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蒙古学研究,可以上溯到十六世纪后期的蒙元时代欧洲传教士和旅行家的探险旅行活动。当时欧洲旅行家的东方旅行记早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英国史学家哈克鲁特(R. Hakluyt,1583—1616)的名著《英语民族主要海陆路旅行与发现》(1598—1600修订版,1625年Purchas氏增补版),就包含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鄂多立克等人的旅行记。其后又出现了贝热伦(Bergeron,1634)的法译本,彼特(Pietervan der Aa,1706)的德译本及其他多种英、法、德文译本,多是基于哈克鲁特书的英译和原文。用察合台文写成的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被译成英文(1780),此书有关蒙古早期史的记载多含传说成分,史料价值不高,但由于是最早译成英文的蒙古史籍,故在当时很受重视。十七世纪初是欧洲东方学初兴阶段。当时,法、英、意、德、荷等国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东方文献,一些著名大学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蒙古语、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课程,创立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并出现了第一批东方学家和蒙古学家。曾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盛、并对欧洲发生过很大直接影响的蒙古人和蒙古帝国的历史,自然成为东方学家们十分注意的研究领域。十七世纪法国产生了第一部蒙元史专门著作,这就是克鲁瓦(Petis dela Croix,1622—1695)所著《古代蒙古和鞑靼人的第一个皇帝伟大成吉思汗史》。克鲁瓦根据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欧洲旅行家的旅行记,用十年功夫译编成此书,分四册,内容包括成吉思汗传以及其继承者(迄于十七世纪)的略传,内容包括古代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和法规,蒙古、突厥、钦察、畏兀儿及东西方鞑靼人的地理等。书末附有所据穆斯林作者和欧洲旅行家著述的名录及生平简介。此书于作者死后十五年即1710年在巴黎出版,1722年伦敦出版了英译本。从此英国人开始了解了东方有个伟大的民族,对蒙古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十九世纪是英国东方学和蒙古学重大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的进步,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体系,尤其是比较语言学对东方学发展的推动最大;另一方面,英国等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不仅促进了英国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们易于获得更丰富的东方文献和实物资料。作为东方学若干分支之一蒙古学,因此也有了显著的进展。1876-1888年间,英国著名蒙古学家哈斡斯(H.H .Haworth),撰写出版了《九世纪至十九世纪蒙古史》(四卷,共五册)。该书的出版被认为是英国蒙古学历史的真正开端。本书根据西方各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文献,较系统地介绍论述了蒙古民族史、宗教、文化生活和民俗等,当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从此,英国传教士和自然科学家等前后到达蒙古地区,做了实地考察研究。出现了很多蒙古地区旅行记、考察报告和研究论著等。
到蒙古地区的英国传教士当中G·詹姆斯和(G· James)J·海德勒(J· Hedley) 是比较有名的。1870-1891年间,詹姆斯主要在内蒙古地区进行考察,写了关于蒙古人的三本书,即《在蒙古人当中》(1883)、《蒙古考察记》(1886)和《再谈蒙古人》(1893)。前两部著作主要论述蒙古人生活、宗教、文化风俗等方面,后一部主要记录了1870年张家口-恰客图-张家口之间旅行中对喀尔喀蒙古人的考察了解情况。20世纪初,另一个传教士海德勒,他的蒙古地区考察旅行是在蒙古学界当中也有比较有影响的。他共写了两部书,一是《蒙古人当中的旅行》(上海,1906),二是《黑暗蒙古旅行记》(伦敦,1910)。他在该两部书中叙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古社会实际情况和历史衰弱时期的状况。卡罗泽斯(A.D.Carrozes)先生,虽然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但对英国蒙古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初,他到西部蒙古地区,深入考察了乌里颜海和准格尔部落,编写出版了《从未被发现过的蒙古人》(伦敦,1913-1914),本书中较实际论述了当时西部蒙古人的生活状况与欧洲读者。卡罗泽斯先生旅行后,英国蒙古学进入一段时间的停滞状态。
20世纪初,美国两名蒙古学家O·拉铁摩尔,P·U·鄂嫩等人移居到英国后,该国蒙古学得到了恢复发展的机会。
英国主要蒙古学者及其研究成果:20世纪初,英国杰出的伊朗学家布朗(E.G.Browne,1862—1926)计划刊行《史集》全书。1908年,他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关于拉施都丁<史集>全刊本的建议》,详细分析了全书内容,对原书目录进行调整,仍按其顺序重新划分卷、编、章,提出了一份新的目录设计。其刊行计划没有实现,但所设计分卷方法比较合理,为后来刊行和翻译《史集》的学者所采用。布朗的代表性著作是四卷本巨著《波斯文学史》,其第三卷《蒙古统治时代的波斯文学史》(1920),对了解这个时期的波斯文史籍极为有用。
东方学者穆勒(A.C.Moule,1873—1957)以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和《马可波罗旅行记》闻名。他出生于中国杭州,父为英国教士,剑桥大学毕业后再到中国任传教士(1889—1908),回英国后仍任教职,后为剑桥大学中国语文和历史教授。从1914年起,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通报》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元代基督教(聂思脱里教、罗马天主教)历史文献、遗迹以及马可波罗的研究论文,其中有多篇关于元代杭州的研究。其名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出版于1930年,考述唐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衰,四分之三为元代东西方文献的研究。1938年,出版了他和伯希和合作完成的《马可波罗寰宇记》拉丁文汇校本和最完善的英译本。
著名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的代表性著作是中世纪波斯文地理名著《世界境域志》的英译本和丰赡的注释(1937年初版,1970年经博思活斯编订再版)。原书虽然是十世纪的作品,而米氏注释涉及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对研究中亚古代诸部落及历史地理极为有用。米氏还发表过一些研究蒙元时期史的论文,如《高加索研究:阿兰都城麦怯思和蒙古的远征》(《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4,1952),《木克里库尔德斯坦的蒙古地名》(同上,1957)等。
汉学家威莱(A.Waley)出版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英文译注本(1931),远胜于布莱茨奈德的旧译;他还撰有《蒙古秘史札记》(12个段落或名称的考释,《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960),《蒙古秘史及其他片段》(同上,1963。《秘史》汉文音写本部分段落及有关资料的英译和解释)等。
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英-蒙蒙古学会首任主席波伊勒(J.A.Boyle),著名的东方学家、中世纪伊朗和蒙古史学家,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伊朗研究所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伊朗史、伊尔汗国史、古代蒙古和波斯史、蒙古学文献等。1947年,他通过了由米诺尔斯基指导的研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学位论文,1958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重要波斯文史籍的英文译注本(2卷本)。他充分利用欧洲东方学家的元史研究成果,作出详细、丰赡的注释。《世界征服者史》只写到蒙哥时代为止,波伊勒认为,拉施都丁《史集》的第二卷记述窝阔台至元成宗时代历史,内容正可补前书之未备,于是接着将《史集》的这一部分先译成英文,题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1971年出版。不过他没有利用此时已可得到的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却用了布洛晒刊本为底本,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大缺憾,并尽量参照维尔霍夫斯基俄译本补进了一些布氏刊本脱漏段落以图补救,但仍不免受到批评。此译本的注释和前书一样吸收了大量前人(特别是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但比较简单。此外,从五十年代以来,波伊勒还发表了三十多篇蒙古史和文化研究论著,其中重要者有《小亚美尼亚国王何特木第一旅行记:到达孟克大汗宫殿》(1964)、《蒙古历史文献与拉施丁<史集>的重要性》(1970)、《中世纪突厥与蒙古萨满教》(1972)、《十三世纪蒙古人的灵魂观—丧礼风俗遗产》(1974)、《克烈部的夏、冬营地》(1973)、《窝阔台可汗的四季行宫》(1974)、《射箭民族历史中有些蒙古名补录》(1975)、《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人及传统》(1975)《海屯行记译注》等等,1977年汇编为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1206—1370年》。波氏还是《剑桥伊朗史》第五卷《塞尔柱朗和蒙古伊尔汗国史》的主编。波氏从1950年起到1978年去世,一直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1963年“英国蒙古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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