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蒙统一运动

2008年8月31日
—— 喀尔喀独立的另类观点 ——
张启雄
（编者按：录入本文，遵从的是学术研究之客观历史依据，刊载此文，并不表示赞同作者的立场站位。本文乃作者个人之观点，不代表本党立场。）
　
绪论
喀尔喀独立运动是单纯的外蒙古独立运动？或者是以喀尔喀为中心的蒙古族国家统一运动？喀尔喀独立运动与泛蒙统一运动之间又有什么关系？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假如外蒙古独立运动唯一涵盖布里亚特、呼伦贝尔、内蒙、外蒙等全蒙各地之泛蒙统一运动，那么，外蒙如何打开对俄、甚至于对各国列强之外交，如何利用外援（金钱、武器、人员）、如何运筹帷幄、如何调兵遣将、如何补给等通盘的统一战略，外蒙古政府均应与是前有通盘之构想与战略，这几个问题就成为本文在研究上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架构。
一般而言，喀尔喀独立运动就是外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学界的定论。不过，本文认为喀尔喀独立运动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外蒙古独立运动，而且它也是一种泛蒙民族的国家统一运动，甚至于它是一个自始至终都是很有计划的战略设计。换句话说，它并不是一个临时起意，或随机应变的结果，当然也不是仓卒行事的突发事件。虽然，外蒙从一开始就对喀尔喀独立、创建大蒙古国等达成目标的情势缺乏客观认识。尤其是它对从事独立建国、统一全蒙之际，其自身所应具备的实力与能力，缺乏自知之明，以致失败。但是本文仍拟以外蒙对内蒙的进出，其中尤以对呼伦贝尔的进出，来考察20世纪初年喀尔喀蒙古所领导之泛蒙统一运动的成败。
从巨视的观点来鸟瞰事件的话，1911年冬，喀尔喀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告独立。首先，喀尔喀奉其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帝，并组织中央政府，建立国家民族的认同中心，确立执行国策、统一全蒙的权力机构。又，在战略设计下，首先推动喀尔喀统一，于是采取行动，第一步乃出兵乌里雅苏台，第二步则出兵科布多，以统一四盟，巩固地盘。接着，推动第三步，遣使分赴东蒙、西蒙、南蒙等内蒙各盟旗传檄，昭告活佛登基，外蒙独立、蒙古统一事宜，进而策动内蒙归附库伦，甚至意图染指北蒙即俄境布里亚特蒙古，以建立大蒙古帝国。
1912年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方面派遣喇嘛等潜往内蒙各盟旗游说王公喇嘛归顺， 一方面派遣三路大军，西起乌拉特中旗、经后旗、东至锡林郭勒盟各旗进犯内蒙，企图武力占领内蒙，强行统一内外蒙古，以建立大蒙古帝国。
呼伦贝尔领袖胜福，已于同年（1912年）四月间，在喀尔喀蒙古宗教兼政治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传檄号召下，接受蒙古皇帝的册封，奉共戴年号，成为蒙古国的一部分。随后又见俄蒙签订协约后，俄国并未承认库伦政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蒙古国沦为在俄国保护下实行自治的外蒙，其管辖领域限于喀尔喀四盟，外蒙企图统一内蒙的政治性法理基础为之崩解，唯一的外援也为之断绝。虽然如此，外蒙仍然不死心，继续进出内蒙。但是，呼伦贝尔却体会到与其透过外蒙倚赖俄国保护，不如自行依附俄国，以求取自治。自此，外蒙统一呼伦贝尔的计划，终告落空。
1913年，中俄签订声明文件及声明附件，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有宗主权，外蒙土地为中国之一部分，中国则承认外蒙有自治权。在法理上，外蒙不但不能独立，而且必须遵守在中国宗主权下、中国领土完整下之一部分的规定。1914年，中俄蒙三方依据声明文件在恰克图开会解决蒙古问题，1915年订立中俄蒙协约，规定蒙方取消蒙古国的国号，改称外蒙古自治官府；哲布尊丹巴取消帝号，改称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取消年号，奉民国正朔，但得兼用蒙古干支纪年。从此外蒙不但无法统一全蒙，即使连蒙古国的国家地位也无法维持，甚至于连中央政府名义的使用也在禁止之列。情势急转至此，外蒙的独立运动与统一运动，乃宣告彻底失败。
以上乃是从巨视的观点鸟瞰事件的发展经过，它证明了民族之独立运动可以衍生出民族之统一运动的方向。以下则就微视的观点分析史料，以论证蒙古民族之独立运动与统一运动间的关系。

一、外蒙独立
1、谋定而后动
1911年7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六月十五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下均简称哲布尊丹巴）利用每年一度向库伦活佛进献「丹书克」（祭礼）的机会，召集各盟封建王公和上层喇嘛十八人举行会盟会议。这次会议公开的议题是讨论清朝关于移民垦殖外蒙古和修建张家口至库伦问的铁路计划，而 实际上却在讨论蓄谋脱离中国「独立」的问题①。他们背着库伦办事大臣，有时在库伦城外的山坡上、森林里，有时则躲进俄国侨民的住宅里进行密谋。②在哲布尊丹巴的主持下，筹谋既定，即按部就班付诸实行。第一步，就是 取得俄国的外交支持和武器、弹药、贷款等军经援助。然后，在俄国的大力支持下，宣告独立，这是第二步。至于，攻占买乌科（买卖城、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巩固地盘，乃第三步。最后一步，则是传檄内蒙，号召蒙古人归顺库伦。遇有不服，则分兵降之；遭遇华军，则联俄决战，企图以文攻武嚇的方式，统一泛蒙。
此次主公喇嘛会盟会议中，拟定了活佛致沙俄请求援助蒙古独立的信件，表示为了换取沙俄的支持和援助，接受沙俄对蒙古国家的正式保护，文件是以哲布尊丹巴的名义，但由与会者共同签署的形式发出，会中也决议派遣杭达多尔济，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之外交大臣的名义，携带信件，率领代表团，秘密前往俄国首都彼得堡。③ 7月28日，哲布尊丹巴将王公会议的决议告知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Lavdovsky），并请求沙俄立即派遣军队到库伦来保护他们。拉弗多夫斯基也于当天将情况急电圣彼得堡。7月29日，哲布尊丹巴下令派遣王公喇嘛代表杭达多尔济亲王、呼图克图之助手金库员司车林齐密特及海山等偕同五名随员，秘密前往俄都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援助和庇护。④其中，海山为出身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他之所以被列入使节团是因为他的身份具有暗示性的意义，所谓暗示性的意义就是指他出身内蒙，外蒙可假藉其名编为内蒙王公代表，赴俄求援。也就是说，「蒙古贵族们把从满洲独立看作是建立包括南蒙古在内的“大蒙古国”的开端」。⑤ 7月30日，王公喇嘛秘密会议正式结束。
哲布尊丹巴等人图谋独立、背华投俄的行为，正是沙俄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也是它长期推行种种阴谋活动的直接后果。对此，沙俄政府也会直言不讳地承认：
诚然，在蒙古问题上发生之危机，并不出我们所料，因自很久以来我一直支持和庇护蒙人；我国一些驻蒙代表在颇大程度上促使蒙人产生一种信念，若想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之援助。

2、帝俄策动
清末外蒙喀尔喀四盟王公，既对清朝政府在蒙古实施新政，尤其是对殖民、设官、练军等三事，特别感到恐慌，认为：「中国人施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⑦正好此时俄国政府也为了南下外蒙，苦无入蒙之道，遂命令其驻蒙代表采取分裂中蒙的策略，并以「支持和庇护蒙人」的手段，来使蒙人产生「若想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之援助」的信念。因此，始有不满清朝新政的外蒙王公开始寻求俄国援助的想法，又在俄国驻蒙外交代表及领事的长期介入之下，鼓动之余，外蒙始有决定在库伦召开蒙古全体会议，「讨论蒙人应采取何种措施，以对付中国人对蒙人的彻底奴役」之举。⑧
此时，驻库领事拉弗多夫斯基算准蒙古王公寻求独立，只有向俄国请求庇护一途，此外别无管道可循。1911年7月1日，拉弗多夫斯基曾向驻京俄使廓索维慈（Ivan J.Korostovetz）报告，表示：“对我国在蒙古奉行之政策方针发生极大影响之时刻，可能即将到来。”他建议：俄国出面干预，“给予蒙人庇护”，否则俄国将会“丧失我国目前在该地所享有之崇高威信和好感”，更严重的是“另一大国（按指中国）竟会出现于蒙古，并取代我国在蒙古制地位”。⑨ 无疑的，俄国的介入，将引爆中蒙主属关系的危机，使 蒙古事务变得更为复杂。王公会议虽然决定向俄国请求庇护，不过在俄国势力正式介入之前，外蒙对于清朝政府的新政要求，暂时仍须予以敷衍。
俄国代理内阁总理大臣郭可华慈（Kokowzew，又译为科科弗采夫Kokovtsv，当时任财政部长）主张利用此次外蒙代表团访俄之机，「与其谈判，并“设法使此事符合我国愿望。在此种状况下，此事或许在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中，能使我们得到好处”」。⑩ 换句话说，俄国的策略是企图利用蒙案危机渔利，采取先与外蒙代表谈判，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挟此既成事实与中国谈判，逼迫中国承认。8月15日，外蒙代表团抵圣彼得堡，17日俄国政府迅即为此举行特别会议，当场决定支持外蒙独立运动的方针与程度，认为最符合俄国政治宗旨和当前政治局势的作法是：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⑾
由此决议可知，俄国支持外蒙独立运动的程度是有限的，外蒙的独立运动必须在不脱离中国宗主权的架构下，俄国愿意以外交调停的方式支持蒙人，但不承担对中国武力冲突的义务。根据上述方针，俄方又拟定了（1)展开对华交涉，（2)，承诺军援外蒙，等两大进行步骤：
（1）展开对华交涉
首先命驻北京公使处交照会，表示：鉴于喀尔喀与我国为邻，我国在该地有巨大贸易利益，帝国政府对喀尔喀地区之新政计划在该区蒙人中所引起之骚乱，不能漠然置之。而且，以破坏边界安宁为目的之新政本身，与最近屡次向我们表示中国政府愿与俄国保持友好关系之保证互相矛盾。甚至于应向中国政府表明，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拟在喀尔喀进行之军事和行政改革“是敌视俄国之行动”。（12)

（2）承诺军援外蒙
对抵达圣彼得堡之外蒙代表团说明：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允诺俄国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为达此目的起见，俄国应在库伦派驻军队。特别会议决议：应立即派遣两连哥萨克部队带着机枪，加强俄国驻库伦领署卫队。（13）
关于对华交涉。８月２８日，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照会外务部，表示：「俄国对于中国在蒙所采手段，不能淡然置之；盖此项手段，有危蒙古地方现状，摇动邻居友好关系，故也」。此外，他更建议彼此共同协商此事。外务部照覆表示：「中国在蒙所采手段，实未妨害俄国利益；并尝饬令库伦方面中国办事大臣，勿用压迫方法：（14）对于俄国的照会，清朝外务部左侍郎胡惟德，又于９月７日，以口头方式加以答复，表示中国对蒙新政之目的，在于改善这一十分落后地区之内部状况。垦殖是在空闲土地上，于蒙无害“驻军乃为有效施政，防止骚乱，安定蒙古，于俄有利。并进一步指出蒙古问题乃纯属中国之内政，与中俄友谊有何关系。（15)俄国则又再次向中国表示喀尔喀的分忧，可能波及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臣民，“这使我们有理由希望中国镇政府注意我国之意见书。倘中国政府不愿听从我国劝告，则它要对自己之行动后果负责”。（16) 此时，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已日益壮大，俄国政府的对华态度也因之逐渐强硬起来，乃命令廓索维慈利用清朝中国南方革命发生困扰之际，“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解决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固定下来。…（中略）…日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文件尽量使蒙古现行制度不受侵害”。（17 )换句话说，取得中国的书面保证，作为日后干涉外蒙事务的张本。为了掌握书面证据，廓索维慈乃向中国外务部递送备忘录，称：
中国政府在北京及通过中国代办在圣彼得堡对蒙古问题所作口头保证，…（中略）…帝国政府已饬令俄国驻库伦领署向呼图克图及王公宣布，中国政府业已通过明智决定，缓办蒙古新政，并补充说，（中国政府方面）对被派往圣彼得堡之代表团成员及其亲属不会进行任何迫害或惩治。…（中略）…倘现在中国政府对此项声明不提出任何异议，则此项声明将被视为解决问题之准则。（18)
在俄方周密的设计下，中国即使不予答复，俄国也能以中国对此项声明无异议，而掌握书面证据。总之，中国不论答复与否，俄国都能以书面证据套牢中国。
至于军援外蒙独立运动的武器，根据俄方1911年11月16日「苏克贺林诺夫致拉托夫」的史料记载，在驻库伦俄国领事馆的奔走下，俄国会经「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弹药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19) 倾向独立的蒙古王公们在俄国的外交支援与军事援助下，无不跃跃欲试。相反的，清朝政府在俄国的外交牵制与军事恐吓之下，动弹不得。（20)

3、独立宣言
1911年10月10日，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大旗的武昌起义一发生，中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此时，部分蒙古王公受到中国本部革命风起云涌的鼓舞，加上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向他们保证：「我国政府同意向蒙人提供武器」，再经由使署私下劝告他们，「切莫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一非常有利之时机，以保证喀尔喀之独立发展」，此等情形，使蒙古王公的「独立愿望更加坚定起来0 21J及见满清王朝大势已去，乃敢倡言独立。外蒙王公喇嘛 们遂于11月30日（宣统三年十月十日）行文办事大臣衙门，假称：
现闻内地各省相继独立，…（中略）…我喀尔喀四部蒙众，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视，我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传檄征调四盟骑兵四千名，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以便启行，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时内，明白批示。（22)
然后效法中国本部各省的独立宣言，于同日向库伦大臣三多宣布蒙古独立，并下达驱逐令：
刻本蒙古已定宗旨，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我佛为哲布尊大皇帝，不日诹吉登基，…(中略)…请贵大臣，明日即速带同文武官员兵丁等处境。（23) 外蒙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更于同晚七时降谕，首先痛责其主国一满清，称：
我蒙古自康熙年问，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以来，满洲官员，对于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24) 谴责完毕，随即宣布蒙古独立，宣称：
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万全。现已由四盟公推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蒙古独立国大皇帝。（22) 随后，檄告内外蒙各盟旗，文称：
本蒙古前以清皇仁德，推崇黄教，是以倾心归服。近年以来，有名无实，本蒙古所受一切困苦，逐日增加，情事昭然，人所共见。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中略）…满汉之现象如此，亦满洲之不德所致也。我蒙古亦宜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26)
根据上述，可以明白蒙古籍为独立的理由，是「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其所以联合各盟，自立为国的目的，还是为了「以便保护我黄教」。蒙古在需求独立的同时，也派使节赴俄，请求俄国派兵保护。当时，库伦大臣三多所率军队仅一百三十名，可是来援助的俄军却有千余名。在五千余名各拥俄式武器装备之俄蒙联军的威胁下，（27) 三多反而沦为俄国保护，于12月4日在哥萨克兵保护下离开库伦，经恰克图返国。代表清主权管辖喀尔喀的库伦大臣，竟遭外蒙驱逐出境。
亲俄派领袖杭达多尔济在取得俄方军援外蒙的承诺后，迅即由俄归蒙，并于独立次日（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公历12月1日）入谒活佛，力劝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登极称帝，他说：
清有内乱，各处皆已独立。我蒙古本可自立为一国，佛爷即为大皇帝，其尊无对，何为自卑为清属。（28) 活佛虽宣布蒙古独立，然犹不敢妄自称帝，及杭达多尔济劝进，活佛与其左右，皆为所动。12月28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九日）（29)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 图遂行登极礼，服龙袍黄冠，登宝座，即帝位，为喀尔喀皇帝。又定帝号为额真汗，年号为共戴，国号为蒙古国。于是以库伦为都，组织中央政府，以二达喇嘛为内阁总理，（30)
三音诺颜为副总理，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除内务大臣由总理兼任外，以杭达多尔济亲王为外务大臣，图盟长察克都尔扎布为财政大臣，达赖王昆布苏伦为兵部大臣，那木萨赖为刑部大臣，此外，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们也组成了上、下议院。至此，在形式上，库伦政府的中央政治组织遂初告完备。库伦政府为了经营内外蒙一家的统一气氛，内蒙流亡库伦运动家也一并封官晋爵。喀喇沁旗贵族海山，任为内务部司官；哲里木盟札萨克图郡王乌泰，也被授予司法副大臣的高官，并由郡王晋封为亲王。
俄国政府也以枪枝炮弹作为贺礼，庆祝「库伦政府」成立。（31）不过，俄国总理大臣郭可华慈对于「库伦政府」，评价甚低。他说：「（外蒙）乃系一种既无政府，又无财政，更无司法之地。其中并极简单之国家组织，亦复无之。实际上，只有一块土地，只有一个游牧民族：所有政府一切组织，现在尚在待创之列」。（32）
「大蒙古国」虽已正式宣告独立，可是在国际关系上，并无正式承认其为国际法主体者，俄国自在其中。「库伦政府」虽曾与「拉萨政府」缔约，相互承认各自的独立地位，惟两者均未为他国所承认，皆非国际法之主体。除「拉萨政府」之外，只有俄国与外蒙缔结俄蒙协约，而且该约也明白表示仅止于承认外蒙在中国宗主权之下具有“自治”之地位而已，并未承认其具有作为独立国的国际地位。（33）其后，俄国急欲与中国订立中俄蒙协约者，蓋以外蒙非国际法之主体，所订条约没有（宗）主国之承认，不得有效之故。
二、俄蒙统独论争
　　喀尔喀独立，不只是外蒙独立，同时也是泛蒙统一的运动，它不但曾被付诸行动，而且在理念上也有激烈的争辩。在当时，泛蒙统一运动是一种在意识形态指导下，有计划的行动。所以，它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理念。将它尽情发挥的场合则是俄蒙协约的交涉过程，而将它表露无疑的人物则是三音诺颜汗那木曩苏伦和（大）喇嘛（Da Lama）车林济密特。
１、统独底牌
廓索维慈原任俄国驻华公使（1907一1912），于1911年冬回国时，适外蒙宣告独立、求俄援助之际，于是俄国外交部乃派其赴蒙议约。他的任务是根据沙俄事先拟定的约文内容与外蒙缔结俄蒙协约，以使外蒙在政治上脱离中国自治，成为俄国的保护国；在经济上成为俄国的殖民地。交换的条件则是承认蒙古自治，并允助蒙抗华。（35） 1912年9月，他由圣彼得堡出发，密赴库伦。10月6日，他在俄领事馆与蒙古王公一一总理大臣三音诺颜、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亲王、内务大臣大（达）喇嘛等举行会议。席上，双方曾就蒙古的领域问题和统独问题，发生争议。
首先，廓索维慈表示，俄蒙若能「结一条约」，当更易使俄国「赞助蒙古自治」。对此，大（达）喇嘛则表示，蒙古王公那彦图将来库议约•在俄蒙条约之前，向知道俄国所开之条件是否较中华民国所开者为优，并强调蒙古独立乃欲合内外蒙「并为一家」。于是，廓索维慈乃就领域与独立问题展开答辩，称：
余奉命谈判者，只是关于外蒙或喀尔喀问题。至于内蒙问题，则尚不能提及。（36）廓索维慈又说，蒙古若擅自「与华订约，则其结果势将等于自行取消独立」。他强调：
我们之意，以为蒙古若能组成一种「缓冲国」，则可以成为我们疆界藩篱，以抵抗中国侵略，故也。（37）
至于，俄方所拟约款，蒙方接受与否，「静听蒙人自行取决」。三音诺颜答以当转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38）第一次会议就此结束。
外蒙当局因不满俄方所拟约案，乃自拟一份条约草案向廓索维慈提出。草案一开首，即开宗明义的强调蒙古之独立，称：
蒙古脱离中国之羁绊，并宣告在本国可汗至尊统治之下，自组独立国家。俄国首先承认蒙古独立，而且负责保护，…（中略）…承认蒙古对外独立。（39）
此与俄国所拟仅止于「承认喀尔喀内政自治：者，大相径庭。此外，外蒙一方面既向俄国作诸多要求，比如：
（1) 以“蒙古”一词代替“外蒙”或“喀尔喀”一语，
（2) 承认蒙古为“独立国”，而非中蒙宗藩关系的“自治国”，
（3） 将内蒙及其他愿意归附之蒙旗，全部归并蒙古统辖，以统一内外蒙。
（4） 承认“额真汗”名号，约中明定蒙古人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
（5） 互派大使驻扎，等等。
另一方面，外蒙却又坚持蒙俄二国必须基于独立对等的原则订约，并拒绝俄国所提的各项权益要求。诸如：
（1） 在蒙不得收买土地，不得享有土地所有权，
（2） 不得以物易物，不得放债营利，等等。
因此，俄国外交大臣沙佐诺夫接到议约全权代表的报告后，仍训令廓索维慈，称：「所拟之草案，不得多所变更。而且关于蒙古要求政治独立，以及要求划入内蒙两事，绝对加以拒绝」。（40）

2、第一次统独论争
在第二次会议席上，廓索维慈即依据此项训令，断然表示外蒙所提方案，「俄国不能接受」。于是，廓索维慈与三音诺颜代表俄蒙，双方展开了一场论争。
（ｌ）关于独立：
廓“俄国万难实时承认蒙古完全独立。
三：蒙古所努力者，不在求得自治，盖此种自治，蒙人殊不重视，故也。蒙人之意，乃在求得真正独立。换言之，即是完全取消中国在蒙宗主权，…（中略）… 承认中国在蒙宗主权一层，实无异于恢复中国统治蒙古之权。
（2） 关于统一蒙古：
廓：俄国后贝加尔地方，亦含有蒙古种之布里亚特人。因此之故，蒙古国家主义者，如欲联合全蒙，则不但将与中国开展，并将与俄国开展。蓋俄国方面恐难因为玉成蒙古国家主义理想之故，甘愿自将后贝加尔糊一地放弃，故也。
三：一九一一年蒙古代表逗留圣彼得堡之时，俄国各部大臣对于蒙古完全独立一事，曾给以确实保证。彼等并向蒙古代表建议“不要仅仅联合喀尔喀而已，必须将全蒙一齐联合起来，方可。…（中略）一而现在俄国所提各种条件，殊与前此约言不符，…（中略）…实无异于直将蒙古瓜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只是空悬独立之标帜，其他一部分，则势将从此化成中国领土。（42）
关于独立：俄方主张“在中国宗主权下，外蒙自治”，外蒙则认为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自治，而是真正的独立。因此，主张“实时而完全的脱离中国独立”。关于统一：俄方主张“限于喀尔喀四盟”，蒙方认为不仅联合喀尔喀而已，而且应该“联合全蒙”。在廓索维慈的解读下，认为联合全蒙，可能涵盖俄境布里亚得蒙古。因此，他警告外蒙：“如欲联合全蒙，则不但将与中国开战，并将与俄国开战”。归纳言之，在独立的议题上，俄方不支持蒙方主张的脱离中国完全独立；在统一的议题上，俄方不支持蒙方主张的全蒙联合或泛蒙统一。

3、第二次统独争论

曾于1911年为外蒙活佛派赴圣彼得堡交涉独立事宜的大（达）喇嘛，愤于俄国出尔反尔，乃强调内、外蒙「不能脱离」的统一情结，而且主张外蒙既已独立为国家，则俄蒙两国「当以平等资格，缔结条约」。
廓索维慈乃再以俄之「抑华助蒙」政策反驳大（达）喇嘛，并斥责蒙人允许中国代表那彦图前来蒙古，两者之问遂又展开另一场论争。
（I)关于独立：
廓：圣彼得堡约言一事，…（中略）…如其果有此言，则亦不过我们外交当局，意欲利用外交势力，以制止中国对蒙采取严厉手段而已‘…（中略）… 至于俄国方面，则固早已宣言，承认蒙古自治，并允助蒙对华。但此种宣言，系以订结俄蒙条约乌先决条件。
达：蒙古政府绝对不愿订结任何条约，将中国在蒙宗主权，重新加以证明。…（中略）…俄蒙条约，对于蒙人并无实利可言，只将蒙人置诸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意敲击而已。并有人谓，此种条约用意，无非俄国欲将蒙古暗中置诸自己保护之下。…（中略）…殊不愿脱离中国奴籍之后，又变为俄国奴隶。而且俄国政府并无丝毫诚意与蒙磋商条约，乃是勒令蒙古无条件投降的接受俄国要求而已。(44)

（2)关于统一蒙古
廓：俄蒙条约，果能告成，则将来喀尔喀方面不难设法再与内蒙协商。
达：喀尔喀宁肯与华一战，以保独立。战而不胜，则愿与内蒙同其命运。换言之，即彼此仍旧同为北京属国，是也。倘若喀尔喀坐视南蒙东蒙成为奴隶，以作自己获得自由之代价；则不如全体蒙人联合起来，大家死在一处为善。（45）
「亲俄乎？亲华乎？」，大（达）喇嘛主张「宜待中国代表那彦图到来之后，视其所提条件如何」，在作决定。廓索维慈见事情不利，乃脅迫蒙古称：「余因大（达〕喇嘛出言侮辱之故，决意停止谈判」。（46）第二次交涉会议，因之不欢而散。（47）
归结言之，蒙方希望在条约上，确立「蒙古既不依附中国，亦不依附某一大国之完全地位」，而且「希望将协约及专条扩大应用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及比邻喀尔喀之其他地方」。（48）因为库伦统治者认为：
“利用协约为全蒙古谋利益是喀尔喀义不容辞之责任，业已归附之南蒙、东蒙及西蒙之蒙人均渴望得到援助，拒绝他们的请求就是不爱国，就是背信弃义。”（49）
这就是他们的使命与任务，因此达喇嘛、三音诺颜及多数王公均表示：「正当他们的同族遭受中国迫害，且不能指望谁为他们的利益出面干涉之时，喀尔喀如接受本协约，并利用本协约仅仅为自己谋利，即是自私和非爱国之举」。（50）正因为如此，所以廓索维慈乃劝告外蒙诸大臣，称：
“切勿迷恋于完整、统一的蒙古的思想，而应借助俄国以确保喀尔喀自治。当喀尔喀联合起来并制定出一定的国家体制时，再考虑吸收蒙古其他地方。我补充说，此种脱离羁绊之统一运动，并非如蒙人所想象，可一举成功，而有个历史演进过程，并要做出极大努力和牺牲。俄国政府的确声明过，将承认外蒙自治，并准备给予支持，但俄国政府从未打算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51）
沙俄政府也当即表示，蒙人企图在内外两蒙疆域之内，建立独立国家，俄国政府不能接受。蓋俄国政府对于蒙人彻底明白，若无俄国实力之助，则联合全蒙成为一家之举，绝对不能成功。俄国所拟草案，对于蒙古现时局面，甚为相适。倘若喀尔喀势力渐趋坚固，则自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中坚。然后联合蒙古各族成为一家。（52）

４、统独斗争

民族主义派的达（大）喇嘛为了蒙古之独立与统一，乃联合亲华派力倡俄国帝国主义计划侵蒙之说，以为鼓吹，并运动「停止俄蒙谈判」。（53）俄国政府为了达成既定的对蒙政策，乃训令廓索维慈继续向蒙古施加压力，称：
「若无俄国之参与，而蒙古径与中国订约，则俄国政府对于此种条约，决不加以承认」。（54）廓索维慈为了圆满达成任务，乃对大（达）喇嘛展开权力斗争，遂透过亲俄派领袖杭达多尔济亲王，疏通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妻达吉尼母游说活佛，「将大（达）喇嘛暂时遣去」。 （55）大（达）喇嘛被支开后，无缘与会议约，俄蒙谈判终于顺利重开。
俄国政府为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改采威胁利诱的手段。于是调派 Werchne-Udinsker 军团所属炮队，「前往库伦以及乌里雅苏台地方，并令余（廓索维慈）利用此种机会，以使蒙人接受我们条件，并与北京断绝谈判」。（56） 俄军名为助蒙防华，实则以军队胁迫蒙古签约。俄国政府在取得「以关税矿税为抵押」的条件下，当场应允「贷于蒙古政府二百万卢布」。（57） 达喇嘛车林济密特被支开后，喀尔喀在俄方的威胁利诱之下，终于同意缔结条约，结束谈判。
归纳言之，喀尔喀虽有强烈的瓦哦蒙独立、统一泛蒙的使命感，但是在俄国的压力下，追求独立仅得自治，追求泛蒙统一仅得喀尔喀四部。结果，统一北蒙必须与俄决战，统一东蒙、西蒙、南蒙必须与华决战，在得不到俄国的支持，自己又缺乏实力的情况下，追求独立及泛蒙统一的理念与主张，不得不割舍抛弃。

三、统一乌科

1、接收买卖城
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之后，就通知外蒙古各盟旗封建王公，要求他们响应「独立」。还向外蒙古各地的清朝官员发出通牒，迫令他们立即投降离境。首当其冲的是紧邻俄境冶克图的商业都市买卖城，外蒙古宣布独立之后，王公们立即派了一名官员前往买卖城接替札尔固齐管辖买卖城。出发之前，因三多已先行电示移交，故外蒙官员接收买卖城一事甚为顺利。

2、轻取乌城
至于西部蒙古之脱离中国，改隶外蒙古一事，终归武力解决。最初脱离中国管辖者乌里雅苏台，其后为科布多。对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阿尔泰三城，俄方原采「取决于情势」的态度，（59）旋改为积极支持外蒙古攻占乌科的政策，蓋因「此种运动，足使行将成熟之外蒙自治区域版图，沿西伯利亚界线一带，大为扩张，故也」。（60）俄国所以支持外蒙在西蒙扩张领域的目的，乃在于「因为在我（俄）国西伯利亚大部分领土之边境地区，建立一个军事上软弱，而且依附于我们的国家，可以极大程度上保障我国这部分领土之之安全」。（61）俄国在库伦政府统一喀尔喀的过程上，除了提供武器弹药、支援攻城略地之外，在外交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每当弱势的库伦军队攻城略地之际，就透过外交抗议、军力胁迫等手段，成功的阻止中国军队增援乌科。中国政府也因强俄胁迫而投鼠忌器，终至蒙疆一一失守。
外蒙宣布独立后，曾以喀尔喀八十六旗扎萨克王公贝子等的名义，饬令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等七日内将仓库银缎军装等项一律交蒙参赞接收，自备资斧回籍。奎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未采取任何有力的防御措施。（62 ）1912年1月，在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的幕后策动下，札萨克图汗部盟长也宣布相应库伦，宣告独立，勒令清朝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于五日内退出该城，情势危急。奎芳「闻库伦独立，逐弃城而逃，道出科城，往投驻扎科布多参赞大臣博润。博润责之曰：『守土之臣，竟弃土地而逃，有何面目见人乎？』不纳」。（63）此时，库伦政府也派兵前来，图以武力驱逐驻乌中国官员，以接收乌里雅苏台。奎芳临时束手无策，乃急电政府筹商对策。外务部「令其酌商俄领，设法调停，，务以不失主权为主」。（64）沙俄领事则投机威胁奎芳，并配合蒙方驱官撤驿，又以保护为借口，派俄国哥萨克骑兵将奎芳等人押解出境，乌里雅苏台就这样轻易地沦陷了。

３、力克科布多

此时，哲布尊丹巴也屡派使者到科布多等地游说劝降，结果部分使者被当地牧民抓到，缚送中国办事长官，讯得实情，立即处斩，悬首示众。事闻库伦，大为震怒，决计派兵前往。（65）乃转请沙俄支持，调俄营训练之精兵，佐以大炮，由库起行，前往攻占科布多城。当时，清朝在科布多的驻军本不足三百人。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闻库乌相继独立，遂大修军备，于科旗附近招集蒙兵千人备战。1912年6月18日，内蒙桌素图盟喀喇沁右旗出身的海山、呼伦贝尔出身的达木定苏伦率领库伦蒙军及援蒙俄军、俄国教官进迫科布多城。溥润乃督兵迎击，于城南击溃蒙军。随后，库伦增调援军，凑足四千之数，俄国军官会同海山军队，合攻科城，俄兵并在城外各大街焚掠占据。围困孤城。新疆援军虽至，但于城外俄蒙军队遮击，延至八月二十日，（66）科城不支失守。俄国领事出为调停，令参赞博润协同官兵交出印信，即日离科，嗣后中国官兵在不准反攻科城，即在科阿（科布多、阿尔泰）之间，划界互守。博润等中国官民七百余人则由俄官护送出境。（68）另预先潜伏在科布多附近的丹必占璨则于蒙军入城后，大肆煽动民族仇杀，至使「科境商民一任鱼肉，掠人劫物，惨无天日」。（69）据记载，当时科布多有三千多人口，被屠杀的就达半数以上。丹必占璨则因功被哲布尊丹巴受以「西部参赞大臣」和科布多「总督」。（70）
当科布多被围告急时，中国政府曾令新疆驻军前往增援。（71）沙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和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领事，一再发出照会进行威胁，并派人前去阻拦。科布多陷落后，沙俄又借口守军曾向领事馆开枪开炮，公然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将所有官员、军队和内地商民彻离科布多，否则俄蒙当自由设法。（72）随后，库伦政府又准备进攻阿尔泰，乃向驻库俄总领事吕巴（Luba）请求增购武器。吕巴则以蒙方不得再向他国寻求协助为条件，请求俄国政府售予武器，称：「蒙古政府已答应拒绝外国人为其效力，但因科布多业已归
并及“日后阿尔泰同中国人之斗争将不可避免”」，（73）俄国政府虽然答应「可以有偿地向蒙古人提供现代化步枪」，（74）但是也想库伦提出：
“向他们出售俄国武器并不是为了提供给内蒙，因中国人在军事上显然占有优势，向内蒙提供武器并无益处，而是为了捍卫喀尔喀以及与喀尔喀比邻之西蒙，为此，蒙认可急需指望得到我国善意援助。”（75）
不过，俄方基于「情势判断」，（76）拟划科阿（科布多•阿尔泰）为界，图令中蒙互守。此因俄国认为「蒙人占领科布多，实已改变西蒙情势」（77）又以阿尔泰地归新疆版图，而且当时中国的新疆援军已到达阿尔泰，准备会同阿尔泰驻军出发收复科布多等地，因而未继续支持蒙方攻占阿尔泰。虽然如此，沙俄政府也同时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停止收复科布多的军事行动，并威胁说如果确有此种举动，则俄国政府「亦不能严守中立，自当自由行动。（78）当时的中国政府屈于沙俄的武力威胁，命令阿尔泰一带的中国军队停止前进。就在沙俄的直接出兵支持和干涉之下，哲布尊丹巴遂控制了整个外蒙古地区。（79）
从蓄谋独立的秘密王公会议到库伦政府武力控制外蒙古地区这段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时期的外蒙古独立事件，是在沙俄策动、支持下，外蒙古才宣告独立，成立库伦政府，并且有计划地派员接受买卖城，进而联合俄军攻占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将真个外蒙古地区纳入管辖之下。至此，整个外蒙古独立运动于焉告成。

四、出兵内蒙

１、传檄内蒙
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告独立，即颁发檄文，飞咨内蒙。
“夫立国之道首在兵强，应将各该盟兵丁调派训练，上可拱卫活佛维持黄教，下可固守地面保护人民，业已商酌公布在案。又自立为国一事，于本年夏间，经库伦齐集之汗王公各札萨克等再四筹商，彼此意见相同。一面特派专使额林沁，前赴俄国通好，并请保护一切，当得俄政府允许，此复蒙俄国交，当益巩固。一面共推哲布尊丹巴喇嘛为蒙古君主，建立蒙古国家，…＜中略＞…自应一体知悉，相应飞咨内外各蒙古盟长总管等处，于文到时妥为宣布。如有咨商答露之件，即请迅速见覆，以归划一而备活佛鉴察。（80）
从本檄文的内容可知，哲布尊丹巴在倡言蒙古独立之时，库伦所提出建国战略构想。其步骤，首在强兵以巩固地盘，次在取得外蒙王公的共识以获得支持，三在联络俄国以求取保护及外援，四为拥护活佛即帝位以建立国家认同及政府体制，最后则为飞咨内蒙以共
商内蒙统一。
1911年10月10日，因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革命派企图推翻满清政府，忙于内战的中国不但正好给予沙俄可趁之机，也给予外蒙绝好的机会。看到这种形势的蒙古独立活动家们11月初成立了，由杭达多尔济和车林济密特等七人组成的“喀尔喀临时最高政府”，随后举行了一系列毛球独立的具体行动，要求三多离境，还向内蒙古、阿拉善、达里冈爱、巴尔虎等地的王公发出了统一蒙古的劝谕文。（81）然后，开始其创建「大蒙古国」的工作。12月1日，宣布独立；28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即帝位，建立认向中心；同时也组织库伦中央政府，推动政务，执行统一全蒙的战略计划。所以廓索维慈说：我可以证实，喀尔喀实权掌握在呼图克图及喀尔喀王公组成之库伦政府，任命三音诺颜汗为首席大臣是统一西部及南部诸盟之新步骤」。（82）于是以蒙古皇帝的名义，多次文檄内蒙古封建王公，要求他们响应喀尔喀独立，脱离中国统治，归附库伦统辖，共组大蒙古国的统一大业。

２、响应乎内向乎
俄国虽然支持外蒙脱离中国自治，但是却不支持外蒙完全独立，也不支持外蒙统一全蒙，何况俄国一向视内蒙为其禁蛮，于是沙俄野心份子如设在哈尔滨的边防军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马尔蒂诺夫，乃敢私下支援内蒙脱离中国的独立运动。或许这就是沙查诺夫所说：「内蒙王公处在我国势力范围之内，他们不归附喀尔喀，不宣布脱离中国，不给中国征讨内蒙造成口实，于我国更有利」，一遇的道理所在。（83）可是，内蒙各旗密邇汉境，汉蒙唇齿相依。自共和宣布，五族一家，六蒙二十四旗，先后赞同。（84）因次，外蒙古图于内蒙古大肆扩张势力，却非宜事。郭索维慈说：「内蒙在地里，政治方面均与中国有较多联系，且部分地区业已汉化，内蒙王公中队中国有好感并打算与北京妥协」，即是明证。（85）准汉蒙虽称唇齿相依 ，由于地理相接，摩擦无可避免，尤其是在设官治蒙，移民实边，驻军防俄等新政上，利害时有冲突，汉蒙之问，亦非无懈可击。
内蒙呼伦贝尔接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檄文后，部分封建王公在沙俄驻海拉尔领事吴萨谛的幕后支持和俄外阿穆尔军区的直接配合下，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管车和扎等相应库伦，驱逐华官，并提出不设官、不驻军、不移民、华民服从蒙旗官府及官府得征收税捐等五点要求。又共推胜福为首，于1912年1月十四日（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在库伦蒙兵的支援下，召集各旗骑兵，占据海拉尔，入呼伦城宣布独立。此即所谓的呼伦贝尔独立事件。（86）呼伦贝尔蒙军在外阿穆尔军区俄军的支持下，2月间，先占满州里，后取吉拉林，至是呼伦贝尔全境脱离黑龙江省管辖。6月，接受「蒙古国」皇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册封，改奉共戴年号。 （87）「库伦皇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也册封胜福为「花翎呼伦贝尔统辖大臣贝子」，册封车和札为「蓝翎呼伦贝尔协办大臣辅国公」。 （88）至是，呼伦贝尔丧失其原先所追求之独立地位，沦为「蒙古国．」治下的地方政府。不论其为独立政府，或是库伦治下的地方政府，它在实质上都是俄国外阿穆尔军区操控下的傀儡政权。
同年8月，在哲里木盟科右前旗一带也发生扎赉特郡王及札萨克图郡王乌泰的独立事件。乌泰所以倡言独立，并非理想，只因为债所逼。（89）又受大胡子喇嘛布和巴彦之蠱或，于是在沙俄的拉拢收买下，给予资金、支援武器，再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人游说 。
于是铤而走险。大胡子喇嘛布和巴彦是外蒙独立的始作俑者，此人为外蒙独立时最先发起人，先是秘密机关原设内蒙札萨克图王旗，布和巴彦首先来库，暗中鼓吹，复回本旗，运动札萨克图王乌泰同意，遂假乌泰名义，在哲里木盟各旗招兵，并暗中购买军械，旋乌泰反迹大露。（90）
在哲布尊丹巴的号召下，外蒙答应「武力兵器，尽量援助」，并即任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军司令」，更命陶克陶胡率军赴东盟支援。（91）1912年8月，乌泰约哲里木盟所属札来特旗、图什业图旗、镇国公旗（又称苏鄂公旗），一起举兵，同时宣布独立，”（92）散布「东蒙古独立宣言」，文称：「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于是，兵分三路，企图攻取靖安（今白城子）、醴泉（今突泉）和洮南府（今洮安），占据镇东、靖安二县。（93），沙俄策动哲里木盟王公的独立，已经直间接侵犯到了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范围，在日本的抗议下，俄国外务部体认到它在远东的平静和安宁，全赖日俄合作无间，因此它只敢假外蒙之手及俄国边防军外阿穆尔军区暗中接应，而不敢明目张胆的派兵援助乌泰。（94）因此，袁世凯乃下令镇压叛乱，于洮儿河大败乌泰。由于图什业图旗未加相应，扎赉特旗虽向俄方购得枪炮，未及起事，乌泰已败，逐仓皇逃遁;不久，击破镇国公府，镇国公旗札萨克拉什敏珠尔率众逃往乌泰王府。9月21日，攻破乌泰王府，乌泰与拉什敏珠尔逃往索伦山，又「趁夜随同布和巴彦逃入海拉尔，由外人（按即俄人）保护前来外蒙」。（95）由陶什陶胡指挥的八千外蒙援军集结在外蒙达里冈爱牧场待命，还来不及出动救援，乌泰事件已迅即为北京政府所敉平。（96）这是继呼伦贝尔宣告独立归附库伦后，内蒙响应外蒙独立的最大事件。
由于沙俄在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并没有长期渗透的机会，也没有大肆活动的基础，因此内蒙对哲布尊丹巴的投俄行为，不仅响应者无几，相反的，还遭到绝大多数王公的反对。到底有多少内蒙蒙旗加入喀尔喀的泛蒙统一运动？同年10月，在库伦议约的廓索维慈曾向外蒙总理三音诺颜发出质疑，称：「究竟内蒙地方，计有几处愿与喀尔喀合并？盖余颇闻内蒙王公多人，左袒中国方面，而其他地方，如 Gorlos（郭尔罗斯）、Jerim（哲里木）之类，又复早为华军所占，故也。」（97）此时，东蒙王公会议正在宽城子举行，而且内蒙教主丹珠活佛及中央遣派代表均赫然在座，因此廓索维慈更加怀疑库伦的估算，乃又向三音诺颜确认，称：「诚心愿与俄国携手者究有若干？会与喀尔喀合并之王公，计有几许？
以及内蒙一部分地方，是否确已归附中国」？（98）
三音诺颜答称：蒙部多懼华人镇压，只能秘密联络喀尔喀，俄蒙协约一旦成立，必将立刻加入。至于宽城子王公会议只限于华蒙交界处之蒙古王公，因此等不能不承认中国之统治，否则将与昭乌达盟及哲里木盟般，同遭征服命运。（99）又根据达（大）喇嘛的说法，「内蒙及科布多、（100）乌梁海、呼伦贝尔等地方均已承认库伦政府之统治权」。（101）不过，郭索维慈并未完全予以采信，乃表示：「彼等自己并不确切明瞭：究竟各处蒙旗，附和库伦者，计有若干？归附中国者，又有若干」？（102）他甚至任为「至于内蒙方面，则大部王公，仍是忠心于华，不为喀尔喀之宣传所动。」其中可以称为例外者，则仅有哲里木（Jerim）一族，盖该族尝加入喀尔喀之革命运动，故也。此种革命运动亦尝传入满洲境内。该处洮南府一城，曾为蒙人所占领」。（103）所以说，内蒙归附外蒙的情势，并没有库伦当局所估算的情况那么乐观。至于廓索维慈所说的宽城子王公会议，实即长春东蒙王公会议。这是中国政府在敉平叛乱后，认为俄国一再支持外蒙进犯内蒙，为团结内蒙拥护民国，力倡五族共和，并于内蒙东盟西盟召开蒙旗王公会议。
1912年10月，内蒙古东盟（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等四盟，属于日本势力范围）所属之各蒙旗王公于接到哲布尊丹巴檄文之后，在长春召开了第一次东蒙王公会议，声明拒绝外蒙一拥护共和。西盟（乌兰察布、伊克昭等二盟，属于沙俄势力范围）所属之各盟旗王公在接到哲布尊丹巴檄文，乌兰察布盟首见动摇，伊克昭盟则提出质疑十三款，斥责活佛政教不分，求俄保护无疑引狼入室，而无才、无财、五兵、又无与国，蒙古随独而不能立也。又，乌兰察布盟长旺诺尔布原本存心观望，后经中央政府恩威并施，绥远将军张绍曾强力招抚，始不敢二心。西蒙各旗王公继东盟之后，也与1913年1月23日在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举行了西蒙王公会议，宣告拒绝外蒙、拥护中央。1913年10月，东蒙王公又在长春召开第二次东蒙王公会议。这些会议都作出了反对库伦独立、抗议沙俄侵略的决议，并分别函电哲布尊丹巴，劝其取消独立，以免「种种实权尽归俄人掌握」，使我蒙生灵「万劫不复：，更断然指出与俄订约，无异「断送我蒙古人民之生命财产，牺牲我蒙古人民之自由幸福，自取灭亡，岌岌可惧，本蒙王公等，谊
属同体，再四思维，不得不苦口为言，谆谆切告，与其暂时依附外力，自贻不能保种之忧，何如竭诚扶助宗邦，尚收同舟共济之益」。（104）

3、三路出兵
哲布尊丹巴见以檄文劝谕内蒙归顺无效，乃召集库伦政权的全体会议，决议「将内蒙六盟二十四部一律荡平」。（105）于是，派土尔扈特喇嘛丹比占灿为定边剿抚大元帅，派伊犁镇国公松木彦与巴布扎布率兵犯东南路，派纳逊阿尔布吉呼与达木定苏伦率兵犯正南路，派图盟公察克都尔札布与喇嘛布彦布和率兵犯西南路。（106） 1912年冬，外蒙军队开始对内蒙古各地分三路进兵。一路沿叨林、乌得方向进犯张家口，一路进犯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一路沿西盟东北部、昭盟一线进犯洮南、辽源一带。（107）中国政府一面命令各地驻防军队进行反击战斗，一面透过外交手段与俄方交涉，以阻断其军经援助，断其武器弹药来源，始击败来犯蒙军，粉碎外蒙以武力统一泛蒙的计划。
1912年11月3日，外蒙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108）胜福叹道：「民国无保户蒙古之能力，将来难免瓜分之惨，与其间接送于俄人，不如直接服从俄人较为得计」（109）乃兴起了「直接依附俄国，优于依附蒙古国」的念头。（110）于是，派人潜赴俄京投靠，为驻俄公使劉镜人察觉，称「呼伦伪蒙旗总管胜福潜派人员来俄，请以该管全境归附俄政府。，俄方「恐收为领土（事）为各国攻讦，已暗授胜福为呼伦副总督，令仍暂用蒙古名义」。（111）俄方既不敢明目张胆，中国军队乃伺机进剿，惟「俄兵架机关枪阻拦前进」，（112）中国体认到若不先行将俄国之阻碍摆平，而想要以武力收复
呼伦贝尔•必徒劳无功，与俄折冲交涉，妥结条约，似已无可避免。
1913年11月5日，中俄订立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规定中国在外蒙古有宗主权，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则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而且不在外蒙古驻军、殖民及设官。（113）此约，虽然一时还不能解决呼伦贝的归属问题，但却确定外蒙必须取消独立，同时也确定外蒙自治领域不包括呼伦贝尔。因此，俄国政府命驻蒙外交代表向外蒙解释，称：「我们从一开始就已为自己保留定地理疆界之权，我们将在疆界内捍卫蒙古自治，并且不止一次指出，将内蒙古划入界内实无可能。」（114）旋又命令驻蒙外交代表再次向外蒙古政府郑重劝告：「郑重劝告蒙古政府停止在内蒙古之军事行动。倘中国人派兵攻打蒙军，则蒙军有被歼灭之虞。中国人迄今尚未出兵，只是担心俄国干涉。自俄中两国关于蒙事之声明文件签字以后，比重畏懼心理才消失。」（115）11月10日，中国驻俄公使照会俄国政府，「请求迫令蒙人将其在内蒙古之军队撤走」。你拉托夫表示他已多次劝告蒙古政府不再对中国人采用军事行动，也「原再作一次尝试」，但是「不能担保我们的劝告能对蒙人奏效」，（116）他并强调：要制止蒙人同中国之斗争，最好缔结俄中声明文件所规定之俄中蒙协 约。（117）俄驻蒙外交代表密勒尔当即建议蒙古政府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指出蒙古民团撤回喀尔喀边境愈早，停止军事行动愈早，则对内蒙古人及库伦愈有利。结果，哲布尊丹巴为求自保，已顾不了内蒙、泛蒙统一于是，「下令召回自己之军队，并停止军事行动，但要求中国人切勿骚扰和残害内蒙古人」。（118）不过，外蒙古诸大臣依然固执地对「完全脱离中国」及将内蒙古并于外蒙古抱有幻想。他们所坚持之同一理由是：
「随着满清王朝被推翻，全体蒙古人已经独立，过去与他们同受满洲人统治之中国人要求统治他们，他们绝不承认。蒙古人既已脱离满洲人统治，则它们蒙古人，同中国人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民国一样，也有权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的独立蒙古国」。（119） 外蒙古诸大臣基于这样的看法，内心里头，希望完全脱离中国，希望将内蒙古并入喀尔喀之请求
将得到满足。（120）虽然这是非常不切实际，不现实的看法。
12月9日，中国驻俄公使向俄国政府重申：「中国政府关于迫令蒙人停止对华军事行动之请求，并指出在蒙军中有俄国人，请求采取措施将其召回」。俄方答称，蒙军中确有一些俄国冒险主义者，但不便命令他们返回，祇能请求将此事预先通知蒙古政府，劝告蒙军中之俄国人停止其活动。（121）
库伦政府总理大臣三音诺颜汗乘访俄之机，表示蒙古政府为满足俄中两国关于通过三方谈判解决蒙古问题之愿望，在竭力制止既不利中国，亦不利于蒙古之战争，且已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将自己之军队从所占阵地撒回。同时，请俄国转知中国政府立即撒走在我们同族内蒙古人领土上之军队，以便于进行和平谈判。 （122）但事实上，外蒙军队仍然在内蒙活动，因此外交总长孙宝琦乃向驻京俄使库朋斯基指出：「蒙古军队或蒙古匪徒在多伦等地，不可容忍之劫掠行为」。库朋斯基也认为：「此等指责并非没有根据。根据秘密消息说，根据当地所得情报，蒙军首领共丘克章及乌太郡王进犯了哲里木北部地区，并劫掠、蹂躏和平居民」。（123）于是，中俄再向外蒙施加压力，促其尽速撤兵。1913年12月29日，俄驻蒙外交代表密勒尔向俄国政府报告，称：「外蒙撤回喀尔喀边境的部队长官已陆续回到库伦。土谢图王及色里图喇嘛（乌泰郡王德兄弟）从南边回来，他们说蒙古民团情况悲惨，他们既无暖衣抵御严寒，又不领薪饷，因此满腹牢骚」。（124）外蒙军队既已撤回，于是内蒙恢复安宁与和平。不过，外蒙统一内蒙的理念因之挫败断丧，统一泛蒙的机会也一纵即逝。
1914年9月g日，中俄蒙三方齐集哈克图举行会议，最后订立了中俄蒙协约，约中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撒去国号，哲布尊丹巴撒去帝号、年号，奉中华民国正朔，受大总统册封，库伦政府改称自治官府。外蒙独立问题，终于暂告解决，呼伦贝尔独立问题因之也有提早定议之势。
此时，俄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外有东欧战线，内有革命迭起，向外渗透扩张已有力不从心之势。中国为早日收复呼伦贝尔，置之主权之下，除不断招抚呼伦贝尔外，又与俄妥协，中方以承认俄国在呼伦贝尔既得的特殊权益为条件，换取俄国承认呼伦贝尔为中国主权管辖下的特别区域，双方于1915年11月6日签订中俄呼伦贝尔条件。约中，规定呼伦贝尔特别区归中央政府节制，其第一任副都统仍由胜福充之，并由大总统简任。至是，呼伦贝尔案乃告解决，呼伦贝尔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成为自治地区。（125）呼伦贝尔回归中国后，整个内蒙地区又中国主权管辖之下。喀尔喀不但在统一内蒙的泛蒙统一构想上遭到彻底的失败，在外蒙独立上也告全面瓦解。

结论
喀尔喀王公推其宗教领袖活佛为政治领袖，建帝号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建年号为共戴，宣告脱离中国独立，建国号为蒙古国，建国都于库伦，进而组织中央政府，下设五部二议院，然后在沙俄的支持下，接受买卖城，出兵乌科，统一喀尔喀四盟。最后，则挥兵南下，三路进攻内蒙，同时以蒙古国皇帝的名义册封胜福为花翎呼伦贝尔统辖大臣贝子。从前半段来看，这是喀尔喀独立运动；从后半段来看，这是蒙古统一运动。又，从微视的观点来看，这是喀尔喀独立运动；从巨视的观点来看，则是泛蒙古统一的战略构想。
俄国所以支持外蒙，是因为它希望在它的边界在线出现弱势而顺从的国家，以为缓冲。因此，甘冒与中国冲突之危险，援助喀尔喀脱离中国，符合俄国的国家利益。在俄国的长期渗透下，外蒙古求助于俄，俄国援助外蒙古，二者相互为用，也相互利用。俄国因之得以深入蒙境，攫取利权。蒙古因之获取武器弹药贷款等军经援助，藉以统一外蒙，进取全蒙。但是，俄国虽然愿意援助外蒙脱离中国，但却不愿助其统一全蒙，因为南满内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更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为保护其势力范围，中国为保，护其领土完整，势必奋力抵抗，何况布里雅得蒙古尚在俄国领土管辖之内。俄蒙之间，看似利害一致，实则矛盾暗伏其中。
俄蒙既有矛盾，国力复相差悬殊，蒙方实无力对抗沙俄的侵权，俄方因之得以玩弄外蒙于鼓掌之间。一旦中俄妥协，独立必失倚恃，统一必遭挫折。倚恃外力，虽也能纵横一时，究非长久之计。俄国方面因外困于欧战，内苦于革命，内外交逼，其力必尽，力尽则退，退必谋和，和成约立，虽不战亦足以屈人之兵。中国方面决定委屈求全，乃舍实求名，承认俄国的在蒙权利，俄国投桃报李，承认中国的对蒙宗主权，则外蒙非但无力统一内蒙，甚至连自身的独立地位也无以自保。
1913年，中俄签订声明文件及声明附件，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有宗主权，外蒙土地之一部分，中国则承认外蒙有自治权。在法理上，外蒙不但不能独立，而且必须遵守在中国宗主权下、中国领土完整下之一部分的规定。1914年，中俄蒙三方依据声明文件在恰克图开会解决蒙古问题，1915年订立中俄蒙条约，规定蒙方取消蒙古国的国号，改称外蒙古自治官府；哲布尊丹巴取消帝号，改称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取消年号，改奉民国正朔，但得兼用蒙古干支纪年。从此，外蒙不但无法统一全蒙，即使连蒙古国的国家地位也无法维持，甚至于连中央政府名义的使用也在禁止之列。情势急转至此，外蒙的独立运动与泛蒙统一运动，乃告彻底失败。
又，从理念层面来看，俄方强调支持外蒙脱离中国仅止于自治而不及于独立。换句话说，「外蒙独立」是俄式「国中国」的自治，而不是西方式「主权独立」的国家形态。蒙方则强调，外蒙不能舍弃内蒙而独善其身，因此若俄方舍内蒙而不顾，则外蒙宁与内蒙同归中国管辖而不愿独善其身。俄方最后只好胁以若外蒙，。追求泛蒙统一不可， 则外蒙必须有北与俄国决战，南与中国决战的觉悟。事实上从当时的历史发展来看，外蒙一直未忘泛蒙统一，乃有一再游说泛蒙归顺库伦、出兵内蒙之举。由此可证，喀尔喀的独立并非单纯的外蒙独立，它在理念上含有泛蒙独立的主张。
归纳言之，喀尔喀虽有强烈的外蒙独立、泛蒙统一的使命感，但是在俄国的压力下，追求独立仅得自治，追求泛蒙统一仅得喀尔喀四部。外蒙若执意统一北蒙则必须与俄决战，执意统一内蒙（东蒙、西蒙、南蒙）也必须与华决战，外蒙在既得不到俄国的支持，自己又缺乏实力的情况下，追求独立及泛蒙统一的理念与主张，不得不割舍抛弃。
外蒙统一蒙古的运动固然失败，但这不代表它从未从事泛蒙古统一运动，也不意味着它的运动仅止于喀尔喀独立而以。它不但可以从哲布尊丹巴劝抚内蒙归顺的檄文可知，也可从外蒙分兵三路出击内蒙的行动判知，而且从三音诺颜与大喇嘛对郭索维慈的统独雄辩便可悉知。因此，喀尔喀的独立运动，不但是外蒙的独立运动，也是泛蒙古的统一运动，它不但是思想上的泛蒙统一运动，而且也是行动上的泛蒙古统一运动。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丹书克」给哲佛的王公会议上，喀尔喀独立运动，既是一藉机集会商讨独立、研订战略部署的计划性行动。首先，传檄内外蒙宣告独立，建立认同中心，组织中央政府。外蒙脱离中国独立，就必须考虑与中国决一死战的可能，打仗需要武器，需要金钱，沙俄就成为购买枪弹、贷款的外援来源。要独立必须在外交上找到支持者，俄罗斯就成为理想的对象。再次，俄方在外蒙要求下，参与外蒙军事、外交活动，嚇阻中国的对蒙强硬外交，强化外蒙对华的军事作战能力。最后，外蒙再透过帝俄的代训部队攻打内蒙，并分出部分武器，支持内蒙附蒙王公的叛乱，也拨出若干俄国贷款支持内蒙叛乱，并调兵遣将，陈兵内外蒙边界，准备随时支持内蒙地区的叛华附蒙行动。以上各种行动，在在都表现出外蒙企图统一全蒙的行动是有计划地战略部署。
所以说，喀尔喀独立运动就是泛蒙古统一运动的第一阶段，而泛蒙古统一运动就是喀尔喀独立运动的最后阶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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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外蒙外务长车林多尔济对陈籙的说法，大胡子喇嘛布和巴彦是外蒙独立的始作俑者。他说：“此人，为外蒙独立时最先发起人。”又说：“適海山乌泰等由内蒙来库，种种劝诱挑拨，杭达多尔济首先为其所动…（中略）…如无海山来库，外蒙或不至有独立之事。”陈籙，《止室笔记》，<奉使库伦日记>卷二，民国五年正月十五日：<奉使库伦日记>卷三，民国六年三月十五日。
②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苦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宾市，第1-3号文书。
白拉都格其，<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内蒙古近代
史论丛》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市，页280。
③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 年 8月），第1-3号 文书。
白拉都格其，＜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页280。
④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2号文书。
⑤ [蒙]彭察克诺尔布《蒙古自治史》乌兰巴托，1955年，页31。转引自中见立夫著，甘旭岚译，<海山与乌泰—博格多汗政权下的漠南蒙古人>，《内蒙古近代史料译丛》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呼和浩特市，1992年，页63。
⑥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8月），第3号文书。
⑦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第1号文书。
⑧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1号文书。
⑨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1号文书。
⑩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2号文书。
⑪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3号文书。
⑫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3号文书。
⑬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3号文书。
⑭ Korostovetz著、王光祈译，《库仑条约之始末》，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版，台北，民国62年，页5-6。
⑮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6号文书。
⑯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7号文书。
⑰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9号文书。
⑱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0号文书。
⑲ 苏联《红色档案》杂志，期37，页13。转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同书编写组，《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上海，1968年，页431。
⑳ 加关于帝俄策动的外蒙独立，请参阅：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民国84年，页28-33。
21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3号文书。
22 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文海出版社影印版，台北，民国54年，页10陈氏撰写本书所根据之史料，据作者于该书〈例言〉所称，乃出自〈库伦两掌记室〉即库伦使署室档案。该档案原藏库伦，现藏何处，无人提及下落，亦未再见有徵引该原档案者。该书之史料性，据曾经整理外交部档案，并将之编辑成《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史料集的李毓澍比对之后，李氏为陈氏书作序时，曾誉之为「信而有徵」。
23 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文海出版社影印版，台北，民国54年，页10。
24 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页11。
25 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页11。
26 闕名，《西盟会议始末》，刘序渭编，《民国以来蒙古资料彙编》，台北，金兰文化
出版。民国65年，页175。
27 关于俄国军援外蒙之事，参见：
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页11一12。
李毓树，《外蒙古撤治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民国65年，页6。
苏联《红色档案》杂志，期37，页13。转引自《沙俄侵华史》，页431。
磯野富士子，《 革命》，（东京：中央公论社，1974年）页39。
28 林唯刚，（俄蒙交涉始末），《民国经世文编》，外交22，台北，文星书局，民国年。页4
29 本处日期，陈崇祖氏记为十月初九日即西历1911年11月29日。
Williams 氏则记为1911年12月28日，依陈氏之文脉及行文时依时间序列安排的手法来看，当然以12月28日较为合理。因此本文依 Willisms 氏之记载。
E．T．Willinms，“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Russia and Mongolia ，”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X，Oct.1916，p.803.
30 根据吕一燃的考证，外蒙首任总理大臣就是库伦大臣三多幕僚梁鹤年所说的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而不是俄蒙协约俄方议约全权代表廓索维慈所说的牙（札）萨克图汗。
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中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1年，页206- 214。
31 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陈籙（止室笔记〉，文海书局，台北，1968年，页187。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台北，民国73年台初版，页80。
32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33。
33 E.T.Willianms,op.cit.
34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页33-38。
35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36号文书。
36 日俄密约规定北京子午线以东界南满之内蒙地区为日本势力范围。日俄妥协则是俄在
远东国际政局安定，专力对付欧洲的根本之道，也是当时奉行的国策。
37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57。
38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55-58。
39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59。
40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一关于蒙古问题》，60、62、65、66号文书。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60。
41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61-62。
42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61-62。
43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一1916》，页81-88。
44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62-64。
45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62-64。
46 Koro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64。
47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页86-89。
48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8月），第56号文书。
49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8月），第60号文书。
50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8月）， 第61号文书。
51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8月）， 第66号文书。
52 Korostovetz 着、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65。
53 Korostovetz 着、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66。
54 Korostovetz 着、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65。
55 Korostovetz 着、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66。
56 Korostovetz 着、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67。
57 Korostovetz 着、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72。
58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13号文书。
59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 月），第32号文书。
60 Korostowetz 着，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台湾学生书局，台北，页31。
61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32号文书。
62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七），页303-304。
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页201。
63 陈籙，《奉使库伦日记》卷三，民国六年元月十二日。
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9年．页262。
64 ＜外交部交涉节要＞，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1999年，页6。
65 唐在礼、唐在章撰，《蒙古风云录》，＜库伦独立后西蒙各旗之态度＞。
66 科布多陷落日期，众说纷纭。惟根据俄方史料，是在八月二十日。此说似较正确，依此。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一关于蒙古问题》，41号文书。
67 陈籙，《奉使库伦日记》卷三，民国六年元月十二日。
唐在礼、唐在章撰，《蒙古风云录》，<伦独立后西蒙各旗之态度>。
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页262。
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三篇，文海出版社，台北，1965年，页29。
68 陈籙,＜奉使库伦日记＞卷二，民国五年正月十五日。
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页213。
69 唐在礼、唐在章撰，《蒙古风云录》，＜库伦独立后西蒙各旗之态度＞。
70 白拉都格其，＜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页285。
71 李毓树，＜科阿分界案研究＞《蒙事论丛》，自印本，台北，民国79年，页135-139。
72 <外交部交涉节要>，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页7。
73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35号文书。
74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35号文书。
75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35号文书。
76 根据沙俄内阁会议记录，称：「科布多地方及阿尔泰地方（前者已加入喀尔喀）对该协约持何态度，将取决于情势，我国代表与库伦统治者在当地谈判时，应察明情势」。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32号文书。
77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8月），第41号文书。
78 唯刚，＜俄蒙交涉始末＞，《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上海：中华书局，1938），页593。
79 白拉都格其，＜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页285-6。
80 阙名，＜西盟会议始末＞，刘序渭，《民国以来蒙古史料汇编》，金兰文化出版社，台北，1976年，页176。
81 阙名，＜西盟会议始末＞，刘序渭，《民国以来蒙古史料汇编》，金兰文化出版社，台北，1976年，页175-177。
中见立夫著，甘旭岚译，<海山与乌泰—博格多汗政权下的漠南蒙古人>，《内蒙古近代史料译丛》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呼和浩特市，1992年，页63-64。
82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60号文书。
83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37号文书。
84 唐在礼、唐在章撰，《蒙古风云录》，＜库伦独立后西蒙各旗之态度＞。六盟乃内蒙（又称漠南蒙古）六盟之意，指哲里木、昭乌达、桌素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及伊克昭六盟。前四盟又称东四盟，后二蒙则称西二盟。《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称：「大漠以南曰内蒙古，部二十有四，为旗四十有九」。
85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51号文书。
86 程廷恒等编，《呼伦贝尔志略》，太平洋印刷公司，1923年，页103。
邹尚友、朱枕薪编，《呼伦贝尔概要》，东北文化社，北平，1930年，页56-57，
87 邹尚友、朱枕薪编，《呼伦贝尔概要》，页58。
88 〈收国务院信〉中华民国元年六月十日，《呼伦贝尔案》一。
89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８月），第37号文书。
徐世昌，＜蒙务上 蒙旗篇＞，《东三省政略》，卷二。
中见立夫着，甘旭岚译，＜海山与乌泰一博克多汗政权下的漠南蒙古人＞，《内蒙古近代史料译丛》第三辑，页67-77。
90 陈籙《止室笔记》，＜奉使库伦日记＞卷三，民国六年三月十五日。
91 柏原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东京：富山房，1919年），页1543-1544．
92 札奇斯钦，《蒙古之今昔》第二卷，（台北：中华文化出版社事业委员会，民国44年），页 215。
93 田志和，＜沙俄与内蒙古乌泰的叛乱＞，《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页311。
94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一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8月），第37、39、44、45、46、55号文书。
田志和，＜沙俄与内蒙古乌泰的叛乱＞，《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页311－312。
95 陈籙《止室笔记》，＜奉使库伦日记＞卷三，民国六年三月十五日。
96 丰田志和，〈沙俄与内蒙古乌泰的叛乱＞，一《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页313-314。
97 Kiri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71。
98 Korostovetz 着、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71。
99 Korostovetz 着、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71-72。
100 科布多已于1912年8月20日为俄蒙联军攻陷。
101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一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８月），第51号文书。
102 Kiri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72。
103 Kiristovetz 著、王光祈译，《库伦条约之始末》，页24。
104 名，＜西盟会议始末＞，刘序渭，《民国以来蒙古史料汇编》，页205-206。
105 唯刚，＜俄蒙交涉始末之真相＞，（抄本）。转引自白拉都格其，＜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页288。
106 陈籙,＜奉使库伦日记＞卷二，民国六年元月十二日。
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页261-262
107 白拉都格其，＜沙皇俄国与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的‘．独立”“自治”〉，《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页289。
田志和，＜沙俄与内蒙古乌泰的叛乱＞，《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页、314。
108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一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78号文书。
109 ＜呼伦对于民国之意见＞，（盛京时报》，1912年12月3日。
110 余淑慧，《呼伦贝尔的主权归属交涉，1911-1920》，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硕士论文、台北，1996年7月，页30。
111 ＜呼伦附俄之骇闻＞，《盛京时报》，1912年12月4日。
112 〈征蒙军进攻海拉尔〉，《盛京时报》，1912年12月17日。
113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8月），第122号文书。
114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163号文书。
115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164号文书。
116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165号文书。
117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165号文书。
118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166-167号文书。
119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183号文书。
120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183号文书。
121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 第186号文书。
122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 第188号文书。
123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196号文书。
124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一1916年8月），第199号文书。
125 关于呼伦贝尔独立与主权归属交涉，请参阅：
余淑慧，《呼伦贝尔的主权归属交涉，1911，1920》，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硕士论文，台北，1996年7月，页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