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珠尔扎布

1967年11月中旬，正珠尔扎布以自缢的方式在海拉尔国营林场附近默默地结束了自己60余年的人生旅途。此时，海拉尔已是漫天皆白的冬季，又赶上“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死，很快就湮没在无尽的雪花和喧嚣的“革命洪流”之中。然而，此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并在呼盟现代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就是前“满洲国”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特赦伪满战犯。

正珠尔扎布，又名韩信宝、韩绍德，曾用名川岛成信，蒙古族，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其父巴布扎布，曾于1913年投奔宣布“独立”的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政府，并于1916年6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起几千人的“勤王师扶国军”，由哈拉哈河(呼盟西南边境)分路南下，实施武装叛乱，妄图实现“满蒙独立”。同年10月，巴布扎布在林西县被打死，“满蒙独立”遂告破产。其兄甘珠尔扎布(韩绍约)，曾任“内蒙自治军”第三军司令、伪满中将司令官，战犯，1966年4月被特赦。巴布扎布被打死以后，日本浪人川岛速浪将正珠尔扎布全家由哈拉哈河接送到日本租借地旅顺口，入日本第二高等小学校读书。1922年，正珠尔扎布小学毕业，在考上旅顺中学获取留学资格后，他随回国的川岛赴日本上中学。三年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着力培养教育正珠尔扎布，并与日本的极右翼团体和军政要人广泛接触，使其成为地地道道的崇日、亲日分子，到处宣扬“日蒙亲善”、“蒙古独立”。

1928年夏季，正珠尔扎布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到东北后，由于一时无法安排，只好先到“满铁”郑家屯公所任嘱托，借以研究蒙古事情和维持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正珠尔扎布与其兄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参与策划组织“蒙古独立军”(后改为“内蒙自治军”)，担任后方联络，即与关东军联络的任务。几个月以后，“内蒙自治军”失败，“满洲国”成立，正珠尔扎布到兴安局警务科任职。1937年6月，又任治安部警务司检阅科检阅股长。期间，他因通晓日语，曾以翻译身份随同兴安总署参观团(主要成员有兴安总署长官齐默特色木丕勒、兴安东省省长额勒春、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等)到日本参观访问，两次参加以日“满”为一方、苏蒙为另一方的满洲里边界谈判。这一时期，他仍未放弃“蒙古独立”的幻想，并为此活动和争取日本关东军的支持。

1937年11月，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持下，正珠尔扎布出任伪满治安部骑兵上校。次年1月，又被任命为伪兴安军管区(驻郑家屯)上校参谋处长。诺门罕事件(1939年5月至9月发生在呼盟西南边境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以日“满”失败求和告终)发生后，他曾于7月中旬在战场上停留过两个星期。年底，他由奉天(沈阳)陆军中央训练处专科毕业，任伪兴安师步兵上校团长(驻钱家店)。1943年3月，正珠尔扎布终于遂了几年的心愿，到兴安北省出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驻海拉尔)。此时，用正珠尔扎布在多年以后所写的回忆录中的话说：“官升了，地位也有了，左胸挂着所谓勋章和记章，左肩挂着金黄色的参谋饰绪，又戴上铁十字武功章，挂着日本军刀，皮靴上金色刺马针，满身黄橙橙的，得意洋洋，昂首阔步。”然而，凌升事件(原兴安北省省长，1936年4月以“通苏通蒙”罪名与其他三人被日本关东军杀害)和诺门罕事件的阴影却始终笼罩着他。前者，他始终抱有不满，不相信日本关东军给凌升等人捏造的罪名；后者，由于日本关东军以兴安军在诺门罕战场上充当炮灰和溃败，他感到了幻灭的悲哀。而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的节节败退和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的不断胜利，也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外，耳闻目睹日本统治者种种的倒行逆施和不再承诺帮助“蒙古独立”，也使他产生了逆反心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苏联红军开始越过边界并轰炸海拉尔的日伪军事目标。当天上午，驻海拉尔地区的日军盐泽师团向第十军管区发布紧急命令：其所属部队在两日内急赴第一、二防区（兴安岭南麓一带），阻击苏军。同时，要求“全军将士务必死守阵地”，直到为皇帝陛下“玉碎全殁”。10日凌晨，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文林(达斡尔族，1944年12月到任，亦系伪满战犯。1959年12月，被特赦。1995年10月12日《呼伦贝尔日报》曾刊登“特赦战犯郭文林”一文)和少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向全军下达由南屯（今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当时为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驻地）向兴安岭进发的命令，各部遂以骑兵五十团、五十一团和第十炮兵营、第十辎重队、第十通讯队、第十汽车队、司令部、警卫连、第十宪兵团的即定序列开拔。还在部队出发之前和行军之际，两人即已深感在目前的形势下继续追随日军是肯定没有好下场的，而唯一的出路就是趁苏联对日宣战的机会，消灭部队内的日本军官，向苏军投诚。正珠尔扎布在征得郭文林的同意后，着手找一些蒙古族军官秘密布置此事，并派人打探苏军情况。11日，由于计划周密，除跑掉几人外，共打死30多名日本军官和军属，起事获得成功。这就是呼伦贝尔现代史上有影响的锡尼河事件，亦同王爷庙“八·一一”起义共同谱写了内蒙古地区现代史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光辉篇章。

事后，全军将士撕去伪满军的帽徽肩章，并将部队改称为“兴蒙汉第一军”。当天下午，由正珠尔扎布口述，索伦旗旗长色仁(布里雅特蒙古人，通晓俄语)执笔写就并以军使身份带着这份有郭文林、正珠尔扎布签字的投降书向苏军接洽。12日早晨五点多钟，全军在乌兰哈日嘎那(鄂温克旗南部)向苏军投降。13日，苏军飞机空投印有郭、正俩人照片的劝降书。在劝降书的号召下，第十军管区在南线和北线修筑工事的部队在金永福、郭美郎两位上校团长的领导下，也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于15日前向苏军投降。正是由于郭、正俩人在紧要关头顺应历史潮流，毅然率全军2000多人投诚，从而减少了苏军的伤亡和加快了其向前推进的速度，也使大批少数民族的伪满官兵避免了充当炮灰的结局和地方的生灵涂炭，促进了呼伦贝尔全境早日获得解放。

郭、正俩人率部投诚以后，不久由苏方将其与溥仪等伪满重要官员监管于哈布茹斯克，1950年7月移交给中国。此后，他们以战犯身份开始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长达10年的改造生活。

在改造生活的初期，由于过去所受的教育和影响，正珠尔扎布在内心深处始终不忘继承亡父遗志。他认为，汉族与蒙古族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关系，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同样是战犯，蒙古族人是不可能享受与汉族一样待遇的。他因此而有“押到死为止”的思想，持“过一天少一天”的消极态度。以后，战犯管理所在给全体战犯进行全面体检时，发现他过去患过性病，至今尚未痊愈。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治疗，终于彻底治好了他的这个病。他非常感动地说：“政府不但改造我的旧思想，还把我在旧社会染上的宿疾治好了。我过去不相信政府的政策，太对不起政府了，今后要好好改造，绝不辜负政府的恩情”。从此，他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改造，并于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国内战犯时获释。

获释后，正珠尔扎布被有关部门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安排到海拉尔国营林场上班。此时，正珠尔扎布已孑然一身，既无妻室(其妻在苏军飞机轰炸中死去)，又无子女，住林场宿舍。或许是10余年的改造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或许是有感于新中国十几年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他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在短短的几年中，以惊人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和笔耕不辍的努力，将个人亲历、亲见、亲闻的有关史实写了下来，达10余万宇。其中有：《我的半生回忆》(原题为《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下的正珠尔扎布》)、《满洲里会议》、《所谓“凌升通苏”事件的真相》、《诺门罕事件回忆片断》、《伪第十军管区投降苏军情况》、《巴布扎布事略》、《伪蒙自治军始末》、《肃亲王一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特务间谍活动》等。这些资料无论是了解正珠尔扎布的一生，还是认识和理解呼伦贝尔现代史的若干重大问题，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也可说是极为珍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珠尔扎布和林场的几名“牛鬼蛇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同被隔离反省。1967年11月中旬，在某校“红卫兵”让他写有关材料之后，他或许是带着不理解、不托底的心态自缢而去，没有留下任何话语，仅在雪地上平放着他的蓝色布面羊皮帽子，还有整齐摆放的三枚当时社会上很少见、又很精致的毛主席像章。他的哥哥，前文提到的甘珠尔扎布在一年多前被特赦，此时赶来收拾弟弟的遗物，并与林场职工一起将其遗体埋葬在海拉尔东郊满是积雪的坟坑之中。

正珠尔扎布中等身材，一张典型的蒙古人面孔。他自恃巴布扎布的家庭背景和与日本较为深切的关系，在任军职时，敢作敢为，不把一般的日本人放在眼里。生活也受日本影响较深，加之一口地道、标准的日本语，这在当时的伪满军政人员中是较为少见的，甚至分不清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人也不敢轻视他，他们以为，正珠尔扎布已与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锡尼河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人对此感到困惑，他们不明白正珠尔扎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无情”，答案对他们可能永远是个谜。

作为一名特赦的伪满战犯，一名有着不同寻常经历的少数民族中的历史人物，正珠尔扎布以特殊的方式在30多年前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但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英勇壮举，那些以亲历、亲见、亲闻写就的文字，留在了呼伦贝尔的现代史册之中。（作者单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