惕部西迁成为卫拉特之一部，游牧于杭盖山至阿尔泰山一带草原。直到公元16世纪中叶，阿拉坦汗在丰洲滩建“板升”城，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族群文化发生了分化，生活在草原上的仍然延续着游牧的生活方式，生活在城里的则学会了定居生活，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也很快成了一部分人的文化特征。在十月革命后，俄国境内的部分布里亚特人接受了俄罗斯族文化的熏陶，他们学会了用俄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生活，随着陆续迁居到呼伦贝尔草原，带来了在当时条件下比较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给这片草原的原有居民产生很深的影响。随着建国以来，国家在农村牧区实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和现代化技术的推广应用，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布里亚特蒙古族的生产及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迁。
从精神生活方式上来说，在公元16世纪前，布里亚特人信奉的是原始社会产生的自然宗教——如果说是一种宗教的话——萨满教。这种信仰据学者们考证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前苏联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3000纪，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先民就已经有了图腾崇拜的意识，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信仰体系，产生了宗教仪式的主持人——“乌特干”（女性萨满），这可以追溯到母系社会时期。到了父系社会时期则产生了“博”（男性萨满）。这种自然论的宗教信仰一直持续到阿拉坦汗从公元16世纪末开始使用政治强权推行藏传佛教时期，在此之前，蒙古地区虽然有许多宗教流传，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取代萨满教而成为统治性的宗教。阿拉坦汗的强制措施，导致布里亚特人不得不接纳藏传佛教，一时间，佛教成为布里亚特人的基本信仰。然而，萨满教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生存空间，从公元17世纪开始，布里亚特人将传统的萨满教和佛教结合起来，即遵从了阿拉坦汗的强制，又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信仰，直至今天，布里亚特人的萨满还在生生不息的传承着。
从社会交往方式（制度习俗文化）来说，布里亚特人有着自己独特特征。与其他蒙古族群相比，布里亚特人更重视血统传承，自从约公元10世纪（或更早）起布里亚特人明确了自己的族系之后，伊吉利德八姓和宝拉嘎德七姓以及浩里（霍里）十一姓的布里亚特人就记住自己的族系，直到今天，布里亚特人能够清楚地知道每个人所属的部落和家族。尽管历史的风雨交加，布里亚特人的氏族制度始终在生活中发挥着它的作用。尤其是生活在中国锡尼河的布里亚特人的族谱意识、氏族意识非常稳固。由于氏族制度的稳定性，受其影响的婚俗、礼俗、育俗、丧俗，甚至语言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等各方面的制度习俗文化传统的传承都具有相当的连贯性。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组织文化的冲击下，布里亚特人以氏族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习俗文化也在发生着变迁，但是，相对于其他蒙古族群来说他们的制度习俗文化的抗侵蚀性能超群，因而才能使他们即使在现代社会境遇中也能展示出其文化的绚丽多彩和顽强的生命力。
布里亚特人的族源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键在于远古时期，在布里亚特人周围生活的民族的文化发展还都比较落后，成文的历史典籍中对于布里亚特部落的记载非常少。即使是最早记录了布里亚特人的情况的《蒙古秘史》成书年代也仅仅在公元13世纪40年代，而且也只有不多的内容，非常简略。后期成书的《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蒙古风俗鉴》等书的记载也是不多。前苏联学者库德列斯夫在论述布里亚特人的形成过程时认为，浩里布里亚特人很早以前就在贝加尔湖附近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同后来迁来的蒙古人融合起来，成为布里亚特人的基础。但是，浩里布里亚特人并不是贝加尔湖附近的唯一居民。在安格尔河流域的森林中还有鄂温克人的祖先同浩里汗人为邻。这个联盟部落，在古代历史上被称为伯特国。
伯特国的首领，就是蒙古乞颜部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世祖孛日帖赤那。布里亚特历史学者宝敦古德·阿毕德说：“布里亚特历史记载该民族形成时总是从孛日帖乔淖（孛日帖赤那）统治伯特国（部落）时期记起，记载着‘居住贝加尔湖附近的伯特部落之民推举孛日帖乔淖做诺颜，生活在注入贝加尔湖的巴尔虎金河两岸’等”。由此可以推断，布里亚特一词，有可能来自于伯特国的首领孛日帖乔淖的“孛日”。“孛日”一词是蒙古语蓝色的意思，而“布里亚特”的“布里”同“孛日”是一个含义（一词异译），也就是蓝色之义，“亚特”是蒙语词后缀，有“……人（复数）、……部”之义，“布里亚特”就是“蓝色部落”。据此推断，布里亚特人作为蒙古族的一个部族起源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4世纪中叶，即公元450——500年间。而布里亚特部的主体霍里（豁里）部（氏族）有可能来自于孛日帖乔淖的下三代“塔马察的儿子为豁里察儿蔑而干”[8]。能够说明乞颜部同布里亚特同源关系的有一则传说表达了这两个部落都崇敬天鹅。据说乞颜部族人还自称为“其莫额德”氏，缘由一段动人故事的传颂：在古代，被匈奴族人追击的一部分东胡族（乞颜）人，催马奔驰到一个湖边，一群天鹅听到马蹄声便鸣叫不止。由于夜幕已降，故天鹅鸣而不飞。当匈奴追兵赶到湖边，天鹅又鸣出一片杂乱声，匈奴追兵以为进入了对方的埋伏圈，立刻拨转马头而回，就这样，这些东胡族人因此得以生存。这些东胡人后来就定居在额儿古捏·昆，他们无限崇敬天鹅，视天鹅的叫声为救命之声。在蒙古语中，“其莫额”是声音或信息之意，后专门被这些东胡族人指作天鹅的鸣叫声。因此，有的人在承认自己是“乞雅惕”的同时，又自称为“其莫额德”，以示天鹅之声拯救了自己。“其莫额德”一称，久而又演化成“其莫德”或“其木德”，皆为蒙古族姓氏。根据历史考证，布里亚特人或许是隋唐时（公元581年——618年）己见诸史籍的拔悉弥部，“拔悉弥一名弊剌国，隋时闻焉[9]。”“弊剌”其实就是“布里亚特”的音译，只不过是将蒙语的轻辅音“特”丢掉了，因此变成了“布里亚”而已。另外隋唐时期的仆骨、都波、拔野古等部落、部族都可能成为布里亚特部的族群来源。
如果按照内蒙古师范大学著名蒙古族语言学家芒·牧林的观点分析，布里亚特人应该是距今约1.5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的后裔，因为前者是今天亚细亚地区80％以上蒙古人种（黄种人）的原始先祖。那个时期形成的两个血缘家族群体，一支生息繁衍在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上游地区（以“阎家岗遗址”、“昂昂溪大兴屯遗址”为代表），他们把狗驯化成人类的最早家畜，即“养犬者”；另一支生息繁衍在山岭和森林地区（以“蘑菇山遗址”、“嘎仙洞遗址”为代表），他们把鹿驯化成家畜，即“养鹿者”。 而专家的观点是驯鹿活动源于阿尔泰山地区,并由此延伸到太平洋海岸。鹿(хор)是古亚细亚人的图腾。布里亚特人豁里（霍里、霍拉）氏族，应该是源自于古代“养鹿者”。这也和布里亚特人的鹿崇拜相关联。布里亚特人自己的祖源传说把本族群的起源同古代的贝加尔湖附近居住着的一位名叫巴尔虎巴特尔的人联系了起来，把豁里十一姓同巴尔虎的两个儿子儿子浩里太、布里亚太联系了起来，把后来鲁古河、列拿河附近的布里亚特其他氏族同他去贝加尔湖北岸另外又生的两个儿子伊黑利德、宝拉嘎德联系了起来，两个儿子的后代发展成伊黑利德八姓和宝拉嘎德七姓之民。
从公元13世纪开始，到16世纪中后期，布里亚特人在不断的历史动荡中继续着族群融合和分化的进程，布里亚特人为阿拉坦汗（即俺答汗）的直接属民时期，走到蒙古西部居住在今呼和浩特、美岱昭及黄河一带，以“土默特”一名著称于世。而东部的布里亚特人，直至公元17世纪还在延续着巴尔虎-布里亚特的名称。
公元1622年，沙俄开始征服布里亚特蒙古地区，直到公元1689年沙俄与中国满清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及公元1727年签订《布连斯基条约》将这一地区划归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在国内成为跨省居住的族群，在国际成为跨国居住的民族。
俄国十月革命波及到布里亚特地区后，从公元1918年初到1928年布里亚特人与哈木尼干（鄂温克）牧民带着家眷，赶着畜群，回归中国，进入呼伦贝尔边界，被中国政府安置在锡尼河地区生活。时任政府给了布里亚特人较高的政治待遇，建立了布里亚特旗。此后，布里亚特与哈木尼干人便不断迁入，人口不断增多，到1928年，达到3000人，扩建为8个苏木。
国内的布里亚特蒙古族主要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的锡尼河镇，已经开始过上了定居轮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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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1780-1950》，pxvi，引自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 引自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3] 《蒙古秘史》第239节：“兔儿年（丁卯，1207年），（成吉思汗）命拙赤率领右翼军出征森林部落，由不合担任向导。斡亦剌惕部的忽都合别乞先于秃绵（万）斡亦剌惕部落前来投降，引导拙赤进入秃绵斡亦剌惕部落的失黑失惕地方。拙赤招降了斡亦剌惕、不里牙惕、巴儿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秃巴思等部落，到达秃绵乞儿吉思部落”。
[4] 禹儿惕，营地。
[5] 即瞪羚属，草原岩羚。
[6] 拉施德《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P203，商务印书馆，1983。
[7] 《蒙古秘史》第239节：“成吉思汗恩赐拙赤，降旨道：‘在朕诸子之中，拙赤你是长子，你初出家门，出征顺利，所到之处，人马无恙，不费力地招降了有福的森林部落。今朕将（这些森林部落）百姓都赐给你。’”
[8] 《蒙古秘史》第二节。
[9] 唐·杜佑《通典》卷二百边防十六。另载：“在北庭北海南，结骨东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余里。有渠帅，无王号。户三千。其人雄健，能射猎。国多雪，恒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其状似楯而头高，其下马皮顺毛衣之，令毛着雪而滑，如着屧屐，缚之足下。若下阪，走过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每猎得鹿，将家室就而食之，尽更移处。其所居即以桦皮为舍。丈夫剪发，桦皮为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