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颋
提要：享有相当声誉的元史研究会会长刘迎胜的重要著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当仔细校读的时候，却发现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作品：语言表达，颇不通顺；结构奇怪，既不是最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论文集，也不是布局严谨，有中心、有思想的方面通史。作者对语言学、博物学、民族学的知识所知不多，却敢于涉猎、敢于解释。没学好中文却在卖弄西文，不懂得地理却在考据地名，乃是整本书的最大“特色”。对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经常见到没有证明或只稍带几句就已出现的“全新”史实的推断。追索其成名的原由，多半与知“马”的伯乐，不行挑选“好马”，却去荐举和推崇“好牛”有关。以半载数月学一种外语，进而从事研究，自我标榜，乃是学术界“忽悠”的“终南快捷方式”之一。
一
仔细阅读应该是高品位专业著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1] ，几乎就有令人有难以解答的困惑。首先，就是从非“专业”的 “语文”写作的基本能力来说，其作者，也是有所欠缺的。相当多的词、句，读着就使人感到有说不出的别扭，有的甚至很难理解确切的意思。页5：“二千余年来，蒙古高原一再成为建立游牧民族的强大国家的摇篮”。页4：“统一蒙古高原诸部，抗衡辽、金王朝，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页87：“拔都在拥立宪宗，把皇位从窝阔台家族转入拖雷家族的斗争中出力最大，所以元代官方文献和伊利汗国所修史书都对他赞不绝口”。页95：“元定宗贵由在西征拔都的途中死去，蒙古国的管理机器突然失去了它的操纵者”。页344：“这不仅是出于吸引叛王向慕德化的考虑，也表明元政府对宗亲诸王对成吉思汗的遗产，有权占有一定的份例的蒙古旧制的尊重”。页66、67：“蒙古建国之初，西域史上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就是镇守西域的察合台与合罕（大汗）及其在西域的属地的关系问题”。“建立游牧民族的强大国家的摇篮”当作“游牧民族建立强大国家的摇篮”；蒙古兴起时，金存而辽灭已久，何以“抗衡”？什么是“赞不绝口”？什么是“管理机器”？什么是“成吉思汗的遗产”？“西域的属地”究竟是察合台的，还是大汗的？
不仅如此，《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似乎于使用汉语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上，存在着分辨概念和演绎逻辑的困难。一些彼此有着关系但有层次、内涵不同的词汇被完全地混淆，一些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事情被强调作必然的因果关系。前者如：又，页20、21：“成吉思汗分封时，斡札尔家庭的领地成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虎牙思则是察合台兀鲁思大（？）斡耳朵的驻地，蒙古人在阿力麻里设立达鲁花赤，但斡札尔家族在元代长期维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还把势力扩展到西辽故城虎思斡鲁朵一带”。页600云：“1211年以后地入蒙古，成吉思汗置达鲁花赤于此，但斡札儿家族的政权仍长期存在。成吉思汗西征以后，阿力麻里划入察合台份地，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行政中心”。后者，如：页94：“拔都反抗贵由，不仅是他们两人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在以马匹为主要运输、传递手段的时代，中央政府是无法长久保持庞大帝国各部分之间协调一致的”。页179： “八剌的这样任意破坏、抢劫不花剌和撒麻耳干这两个阿母河以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的企图，并不能只用蒙古贵族的残酷本性来解释，它首先说明了游牧文化与定居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
不知是什么原因，《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并存有显然互相矛盾的叙述。页259：“蒙古时代是畏兀儿灾难深重的年代。自成吉思汗时，畏兀儿就不断被迫为蒙古贵族的一次次征服战争提供兵源，元定宗贵由死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卷入窝阔台、蒙哥（拖雷！？）两大家族的争位事件，至使撒连地亦都护被处死。在阿里不哥、忽必烈争位之战中，阿里不哥的溃兵沿河西退入畏兀儿北境，跟当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页274：“都哇围攻火州给畏兀儿之地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此之前，畏兀儿地区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和平发展过程，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畏兀儿文明。巴而术（术）阿而忒的斤归降成吉思汗后，除了不时征发兵马从军和进贡外，这里仍维持着和平的环境。但是，都哇深入火州以后，动乱的年代便开始了”。“都哇围攻火州”，即使按照作者的时间确定，也不过是至元十二年（1275）；就是距“阿里不哥、忽必烈争位之战”的中统元年（1260），也要晚十五年。暨，页591：“据11世纪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记载，当时的高昌由22个村子构成，如果设想，高昌周围的22个村子在13世纪时已发展成24个村子，则贰拾肆个城子指的是吐鲁番一带”。“村子”，就是“城子”吗？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特别爱好卖弄其语言的“天赋”，经常进行毫无依据的发挥。页55：“起义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马哈木的制筛匠，他住在离不花剌不远的一个叫答剌卜的村子里。操波斯语的民族习惯于把籍贯附属于姓名之后，因此人们又称他为答剌必”。实际上，凡姓名多有雷同的民族，为了加以区分，特别是成了名人后，都有将其出生地或居住地附于姓名前或后的习惯。称呼这种类似于“绰号”的名字，无论操闪含语族语言的阿剌伯人、柏柏尔人，还是操拉丁语族语言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都有此种“风尚”。“不花剌”、亦今布哈拉的答剌必及当地民众所操乃“突厥语”，他们又怎么成了“操波斯语的民族”呢？最为使人困惑不解，该书的作者弃已有的专业翻译名词不用，自行捏造新的名词，而不加任何说明。如：中亚盛行的地方贵族和统治者的称衔emir，或依照中世纪汉语音读译写作“异密”（密为词尾为t的入声字，用来译带r的音节，是唐代惯例），如何高济的志费尼书中译本；或依照现代汉语的近似音作“埃米尔”。可是，该书页56作“阿米儿”。乃为今土耳其所辖地方名称的小亚美尼亚（Armenia Minor），由于不同语言的读音差，前部分有“亚美尼亚”、“阿尔明尼亚”的中文译名。可是，该书页588作“小阿儿马尼”。
二
蒙古的二个部分“迭儿列斤”、“尼伦”的区别，迟至阿阑豁阿“没有丈夫”生子以后才出现。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部族志》：“阿阑豁阿没有丈夫感光受孕，生下了三个儿子，凡起源于这三个儿子的氏族和后裔者，被称为尼伦，意为腰，这是隐指贞洁的腰，因为他们是感光受胎的”。又，“迭儿列勤蒙古指一般蒙古人，而尼伦则指出自贞洁之腰，即出自阿阑豁阿之腰和氏族者”[2] 。“阿阑豁阿”，根据《元朝秘史》卷一的追溯，正是铁木真父亲“孛端察儿”的母亲：“朵奔篾儿干死了的后头，他的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孩儿：一个名不忽合答吉，一个名不合秃撒勒只，一个名孛端察儿”。“他母亲阿阑豁阿说：别古讷台、不古讷台您两个儿子，疑惑我这三个儿子是谁生的？您疑惑的也是”。“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3] 。也就是说：只是有了“尼伦”以后，才有了“尼伦”外“迭儿列勤”的“一般”区别。而蒙古之有“迭儿列勤”、“尼伦”的差别，充其量也不过是成吉思汗几代前的事；因此，根本不可能与唐代的“蒙兀室韦”扯上关系。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于页6云：“唐代史籍中的蒙兀室韦，也是迭儿列斤集团中的一员，它在《元朝秘史》中被称为忙豁勒。迭儿列斤集团内还有一个孛儿只吉氏，与蒙兀室韦有通婚关系。孛儿只吉氏内后来发展出一个尼鲁温（尼伦）部。尼鲁温是一个内部禁婚的血缘集团，迭列列斤集团里，还有许多其它像尼鲁温一样的内部禁婚，只能与迭列列斤系统的其它部落通婚的氏族集团。后来，蒙兀室韦的名称——蒙古则成为全体迭列列斤成员的共名”。姑不论语言的不很准确，如倒数第二句；也不论逻辑上的问题，如“蒙古则成为全体迭列列斤成员的共名”，也就是说“蒙古”不包涵“尼鲁温”亦“尼伦蒙古”在内！？而“忙豁勒”，不就是名字的组成部分，仅此而已。《元朝秘史》卷一：“合儿出生的子，名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孛儿只吉歹篾儿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他生的子，名脱罗豁勒真伯颜”[4] 。有元的蒙古人取名有作“唐兀台”、“南家真”，难道他们也是因为其中有通婚的关系？不知有没有更具体的证据，能够确切说明“蒙兀室韦”是“迭儿列斤集团中的一员”？如果依照前文的推理，这个假设只能是关公战秦琼类似的“故事”了。再说，由于部族成份来源的不同，几乎大都同时存在着部内通和禁婚的情况。
说来不信，《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于中文史料的理解也多有牵强附会、错误理解的现象。页346：“在归降的一百余万口中，至大元年归来的就有八十余万户。这么多人口一下子涌入漠北，成为元政府的沉重负担。至大元年二月，和林贫民北来者众，以钞十万锭济之，仍于大同、隆兴等处籴粮以以赈，令就屯田。次月，以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仰食于官，非久计，给钞百五十万锭、币帛准钞五十万锭，命太师月赤察儿、太傅哈剌哈孙分给之，罢其廪给”。“武宗虽令罢降民廪给，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停止赈济部民”。所引资料，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5] 。“八十六万八千户”，即使是每户二口，也有一百六十多万口，怎么会在“归降的一百余万口中”？大同（治今大同市）、隆兴（治今张北县），都在“漠南”而非“漠北”。三月条的“北来贫民”与二月条的“和林贫民北来者”，是什么关系？也并没有说其是察合台汗国的降民！而“罢其廪给”，是由于“分给”了钞和币帛，所以，何尝“停止赈济”！而见于刘敏中《中庵集》卷四《哈剌哈孙碑》之“时诸部落降者百余万口”[6] 之“百余万口”，也很可能是列年累计、当时存在的数字；因为根本不可能其成员全部犹如作者所云：“几年间，归降元朝的窝阔台汗国（当作：联合汗国东北部）部众”。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颇喜在原有的文字内含中，添入自己的“引申”的内容加以叙述。页54、55：“撒麻耳干城中有冈高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太师（耶律阿海）先居之，以回纥艰食，盗贼多有，恐其变，出居于水北。蒙古征服撒麻耳干后蒙古新贵的首把城中原来的共殿作为宅邸。但当地回回民众迫于生计，把占据华贵宫殿的蒙古新贵视为偷盗的主要对象，使镇守这里的耶律阿海再不敢居住摩诃末的新宫，不得不移居城外”。所引前二句，见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可是，并没有“把占据华贵宫殿的蒙古新贵视为偷盗的主要对象”的内容，而原文后尚有“师乃住宫，叹曰：道人任运逍遥，以度岁月。白刃临头，犹不畏惧。况盗贼未至，复预忧乎？且善恶两途，必不相害。从者安之”的字样[7] ，表明只不过“恐其变”而已。不仅如此，就是“非汉文史料”，情况也是如此。该书的有些章节只是将一种或二种书的相关白话文的译文改写成作者的白话文而已，如第一章第六节《蒙古西征》和第二章第二节《不花剌人民的起义》等主要根据《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本纪》[8] 和《征服世界者史》第一部《塔剌必的叛乱》[9] 。由于都是白话文，应该内容完全一致；可是，如果仔细去校对，不难发现，二者有太多的出入。
三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由于通讯的困难，不可能在一个过于广阔的地域互动。关于元朝与昔里吉、海都、笃娃的战争，早在一九八一年，王颋的硕士论文《元朝与北方诸王的战争》已经问世[10] ，校读《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相关段落，尽管作者似乎没有任何提及，可是所引用的载籍几乎相同。前者特别注意以上所说的情况，以使解释趋于更为合理；然而后者却作了不少缺乏军事知识、令人咋舌的发挥。页263、264：“这些北边诸王在阿里不哥失败后，虽然被迫投降忽必烈，但怨恨未能消除。尤其是阿里不哥诸子保留了他们的封地，这样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有实力起事。所以，可以说失里吉之乱是阿里不哥之乱的继续”。“但辅佐那木罕的丞相安童的军队违约突袭，迫使禾忽起兵叛乱，一度控制了河西走廊、并占有了斡端和可失哈儿。同年，都哇的军队兵临火州城下，围攻达六个月之久。那木罕元军东被河西叛军阻隔，北隔别十八里不得增援，畏兀儿亦都护被迫纳女请和，方才获得都哇退兵”。阿里不哥的“封地”元在漠北之西北角的“吉利吉思”[11] ，“北边诸王”后来发动兵变的地方在今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二者相隔直线距离二千里，就是再怎么样“风吹草动”，也“风马牛不相及”呵！兵变，与身在军中，并握有兵权有关。
禾忽起事于“河西”，其实是今敦煌市的沙州，宗王的那点兵力不可能占有今和田市的斡端（原文无今喀什市的可失哈儿），因为它们相距二千里还多。《元史》卷九《世祖纪》、卷一三四《昔班传》、卷一六二《李庭传》：“至元十三年正月，中书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八答山采宝玉自效，道经沙州，值火忽叛，孝忠等自拔来归，令于瓜、沙［州］等处屯田”。“先命昔班使海都，使之罢兵，置驿来朝。昔班至海都，传旨谕之，海都听命，已退军置驿，而丞相安童军先已克火和（火忽）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海都惧，将逃，谓昔班曰：我不难于杀汝，念我父尝受书于汝，姑遣汝归。以安童之事闻，非我罪也”。“至元十三年，［李庭］移军河西，击走叛臣霍虎（火忽），追至大碛而还”[12]。据此，禾忽乃是被击败后向西逃窜。而作者也作引注于下的The Monks ofQubilai Khan所记正是这个意思：“And in the days when they arrived atLotan（Khotan）, it happened that a war was raging between the King ofkings Kublai Khan and King Oko(Oho). And Oko had fled from him and hadentered this country, and destroyed thousands of men therein. Thecaravan roads and ways had been cut, and grain was scarce and couldnot be found; and many died of hunger and perished through want”[13] 。
至于今霍城县东北“阿力麻里”亦那木罕元军驻地的地理形势，其去今吉木萨尔县北的别十八里为东八百里，去“河西叛军”、如以“斡端”论，西南一千六百里，所以不知为什么作者云：“东被河西叛军阻隔，北隔别十八里不得增援”！？也许，作者缺乏地理学应有的专业规范训练。不过，那都是核对一下地图就能纠正的，看来作者在那个方面，尤其心不在焉。又，从草原言，“呼伦”、“贝尔”可以合而为一；从湖泊言，“呼伦”与“贝尔”相距二百余里，中间有高地，因此，即使是史前时期，也不可能是曾经水面浩渺的一个湖泊；而页4将今呼伦湖的唐代“俱伦泊”释作“今呼伦贝尔”；页13又将今贝尔湖的元代“捕鱼儿海子”释作“今呼伦贝尔”。“和布克赛尔河”亦“火孛河”发源于北方的塔尔巴哈台山，向南流入准噶尔盆地，因蒸发量大而消失在沙漠中；“玛纳斯河”亦“马纳思河”发源于南方的天山，向北流入准噶尔盆地，缘同样的原因消失在沙漠中；只要核查出两边高中间低的事实，就不难判断这是二条互不相干的内陆河流，因为水不可能从低地向高地。可是，《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599却说：“马纳思河入准噶尔盆地后，流出部分成火孛河，位于叶密立（今额敏）之东”。
非常不幸，犹如军事一样，地理也是《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篇幅最多的部分。其质量，也许可以从以上的情况得知。不仅如此，作者还嗜好直接解释并没有多少知晓地名的语源，甚至随意创造地名以用作纠谬。页604、605：“我认为换札孙为Quyas这个地名的钦察语（？！）读法”。“我认为，铁木儿忏察或为Temur Kandcha的音译，意为铁木儿小城”。钦察语似乎今已没人使用，作者如何会说？“铁木儿忏察”，就是他本人也曾提到、见于《史集》第卷《忽必烈合罕纪》的“Temur Qahalqa”、“铁门关”；而以qahal或qaal作“忏”、“qa”作“察”都是很“规范”的译写。或许他不认识 “忏”字，不知道其今读chan 而与“察”同声母！？没有进行很容易的勘同，而要另外捏造一个新的名词。至于“城”，今作“kent”、“qand”，都缀于地名之末。如：乌兹别克城市塔什干（Toshkent）、撒马尔罕（Samarqand），哈萨克城市希姆肯特（Shymkent）。这些包含着历史掌故的名词，就是询问本国、本地的人，也都不可一一告诉。真不知作者是如何知道的？即使是找一个近音的词来轻率堪同，至少也得查一下相关语言的辞典。至于地名讹漏字，本当“见怪不怪”。如页578：“高加索诸共和国”前，当作“外高加索诸共和国”。
四
显然，《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非常注意抬高自己的学术形象。除了斩钉截铁、十分自负的语气外，尽量摆出格外“尊重”海外载籍和海外成果的姿态。姑不论“域外”载籍大多以“讲故事”的形式写作，其在确切的时间、地点以及细节上，较之“域内”史书要有含糊得多；而不管二者，都有成书年代先后的问题。既然在“汉籍”上不能以明、清代的追溯求证元代的史事，又怎么能不加鉴别相信时间很晚、后来成作的中、西亚“古书”呢？作者不说明原著的成书年代，不加区分就当作“信史”讨论，其结果能不让人怀疑！而在成果引用方面，即使是水平不高、莫名其妙的推论，也郑重地提到和赞同。《黑鞑事略》：“回回诸种，尽已臣服，独此一种回回，正在西川后门相对。其国之城三百里，出产甚富，地暖，产五谷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角淂征之数年矣，故此更增兵也”[14] 。前书页68：“徐霆所谓西川后门，奥勒伯里希特和嫔克斯认为或许指控制里海之铁门（打儿班）。而三百里之域，则二氏以为可能指克里木半岛沿海之Sudaq城或基辅城。实际上，察合台并未参加1236年对钦察的征服，但在拔都军中有其子拜答里和其孙不里”。然而，南宋的使臣大概不会知道远在今乌克兰南方的事情；而“西川后门”一词，应该已经表名是地在今青海、西藏的宋、元“吐蕃”地区。
在选用国内的成果上，《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颇有非“学术因素”的倾向。追述西辽的历史，只是选择了考察耶律大石自漠南前往漠北的那一段路线的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15] 和只是考证了屈出律败亡地点的姚大力《屈出律败亡地点考》[16] 等二篇文章。前者于“察合台汗国史”亦“元代西域史”没什么瓜葛；后者充其量只是一篇不过几千字的地名考据小文章。其实，相关主题并不缺少作品。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17] ，纪宗安《关于耶律大石和西辽建国时期的几个问题》[18] ，钱伯泉先生《耶律大石西行路线研究》[19] ，余大钧《耶律大石创建西辽帝国的过程及纪年新探》[20] 等，都是直插主题的论文。不见得他们的水平，差到不需要提到、不需要商榷。不仅如此，就是与之差不多声望“比肩”或远超出的名家，如著有《东西交流史论稿》、《东西交流史论谭》[21] 等书的黄时鉴，著有《元代史新探》、《元朝史新论》[22] 等书的萧启庆，著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行省制度研究》等书的李治安[23] ，著有《元代政治史研究》、《中外关系史地研究》、《西域南海史地研究》[24] 等书的王颋，以及著有《喀喇汗王朝史稿》[25] 的魏良弢，皆有与其课题相关的重要作品；可是，搜遍全书，也没见到他们的名字。这，似乎是在表明作者对以上人学术研究的不屑一顾！？
在学术界，一些已经成功登上“名人”阶层、但其实不是真正“权威”甚至不能说是很棒专业人员的人，对于他人提出的质疑、甚至根本性的“颠复”，往往采取视若罔闻的态度，甚至严厉禁止其学生和同事谈论，以达到继续维持自己“信誉”的目的。在西方诸汗国如何形成的问题上，日本学者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の原像》[26] 、王颋《大蒙古国兀鲁思问题管见》[27] 二文，通过解释相关资料在地域叙述上的“矛盾”，揭示这是一个由宗王出镇导致地方势力膨胀从而独立的过程。由于这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的成吉思汗分封直接导致各“汗国”形成的观点不同，该书截然采取不作丝毫提及的方法，似乎从没见过这样的作品。可是，页63、67上诸如“术（按：当作术）赤的始封地分别在也儿的石上游，察合台的始封地在阴山一带斡匝儿所属哈剌鲁部居地，以及窝阔台的始封地在按台山乃蛮旧地及叶迷里”以及所引“《广平贞宪碑》所记：皇子察合角淂出镇西域，有旨从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主经涉险阻，必获善地，所过无经舍止。成吉思汗（原作太祖）谓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逾是”等文字，恰恰都是比之成文付梓早好多年的那二篇文章中所有。
批评学术前辈和古代贤哲，乃是显示自己水平的最好方法。可是，不能以篡改记载和涵义来达到目的呵！《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605：“王国维因之认为这是契丹人新起的名字，其旧名为八剌沙衮，不确。志费尼在叙述漠北回鹘汗国西征时，回鹘人曾于此建裴罗将军城，该城称为虎思八里”。对勘也是作者所用的《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亦都护和畏吾儿地的起源，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当他（不古汗）抵达突厥斯坦边境时，他发现一片水草茂盛的美好平原。他本人在此驻留，兴建八剌撒浑（Balasaqun）城。现在，该城叫虎思八里（QuzBaligh）。同时派他的军队出征四方”[28] 。“现在”，指的是志费尼那个时代，即蒙古国初年，并不是传说中的“回鹘人”时代。又，页606：“据耶律楚材记载，虎思斡鲁朵位于大河亦列之西，有附庸城数十。这条大河亦列决不是伊犁河，必为垂河，即唐代之碎叶水之误”。可是，《西游录》卷上：“［阿里马］又西有大河，曰亦列。河之西，有城曰虎司窝鲁朵，即西辽之都也”[29] 。今伊犁河恰好在“阿力马里”与“八剌沙浑”之间，耶律楚材并没有提到“垂河”亦今楚河。“河之西”，并不是说在“河西岸”；再说，如果沿今伊塞克湖南行，不渡“垂河”也能到达南岸的“虎思斡鲁朵”。
五
仔细校读《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令人失望，令人诧异。作者在序中页1、2提到：“1987—1988年我应德国洪堡基金会邀请，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从事研究；1991年我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参加了在原察合台汗国所在地区的中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五国举行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这两次学术旅行使我有机会收集了许多有益的文献资料，本书就是在将这些新资料汇集整理以后，以原来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加上本人长期以来担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中亚史学会会长。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件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可是，如果要作真实的评价，对于一个社会业已认可、自身又那么忘乎所以的“大学者”来说，实在难以启齿：语言表达，颇不通顺；结构奇怪，既不是最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论文集，也不是布局严谨，有中心、有思想的方面通史。作者对语言学、博物学、民族学的知识所知不多，却敢于涉猎、敢于解释。没学好中文却在卖弄西文，不懂得地理却在考据地名，乃是整本书的最大“特色”。对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经常见到没有证明或只稍带几句就已出现的“全新”史实的推断。而轨迹不太清晰的逻辑演绎，时时闪烁于表达含糊、难以窥测的文字中。
德国的学术严谨，在世界上是出名的。可是，曾经在哥廷根大学“从事研究”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却几乎不遵守学术研究的国际惯例。首先是引书，且不说出版社与所在国家、城市一概例阙如，就是版本方面，也是书写体例不一。在五十种“汉文史料”中，居然有以下之多的讹误，页620、621、622：共有三编的《四部丛刊》，《遗山先生集》无编序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之《中庵集》为清抄本，却作“元刻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南村辍耕录》为句逗本，却作“标点本”；《程雪楼文集》作者为程巨夫，却作“程矩夫”；《顺斋闲居丛稿》无版本；而也无版本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名与篇名《九边四夷》联在一起作书名。而在正文中，许多引用没有页码，甚至或没有卷数，或没有书名，或没有篇名。最为有趣的是，现存的资料只有宋子贞所作的《耶律楚材神道碑》[30] 而没有《耶律楚材墓志铭》。可是，就在正文页138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当然据《耶律楚材墓志》和《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记载，耶律楚材在窝阔台即位问题上起了一定作用”。难道当时引用，不曾核对过原书？中文史料尚且如此，能相信其它的“非汉文史料”的情况完全不同吗？当然，含糊有一个好处，读者无法校对原文，可以信口开河。
说到外语的学习，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要做到理解语言、品味语言，一般来说，就词汇一项，必须掌握五万左右的庞大数量，对于上等记忆的人来说，也要化费四到五年的时间。而学习外语特别好的人，必须同时具备语音模仿能力和语言感受能力，必须拥有长期生活、长期使用的环境。口说语言可能相对容易，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在一些有着古老历史的语种中，尤其困难。词法（构造）、语法，以及传承的掌故、习惯的隐喻，往往是语言的灵魂所在，这又不是一般学外语的人所能达到的。从另一层讲，不能很好“理解”母语的人，是不可能“精通”任一种外语的。如今的年青一代，往往学了一年半载，就是语言的历史都不甚了了，就在作自己既乌有基础、又不熟悉背景的翻译或研究，其成果当然就是一堆废纸。《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的刘迎胜，没专门读过任一种外语，自诩“通晓”英、德、俄、波斯、突厥等近十种语言；难道不值得怀疑吗？说来，名列元史界“二陈二周”的陈得芝，是他的“伯乐”。先生专治元朝史，出入于域内、外之间，但于中亚却很少涉及，而于所称的“波斯语”、“突厥语”之类所知不多。《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第九精通》：“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31] 。如果伯乐不去相“马”而垂顾“牛”，结果当然可以想见。
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很少有真正的学术批评。能进行批评的人，只是那些已经成名而又于被批评者有居高临下态势的人。如果批评“前辈”，那是“犯上作乱”；批评老师，那是“恩将仇报”，就是批评同事、同学，那也一定是个人恩怨的反映。偶尔出现独具慧眼的高手，也大都只在私下里议论。复旦大学的一位学术朋友曾对笔者说：“你们元史学界尽在制造神话，没有作品的姚大力，只会卖弄波斯语的刘迎胜，没见好作品，却名气这么大。其实，在大阪时，听一二在伊朗呆过多年的日本学者说，他们颇不认同”。由于学偏语种达到能“混”的程度，远比学古汉语容易（高水平的人多）；因此，一些稍有学习能力的年青学人，也就纷纷加入了这条“成名”的“终南快捷方式”（只要有已经“成名”的人捧，不管他懂不懂）。又由于刘迎胜的“成功”，很多人以之为榜样，同样以望文生义、同样以强言捏造进行所谓的“创新”。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情况，才促使书写这篇旨在揭露“真”、“伪”学问的书评，以煞住连学术界都已蔚然成风的“忽悠”风尚。如果指责不当，欢迎反驳。最后还得指出：凭“权威”身份，“忽略”他人的作品，乃是尚未有人总结的中国“人际关系学”中一箭双雕的高明手法：既避免了学术讨论的难堪，也在客观上轻易地“抹去”了对方。
[1]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二○○六年。为引用与检索方便，行文所引皆只标页码而不及章、节名。
[2]北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一九八三年，页291、249。
[3]《四部丛刊三编》景印元钞本，页10下、12下、13下。
[4]页3上。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七六年，页496、497。
[6]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页297下。
[7]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4。
[8]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一九八三年，页271—310。
[9]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何高济英译本，一九八○年，页128—134。
[10]南京大学油印本，一九八一年。而《元朝史》相关章节主要据此。
[11]《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纪》，页367、365：“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禹儿惕，［后来］被交给了阿里不哥”。“他（阿里不哥）的夏营地在阿勒台，冬营地则在兀良哈惕（Awryankqt）和乞儿吉思（Kirgis），其间相距三日程”。
[1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七六年，页177、3247、3797。
[13]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Budge, London, p.138、139。又，《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277：“但至元十二年贵由子禾忽叛乱，占领其地（斡端），景教僧列边扫马西行时，曾亲睹这一事件”。可是，据上引原文，并无此含义；作者能不能读英语？
[1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7。
[15]载《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二年。
[16]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五期，南京大学刊本，一九八一年。
[17]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
[18]载《西域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19]载《西域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20]载《辽金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七年。
[21]前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九八年。后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刊本，一九九八年。[22]前者，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三年；后者，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允晨丛书》本，一九九九年。
[23]前者，天津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九二年；后者，天津，南开大学刊本，二○○○年。
[24]前者，海口，南方出版社刊本，二○○二年；中者，海口，南方出版社刊本，页二○○三年；后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二○○五年。
[25]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中亚文化研究丛书》本，一九八六年。
[26]载《东洋史研究》第三七卷第一号，昭和五十三年，页21—26。
[27]载《元史论丛》第六辑，一九九七年，页147—158。
[28]页65。
[29]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向达校注本，一九八一年，页2。
[30]《元文类》卷五七，《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
[3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
2010年11月25日星期四
蒙古世系
一、蒙古人的先民
A、东胡（？～前3世纪末），分布中心在今内蒙赤峰市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败于匈奴冒顿单于，分解为乌桓和鲜卑。
B、乌桓（前3世纪末～207年），分布中心在今内蒙大兴安岭南部至河北北部，亡于曹操。
C、鲜卑（前3世纪末～6世纪），最初分布中心在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今内蒙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后来南迁大漠，割据中原，除一部分融入汉族外，其余分解为下述（见D、E、F、G各项）各部。
1、檀石槐的鲜卑部落联盟（2世纪中叶～181年），王庭位于弹汗山（今内蒙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附近），檀石槐死后联盟瓦解。
2、慕容氏的前燕帝国（337～370年），首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后迁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亡于氐人的前秦。
3、拓拔氏的北魏帝国（386～534年），首都盛乐（今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附近）、后迁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迁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分裂为东、西魏。
4、北周帝国（556～581年）首都长安（今陕西省会西安市西北），亡于隋朝。
除了前燕、北魏、北周外，两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各部在中原还建有西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代、东魏、西魏等政权 [参见笔者的文章《生生不息，纵横驰骋的蒙古人（之一）》]。
D、柔然（4世纪前期～8世纪末）
1、柔然汗国（402～555年），王庭位于今蒙古北部、鄂尔浑河东侧一带，亡于突厥。
2、阿瓦尔汗国（568～805年），王庭位于今匈牙利多瑙河畔，亡于法兰克王国。
E、吐谷浑汗国（329～663年）首都伏俟（今青海共和市、青海湖以西7公里处），亡于吐蕃。
F、室韦（4世纪后期～9世纪末），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黑龙江和嫩江流域，后世繁衍为蒙古人（下见第二节）。
G、契丹（4世纪后期～14世纪）
1、辽帝国（916～1125年），首都临潢（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古城遗址），亡于金朝。
2、西辽帝国（1131～1218年），首都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楚河上游南岸、托克马克东约18公里的布拉纳废墟），亡于蒙古（实际上1211年已为乃蛮所灭）。
3、库特卢克苏丹国（1222～1304年），首都古瓦失尔（今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的同名省会克尔曼），亡于伊尔汗国。
二、大蒙古帝国时代
A、蒙古部（9世纪后期～1206年），12～13世纪之交，完成了蒙古高原诸部的统一，形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
B、大蒙古帝国（1206～1271年），首都哈剌和林（今蒙古前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东岸的哈尔和林废墟）。
C、大元帝国（1271～1368年）大蒙古帝国的东亚部分，首都大都（今北京市），亡于明朝。
D、北元—东西蒙古的分立（1368～1635年），重返漠北草原，回到游牧行国状态，虽困于内部纷争不断，但黄金家族的大汗尚传承不辍。16世纪末形成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卫拉特蒙古三部分（下见第三节A项）。
E、窝阔台汗国（13世纪60年代～1309年），统治中心在伊犁河与塔拉斯河流域，亡于察合台汗国。
F、察合台汗国（1225～1348年），首都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约13公里的古城址），后迁卡尔希（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卡什卡达里亚省省会卡尔希附近），1348年后分裂为东、西二部。
1、东察合台汗国（1348～1680年），先后以阿力麻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伊力八里（今新疆伊宁市）为首都，1514年又定都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亡于准噶尔。
2、帖木儿帝国（1370～1507年），由西察合台汗国演化而成，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省的同名省会），亡于乌兹别克汗国（别见第三节E项）。
G、金帐汗国（1240～1502年），首都拔都-萨莱（今俄国阿斯特拉罕州同名首府阿斯特拉罕北面约105公里处，阿赫图巴河东岸塞利雷诺耶村所在废墟），后迁别儿哥-萨莱（今俄国伏尔加格勒州同名首府伏尔加格勒附近、伏尔加河正流与北支回流阿赫图巴河交汇处的列宁斯克小镇所在废墟），14、15世纪以后分裂为下列小汗国，其主支亡于克里米亚汗国。
1、弘吉剌-苏非王国（1360？～1388年），首都乌尔根齐（今土库曼斯坦北部塔沙乌兹州的库尼亚-乌尔根齐），亡于帖木儿帝国。
2、诺盖帐（15世纪初～18世纪后期），分布中心起先在萨莱-楚克（今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岸乌拉尔河口、即阿蒂乌拉省同名省会附近废墟），17世纪前期退往黑海东北岸，后并入俄国。
3、西伯利亚汗国（1400？～1608年），首都秋明（今俄国秋明州同名首府秋明附近），后迁伊斯克尔（今俄国秋明州额尔齐斯河东北岸、距托博尔斯克约16公里处），亡于俄国。
4、乌兹别克汗国（1428～1510年），先以苏格纳克（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克孜勒-奥尔达省、锡尔河北岸托缅-阿雷克村以北6公里的苏纳克-库尔干废墟）为首都，1501年夺取撒马尔罕做为新首都。其主支发展为布哈拉汗国，旁支分别建立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下见第三节G项）。
5、克里米亚汗国（1430～1783年），首都巴赫奇-萨莱（今乌克兰南部半岛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巴赫奇-萨莱村），1477年承认土耳其苏丹为宗主，后亡于俄国。
6、喀山汗国（1438～1552年），首都喀山（今俄国鞑靼斯坦共和国首都喀山），亡于俄国。
7、阿斯特拉罕汗国（1459～1556年），首都阿斯特拉罕（今俄国阿斯特拉罕州的同名首府），亡于俄国。
8、哈萨克汗国（1480～18世纪初），分布在从七河流域到奇卜察克草原的广大地带，大体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相符，17世纪以后分裂为三部分（下见第三节B项）。
H、伊儿汗国（1258～1355年），首都大不里士（今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大不里士），主支亡于金帐汗国，旁支建有下列政权。
1、脱合帖木儿汗国（1337～1409年），统治中心在戈尔甘（今伊朗东北部戈莱斯坦省一带，该省省会即名戈尔甘），亡于帖木儿帝国。
2、札剌亦儿苏丹国（1340～1432年），首都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亡于帖木儿帝国。
3、阿鲁浑王国（14世纪末～1590年），统治中心起先在古尔（今阿富汗中部古尔省、巴米扬省、瓦尔达克省一带），后退往信德（今巴基斯坦南部沿海信德省，即印度河下游河谷和三角洲），亡于莫卧儿帝国。
三、衰落中的余晖
A、清朝对蒙古的征服和统治（1593～1911年）
1、漠南蒙古察哈尔部（16世纪初～1675年），名义上的全蒙古大汗驻跸该部，游牧于今内蒙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流域。1632～1634年，在清（后金）军追击下，察哈尔主力溃败。1636年四月，以察哈尔部为首的漠南蒙古各部归附清朝。1675年，察哈尔王公反清失败，清朝乘机断绝蒙古大汗传承世系。
2、漠北喀尔喀蒙古（16世纪初～16世纪末），从东方的哈拉哈（即喀尔喀）河起步，逐步扩展至高原中央，游牧地域与今蒙古国大体相当，后分为三部：
a、土谢图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色楞格、达尔汗乌拉、中央、中戈壁省等地。
b、车臣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东方、肯特、苏赫巴托省等地。
c、札萨克图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扎布汗、戈壁阿尔泰、库苏古尔、乌布苏省等地。
1691年五月，喀尔喀三汗投降清朝。1725年，清朝从土谢图汗部中分出一部分，1766年授予汗号，组成：
d、赛因诺颜汗部（1725～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后杭爱、前杭爱、巴彦洪戈尔、南戈壁省等地。
3、漠西卫拉特蒙古（16世纪后期～1757年），游牧于从青海向西直达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建有下列强权：
a、准噶尔汗国（1635～1757年），汗廷位于伊犁（今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惠远城），亡于清朝。
b、和硕特汗国（1637～1717年），汗廷位于拉萨（今西藏首府），亡于准噶尔。
c、土尔扈特汗国（1651～1771年），汗廷位于今俄国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河西岸卡梅申县一带。1771年大部分土尔扈特人回归中国，留在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即土尔扈特）汗国政权立即被沙皇废除，当地被纳入俄罗斯帝国行政区域中。
4、清朝实现对全蒙古的统治（1757～1911年）。
B、哈萨克三帐（16世纪60年代～19世纪前期）
1、大帐（16世纪60年代～1809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七河、塔拉斯河、楚河流域，1809年在浩罕汗国侵袭下解体，浩罕汗国灭亡后并入俄国。
2、中帐（16世纪70年代～1822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中部，北至额尔齐斯河、伊希姆河、托博尔河，南至锡尔河下游北岸，并入俄国。
3、小帐（17世纪上半叶～1824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西部乌拉尔河与阿克托别（今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省的同名省会）一带，并入俄国。
C、乌兹别克三汗国（1510～1920年）
1、布哈拉汗国（1510～1920年），首都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哈拉省的同名省会），1867年沦为沙俄附庸，1920年被苏维埃政权推翻。
2、希瓦汗国（1512～1920年），首都希瓦（今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省、阿姆河下游西岸、距阿姆河约43公里的希瓦旧城），1873年，沦为沙俄附庸，1920年被苏维埃政权推翻。
3、浩罕汗国（1709～1876年），首都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省、距锡尔河南岸约25公里的浩罕县），亡于俄国。
D、沙俄对北方亚细亚的征服和统治（1472～1917年，参见第二节中G项）
从1472年征服彼尔姆（今伏尔加河东岸支流卡马河上游、即俄国彼尔姆州一带）开始，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一刻也没有停下扩张的步伐，相继兼并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布里亚特地方（贝加尔湖周围，今俄国伊尔库茨克州、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诸地，17世纪后期被沙俄吞并）、卡尔梅克汗国、诺盖帐、克里米亚汗国、哈萨克三帐、乌兹别克三汗国等。
E、莫卧儿帝国（1526～1858）
1、巴布尔建国（1526～1540年），巴布尔是跛子帖木儿的四世孙，1526年进占德里（今印度首都新德里北部），但巴布尔之子胡马雍即位10年后遭阿富汗人驱逐失国。
2、苏尔王国（阿富汗人）的隔断（1540～1555年），首都德里，亡于莫卧儿帝国复僻。
3、胡马雍复国延续统治（1555～1858年），首都德里，亡于英国。
F、伊朗卡贾尔王国（1786～1925年），突厥化的卡贾尔人的祖先卡贾尔，是伊儿汗时代一位蒙古官员，卡贾尔的后代统一伊朗，定都德黑兰（从此成为伊朗首都），后亡于伊朗巴列维王朝。
四、新时期的变迁
A、蒙古（1911年以来）
1、自治蒙古（1911～1919年），1911年蒙古民族革命，建立独立（后改为自治）政府，首都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2、中国占领和白卫军的侵扰（1918～1922年）。
3、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921～1924年），1921年蒙古民主革命，驱逐中国占领军和各支白卫军，成立君主立宪政府，首都库伦。
4、蒙古人民共和国（1924～1992年），首都乌兰巴托。
5、蒙古国，1992年2月12日改现国名，首都乌兰巴托。
B、中国内蒙古（1911年以来）
1、盟旗与省县分置，抗垦与革命斗争（1911～1931年）。
2、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
a、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1936年成立蒙古军政府，1937年改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改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为蒙古自治邦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脑（主席），1945年结束。首府先后设在归绥（今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张家口（今河北西北部张家口市）]。
3、自治运动的发展和胜利（1945～1947年）。
a、内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9月～1945年11月），由前蒙高级官员、蒙古知识青年等发起成立于西苏尼特旗（今内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解散。
b、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1645年10月～1946年5月），由前满官员、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等发起成立于海拉尔（今内蒙呼伦贝尔市），被撤销。
c、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1946年1月～1946年5月），由蒙古革命人士、开明上层、知识青年等发起成立于葛根庙（今内蒙兴安盟政府驻地乌兰浩特市附近），被撤销。
d、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5年11月～1946年5月），由中共管员乌兰夫任领导人，办公地先后设在张家口、贝子庙（今内蒙锡林郭勒盟政府驻地锡林浩特市）和乌兰浩特，1946年“四-三”会议后撤销上述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和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e、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1946年9月～1948年1月），由前述额尔钦巴图等再次发起成立于海拉尔，表面上接受中共领导，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被撤销。
f、内蒙古自治政府（即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成立于乌兰浩特，乌兰夫当选为主席。
g、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8月～1949年9月），由德王成立于定远营（今内蒙西部阿拉善盟政府驻地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在解放军迫近时西迁。
h、西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9月～1949年10月），上述蒙古自治政府余部在德王在阿拉善改组成立，10月初被中哦那个军队解放军消灭。
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49年首府迁至张家口，1952年迁至呼和浩特。1962年2月内蒙古区域的划分调整完毕，形成现在内蒙古的地理范围。1969年出于对北部边疆战略的担忧，将内蒙东部三盟划归辽宁、吉林、黑龙江，西部三旗划归宁夏、甘肃，1979年划出去的盟、旗、县又重新划回内蒙古，恢复了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5、中国境内其他相关的民族区域自治政府。
a、新疆巴音郭勒蒙古族自治州，州驻地库尔乐市，成立于1954年6月23日。
b、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州驻地博乐市，成立于1954年7月13日。
c、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和布克赛尔，属于塔城地区，成立于1954年9月10日。
d、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驻地德令哈市，成立于1954年1月25日。
e、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优干宁，属于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于1954年10月16日。
f、甘肃隶北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党城湾，属于酒泉市，成立于1950年7月29日。
g、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大城子，属于朝阳市，成立于1958年4月1日。
h、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阜新，属于阜新市，成立于1958年4月7日。
i 、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前郭，属于松原市，成立于1956年9月1日。
j、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泰康，属于大庆市，成立于1956年12月5日。
k、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围场，属于承德市，成立于1990年6月13日。
l、内蒙古莫力达瓦达翰尔自治旗，旗驻地尼尔基，属于呼伦贝尔市，成立于1958年8月15日。
m、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县驻地锁南坝，属于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50年9月25日。
n 、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县驻地吹麻滩，属于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81年9月30日。
o、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县驻地威远，属于海东地区，成立于1954年2月17日。
p、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驻地大通，属于西宁市，成立于1985年11月10日。
q、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县驻地民和，属于海东地区，成立于1985年12月10日。
r、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驻地红湾寺，属于张掖市，成立于1954年2月20日。
s、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驻地伊宁市，成立于1954年11月27日。
t 、新疆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木垒，属于昌吉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54年7月17日。
u、新疆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巴里坤，属于哈密地区，成立于1954年9月30日。
v、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博罗转井，属于酒泉市，成立于1954年4月27日。
C、从前苏联到俄罗斯（1917年以来）
1、乌兹别克斯坦（1917年以来）。
a、浩罕自治政府（1917年11月～1918年2月），白卫分子成立于浩罕，在苏俄红军攻击下灭亡。
b 、外里海临时政府（1918年7月～1920年2月），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成立于阿什哈巴德（今土库曼斯坦首都），在红军攻击下溃败。
c 、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17年11月～ 1918年5月），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1918年5月改名为下述d项。
d、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18年5月～1924年11月），1918年5月（由上述c项）改名并加入俄罗斯联邦，首都塔什干，1922年12月加入苏联，1924年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e、花拉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0年4月～1923年10月），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青年希瓦党人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希瓦。1921年3月俄国共产党将希瓦青年党人排斥出局。1923年10月改名花拉子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4年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f、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0年10月～1924年9月），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布哈拉，1924年9月改名为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h、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4年10月～1991年8月），首都撒马尔罕，1925年3月加入苏联，1930年迁都塔什干，1956年行政区划最后确定，形成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理范围。
i、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1991年8月31日宣布独立并改现国名，首都塔什干。
2、哈萨克斯坦（1917年以来）。
a、阿拉什政府（1917年12月～1920年3月），由白卫、封建贵族、宗教上层和资产阶级民族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于奥伦堡（今俄国奥伦堡州的同名首府），1918年1月白军主力被苏俄红军击败溃走，阿拉什政府残余最后向苏维埃政府投降。
b、吉尔吉斯（即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0年8月～1925年4月），首都奥伦堡，成立之初加入俄联邦，1924年10月完成民族划界。
c、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5年4月～1936年6月），1925年4月（由上述b项）改为现名，首都克孜勒-奥尔达（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边境克孜勒-奥尔达省的同名省会），1928年迁到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东南边境阿拉木图省的同名省会）。
A、东胡（？～前3世纪末），分布中心在今内蒙赤峰市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败于匈奴冒顿单于，分解为乌桓和鲜卑。
B、乌桓（前3世纪末～207年），分布中心在今内蒙大兴安岭南部至河北北部，亡于曹操。
C、鲜卑（前3世纪末～6世纪），最初分布中心在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今内蒙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后来南迁大漠，割据中原，除一部分融入汉族外，其余分解为下述（见D、E、F、G各项）各部。
1、檀石槐的鲜卑部落联盟（2世纪中叶～181年），王庭位于弹汗山（今内蒙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附近），檀石槐死后联盟瓦解。
2、慕容氏的前燕帝国（337～370年），首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后迁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亡于氐人的前秦。
3、拓拔氏的北魏帝国（386～534年），首都盛乐（今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附近）、后迁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迁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分裂为东、西魏。
4、北周帝国（556～581年）首都长安（今陕西省会西安市西北），亡于隋朝。
除了前燕、北魏、北周外，两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各部在中原还建有西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代、东魏、西魏等政权 [参见笔者的文章《生生不息，纵横驰骋的蒙古人（之一）》]。
D、柔然（4世纪前期～8世纪末）
1、柔然汗国（402～555年），王庭位于今蒙古北部、鄂尔浑河东侧一带，亡于突厥。
2、阿瓦尔汗国（568～805年），王庭位于今匈牙利多瑙河畔，亡于法兰克王国。
E、吐谷浑汗国（329～663年）首都伏俟（今青海共和市、青海湖以西7公里处），亡于吐蕃。
F、室韦（4世纪后期～9世纪末），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黑龙江和嫩江流域，后世繁衍为蒙古人（下见第二节）。
G、契丹（4世纪后期～14世纪）
1、辽帝国（916～1125年），首都临潢（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古城遗址），亡于金朝。
2、西辽帝国（1131～1218年），首都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楚河上游南岸、托克马克东约18公里的布拉纳废墟），亡于蒙古（实际上1211年已为乃蛮所灭）。
3、库特卢克苏丹国（1222～1304年），首都古瓦失尔（今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的同名省会克尔曼），亡于伊尔汗国。
二、大蒙古帝国时代
A、蒙古部（9世纪后期～1206年），12～13世纪之交，完成了蒙古高原诸部的统一，形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
B、大蒙古帝国（1206～1271年），首都哈剌和林（今蒙古前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东岸的哈尔和林废墟）。
C、大元帝国（1271～1368年）大蒙古帝国的东亚部分，首都大都（今北京市），亡于明朝。
D、北元—东西蒙古的分立（1368～1635年），重返漠北草原，回到游牧行国状态，虽困于内部纷争不断，但黄金家族的大汗尚传承不辍。16世纪末形成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卫拉特蒙古三部分（下见第三节A项）。
E、窝阔台汗国（13世纪60年代～1309年），统治中心在伊犁河与塔拉斯河流域，亡于察合台汗国。
F、察合台汗国（1225～1348年），首都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约13公里的古城址），后迁卡尔希（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卡什卡达里亚省省会卡尔希附近），1348年后分裂为东、西二部。
1、东察合台汗国（1348～1680年），先后以阿力麻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伊力八里（今新疆伊宁市）为首都，1514年又定都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亡于准噶尔。
2、帖木儿帝国（1370～1507年），由西察合台汗国演化而成，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省的同名省会），亡于乌兹别克汗国（别见第三节E项）。
G、金帐汗国（1240～1502年），首都拔都-萨莱（今俄国阿斯特拉罕州同名首府阿斯特拉罕北面约105公里处，阿赫图巴河东岸塞利雷诺耶村所在废墟），后迁别儿哥-萨莱（今俄国伏尔加格勒州同名首府伏尔加格勒附近、伏尔加河正流与北支回流阿赫图巴河交汇处的列宁斯克小镇所在废墟），14、15世纪以后分裂为下列小汗国，其主支亡于克里米亚汗国。
1、弘吉剌-苏非王国（1360？～1388年），首都乌尔根齐（今土库曼斯坦北部塔沙乌兹州的库尼亚-乌尔根齐），亡于帖木儿帝国。
2、诺盖帐（15世纪初～18世纪后期），分布中心起先在萨莱-楚克（今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岸乌拉尔河口、即阿蒂乌拉省同名省会附近废墟），17世纪前期退往黑海东北岸，后并入俄国。
3、西伯利亚汗国（1400？～1608年），首都秋明（今俄国秋明州同名首府秋明附近），后迁伊斯克尔（今俄国秋明州额尔齐斯河东北岸、距托博尔斯克约16公里处），亡于俄国。
4、乌兹别克汗国（1428～1510年），先以苏格纳克（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克孜勒-奥尔达省、锡尔河北岸托缅-阿雷克村以北6公里的苏纳克-库尔干废墟）为首都，1501年夺取撒马尔罕做为新首都。其主支发展为布哈拉汗国，旁支分别建立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下见第三节G项）。
5、克里米亚汗国（1430～1783年），首都巴赫奇-萨莱（今乌克兰南部半岛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巴赫奇-萨莱村），1477年承认土耳其苏丹为宗主，后亡于俄国。
6、喀山汗国（1438～1552年），首都喀山（今俄国鞑靼斯坦共和国首都喀山），亡于俄国。
7、阿斯特拉罕汗国（1459～1556年），首都阿斯特拉罕（今俄国阿斯特拉罕州的同名首府），亡于俄国。
8、哈萨克汗国（1480～18世纪初），分布在从七河流域到奇卜察克草原的广大地带，大体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相符，17世纪以后分裂为三部分（下见第三节B项）。
H、伊儿汗国（1258～1355年），首都大不里士（今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大不里士），主支亡于金帐汗国，旁支建有下列政权。
1、脱合帖木儿汗国（1337～1409年），统治中心在戈尔甘（今伊朗东北部戈莱斯坦省一带，该省省会即名戈尔甘），亡于帖木儿帝国。
2、札剌亦儿苏丹国（1340～1432年），首都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亡于帖木儿帝国。
3、阿鲁浑王国（14世纪末～1590年），统治中心起先在古尔（今阿富汗中部古尔省、巴米扬省、瓦尔达克省一带），后退往信德（今巴基斯坦南部沿海信德省，即印度河下游河谷和三角洲），亡于莫卧儿帝国。
三、衰落中的余晖
A、清朝对蒙古的征服和统治（1593～1911年）
1、漠南蒙古察哈尔部（16世纪初～1675年），名义上的全蒙古大汗驻跸该部，游牧于今内蒙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流域。1632～1634年，在清（后金）军追击下，察哈尔主力溃败。1636年四月，以察哈尔部为首的漠南蒙古各部归附清朝。1675年，察哈尔王公反清失败，清朝乘机断绝蒙古大汗传承世系。
2、漠北喀尔喀蒙古（16世纪初～16世纪末），从东方的哈拉哈（即喀尔喀）河起步，逐步扩展至高原中央，游牧地域与今蒙古国大体相当，后分为三部：
a、土谢图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色楞格、达尔汗乌拉、中央、中戈壁省等地。
b、车臣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东方、肯特、苏赫巴托省等地。
c、札萨克图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扎布汗、戈壁阿尔泰、库苏古尔、乌布苏省等地。
1691年五月，喀尔喀三汗投降清朝。1725年，清朝从土谢图汗部中分出一部分，1766年授予汗号，组成：
d、赛因诺颜汗部（1725～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后杭爱、前杭爱、巴彦洪戈尔、南戈壁省等地。
3、漠西卫拉特蒙古（16世纪后期～1757年），游牧于从青海向西直达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建有下列强权：
a、准噶尔汗国（1635～1757年），汗廷位于伊犁（今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惠远城），亡于清朝。
b、和硕特汗国（1637～1717年），汗廷位于拉萨（今西藏首府），亡于准噶尔。
c、土尔扈特汗国（1651～1771年），汗廷位于今俄国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河西岸卡梅申县一带。1771年大部分土尔扈特人回归中国，留在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即土尔扈特）汗国政权立即被沙皇废除，当地被纳入俄罗斯帝国行政区域中。
4、清朝实现对全蒙古的统治（1757～1911年）。
B、哈萨克三帐（16世纪60年代～19世纪前期）
1、大帐（16世纪60年代～1809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七河、塔拉斯河、楚河流域，1809年在浩罕汗国侵袭下解体，浩罕汗国灭亡后并入俄国。
2、中帐（16世纪70年代～1822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中部，北至额尔齐斯河、伊希姆河、托博尔河，南至锡尔河下游北岸，并入俄国。
3、小帐（17世纪上半叶～1824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西部乌拉尔河与阿克托别（今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省的同名省会）一带，并入俄国。
C、乌兹别克三汗国（1510～1920年）
1、布哈拉汗国（1510～1920年），首都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哈拉省的同名省会），1867年沦为沙俄附庸，1920年被苏维埃政权推翻。
2、希瓦汗国（1512～1920年），首都希瓦（今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省、阿姆河下游西岸、距阿姆河约43公里的希瓦旧城），1873年，沦为沙俄附庸，1920年被苏维埃政权推翻。
3、浩罕汗国（1709～1876年），首都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省、距锡尔河南岸约25公里的浩罕县），亡于俄国。
D、沙俄对北方亚细亚的征服和统治（1472～1917年，参见第二节中G项）
从1472年征服彼尔姆（今伏尔加河东岸支流卡马河上游、即俄国彼尔姆州一带）开始，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一刻也没有停下扩张的步伐，相继兼并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布里亚特地方（贝加尔湖周围，今俄国伊尔库茨克州、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诸地，17世纪后期被沙俄吞并）、卡尔梅克汗国、诺盖帐、克里米亚汗国、哈萨克三帐、乌兹别克三汗国等。
E、莫卧儿帝国（1526～1858）
1、巴布尔建国（1526～1540年），巴布尔是跛子帖木儿的四世孙，1526年进占德里（今印度首都新德里北部），但巴布尔之子胡马雍即位10年后遭阿富汗人驱逐失国。
2、苏尔王国（阿富汗人）的隔断（1540～1555年），首都德里，亡于莫卧儿帝国复僻。
3、胡马雍复国延续统治（1555～1858年），首都德里，亡于英国。
F、伊朗卡贾尔王国（1786～1925年），突厥化的卡贾尔人的祖先卡贾尔，是伊儿汗时代一位蒙古官员，卡贾尔的后代统一伊朗，定都德黑兰（从此成为伊朗首都），后亡于伊朗巴列维王朝。
四、新时期的变迁
A、蒙古（1911年以来）
1、自治蒙古（1911～1919年），1911年蒙古民族革命，建立独立（后改为自治）政府，首都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2、中国占领和白卫军的侵扰（1918～1922年）。
3、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921～1924年），1921年蒙古民主革命，驱逐中国占领军和各支白卫军，成立君主立宪政府，首都库伦。
4、蒙古人民共和国（1924～1992年），首都乌兰巴托。
5、蒙古国，1992年2月12日改现国名，首都乌兰巴托。
B、中国内蒙古（1911年以来）
1、盟旗与省县分置，抗垦与革命斗争（1911～1931年）。
2、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
a、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1936年成立蒙古军政府，1937年改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改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为蒙古自治邦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脑（主席），1945年结束。首府先后设在归绥（今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张家口（今河北西北部张家口市）]。
3、自治运动的发展和胜利（1945～1947年）。
a、内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9月～1945年11月），由前蒙高级官员、蒙古知识青年等发起成立于西苏尼特旗（今内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解散。
b、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1645年10月～1946年5月），由前满官员、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等发起成立于海拉尔（今内蒙呼伦贝尔市），被撤销。
c、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1946年1月～1946年5月），由蒙古革命人士、开明上层、知识青年等发起成立于葛根庙（今内蒙兴安盟政府驻地乌兰浩特市附近），被撤销。
d、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5年11月～1946年5月），由中共管员乌兰夫任领导人，办公地先后设在张家口、贝子庙（今内蒙锡林郭勒盟政府驻地锡林浩特市）和乌兰浩特，1946年“四-三”会议后撤销上述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和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e、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1946年9月～1948年1月），由前述额尔钦巴图等再次发起成立于海拉尔，表面上接受中共领导，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被撤销。
f、内蒙古自治政府（即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成立于乌兰浩特，乌兰夫当选为主席。
g、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8月～1949年9月），由德王成立于定远营（今内蒙西部阿拉善盟政府驻地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在解放军迫近时西迁。
h、西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9月～1949年10月），上述蒙古自治政府余部在德王在阿拉善改组成立，10月初被中哦那个军队解放军消灭。
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49年首府迁至张家口，1952年迁至呼和浩特。1962年2月内蒙古区域的划分调整完毕，形成现在内蒙古的地理范围。1969年出于对北部边疆战略的担忧，将内蒙东部三盟划归辽宁、吉林、黑龙江，西部三旗划归宁夏、甘肃，1979年划出去的盟、旗、县又重新划回内蒙古，恢复了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5、中国境内其他相关的民族区域自治政府。
a、新疆巴音郭勒蒙古族自治州，州驻地库尔乐市，成立于1954年6月23日。
b、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州驻地博乐市，成立于1954年7月13日。
c、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和布克赛尔，属于塔城地区，成立于1954年9月10日。
d、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驻地德令哈市，成立于1954年1月25日。
e、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优干宁，属于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于1954年10月16日。
f、甘肃隶北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党城湾，属于酒泉市，成立于1950年7月29日。
g、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大城子，属于朝阳市，成立于1958年4月1日。
h、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阜新，属于阜新市，成立于1958年4月7日。
i 、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前郭，属于松原市，成立于1956年9月1日。
j、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泰康，属于大庆市，成立于1956年12月5日。
k、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围场，属于承德市，成立于1990年6月13日。
l、内蒙古莫力达瓦达翰尔自治旗，旗驻地尼尔基，属于呼伦贝尔市，成立于1958年8月15日。
m、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县驻地锁南坝，属于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50年9月25日。
n 、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县驻地吹麻滩，属于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81年9月30日。
o、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县驻地威远，属于海东地区，成立于1954年2月17日。
p、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驻地大通，属于西宁市，成立于1985年11月10日。
q、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县驻地民和，属于海东地区，成立于1985年12月10日。
r、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驻地红湾寺，属于张掖市，成立于1954年2月20日。
s、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驻地伊宁市，成立于1954年11月27日。
t 、新疆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木垒，属于昌吉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54年7月17日。
u、新疆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巴里坤，属于哈密地区，成立于1954年9月30日。
v、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博罗转井，属于酒泉市，成立于1954年4月27日。
C、从前苏联到俄罗斯（1917年以来）
1、乌兹别克斯坦（1917年以来）。
a、浩罕自治政府（1917年11月～1918年2月），白卫分子成立于浩罕，在苏俄红军攻击下灭亡。
b 、外里海临时政府（1918年7月～1920年2月），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成立于阿什哈巴德（今土库曼斯坦首都），在红军攻击下溃败。
c 、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17年11月～ 1918年5月），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1918年5月改名为下述d项。
d、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18年5月～1924年11月），1918年5月（由上述c项）改名并加入俄罗斯联邦，首都塔什干，1922年12月加入苏联，1924年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e、花拉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0年4月～1923年10月），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青年希瓦党人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希瓦。1921年3月俄国共产党将希瓦青年党人排斥出局。1923年10月改名花拉子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4年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f、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0年10月～1924年9月），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布哈拉，1924年9月改名为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h、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4年10月～1991年8月），首都撒马尔罕，1925年3月加入苏联，1930年迁都塔什干，1956年行政区划最后确定，形成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理范围。
i、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1991年8月31日宣布独立并改现国名，首都塔什干。
2、哈萨克斯坦（1917年以来）。
a、阿拉什政府（1917年12月～1920年3月），由白卫、封建贵族、宗教上层和资产阶级民族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于奥伦堡（今俄国奥伦堡州的同名首府），1918年1月白军主力被苏俄红军击败溃走，阿拉什政府残余最后向苏维埃政府投降。
b、吉尔吉斯（即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0年8月～1925年4月），首都奥伦堡，成立之初加入俄联邦，1924年10月完成民族划界。
c、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5年4月～1936年6月），1925年4月（由上述b项）改为现名，首都克孜勒-奥尔达（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边境克孜勒-奥尔达省的同名省会），1928年迁到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东南边境阿拉木图省的同名省会）。
内蒙古青年革命党与海拉尔苏维埃政府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遭到一定的挫折。在第三国际指导下，以留苏和留蒙古学生为主，白海峰、朱实夫为主要创始人，组建了内蒙古青年革命党，成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郭道甫、福明泰加入了这个组织，并且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8年7月9日，郭道甫、福明泰召开了一次会议，组织了一千多人，发动了呼伦贝尔历史上第三次自治运动。骑兵团袭击了乌奴尔车站、嵯岗车站。苏联调动军队到中苏边境表示支持，蒙古直接出兵帮助郭道甫的骑兵团。终因计划失误和苏蒙配合不利，没有能攻占海拉尔。失败后退到哈尔哈河右岸整备，待机反攻。由于主要领导人在承德突然负伤，起义军人心浮动，分成了主战与主合两派，最后导致甘珠尔庙两派自相冲突。郭道甫接受了张学良的调停，副都统衙门接受了郭道甫提出的条件，双方议和。主战派被东北军击败，呼伦贝尔自治运动宣告失败。
1929年因为中东路事件而发生的中苏边境军事冲突，以东北军失败而告终。11月25日东北军退出海拉尔。苏联红军骑兵800余名，于12月14日晚开进海拉尔，压迫蒙古保卫团后撤。副都统衙门和呼伦县政府也后撤至兴安岭和雅鲁县。内蒙古青年革命党于15日晨4时率2000余人开进海拉尔。在苏联红军支持下宣布建立“海拉尔苏维埃政府”。这个政权也称之为“索伦共和国”，也称“海拉尔蒙古共和国”。政府委员会由7人组成，福明泰任主任委员，其中委员有苏联2人，蒙古1人，内蒙4人。下设4个部，即政务部、外交部、军事部、财政部。
这个政权只存在几十天，随着中苏纠纷问题的解决而烟消云散。
1930年1月3日，苏联红军退出海拉尔，“海拉尔苏维埃政府”自动取消。
1928年7月9日，郭道甫、福明泰召开了一次会议，组织了一千多人，发动了呼伦贝尔历史上第三次自治运动。骑兵团袭击了乌奴尔车站、嵯岗车站。苏联调动军队到中苏边境表示支持，蒙古直接出兵帮助郭道甫的骑兵团。终因计划失误和苏蒙配合不利，没有能攻占海拉尔。失败后退到哈尔哈河右岸整备，待机反攻。由于主要领导人在承德突然负伤，起义军人心浮动，分成了主战与主合两派，最后导致甘珠尔庙两派自相冲突。郭道甫接受了张学良的调停，副都统衙门接受了郭道甫提出的条件，双方议和。主战派被东北军击败，呼伦贝尔自治运动宣告失败。
1929年因为中东路事件而发生的中苏边境军事冲突，以东北军失败而告终。11月25日东北军退出海拉尔。苏联红军骑兵800余名，于12月14日晚开进海拉尔，压迫蒙古保卫团后撤。副都统衙门和呼伦县政府也后撤至兴安岭和雅鲁县。内蒙古青年革命党于15日晨4时率2000余人开进海拉尔。在苏联红军支持下宣布建立“海拉尔苏维埃政府”。这个政权也称之为“索伦共和国”，也称“海拉尔蒙古共和国”。政府委员会由7人组成，福明泰任主任委员，其中委员有苏联2人，蒙古1人，内蒙4人。下设4个部，即政务部、外交部、军事部、财政部。
这个政权只存在几十天，随着中苏纠纷问题的解决而烟消云散。
1930年1月3日，苏联红军退出海拉尔，“海拉尔苏维埃政府”自动取消。
档案中的清代内札萨克蒙古王公爵号
蒙古各部落，世代居于中国的北部边疆，以从事游牧、狩猎为生。清朝初年，蒙古各部分布在以大漠为中心的中亚细亚和东北亚干燥、半干燥的蒙古高原地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漠南蒙古（内蒙古）各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各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卫拉特）各部这三大部系。清王朝建立后，为了对北方草原上如此众多的蒙古部落进行有效的统治，曾针对着蒙古地区土地辽阔、民族强悍勇敢和人随畜迁的游牧生活特点，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统治方法。据清代档案和历史文献的记载，清朝统治者曾将驻牧于当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科尔沁等二十四个蒙古部落，编定为四十九个札萨克旗，总称为内札萨克。为了笼络内札萨克的蒙古封建主，清朝统治者还根据清代的外藩封爵制度，对其陆续封爵。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爵位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自然是有三六九等之别的，内札萨克蒙古封建主的爵位也是如此。当时所封的爵位，第一等是“和硕亲王”，简称为亲王。“和硕”是满语的部落之意，这里是作为荣衔加在亲王之前。第二等是“多罗郡王”，简称为郡王。“多罗”是满语的称美之辞，相当于汉语的“理”字，在此冠于郡王之上。第三等是“多罗贝勒”，简称为贝勒。“多罗”之意已述；“贝勒”是满语，意为“管理众人”，亦即“旗之王”。起初，贝勒是女真族中强有力的酋长的称谓，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将此称授予女真族中强有力者，最强有力者称为“和硕贝勒”，清朝时将贝勒定为爵位的名称。第四等是“固山贝子”，简称为贝子。“固山”是满语清代八旗的“旗”；“贝子”是满语，原为贝勒的复数，清代成为爵位的名称。第五等是“镇国公”，第六等是“辅国公”。以上六个等级统称为王公，与清朝宗室爵位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宗室爵位在这六等之下，尚有“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这其它六等，共计十二个等级。而内札萨克的爵位在这六等之下是“台吉”和“塔布囊”；这二者都属于贵族，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等级，而是同一级别爵位的不同名称。“台吉”是蒙语，来源出自于汉语的“太子”，是历史上蒙古贵族的称号，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只用于称呼皇子，后来渐渐成为他子孙后裔的通称，清朝沿用此名称作为爵位之一。台吉又分为一至四等，地位有所差别。“塔布囊”也是蒙语，意为“驸马”，原是明朝时蒙古人对于同成吉思汗后裔女子结婚者的称号，在清代成为爵位之一。它与台吉地位相当，也分一至四等，但仅仅用来封赠内札萨克喀喇沁部左、中、右三旗的贵族。
在这些荣受封爵的蒙古王公贵族去世之后，所遗留的爵位经过清朝皇帝批准，可以由他的子孙后代来承袭。承袭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即某王公的爵位经皇帝颁诏允许后，其后代可以按父祖爵位的原等级承袭。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的爵位大多是如此继承的。另一种是“降等承袭”，即按照清朝时的惯例，王公贵族的爵位其后代要降一个等级来承袭。这样逐代降等承袭，子孙的爵位就越来越低了。就某一位王公来说，他的爵位等级也并非如同“铁饭碗”那样终其一生不会改变，有时因其功过也会有所升降，甚至被削去爵位的。
与封爵有关联的还有封号。封号的办法在清朝制定封爵制度之前即已产生了。原是对于作战有功的人赐以不同的封号以示褒奖，后来清廷开始封爵，封爵与封号有了些关联，常被统称为爵号。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有的人既有爵又有号，有的人仅有爵而无号，有的人因其功高享有双封号。这些封号也可以由子孙来继承，但也时有例外。
这样介绍似乎显得还有些抽象，下面举出两位蒙古王公的爵号变化情况，他们很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明这种种情况。
清朝初年，蒙古科尔沁部有过一位著名的孝庄文皇后，她有位四哥，名叫满珠习礼，曾因追随清太宗皇太极作战有功，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被封为“多罗巴图鲁郡王”，诏“世袭罔替”。在此“多罗郡王”是爵位，“巴图鲁”夹在中间是封号。这就是既有爵又有号，并可以世代子孙按原来的等级承袭。到了顺治九年（1625年），清世祖顺治皇帝又赐他“达尔汉”号，后来晋升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这样他因功晋爵一级为“和硕亲王”，同时还享有“达尔汉”和“巴图鲁”的双封号了。到他在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儿子和塔在继承父亲的爵号时，被清廷停袭了“巴图鲁”号，只承袭了“和硕达尔汉亲王”爵号。这个爵号因属于“世袭罔替”，所以一直传到了清末，共相沿了十二位达尔汉亲王。
上述满珠习礼的第四代子孙中，有位色布腾巴勒珠尔，他曾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承袭了其父亲罗卜藏衮布的“和硕达尔汉亲王”爵号，成为第五位达尔汉亲王。后来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获罪而削去爵号，该爵号由他的二哥色旺诺尔布来承袭。在乾隆二十三年（1763年），这位色布腾巴勒珠尔又因为立有军功，而另封为“和硕亲王”爵，但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再次因获罪而削爵。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他以从征剿平金川叛乱有功，被复还了“和硕亲王”爵。他的这个亲王爵位始终没有封号，并经数度封削，属于典型的因其功过而升降。在他去世后，因生前的“和硕亲王”爵位皇帝并未曾下诏“世袭罔替”，所以其长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在承袭他的爵位时，就只能按照惯例降等承袭为“多罗郡王”，后来虽蒙皇恩浩荡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得了个郡王的“世袭罔替”，可谁知好景不长，又在七年后因获罪而被革去，子孙们只好逐代降袭爵位，到光绪年间已经降袭到辅国公了。
获得爵位的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享有清廷给予的各种政治特权和经济待遇。在掌握政权上，当时内札萨克各旗的旗长，蒙语称为“札萨克”，必须由获得一等台吉以上爵位的人担任；旗内的属官中，协理台吉这一职务必须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其余的管旗章京、参领、佐领等职务，贵族都享有优先权。在经济待遇上，清廷也给予他们丰厚的俸禄。每年的标准是：亲王俸银二千两，俸缎二十五匹；郡王俸银一千二百两，俸缎十五匹；贝勒俸银八百两，俸缎十三匹；贝子俸银五百两，俸缎十匹；镇国公俸银三百两，俸缎九匹；辅国公俸银二百两，俸缎七匹；担任旗札萨克的台吉或塔布囊俸银一百两，俸缎四匹。但是，在科尔沁部有四位亲王和一位郡王的俸禄情况特殊。其中，土谢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卓哩克图亲王、博多勒噶台亲王每年各给俸银二千五百两，俸缎四十匹；札萨克图郡王每年俸银一千五百两，俸缎二十匹。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在清朝开国定鼎时期的功勋卓著，所以比其它亲王郡王的待遇要优厚一些。此外，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还享受着“年班”和“围班”的特殊恩遇。清廷规定，内札萨克分为三班，每年一班，轮流入京朝觐，给皇帝拜年，这称为“年班”。参加年班的王公贵族，在除夕和元霄之时，都由皇帝设宴款待，此外还多次加宴，这称为“燕飨”；按规定赏给衣帽、撒袋、腰刀、鞍辔、缎匹、茶布等物，都计值折银，按照亲王四百两、郡王三百两、贝勒二百两、贝子一百五十两、镇国公和辅国公一百两的标准赏予，这称为“锡赉”。他们在京期间的各项费用和返回时的路费，也都是按照爵位等级由清廷供给的。上述的科尔沁四位亲王和一位郡王在赏赐、供给、路费等方面的待遇也是从优的。清朝皇帝每年秋季都要到热河北部木兰围场打猎，称为“木兰秋狝”。届时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也要按其年班分定的班次，轮流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觐，并随皇帝赴木兰围场行围，这即为“围班”。行围时，皇帝从王公贵族中派令管围之人，其余的随围。围猎之后，按爵位等级给予赏赐。“年班”和“围班”使这些王公贵族既能够目睹皇帝天颜，又有了对皇帝表示忠诚的机会，还能得到皇帝的大量赏赐，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封爵和封号的施行，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古族封建主怀柔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使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耀地位与权利，心甘情愿地充当清王朝统治蒙古人民的鹰犬。清王朝正是通过他们，实现了对地域辽阔、人口分散的广袤内蒙古草原的统治。
说明：撰写此文依据的是《光绪会典·理藩院》、《光绪会典·宗人府》、《清史稿·列传藩部一》、《清史稿·藩部世表一》等档案和历史文献。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爵位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自然是有三六九等之别的，内札萨克蒙古封建主的爵位也是如此。当时所封的爵位，第一等是“和硕亲王”，简称为亲王。“和硕”是满语的部落之意，这里是作为荣衔加在亲王之前。第二等是“多罗郡王”，简称为郡王。“多罗”是满语的称美之辞，相当于汉语的“理”字，在此冠于郡王之上。第三等是“多罗贝勒”，简称为贝勒。“多罗”之意已述；“贝勒”是满语，意为“管理众人”，亦即“旗之王”。起初，贝勒是女真族中强有力的酋长的称谓，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将此称授予女真族中强有力者，最强有力者称为“和硕贝勒”，清朝时将贝勒定为爵位的名称。第四等是“固山贝子”，简称为贝子。“固山”是满语清代八旗的“旗”；“贝子”是满语，原为贝勒的复数，清代成为爵位的名称。第五等是“镇国公”，第六等是“辅国公”。以上六个等级统称为王公，与清朝宗室爵位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宗室爵位在这六等之下，尚有“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这其它六等，共计十二个等级。而内札萨克的爵位在这六等之下是“台吉”和“塔布囊”；这二者都属于贵族，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等级，而是同一级别爵位的不同名称。“台吉”是蒙语，来源出自于汉语的“太子”，是历史上蒙古贵族的称号，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只用于称呼皇子，后来渐渐成为他子孙后裔的通称，清朝沿用此名称作为爵位之一。台吉又分为一至四等，地位有所差别。“塔布囊”也是蒙语，意为“驸马”，原是明朝时蒙古人对于同成吉思汗后裔女子结婚者的称号，在清代成为爵位之一。它与台吉地位相当，也分一至四等，但仅仅用来封赠内札萨克喀喇沁部左、中、右三旗的贵族。
在这些荣受封爵的蒙古王公贵族去世之后，所遗留的爵位经过清朝皇帝批准，可以由他的子孙后代来承袭。承袭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即某王公的爵位经皇帝颁诏允许后，其后代可以按父祖爵位的原等级承袭。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的爵位大多是如此继承的。另一种是“降等承袭”，即按照清朝时的惯例，王公贵族的爵位其后代要降一个等级来承袭。这样逐代降等承袭，子孙的爵位就越来越低了。就某一位王公来说，他的爵位等级也并非如同“铁饭碗”那样终其一生不会改变，有时因其功过也会有所升降，甚至被削去爵位的。
与封爵有关联的还有封号。封号的办法在清朝制定封爵制度之前即已产生了。原是对于作战有功的人赐以不同的封号以示褒奖，后来清廷开始封爵，封爵与封号有了些关联，常被统称为爵号。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有的人既有爵又有号，有的人仅有爵而无号，有的人因其功高享有双封号。这些封号也可以由子孙来继承，但也时有例外。
这样介绍似乎显得还有些抽象，下面举出两位蒙古王公的爵号变化情况，他们很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明这种种情况。
清朝初年，蒙古科尔沁部有过一位著名的孝庄文皇后，她有位四哥，名叫满珠习礼，曾因追随清太宗皇太极作战有功，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被封为“多罗巴图鲁郡王”，诏“世袭罔替”。在此“多罗郡王”是爵位，“巴图鲁”夹在中间是封号。这就是既有爵又有号，并可以世代子孙按原来的等级承袭。到了顺治九年（1625年），清世祖顺治皇帝又赐他“达尔汉”号，后来晋升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这样他因功晋爵一级为“和硕亲王”，同时还享有“达尔汉”和“巴图鲁”的双封号了。到他在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儿子和塔在继承父亲的爵号时，被清廷停袭了“巴图鲁”号，只承袭了“和硕达尔汉亲王”爵号。这个爵号因属于“世袭罔替”，所以一直传到了清末，共相沿了十二位达尔汉亲王。
上述满珠习礼的第四代子孙中，有位色布腾巴勒珠尔，他曾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承袭了其父亲罗卜藏衮布的“和硕达尔汉亲王”爵号，成为第五位达尔汉亲王。后来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获罪而削去爵号，该爵号由他的二哥色旺诺尔布来承袭。在乾隆二十三年（1763年），这位色布腾巴勒珠尔又因为立有军功，而另封为“和硕亲王”爵，但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再次因获罪而削爵。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他以从征剿平金川叛乱有功，被复还了“和硕亲王”爵。他的这个亲王爵位始终没有封号，并经数度封削，属于典型的因其功过而升降。在他去世后，因生前的“和硕亲王”爵位皇帝并未曾下诏“世袭罔替”，所以其长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在承袭他的爵位时，就只能按照惯例降等承袭为“多罗郡王”，后来虽蒙皇恩浩荡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得了个郡王的“世袭罔替”，可谁知好景不长，又在七年后因获罪而被革去，子孙们只好逐代降袭爵位，到光绪年间已经降袭到辅国公了。
获得爵位的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享有清廷给予的各种政治特权和经济待遇。在掌握政权上，当时内札萨克各旗的旗长，蒙语称为“札萨克”，必须由获得一等台吉以上爵位的人担任；旗内的属官中，协理台吉这一职务必须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其余的管旗章京、参领、佐领等职务，贵族都享有优先权。在经济待遇上，清廷也给予他们丰厚的俸禄。每年的标准是：亲王俸银二千两，俸缎二十五匹；郡王俸银一千二百两，俸缎十五匹；贝勒俸银八百两，俸缎十三匹；贝子俸银五百两，俸缎十匹；镇国公俸银三百两，俸缎九匹；辅国公俸银二百两，俸缎七匹；担任旗札萨克的台吉或塔布囊俸银一百两，俸缎四匹。但是，在科尔沁部有四位亲王和一位郡王的俸禄情况特殊。其中，土谢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卓哩克图亲王、博多勒噶台亲王每年各给俸银二千五百两，俸缎四十匹；札萨克图郡王每年俸银一千五百两，俸缎二十匹。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在清朝开国定鼎时期的功勋卓著，所以比其它亲王郡王的待遇要优厚一些。此外，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还享受着“年班”和“围班”的特殊恩遇。清廷规定，内札萨克分为三班，每年一班，轮流入京朝觐，给皇帝拜年，这称为“年班”。参加年班的王公贵族，在除夕和元霄之时，都由皇帝设宴款待，此外还多次加宴，这称为“燕飨”；按规定赏给衣帽、撒袋、腰刀、鞍辔、缎匹、茶布等物，都计值折银，按照亲王四百两、郡王三百两、贝勒二百两、贝子一百五十两、镇国公和辅国公一百两的标准赏予，这称为“锡赉”。他们在京期间的各项费用和返回时的路费，也都是按照爵位等级由清廷供给的。上述的科尔沁四位亲王和一位郡王在赏赐、供给、路费等方面的待遇也是从优的。清朝皇帝每年秋季都要到热河北部木兰围场打猎，称为“木兰秋狝”。届时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也要按其年班分定的班次，轮流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觐，并随皇帝赴木兰围场行围，这即为“围班”。行围时，皇帝从王公贵族中派令管围之人，其余的随围。围猎之后，按爵位等级给予赏赐。“年班”和“围班”使这些王公贵族既能够目睹皇帝天颜，又有了对皇帝表示忠诚的机会，还能得到皇帝的大量赏赐，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封爵和封号的施行，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古族封建主怀柔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使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耀地位与权利，心甘情愿地充当清王朝统治蒙古人民的鹰犬。清王朝正是通过他们，实现了对地域辽阔、人口分散的广袤内蒙古草原的统治。
说明：撰写此文依据的是《光绪会典·理藩院》、《光绪会典·宗人府》、《清史稿·列传藩部一》、《清史稿·藩部世表一》等档案和历史文献。
2010年10月30日星期六
匈奴、突厥、蒙古人就是一家人
亚洲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和北部、蒙古和俄罗斯。包括中国蒙古族、喀尔喀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等支系。属蒙古人种北方类型。使用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和卡尔梅克语，均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原住贝加尔湖以南蒙古高原，13世纪曾建立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戴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统一中国。17世纪初一部分卫拉特人向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形成今卡尔梅克人。13世纪初创立蒙古文，沿用至今。蒙古和俄罗斯境内的使用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多信喇嘛教或萨满教。主要从事畜牧业，近年来工农业都有很大发展。 “蒙古”原为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
【起源】
蒙古人的起源，众说纷纭。何健民译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序云：“在目前计有十一说：一为神话说，二为汉族说，三为室韦说，四为狼鹿相配说，五为西藏说，六为蒙难说，七为非纯粹之突厥说，八为鞑靼说，九为混种说，十为突厥说，十一为匈奴说是也”。各有所据，又都以偏概全。 如果不了解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理解民族的信仰系统，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单纯的学术研究很难阐明民族的起源与认同。 “蒙兀室韦”始见于《唐书》。屠寄《蒙兀儿史记》开宗明义将室韦作为蒙古的族源。王国维、林干等肯定或支持蒙古室韦说。张久和进行了系统论证，蒙古室韦说成了学术界较流行的一家之说。 但是蒙古族老百姓似乎不知道“室韦”为何物。蒙古室韦说解释不了狼图腾和游牧生活方式的来源，说明不了成吉思汗可能是突厥人的事实。这样就腰斩了蒙古民族的整个历史。不少蒙古人愿意追认突厥、匈奴，乃至北狄为祖先。 《蒙古族简史》将蒙古族兴起以前的匈奴与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鹃、契丹、女真做了介绍，认为它们对蒙古族的形成都有影响。《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从石器时代“原始公社制度”一直写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1954年，被认为是关于蒙古人民历史的一部好书。麦高文《中亚古国史》和西诺尔主编的《剑桥内亚古代史》实质上是蒙古族史前史，而格鲁塞《草原帝国》是一部蒙古族通史。因此，亦邻真从中国北方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来研究蒙古族族源是十分明智的。 蒙古族或游牧民族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拉施特致力于编撰以蒙古族为中心的人类史，《史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当之无愧的亚欧历史百科全书。其中第一编《蒙古史》最有价值，第二编《亚欧各国史》、第三编《世系谱》和第四编《地理志》不是过于简略就是没有完成。蒙古人是大红花，突厥人、中国人、犹太人、富浪人(欧洲)、印度人都是小小的绿叶而已。他没有也不可能阐明蒙古族在人类史上的合适地位，只是表明了蒙古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编撰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给予了蒙古以适当的重视，大体反映了蒙古在中亚史或世界史中的地位。蒙古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应该从长时段和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虑其动态和变迁。 在人类起源迁徙的大背景日益清晰的今天，在正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二十一世纪追溯族源并不是追求民族的独特性，而是考证民族与人类的关系。任何民族独立起源的学说都是主观的追求，经不起科学的分析和检验。因此我们不能赞成蒙古族起源于某地某族的简单说法，那都是蒙古族孕育和发展过程中的环节。鉴于目前的科学研究状况，关于蒙古族源我们可以大略概述如下：构成蒙古族基础的原蒙古人可以通过室韦、鞑靼追溯到鲜卑、东胡，大体上属于蒙古人种，而蒙古人种大约在五万年前经东南亚进入中国逐渐分布于蒙古草原和附近地区，相当一部分蒙古族特别是成吉思汗家族可以由突厥追溯到匈奴、斯基泰，大体上源于印欧人，而印欧人种大约四千年前开始陆续进入东亚。蒙古族狼图腾与天崇拜、游牧传统及相应的文化来源于突厥、匈奴，其鹿图腾与萨满教、定居文化传统来源于室韦、鲜卑或东胡。其语言亦是由通古斯语与突厥语混合而成。简言之，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分别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和北侧进入东亚，从南方进入的一支称之为蒙古人种，发明了定居农业生活方式，从北方进入的称之为印欧人种，形成了游牧生活方式，二者在蒙古草原相遇，孕育了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蒙古族源。
【历史】
公元12世纪，蒙古人已经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等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并分衍出乞颜、札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此外，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尔、翁吉剌、蔑儿乞、斡变剌、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它们大小不等，经济文化发展亦不平衡。游牧在草原上的被称作“有毡帐的百姓”，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在森林地带的被称作“林木中的百姓”，主要从事渔猎业。 蒙古人是来自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是凶猛的战士，打败牧地上的每一个敌人，并侵袭在东方和南方已开发的文明。从十三世纪开始，蒙古的部落在统一之后，即展开对外征战，蒙古人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由于所到之处均造成大量的死亡和破坏，因此被视为“魔鬼的骑兵”。蒙古人居住在今天蒙古贝加尔湖的南面平原。在顶盛时期，他们的帝国东起自韩国并跨越亚洲边界，直侵俄罗斯在欧洲的土地，远至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他们占有大部份的小亚细亚、今天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藏、部份的印度与缅甸、整个中国与部份的越南。在十三世纪初年，蒙古的部落是由铁木真所统一。铁木真又名成吉思汗(即最强大的统治者意思)，他的野心是统治所有海内(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土地，而这个目的也几乎达成了。起初，他只有大约二万五千个战士，尔后则透过征服其他游牧民族来增强实力，并在1211年攻击中国的北方。他在1215年攻占北京，这场战役造成三千万的中国人丧生。其后蒙古人转往西方，在1220年时，夺取在丝绸之路上最大的贸易城市布克哈拉，整个个城市被夷为平地，居民亦惨遭屠杀。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其子阔实鲁完成中国北部的征服，继续向欧洲推进。他在1240年攻毁基辅并向匈牙利进攻。阔实鲁在1241年死于征途中，迫使大军立即折回以解决继承的问题。当蒙古的统治者把军事焦点集中在中东和中国时，欧洲地区得以稍事喘息。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消灭了回教的「刺客团」，并在 1258年攻占回教徒的首都巴格达，城中十万民居被屠杀。1260年，埃及的阿拉伯奴隶兵(高级的奴隶兵，为回教军队的一种)在今天的以色列打败蒙古人，结束了蒙古人对回教和圣城的威胁。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他在1279年完全占领中国，并建立元朝。曾经在1274年和1281年两度企图入侵日本，却被季风吹翻舰队，导致重大的损失。1294年，忽必烈死于中国，蒙古的政权自此在亚洲和其他地区衰落。1368年，建立于的中国的元朝被明朝推翻。在1370年代，一个具有土耳其和蒙古血统的战士，宣称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争取在中亚地区的蒙古领导权，企图恢复蒙古帝国。此人名叫添穆仑 (意即「瘤子」添穆，欧洲人称之为帖木儿，亚洲人称之为毁灭王子)，凭藉十万名以骑兵为主的大军，横扫俄罗斯与波斯，以回教徒为主要攻击目标。1398 年，他洗掠德里，屠杀当地居民达十万人，随后并转往西方，在叙利亚打败埃及的阿拉伯奴隶兵。1402年，他在今天的安卡拉附近打败大批的奥图曼帝国土耳其军队，但随即折返。1405年，他发动军队入侵中国，却在同年死于征途之中。他喜欢掠夺财富和发动大规模的屠杀，但在位期间却没有考虑过设置一个稳定的政府，因此，在他死后，由儿子们所继承瓜分的广大国土便很快地四分五裂。 公元11世纪，他们结成了以塔塔尔为首的联盟，强大一时，因此，“塔塔尔”，或“鞑靼”（音达达）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后来西方通常就将蒙古泛称为鞑靼。宋、辽、金时代，还把漠北的蒙古部称为黑鞑靼，漠南的蒙古部称为白鞑靼。有时也用鞑靼泛称中国北方各民族。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也就由原来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在汉文史籍中就统称他们为“蒙古”。 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许多部，后来，按照所居地域逐渐形成为三大部分，即：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三省的蒙古人称为漠南蒙古，亦即科尔沁部；分布在今蒙古国境内的蒙古称为漠北蒙古，亦即喀尔喀部，分布在新疆、青海和甘肃一带的蒙古称为漠西蒙古，亦即卫拉特部，也称为厄鲁特（额鲁特）蒙古。
【社会经济】
十至十三世纪，蒙古高原各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草原游牧部落和森林狩猎部落。草原游牧部落主要从事畜牧业，森林部落主要从事狩猎，也进行采集和捕鱼。实际上，不是所有的部落都可以明确地归为森林部落或草原部落。有的森林部落正在向草原部落过渡，而草原部落则又往往继续从事狩猎活动。这种复杂的情况反映了从森林狩猎部落到草原游牧部落的历史发展过程。 1 畜牧业 这是草原部落经济的主要部门，生活的主要来源。游牧民饲养羊、牛、马，有的部落还养骆驼。牛、羊的肉与牛、马的奶和奶制品是主要的食物。牲畜的皮可制衣服，毛可制成毡毯与绳线，是制作毡帐的主要材料。马是主要交通工具，牛也用来拉车。 逐水草放牧是游牧民的主要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季节，为了适应放牧的需要，他们要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作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各个部落都有大致固定的地域，牧民们每年冬夏，沿着习惯形成的路线在牧地间迁移。 2 狩猎业 这是森林部落经济的主要部门。狞猎民居住在用木头和桦树皮搭盖的棚子里。他们穿的是兽皮，吃的是野牛、野羊肉。冬季出猎时，他们使用一种滑雪板，名为"察纳"，也叫"木马"，在山林中飞快地追逐野兽。猎获物则放在雪橇上，每橇可装载数千斤，运送很方便。狩猎在游牧民的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狩猎的方式主要是集体围猎，常以部族为单位联合举行。狩猎的季节多在冬季，"凡打猎时,常食所猎之物，则少杀羊"，狩猎是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 3手工业 当时已产生为游牧经济服务的家庭手工业。手工业的分工主要有木匠、车匠、铁匠和弓匠，产品主要是车、马具、弓箭、刀剑、甲胄、毛毡等等。金代铁钱大量流入蒙古后，蒙古人便毁钱铸铁，制造工具。据文献记载，冗良合人善于锻铁。车是游牧民的重要交通工具，当时造车手工业很发达，可以制造载运整个帐幕的大型车辆，由多头牲畜挽曳。一般贫困牧民也拥有车辆。奶制品和皮革加工产品，一般也是个体家庭的牧民自己制造的。 4 交换 游牧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换和贸易的进步。辽朝时，草原诸部以牛羊马驼和皮毳等物与辽进行交换，换取绢帛、铁器等生产工具和日用品。金朝与革职诸部继续保协交换关系，在边境指定的地点进行互市。部落首领通过入贡的方式保持同中原王朝的交换关系。与邻境的交换多由西城商人进行，这些商人来往于草原各部，沟通了游牧民和定居农业人民的贸易联系。 5 农业 在蒙古地区也出现了少量的农业。辽朝在今海拉尔地区、克鲁伦河流域移民屯田，兴修城镇，发展了农业。在邻近汉族、契丹族和女真族农业地区的部落中，如汪古部和弘吉刺部，已有粗放的农业。元代蒙古族社会经济 1 畜牧业 畜牧业是蒙古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蒙古建国后，牧区的人口不断增长。元世祖至元末年，从漠北流亡到今内蒙古、山西等地的人口达七十余万。武宗初年，从西北诸王归附的贫民有八十六万八千户。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到元朝中期，蒙古族的人口有较大增长。据《史集》记载，到十四世纪初，蒙古大汗属下的蒙古各千户军队，由于人口繁殖而增加了两倍。人口的增长，标志着畜牧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 蒙古建国后，特别重视畜牧业。窝阔台时，指令在各千户内选派嫩秃赤(管理牧场的人)专管牧场的分配和使用。为了扩大牧场，经常派人在漠北打井，开发无水草原。国家为了保护牧场。颁布了严格的禁令：草生而掘地、遗火烧毁牧场，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元朝建立后，逐步建立了管理畜牧业的机构。太仆寺专管牧业，下辖十四个官牧场。"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牧场上的牧人称为哈赤、哈剌赤，按千户、百户组织管理，父子相承服役。太仆寺官每年秋季前去检查登记，造册备案。 官牧场都设在水草丰美的地区。上都官牧场，规模很大。元政府经常从这里调运大批牲畜，以满足军需和民用。例如，延佑七年二月，调上都等路的"官牧羊马牛驼给朔方民户"秋末冬初，上都等地的牲畜驱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放牧，这些地区要负担饲马的刍粮和饲草。 元政府还将一部分草原分给蒙古诸王、贵族，作为他们的牧地。他们拥有大量的牲畜，如弘吉剌部的贵族竹温台"善牧养，畜马牛羊累巨万"。博罗欢有"马成群。"仁宗时，北方遭风雪灾，贾昔剌"出私家马二百匹以为助"。 在牧区，"人以孳畜多寡为贫富"。1324年(泰定元年)，元政府规定一个区别蒙古牧民穷富的标准：凡有马、骆驼二十匹、羊五十只的牧户，就不算贫困户，如让他们充当站户，政府不再补买牲畜救济。可见，这类牧户属于中等之家，如低于此数就是贫困牧户了。从这条史料，大体上也可以看出个体牧户占有牲畜的数量。 2 渔猎业 渔猎是牧业经济的补充。蒙古贵族把狩猎视为"国之大事"。元朝皇帝和诸王、贵族继承古代氏族共同狩猎的传统，每年率领军队和牧民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每年春天，元朝皇帝常到大都东南的柳林，用放鹰隼的办法捕捉水鸟和野兽，称作"飞放"。每年夏秋到上都避暑，也要举行一系列狩猎活动。 除蒙古贵族的狩猎活动外，狩猎在蒙古游牧民的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捕猎期间，他们多吃猎获的野物，很少杀羊。贝加尔湖等地区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他们使用驯鹿作交通工具，当地盛产的貂皮、兽皮和鹰鹘，是运往内地的名贵物产。 近水居住的牧民也从事渔猎。贝尔湖、达里诺尔及克鲁伦河、土拉河等，都产鱼，可供牧民猎取。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边民乏食忽必烈令运去渔网，使取鱼自给。武宗时西北诸王部民来归者百数十万，朝廷教近水者取鱼以食，四年之间，共调去鱼网三千。 3 农业 成吉思汗建国后，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漠北的农业也得到发展。经营的方式主要是屯田。成吉思汗命镇海率万余降民在阿鲁欢地区屯田，建立了称海城。忽必烈时期，为解决驻军的粮食需要，继续开发和扩大在漠北地区的屯田。1274年(至元十一年)，开始在和林屯田，到武宗时，年产粮食九万余石。1295年 (元贞元年)，成宗调拔军队在称海屯田，到武宗初年，年产粮食二十万斛。多年经营和发展，使和林、称海成为漠北两大屯田中心。同时，元政府在五条河、杭爱山、谦谦州、吉利吉思等地也有屯田。屯田的主要劳力是汉族士兵，农具和耕牛来自中原地区。 少数蒙古族人民也经营农业。1272年(至元九年)，元政府令由蒙古军组成的拔都军在克鲁沦河附近开渠耕田。1319年(延佑六年)，元仁宗派蒙古军五千人和晋王部属贫民二千人屯田称海。武宗时，岭北行省左远相哈剌哈孙，曾选择军士中通晓农事者教蒙古各部落从事耕种。 元朝时，漠南地区的弘吉剌、亦乞列思等部都出现了种田户。从事农业的汪古人，被称为"种田白达达。"在亦集乃路、兀剌海路都有种田的农民。应昌路屯田的规模很大，每年可籴粮近一万石，是北方储粮基地之一。元政府在亦集乃路屯田，在合即渠扩大耕地达九千余亩。 4 手工业 在漠北地区，官营手工业主要集中在和林、称海等地。工匠主要来自中原汉地，也有来自中亚、波斯和西欧的匠人。他们为蒙古统治者建造宫室，制造各种奢侈用品。据考古发掘的报道，在和林发现十座冶炼炉和大量金属制造品，当地烧造的陶瓷器也很多，一些瓷器上刻有汉族工匠的姓名。蒙古建国后，陆续派汉族工匠到谦谦州生产武器、丝织品，元朝还派人向当地人传授制陶、铁冶和造船等项技术。 漠南地区的手工业，主要集中在上都等地。上都的官营手工业，设置了很多管理机构，分别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和上都留守司管辖。上都官手工业的行业很多，主要有制毡业、制革业、制甲业、铁器冶造业、金银制造业等。绝大部分产品，用来满足皇室和官府的需要。 据1293年(至元三十年)的统计，上都有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每年需官粮一万五千二百余石。到元朝中期，仅中政院所属的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即有工匠二千五百多户。这说明随着手工业匠局的增设，工匠的户数也不断增多。 在蒙古诸王、贵族的分地内，如弘吉剌、汪古等部，分别设置了人匠总管府、怯怜口民匠总管府和提领所等机构，属下的各色工匠为他们制作手工业用品。 蒙古牧民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男子制造弓箭、鞍具、车帐、皮革，妇女制作乳酪，缝皮衣、鞋帽，主要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5 城市和商业 窝阔台时兴建的和林城，是漠北的著名城市。蒙哥时，和林城已颇具规模，城内有各族商人聚集的回回区，有汉族工匠聚居的汉人区，有若干所衙署，十二座佛寺和庙宇，两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分别有粮食、车、牛、羊、马的市场。 称海是漠北另一重镇。这里是屯田和驻防重地。忽必烈太子真金和皇侄海山曾带领诸王、大将在此镇守。1307年(大德十一年)，元朝在这里设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 在漠南地区，成吉思汗时期破坏的一些辽、金城堡，元朝时逐渐得到恢复，在各投下领地内还出新的城镇。 1270年(至元七年)，弘吉剌部领主在今达里诺尔附近兴建应昌城。1295年(元贞元年)，又在今翁牛特旗兴建全宁城。 在汪古部领地内，金代在天山县(内蒙古四子王旗)和集宁县(内蒙古集宁市东南)设有同北边互市的榷场，元朝分别为净州路和集宁路的治所。元代又建立了砂井城(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乡)，作为砂井总管府的治所。汪古部在黑水(艾不盖河)北岸修建了一座新城，定名为静安县(今内蒙古达茂旗北鄂伦苏木古城)，后升为静安路。1318年(延佑五年)改名为德宁路。 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在夏州(内蒙古乌审旗南无定河北岸)东北新建了一座察罕脑儿城和宫殿。武宗时，在察罕脑儿设宣慰司都元帅府。 上都是忽必烈新建的一座草原都城。1256年，在刘秉忠的筹划下，选择桓州东、滦水北一块地方修筑城郭宫室。经过三年的营建，建起一个新的城市，定名开平。忽必烈在大都建都后，改开平为上都，作为每年夏初至秋末清暑的夏都。皇城分宫成、皇城和外城三重。皇城与外城周长共有十八、九里。宫城内建有大安阁、水晶殿、穆清阁等宫殿楼阁，外城有蒙古族帐幕式的宫殿失剌斡耳朵。上都的建筑既有中原传统的形制，又有独特的蒙古民族风格，并广泛吸收了当时各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和技巧。皇城是市区，设大小官署和手工业管理机构及匠局多所。还有鳞次栉比的商肆、贵族和平民的住宅、孔庙、佛寺、道观、回回寺等等。上都的交通四通八达，南有四条驿道通大都，北通和林，东通辽阳行省，西从丰州经宁夏、河西走廊可通中亚。 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林、上都都是蒙古地区商业发达的城市。元政府对上都的商业活动采取免税和轻税政策，外地商人纷纷前来贸易。上都有规模颇大的商业区，而且按行业分为各种市。上都、应昌是北方和籴粮食的重要基地，政府根据需要发布收购粮食的命令，商人们自己设法组织运输，将粮食运到指定粮仓交纳，政府支付以现钞或盐引(取盐凭证)。粮食收购价一般较市场价优厚，盐引更是难得之物，所以对商人很有吸引力。从整个蒙古地区来看，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牲畜、皮毛、药材等，输入的主要是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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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蒙古人的起源，众说纷纭。何健民译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序云：“在目前计有十一说：一为神话说，二为汉族说，三为室韦说，四为狼鹿相配说，五为西藏说，六为蒙难说，七为非纯粹之突厥说，八为鞑靼说，九为混种说，十为突厥说，十一为匈奴说是也”。各有所据，又都以偏概全。 如果不了解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理解民族的信仰系统，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单纯的学术研究很难阐明民族的起源与认同。 “蒙兀室韦”始见于《唐书》。屠寄《蒙兀儿史记》开宗明义将室韦作为蒙古的族源。王国维、林干等肯定或支持蒙古室韦说。张久和进行了系统论证，蒙古室韦说成了学术界较流行的一家之说。 但是蒙古族老百姓似乎不知道“室韦”为何物。蒙古室韦说解释不了狼图腾和游牧生活方式的来源，说明不了成吉思汗可能是突厥人的事实。这样就腰斩了蒙古民族的整个历史。不少蒙古人愿意追认突厥、匈奴，乃至北狄为祖先。 《蒙古族简史》将蒙古族兴起以前的匈奴与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鹃、契丹、女真做了介绍，认为它们对蒙古族的形成都有影响。《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从石器时代“原始公社制度”一直写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1954年，被认为是关于蒙古人民历史的一部好书。麦高文《中亚古国史》和西诺尔主编的《剑桥内亚古代史》实质上是蒙古族史前史，而格鲁塞《草原帝国》是一部蒙古族通史。因此，亦邻真从中国北方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来研究蒙古族族源是十分明智的。 蒙古族或游牧民族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拉施特致力于编撰以蒙古族为中心的人类史，《史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当之无愧的亚欧历史百科全书。其中第一编《蒙古史》最有价值，第二编《亚欧各国史》、第三编《世系谱》和第四编《地理志》不是过于简略就是没有完成。蒙古人是大红花，突厥人、中国人、犹太人、富浪人(欧洲)、印度人都是小小的绿叶而已。他没有也不可能阐明蒙古族在人类史上的合适地位，只是表明了蒙古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编撰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给予了蒙古以适当的重视，大体反映了蒙古在中亚史或世界史中的地位。蒙古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应该从长时段和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虑其动态和变迁。 在人类起源迁徙的大背景日益清晰的今天，在正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二十一世纪追溯族源并不是追求民族的独特性，而是考证民族与人类的关系。任何民族独立起源的学说都是主观的追求，经不起科学的分析和检验。因此我们不能赞成蒙古族起源于某地某族的简单说法，那都是蒙古族孕育和发展过程中的环节。鉴于目前的科学研究状况，关于蒙古族源我们可以大略概述如下：构成蒙古族基础的原蒙古人可以通过室韦、鞑靼追溯到鲜卑、东胡，大体上属于蒙古人种，而蒙古人种大约在五万年前经东南亚进入中国逐渐分布于蒙古草原和附近地区，相当一部分蒙古族特别是成吉思汗家族可以由突厥追溯到匈奴、斯基泰，大体上源于印欧人，而印欧人种大约四千年前开始陆续进入东亚。蒙古族狼图腾与天崇拜、游牧传统及相应的文化来源于突厥、匈奴，其鹿图腾与萨满教、定居文化传统来源于室韦、鲜卑或东胡。其语言亦是由通古斯语与突厥语混合而成。简言之，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分别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和北侧进入东亚，从南方进入的一支称之为蒙古人种，发明了定居农业生活方式，从北方进入的称之为印欧人种，形成了游牧生活方式，二者在蒙古草原相遇，孕育了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蒙古族源。
【历史】
公元12世纪，蒙古人已经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等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并分衍出乞颜、札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此外，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尔、翁吉剌、蔑儿乞、斡变剌、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它们大小不等，经济文化发展亦不平衡。游牧在草原上的被称作“有毡帐的百姓”，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在森林地带的被称作“林木中的百姓”，主要从事渔猎业。 蒙古人是来自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是凶猛的战士，打败牧地上的每一个敌人，并侵袭在东方和南方已开发的文明。从十三世纪开始，蒙古的部落在统一之后，即展开对外征战，蒙古人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由于所到之处均造成大量的死亡和破坏，因此被视为“魔鬼的骑兵”。蒙古人居住在今天蒙古贝加尔湖的南面平原。在顶盛时期，他们的帝国东起自韩国并跨越亚洲边界，直侵俄罗斯在欧洲的土地，远至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他们占有大部份的小亚细亚、今天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藏、部份的印度与缅甸、整个中国与部份的越南。在十三世纪初年，蒙古的部落是由铁木真所统一。铁木真又名成吉思汗(即最强大的统治者意思)，他的野心是统治所有海内(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土地，而这个目的也几乎达成了。起初，他只有大约二万五千个战士，尔后则透过征服其他游牧民族来增强实力，并在1211年攻击中国的北方。他在1215年攻占北京，这场战役造成三千万的中国人丧生。其后蒙古人转往西方，在1220年时，夺取在丝绸之路上最大的贸易城市布克哈拉，整个个城市被夷为平地，居民亦惨遭屠杀。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其子阔实鲁完成中国北部的征服，继续向欧洲推进。他在1240年攻毁基辅并向匈牙利进攻。阔实鲁在1241年死于征途中，迫使大军立即折回以解决继承的问题。当蒙古的统治者把军事焦点集中在中东和中国时，欧洲地区得以稍事喘息。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消灭了回教的「刺客团」，并在 1258年攻占回教徒的首都巴格达，城中十万民居被屠杀。1260年，埃及的阿拉伯奴隶兵(高级的奴隶兵，为回教军队的一种)在今天的以色列打败蒙古人，结束了蒙古人对回教和圣城的威胁。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他在1279年完全占领中国，并建立元朝。曾经在1274年和1281年两度企图入侵日本，却被季风吹翻舰队，导致重大的损失。1294年，忽必烈死于中国，蒙古的政权自此在亚洲和其他地区衰落。1368年，建立于的中国的元朝被明朝推翻。在1370年代，一个具有土耳其和蒙古血统的战士，宣称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争取在中亚地区的蒙古领导权，企图恢复蒙古帝国。此人名叫添穆仑 (意即「瘤子」添穆，欧洲人称之为帖木儿，亚洲人称之为毁灭王子)，凭藉十万名以骑兵为主的大军，横扫俄罗斯与波斯，以回教徒为主要攻击目标。1398 年，他洗掠德里，屠杀当地居民达十万人，随后并转往西方，在叙利亚打败埃及的阿拉伯奴隶兵。1402年，他在今天的安卡拉附近打败大批的奥图曼帝国土耳其军队，但随即折返。1405年，他发动军队入侵中国，却在同年死于征途之中。他喜欢掠夺财富和发动大规模的屠杀，但在位期间却没有考虑过设置一个稳定的政府，因此，在他死后，由儿子们所继承瓜分的广大国土便很快地四分五裂。 公元11世纪，他们结成了以塔塔尔为首的联盟，强大一时，因此，“塔塔尔”，或“鞑靼”（音达达）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后来西方通常就将蒙古泛称为鞑靼。宋、辽、金时代，还把漠北的蒙古部称为黑鞑靼，漠南的蒙古部称为白鞑靼。有时也用鞑靼泛称中国北方各民族。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也就由原来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在汉文史籍中就统称他们为“蒙古”。 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许多部，后来，按照所居地域逐渐形成为三大部分，即：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三省的蒙古人称为漠南蒙古，亦即科尔沁部；分布在今蒙古国境内的蒙古称为漠北蒙古，亦即喀尔喀部，分布在新疆、青海和甘肃一带的蒙古称为漠西蒙古，亦即卫拉特部，也称为厄鲁特（额鲁特）蒙古。
【社会经济】
十至十三世纪，蒙古高原各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草原游牧部落和森林狩猎部落。草原游牧部落主要从事畜牧业，森林部落主要从事狩猎，也进行采集和捕鱼。实际上，不是所有的部落都可以明确地归为森林部落或草原部落。有的森林部落正在向草原部落过渡，而草原部落则又往往继续从事狩猎活动。这种复杂的情况反映了从森林狩猎部落到草原游牧部落的历史发展过程。 1 畜牧业 这是草原部落经济的主要部门，生活的主要来源。游牧民饲养羊、牛、马，有的部落还养骆驼。牛、羊的肉与牛、马的奶和奶制品是主要的食物。牲畜的皮可制衣服，毛可制成毡毯与绳线，是制作毡帐的主要材料。马是主要交通工具，牛也用来拉车。 逐水草放牧是游牧民的主要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季节，为了适应放牧的需要，他们要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作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各个部落都有大致固定的地域，牧民们每年冬夏，沿着习惯形成的路线在牧地间迁移。 2 狩猎业 这是森林部落经济的主要部门。狞猎民居住在用木头和桦树皮搭盖的棚子里。他们穿的是兽皮，吃的是野牛、野羊肉。冬季出猎时，他们使用一种滑雪板，名为"察纳"，也叫"木马"，在山林中飞快地追逐野兽。猎获物则放在雪橇上，每橇可装载数千斤，运送很方便。狩猎在游牧民的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狩猎的方式主要是集体围猎，常以部族为单位联合举行。狩猎的季节多在冬季，"凡打猎时,常食所猎之物，则少杀羊"，狩猎是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 3手工业 当时已产生为游牧经济服务的家庭手工业。手工业的分工主要有木匠、车匠、铁匠和弓匠，产品主要是车、马具、弓箭、刀剑、甲胄、毛毡等等。金代铁钱大量流入蒙古后，蒙古人便毁钱铸铁，制造工具。据文献记载，冗良合人善于锻铁。车是游牧民的重要交通工具，当时造车手工业很发达，可以制造载运整个帐幕的大型车辆，由多头牲畜挽曳。一般贫困牧民也拥有车辆。奶制品和皮革加工产品，一般也是个体家庭的牧民自己制造的。 4 交换 游牧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换和贸易的进步。辽朝时，草原诸部以牛羊马驼和皮毳等物与辽进行交换，换取绢帛、铁器等生产工具和日用品。金朝与革职诸部继续保协交换关系，在边境指定的地点进行互市。部落首领通过入贡的方式保持同中原王朝的交换关系。与邻境的交换多由西城商人进行，这些商人来往于草原各部，沟通了游牧民和定居农业人民的贸易联系。 5 农业 在蒙古地区也出现了少量的农业。辽朝在今海拉尔地区、克鲁伦河流域移民屯田，兴修城镇，发展了农业。在邻近汉族、契丹族和女真族农业地区的部落中，如汪古部和弘吉刺部，已有粗放的农业。元代蒙古族社会经济 1 畜牧业 畜牧业是蒙古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蒙古建国后，牧区的人口不断增长。元世祖至元末年，从漠北流亡到今内蒙古、山西等地的人口达七十余万。武宗初年，从西北诸王归附的贫民有八十六万八千户。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到元朝中期，蒙古族的人口有较大增长。据《史集》记载，到十四世纪初，蒙古大汗属下的蒙古各千户军队，由于人口繁殖而增加了两倍。人口的增长，标志着畜牧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 蒙古建国后，特别重视畜牧业。窝阔台时，指令在各千户内选派嫩秃赤(管理牧场的人)专管牧场的分配和使用。为了扩大牧场，经常派人在漠北打井，开发无水草原。国家为了保护牧场。颁布了严格的禁令：草生而掘地、遗火烧毁牧场，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元朝建立后，逐步建立了管理畜牧业的机构。太仆寺专管牧业，下辖十四个官牧场。"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牧场上的牧人称为哈赤、哈剌赤，按千户、百户组织管理，父子相承服役。太仆寺官每年秋季前去检查登记，造册备案。 官牧场都设在水草丰美的地区。上都官牧场，规模很大。元政府经常从这里调运大批牲畜，以满足军需和民用。例如，延佑七年二月，调上都等路的"官牧羊马牛驼给朔方民户"秋末冬初，上都等地的牲畜驱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放牧，这些地区要负担饲马的刍粮和饲草。 元政府还将一部分草原分给蒙古诸王、贵族，作为他们的牧地。他们拥有大量的牲畜，如弘吉剌部的贵族竹温台"善牧养，畜马牛羊累巨万"。博罗欢有"马成群。"仁宗时，北方遭风雪灾，贾昔剌"出私家马二百匹以为助"。 在牧区，"人以孳畜多寡为贫富"。1324年(泰定元年)，元政府规定一个区别蒙古牧民穷富的标准：凡有马、骆驼二十匹、羊五十只的牧户，就不算贫困户，如让他们充当站户，政府不再补买牲畜救济。可见，这类牧户属于中等之家，如低于此数就是贫困牧户了。从这条史料，大体上也可以看出个体牧户占有牲畜的数量。 2 渔猎业 渔猎是牧业经济的补充。蒙古贵族把狩猎视为"国之大事"。元朝皇帝和诸王、贵族继承古代氏族共同狩猎的传统，每年率领军队和牧民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每年春天，元朝皇帝常到大都东南的柳林，用放鹰隼的办法捕捉水鸟和野兽，称作"飞放"。每年夏秋到上都避暑，也要举行一系列狩猎活动。 除蒙古贵族的狩猎活动外，狩猎在蒙古游牧民的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捕猎期间，他们多吃猎获的野物，很少杀羊。贝加尔湖等地区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他们使用驯鹿作交通工具，当地盛产的貂皮、兽皮和鹰鹘，是运往内地的名贵物产。 近水居住的牧民也从事渔猎。贝尔湖、达里诺尔及克鲁伦河、土拉河等，都产鱼，可供牧民猎取。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边民乏食忽必烈令运去渔网，使取鱼自给。武宗时西北诸王部民来归者百数十万，朝廷教近水者取鱼以食，四年之间，共调去鱼网三千。 3 农业 成吉思汗建国后，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漠北的农业也得到发展。经营的方式主要是屯田。成吉思汗命镇海率万余降民在阿鲁欢地区屯田，建立了称海城。忽必烈时期，为解决驻军的粮食需要，继续开发和扩大在漠北地区的屯田。1274年(至元十一年)，开始在和林屯田，到武宗时，年产粮食九万余石。1295年 (元贞元年)，成宗调拔军队在称海屯田，到武宗初年，年产粮食二十万斛。多年经营和发展，使和林、称海成为漠北两大屯田中心。同时，元政府在五条河、杭爱山、谦谦州、吉利吉思等地也有屯田。屯田的主要劳力是汉族士兵，农具和耕牛来自中原地区。 少数蒙古族人民也经营农业。1272年(至元九年)，元政府令由蒙古军组成的拔都军在克鲁沦河附近开渠耕田。1319年(延佑六年)，元仁宗派蒙古军五千人和晋王部属贫民二千人屯田称海。武宗时，岭北行省左远相哈剌哈孙，曾选择军士中通晓农事者教蒙古各部落从事耕种。 元朝时，漠南地区的弘吉剌、亦乞列思等部都出现了种田户。从事农业的汪古人，被称为"种田白达达。"在亦集乃路、兀剌海路都有种田的农民。应昌路屯田的规模很大，每年可籴粮近一万石，是北方储粮基地之一。元政府在亦集乃路屯田，在合即渠扩大耕地达九千余亩。 4 手工业 在漠北地区，官营手工业主要集中在和林、称海等地。工匠主要来自中原汉地，也有来自中亚、波斯和西欧的匠人。他们为蒙古统治者建造宫室，制造各种奢侈用品。据考古发掘的报道，在和林发现十座冶炼炉和大量金属制造品，当地烧造的陶瓷器也很多，一些瓷器上刻有汉族工匠的姓名。蒙古建国后，陆续派汉族工匠到谦谦州生产武器、丝织品，元朝还派人向当地人传授制陶、铁冶和造船等项技术。 漠南地区的手工业，主要集中在上都等地。上都的官营手工业，设置了很多管理机构，分别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和上都留守司管辖。上都官手工业的行业很多，主要有制毡业、制革业、制甲业、铁器冶造业、金银制造业等。绝大部分产品，用来满足皇室和官府的需要。 据1293年(至元三十年)的统计，上都有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每年需官粮一万五千二百余石。到元朝中期，仅中政院所属的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即有工匠二千五百多户。这说明随着手工业匠局的增设，工匠的户数也不断增多。 在蒙古诸王、贵族的分地内，如弘吉剌、汪古等部，分别设置了人匠总管府、怯怜口民匠总管府和提领所等机构，属下的各色工匠为他们制作手工业用品。 蒙古牧民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男子制造弓箭、鞍具、车帐、皮革，妇女制作乳酪，缝皮衣、鞋帽，主要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5 城市和商业 窝阔台时兴建的和林城，是漠北的著名城市。蒙哥时，和林城已颇具规模，城内有各族商人聚集的回回区，有汉族工匠聚居的汉人区，有若干所衙署，十二座佛寺和庙宇，两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分别有粮食、车、牛、羊、马的市场。 称海是漠北另一重镇。这里是屯田和驻防重地。忽必烈太子真金和皇侄海山曾带领诸王、大将在此镇守。1307年(大德十一年)，元朝在这里设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 在漠南地区，成吉思汗时期破坏的一些辽、金城堡，元朝时逐渐得到恢复，在各投下领地内还出新的城镇。 1270年(至元七年)，弘吉剌部领主在今达里诺尔附近兴建应昌城。1295年(元贞元年)，又在今翁牛特旗兴建全宁城。 在汪古部领地内，金代在天山县(内蒙古四子王旗)和集宁县(内蒙古集宁市东南)设有同北边互市的榷场，元朝分别为净州路和集宁路的治所。元代又建立了砂井城(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乡)，作为砂井总管府的治所。汪古部在黑水(艾不盖河)北岸修建了一座新城，定名为静安县(今内蒙古达茂旗北鄂伦苏木古城)，后升为静安路。1318年(延佑五年)改名为德宁路。 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在夏州(内蒙古乌审旗南无定河北岸)东北新建了一座察罕脑儿城和宫殿。武宗时，在察罕脑儿设宣慰司都元帅府。 上都是忽必烈新建的一座草原都城。1256年，在刘秉忠的筹划下，选择桓州东、滦水北一块地方修筑城郭宫室。经过三年的营建，建起一个新的城市，定名开平。忽必烈在大都建都后，改开平为上都，作为每年夏初至秋末清暑的夏都。皇城分宫成、皇城和外城三重。皇城与外城周长共有十八、九里。宫城内建有大安阁、水晶殿、穆清阁等宫殿楼阁，外城有蒙古族帐幕式的宫殿失剌斡耳朵。上都的建筑既有中原传统的形制，又有独特的蒙古民族风格，并广泛吸收了当时各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和技巧。皇城是市区，设大小官署和手工业管理机构及匠局多所。还有鳞次栉比的商肆、贵族和平民的住宅、孔庙、佛寺、道观、回回寺等等。上都的交通四通八达，南有四条驿道通大都，北通和林，东通辽阳行省，西从丰州经宁夏、河西走廊可通中亚。 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林、上都都是蒙古地区商业发达的城市。元政府对上都的商业活动采取免税和轻税政策，外地商人纷纷前来贸易。上都有规模颇大的商业区，而且按行业分为各种市。上都、应昌是北方和籴粮食的重要基地，政府根据需要发布收购粮食的命令，商人们自己设法组织运输，将粮食运到指定粮仓交纳，政府支付以现钞或盐引(取盐凭证)。粮食收购价一般较市场价优厚，盐引更是难得之物，所以对商人很有吸引力。从整个蒙古地区来看，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牲畜、皮毛、药材等，输入的主要是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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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梅克蒙古人流放西伯利亚的史
卡尔梅克人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少数民族。卡尔梅克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卡尔梅克族有人口17. 4 万(1989 年) ,主要居住在位于伏尔加河下游右岸地区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境内,一小部分居住在阿斯特拉罕州、罗斯托夫州等地。卡尔梅克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卡尔梅克人信奉喇嘛教。
一
卡尔梅克人本是中国蒙古族的一支,自称卫拉特人,而卡尔梅克这个族名源于突厥语,是突厥人对自称卫拉特人的称谓,是他称,不是自称[1 ] 。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明末清初,蒙古族大体由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组成。漠西蒙古也叫西蒙古,清代称之为厄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卫拉特蒙古分四部: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卫拉特四部的主要游牧地是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7 世纪20 年代末,为寻求新的牧地和摆脱因牧地紧张而引起的各部纷争,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其部族以及部分杜尔伯特与和硕特牧民离开故土向西迁徙。他们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当时尚未被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里他们开拓建置,劳动生息,创立起游牧民族的汗庭,维持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政权。随着俄国势力迅速扩张,对土尔扈特的压迫日益加紧。为了摆脱俄国的控制,1771 年渥巴锡率伏尔加河左岸的土尔扈特部冲破俄军的追击围堵,长途跋涉返回祖国。土尔扈特部东归的伟大壮举证明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2 ] 。
因种种原因伏尔加河右岸的杜尔伯特部和少量土尔扈特与和硕特牧民未能渡河随渥巴锡返回祖国。他们的后裔构成今天俄罗斯联邦卫拉特蒙古人的主体,当地人称他们为卡尔梅克人。在沙皇俄国统治下卡尔梅克人作为“异族人”备受欺凌,社会发展缓慢,人口增长率极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卡尔梅克人获得新生。根据列宁的民族自治政策,于1920 年11 月4 日成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 年10 月20 日升格为自治共和国。根据人口统计资料,1929 年苏联有卡尔梅克人13. 2 万人,1939 年有13. 44 万人[3 ] (其中约11 万人居住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占人口总数的48. 6 %) 。
十月革命根本改变了卡尔梅克人的命运,使他们从封建游牧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至卫国战争前夕,卡尔梅克人在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等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 —1937 年) 卡尔梅克人转入定居,从而结束了游牧和半游牧生活。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创立了地方工业,修建了公路,形成了工人阶级队伍。政府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经过努力基本扫除了文盲,建立了初等和中等学校,还有了自己的大学,普及了七年制教育,民族知识分子也成长起来,破天荒出现了科学研究机构[4 ] 。卡尔梅克人的传统经济部门———畜牧业实现了集体化。1943 年12 月自治共和国内集体农庄有牛93161 头、羊2383711 只、马7476 匹、骆驼2308 峰、犍牛8316 头。
卫国战争开始后,卡尔梅克人踊跃参军,在8 个月期间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有2 万多人参加红军,其中25 %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卡尔梅克人为前线提供大量装备品和粮食,为建立“苏维埃卡尔梅克”坦克纵队捐献783 万卢布。
随着战事的进展,德军开始扑向伏尔加河流域。1942 年8 月12 日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失守,它的13 个乌鲁斯中有5 个被德军占领,有3 个被部分占领。在被占领土上侵略者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拒绝为德国鬼子工作的、不满于法西斯统治的人被施以酷刑,甚至枪杀。据不完全统计,在西乌鲁斯有79 人被杀,在埃利斯塔有800 多人被杀。在卡尔梅克领土上共有约2 万和平居民和苏军战俘被杀害或折磨致死,但是卡尔梅克人没有屈服,他们在敌人后方建立了13 支游击队,抵抗德国占领者[5 ] 。同时,红军中的卡尔梅克人指战员勇敢地战斗在卫国战争的各战线。在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在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远东战役中都有卡尔梅克人的身影。他们中许多人因功受奖,荣获各种勋章。
与广大卡尔梅克人英勇抵抗和斗争的同时,一小撮卡尔梅克人背叛祖国,投靠占领军。这些民族败类成立骑兵队,配合德军追剿游击队,实行白色恐怖。他们摧毁集体农庄,杀害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工作者,例如,以Б·奥格达诺夫为首的骑兵队有将近1500 人,在1942 年11 月它打垮了O·博尔德列夫指挥的游击队,它还摧残了22 名红军战俘。在萨尔平斯克区活动的卡尔梅克叛国分子杀害了46 名游击队员。有些喇嘛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为叛国分子的恐怖活动推波助澜。但通敌者毕竟只占卡尔梅克人口的极少数,并且只在个别地区比较猖獗。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小撮反动分子煽动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为在肃反和集体化运动中斯大林的极左政策曾伤害了广大卡尔梅克人的民族感情,使一些人产生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加上卡尔梅克人曾长期遭受沙俄的压迫和剥削,对俄罗斯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样一来,当有人打出从俄罗斯人统治下解放卡尔梅克民族的旗号时,极易在同胞中引起共鸣,因此出现少数人同占领当局合作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德军在卡尔梅克的败退,叛国通敌集团也面临灭顶之灾。1943 年6 月12 —15 日举行的联共(布) 卡尔梅克组织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迅速消灭拒不放下武器的叛国通敌分子。党和苏维埃组织在群众中加强政治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叛国通敌分子。当年秋天他们被基本肃清。
二
正当卡尔梅克人为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而努力工作时,苏联最高决策部门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迁移计划。少数人通敌的罪行被强加到整个民族头上。在斯大林、贝利亚眼中,卡尔梅克人普遍与占领者合作,出卖祖国利益,于是一个惩罚整个民族的行动计划出笼了。
1943 年10 月中旬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第1118 —346 号决议,责成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在两周内完成接收和安置卡尔梅克特种移民的准备工作。1943 年12 月27 日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关于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和建立俄罗斯联邦阿斯特拉罕州的命令》。1943 年12 月2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第1432 —425 号绝密决议《: 关于迁移卡尔梅克人到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的决议》[6 ] 。决议认为,在卡尔梅克发生了普遍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红军的斗争,驱逐行动是“解决与卡尔梅克人的族际冲突的手段。”
迁移行动的总指挥是伊凡诺沃州内务局局长、国家安全少将马尔克耶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出军官2975 名去卡尔梅克,内务部队第3 摩托化步兵团等部队参加了迁移行动。强制迁移整个卡尔梅克民族的行动在1943 年12 月28 —31日进行。按计划军事人员封锁了卡尔梅克人的乌鲁斯,设置了路卡、观察哨,并逐户清理卡尔梅克人。根据1944 年1 月2 日贝利亚致斯大林的报告,三天内共发出装运卡尔梅克人的列车46 列,迁移人数为93139 人(26359 户) 。行动中共逮捕750 名卡尔梅克人,他们是土匪、德国占领者的帮凶及其他反苏维埃分子
由于迁移行动过于匆忙,各部门动作不够协调,经常发生混乱,致使个别移民列车不能到达预定地点,因此各地区实际接收移民情况与原计划有些出入。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营管理局的报告,1944 年2 月初各地实际接收移民数量如下[7 ] :
阿尔泰边疆区 22212 人 6167 户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24998 人7525 户
新西伯利亚州 16436 人5435 户
鄂木斯克州 27069 人8353 户
托木斯克州 1848 人660 户
哈萨克共和国 2268 人648 户
移民列车约需运行十余天才能到达西伯利亚的移居地。一路上因疾病、冻饿而死的移民较多。根据新西伯利亚州、鄂木斯克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内务机关的报告,途中移民死亡人数分别为193 人、312 人、826 人[8 ] ,则总的死亡率为2 %。另据苏联卫生人民委员Г·A·米杰列夫的报告,46 列移民列车的5 列死亡人数分别为:
393 次 76 人
394 次 48 人
398 次 57 人
412 次 31 人
428 次 22 人
按每列车2025 人计算,平均死亡率为2. 3 % ,与上述2 %相差无几。据此可以断定,2 %左右的死亡率基本反映了全部移民迁移途中的状况,进而也较有说服力地证明有的著作过高估计了特种移民在迁移途中的死亡人数[9 ] 。
象迁移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迁移卡尔梅克民族主体之后,又着手迁移漏网者和散居在其它地区的卡尔梅克人。根据1944 年3 月1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5475 号文件和1944年3 月14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00276 号文件,把罗斯托夫州的卡尔梅克人迁住鄂木斯克州。1944 年4 月8 日2536 名(753 户) 卡尔梅克人到达鄂木斯克州,路上死亡12 人。
根据1944 年4 月15 日贝利亚签署的命令,1944 年6 月2 —4 日从斯大林格勒州迁移1178名(362 户) 卡尔梅克人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1944 年3 月20 日从阿斯特拉罕驱逐89名卡尔梅克人到鄂木斯克州。此外,还从莫斯科和北高加索等地区迁移零星的卡尔梅克人。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苏联当局竟把在军队中服役,甚至在前线作战的卡尔梅克族官兵强行复员,作为特种移民迁移到西伯利亚等地。1944 —1945 年共复员卡尔梅克族军人4105 名,其中军官57 名,但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有待考证,因为有材料说,1944 年夏天仅在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市就有7000 名“从前线撤下来的”卡尔梅克人在建筑营工作[10 ] 。
卫国战争结束后迁移各地散居的卡尔梅克人的行动仍在进行。1945 —1948 年从罗斯托夫州迁移63 名,从斯大林格勒州迁移190 名。
卡尔梅克人的移居地点有时发生变动,因为有些边远地区急需劳动力。鄂木斯克州内部进行调配,把一部分移民转移到北部地区: 亚马尔一涅涅次区、汉特一曼西区等。
1944 年7 月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鄂木斯克州抽调1000 多名卡尔梅克人去伊尔库次克和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矿区工作。
三
卡尔梅克人在严冬季节背井离乡从伏尔加河下游来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暴风雪。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情况下,荒凉的西伯利亚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人力都很匮乏,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为成千上万的移民建好住房,提供充足的食品和医疗服务。要知道苏联当时不只是迁移了卡尔梅克人,在此前后还迁移了车臣人、印古什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何况有的地方官员还挪用或贪污拨给移民的救济粮、款。卡尔梅克移民经受了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作为特种移民,他们实际上被剥夺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他们的身份证被没收,人身被禁锢在移居地上,被迫在指定的地方劳动,不许离开,每月一次到内务部门登记,移民大多居住在不适于居住的简易房舍里。新西伯利亚州的报告指出,在季米里亚泽夫机械站的一个34 平方米的临时木棚里居住了148 人。对移民的粮食供应不足。迁移初期鄂木斯克州的卡尔梅克人每月只得到6 公斤面粉和马铃薯、1. 5 公斤米。该州内务局报告贝利亚:“因饥饿而浮肿的人比比皆是”。斑疹伤寒等传染病严重危
及移民的生命。1944 年1 月25 日统计,新西伯利亚州的卡尔梅克人病死164 人,一个月后达434 人,3 月上旬又有75 人死去。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卡尔梅克人的死亡率上升。1944 年3 月27 日至4 月5 日的10 天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3 个区就有191 名卡尔梅克人死亡。迁移初期,鄂木斯克州有2063 名卡尔梅克人死去,新西伯利亚州卡尔梅克人的死亡率高达7. 6 %。至1946 年4 月,全部卡尔梅克移民中有14343 人死亡。下面一组数字即表明迁移初期卡尔梅克人死亡率之高,也表明战后他们的状况有所改善[11 ] :
时间 总人数 死亡人数 死亡率%
1944 年第一季度 81294 4205 4. 9
1945 年第一季度 80905 1288 1. 59
1946 年第一季度 79487 566 0. 7
与此同时,卡尔梅克人的出生率大为降低。根据苏联内务部特种移民局的材料,1945年1 月1 日至1950 年12 月31 日卡尔梅克人中死亡15206 人,出生7843 人,人口自然减少7363 人。根据解密文件,1950 年卡尔梅克人移民共计77943 人,1953 年增至79376 人。与迁移之初的93139 相比,无论是在1950 年,还是在1953 年,卡尔梅克人口数量都减少了许多。
四
如上所述,卡尔梅克移民的生活安排状况不能令人满意,这是事实,但从迁移的准备、迁移和安置的全过程来看,苏联党和政府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移民基本生活条件的措施,这也是事实。
迁移行动之前,苏联最高当局通知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做好接收移民准备,主要是建造住房,并规定把移民主要安排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工作。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迁移卡尔梅克人的决定中责成中央有关部门,如农业、保障、卫生等人民委员部采取措施保障移民的生活、健康和工作安置。后来针对出现的严重情况,苏联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一系列决议,要求各地改善卡尔梅克移民的生活和就业状况。
按照中央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移民接收地方当局都采取一定措施改善卡尔梅克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11 在州(边疆区) 和区设立粮食基金,向卡尔梅克人提供粮食帮助,并动用地方储备粮和国家储备粮供应移民。鄂木斯克州从地方储备中拔出66 吨粮食和300 吨马铃薯,苏联人民委员会从国家储备中调拨马铃薯485 吨给阿尔泰边疆区、536 吨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580 吨给鄂木斯克州等,并为上述地区总共拨出面粉580 吨、米175 吨。
21 农业银行向卡尔梅克移民发放专门的长期贷款,用于购买和建造住房。仅1945 年一年国家提供的贷款就达1784. 5 万卢布[12 ] 。
31 分配给卡尔梅克人家庭自留地,使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菜园,如新西伯利亚州分配给卡尔梅克人的自留地总额1945 年达到575 公顷,1946 年增至777 公顷。
41 把迁移时留在原地的部分牲畜归还给卡尔梅克人,如归还牛28175 头。
51 各地都采取措施逐步解决了卡尔梅克人的工作问题。据新西伯利亚1944 年3 月初的材,16463 名卡尔梅克人中有10667 人(3079 户) 被分配到集体农庄,547 人(112 户)到国营农场,170 人到飞机场建设工地,120 人到各区内务机关所属单位。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种移民局1946 年3 月的报告,卡尔梅克人的就业状况如下:
集体农庄 10512 户(31637 人)
国营农场4 337 户(11170 人)
工业企业和建筑工地 14116 户(38890 人)
五
卡尔梅克人忍辱负重在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创业。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劳动成果受到赞誉。秋明国营工业联合工厂的卡尔梅克人个个完成生产任务。亚马尔—涅涅次民族区舒雷什卡尔区从事渔业的卡尔梅克人完成定额的130 % ,有的卡尔梅克人生产队完成捕鱼和加工鱼品定额的160 。雅库特云母工厂的卡尔梅克人中有23 人完成生产定额的180 %。因此不少卡尔梅克人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仅鄂木斯克州别西亚诺夫国营畜牧场就有30 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生产劳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鄂木斯克州的110 名共产党员就是这样[13 ] 。总之,卡尔梅克人的到来给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补充了劳动力,卡尔梅克人为西伯利亚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卡尔梅克人虽然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们只能把不满埋藏在心底。当然也有极少数人以逃亡的方式表示抗议,迁移后的10 个月里在新西伯利亚州先后有139 人逃离。个别的民族知识分子在一些公开场合委婉地说出心中的不平:“按血统、语言的共同性、肤色等判定人有罪,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治生活出现“解冻”。包括卡尔梅克人在内的特种移民纷纷向中央发出申诉信,仅1953 年5 —6 月就达41700 封,1954 年达130582 封。在新形势下苏联当局逐渐放松了对特种移民的管制:发放了身份证、允许外出、允许青年服兵役、摘掉16岁以下儿童的特种移民帽子,遣返特种移民中的外国人,并开始撤销一些少数民族的特种民身份。1956 年3 月17 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撤销处在特种移民中的卡尔梅克人及其家庭成员法律地位上的限制的命令,卡尔梅克人重新获得公民应有的权利。
不久他们开始了返回故土的漫漫途程。1957 年1 月9 日首先恢复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57 年5 月29 日正式恢复了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
长达12 年之久的流放生活,给卡尔梅克民族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在他们心目中苏联和沙俄是划等号的,因为二者都迫害少数民族。他们对大俄罗斯主义深恶痛绝,并愈加对俄罗斯民族不信任。
流放摧毁了卡尔梅克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经济损失不可计数,致使卡尔梅克地区长期不能改变落后面貌。
流放使卡尔梅克人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出现负增长。直到1959 年人口才达到10. 6 万人,与迁移时的人口相当,1970 年才恢复到1939 年的水平(13. 7 万人) 。流放使原本生活在共同地域上的卡尔梅克人分散到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淹没在俄罗斯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加速了被同化的过程。民族传统文化丧失殆尽,民族语言没有用武之地。83. 1 %的卡尔梅克人熟练掌握了俄语(1970 年统计) ,这个比例在苏联各少数民族中是最高的。无怪有识之士惊呼:“西伯利亚的一代人掌握母语很差或者完全不懂自己的母语⋯⋯,如果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再过25 —30 年卡尔梅克语将不复存在[14 ] 。”
岁月悠悠,在卡尔梅克人流放西伯利亚50 周年到来之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关于为卡尔梅克民族恢复名誉的措施》(1993 年12 月25 日) 的总统令,卡尔梅克人流放西伯利亚的痛史终于有了最后的结论。
注释:
[1 ]参见陈伟《: 浅谈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载《世界民族研究学会会刊》,1987 年,
第2 期。
[2 ]参见马妆珩、马大正《: 漂落异域的民族———17 至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1 年。
[3 ]李明滨、郑纲主编《: 苏联概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 年,第375 页。
[4 ]同[1 ] 。
[5 ]《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史纲(社会主义时期) 》,莫斯科,1970 年,第292、296 页。
[6 ]《卡尔梅克人的流放:这是怎样发生的》(文件与资料汇编) ,埃利斯塔,1993 年,第18 —
19 页。
[7 ]H·Ф·布盖《: 贝利亚致斯大林“: 遵照您的指示⋯⋯”》,莫斯科,1995 年,第73 —74 页。
[8 ]同[7 ] 。
[9 ]赵常庆,陈联璧、刘庚岑、董晓阳:《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149 页。
[10 ]同[7 ] ,第78 页。
[11 ]同[7 ] ,第80 页。
[12 ]同[7 ] ,第86 页。
[13 ]同[5 ] ,第319 页。
[14 ]何俊芳《: 论现代卡尔梅克族的语言情势》,载《世界民族》,1997 年,第1 期。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所,副研究员,)
一
卡尔梅克人本是中国蒙古族的一支,自称卫拉特人,而卡尔梅克这个族名源于突厥语,是突厥人对自称卫拉特人的称谓,是他称,不是自称[1 ] 。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明末清初,蒙古族大体由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组成。漠西蒙古也叫西蒙古,清代称之为厄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卫拉特蒙古分四部: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卫拉特四部的主要游牧地是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7 世纪20 年代末,为寻求新的牧地和摆脱因牧地紧张而引起的各部纷争,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其部族以及部分杜尔伯特与和硕特牧民离开故土向西迁徙。他们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当时尚未被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里他们开拓建置,劳动生息,创立起游牧民族的汗庭,维持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政权。随着俄国势力迅速扩张,对土尔扈特的压迫日益加紧。为了摆脱俄国的控制,1771 年渥巴锡率伏尔加河左岸的土尔扈特部冲破俄军的追击围堵,长途跋涉返回祖国。土尔扈特部东归的伟大壮举证明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2 ] 。
因种种原因伏尔加河右岸的杜尔伯特部和少量土尔扈特与和硕特牧民未能渡河随渥巴锡返回祖国。他们的后裔构成今天俄罗斯联邦卫拉特蒙古人的主体,当地人称他们为卡尔梅克人。在沙皇俄国统治下卡尔梅克人作为“异族人”备受欺凌,社会发展缓慢,人口增长率极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卡尔梅克人获得新生。根据列宁的民族自治政策,于1920 年11 月4 日成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 年10 月20 日升格为自治共和国。根据人口统计资料,1929 年苏联有卡尔梅克人13. 2 万人,1939 年有13. 44 万人[3 ] (其中约11 万人居住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占人口总数的48. 6 %) 。
十月革命根本改变了卡尔梅克人的命运,使他们从封建游牧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至卫国战争前夕,卡尔梅克人在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等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 —1937 年) 卡尔梅克人转入定居,从而结束了游牧和半游牧生活。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创立了地方工业,修建了公路,形成了工人阶级队伍。政府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经过努力基本扫除了文盲,建立了初等和中等学校,还有了自己的大学,普及了七年制教育,民族知识分子也成长起来,破天荒出现了科学研究机构[4 ] 。卡尔梅克人的传统经济部门———畜牧业实现了集体化。1943 年12 月自治共和国内集体农庄有牛93161 头、羊2383711 只、马7476 匹、骆驼2308 峰、犍牛8316 头。
卫国战争开始后,卡尔梅克人踊跃参军,在8 个月期间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有2 万多人参加红军,其中25 %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卡尔梅克人为前线提供大量装备品和粮食,为建立“苏维埃卡尔梅克”坦克纵队捐献783 万卢布。
随着战事的进展,德军开始扑向伏尔加河流域。1942 年8 月12 日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失守,它的13 个乌鲁斯中有5 个被德军占领,有3 个被部分占领。在被占领土上侵略者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拒绝为德国鬼子工作的、不满于法西斯统治的人被施以酷刑,甚至枪杀。据不完全统计,在西乌鲁斯有79 人被杀,在埃利斯塔有800 多人被杀。在卡尔梅克领土上共有约2 万和平居民和苏军战俘被杀害或折磨致死,但是卡尔梅克人没有屈服,他们在敌人后方建立了13 支游击队,抵抗德国占领者[5 ] 。同时,红军中的卡尔梅克人指战员勇敢地战斗在卫国战争的各战线。在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在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远东战役中都有卡尔梅克人的身影。他们中许多人因功受奖,荣获各种勋章。
与广大卡尔梅克人英勇抵抗和斗争的同时,一小撮卡尔梅克人背叛祖国,投靠占领军。这些民族败类成立骑兵队,配合德军追剿游击队,实行白色恐怖。他们摧毁集体农庄,杀害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工作者,例如,以Б·奥格达诺夫为首的骑兵队有将近1500 人,在1942 年11 月它打垮了O·博尔德列夫指挥的游击队,它还摧残了22 名红军战俘。在萨尔平斯克区活动的卡尔梅克叛国分子杀害了46 名游击队员。有些喇嘛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为叛国分子的恐怖活动推波助澜。但通敌者毕竟只占卡尔梅克人口的极少数,并且只在个别地区比较猖獗。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小撮反动分子煽动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为在肃反和集体化运动中斯大林的极左政策曾伤害了广大卡尔梅克人的民族感情,使一些人产生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加上卡尔梅克人曾长期遭受沙俄的压迫和剥削,对俄罗斯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样一来,当有人打出从俄罗斯人统治下解放卡尔梅克民族的旗号时,极易在同胞中引起共鸣,因此出现少数人同占领当局合作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德军在卡尔梅克的败退,叛国通敌集团也面临灭顶之灾。1943 年6 月12 —15 日举行的联共(布) 卡尔梅克组织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迅速消灭拒不放下武器的叛国通敌分子。党和苏维埃组织在群众中加强政治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叛国通敌分子。当年秋天他们被基本肃清。
二
正当卡尔梅克人为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而努力工作时,苏联最高决策部门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迁移计划。少数人通敌的罪行被强加到整个民族头上。在斯大林、贝利亚眼中,卡尔梅克人普遍与占领者合作,出卖祖国利益,于是一个惩罚整个民族的行动计划出笼了。
1943 年10 月中旬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第1118 —346 号决议,责成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在两周内完成接收和安置卡尔梅克特种移民的准备工作。1943 年12 月27 日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关于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和建立俄罗斯联邦阿斯特拉罕州的命令》。1943 年12 月2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第1432 —425 号绝密决议《: 关于迁移卡尔梅克人到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的决议》[6 ] 。决议认为,在卡尔梅克发生了普遍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红军的斗争,驱逐行动是“解决与卡尔梅克人的族际冲突的手段。”
迁移行动的总指挥是伊凡诺沃州内务局局长、国家安全少将马尔克耶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出军官2975 名去卡尔梅克,内务部队第3 摩托化步兵团等部队参加了迁移行动。强制迁移整个卡尔梅克民族的行动在1943 年12 月28 —31日进行。按计划军事人员封锁了卡尔梅克人的乌鲁斯,设置了路卡、观察哨,并逐户清理卡尔梅克人。根据1944 年1 月2 日贝利亚致斯大林的报告,三天内共发出装运卡尔梅克人的列车46 列,迁移人数为93139 人(26359 户) 。行动中共逮捕750 名卡尔梅克人,他们是土匪、德国占领者的帮凶及其他反苏维埃分子
由于迁移行动过于匆忙,各部门动作不够协调,经常发生混乱,致使个别移民列车不能到达预定地点,因此各地区实际接收移民情况与原计划有些出入。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营管理局的报告,1944 年2 月初各地实际接收移民数量如下[7 ] :
阿尔泰边疆区 22212 人 6167 户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24998 人7525 户
新西伯利亚州 16436 人5435 户
鄂木斯克州 27069 人8353 户
托木斯克州 1848 人660 户
哈萨克共和国 2268 人648 户
移民列车约需运行十余天才能到达西伯利亚的移居地。一路上因疾病、冻饿而死的移民较多。根据新西伯利亚州、鄂木斯克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内务机关的报告,途中移民死亡人数分别为193 人、312 人、826 人[8 ] ,则总的死亡率为2 %。另据苏联卫生人民委员Г·A·米杰列夫的报告,46 列移民列车的5 列死亡人数分别为:
393 次 76 人
394 次 48 人
398 次 57 人
412 次 31 人
428 次 22 人
按每列车2025 人计算,平均死亡率为2. 3 % ,与上述2 %相差无几。据此可以断定,2 %左右的死亡率基本反映了全部移民迁移途中的状况,进而也较有说服力地证明有的著作过高估计了特种移民在迁移途中的死亡人数[9 ] 。
象迁移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迁移卡尔梅克民族主体之后,又着手迁移漏网者和散居在其它地区的卡尔梅克人。根据1944 年3 月1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5475 号文件和1944年3 月14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00276 号文件,把罗斯托夫州的卡尔梅克人迁住鄂木斯克州。1944 年4 月8 日2536 名(753 户) 卡尔梅克人到达鄂木斯克州,路上死亡12 人。
根据1944 年4 月15 日贝利亚签署的命令,1944 年6 月2 —4 日从斯大林格勒州迁移1178名(362 户) 卡尔梅克人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1944 年3 月20 日从阿斯特拉罕驱逐89名卡尔梅克人到鄂木斯克州。此外,还从莫斯科和北高加索等地区迁移零星的卡尔梅克人。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苏联当局竟把在军队中服役,甚至在前线作战的卡尔梅克族官兵强行复员,作为特种移民迁移到西伯利亚等地。1944 —1945 年共复员卡尔梅克族军人4105 名,其中军官57 名,但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有待考证,因为有材料说,1944 年夏天仅在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市就有7000 名“从前线撤下来的”卡尔梅克人在建筑营工作[10 ] 。
卫国战争结束后迁移各地散居的卡尔梅克人的行动仍在进行。1945 —1948 年从罗斯托夫州迁移63 名,从斯大林格勒州迁移190 名。
卡尔梅克人的移居地点有时发生变动,因为有些边远地区急需劳动力。鄂木斯克州内部进行调配,把一部分移民转移到北部地区: 亚马尔一涅涅次区、汉特一曼西区等。
1944 年7 月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鄂木斯克州抽调1000 多名卡尔梅克人去伊尔库次克和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矿区工作。
三
卡尔梅克人在严冬季节背井离乡从伏尔加河下游来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暴风雪。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情况下,荒凉的西伯利亚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人力都很匮乏,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为成千上万的移民建好住房,提供充足的食品和医疗服务。要知道苏联当时不只是迁移了卡尔梅克人,在此前后还迁移了车臣人、印古什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何况有的地方官员还挪用或贪污拨给移民的救济粮、款。卡尔梅克移民经受了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作为特种移民,他们实际上被剥夺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他们的身份证被没收,人身被禁锢在移居地上,被迫在指定的地方劳动,不许离开,每月一次到内务部门登记,移民大多居住在不适于居住的简易房舍里。新西伯利亚州的报告指出,在季米里亚泽夫机械站的一个34 平方米的临时木棚里居住了148 人。对移民的粮食供应不足。迁移初期鄂木斯克州的卡尔梅克人每月只得到6 公斤面粉和马铃薯、1. 5 公斤米。该州内务局报告贝利亚:“因饥饿而浮肿的人比比皆是”。斑疹伤寒等传染病严重危
及移民的生命。1944 年1 月25 日统计,新西伯利亚州的卡尔梅克人病死164 人,一个月后达434 人,3 月上旬又有75 人死去。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卡尔梅克人的死亡率上升。1944 年3 月27 日至4 月5 日的10 天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3 个区就有191 名卡尔梅克人死亡。迁移初期,鄂木斯克州有2063 名卡尔梅克人死去,新西伯利亚州卡尔梅克人的死亡率高达7. 6 %。至1946 年4 月,全部卡尔梅克移民中有14343 人死亡。下面一组数字即表明迁移初期卡尔梅克人死亡率之高,也表明战后他们的状况有所改善[11 ] :
时间 总人数 死亡人数 死亡率%
1944 年第一季度 81294 4205 4. 9
1945 年第一季度 80905 1288 1. 59
1946 年第一季度 79487 566 0. 7
与此同时,卡尔梅克人的出生率大为降低。根据苏联内务部特种移民局的材料,1945年1 月1 日至1950 年12 月31 日卡尔梅克人中死亡15206 人,出生7843 人,人口自然减少7363 人。根据解密文件,1950 年卡尔梅克人移民共计77943 人,1953 年增至79376 人。与迁移之初的93139 相比,无论是在1950 年,还是在1953 年,卡尔梅克人口数量都减少了许多。
四
如上所述,卡尔梅克移民的生活安排状况不能令人满意,这是事实,但从迁移的准备、迁移和安置的全过程来看,苏联党和政府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移民基本生活条件的措施,这也是事实。
迁移行动之前,苏联最高当局通知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做好接收移民准备,主要是建造住房,并规定把移民主要安排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工作。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迁移卡尔梅克人的决定中责成中央有关部门,如农业、保障、卫生等人民委员部采取措施保障移民的生活、健康和工作安置。后来针对出现的严重情况,苏联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一系列决议,要求各地改善卡尔梅克移民的生活和就业状况。
按照中央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移民接收地方当局都采取一定措施改善卡尔梅克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11 在州(边疆区) 和区设立粮食基金,向卡尔梅克人提供粮食帮助,并动用地方储备粮和国家储备粮供应移民。鄂木斯克州从地方储备中拔出66 吨粮食和300 吨马铃薯,苏联人民委员会从国家储备中调拨马铃薯485 吨给阿尔泰边疆区、536 吨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580 吨给鄂木斯克州等,并为上述地区总共拨出面粉580 吨、米175 吨。
21 农业银行向卡尔梅克移民发放专门的长期贷款,用于购买和建造住房。仅1945 年一年国家提供的贷款就达1784. 5 万卢布[12 ] 。
31 分配给卡尔梅克人家庭自留地,使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菜园,如新西伯利亚州分配给卡尔梅克人的自留地总额1945 年达到575 公顷,1946 年增至777 公顷。
41 把迁移时留在原地的部分牲畜归还给卡尔梅克人,如归还牛28175 头。
51 各地都采取措施逐步解决了卡尔梅克人的工作问题。据新西伯利亚1944 年3 月初的材,16463 名卡尔梅克人中有10667 人(3079 户) 被分配到集体农庄,547 人(112 户)到国营农场,170 人到飞机场建设工地,120 人到各区内务机关所属单位。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种移民局1946 年3 月的报告,卡尔梅克人的就业状况如下:
集体农庄 10512 户(31637 人)
国营农场4 337 户(11170 人)
工业企业和建筑工地 14116 户(38890 人)
五
卡尔梅克人忍辱负重在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创业。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劳动成果受到赞誉。秋明国营工业联合工厂的卡尔梅克人个个完成生产任务。亚马尔—涅涅次民族区舒雷什卡尔区从事渔业的卡尔梅克人完成定额的130 % ,有的卡尔梅克人生产队完成捕鱼和加工鱼品定额的160 。雅库特云母工厂的卡尔梅克人中有23 人完成生产定额的180 %。因此不少卡尔梅克人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仅鄂木斯克州别西亚诺夫国营畜牧场就有30 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生产劳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鄂木斯克州的110 名共产党员就是这样[13 ] 。总之,卡尔梅克人的到来给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补充了劳动力,卡尔梅克人为西伯利亚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卡尔梅克人虽然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们只能把不满埋藏在心底。当然也有极少数人以逃亡的方式表示抗议,迁移后的10 个月里在新西伯利亚州先后有139 人逃离。个别的民族知识分子在一些公开场合委婉地说出心中的不平:“按血统、语言的共同性、肤色等判定人有罪,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治生活出现“解冻”。包括卡尔梅克人在内的特种移民纷纷向中央发出申诉信,仅1953 年5 —6 月就达41700 封,1954 年达130582 封。在新形势下苏联当局逐渐放松了对特种移民的管制:发放了身份证、允许外出、允许青年服兵役、摘掉16岁以下儿童的特种移民帽子,遣返特种移民中的外国人,并开始撤销一些少数民族的特种民身份。1956 年3 月17 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撤销处在特种移民中的卡尔梅克人及其家庭成员法律地位上的限制的命令,卡尔梅克人重新获得公民应有的权利。
不久他们开始了返回故土的漫漫途程。1957 年1 月9 日首先恢复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57 年5 月29 日正式恢复了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
长达12 年之久的流放生活,给卡尔梅克民族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在他们心目中苏联和沙俄是划等号的,因为二者都迫害少数民族。他们对大俄罗斯主义深恶痛绝,并愈加对俄罗斯民族不信任。
流放摧毁了卡尔梅克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经济损失不可计数,致使卡尔梅克地区长期不能改变落后面貌。
流放使卡尔梅克人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出现负增长。直到1959 年人口才达到10. 6 万人,与迁移时的人口相当,1970 年才恢复到1939 年的水平(13. 7 万人) 。流放使原本生活在共同地域上的卡尔梅克人分散到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淹没在俄罗斯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加速了被同化的过程。民族传统文化丧失殆尽,民族语言没有用武之地。83. 1 %的卡尔梅克人熟练掌握了俄语(1970 年统计) ,这个比例在苏联各少数民族中是最高的。无怪有识之士惊呼:“西伯利亚的一代人掌握母语很差或者完全不懂自己的母语⋯⋯,如果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再过25 —30 年卡尔梅克语将不复存在[14 ] 。”
岁月悠悠,在卡尔梅克人流放西伯利亚50 周年到来之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关于为卡尔梅克民族恢复名誉的措施》(1993 年12 月25 日) 的总统令,卡尔梅克人流放西伯利亚的痛史终于有了最后的结论。
注释:
[1 ]参见陈伟《: 浅谈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载《世界民族研究学会会刊》,1987 年,
第2 期。
[2 ]参见马妆珩、马大正《: 漂落异域的民族———17 至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1 年。
[3 ]李明滨、郑纲主编《: 苏联概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 年,第375 页。
[4 ]同[1 ] 。
[5 ]《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史纲(社会主义时期) 》,莫斯科,1970 年,第292、296 页。
[6 ]《卡尔梅克人的流放:这是怎样发生的》(文件与资料汇编) ,埃利斯塔,1993 年,第18 —
19 页。
[7 ]H·Ф·布盖《: 贝利亚致斯大林“: 遵照您的指示⋯⋯”》,莫斯科,1995 年,第73 —74 页。
[8 ]同[7 ] 。
[9 ]赵常庆,陈联璧、刘庚岑、董晓阳:《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149 页。
[10 ]同[7 ] ,第78 页。
[11 ]同[7 ] ,第80 页。
[12 ]同[7 ] ,第86 页。
[13 ]同[5 ] ,第319 页。
[14 ]何俊芳《: 论现代卡尔梅克族的语言情势》,载《世界民族》,1997 年,第1 期。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所,副研究员,)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一、实行封爵俸禄等级制
蒙古领们主归服清朝后，清朝统治者按照他们忠顺的程度、贡献的大小、部内的地位及影响，分别授予他们亲王(或汗)、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不同爵位。对贡献和影响甚小的蒙古贵族，也顾其传统，授以一、二、三、四等台吉的世爵；对土默特左旗、喀喇沁三旗贵族授塔布囊，同于台吉。
获得世爵的蒙古王公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和优厚待遇。由亲王到辅国公的爵位者和札萨克一等台吉、乾清门行走的一等台吉、额驸、达尔罕等，每年领取清廷赐予的岁俸。亲王俸银二千两(科尔沁四亲王和喀尔喀三汗，优于其他亲王)、俸缎二十五匹，郡王银一千二百两、缎十五匹，贝勒银八百两、缎十三匹，贝子银五百两、缎十匹，镇国公银三百两、缎九匹，辅国公银二百两、缎七匹，札萨克一等台吉和塔布囊银一百两、缎四匹，达尔罕银二十两、缎四匹。清初，又规定蒙古王公贵族按爵位世袭享有一定数额的随丁、墓丁(守墓人)和陪嫁户。按规定，随丁：亲王六十名、郡王五十名、贝勒四十名、贝子三十五名、公三十名。守墓人：亲王守墓人为十户，郡王八户，固伦公主与郡王同，贝勒、贝子各六户，镇国公和辅国公各四户。陪嫁：亲王之女婚嫁，除乳母夫妇外，侍女八人、闲散五户陪嫁；郡王之女，侍女七人、闲散四户；贝勒之女，侍女六人、闲散三户；贝子之女，侍女五人、闲散三户；镇国公之女，侍女四人、闲散三户；辅国公之女，侍女三人、闲散二户，这是赏给蒙古封建王公贵族的法定的服役人，不能随意裁汰。
1648年(顺治五年)又规定，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年节来京朝觐，称为年班。是清朝统治者为蒙古王公们所安排的礼遇，也是进一步笼络、争取、感化他们的特定的措施和政策。年班王公来京朝见皇帝，并赴宴、观灯，分得皇帝所赏赐的雕鞍、银茶筒、茶盘、茶叶、布、缎衣、帽、撒袋、腰刀等物品。以体验清朝的皇恩。
蒙古王公贵族不但享有清朝给予的种种待遇和特权，而且其权益也得到清朝统治者的法律保护。清初，法律规定，蒙古王公误杀或故杀平民，要罚牲畜；而平民只要诽谤或恶语中伤王公，就要罚牲畜。
蒙古封建上层喇嘛享有与札萨克王公同等特权和待遇。赐予他们活佛、呼图克图、诺们汗、大国师、禅师、达喇嘛等封号，并授以札萨克达喇嘛、副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堪布达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德木齐、格斯贵等政教职务，给予印信和敕印，确认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地位较高的上层喇嘛与札萨克王公一样，年班(漠南漠北达喇嘛为六班)来京朝见皇帝，得到赏品。
受蒙古封建王公、上层喇嘛压迫和剥削的箭丁、庙丁(沙毕纳尔)、随丁(哈木济勒嘎)、墓丁(雅墓坦)、庄丁(庄图尔)、喀喇昆，统称为阿勒巴图。
箭丁(胡雅嘎阿拉特)、庙丁(沙毕纳尔)。在札萨克旗和总管旗里，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入册登记的阿勒巴图。他们占旗民的绝大多数，享有人身自由，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札萨克和闲散王公不得随意压迫和剥削苏木箭丁。但是箭丁毕竟是札萨克王公属下的阿勒巴图，仍须受札萨克的支配，不时地奉命应征从军、驻守卡伦，充当驿站差使(乌拉齐)从事旗内劳役等公务。同时，作为旗阿勒巴图，每年按规定向旗札萨克交纳实物税：有五头牛以上及有羊二十只者，交一只羊；有羊四十者，交二只羊；有牛一头，交米三锅；有牛二头，交米六锅。兵役、军需供应、进贡、会盟、王公嫁娶等事，也会增加箭丁的额外负担。札萨克寺院和喇嘛旗的阿勒巴图称沙毕纳尔，虽对外不服兵役、劳役，不交纳实物税，但对本寺院和旗喇嘛负有供养的义务。
随丁、墓丁、庄丁。是清朝给予蒙古王公个人的役使者。他们不属于佐领箭丁，不承担兵役和衙门劳役。但是，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远不如佐领箭丁。他们作为王公个人的阿勒巴图，深受主人的压迫和剥削。主人家的一切繁重劳动，都由随丁承担。墓丁，世世代代作王公的守墓人。庄丁是公主、格格下嫁或王公之女婚嫁时所陪嫁的闲散户。庄丁如同随丁，世代为主人所有，为主人从事放牧、种地、打柴、磨米、缝衣、挤奶、制毡子等杂役。王公之女婚嫁时，从庄丁子女中挑选陪嫁人。
2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喀喇昆（意即未被造册者）是地位最低的人。在蒙古王公府邸里沦为喀喇昆者，有几种情况：在王公府邸中从事各种杂役的庄丁子女；战争中战败被俘者或逃亡者；犯法的平民本人和家属。
二、利用黄教进一步软化蒙古人
清朝统治者征服蒙古各部时，藏传佛教(黄教)早已传播于蒙古各地。清朝初期的统治者并不信仰黄教，但是他们了解到黄教的思想和教义"使人迁善去恶，阴翎德化"（康熙《弘仁寺碑文》），有助于统治。于是清朝统治者利用蒙古人笃信黄教的特点，进一步提倡和推行黄教，把它当作统治蒙古族人民的主要政策之一。其政策的具体实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笼络和利用黄教上层。清朝统治者深知"外藩蒙藏惟喇嘛之言是听"（《九朝东华录》卷4，顺治九年九月），对于征服和统治蒙古部关系重大。 17世纪20年代起，清朝统治者征服蒙古各部时，有意识地争取了内齐陀音和察哈尔禅师呼图克图。不久，察哈尔墨尔根喇嘛也预知局势，将"嘛哈噶喇"金佛献于清朝，皇太极在盛京建"实胜寺"将其供奉，以扩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拉拢蒙藏黄教上层，1639年皇太极派察汉喇嘛至西藏，欲迎达赖喇嘛。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应邀来京。顺治帝赐以金银、珠玉、鞍马等物，并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惮喇达赖喇嘛"（《清史稿》卷525，《藩部八》），并授金册印。
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此时，喀尔喀左右两翼发生内讧。西藏黄教和康熙皇帝通过各自的代理人干预喀尔喀事务。1686年，喀尔喀两翼会盟于库伦伯勒齐尔，第巴桑结嘉措派噶尔丹西勒图及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二人均为五世达赖弟子)到盟。康熙帝竭力笼络一世哲卜尊丹巴，让他赴盟与噶尔丹西勒图争夺领导权。1687年，康熙帝将章嘉呼图克图请至北京，格外器重，赏予很多珍品。1693年，章嘉呼图克图奉命驻锡北京法源寺，被封为札萨克达喇嘛（妙舟《蒙藏佛教史》）。1697年，康熙帝亲至宁夏，命章嘉呼图克图赴青海，与青海诸台吉会盟于察罕托罗海，说服诸台吉去京入觐受封。1688年，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进军喀尔喀，康熙皇帝首先笼络并争取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使喀尔喀举部归顺清朝。此时，西藏第巴桑结嘉措继续唆使噶尔丹与清朝为敌。康熙决定抵消和分散西藏黄教势力的影响，以便完全控制蒙古地区的黄教，1693年封哲卜尊丹巴为大喇嘛，掌握漠北喀尔喀宗教管理权。1701年，授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多伦诺尔总管喇嘛班第事务和札萨克喇嘛，1705年，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执掌漠南地区宗教权（同上）。
自1716年起，康熙皇帝利用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巨大影响，欲争取准噶尔汗国策旺阿喇布坦汗。经哲卜尊丹巴弟子楚扬陀音再三交涉，准噶尔与清朝讲和。1755年喀尔喀青滚杂卜举事，喀尔喀发生"撤驿之变"，局势混乱。乾隆帝旨令章嘉呼图克图(十五世若必多吉)设法稳定局势，经他写信开导，使哲卜尊丹巴二世出面稳定了局势（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
（二）指认和确立诸呼图克图、活佛，以扩大黄教的影响和吸引力。康熙朝后，随着黄教之进一步推行和兴建寺庙以及喇嘛队伍的不断扩大，清朝在蒙古各地相继指认和确立了高僧呼图克图、活佛，并赐予各种不同等级的封号。得到封号的上层喇嘛与王公互相勾结，不但用家族控制了呼图克图、活佛"转世"，而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僧侣势力。1723年(雍正元年)清朝在喀尔喀库伦设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和堪布诺们汗两封号，前者管理哲卜尊丹巴的沙毕纳尔，后者管理其经坛，以期政教分开，削弱僧侣封建主势力。1755年喀尔喀发生"撤驿之变"，二世哲卜尊丹巴及其家族(土谢图汗部)暗中参与动乱。二世哲卜尊丹巴圆寂后，为了限制黄教势力在蒙古地区的增强，乾隆皇帝下令禁止哲卜尊丹巴在喀尔喀"转世"，须在西藏"转世"，并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改革了呼图克图指认制。制金瓶二，一置于拉萨大昭，一置于北京雍和宫，凡所举转世灵童名单置瓶中，分别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和雍和宫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理藩院大臣验定。对一般活佛的转世，理藩院也规定：蒙古番子部落呈报活佛之呼毕勒罕(转世灵童)，准于闲散台吉或属下人等及西藏之平民子弟内指认（《理藩院则例》卷58）。于是，内外札萨克及总管旗的平民之中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活佛。为数众多的活佛的被指认和确立，加强了蒙古地区黄教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使它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3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三）兴建寺庙，鼓励出家当喇嘛。在清代，尤其康熙朝后，清朝有目的地拨款兴建以及王公、平民捐资兴建的色彩鲜艳、造型奇特、宏伟壮观的大小庙宇，遍布了蒙古各地。康熙至乾隆年间，在内蒙古宗教中心多伦诺尔以及热河，清朝先后拨款兴建了汇宗寺、善因寺、会心寺、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寺、普乐寺、普陀宗乘庙、须弥福寿庙、广安寺等20多座庙宇。拨款十万两银子兴建的善因寺赐予内蒙古宗教首领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
顺治至雍正年间，内蒙古西部以呼和浩特为中心，先后大兴土木筑建了慈寿寺、崇禧寺、崇寿寺、尊胜寺、宏庆寺、隆寿寺、宁祺寺、仁佑寺、广福寺、慈灯寺、法嬉寺、慈荫寺、永安寺、普安寺等大小庙宇，喇嘛数达到三千余人。在阿拉善一带也筑有延福寺、广宋寺、福因寺、承庆寺、昭化寺、宗乘寺、妙华寺、方等寺等30余座寺庙，盛时喇嘛数达到1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漠南大小寺庙共1000余座，喇嘛20万以上。
漠南寺院之密集，喇嘛之多，以内蒙古东部地区为最。昭乌达盟境内就有福会寺、灵悦寺、荟福寺、法轮寺、梵宗寺、荟祥寺、普善寺、宝善寺、海力根台庙、益寿寺等大小庙宇共170余座。在哲里木盟地区兴建大小寺庙也有近200座，其中较有影响的寺庙为普惠寺(科尔沁右翼前旗王爷庙)、大庙、兴源寺、东西玛拉沁庙、唐噶里克庙、莫力庙、胡日格庙、胡尔哈庙、公胡都嘎庙、硕翁科尔庙。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境内官办和民办的大小寺庙和阿贵共有300余座，是整个蒙古地区寺庙最多的一个旗，其中瑞应寺(蒙古镇格根庙)为众庙之魁。该寺建于1669年(康熙八年)，各式经堂佛殿97座，共1626间，喇嘛 3000余人。其规模之大，经院学部之完善，喇嘛之多，漠南无一庙能与之相媲美。
青海大部分寺庙是清朝以前兴建的。其中郭隆寺和郭莽寺，罗卜藏丹津反清后被年羹尧所毁。1732年清朝拨款重修，分别赐名为佑宁寺和广惠寺。新疆伊犁原有固尔札和海努克二庙，达瓦齐汗时该庙被哈萨克所毁。从乾隆朝起陆续筑建了巴伦台庙(在和静县)、昭苏庙(昭苏县)、格当库列安(尼勒克县)、沙毕纳尔寺(特克斯县)、普化寺(伊犁)、兴教寺(霍城县)、镇远寺(温泉县)、积福寺(博乐县)、白庙(乌苏县)、黄庙、普恩寺(和布克赛里县)等小寺庙。这些寺庙的喇嘛也不多。漠北喀尔喀从康熙朝起所兴建的大小寺庙约有700余座，其中较有影响的庙宇为达钦架耳布音斯墨寺、兹卧库钦寺、迈达里寺、甘丹寺、庆宁寺、泰平寺、济隆寺、善孚寺、乍音寺(额尔德尼召和阿巴岱寺为清前所建)。这些寺庙共有喇嘛10万余人。
喇嘛被免除兵役、徭役和赋税负担，这一政策实际上鼓励了广大平民弃俗从僧，使大批为生活所困的阿勒巴图，云集各庙宇，念经修佛，极大地阻碍了蒙古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公主及宗室女嫁蒙古王公贵族。
1617年以后，努尔哈赤开始将满族贵族女"下嫁"蒙古各部台吉。1617年二月，努尔哈赤以达尔汉巴图鲁郡主逊戴(舒尔哈齐四女)嫁给蒙古内喀尔喀巴岳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为妻。1625年科尔沁满珠习理、1627年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都娶皇女成为额驸。1629年，把哈达公主下嫁敖汉部长索诺木杜棱，1633年皇太极把长女固伦公主下嫁该部班第(索诺木杜棱之子)。1628年巴林部来归，同年清统治者又把贝勒之女嫁与该部色棱。1630年阿鲁科尔沁部来归后，即把郡主嫁给该部穆彰。1635年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率部归顺，皇太极将次女固伦公主许配给他。1639年苏尼特部来归，次年又以郡主下嫁该部长腾机思。自康熙朝以后，将联姻扩展到漠北喀尔喀及蒙古其他地区。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札萨克图汗部亲王策旺扎布、赛因诺颜部长策凌、阿拉善和罗里子阿宝以及准噶尔汗达瓦齐先后都成了清朝的额驸。有清一代满族皇室公主下嫁蒙古贵族的人数为32人，占总下嫁人数(48人)的70%。
备指额驸。清朝统治者与蒙古王公的联姻过程中，产生了备指额驸的制度。备指的范围仅限于与清朝关系密切的科尔沁五个旗、喀喇沁三个旗和巴林 (右)、奈曼、敖汉、翁牛特、土默特左旗等十三旗。按规定查取这些旗王、贝勒、贝子、公之嫡亲子弟以及公主格格子孙内，15岁以上，20岁以下所有聪明俊秀健康者，呈报理藩院，以备额驸之选。除备指额驸制度外，还从外藩蒙古王公子弟中，选其聪明俊秀，有培养前途的孩子，留于宫廷之中，进行特殊培养，长大后委以重任。科尔沁色布腾巴尔珠尔、僧格林沁、喀喇沁左旗扎勒丰阿、赛因诺颜部长策凌、喀尔喀土谢图汗旺札勒多尔济等人，是宫廷中特殊培养的典型。
4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四、实行封禁政策
清朝统治者在蒙古各部设旗的同时，颁布法令，禁止蒙古各旗阿勒巴图越界往来；禁止蒙古人与内地汉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其目的在于强化封建统治，防止蒙、汉人民联合反抗。
禁止越界往来。清朝在严格划定旗界的基础上，严禁蒙古王公贵族和阿勒巴图越界游牧或旗与旗之间随便往来。若有违者，王公罚俸一年，阿勒巴图罚牲畜。蒙古人和喇嘛出境，必须向管旗章京报明情况。道光二十三年规定：各旗蒙古及喇嘛等出境，于各管官名下发给票据，并移咨交界各旗派员巡查，如有私自出境者，勒令回本处治罪。雍正六年规定，内外札萨克蒙古王公及阿勒巴图等进关者(到内地)，皆由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出入。入关时，将人数报明登记，出关时，仍对照原数放出。除以上六个关口外，其他关口不准出入。至五台山礼拜者，其随行人员数额也有限制。王不得超过八十人，贝勒、贝子不得超过六十人。
阻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文化。嘉庆二十年谕：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习邪教，尤属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饬内外札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善管束。道光十六年规定，嗣后蒙古人，只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名，不准取用汉人字义。十九年又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学汉文)或充书吏，违者治罪。其公文呈词，也不得擅用汉文。
限制内地人出关经商和种地。内地商人出口(出关)至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及喀尔喀各部者，必持有理藩院发给的票证，由直隶出关者，从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关者(出杀虎口)，从呼和浩特将军衙门领票。各地将军或札萨克要严格稽察出关经商的人。至乌里雅苏台经商者，由定边左副将军兵部司官稽察，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稽察，至喀尔喀四部者，由各札萨克稽察。无票者(院票)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内地商人出关经商，限定一年催回。不准潜留各部娶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违者照例治罪。
康熙年间，规定每年由户部颁发印票，准许少数农民持票垦荒，无票者则禁止出关垦荒。雍正年间，只准在长城边外五十里内耕种。乾隆年间又禁止汉人出边开垦，违者以私垦牧场例治罪。
蒙古领们主归服清朝后，清朝统治者按照他们忠顺的程度、贡献的大小、部内的地位及影响，分别授予他们亲王(或汗)、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不同爵位。对贡献和影响甚小的蒙古贵族，也顾其传统，授以一、二、三、四等台吉的世爵；对土默特左旗、喀喇沁三旗贵族授塔布囊，同于台吉。
获得世爵的蒙古王公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和优厚待遇。由亲王到辅国公的爵位者和札萨克一等台吉、乾清门行走的一等台吉、额驸、达尔罕等，每年领取清廷赐予的岁俸。亲王俸银二千两(科尔沁四亲王和喀尔喀三汗，优于其他亲王)、俸缎二十五匹，郡王银一千二百两、缎十五匹，贝勒银八百两、缎十三匹，贝子银五百两、缎十匹，镇国公银三百两、缎九匹，辅国公银二百两、缎七匹，札萨克一等台吉和塔布囊银一百两、缎四匹，达尔罕银二十两、缎四匹。清初，又规定蒙古王公贵族按爵位世袭享有一定数额的随丁、墓丁(守墓人)和陪嫁户。按规定，随丁：亲王六十名、郡王五十名、贝勒四十名、贝子三十五名、公三十名。守墓人：亲王守墓人为十户，郡王八户，固伦公主与郡王同，贝勒、贝子各六户，镇国公和辅国公各四户。陪嫁：亲王之女婚嫁，除乳母夫妇外，侍女八人、闲散五户陪嫁；郡王之女，侍女七人、闲散四户；贝勒之女，侍女六人、闲散三户；贝子之女，侍女五人、闲散三户；镇国公之女，侍女四人、闲散三户；辅国公之女，侍女三人、闲散二户，这是赏给蒙古封建王公贵族的法定的服役人，不能随意裁汰。
1648年(顺治五年)又规定，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年节来京朝觐，称为年班。是清朝统治者为蒙古王公们所安排的礼遇，也是进一步笼络、争取、感化他们的特定的措施和政策。年班王公来京朝见皇帝，并赴宴、观灯，分得皇帝所赏赐的雕鞍、银茶筒、茶盘、茶叶、布、缎衣、帽、撒袋、腰刀等物品。以体验清朝的皇恩。
蒙古王公贵族不但享有清朝给予的种种待遇和特权，而且其权益也得到清朝统治者的法律保护。清初，法律规定，蒙古王公误杀或故杀平民，要罚牲畜；而平民只要诽谤或恶语中伤王公，就要罚牲畜。
蒙古封建上层喇嘛享有与札萨克王公同等特权和待遇。赐予他们活佛、呼图克图、诺们汗、大国师、禅师、达喇嘛等封号，并授以札萨克达喇嘛、副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堪布达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德木齐、格斯贵等政教职务，给予印信和敕印，确认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地位较高的上层喇嘛与札萨克王公一样，年班(漠南漠北达喇嘛为六班)来京朝见皇帝，得到赏品。
受蒙古封建王公、上层喇嘛压迫和剥削的箭丁、庙丁(沙毕纳尔)、随丁(哈木济勒嘎)、墓丁(雅墓坦)、庄丁(庄图尔)、喀喇昆，统称为阿勒巴图。
箭丁(胡雅嘎阿拉特)、庙丁(沙毕纳尔)。在札萨克旗和总管旗里，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入册登记的阿勒巴图。他们占旗民的绝大多数，享有人身自由，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札萨克和闲散王公不得随意压迫和剥削苏木箭丁。但是箭丁毕竟是札萨克王公属下的阿勒巴图，仍须受札萨克的支配，不时地奉命应征从军、驻守卡伦，充当驿站差使(乌拉齐)从事旗内劳役等公务。同时，作为旗阿勒巴图，每年按规定向旗札萨克交纳实物税：有五头牛以上及有羊二十只者，交一只羊；有羊四十者，交二只羊；有牛一头，交米三锅；有牛二头，交米六锅。兵役、军需供应、进贡、会盟、王公嫁娶等事，也会增加箭丁的额外负担。札萨克寺院和喇嘛旗的阿勒巴图称沙毕纳尔，虽对外不服兵役、劳役，不交纳实物税，但对本寺院和旗喇嘛负有供养的义务。
随丁、墓丁、庄丁。是清朝给予蒙古王公个人的役使者。他们不属于佐领箭丁，不承担兵役和衙门劳役。但是，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远不如佐领箭丁。他们作为王公个人的阿勒巴图，深受主人的压迫和剥削。主人家的一切繁重劳动，都由随丁承担。墓丁，世世代代作王公的守墓人。庄丁是公主、格格下嫁或王公之女婚嫁时所陪嫁的闲散户。庄丁如同随丁，世代为主人所有，为主人从事放牧、种地、打柴、磨米、缝衣、挤奶、制毡子等杂役。王公之女婚嫁时，从庄丁子女中挑选陪嫁人。
2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喀喇昆（意即未被造册者）是地位最低的人。在蒙古王公府邸里沦为喀喇昆者，有几种情况：在王公府邸中从事各种杂役的庄丁子女；战争中战败被俘者或逃亡者；犯法的平民本人和家属。
二、利用黄教进一步软化蒙古人
清朝统治者征服蒙古各部时，藏传佛教(黄教)早已传播于蒙古各地。清朝初期的统治者并不信仰黄教，但是他们了解到黄教的思想和教义"使人迁善去恶，阴翎德化"（康熙《弘仁寺碑文》），有助于统治。于是清朝统治者利用蒙古人笃信黄教的特点，进一步提倡和推行黄教，把它当作统治蒙古族人民的主要政策之一。其政策的具体实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笼络和利用黄教上层。清朝统治者深知"外藩蒙藏惟喇嘛之言是听"（《九朝东华录》卷4，顺治九年九月），对于征服和统治蒙古部关系重大。 17世纪20年代起，清朝统治者征服蒙古各部时，有意识地争取了内齐陀音和察哈尔禅师呼图克图。不久，察哈尔墨尔根喇嘛也预知局势，将"嘛哈噶喇"金佛献于清朝，皇太极在盛京建"实胜寺"将其供奉，以扩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拉拢蒙藏黄教上层，1639年皇太极派察汉喇嘛至西藏，欲迎达赖喇嘛。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应邀来京。顺治帝赐以金银、珠玉、鞍马等物，并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惮喇达赖喇嘛"（《清史稿》卷525，《藩部八》），并授金册印。
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此时，喀尔喀左右两翼发生内讧。西藏黄教和康熙皇帝通过各自的代理人干预喀尔喀事务。1686年，喀尔喀两翼会盟于库伦伯勒齐尔，第巴桑结嘉措派噶尔丹西勒图及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二人均为五世达赖弟子)到盟。康熙帝竭力笼络一世哲卜尊丹巴，让他赴盟与噶尔丹西勒图争夺领导权。1687年，康熙帝将章嘉呼图克图请至北京，格外器重，赏予很多珍品。1693年，章嘉呼图克图奉命驻锡北京法源寺，被封为札萨克达喇嘛（妙舟《蒙藏佛教史》）。1697年，康熙帝亲至宁夏，命章嘉呼图克图赴青海，与青海诸台吉会盟于察罕托罗海，说服诸台吉去京入觐受封。1688年，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进军喀尔喀，康熙皇帝首先笼络并争取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使喀尔喀举部归顺清朝。此时，西藏第巴桑结嘉措继续唆使噶尔丹与清朝为敌。康熙决定抵消和分散西藏黄教势力的影响，以便完全控制蒙古地区的黄教，1693年封哲卜尊丹巴为大喇嘛，掌握漠北喀尔喀宗教管理权。1701年，授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多伦诺尔总管喇嘛班第事务和札萨克喇嘛，1705年，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执掌漠南地区宗教权（同上）。
自1716年起，康熙皇帝利用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巨大影响，欲争取准噶尔汗国策旺阿喇布坦汗。经哲卜尊丹巴弟子楚扬陀音再三交涉，准噶尔与清朝讲和。1755年喀尔喀青滚杂卜举事，喀尔喀发生"撤驿之变"，局势混乱。乾隆帝旨令章嘉呼图克图(十五世若必多吉)设法稳定局势，经他写信开导，使哲卜尊丹巴二世出面稳定了局势（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
（二）指认和确立诸呼图克图、活佛，以扩大黄教的影响和吸引力。康熙朝后，随着黄教之进一步推行和兴建寺庙以及喇嘛队伍的不断扩大，清朝在蒙古各地相继指认和确立了高僧呼图克图、活佛，并赐予各种不同等级的封号。得到封号的上层喇嘛与王公互相勾结，不但用家族控制了呼图克图、活佛"转世"，而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僧侣势力。1723年(雍正元年)清朝在喀尔喀库伦设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和堪布诺们汗两封号，前者管理哲卜尊丹巴的沙毕纳尔，后者管理其经坛，以期政教分开，削弱僧侣封建主势力。1755年喀尔喀发生"撤驿之变"，二世哲卜尊丹巴及其家族(土谢图汗部)暗中参与动乱。二世哲卜尊丹巴圆寂后，为了限制黄教势力在蒙古地区的增强，乾隆皇帝下令禁止哲卜尊丹巴在喀尔喀"转世"，须在西藏"转世"，并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改革了呼图克图指认制。制金瓶二，一置于拉萨大昭，一置于北京雍和宫，凡所举转世灵童名单置瓶中，分别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和雍和宫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理藩院大臣验定。对一般活佛的转世，理藩院也规定：蒙古番子部落呈报活佛之呼毕勒罕(转世灵童)，准于闲散台吉或属下人等及西藏之平民子弟内指认（《理藩院则例》卷58）。于是，内外札萨克及总管旗的平民之中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活佛。为数众多的活佛的被指认和确立，加强了蒙古地区黄教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使它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3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三）兴建寺庙，鼓励出家当喇嘛。在清代，尤其康熙朝后，清朝有目的地拨款兴建以及王公、平民捐资兴建的色彩鲜艳、造型奇特、宏伟壮观的大小庙宇，遍布了蒙古各地。康熙至乾隆年间，在内蒙古宗教中心多伦诺尔以及热河，清朝先后拨款兴建了汇宗寺、善因寺、会心寺、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寺、普乐寺、普陀宗乘庙、须弥福寿庙、广安寺等20多座庙宇。拨款十万两银子兴建的善因寺赐予内蒙古宗教首领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
顺治至雍正年间，内蒙古西部以呼和浩特为中心，先后大兴土木筑建了慈寿寺、崇禧寺、崇寿寺、尊胜寺、宏庆寺、隆寿寺、宁祺寺、仁佑寺、广福寺、慈灯寺、法嬉寺、慈荫寺、永安寺、普安寺等大小庙宇，喇嘛数达到三千余人。在阿拉善一带也筑有延福寺、广宋寺、福因寺、承庆寺、昭化寺、宗乘寺、妙华寺、方等寺等30余座寺庙，盛时喇嘛数达到1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漠南大小寺庙共1000余座，喇嘛20万以上。
漠南寺院之密集，喇嘛之多，以内蒙古东部地区为最。昭乌达盟境内就有福会寺、灵悦寺、荟福寺、法轮寺、梵宗寺、荟祥寺、普善寺、宝善寺、海力根台庙、益寿寺等大小庙宇共170余座。在哲里木盟地区兴建大小寺庙也有近200座，其中较有影响的寺庙为普惠寺(科尔沁右翼前旗王爷庙)、大庙、兴源寺、东西玛拉沁庙、唐噶里克庙、莫力庙、胡日格庙、胡尔哈庙、公胡都嘎庙、硕翁科尔庙。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境内官办和民办的大小寺庙和阿贵共有300余座，是整个蒙古地区寺庙最多的一个旗，其中瑞应寺(蒙古镇格根庙)为众庙之魁。该寺建于1669年(康熙八年)，各式经堂佛殿97座，共1626间，喇嘛 3000余人。其规模之大，经院学部之完善，喇嘛之多，漠南无一庙能与之相媲美。
青海大部分寺庙是清朝以前兴建的。其中郭隆寺和郭莽寺，罗卜藏丹津反清后被年羹尧所毁。1732年清朝拨款重修，分别赐名为佑宁寺和广惠寺。新疆伊犁原有固尔札和海努克二庙，达瓦齐汗时该庙被哈萨克所毁。从乾隆朝起陆续筑建了巴伦台庙(在和静县)、昭苏庙(昭苏县)、格当库列安(尼勒克县)、沙毕纳尔寺(特克斯县)、普化寺(伊犁)、兴教寺(霍城县)、镇远寺(温泉县)、积福寺(博乐县)、白庙(乌苏县)、黄庙、普恩寺(和布克赛里县)等小寺庙。这些寺庙的喇嘛也不多。漠北喀尔喀从康熙朝起所兴建的大小寺庙约有700余座，其中较有影响的庙宇为达钦架耳布音斯墨寺、兹卧库钦寺、迈达里寺、甘丹寺、庆宁寺、泰平寺、济隆寺、善孚寺、乍音寺(额尔德尼召和阿巴岱寺为清前所建)。这些寺庙共有喇嘛10万余人。
喇嘛被免除兵役、徭役和赋税负担，这一政策实际上鼓励了广大平民弃俗从僧，使大批为生活所困的阿勒巴图，云集各庙宇，念经修佛，极大地阻碍了蒙古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公主及宗室女嫁蒙古王公贵族。
1617年以后，努尔哈赤开始将满族贵族女"下嫁"蒙古各部台吉。1617年二月，努尔哈赤以达尔汉巴图鲁郡主逊戴(舒尔哈齐四女)嫁给蒙古内喀尔喀巴岳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为妻。1625年科尔沁满珠习理、1627年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都娶皇女成为额驸。1629年，把哈达公主下嫁敖汉部长索诺木杜棱，1633年皇太极把长女固伦公主下嫁该部班第(索诺木杜棱之子)。1628年巴林部来归，同年清统治者又把贝勒之女嫁与该部色棱。1630年阿鲁科尔沁部来归后，即把郡主嫁给该部穆彰。1635年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率部归顺，皇太极将次女固伦公主许配给他。1639年苏尼特部来归，次年又以郡主下嫁该部长腾机思。自康熙朝以后，将联姻扩展到漠北喀尔喀及蒙古其他地区。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札萨克图汗部亲王策旺扎布、赛因诺颜部长策凌、阿拉善和罗里子阿宝以及准噶尔汗达瓦齐先后都成了清朝的额驸。有清一代满族皇室公主下嫁蒙古贵族的人数为32人，占总下嫁人数(48人)的70%。
备指额驸。清朝统治者与蒙古王公的联姻过程中，产生了备指额驸的制度。备指的范围仅限于与清朝关系密切的科尔沁五个旗、喀喇沁三个旗和巴林 (右)、奈曼、敖汉、翁牛特、土默特左旗等十三旗。按规定查取这些旗王、贝勒、贝子、公之嫡亲子弟以及公主格格子孙内，15岁以上，20岁以下所有聪明俊秀健康者，呈报理藩院，以备额驸之选。除备指额驸制度外，还从外藩蒙古王公子弟中，选其聪明俊秀，有培养前途的孩子，留于宫廷之中，进行特殊培养，长大后委以重任。科尔沁色布腾巴尔珠尔、僧格林沁、喀喇沁左旗扎勒丰阿、赛因诺颜部长策凌、喀尔喀土谢图汗旺札勒多尔济等人，是宫廷中特殊培养的典型。
4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四、实行封禁政策
清朝统治者在蒙古各部设旗的同时，颁布法令，禁止蒙古各旗阿勒巴图越界往来；禁止蒙古人与内地汉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其目的在于强化封建统治，防止蒙、汉人民联合反抗。
禁止越界往来。清朝在严格划定旗界的基础上，严禁蒙古王公贵族和阿勒巴图越界游牧或旗与旗之间随便往来。若有违者，王公罚俸一年，阿勒巴图罚牲畜。蒙古人和喇嘛出境，必须向管旗章京报明情况。道光二十三年规定：各旗蒙古及喇嘛等出境，于各管官名下发给票据，并移咨交界各旗派员巡查，如有私自出境者，勒令回本处治罪。雍正六年规定，内外札萨克蒙古王公及阿勒巴图等进关者(到内地)，皆由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出入。入关时，将人数报明登记，出关时，仍对照原数放出。除以上六个关口外，其他关口不准出入。至五台山礼拜者，其随行人员数额也有限制。王不得超过八十人，贝勒、贝子不得超过六十人。
阻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文化。嘉庆二十年谕：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习邪教，尤属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饬内外札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善管束。道光十六年规定，嗣后蒙古人，只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名，不准取用汉人字义。十九年又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学汉文)或充书吏，违者治罪。其公文呈词，也不得擅用汉文。
限制内地人出关经商和种地。内地商人出口(出关)至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及喀尔喀各部者，必持有理藩院发给的票证，由直隶出关者，从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关者(出杀虎口)，从呼和浩特将军衙门领票。各地将军或札萨克要严格稽察出关经商的人。至乌里雅苏台经商者，由定边左副将军兵部司官稽察，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稽察，至喀尔喀四部者，由各札萨克稽察。无票者(院票)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内地商人出关经商，限定一年催回。不准潜留各部娶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违者照例治罪。
康熙年间，规定每年由户部颁发印票，准许少数农民持票垦荒，无票者则禁止出关垦荒。雍正年间，只准在长城边外五十里内耕种。乾隆年间又禁止汉人出边开垦，违者以私垦牧场例治罪。
成吉思汗灵榇西迁：是鲜为人知的大事
这是日本侵华期间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从时间上说，只是阅时数月；从空间上说，仅历地千里，然而，它的巨大影响则穿越时空,在中华大地上久久回荡。
1 这块圣地曾经受到日军的搅动
日本在侵华的整个战略部署上，十分重视对蒙疆的占领和统治。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团占领张家口后，按其既定的侵略计划，立即向(北)平(归)绥路西段进攻。1937年10月10日，由酒并镐次率领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团一个旅团，在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伪蒙军的配合下，进犯归绥和包头。侵略者在步步逼近蒙古族人的心灵圣地——成吉思汗灵榇所在地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伊金霍洛。
日本知道要占领蒙族的心灵高地，必先占领蒙人心神向往、无与伦比的伊金霍洛，占有成吉思汗灵榇。他们密谋先占领成吉思汗陵寝，如果不能就不顾一切地炸毁。
“伊金霍洛”，蒙语，译成汉语意思是“主上的园地”，位于伊克昭盟郡王旗境内。“伊克昭”，汉语意为大庙，为内蒙古鄂尔多斯部游牧地，位于甘陕两省之长城以北，属当时绥远省境河套地带，是蒙古西二盟之一。
历代帝王的陵寝，都没有成吉思汗陵寝那么简单朴素。伊金霍洛的沙坡之下，两个巨型蒙古包合组成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陵寝就在这种伟大广漠平静肃穆的自然环境中矗立着。
大汗陵寝为一复式帐幕，内供大汗之银棺、大汗御用之马鞍、大汗画像、雕弓一张、宝剑四柄。银棺长三尺(120厘米)，宽三尺五寸(77厘米)，厚二尺五寸(99.5厘米)，覆以黄缎。是我蒙古族同胞生命精神之所系。苏鲁定，蒙语，指的是成吉思汗征战时使用过的兵器。共有五件。1大，4小，均为铁质。大苏鲁定长20厘米，柄长250多厘米，矛之下端缀枣骝马鬃之缨，竖立于寝陵之外，数百年来没有锈蚀。
的确，伊金霍洛只是成吉思汗的遗物冢。然而，在真正的成吉思汗墓地人所不知的情况下，伊金霍洛就是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里的所有一切，有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是蒙古族同胞心中的圣地，是蒙胞心灵的丰碑，为全蒙古人心所系。
1939年1月19日，绥境蒙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兼伊克昭盟盟长、先祖成吉思汗陵的“吉农”沙克都尔扎布郡王，踏上赴重庆的长路，面见蒋介石。蒋介石遂从以沙王为代表的蒙古官民所请，1939年2月10日，在《成陵危在旦夕，呈请最高当局谋计保护》的报告天头上写下“成陵关乎民族之精神，不可等闲视之”的批示，交国防最高会议复议。
经蒋介石签核的方案决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全权办理移陵事宜；迁移地点：拟第一步暂移甘肃榆中县兴隆山，且便移还原地；迁移路线：由伊金霍洛用驼轿到榆林换汽车抵西安，再转至榆中，第2、第8、第10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负责成陵西迁时所经路线的警备，确保成吉思汗陵西迁过程中的绝对安全，以示国家崇敬于保护民族英雄之至意……
2 成千上万的蒙胞跟在队伍的最后面送别他们的大汗
迁移成吉思汗灵榇，首先是要将位于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银棺、位于小伊金霍洛的忽兰哈敦银棺、位于苏定霍洛的苏鲁定，一并装载到运灵车上，这称之为“启灵”。启灵时要举行隆重的启灵仪式。按预定计划，1939年6月8日举行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启灵仪式，6月9日赴苏定霍洛，举行苏鲁定启灵仪式。祭奠成吉思汗灵榇程序先按民国礼制举行，结束后，再按最隆重的蒙古传统仪式举行。祭奠忽兰哈敦灵榇和苏鲁定程序，按蒙族传统仪式举行一次。
移灵用白色神驼、高轮大车导入灵坛，成吉思汗的银棺在16匹神驼的拉动下，经高轮大车转轴的拉动，缓缓吊起——成吉思汗灵榇银棺长120厘米，宽77厘米，高99.5厘米，外面银质嵌以金镀的五雄图案，光芒灿灿。达尔扈特年长者虔敬地扶着银棺，慢慢地移入灵车上。整辆灵车均用黄缎缠绕，十分耀眼夺目。下午3时，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灵榇、小伊金霍洛忽兰哈敦灵榇同时迁移，先后运抵扎萨克旗王府，停放在这里，供伊克昭盟各界、所有蒙胞瞻仰和公祭。
自10日正午起，阿木台庙人山人海。蒙胞们络绎不绝，宁断隔夜之炊，亦踊跃宰牲献礼，他们自带着祭品，虔诚地叩拜大汗。祭桌上摆满了蒙胞们敬献的整羊、马奶酒、奶食品等供品，借以表达对成吉思汗的敬仰。喇嘛焚香点火，颂词念经，缅怀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蒙胞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全家人一起出动，摩肩接踵地来到庙前，瞻仰大汗银棺和神器，祭典中华民族英雄——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英灵，舒张民族正气，藐视倭奴气焰。
公祭之后，1939年6月13日清晨，银棺、铜庙、苏鲁定、祭器等，在成千上万蒙胞的跪送下，由扎萨克旗王府起运，沿着骑兵第2军一部提前3天开辟的路线前行——3 这一天，成了兴隆山最隆重的节日
榆林，成吉思汗灵榇西迁离蒙入陕的第一站。天水行营、陕西省政府格外重视。他们分别发出通知，要求榆林党政民学商等各界热烈欢迎、祭奠成吉思汗灵榇。
自6月13日中午起，驻榆林的部队、机关、学校、团体和市民有组织地手擎五色标语纸旗，涌向县城北门郊外，恭候在道路两旁，迎接成灵的到来。大街小巷到处贴满标语：“纪念成吉思汗就要抗战到底！”“纪念成吉思汗要收复失地！”
下午3时。灵队出现在榆林数万民众的视野里，人们挤着向前，希望将大汗的灵榇看得真切些，以至在骑兵、工兵、步兵队伍通过之后，灵榇通过的道路被堵断，护灵卫队不得不掉过头来维持秩序。烈日下，人们焚香瞻拜，做吉祥之祷告。当灵榇队伍前导的骑兵的马头从北关城墙门洞探出时，悬挂在街道两侧的鞭炮被市民们点燃了，纸花翻飞，鞭屑四溅。
这时期的战区划分，陕北米脂，是中共的国民革命军八路的防区。6月18日，中共代表谢觉哉、八路代表滕代远早早地来到盘龙山下的米脂县城，等待成灵迁移队伍的到来。
下午4时30分，成灵西迁车队入米脂城。中共、八路在这里举行了祭奠仪式。谢觉哉在祭奠仪式上宣读了祭文。灵车当晚宿于陕北米脂县城，八路后方留守兵团第8团派出一连官兵与护灵宪兵一起，合力警卫成吉思汗灵榇。
米脂向南是绥德。绥德东隔黄河与日军占领的离石相临，系抗战前线。距李家沟激战10天——1939年6月19日上午，成灵西迁车队自米脂县城出发，向绥德开进。
21日成灵西迁车队抵达延安。21日清晨，延安一百多个单位的一万多人前往十里铺迎接，沿途行人拥挤异常。
国民党党政军民各机关百十余单位2万多人到街头迎灵，迎灵队伍绵延3余里。11时，远望公路尽头尘土飞扬，轮声隆隆，灵车前后由军宪护卫，于严肃的号声、民众的热望中缓缓驶来，灵车近前时，迎祭群众高呼口号：“保卫伊金霍洛，保卫内蒙。
6月25日晚6时50分，成灵迁移车队自西捎门入西关，缓行3里许，7时整入安定门。安定门是西安城西面城墙上的中门。6月27日，成灵西迁车队在护灵人员护送下，离开咸阳，驶上通往甘肃的西去之路。7月1日中午11时50分，成灵西迁车队抵达榆中县城。7月1日中午11时50分，移灵车队抵达榆中县城。迎祭仪式结束后，移灵车队沿榆中城外大道向兴隆山入山处驶去。
在城外大道与入山路口的衔接处扎有一座红黄蓝三色立体彩坊。移灵车队到来，鸣炮九响，鞭炮三万响，激起大山阵阵回荡。车路只通到这里，成灵将要安厝的大佛殿等庙位于兴隆东山之半腰，距山脚约2公里，仅有供狭窄的山道相通。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及苏鲁定等，需要靠人力抬上山去。护灵的宪兵先行下车向山顶攀去。
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榆中县县长陈谕民左右扶灵，习惯草原生活的12名达尔扈特跟随，向兴隆山深处的大佛殿攀去。另外8名杠夫抬忽兰哈敦灵榇，由随朱绍良前来的省厅、部委长官扶灵登山，8名达尔扈特随行。最后4名杠夫搬运苏鲁定神矛等物，其余达尔扈特在其后跟进。
上山的道路虽然经过陈谕民县长发动近百名能工巧匠修筑，通行状况大为改善，但在整个长度约2公里的山路上，有两处陡峭的转弯难以拓宽，狭窄得只能仅供1人通过。成吉思汗灵榇银棺总重量在百斤之外。榆中杠夫甩掉上衣，走一步喊一声号子，一点一点地挪过那狭窄之地。
7月1日下午2时整，安灵仪式开始。这是迁移至终点的祭典。国民政府特派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为安灵主祭官，所有驻甘中央各机关代表，地方党政军机关代表，省立大中小各校师生代表，人民团体代表以及观光外宾千余人入山参加隆重的祭典。当地百姓，还有千里迢迢赤脚从绥远伊克昭盟、新疆、青海、甘肃河西走廊赶来的蒙民信徒，手提肩扛各色祭品，登上兴隆山，来到大佛殿，祭奠成灵。
4 踏上了魂归故里的征程
转眼到了1953年。同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蒙民要求，向中共政务院要求将成吉思汗灵榇迁回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意见。
1954年3月15日，一列西行的火车缓缓驶出了呼和浩特站。伊克昭盟盟长鄂其尔呼亚克图(此时，沙克都尔扎布已去世)、达尔扈特乡乡长宝锁儿、呼伦贝尔盟甘珠尔庙嘎拉僧活佛等29人组成的内蒙古自治区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就奔这趟车上。他们西去西宁，迎回草原的儿子、蒙民日夜思念的大汗灵榇。
3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全体成员，会同青海省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主席高宝扎布、政协副主席达木林等领导，以及西宁市数万群众，在塔尔市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成吉思汗灵榇北迁请灵大典。大典结束后，成吉思汉灵榇、忽兰哈敦灵榇、苏鲁定等，一并请入卡车，驶出了塔尔特，驶出了西宁，在兰州改乘火车，踏上了魂归故里征途。4月3日，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苏鲁定，随行的达尔扈特和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抵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
1954年4月7日，成吉思汗灵榇被安厝在1939年西迁时的陵地里，忽兰哈敦灵榇重归小伊金霍洛，象征民族精神的苏鲁定雄壮地耸立在属于它的伊金霍洛草原。在整个中华民族一起经劫难的成吉思汗之灵，回到了鄂尔多斯，回到阔别15年的故土，回到朝思暮念它的同胞们身边。
4月23日，成吉思汗灵榇回迁之后规模空前的首次大祭在伊金霍洛举行。巴音昌霍克河两岸，阿拉腾甘德尔山梁，人群似海，祭礼如山，彩旗飘扬，歌声回荡。再也不是西迁时的悲凉，再不是逃难时的凄惨！旧貌新颜，换了人间！
(摘自《成吉思汗灵榇西迁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版)
1 这块圣地曾经受到日军的搅动
日本在侵华的整个战略部署上，十分重视对蒙疆的占领和统治。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团占领张家口后，按其既定的侵略计划，立即向(北)平(归)绥路西段进攻。1937年10月10日，由酒并镐次率领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团一个旅团，在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伪蒙军的配合下，进犯归绥和包头。侵略者在步步逼近蒙古族人的心灵圣地——成吉思汗灵榇所在地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伊金霍洛。
日本知道要占领蒙族的心灵高地，必先占领蒙人心神向往、无与伦比的伊金霍洛，占有成吉思汗灵榇。他们密谋先占领成吉思汗陵寝，如果不能就不顾一切地炸毁。
“伊金霍洛”，蒙语，译成汉语意思是“主上的园地”，位于伊克昭盟郡王旗境内。“伊克昭”，汉语意为大庙，为内蒙古鄂尔多斯部游牧地，位于甘陕两省之长城以北，属当时绥远省境河套地带，是蒙古西二盟之一。
历代帝王的陵寝，都没有成吉思汗陵寝那么简单朴素。伊金霍洛的沙坡之下，两个巨型蒙古包合组成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陵寝就在这种伟大广漠平静肃穆的自然环境中矗立着。
大汗陵寝为一复式帐幕，内供大汗之银棺、大汗御用之马鞍、大汗画像、雕弓一张、宝剑四柄。银棺长三尺(120厘米)，宽三尺五寸(77厘米)，厚二尺五寸(99.5厘米)，覆以黄缎。是我蒙古族同胞生命精神之所系。苏鲁定，蒙语，指的是成吉思汗征战时使用过的兵器。共有五件。1大，4小，均为铁质。大苏鲁定长20厘米，柄长250多厘米，矛之下端缀枣骝马鬃之缨，竖立于寝陵之外，数百年来没有锈蚀。
的确，伊金霍洛只是成吉思汗的遗物冢。然而，在真正的成吉思汗墓地人所不知的情况下，伊金霍洛就是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里的所有一切，有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是蒙古族同胞心中的圣地，是蒙胞心灵的丰碑，为全蒙古人心所系。
1939年1月19日，绥境蒙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兼伊克昭盟盟长、先祖成吉思汗陵的“吉农”沙克都尔扎布郡王，踏上赴重庆的长路，面见蒋介石。蒋介石遂从以沙王为代表的蒙古官民所请，1939年2月10日，在《成陵危在旦夕，呈请最高当局谋计保护》的报告天头上写下“成陵关乎民族之精神，不可等闲视之”的批示，交国防最高会议复议。
经蒋介石签核的方案决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全权办理移陵事宜；迁移地点：拟第一步暂移甘肃榆中县兴隆山，且便移还原地；迁移路线：由伊金霍洛用驼轿到榆林换汽车抵西安，再转至榆中，第2、第8、第10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负责成陵西迁时所经路线的警备，确保成吉思汗陵西迁过程中的绝对安全，以示国家崇敬于保护民族英雄之至意……
2 成千上万的蒙胞跟在队伍的最后面送别他们的大汗
迁移成吉思汗灵榇，首先是要将位于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银棺、位于小伊金霍洛的忽兰哈敦银棺、位于苏定霍洛的苏鲁定，一并装载到运灵车上，这称之为“启灵”。启灵时要举行隆重的启灵仪式。按预定计划，1939年6月8日举行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启灵仪式，6月9日赴苏定霍洛，举行苏鲁定启灵仪式。祭奠成吉思汗灵榇程序先按民国礼制举行，结束后，再按最隆重的蒙古传统仪式举行。祭奠忽兰哈敦灵榇和苏鲁定程序，按蒙族传统仪式举行一次。
移灵用白色神驼、高轮大车导入灵坛，成吉思汗的银棺在16匹神驼的拉动下，经高轮大车转轴的拉动，缓缓吊起——成吉思汗灵榇银棺长120厘米，宽77厘米，高99.5厘米，外面银质嵌以金镀的五雄图案，光芒灿灿。达尔扈特年长者虔敬地扶着银棺，慢慢地移入灵车上。整辆灵车均用黄缎缠绕，十分耀眼夺目。下午3时，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灵榇、小伊金霍洛忽兰哈敦灵榇同时迁移，先后运抵扎萨克旗王府，停放在这里，供伊克昭盟各界、所有蒙胞瞻仰和公祭。
自10日正午起，阿木台庙人山人海。蒙胞们络绎不绝，宁断隔夜之炊，亦踊跃宰牲献礼，他们自带着祭品，虔诚地叩拜大汗。祭桌上摆满了蒙胞们敬献的整羊、马奶酒、奶食品等供品，借以表达对成吉思汗的敬仰。喇嘛焚香点火，颂词念经，缅怀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蒙胞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全家人一起出动，摩肩接踵地来到庙前，瞻仰大汗银棺和神器，祭典中华民族英雄——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英灵，舒张民族正气，藐视倭奴气焰。
公祭之后，1939年6月13日清晨，银棺、铜庙、苏鲁定、祭器等，在成千上万蒙胞的跪送下，由扎萨克旗王府起运，沿着骑兵第2军一部提前3天开辟的路线前行——3 这一天，成了兴隆山最隆重的节日
榆林，成吉思汗灵榇西迁离蒙入陕的第一站。天水行营、陕西省政府格外重视。他们分别发出通知，要求榆林党政民学商等各界热烈欢迎、祭奠成吉思汗灵榇。
自6月13日中午起，驻榆林的部队、机关、学校、团体和市民有组织地手擎五色标语纸旗，涌向县城北门郊外，恭候在道路两旁，迎接成灵的到来。大街小巷到处贴满标语：“纪念成吉思汗就要抗战到底！”“纪念成吉思汗要收复失地！”
下午3时。灵队出现在榆林数万民众的视野里，人们挤着向前，希望将大汗的灵榇看得真切些，以至在骑兵、工兵、步兵队伍通过之后，灵榇通过的道路被堵断，护灵卫队不得不掉过头来维持秩序。烈日下，人们焚香瞻拜，做吉祥之祷告。当灵榇队伍前导的骑兵的马头从北关城墙门洞探出时，悬挂在街道两侧的鞭炮被市民们点燃了，纸花翻飞，鞭屑四溅。
这时期的战区划分，陕北米脂，是中共的国民革命军八路的防区。6月18日，中共代表谢觉哉、八路代表滕代远早早地来到盘龙山下的米脂县城，等待成灵迁移队伍的到来。
下午4时30分，成灵西迁车队入米脂城。中共、八路在这里举行了祭奠仪式。谢觉哉在祭奠仪式上宣读了祭文。灵车当晚宿于陕北米脂县城，八路后方留守兵团第8团派出一连官兵与护灵宪兵一起，合力警卫成吉思汗灵榇。
米脂向南是绥德。绥德东隔黄河与日军占领的离石相临，系抗战前线。距李家沟激战10天——1939年6月19日上午，成灵西迁车队自米脂县城出发，向绥德开进。
21日成灵西迁车队抵达延安。21日清晨，延安一百多个单位的一万多人前往十里铺迎接，沿途行人拥挤异常。
国民党党政军民各机关百十余单位2万多人到街头迎灵，迎灵队伍绵延3余里。11时，远望公路尽头尘土飞扬，轮声隆隆，灵车前后由军宪护卫，于严肃的号声、民众的热望中缓缓驶来，灵车近前时，迎祭群众高呼口号：“保卫伊金霍洛，保卫内蒙。
6月25日晚6时50分，成灵迁移车队自西捎门入西关，缓行3里许，7时整入安定门。安定门是西安城西面城墙上的中门。6月27日，成灵西迁车队在护灵人员护送下，离开咸阳，驶上通往甘肃的西去之路。7月1日中午11时50分，成灵西迁车队抵达榆中县城。7月1日中午11时50分，移灵车队抵达榆中县城。迎祭仪式结束后，移灵车队沿榆中城外大道向兴隆山入山处驶去。
在城外大道与入山路口的衔接处扎有一座红黄蓝三色立体彩坊。移灵车队到来，鸣炮九响，鞭炮三万响，激起大山阵阵回荡。车路只通到这里，成灵将要安厝的大佛殿等庙位于兴隆东山之半腰，距山脚约2公里，仅有供狭窄的山道相通。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及苏鲁定等，需要靠人力抬上山去。护灵的宪兵先行下车向山顶攀去。
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榆中县县长陈谕民左右扶灵，习惯草原生活的12名达尔扈特跟随，向兴隆山深处的大佛殿攀去。另外8名杠夫抬忽兰哈敦灵榇，由随朱绍良前来的省厅、部委长官扶灵登山，8名达尔扈特随行。最后4名杠夫搬运苏鲁定神矛等物，其余达尔扈特在其后跟进。
上山的道路虽然经过陈谕民县长发动近百名能工巧匠修筑，通行状况大为改善，但在整个长度约2公里的山路上，有两处陡峭的转弯难以拓宽，狭窄得只能仅供1人通过。成吉思汗灵榇银棺总重量在百斤之外。榆中杠夫甩掉上衣，走一步喊一声号子，一点一点地挪过那狭窄之地。
7月1日下午2时整，安灵仪式开始。这是迁移至终点的祭典。国民政府特派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为安灵主祭官，所有驻甘中央各机关代表，地方党政军机关代表，省立大中小各校师生代表，人民团体代表以及观光外宾千余人入山参加隆重的祭典。当地百姓，还有千里迢迢赤脚从绥远伊克昭盟、新疆、青海、甘肃河西走廊赶来的蒙民信徒，手提肩扛各色祭品，登上兴隆山，来到大佛殿，祭奠成灵。
4 踏上了魂归故里的征程
转眼到了1953年。同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蒙民要求，向中共政务院要求将成吉思汗灵榇迁回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意见。
1954年3月15日，一列西行的火车缓缓驶出了呼和浩特站。伊克昭盟盟长鄂其尔呼亚克图(此时，沙克都尔扎布已去世)、达尔扈特乡乡长宝锁儿、呼伦贝尔盟甘珠尔庙嘎拉僧活佛等29人组成的内蒙古自治区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就奔这趟车上。他们西去西宁，迎回草原的儿子、蒙民日夜思念的大汗灵榇。
3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全体成员，会同青海省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主席高宝扎布、政协副主席达木林等领导，以及西宁市数万群众，在塔尔市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成吉思汗灵榇北迁请灵大典。大典结束后，成吉思汉灵榇、忽兰哈敦灵榇、苏鲁定等，一并请入卡车，驶出了塔尔特，驶出了西宁，在兰州改乘火车，踏上了魂归故里征途。4月3日，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苏鲁定，随行的达尔扈特和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抵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
1954年4月7日，成吉思汗灵榇被安厝在1939年西迁时的陵地里，忽兰哈敦灵榇重归小伊金霍洛，象征民族精神的苏鲁定雄壮地耸立在属于它的伊金霍洛草原。在整个中华民族一起经劫难的成吉思汗之灵，回到了鄂尔多斯，回到阔别15年的故土，回到朝思暮念它的同胞们身边。
4月23日，成吉思汗灵榇回迁之后规模空前的首次大祭在伊金霍洛举行。巴音昌霍克河两岸，阿拉腾甘德尔山梁，人群似海，祭礼如山，彩旗飘扬，歌声回荡。再也不是西迁时的悲凉，再不是逃难时的凄惨！旧貌新颜，换了人间！
(摘自《成吉思汗灵榇西迁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版)
科尔沁蒙古部落史
科尔沁部落，为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撒尔后裔孛儿只斤氏，科尔沁有好儿趁、豁尔臣、胡洛真、火儿赤、尔填等多种汉语音译名见著典籍。
12世纪，众多的蒙古部落逐鹿蒙古高原。孛儿只斤铁木历了塔塔儿部害其父、篾尔气惕部掠其妻、遭泰亦赤兀惕部囚禁等劫难后，经过十三翼之战，斡里札河之战、阔亦田之战、达兰涅木格思之战、合兰真沙陀之战、纳忽崖之战等重大战役，先后击败篾儿乞惕部、札木合部、塔塔儿部、克列部、乃蛮部等部落，统一了蒙古高原，于１２０６年在翰难河（今鄂嫩河）畔召开宗亲大会，建九游白旄，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１２１１年誓师讨金。１２１８年灭西辽，１２１９年亲率２０万大军西征，５年之间横扫欧亚两洲。１２２７年的对夏战争中，成吉思汗病死军中，在成吉思汗统一各蒙古部落和对辽、金、夏的战争中，有一支精锐的“怯薛”，即侍卫军护卫着他的安全。这支侍卫军由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撒尔统领，称为“带弓箭的豁尔臣”。这支部队在跟随成吉思汗征战中，屡立战功。哈撒尔号所部“科尔沁”，即“割尔臣”的同名异译。
科尔沁部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和呼伦湖一带。明代中期东迁至嫩江一带。为区别于同族之阿鲁科尔沁，称为嫩江科尔沁，亦即嫩科尔沁。明正德年间，达延汗之死，导致漠北兀良哈万户反叛，发生战乱。为避战乱，嫩科尔沁部于嘉靖年南迁到已西迁的兀良哈三卫之地驻牧。
后金为摆脱与明朝、蒙古两面作战的局面，积极联络与科尔沁部的关系；而科尔沁部为摆脱林丹汗的欺侮与控制，也主动与后金联谊。在这种形势下，科尔沁部与后金的联姻就顺理成章地活跃起来。明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努尔哈赤赤迎娶科尔沁台吉明安之女，开始了满、蒙之间的姻亲联盟关系。1614，努哈赤弟八子皇太极（清太宗）娶科尔沁部莽古恩之女为妻，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可济格娶孔果尔女为妻；１６２５，皇太极又娶科尔沁台吉宰桑之女为妻，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后金及清的公主嫁到科尔沁部也很多，科尔沁部首领奥巴娶努尔哈赤四子图伦之女肫哲公主为妻.....
１６２４，科尔沁部首领与努尔哈赤于伊克唐噶哩坡刑白马乌牛正式结盟，视为蒙古第一个正是投降满清的部落。１６２６年，努乐哈赤封奥巴为土谢图汗。１６３６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元崇德，定国号为大清。清对蒙古部族实行盟旗制，其时嫩科尔沁又分为科尔沁、郭尔罗斯、扎赉特、杜尔伯特等部。嫩科尔沁按满洲旗制编为１０旗：科尔沁一部６旗，分左右翼各前中后３旗；郭尔罗斯一部２旗，分前后各１旗；扎赉特一部１旗；杜尔伯特一部１旗。这也就是人们所主的“嫩十旗”。旗上置哲里木盟。
奥巴之子巴达礼被封为土谢图亲王，去汗号；诏世袭罔替，领科尔沁右翼中旗；布达奇（哈布图哈撒尔十八世孙）封札萨克多罗札萨克图郡王，诏世袭罔替，领科尔沁右翼前旗；喇嘛什希（哈布图哈撒尔十八世孙）封札萨克镇国公，领科尔沁右翼后旗；蒙衮（哈布图哈撒尔十七世孙），于１６４８年封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领扎赉特旗。
有清一代，对蒙古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各盟旗之间互不统属，直隶于不得自由迁徙、交往。科尔沁右翼三旗政务受清廷理藩院，盛京将军监督，扎赉特旗政务受黑龙江将军监督。清末，由于清廷朝政腐败，蒙古王公生活奢糜，入不敷出极为严重，开始私放蒙地，汉民大量涌入。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清廷对蒙地解禁官放，相继设立洮南府、洮南县（今洮南市），靖安县（今白城市洮北区）、开通县（今通榆县一部分）、镇东县、赉北县（此二县后并为镇赉县），醴泉县（今突泉县）。
民国时期，实施《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例》和《蒙古待遇条例》，规定“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延续了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又相继设立了瞻榆县（今通榆县一部分），泰来县、景星县（今龙江县一部分）。
１９３２年，日宣布取消王公制度在蒙旗组织伪旗公署，改札萨克为旗长，从清初开始施行的王公制度消亡。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日殖民统治结束。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
12世纪，众多的蒙古部落逐鹿蒙古高原。孛儿只斤铁木历了塔塔儿部害其父、篾尔气惕部掠其妻、遭泰亦赤兀惕部囚禁等劫难后，经过十三翼之战，斡里札河之战、阔亦田之战、达兰涅木格思之战、合兰真沙陀之战、纳忽崖之战等重大战役，先后击败篾儿乞惕部、札木合部、塔塔儿部、克列部、乃蛮部等部落，统一了蒙古高原，于１２０６年在翰难河（今鄂嫩河）畔召开宗亲大会，建九游白旄，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１２１１年誓师讨金。１２１８年灭西辽，１２１９年亲率２０万大军西征，５年之间横扫欧亚两洲。１２２７年的对夏战争中，成吉思汗病死军中，在成吉思汗统一各蒙古部落和对辽、金、夏的战争中，有一支精锐的“怯薛”，即侍卫军护卫着他的安全。这支侍卫军由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撒尔统领，称为“带弓箭的豁尔臣”。这支部队在跟随成吉思汗征战中，屡立战功。哈撒尔号所部“科尔沁”，即“割尔臣”的同名异译。
科尔沁部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和呼伦湖一带。明代中期东迁至嫩江一带。为区别于同族之阿鲁科尔沁，称为嫩江科尔沁，亦即嫩科尔沁。明正德年间，达延汗之死，导致漠北兀良哈万户反叛，发生战乱。为避战乱，嫩科尔沁部于嘉靖年南迁到已西迁的兀良哈三卫之地驻牧。
后金为摆脱与明朝、蒙古两面作战的局面，积极联络与科尔沁部的关系；而科尔沁部为摆脱林丹汗的欺侮与控制，也主动与后金联谊。在这种形势下，科尔沁部与后金的联姻就顺理成章地活跃起来。明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努尔哈赤赤迎娶科尔沁台吉明安之女，开始了满、蒙之间的姻亲联盟关系。1614，努哈赤弟八子皇太极（清太宗）娶科尔沁部莽古恩之女为妻，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可济格娶孔果尔女为妻；１６２５，皇太极又娶科尔沁台吉宰桑之女为妻，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后金及清的公主嫁到科尔沁部也很多，科尔沁部首领奥巴娶努尔哈赤四子图伦之女肫哲公主为妻.....
１６２４，科尔沁部首领与努尔哈赤于伊克唐噶哩坡刑白马乌牛正式结盟，视为蒙古第一个正是投降满清的部落。１６２６年，努乐哈赤封奥巴为土谢图汗。１６３６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元崇德，定国号为大清。清对蒙古部族实行盟旗制，其时嫩科尔沁又分为科尔沁、郭尔罗斯、扎赉特、杜尔伯特等部。嫩科尔沁按满洲旗制编为１０旗：科尔沁一部６旗，分左右翼各前中后３旗；郭尔罗斯一部２旗，分前后各１旗；扎赉特一部１旗；杜尔伯特一部１旗。这也就是人们所主的“嫩十旗”。旗上置哲里木盟。
奥巴之子巴达礼被封为土谢图亲王，去汗号；诏世袭罔替，领科尔沁右翼中旗；布达奇（哈布图哈撒尔十八世孙）封札萨克多罗札萨克图郡王，诏世袭罔替，领科尔沁右翼前旗；喇嘛什希（哈布图哈撒尔十八世孙）封札萨克镇国公，领科尔沁右翼后旗；蒙衮（哈布图哈撒尔十七世孙），于１６４８年封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领扎赉特旗。
有清一代，对蒙古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各盟旗之间互不统属，直隶于不得自由迁徙、交往。科尔沁右翼三旗政务受清廷理藩院，盛京将军监督，扎赉特旗政务受黑龙江将军监督。清末，由于清廷朝政腐败，蒙古王公生活奢糜，入不敷出极为严重，开始私放蒙地，汉民大量涌入。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清廷对蒙地解禁官放，相继设立洮南府、洮南县（今洮南市），靖安县（今白城市洮北区）、开通县（今通榆县一部分）、镇东县、赉北县（此二县后并为镇赉县），醴泉县（今突泉县）。
民国时期，实施《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例》和《蒙古待遇条例》，规定“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延续了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又相继设立了瞻榆县（今通榆县一部分），泰来县、景星县（今龙江县一部分）。
１９３２年，日宣布取消王公制度在蒙旗组织伪旗公署，改札萨克为旗长，从清初开始施行的王公制度消亡。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日殖民统治结束。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
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
游牧文化为什么是先进的
这个教授研究生态学专业，结果发现生态学在草原地的发展是最迅速的，草原是生态学的温床，于是毅然把生态学搬到内蒙古大学，当时内蒙古还没有大学，结果乌兰夫说好，我成立个大学，结果57年时成立大学，乌兰夫是校长，李一同是副校长，把北京大学的许多生态学家请到了内蒙，我考的就是这个生态学，毕业以后分到锡林郭勒草原，在草原研究所下面一直在牧区工作。一直从事草原蓄牧业的工作，多产种草工作，结果发现什么问题呢？问题大了。我们使劲发展生产，结果发现牲畜没养好，草场反而退化了。不得不反思草原的功能是什么，最后逐磨出：草原最大的功能不是生产牛羊肉，不是的，它最重要的功能是生态屏障，第二个功能是民族文化的摇篮，第三个功能是人类智慧的土壤，牛羊肉不是主要的，因为生产牛羊肉把最主要的功能丧失了。
当时反醒这个问题。保护草原是最重要的，于是工作转了，从畜牧业研究转成保护草原的生态研究。搞了几十年以后，草原也没保护好，建立保护区后，草原反而破坏得更厉害。单纯保护草原，把老百姓赶走，不让牧民种，不行。发现保护草原必须先保护文化。同时保护文化才能保护草原，当时我就开始学习蒙古史，慢慢转化。我是自然地转化，可是最大的冲击不在草原是在西藏，当时我负责大型的国家120亿支援工程草原畜牧业这一块，当时给我的震憾很大，我认为按照草原畜牧业的学科规律搞，什么出栏率，牲畜改良啊，结果人家西藏完全不同意这么搞。他们说出栏率不行，我们畜牧屠宰要一定的节气才行，不让宰，还有这事！把我气得……我于是读了藏传佛教的常识性的东西。发现他们说得很有道理：西藏发展畜牧业是为了什么，牲畜改良，搞完全现代畜牧业是改变他们所谓原始落后的方式的后果是什么，西藏的主要产品是什么？是不是牛羊肉，是不是畜牧业？当时矿产很多，木业很多，当时西藏由于多年不采，保护圣山，树木直径有八米那么大，当时搞林业的同志算了一下，西藏的木材量是世界第一，搞林业很好，但他们也都碰了壁，最后逐磨出来西藏最大的资源是宗教信仰，他的宗教信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源。为了发展其它生产，把宗教信仰给消灭了，冲击了，损失就大了。回来以后，我反思定位内蒙古草原是干嘛的，我才总结出是祖国生态屏障。内蒙古文化的摇篮，是出智慧，出文化的地方。现在证明了，内蒙古的畜牧业产值2001年相当山东省的四分之一。所以大家印象中大草原啊是畜牧业基地呀。我们过去农业部提出靠内蒙大草原把中国人民饮食结构改革变，后来不行，发现一个小小的河南省一个养牛专业县，牛的产量相当于内蒙与新疆的总和，可是国家投入很少。小小的山东省，国家没投资，短短几年畜牧业产值超过内蒙十倍——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数字。说明内蒙古不是发展畜牧业产肉的地方，那他是什么？这就是我整个思想的一个转念。要定好位：它的畜牧业是干什么的，主要不是产牛羊肉，是什么？是文化的载体。这个观念慢慢产生。现在许多人还是走我们原来走过的老路，到了内蒙极力发展畜牧业，搞牲畜改良，搞养牛基地。最后发生了极大的环境破坏。过去内蒙古，说人家原始落后，但人家就靠套马杆，马鞭子，骑几匹马没有任何投资给国家贡献那么多牛羊肉，现在我们要投资几十亿治沙，改良家畜。投入多少个亿，最后结果怎么样？文化，文化消失了，环境，环境破坏了，一场沙尘暴把所有投资一笔勾销了。这是一个教训，地区定位问题。现在我们内蒙古生态环境怎么样，大家可能不了解和广州差距太大了。大家没有感性认识，咱们这儿四季长春，内蒙古是一年90天的生长期有的地方七十天的生长期，冬天冰天雪地，土层很薄，辽阔的边疆地区。这是个生态定位的问题。
游牧文化为什么是先进的
还有个观念问题，我们刚到内蒙古的地区，老觉得看到蒙古人怎么还这么落后，原始地放牧，逐水草而居，到处游荡。住蒙古包，风刮得挺冷的，放牧蒙古羊，原始的生态。那么一群羊赶不上一头澳大利亚羊产值高，这怎么行？太落后了，要改善他们原始落后的面貌，一般刚去都是这个概念，我们做了好多工作——把家畜改良好，让他们定居。结果怎么样呢，造成现在大家知道的效果，做了半天成了我们上面讲的结果。我们对游牧文化理解出了问题，游牧文化是什么样的呢，过去在蒙古高原总是游游荡荡的，一个蒙古包在一个地方放了六七天就搬家了。冬天往南边去，跟候鸟似的，靠近沙窝子暖和，夏天热了，往北方去，靠水边。一年四季就这么到处游荡，国界都不认，我们当时看来是不可思议原始落后这么个倾向。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但我们能不能先解析它，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让人学习，先不是批判它，我们学了一些蒙古史。看这么个原始落后单一的方式在历史上是怎么样的。哎，历史上，大吃一惊，我们知道蒙古族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有多么大？绝对不亚于汉族，丘吉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从没有这么少的一群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了这么巨大的贡献。这么高的评介，蒙古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比现在俄罗斯都大。绝不是毛泽东所说的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这样的，它的支柱，它为什么能打仗，他有个游牧文化问题，游牧文化先进在哪里，并不是原始落后的，大家不知道，北京市是蒙古人建立的大都，过去都城有八百年的历史，真的国家大都城是蒙古人建立的。
过去的莫斯科被蒙古人一把火烧了，现在莫斯科的雏形是蒙古人建立的。克里姆林，乌克兰，是蒙古语。沙皇是蒙古人建立的，第二个沙皇是蒙古人，蒙古人还贡献了六个皇后。沙皇是在蒙古人的基础上建立的。印度是文明古国，印度最繁华的莫卧儿王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可能大家知道的李四光是蒙古人，梁漱溟，萧乾，元素周期表发明者门捷列夫，诺贝尔奖获得者巴甫洛夫是蒙古族，叶利钦有蒙古血统，列宁的奶奶是蒙古人。所有蒙古人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他的支柱就是游牧文化，蒙古人在草原上这么多年，草场没有退化，有他的原因。为什么欧洲多瑙河北的草原，乌克兰的草原，匈牙利罗马尼亚的草原都不错啊，为什么创造不出这么震惊世界灿烂的文化？什么原因呢？它的草原被早就开垦了，唯有内蒙保存了游牧文化？所以外国人很惊奇，他以为我们草原早就退化了，因为经营了几千年，这么脆弱的生态环境？因为我们的草原生活着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一直坚持着游牧的生活文化。人数这么少的民族，而且可以和强大的汉族对抗，你可想它的生命力多大。
突厥人有个王子对他妈妈说：咱们应当学习内地唐朝，当然唐朝也不是全汉族，李世民的妈妈是突厥族，奶奶是鲜卑族，起码一半一半是少数民族。李白突厥人，白居易也不是汉人，所以说胡习十足的唐朝。唐诗融入了少数民族那种气魄。所以后来，他妈妈说我们要建立城市的话，我们早就被强大的唐朝毁灭了，因为我们居无定处，我们这个小小的民族才可以和唐朝对抗。蒙古人还有一个谚语，孩子问妈妈；我们为什么老是这样搬来搬去，妈妈说：假如我们固定在一处，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地搬迁就好比血液在流动，大地母亲就会觉得舒服。你给妈妈上下不停地捶背，妈妈就会很舒服，假如固定在一处，妈妈会怎样，这些谚语很深奥，所以说真正的草原生态学家是我们的牧民。他们经营几千年保护了生态，有人改变它，必然遭到很多惩罚。
游牧文化因为它的流动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比如它的官，它的干部也是一官多能，所以蒙古人有三个特性，一个是流动性，来回走。一个是集体性，集体化，每个畜牧业的环节，一家一户是无法完成的，比如剪毛了。一群羊一家一户剪一个月都剪不完，羊别想吃草了。大家呼地一起剪了，他就可以放牧了，所以他是集体化的。另外，还有游牧文化还有个特点是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所以蒙古人把水草放在第一位，把牲畜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第三位。这么一个理念。蒙古歌歌颂母亲的歌最新最多，为什么？它的母亲并不一定是他的妈妈，他的家乡，他的草原，生命之母。这么个高度，所以他的歌叫《宇宙之母》。《世界之母》。《生命之母》。比如他把山形容成妈妈，你看鼓起的山头是他妈妈的乳房，流下的水是乳汁。河流的水是大地母亲的血液，所以他对水是非常爱护。从来不允许在水里洗东西，洗手，水边非常清洁，晾东西都是不允许的。晾东西，会带来电击，取水时不允许用金属的东西，要用木器。黑夜不许取水，如果要取水，需要行礼，向河流说明原因：“我的孩子实在没水喝了。”我们外地人看到的非常荒凉的沙漠，他都用非常好的名字命名。蒙古语中没有环境恶劣一词，都是脆弱，蒙古人的地名都是富裕，美好，“巴音”或者用植物的名词。男孩都叫老虎，英雄，雄鹰，女孩都叫齐齐格等花草的名字，你到一个牧区，不愁没人认识你，你巴特一叫，准保有男孩出来。教育都是满地走的，首先是妈妈教育，是有程式化的，用歌曲教育，歌特别多，一唱唱好长时间，保护环境，尊敬老人。谜语，故事，史诗，家教这是一套必须的。再大一点就是马背小学。就是老师骑着马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地转，给你留下作业就到下面一家去，来回转。再大一点，寄宿小学。阿姨看着的在一个蒙古包里的。再大了，往寺庙。他的干部制度也是一官多能的，一个书记一般是乡长苏木长，兼书记什么都兼，男书记也兼妇女部长，一官多用，他领导还会理发，还会看病，还是兽医，因为牧区的人很少，乌兰木齐的演出团全是普通牧民，受到毛主席与周恩来接见的，一边演唱，一边干活，什么都干，放羊，看病。他的商店也是流动的。所以游牧整个社会是动态的，动起来你说他啥都不知道了，错，蒙古是最注重信息的一个民族。
蒙古人见面你好我好，然后就问消息，你有个新鲜事，没多久整个公社都知道了。他叫跑马消息。为什么属马倌是最大的官，因为马倌到处跑，消息都知道。一般蒙古人从小责任心特别强，没有一个民族象蒙古人从小就当官，从小就当羊倌，牛倌，马倌，当倌是锻炼啊。五六岁的孩子从小管五六百只羊，这个责任心多强。到十多岁的，拉练，几百里地走，带着马带着帐篷走，大人不管，偷偷在后面跟着，走。孩子有问题，怎样用血洗伤口，大人出来了。走的时候乱七八糟。回来时整整齐齐，他有一个集团，总有一个领袖自然产生，这个小孩就是未来的苗子。所以游牧文化是多方面，锻炼民族的进取心，开创精神，汉族是种地，家是眼前的房子，地，蒙古人的概念，家是整个大草原，这是我的家。他的母亲，他的草原。他们的家和我们小家概念不一样，羊群，水，河流，包括外来的客人，都是他家里的成员。从小开始都是集体精神，所以蒙古都是开放的胸怀，勇敢的民族。可是蒙古人养成了不是勤劳的民族，整天喝酒，不象我们汉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不是兢兢业业积攒的民族，你做扶贫，三天钱就没有了。但是是无私，奉献的民族，开放，大度。为什么蒙古族发现出这个文化，这个文化与农耕文化差别极大，我们到内蒙古，简直不适应，我们对一些问题，我们的理念一看是汉人，一看是蒙古人，两种文化差别极大。我们汉人到蒙族地方，总觉得他们落后，要改造他们，等我们呆得时间长了呢
深入之后，翻过来，觉得我们的文化缺点太多了，蒙古的文化更现代化。翻了个，所以维护蒙古族文化的并不是蒙古族自己，真正蒙古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无所谓。蒙古人与外族通婚是很平常的，成吉思汉的母亲就是鄂温克族。他的妈妈大侄子，和别的民族结婚，学习别的民族文化，他觉得没事。反而是汉族不是这样，乌兰巴托的人都是西方化，俄罗斯化了，当然还是说蒙语。一个艺术学院的男女学生特别风流，那个接吻。为什么他们和西方的文化更接近，和我们的差别反而比较大。很悲哀。
游牧文化产生了最早的自然保护法
狼图腾的书对我们汉族文化批判得很厉害，有点偏见。我说明什么：两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很伟大的，我们汉族文化的伟大与少数民族的文化的补充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京戏吸收了蒙古文化，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京戏重要的乐器是胡器。曲牌是蒙古族宫廷乐，有一次我听宫廷乐，说这不就是我们京戏吗？就是元代的元曲。动作，全是蒙古人动作，老生唱法是吸收了蒙古长调的唱法，当然蒙古人也吸收了许多大量汉族的文化。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两种文化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代替，我们现在有人就犯这种毛病。就是替代。你的文化是落后，要用我们的文化替代。特别是靠天吃饭，是落后的，特别是要改变，要人定胜天，蒙古族，天是腾格里，地是母亲，靠天靠地是先进的，而且用金属东西挖地极端不允许的，所以中医有植物的根蒙医只用地上的，怎么允许用东西把大地母亲挖开来呢？这种与自然界融合是先进的，世界上与大自然不对抗的融合的就是蒙古人。有个美国的学者打个比方，地球生物发展好比二十四个小时，最后一分钟产生了人类，因为这个种要把其它种消灭掉，占用别的种的地方。蒙古人不是这样的，蒙古族从来不会占有一寸土地，蒙古包也不是他的，蒙古包走了后，草长得更好，因为施肥了，他和其它动物没有任何区别，完全融入大自然。蒙古人是地球村里最守法的公民，所以蒙古人讲了，我们上帝只有大地母亲，其它都是我们兄弟，我们汉族对畜牲啊这种感觉，蒙古人，马是他朋友，情人。对狗更是爱护，乌兰夫，内蒙古领袖，是狗名，红小子，红狗，内蒙古的副主席宝勒盖，是棕色狗的意思。成吉思汗四员大将被称为四狗，相当于我们的五虎上将。都是爱称，没有天敌与天友区别。比如狼吃羊，一般不吃羊的，偶而吃了一只羊，高兴的事。哎“天狗能看中我的羊。要丰收了。”后来狼吃得太多，就开始打狼，也是按季节的，围狼。把狼围在一块，请老头向王汗求情，先把母狼，小狼放了，剩几个壮公狼。去年我们去蒙古，改善伙食，打黄羊，黄羊很多，上百万只，打了一天，蒙古人只打了二只，肉老得不能吃，因为他是搞生态的，只打老的黄羊。图腾不仅是狼，大天鹅，老鹰都是他们图腾，树木中柳树，榆树是他的父亲，柳树是他的母亲柳树是天上的圣毛掉下来长得的圣苗。。大天鹅是他的母亲。传说，一个穷小子娶不上媳妇，一天来了七个大天鹅化成美女，小伙子看她们洗澡，拿走一件衣服，一只大天鹅就留下来了，生了九个孩子，长大成人，还了衣服，就飞走了，于是父亲对孩子说，我们妈妈是白天鹅，我们是草原蒙古人，于是每年当大天鹅飞回来时，母亲回来了牧民们就会祭天，，大天鹅啊啊在叫，他们也在叫，互相问候。这样的故事，蒙古人太多。
还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原来是年轻的母羊生了小羊羔，不要自己的小羊羔跑了，蒙古人也不赶，也不打，把母子放一起，就唱歌，特别悲哀的歌，鸟儿没有乳房，而你有这么肥硕的乳房却不肯养育自己的孩子，唱半天，一首歌一首歌唱，就这么唱啊唱，很悲伤地，直到母羊开始奶自己的孩子牧民与农民有什么区别，农民对着粮食没有感情，牧民对着有感情牲畜。
蒙古族的环境法是最古老的，最好的，世界上最完整，保护动物一大串。蒙古人法好操作，一千前就有国家保护区，他叫圣神之地，怎么样保护都有明文规定的。蒙古族是法律民族，有性搔扰法。斜眼看人家姑娘罚一只羊，摸人家姑娘辫子，罚一匹马。酒法，打胜仗官喝多少，兵喝多少，多一口犯法。还有妇女法律，规定蒙古包里有一个女性的神圣的座，儿媳妇坐那位子，可以用木棍打老公公，老公公还必须笑着看她。家里人犯法了，女儿与儿媳妇可求可以减半，甚至免罪，还有这样的法律，为什么，蒙古族妇女特别劳累，必须给她休息与地位。也是游牧文化的需要，文化的支柱是妇女，成吉思汗打仗为什么成功，他利用了蒙古族妇女。蒙古族打仗带家属。做后勤的全是妇女，成吉思汗打仗，带三百万头羊，其中赶羊的全是妇女。
一个蒙古骑兵带七八匹马，放马的都是他的家属。强大后盾，急了以后女的打仗。蒙古人没有人口问题，蒙古人没有孤儿。没有重男轻女的事。农耕文化才造成人口问题造成男女问题。蒙古族都是男的少女的多。蒙古族跟狼似的，是大恨大爱的动物，狼是儿女共有，一夫一妻制，所以世上出狼孩呢，哪怕不是我生的孩子，人类生的孩子，也要把他养大。蒙古人向狼学习打仗，也向狼学习他的情感。狼对子女的热爱，老人与孩子都是公有的。在二次大战以后，蒙古高原同时收养了很多日本孤儿，俄罗斯孤儿，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蒙古高原收养了五千个朝鲜孤儿，六零年困难时期，内蒙古收养了三千个上海孤儿。为什么，他把孩子比自己的孩子还亲，蒙古族收养孤儿还有个传统告诉你，你是国家的孩子，你的妈妈在上海，你叫我妈妈，阿姨随便，你长大以后回上海找你的亲生妈妈。有个上海五个孤儿，五个人不愿分开，最后一个蒙古族妈妈收养了他们，不让他们叫妈妈。太劳累了。最后五个孤儿在坟前叫了她一声妈妈。动人的故事，这么开阔的胸怀。
草原荒漠化的真正根源
我们现在草原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么多年，蒙古族慢慢没落了。冲击力也减弱了，蒙古马没有那么有战斗力了。畜牧业没有那么力量了。四川的猪就能把市场占满了，加上满族在满清时怕蒙族对蒙古人有一系列的改造，特别是宗教控制，每家都要有儿子做喇嘛，最后蒙古男的一半都是喇嘛了，整个生产崩溃了。从思想，人口上，社会风格变了，性病流行。解放初期，蒙古人只剩下83万，畜牧业也完了。解放之后，蒙古人。政府有一个很好的政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全国不一样。恢复生产，治病不要钱，畜牧业大发展，蒙古人说对解放军，对共产党，最亲的不是汉族是我们蒙古族牧民。是政府救活了我们。后来蒙古发生了内人党大面积冤案，打死很多人，都挖到蒙古包了，很多牧民都挖成内人党，就这样残酷，没有一个蒙古人往外蒙古跑的，全是往内地跑，这是祖国啊。当时周总理正准备出国外事访问，知道内人党冤案后，立即停止出访，当时要发文件制止冤案，来不及了，周总理拍桌子说一分钟不能等动用空军部队，（内蒙牧民住得分散）于是当时用空军在草原上撒传单制止内人党冤案。因此现在一般牧民对我们的政府是很忠心。但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有些政策老想着蒙古人的落后，老想着用内地的方法代替蒙古人的方法，这个东西，我几十年才转过来，乌兰夫在的时候好，因为他又是军区司令又是内蒙党委主席。他真正了解蒙古人的情况。他跟毛主席说内蒙没有奴隶没有压迫我们不能斗地主，毛泽东同意了，所以在内蒙施行了特殊政策。当时王震要在内蒙黑土地开荒，乌兰夫问我的老师李一同，李一同吓坏了，要把王胡子赶走，一开荒草原就完了。乌兰夫让王震中止，王震很厉害：“不行，这么好的黑土地不开荒，国家需要粮食。咱们粮食不够吃。”乌兰夫告状告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主持乌兰夫，所以后来王震到新疆等地去了。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内地的干部越来越多，很多第一把手都是内地来的，很自然。有军管处的干部把我们草研所干部都召来，一拍桌子：“你们这些干部是干什么的，我们的革命烈士流血牺牲，难道还让我们的民族兄弟住蒙古包吗？还让他们放羊吗？让他们种地，给他们盖房子。”再换一个人还是老样子，所以很难改变内地干部的观念，另外还有一个错觉，国家统一，一致才能统一，蒙古人住得那么分散不好管理。党的方针如何贯彻，固定起来就好嘛。有些专家还说世界草原都是游牧到定居到城市化，工业化，我们这么伟大的民族还让他们原始游牧？一定要彻底改变，而且我们有力量改变，投资！太大了，光种树花的钱有三个半三峡投资那么大，但很多投资违背游牧。养牛，种树，喷灌，结果水没有了，最后说农业不行搞工业，在草原上搞工厂。把水源都污染了。内蒙干部加强了，结果和内地干部一样多，内地一个乡五十个干部，我们也一样，可是对不起，内地一个乡好几万人，我们苏木只有好几百牧民啊，结果就变成官多了机构大了，国家养不起。牧民也养不起了，最后工资发不了，怎么办，干部自己养羊去了。结果现在干部养的羊头数和牧民差不多了。现在草原上三种羊，牧民的羊，干部的羊，外来户的羊，各占三分之一。整个我们搞的很多事，沙尘暴，没有树不行，怎么办，造林，我的天啊，造了很多林，私人投资，公家投资，树长了，死了。树长得好，把地下水都吸干了。广东随便种树，草原和广东不一样，，草原干旱，水是不够种树的，所以草原人工林是一大危害。人工种草，人工造林打着国家治理生态重点投资的招牌，假如你说恢复游牧的课题，对不起没有钱。现在内蒙古到处是铁丝网，就这么干。铁丝网一弄，把草场都分了，他们这么说：“这还行，牧场没人管，要调动牧民的积极性。农民不是分了地吗，咱们牧区也分了”这一闹好，游牧就停止了，没法游了，比如我占了沙窝子了，夏天热得要死，冬天还好，他占了山坡上，夏天还好，冬天冷得要死。他把河边占了，我没法喝水了，他把碱坑占了，我的羊没法舔碱了。这没办法弄了。整个牲口开始得病，有的牛不吃草，老是啃骨头。缺元素，内蒙古好多地方一化验缺元素或者一个元素富集。内蒙蒸发量远远大于降雨量，没啥雨，元素往一块聚集。所以不是少那个就是多那个，不平均。那为什么牧民上千年下来不得病呢？他流动，每个地方只呆一周。打个比方，内蒙古没有元素百货大楼都是元素专卖店。
你要想得到全面的元素，你必须到处转才能买齐。不死心，我要继续干。还有老觉得人家牧民原始落后，其实人家是与大自然的和谐并不是原始落后。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比如手机，牧民就可以用，蒙古包，可以改造，有塑料的东西可以用，现代化的概念应当是游得更好，游得更勤。跟自然更和谐，而不是和目前一样。所以现在荒漠化与文化有很大关系。我们搞环境与他们的历史文化都有关系，我们搞环境要考虑多种元素。我年岁大了，搞了一辈子草原。到退休之后才悟出点这么些东西，我把自己的体会跟大家讲这么些事。
我是内蒙古人，在内蒙古大学七年，从小接受汉族教育，被人家称为汉奸，基本上我们这一代都认为游牧文化是没落了，只能做为点缀，农耕文化是先进的，我也是在牧区长大的，我每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对游牧文化是悲哀的。蒙古游牧文化还是先进的，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很好继承。
蒙古建立元朝，把中国都占领了，如果说当时他的文化是先进的，为什么最终是被汉文化所同化呢？他曾经想把汉人赶到草原，但没有成功。有人讲欧洲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蒙古族和汉族老打胜仗，但文化上老打败仗，因为汉族是强大的农耕文化，世界上最具同化力的文化。大家公认。但这个文化怎么形成的，他与少数民族补充吸收融合有很大关系，欧洲没有黄河那么泛滥，治河是农耕文化重要的起因。因此欧洲的农耕文化没有发展起来，蒙古文化对欧洲文化整个冲击力作用反而比我们这儿大。很多民族虽然种地了，但有很强的游牧意识，比如德国人。游牧的东西升成资本主义的前期文化，商业的文明与游牧的文明。为什么说是先进的。是针对某些人说是落后的来说，文化是不应当分先进，落后的。
这东西不好说。我们搞生态，狼在草原上走动，有利于牲口的警惕，有利于牲口的健康，因此蒙古族对狼的谚语，方法绝对是先进的，对老鼠是先进，他放牧的理念也是先进的，所以蒙古族理念更接近西方。跟我们汉族区别顶大。他更容易和西方的融合在一起，和我们的汉族理念差别巨大。我这套东西和加拿大的人讲以来很接受，反而和汉族的同行，格格不入。我讲伟大的蒙古族，有人讲刘书润老师比蒙古人还蒙古人。北京知青对草原对蒙古人的感情没法说了，命都可以搁在那儿，现在许多退休以后回去了，《季风中的马》，普通的电影，北京知青一看就哭，为什么北京知青单独有这个现象，为什么山西，云南知青没这个现象，象狼图腾的作者姜戎在内人党时和几个蒙古知青为了保护蒙古牧民打死了人关在牢里好多年。往往是外族人对蒙古文化这么热心，他有个反差的问题。北京缺什么，缺真情，草原的真情让人忘不了，马小丽，草原合唱团，在东乌旗的知青，现在一提东乌旗就哭，就是这个感情。你要提蒙古人野蛮，关系混乱，她会跟你拼命，她在下乡的蒙古包里才不到二十岁，她有个蒙族的干哥哥差不多岁数，因为嫂子生病，整整两年她和蒙族哥哥两个单独在一个蒙古包里放羊，整整两年没有任何事，两人特别好，是纯真的感情，牧民很简单，感情真挈，我在草原所，内大朋友都是蒙古人。说老实话，蒙古人的感情就是一个字爱。狼的性格，大恨大爱。我考进内大的成绩是倒数第二，我在内蒙不愿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不带一分钱不带一斤粮票在草原游荡，整整一年，一开始把我当小偷打信号弹给抓起来。这一年对我一生教育太大，我和牧民生活在一起，把我一辈子都撕开了，以前的教育都滚他妈蛋，真正的牧民对我的教育，真实感情没法说了，一年回来以后，一年我没洗过澡，穿着破棉袄打饭。最后，我也成了专家了。最大内大李博把我调来了，教授们都说我身上味大，虱子多，学生不叫我老师，叫刘师傅。可是我一年之后与别的老师就是不一样，我感激牧民。这是大的课堂，他真正的出产不是牛羊肉是知识是真情，是这此些东西。草原是个大学校。草原的草与蚊子都是灵性。一根草是一个朋友，一草一木都是爱的大家庭。有一次我在大草原上迷路了，走不出来，最后坐在大草原上，哎呀，我数这个草五十多种草，最来来一个牧民把我带走了。所以不是牛羊肉是文化，是我们真正改革开放需要的。改革开放了，我们中国人希望象蒙古人一样友爱团结，成吉思汗伟大就是因为靠的这种精神，我在北京大街上就经常穿蒙古袍。我非常骄傲，我们十二个毕业的学生，没想到刘书润成为真正草原专家。我靠牧民这些东西成了专家。我们真正的草原经验在牧民之手，我们生态保护区，保护法，蒙古人是最多的，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学会了呢。我是要报答蒙古族兄弟，捍卫蒙古族文化。
我们希望蒙古族多出些精英，但我们希望蒙古族保存传统的文化，保存固有的载体。我们还有一个项目，重新恢复游牧，让嘎查长与牧民组织起来。满族很伟大，但他的文化没有了，黑山白水都农耕了，我们蒙族不能成为第二个满族，要留下固有的东西。基地，不是保证原始不动。但要保持流动性，游牧性，与自然融合的先进性，在这个地方现代化。
东乌旗是不是有个造纸厂污染很厉害。被我们赶走了，我是参与这个事的，我们大草原水比黄金还珍贵用黄金般的水生产纸，得失是不成比例，把我们的母亲河都污染，告赢了，一个北京老知青起了作用，下一步牧民自己组织。结果这个厂又搬到另外一个旗用柳条造纸，我说你用柳条造纸干嘛，你用我的脑蛋造纸嘛。草原工业化，污染影响巨大。我们拼着命保草原。
草原上曾诞生过很伟大的民族如匈奴，鲜卑，唐与隋的重要民族，现在都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有几个一个是战争与瘟疫，一个是民族融合，我们现在北方的汉族有很多鲜卑的传统，我碰到好多蒙古人除了说自己是蒙古人外一句蒙古话也不会说。就象你这个蒙古人一样。
蒙古族是非常聪明的民族，接受其它的文化非常容易。不是拒绝现代的东西。乌日娜，歌唱家搞了电脑班让牧民学电脑，还要搞英语班。什么意思呢搞生态旅行，让他们先进，让他们提高，才能对自己的文化自我定位。有一部分必然失去自己的文化走向现代社会，这也是我们提倡的。
如果整个世界都美国化，我们汉族的东西也失去，都象一种文化，那世界文化就荒漠化了，还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当然文化的多样性与生态的多样性是一致的。世界多文化多民族是我们需要的，象保护珍希动物一样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
生物多样性是稳定基础，是富强的背景。文化也是如此。当然我们有很大的困境，是进化论与生物多样性的矛盾。咱们世界上七十年代，有一个世界范围的大辩论，把进化论冲击得乱七八糟。我们当时正好搞文化大革命脱离了世纪大辩论。进化论学说始终没有好好研究过，我们现在许多东西还是进化论的那套东西。统治我们整个思想界。为什么说多样性是稳定性基础，就象广告说的“一个好，再好也是不好，大家都好才是真的好。”（众笑）我们不求一个最好，中国乒乓球队长年世界冠军，完蛋了，整个乒乓球运动完蛋了。NBA就不是这样，成了世界运动，生态环境恶劣就是一个建成优势种优势度越高，沙漠就是沙化，真正的热带雨林丰富多彩。这样产生物种最多，文化最多。我们物种多样性比美国强得多，美国物种少，没有，他还要买，人为增加多样性，美国说你日本永远赶不上美国，你的多样性比我差远了，美国是用多样性来跟你搞，你一国两制，人家一国五十制。到加拿大某个地方，他要保持法国巴黎公社制度。人民公社我们全垮了，我们农村暗地里还保持着人民公社，可人家以色列，公社还有啊。我们就不允许这些多样性存在，统一了，一致了才行。这么观念摆着呢，一样才好呢，稳定了，好管理了，好统治了。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中国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多样性强，我们的地区差别大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别。一个西藏，一个广州差别太大了。中国的多样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们地区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民族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历史上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们最丰富的资源是多样性，是我们历史资源，我们从来不把历史当作资源来对待。例如文化大革命，大家说动荡不好。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宝贵的资源啊，包括大跃进。大跃进，我们没按资源来对待他，所以我们老犯错误，可是我们哪次认真对待过，我们草原开荒开了多少年了，从满清开始，没有一次开荒下场是好的，可是我们有一次认真对持过，没有。中华民族有丰富多样性，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可是我们对我们的多样性我们怎样对待，这是我们年轻人值得思考的东西。
我是做人类学研究，发现一个弱势的文化如果不向强势的文化学习不向他同化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有些人说我们的文化是特色的要保护他，可是身处在弱势文化的人会说为什么我们保护民族多样性失去享受现代生活的权利。蒙古族的人会说工业文明也很好，为什么要我们呆在草原上，让我们享受这样的生活。比如生态旅游，本来祭天仪式，古人是相信的，认为是有用的，现代蒙古人不相信，但为了旅游恢复了，这种文化是给游客看的。
我们做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我们很多的地方，牧民很抵制，有一个地方有一百多个猎民，国家给他们盖了房子，把他们的枪没收了，让他们强行下来。一下来就有一个老太太，摔倒了，骨折，六个青年自杀了，十个青年逮捕。于是一个老太太又领着他们回到林子里去了。前些日子，我们和老太太住了一周。他不象你说的是一个自然现象，如果是自然的，一些人到美国去都可以，自然进程是不可避免的，民族不是永远存在的，汉族也没多少年，是变动的。蒙古族也是很多民族杂合在一起，这是自然的进程。这是很自然的，不是消灭掉是自然的，我们是允许的，现在不是，他是极端的方法，跟你闹。我讲的那个群猎民，其中有一个画家自杀了，他们养驯鹿，国家把他们搬出去后，他们只能喂驯鹿草，但驯鹿只吃地衣。怎么行，没孩子了，不是自然进程，是强制进行的。我们牧区很多事情是强制这么干的，你说草场退化了，他把你围起来保护区，你给我进城去，端盘子去，老牧民怎么做这个事，所以他不是一个自然的进程。说什么内蒙草场90%退化，50%严重退化，胡说八道，现在内蒙草场没那么严重。为了捞钱，为了把牧民赶进城市失去草场，这么干的，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我们反对这个东西，当然从我们心情来说，对弱势文化是有保护的意义，这种心情都没有的话，否则的话更促进他们发展，尽量维持多样性。
牧民恢复游牧决心那么大，因为羊不能放了，水都没法用了，现在苏木学校都砍掉，五六岁的孩子逼着你在旗里上学。几百公里上小学。他们用各种方法逼着你离开草场。死活给强人收取地租不是自然进程，甚至提出口号“消灭牧民”。很多是政策失误造成的。以前一个东乌旗一个王爷都用不了，二三个人就管起来。草原不是羊多了，是官多了，一个官抵一万只羊吃草，我给他算过的。不是历史演变是强加的，是这么闹的，他有意识统一。其实内蒙古人说我们比外蒙古的蒙古人还仗义，我们有这么大祖国，你们外蒙古草场退化去哪儿，我们退化了可以去广州。我们分裂谁啊，北京是我们的，草原是我们的，蒙古人就是这个气魄，他不搞分裂。
我觉得文化无所谓强势弱势，文化都在某个特殊区域产生出来，在这个区域他是强在的在另一个区域不一定是强的，为什么我们说一个文化是弱势强势，是因为权力喜欢某些文化，有些不只是权利，还有社会经济基础。有些文化为什么很弱，因为他发不出声音。我们讲美国现代化是最好，美国的生活方式是对世界威胁，因为它需要很多资源，所以强势文化就是先进的吗？未必只是掌握权利，所以如何保护弱势文化，一个词：赋权，让他们自己在自己土地上分析判断自己的文化。是你的文化好，还是我的文化好。
如果按进化论来说，地球上最好的动物就是人了，其实每样生物都有存在的意义，而有物种有些是进化，有些是退化。各种途径都有，不是过去一个线一个线，现在我们生态学课程都不讲进化论，如果说社会是进化的也是从进化论来的。生物其实不是进化的，也有退化。
当时反醒这个问题。保护草原是最重要的，于是工作转了，从畜牧业研究转成保护草原的生态研究。搞了几十年以后，草原也没保护好，建立保护区后，草原反而破坏得更厉害。单纯保护草原，把老百姓赶走，不让牧民种，不行。发现保护草原必须先保护文化。同时保护文化才能保护草原，当时我就开始学习蒙古史，慢慢转化。我是自然地转化，可是最大的冲击不在草原是在西藏，当时我负责大型的国家120亿支援工程草原畜牧业这一块，当时给我的震憾很大，我认为按照草原畜牧业的学科规律搞，什么出栏率，牲畜改良啊，结果人家西藏完全不同意这么搞。他们说出栏率不行，我们畜牧屠宰要一定的节气才行，不让宰，还有这事！把我气得……我于是读了藏传佛教的常识性的东西。发现他们说得很有道理：西藏发展畜牧业是为了什么，牲畜改良，搞完全现代畜牧业是改变他们所谓原始落后的方式的后果是什么，西藏的主要产品是什么？是不是牛羊肉，是不是畜牧业？当时矿产很多，木业很多，当时西藏由于多年不采，保护圣山，树木直径有八米那么大，当时搞林业的同志算了一下，西藏的木材量是世界第一，搞林业很好，但他们也都碰了壁，最后逐磨出来西藏最大的资源是宗教信仰，他的宗教信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源。为了发展其它生产，把宗教信仰给消灭了，冲击了，损失就大了。回来以后，我反思定位内蒙古草原是干嘛的，我才总结出是祖国生态屏障。内蒙古文化的摇篮，是出智慧，出文化的地方。现在证明了，内蒙古的畜牧业产值2001年相当山东省的四分之一。所以大家印象中大草原啊是畜牧业基地呀。我们过去农业部提出靠内蒙大草原把中国人民饮食结构改革变，后来不行，发现一个小小的河南省一个养牛专业县，牛的产量相当于内蒙与新疆的总和，可是国家投入很少。小小的山东省，国家没投资，短短几年畜牧业产值超过内蒙十倍——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数字。说明内蒙古不是发展畜牧业产肉的地方，那他是什么？这就是我整个思想的一个转念。要定好位：它的畜牧业是干什么的，主要不是产牛羊肉，是什么？是文化的载体。这个观念慢慢产生。现在许多人还是走我们原来走过的老路，到了内蒙极力发展畜牧业，搞牲畜改良，搞养牛基地。最后发生了极大的环境破坏。过去内蒙古，说人家原始落后，但人家就靠套马杆，马鞭子，骑几匹马没有任何投资给国家贡献那么多牛羊肉，现在我们要投资几十亿治沙，改良家畜。投入多少个亿，最后结果怎么样？文化，文化消失了，环境，环境破坏了，一场沙尘暴把所有投资一笔勾销了。这是一个教训，地区定位问题。现在我们内蒙古生态环境怎么样，大家可能不了解和广州差距太大了。大家没有感性认识，咱们这儿四季长春，内蒙古是一年90天的生长期有的地方七十天的生长期，冬天冰天雪地，土层很薄，辽阔的边疆地区。这是个生态定位的问题。
游牧文化为什么是先进的
还有个观念问题，我们刚到内蒙古的地区，老觉得看到蒙古人怎么还这么落后，原始地放牧，逐水草而居，到处游荡。住蒙古包，风刮得挺冷的，放牧蒙古羊，原始的生态。那么一群羊赶不上一头澳大利亚羊产值高，这怎么行？太落后了，要改善他们原始落后的面貌，一般刚去都是这个概念，我们做了好多工作——把家畜改良好，让他们定居。结果怎么样呢，造成现在大家知道的效果，做了半天成了我们上面讲的结果。我们对游牧文化理解出了问题，游牧文化是什么样的呢，过去在蒙古高原总是游游荡荡的，一个蒙古包在一个地方放了六七天就搬家了。冬天往南边去，跟候鸟似的，靠近沙窝子暖和，夏天热了，往北方去，靠水边。一年四季就这么到处游荡，国界都不认，我们当时看来是不可思议原始落后这么个倾向。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但我们能不能先解析它，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让人学习，先不是批判它，我们学了一些蒙古史。看这么个原始落后单一的方式在历史上是怎么样的。哎，历史上，大吃一惊，我们知道蒙古族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有多么大？绝对不亚于汉族，丘吉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从没有这么少的一群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了这么巨大的贡献。这么高的评介，蒙古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比现在俄罗斯都大。绝不是毛泽东所说的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这样的，它的支柱，它为什么能打仗，他有个游牧文化问题，游牧文化先进在哪里，并不是原始落后的，大家不知道，北京市是蒙古人建立的大都，过去都城有八百年的历史，真的国家大都城是蒙古人建立的。
过去的莫斯科被蒙古人一把火烧了，现在莫斯科的雏形是蒙古人建立的。克里姆林，乌克兰，是蒙古语。沙皇是蒙古人建立的，第二个沙皇是蒙古人，蒙古人还贡献了六个皇后。沙皇是在蒙古人的基础上建立的。印度是文明古国，印度最繁华的莫卧儿王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可能大家知道的李四光是蒙古人，梁漱溟，萧乾，元素周期表发明者门捷列夫，诺贝尔奖获得者巴甫洛夫是蒙古族，叶利钦有蒙古血统，列宁的奶奶是蒙古人。所有蒙古人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他的支柱就是游牧文化，蒙古人在草原上这么多年，草场没有退化，有他的原因。为什么欧洲多瑙河北的草原，乌克兰的草原，匈牙利罗马尼亚的草原都不错啊，为什么创造不出这么震惊世界灿烂的文化？什么原因呢？它的草原被早就开垦了，唯有内蒙保存了游牧文化？所以外国人很惊奇，他以为我们草原早就退化了，因为经营了几千年，这么脆弱的生态环境？因为我们的草原生活着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一直坚持着游牧的生活文化。人数这么少的民族，而且可以和强大的汉族对抗，你可想它的生命力多大。
突厥人有个王子对他妈妈说：咱们应当学习内地唐朝，当然唐朝也不是全汉族，李世民的妈妈是突厥族，奶奶是鲜卑族，起码一半一半是少数民族。李白突厥人，白居易也不是汉人，所以说胡习十足的唐朝。唐诗融入了少数民族那种气魄。所以后来，他妈妈说我们要建立城市的话，我们早就被强大的唐朝毁灭了，因为我们居无定处，我们这个小小的民族才可以和唐朝对抗。蒙古人还有一个谚语，孩子问妈妈；我们为什么老是这样搬来搬去，妈妈说：假如我们固定在一处，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地搬迁就好比血液在流动，大地母亲就会觉得舒服。你给妈妈上下不停地捶背，妈妈就会很舒服，假如固定在一处，妈妈会怎样，这些谚语很深奥，所以说真正的草原生态学家是我们的牧民。他们经营几千年保护了生态，有人改变它，必然遭到很多惩罚。
游牧文化因为它的流动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比如它的官，它的干部也是一官多能，所以蒙古人有三个特性，一个是流动性，来回走。一个是集体性，集体化，每个畜牧业的环节，一家一户是无法完成的，比如剪毛了。一群羊一家一户剪一个月都剪不完，羊别想吃草了。大家呼地一起剪了，他就可以放牧了，所以他是集体化的。另外，还有游牧文化还有个特点是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所以蒙古人把水草放在第一位，把牲畜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第三位。这么一个理念。蒙古歌歌颂母亲的歌最新最多，为什么？它的母亲并不一定是他的妈妈，他的家乡，他的草原，生命之母。这么个高度，所以他的歌叫《宇宙之母》。《世界之母》。《生命之母》。比如他把山形容成妈妈，你看鼓起的山头是他妈妈的乳房，流下的水是乳汁。河流的水是大地母亲的血液，所以他对水是非常爱护。从来不允许在水里洗东西，洗手，水边非常清洁，晾东西都是不允许的。晾东西，会带来电击，取水时不允许用金属的东西，要用木器。黑夜不许取水，如果要取水，需要行礼，向河流说明原因：“我的孩子实在没水喝了。”我们外地人看到的非常荒凉的沙漠，他都用非常好的名字命名。蒙古语中没有环境恶劣一词，都是脆弱，蒙古人的地名都是富裕，美好，“巴音”或者用植物的名词。男孩都叫老虎，英雄，雄鹰，女孩都叫齐齐格等花草的名字，你到一个牧区，不愁没人认识你，你巴特一叫，准保有男孩出来。教育都是满地走的，首先是妈妈教育，是有程式化的，用歌曲教育，歌特别多，一唱唱好长时间，保护环境，尊敬老人。谜语，故事，史诗，家教这是一套必须的。再大一点就是马背小学。就是老师骑着马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地转，给你留下作业就到下面一家去，来回转。再大一点，寄宿小学。阿姨看着的在一个蒙古包里的。再大了，往寺庙。他的干部制度也是一官多能的，一个书记一般是乡长苏木长，兼书记什么都兼，男书记也兼妇女部长，一官多用，他领导还会理发，还会看病，还是兽医，因为牧区的人很少，乌兰木齐的演出团全是普通牧民，受到毛主席与周恩来接见的，一边演唱，一边干活，什么都干，放羊，看病。他的商店也是流动的。所以游牧整个社会是动态的，动起来你说他啥都不知道了，错，蒙古是最注重信息的一个民族。
蒙古人见面你好我好，然后就问消息，你有个新鲜事，没多久整个公社都知道了。他叫跑马消息。为什么属马倌是最大的官，因为马倌到处跑，消息都知道。一般蒙古人从小责任心特别强，没有一个民族象蒙古人从小就当官，从小就当羊倌，牛倌，马倌，当倌是锻炼啊。五六岁的孩子从小管五六百只羊，这个责任心多强。到十多岁的，拉练，几百里地走，带着马带着帐篷走，大人不管，偷偷在后面跟着，走。孩子有问题，怎样用血洗伤口，大人出来了。走的时候乱七八糟。回来时整整齐齐，他有一个集团，总有一个领袖自然产生，这个小孩就是未来的苗子。所以游牧文化是多方面，锻炼民族的进取心，开创精神，汉族是种地，家是眼前的房子，地，蒙古人的概念，家是整个大草原，这是我的家。他的母亲，他的草原。他们的家和我们小家概念不一样，羊群，水，河流，包括外来的客人，都是他家里的成员。从小开始都是集体精神，所以蒙古都是开放的胸怀，勇敢的民族。可是蒙古人养成了不是勤劳的民族，整天喝酒，不象我们汉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不是兢兢业业积攒的民族，你做扶贫，三天钱就没有了。但是是无私，奉献的民族，开放，大度。为什么蒙古族发现出这个文化，这个文化与农耕文化差别极大，我们到内蒙古，简直不适应，我们对一些问题，我们的理念一看是汉人，一看是蒙古人，两种文化差别极大。我们汉人到蒙族地方，总觉得他们落后，要改造他们，等我们呆得时间长了呢
深入之后，翻过来，觉得我们的文化缺点太多了，蒙古的文化更现代化。翻了个，所以维护蒙古族文化的并不是蒙古族自己，真正蒙古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无所谓。蒙古人与外族通婚是很平常的，成吉思汉的母亲就是鄂温克族。他的妈妈大侄子，和别的民族结婚，学习别的民族文化，他觉得没事。反而是汉族不是这样，乌兰巴托的人都是西方化，俄罗斯化了，当然还是说蒙语。一个艺术学院的男女学生特别风流，那个接吻。为什么他们和西方的文化更接近，和我们的差别反而比较大。很悲哀。
游牧文化产生了最早的自然保护法
狼图腾的书对我们汉族文化批判得很厉害，有点偏见。我说明什么：两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很伟大的，我们汉族文化的伟大与少数民族的文化的补充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京戏吸收了蒙古文化，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京戏重要的乐器是胡器。曲牌是蒙古族宫廷乐，有一次我听宫廷乐，说这不就是我们京戏吗？就是元代的元曲。动作，全是蒙古人动作，老生唱法是吸收了蒙古长调的唱法，当然蒙古人也吸收了许多大量汉族的文化。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两种文化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代替，我们现在有人就犯这种毛病。就是替代。你的文化是落后，要用我们的文化替代。特别是靠天吃饭，是落后的，特别是要改变，要人定胜天，蒙古族，天是腾格里，地是母亲，靠天靠地是先进的，而且用金属东西挖地极端不允许的，所以中医有植物的根蒙医只用地上的，怎么允许用东西把大地母亲挖开来呢？这种与自然界融合是先进的，世界上与大自然不对抗的融合的就是蒙古人。有个美国的学者打个比方，地球生物发展好比二十四个小时，最后一分钟产生了人类，因为这个种要把其它种消灭掉，占用别的种的地方。蒙古人不是这样的，蒙古族从来不会占有一寸土地，蒙古包也不是他的，蒙古包走了后，草长得更好，因为施肥了，他和其它动物没有任何区别，完全融入大自然。蒙古人是地球村里最守法的公民，所以蒙古人讲了，我们上帝只有大地母亲，其它都是我们兄弟，我们汉族对畜牲啊这种感觉，蒙古人，马是他朋友，情人。对狗更是爱护，乌兰夫，内蒙古领袖，是狗名，红小子，红狗，内蒙古的副主席宝勒盖，是棕色狗的意思。成吉思汗四员大将被称为四狗，相当于我们的五虎上将。都是爱称，没有天敌与天友区别。比如狼吃羊，一般不吃羊的，偶而吃了一只羊，高兴的事。哎“天狗能看中我的羊。要丰收了。”后来狼吃得太多，就开始打狼，也是按季节的，围狼。把狼围在一块，请老头向王汗求情，先把母狼，小狼放了，剩几个壮公狼。去年我们去蒙古，改善伙食，打黄羊，黄羊很多，上百万只，打了一天，蒙古人只打了二只，肉老得不能吃，因为他是搞生态的，只打老的黄羊。图腾不仅是狼，大天鹅，老鹰都是他们图腾，树木中柳树，榆树是他的父亲，柳树是他的母亲柳树是天上的圣毛掉下来长得的圣苗。。大天鹅是他的母亲。传说，一个穷小子娶不上媳妇，一天来了七个大天鹅化成美女，小伙子看她们洗澡，拿走一件衣服，一只大天鹅就留下来了，生了九个孩子，长大成人，还了衣服，就飞走了，于是父亲对孩子说，我们妈妈是白天鹅，我们是草原蒙古人，于是每年当大天鹅飞回来时，母亲回来了牧民们就会祭天，，大天鹅啊啊在叫，他们也在叫，互相问候。这样的故事，蒙古人太多。
还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原来是年轻的母羊生了小羊羔，不要自己的小羊羔跑了，蒙古人也不赶，也不打，把母子放一起，就唱歌，特别悲哀的歌，鸟儿没有乳房，而你有这么肥硕的乳房却不肯养育自己的孩子，唱半天，一首歌一首歌唱，就这么唱啊唱，很悲伤地，直到母羊开始奶自己的孩子牧民与农民有什么区别，农民对着粮食没有感情，牧民对着有感情牲畜。
蒙古族的环境法是最古老的，最好的，世界上最完整，保护动物一大串。蒙古人法好操作，一千前就有国家保护区，他叫圣神之地，怎么样保护都有明文规定的。蒙古族是法律民族，有性搔扰法。斜眼看人家姑娘罚一只羊，摸人家姑娘辫子，罚一匹马。酒法，打胜仗官喝多少，兵喝多少，多一口犯法。还有妇女法律，规定蒙古包里有一个女性的神圣的座，儿媳妇坐那位子，可以用木棍打老公公，老公公还必须笑着看她。家里人犯法了，女儿与儿媳妇可求可以减半，甚至免罪，还有这样的法律，为什么，蒙古族妇女特别劳累，必须给她休息与地位。也是游牧文化的需要，文化的支柱是妇女，成吉思汗打仗为什么成功，他利用了蒙古族妇女。蒙古族打仗带家属。做后勤的全是妇女，成吉思汗打仗，带三百万头羊，其中赶羊的全是妇女。
一个蒙古骑兵带七八匹马，放马的都是他的家属。强大后盾，急了以后女的打仗。蒙古人没有人口问题，蒙古人没有孤儿。没有重男轻女的事。农耕文化才造成人口问题造成男女问题。蒙古族都是男的少女的多。蒙古族跟狼似的，是大恨大爱的动物，狼是儿女共有，一夫一妻制，所以世上出狼孩呢，哪怕不是我生的孩子，人类生的孩子，也要把他养大。蒙古人向狼学习打仗，也向狼学习他的情感。狼对子女的热爱，老人与孩子都是公有的。在二次大战以后，蒙古高原同时收养了很多日本孤儿，俄罗斯孤儿，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蒙古高原收养了五千个朝鲜孤儿，六零年困难时期，内蒙古收养了三千个上海孤儿。为什么，他把孩子比自己的孩子还亲，蒙古族收养孤儿还有个传统告诉你，你是国家的孩子，你的妈妈在上海，你叫我妈妈，阿姨随便，你长大以后回上海找你的亲生妈妈。有个上海五个孤儿，五个人不愿分开，最后一个蒙古族妈妈收养了他们，不让他们叫妈妈。太劳累了。最后五个孤儿在坟前叫了她一声妈妈。动人的故事，这么开阔的胸怀。
草原荒漠化的真正根源
我们现在草原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么多年，蒙古族慢慢没落了。冲击力也减弱了，蒙古马没有那么有战斗力了。畜牧业没有那么力量了。四川的猪就能把市场占满了，加上满族在满清时怕蒙族对蒙古人有一系列的改造，特别是宗教控制，每家都要有儿子做喇嘛，最后蒙古男的一半都是喇嘛了，整个生产崩溃了。从思想，人口上，社会风格变了，性病流行。解放初期，蒙古人只剩下83万，畜牧业也完了。解放之后，蒙古人。政府有一个很好的政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全国不一样。恢复生产，治病不要钱，畜牧业大发展，蒙古人说对解放军，对共产党，最亲的不是汉族是我们蒙古族牧民。是政府救活了我们。后来蒙古发生了内人党大面积冤案，打死很多人，都挖到蒙古包了，很多牧民都挖成内人党，就这样残酷，没有一个蒙古人往外蒙古跑的，全是往内地跑，这是祖国啊。当时周总理正准备出国外事访问，知道内人党冤案后，立即停止出访，当时要发文件制止冤案，来不及了，周总理拍桌子说一分钟不能等动用空军部队，（内蒙牧民住得分散）于是当时用空军在草原上撒传单制止内人党冤案。因此现在一般牧民对我们的政府是很忠心。但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有些政策老想着蒙古人的落后，老想着用内地的方法代替蒙古人的方法，这个东西，我几十年才转过来，乌兰夫在的时候好，因为他又是军区司令又是内蒙党委主席。他真正了解蒙古人的情况。他跟毛主席说内蒙没有奴隶没有压迫我们不能斗地主，毛泽东同意了，所以在内蒙施行了特殊政策。当时王震要在内蒙黑土地开荒，乌兰夫问我的老师李一同，李一同吓坏了，要把王胡子赶走，一开荒草原就完了。乌兰夫让王震中止，王震很厉害：“不行，这么好的黑土地不开荒，国家需要粮食。咱们粮食不够吃。”乌兰夫告状告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主持乌兰夫，所以后来王震到新疆等地去了。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内地的干部越来越多，很多第一把手都是内地来的，很自然。有军管处的干部把我们草研所干部都召来，一拍桌子：“你们这些干部是干什么的，我们的革命烈士流血牺牲，难道还让我们的民族兄弟住蒙古包吗？还让他们放羊吗？让他们种地，给他们盖房子。”再换一个人还是老样子，所以很难改变内地干部的观念，另外还有一个错觉，国家统一，一致才能统一，蒙古人住得那么分散不好管理。党的方针如何贯彻，固定起来就好嘛。有些专家还说世界草原都是游牧到定居到城市化，工业化，我们这么伟大的民族还让他们原始游牧？一定要彻底改变，而且我们有力量改变，投资！太大了，光种树花的钱有三个半三峡投资那么大，但很多投资违背游牧。养牛，种树，喷灌，结果水没有了，最后说农业不行搞工业，在草原上搞工厂。把水源都污染了。内蒙干部加强了，结果和内地干部一样多，内地一个乡五十个干部，我们也一样，可是对不起，内地一个乡好几万人，我们苏木只有好几百牧民啊，结果就变成官多了机构大了，国家养不起。牧民也养不起了，最后工资发不了，怎么办，干部自己养羊去了。结果现在干部养的羊头数和牧民差不多了。现在草原上三种羊，牧民的羊，干部的羊，外来户的羊，各占三分之一。整个我们搞的很多事，沙尘暴，没有树不行，怎么办，造林，我的天啊，造了很多林，私人投资，公家投资，树长了，死了。树长得好，把地下水都吸干了。广东随便种树，草原和广东不一样，，草原干旱，水是不够种树的，所以草原人工林是一大危害。人工种草，人工造林打着国家治理生态重点投资的招牌，假如你说恢复游牧的课题，对不起没有钱。现在内蒙古到处是铁丝网，就这么干。铁丝网一弄，把草场都分了，他们这么说：“这还行，牧场没人管，要调动牧民的积极性。农民不是分了地吗，咱们牧区也分了”这一闹好，游牧就停止了，没法游了，比如我占了沙窝子了，夏天热得要死，冬天还好，他占了山坡上，夏天还好，冬天冷得要死。他把河边占了，我没法喝水了，他把碱坑占了，我的羊没法舔碱了。这没办法弄了。整个牲口开始得病，有的牛不吃草，老是啃骨头。缺元素，内蒙古好多地方一化验缺元素或者一个元素富集。内蒙蒸发量远远大于降雨量，没啥雨，元素往一块聚集。所以不是少那个就是多那个，不平均。那为什么牧民上千年下来不得病呢？他流动，每个地方只呆一周。打个比方，内蒙古没有元素百货大楼都是元素专卖店。
你要想得到全面的元素，你必须到处转才能买齐。不死心，我要继续干。还有老觉得人家牧民原始落后，其实人家是与大自然的和谐并不是原始落后。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比如手机，牧民就可以用，蒙古包，可以改造，有塑料的东西可以用，现代化的概念应当是游得更好，游得更勤。跟自然更和谐，而不是和目前一样。所以现在荒漠化与文化有很大关系。我们搞环境与他们的历史文化都有关系，我们搞环境要考虑多种元素。我年岁大了，搞了一辈子草原。到退休之后才悟出点这么些东西，我把自己的体会跟大家讲这么些事。
我是内蒙古人，在内蒙古大学七年，从小接受汉族教育，被人家称为汉奸，基本上我们这一代都认为游牧文化是没落了，只能做为点缀，农耕文化是先进的，我也是在牧区长大的，我每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对游牧文化是悲哀的。蒙古游牧文化还是先进的，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很好继承。
蒙古建立元朝，把中国都占领了，如果说当时他的文化是先进的，为什么最终是被汉文化所同化呢？他曾经想把汉人赶到草原，但没有成功。有人讲欧洲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蒙古族和汉族老打胜仗，但文化上老打败仗，因为汉族是强大的农耕文化，世界上最具同化力的文化。大家公认。但这个文化怎么形成的，他与少数民族补充吸收融合有很大关系，欧洲没有黄河那么泛滥，治河是农耕文化重要的起因。因此欧洲的农耕文化没有发展起来，蒙古文化对欧洲文化整个冲击力作用反而比我们这儿大。很多民族虽然种地了，但有很强的游牧意识，比如德国人。游牧的东西升成资本主义的前期文化，商业的文明与游牧的文明。为什么说是先进的。是针对某些人说是落后的来说，文化是不应当分先进，落后的。
这东西不好说。我们搞生态，狼在草原上走动，有利于牲口的警惕，有利于牲口的健康，因此蒙古族对狼的谚语，方法绝对是先进的，对老鼠是先进，他放牧的理念也是先进的，所以蒙古族理念更接近西方。跟我们汉族区别顶大。他更容易和西方的融合在一起，和我们的汉族理念差别巨大。我这套东西和加拿大的人讲以来很接受，反而和汉族的同行，格格不入。我讲伟大的蒙古族，有人讲刘书润老师比蒙古人还蒙古人。北京知青对草原对蒙古人的感情没法说了，命都可以搁在那儿，现在许多退休以后回去了，《季风中的马》，普通的电影，北京知青一看就哭，为什么北京知青单独有这个现象，为什么山西，云南知青没这个现象，象狼图腾的作者姜戎在内人党时和几个蒙古知青为了保护蒙古牧民打死了人关在牢里好多年。往往是外族人对蒙古文化这么热心，他有个反差的问题。北京缺什么，缺真情，草原的真情让人忘不了，马小丽，草原合唱团，在东乌旗的知青，现在一提东乌旗就哭，就是这个感情。你要提蒙古人野蛮，关系混乱，她会跟你拼命，她在下乡的蒙古包里才不到二十岁，她有个蒙族的干哥哥差不多岁数，因为嫂子生病，整整两年她和蒙族哥哥两个单独在一个蒙古包里放羊，整整两年没有任何事，两人特别好，是纯真的感情，牧民很简单，感情真挈，我在草原所，内大朋友都是蒙古人。说老实话，蒙古人的感情就是一个字爱。狼的性格，大恨大爱。我考进内大的成绩是倒数第二，我在内蒙不愿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不带一分钱不带一斤粮票在草原游荡，整整一年，一开始把我当小偷打信号弹给抓起来。这一年对我一生教育太大，我和牧民生活在一起，把我一辈子都撕开了，以前的教育都滚他妈蛋，真正的牧民对我的教育，真实感情没法说了，一年回来以后，一年我没洗过澡，穿着破棉袄打饭。最后，我也成了专家了。最大内大李博把我调来了，教授们都说我身上味大，虱子多，学生不叫我老师，叫刘师傅。可是我一年之后与别的老师就是不一样，我感激牧民。这是大的课堂，他真正的出产不是牛羊肉是知识是真情，是这此些东西。草原是个大学校。草原的草与蚊子都是灵性。一根草是一个朋友，一草一木都是爱的大家庭。有一次我在大草原上迷路了，走不出来，最后坐在大草原上，哎呀，我数这个草五十多种草，最来来一个牧民把我带走了。所以不是牛羊肉是文化，是我们真正改革开放需要的。改革开放了，我们中国人希望象蒙古人一样友爱团结，成吉思汗伟大就是因为靠的这种精神，我在北京大街上就经常穿蒙古袍。我非常骄傲，我们十二个毕业的学生，没想到刘书润成为真正草原专家。我靠牧民这些东西成了专家。我们真正的草原经验在牧民之手，我们生态保护区，保护法，蒙古人是最多的，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学会了呢。我是要报答蒙古族兄弟，捍卫蒙古族文化。
我们希望蒙古族多出些精英，但我们希望蒙古族保存传统的文化，保存固有的载体。我们还有一个项目，重新恢复游牧，让嘎查长与牧民组织起来。满族很伟大，但他的文化没有了，黑山白水都农耕了，我们蒙族不能成为第二个满族，要留下固有的东西。基地，不是保证原始不动。但要保持流动性，游牧性，与自然融合的先进性，在这个地方现代化。
东乌旗是不是有个造纸厂污染很厉害。被我们赶走了，我是参与这个事的，我们大草原水比黄金还珍贵用黄金般的水生产纸，得失是不成比例，把我们的母亲河都污染，告赢了，一个北京老知青起了作用，下一步牧民自己组织。结果这个厂又搬到另外一个旗用柳条造纸，我说你用柳条造纸干嘛，你用我的脑蛋造纸嘛。草原工业化，污染影响巨大。我们拼着命保草原。
草原上曾诞生过很伟大的民族如匈奴，鲜卑，唐与隋的重要民族，现在都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有几个一个是战争与瘟疫，一个是民族融合，我们现在北方的汉族有很多鲜卑的传统，我碰到好多蒙古人除了说自己是蒙古人外一句蒙古话也不会说。就象你这个蒙古人一样。
蒙古族是非常聪明的民族，接受其它的文化非常容易。不是拒绝现代的东西。乌日娜，歌唱家搞了电脑班让牧民学电脑，还要搞英语班。什么意思呢搞生态旅行，让他们先进，让他们提高，才能对自己的文化自我定位。有一部分必然失去自己的文化走向现代社会，这也是我们提倡的。
如果整个世界都美国化，我们汉族的东西也失去，都象一种文化，那世界文化就荒漠化了，还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当然文化的多样性与生态的多样性是一致的。世界多文化多民族是我们需要的，象保护珍希动物一样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
生物多样性是稳定基础，是富强的背景。文化也是如此。当然我们有很大的困境，是进化论与生物多样性的矛盾。咱们世界上七十年代，有一个世界范围的大辩论，把进化论冲击得乱七八糟。我们当时正好搞文化大革命脱离了世纪大辩论。进化论学说始终没有好好研究过，我们现在许多东西还是进化论的那套东西。统治我们整个思想界。为什么说多样性是稳定性基础，就象广告说的“一个好，再好也是不好，大家都好才是真的好。”（众笑）我们不求一个最好，中国乒乓球队长年世界冠军，完蛋了，整个乒乓球运动完蛋了。NBA就不是这样，成了世界运动，生态环境恶劣就是一个建成优势种优势度越高，沙漠就是沙化，真正的热带雨林丰富多彩。这样产生物种最多，文化最多。我们物种多样性比美国强得多，美国物种少，没有，他还要买，人为增加多样性，美国说你日本永远赶不上美国，你的多样性比我差远了，美国是用多样性来跟你搞，你一国两制，人家一国五十制。到加拿大某个地方，他要保持法国巴黎公社制度。人民公社我们全垮了，我们农村暗地里还保持着人民公社，可人家以色列，公社还有啊。我们就不允许这些多样性存在，统一了，一致了才行。这么观念摆着呢，一样才好呢，稳定了，好管理了，好统治了。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中国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多样性强，我们的地区差别大于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别。一个西藏，一个广州差别太大了。中国的多样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们地区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民族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历史上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们最丰富的资源是多样性，是我们历史资源，我们从来不把历史当作资源来对待。例如文化大革命，大家说动荡不好。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宝贵的资源啊，包括大跃进。大跃进，我们没按资源来对待他，所以我们老犯错误，可是我们哪次认真对待过，我们草原开荒开了多少年了，从满清开始，没有一次开荒下场是好的，可是我们有一次认真对持过，没有。中华民族有丰富多样性，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可是我们对我们的多样性我们怎样对待，这是我们年轻人值得思考的东西。
我是做人类学研究，发现一个弱势的文化如果不向强势的文化学习不向他同化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有些人说我们的文化是特色的要保护他，可是身处在弱势文化的人会说为什么我们保护民族多样性失去享受现代生活的权利。蒙古族的人会说工业文明也很好，为什么要我们呆在草原上，让我们享受这样的生活。比如生态旅游，本来祭天仪式，古人是相信的，认为是有用的，现代蒙古人不相信，但为了旅游恢复了，这种文化是给游客看的。
我们做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我们很多的地方，牧民很抵制，有一个地方有一百多个猎民，国家给他们盖了房子，把他们的枪没收了，让他们强行下来。一下来就有一个老太太，摔倒了，骨折，六个青年自杀了，十个青年逮捕。于是一个老太太又领着他们回到林子里去了。前些日子，我们和老太太住了一周。他不象你说的是一个自然现象，如果是自然的，一些人到美国去都可以，自然进程是不可避免的，民族不是永远存在的，汉族也没多少年，是变动的。蒙古族也是很多民族杂合在一起，这是自然的进程。这是很自然的，不是消灭掉是自然的，我们是允许的，现在不是，他是极端的方法，跟你闹。我讲的那个群猎民，其中有一个画家自杀了，他们养驯鹿，国家把他们搬出去后，他们只能喂驯鹿草，但驯鹿只吃地衣。怎么行，没孩子了，不是自然进程，是强制进行的。我们牧区很多事情是强制这么干的，你说草场退化了，他把你围起来保护区，你给我进城去，端盘子去，老牧民怎么做这个事，所以他不是一个自然的进程。说什么内蒙草场90%退化，50%严重退化，胡说八道，现在内蒙草场没那么严重。为了捞钱，为了把牧民赶进城市失去草场，这么干的，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我们反对这个东西，当然从我们心情来说，对弱势文化是有保护的意义，这种心情都没有的话，否则的话更促进他们发展，尽量维持多样性。
牧民恢复游牧决心那么大，因为羊不能放了，水都没法用了，现在苏木学校都砍掉，五六岁的孩子逼着你在旗里上学。几百公里上小学。他们用各种方法逼着你离开草场。死活给强人收取地租不是自然进程，甚至提出口号“消灭牧民”。很多是政策失误造成的。以前一个东乌旗一个王爷都用不了，二三个人就管起来。草原不是羊多了，是官多了，一个官抵一万只羊吃草，我给他算过的。不是历史演变是强加的，是这么闹的，他有意识统一。其实内蒙古人说我们比外蒙古的蒙古人还仗义，我们有这么大祖国，你们外蒙古草场退化去哪儿，我们退化了可以去广州。我们分裂谁啊，北京是我们的，草原是我们的，蒙古人就是这个气魄，他不搞分裂。
我觉得文化无所谓强势弱势，文化都在某个特殊区域产生出来，在这个区域他是强在的在另一个区域不一定是强的，为什么我们说一个文化是弱势强势，是因为权力喜欢某些文化，有些不只是权利，还有社会经济基础。有些文化为什么很弱，因为他发不出声音。我们讲美国现代化是最好，美国的生活方式是对世界威胁，因为它需要很多资源，所以强势文化就是先进的吗？未必只是掌握权利，所以如何保护弱势文化，一个词：赋权，让他们自己在自己土地上分析判断自己的文化。是你的文化好，还是我的文化好。
如果按进化论来说，地球上最好的动物就是人了，其实每样生物都有存在的意义，而有物种有些是进化，有些是退化。各种途径都有，不是过去一个线一个线，现在我们生态学课程都不讲进化论，如果说社会是进化的也是从进化论来的。生物其实不是进化的，也有退化。
成吉思汗法典
总 则
基 本 法
第一条 天赐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不容置疑。
第二条 一个民族，如果子女不遵从父亲的教诲；弟弟不听从兄长的劝诫；丈夫不信任妻子，妻子不顺从丈夫；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长者不管教幼者，幼者不尊重长者；那颜（官员）只宠信其亲属而疏远陌生人；富有者吝惜私有财物而损害公共财物的，那么必将导致被敌人击败、家户衰落、国家消亡。因此，成吉思汗颁布大札撒，提醒所有民众必须提高警惕，所有那颜和哈刺楚（平民）都必须遵守，这样，长生天就会保佑我们完成大业。大札撒不能改变，必须千年、万年、世代遵守下去。
国 家 制 度
第三条 大蒙古国选举汗位继承者、任命札尔忽赤（断事官）、发动战争和进行重大决策实行忽里勒台（会议）制度。忽里勒台由黄金家族主要成员、万户长、千户长和主要那颜组成。各汗国确立汗位及作出重大决策也按照该规则进行。
第四条 大蒙古国实行札尔忽赤制度。通过忽里勒台，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人名）为国家的札尔忽赤（最高断事官），其职责为裁判诉讼、拟制青册和记录分封。
札尔忽赤将判例与成吉思汗商量后用白纸黑字造册保存，命名为阔阔迭卜贴尔（青册）。后人不得更改，更改者要受处罚。
第五条 大蒙古国儿童必须学习畏兀儿文字。
第六条 男子年满十五岁皆有服兵役的义务。
第七条 每个人不论贫富与贵贱都平等劳动。
第八条 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
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社会管理制度
第九条 社会组织实行十进制。分为十户、百户、千户和万户，成吉思汗任命万户长和千户长，千户长任命百户长，百户长任命十户长。
第十条 建立户籍制度。每个人都辖属于十户、百户和千户，并承担劳役。
每个人都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十户、百户、千户辖区内，不能随意迁移到另一个单位去，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庇护。如有违抗该命令的，迁移者要当众被处死，收容的人也要受到严厉惩罚。
役 税 制 度
第十一条 民众有承担赋税、劳役和驿役的义务。
第十二条 各宗派教主、教士免征赋税，免服兵役和驿役。
第十三条 贫困的民众、医生和有学问的人免征税收。
驿 站 制 度
第十四条 大蒙古国家里驿站制度，驿站的职责是收集情报、传递信息、保障通商、保障官员和使节通行。
第十五条 驿站的供给和维护由所在区域的千户负责，千户向辖区内的民众分配驿役。
第十六条 负责驿站的那颜定期对驿站进行检查，每年至少一次。
第十七条 应经驿站中转的人员不得扰民。
分 则
军 事 法
狩 猎
第十八条 大蒙古国建立以狩猎为基础的军事训练制度。
第十九条 狩猎时，按战时组织进行，确立指挥官，由指挥官统一指挥狩猎。
第二十条 对于使野兽逃跑的情况，应仔细调查原因，根据调查结果对责任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以杖刑或死刑。
第二十一条 狩猎结束后，要对伤残的、幼小的和雌性的猎物进行放生。
战 争
第二十二条 两国交战前应先行宣战，向敌方军民宣告：“如顺服，则你们会获得善待和安宁；如反抗，则其后果唯有长生天知道，非我方能预料。”
第二十三条 军队编组实行十进制，包括贵族、奴隶在内，分为十夫、百夫、千夫和万夫。十人推举十夫长、十夫长推举百夫长、百夫长推举千夫长。
第二十四条 只有在行军时能考虑到不让军队饥渴、牲畜消瘦的人，才配担任首长。
第二十五条 十夫长不能完成任务的，撤销他的职务，连同其妻子、儿女一并处罚，另从其十人队中选一人任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与此相同。
第二十六条 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应在每年年初和年终参加军事会议，听取成吉思汗的训言，并保证训言的实施，管理辖区军士。若面从心违，致使大汗命令落空，或不参加此会议的，予以撤职。
第二十七条 如战争需要，每个人无论老少贵贱都有作战御敌的义务。
第二十八条 民众有负担战争物资的义务。由十户长、百户长负责征收征用。
出战前，要检阅军备，如准备不足，严厉惩罚百户长、十户长。
第二十九条 参战人员接到集结命令后必须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既不能迟到，也不能早到。
第三十条 交战时，专心作战，禁止掳取财物。
破敌后，见弃物不能取，待战争结束后统一分配。
在战争中，若军马退至原排阵处，军士应返身力战，不返身力战的，处以死刑。
第三十一条 军士遇事要慎重，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向敌人出击。
第三十二条 战场上拾到战友衣物和兵械而拒不归还的，处死刑。
第三十三条 丈夫在外参加战争或狩猎时，妻子应料理好家务，并代理丈夫完成赋役义务。
第三十四条 保护战死者。奴隶将牺牲于战场上的主人背出来的，将主人的牲畜和财产送给该奴隶；其他人背出来的，将死者的妻子、奴隶和所有财产都送给该人。
怯 薛
第三十五条 建立怯薛（护卫军）制度，从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和白身人（自由民）的子弟中选取健壮的、有能力者当怯薛军。
符合上述条件自愿加入怯薛军的，任何人不得阻挡。
被征为怯薛的千户长子弟须带那可惕秃（亲近的人）十人和迭兀（弟弟）一人，百户长子弟须带那可惕秃五人和迭兀一人，十户长和白身人子弟须带那可惕秃三人和迭兀一人。
被征怯薛须在规定范围内自备马匹、物品；自备不足的，可从千户、百户内征调其余部分，违反此命令者，予以严厉惩罚。
第三十六条 怯薛的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长，在外的千户长和怯薛斗殴的，严厉惩罚千户长。
第三十七条 怯薛的那可惕秃高于在外的百户长、十户长，在外的百户长、十户长和怯薛的那可惕秃斗殴的，严厉惩罚百户长、十户长。
第三十八条 怯薛军违反管理制度的，免死。初犯的，处鞭刑三下；再犯的，处鞭刑七下；第三次违犯的，处鞭刑三十七下；仍不悔改的，处流刑。
四位怯薛长不传达上述罚则的，予以严厉惩罚。
没有成吉思汗的命令，怯薛长不得擅自处罚怯薛军，违者对其处以同样的处罚。
怯薛长不服的，可向成吉思汗申诉，由成吉思汗作出最后决定。
第三十九条 宿卫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坐宿卫上座，不得跨越宿卫身体，不得靠近宿卫，否则予以逮捕。
第四十条 夜间未经宿卫允许不得在大汗斡尔多禁区附近行走和进入斡尔多禁区；违反者，宿卫可将其拘押，待次日审问。
有急事禀报的，必须先得到宿卫允许，和宿卫一同进入斡尔多。
禁止探问宿卫数量；违反的，宿卫应没收其坐骑，剥光其衣服。
第四十一条 怯薛军由成吉思汗亲自指挥；擅自调动的，予以严厉惩罚。
行 为 法
第四十二条 民众对待国人要温顺，对待敌人要凶狠。
第四十三条 经过三位以上贤人一致认可的话为可靠的话。
民众要慎言，在说每一句话之间都应当同贤人的话进行比较，同时，也应把别人的话同贤人的话进行比较，如果合适，就可以说，否则就不应当说。
第四十四条 醉酒的人，就成了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成了聋子，喊他的时候，他听不到，他还成了哑巴，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不能回答。他喝醉了时，就像快要死的人一样，他想挺直地坐下也做不到，他像个麻木发呆头脑损伤的人。喝酒既无好处，也不能增进智慧和勇敢，不会产生善行和美德：在醉酒时人们只会干坏事、杀人、吵架。酒使人丧失知识、技能，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事业上的障碍。他丧失了明确的途径，将食物和桌布投进火中，掷进水里。
嘉奖少喝酒的人，重用不喝酒的人。
国君酗酒者不能主持大事、颁布必里克（训言）和重要的习惯法。
十夫长、百夫长和千夫长酗酒的，免除其职务。
怯薛军士酗酒的，予以严厉惩罚。
哈刺军士酗酒的，没收其全部财产。
如果无法制止饮酒，一个人每月可饱饮三次。
第四十五条 以信托资金经商累计三次亏本的，处死刑。
第四十六条 杀人的，处死刑。
第四十七条 男子与女子公开通奸或通奸被当场抓获的，通奸者并处死刑。
第四十八条 男子之间鸡奸的，并处死刑。
第四十九条 收留逃奴的或拾到财物不归还的，处死刑。
第五十条 以歪门邪道伤害他人的，处死刑。
第五十一条 尊重决斗的双方和决斗的结果。在决斗过程中，任何人均不得参与和帮助决斗中的任何一方；违反者，处死刑。
第五十二条 撒谎的，处死刑。
第五十三条 偷盗他人重要财物的，处死刑，并将其妻子、儿女的所有财产没收后送给被盗的人。
第五十四条 偷盗他人非重要财物的，处杖刑；根据情节的不同，分别杖七下、十七下、二十七下、三十七下、四十七下，而止于一百零七下。
第五十五条 主人应对奴隶的行为负责。奴隶偷盗他人财物的，将其本人和主人都处以死刑，并将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没收后送给被盗的人。
第五十六条 保护草原。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
第五十七条 保护马匹。春天的时候，战争一停止就将战马放到好的草场上，不得骑乘，不得使马乱跑。
打马的头和眼部的，处死刑。
第五十八条 保护水源。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于水中。
第五十九条 遗产不得收归国有，任何人不得干涉遗产的分配，一般由死者继承人继承。
如果死者有继承人的，遗产送给其徒弟或奴隶。
第六十条 妻妾所生子女均有继承权。
诉 讼 法
第六十一条 家里的事情尽量在家里解决，野外的事情尽量在野外解决。
第六十二条 最高札尔忽赤裁判诉讼时，由宿卫组成裁判宿卫，保障札尔忽赤命令的执行。
第六十三条 除当场被抓获或自己认罪之外，一般不得处以刑罚，但当有人被许多人控告时，其又不承认的，可以用拷打的办法使其认罪。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黄金家族成员违犯大札撒的，应予以处罚。初犯的，口头训诫；再犯的，按成吉思汗的必里克处罚；第三次违犯的，流放到遥远的地方。流放后还是不改的，判处其戴上镣铐进监狱；如果仍未悔改就通过宗亲会议作出处理决定。
第六十五条 那颜们需认真传达大札撒，有传达义务而不传达的，予以严厉惩罚。
基 本 法
第一条 天赐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不容置疑。
第二条 一个民族，如果子女不遵从父亲的教诲；弟弟不听从兄长的劝诫；丈夫不信任妻子，妻子不顺从丈夫；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长者不管教幼者，幼者不尊重长者；那颜（官员）只宠信其亲属而疏远陌生人；富有者吝惜私有财物而损害公共财物的，那么必将导致被敌人击败、家户衰落、国家消亡。因此，成吉思汗颁布大札撒，提醒所有民众必须提高警惕，所有那颜和哈刺楚（平民）都必须遵守，这样，长生天就会保佑我们完成大业。大札撒不能改变，必须千年、万年、世代遵守下去。
国 家 制 度
第三条 大蒙古国选举汗位继承者、任命札尔忽赤（断事官）、发动战争和进行重大决策实行忽里勒台（会议）制度。忽里勒台由黄金家族主要成员、万户长、千户长和主要那颜组成。各汗国确立汗位及作出重大决策也按照该规则进行。
第四条 大蒙古国实行札尔忽赤制度。通过忽里勒台，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人名）为国家的札尔忽赤（最高断事官），其职责为裁判诉讼、拟制青册和记录分封。
札尔忽赤将判例与成吉思汗商量后用白纸黑字造册保存，命名为阔阔迭卜贴尔（青册）。后人不得更改，更改者要受处罚。
第五条 大蒙古国儿童必须学习畏兀儿文字。
第六条 男子年满十五岁皆有服兵役的义务。
第七条 每个人不论贫富与贵贱都平等劳动。
第八条 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
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社会管理制度
第九条 社会组织实行十进制。分为十户、百户、千户和万户，成吉思汗任命万户长和千户长，千户长任命百户长，百户长任命十户长。
第十条 建立户籍制度。每个人都辖属于十户、百户和千户，并承担劳役。
每个人都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十户、百户、千户辖区内，不能随意迁移到另一个单位去，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庇护。如有违抗该命令的，迁移者要当众被处死，收容的人也要受到严厉惩罚。
役 税 制 度
第十一条 民众有承担赋税、劳役和驿役的义务。
第十二条 各宗派教主、教士免征赋税，免服兵役和驿役。
第十三条 贫困的民众、医生和有学问的人免征税收。
驿 站 制 度
第十四条 大蒙古国家里驿站制度，驿站的职责是收集情报、传递信息、保障通商、保障官员和使节通行。
第十五条 驿站的供给和维护由所在区域的千户负责，千户向辖区内的民众分配驿役。
第十六条 负责驿站的那颜定期对驿站进行检查，每年至少一次。
第十七条 应经驿站中转的人员不得扰民。
分 则
军 事 法
狩 猎
第十八条 大蒙古国建立以狩猎为基础的军事训练制度。
第十九条 狩猎时，按战时组织进行，确立指挥官，由指挥官统一指挥狩猎。
第二十条 对于使野兽逃跑的情况，应仔细调查原因，根据调查结果对责任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以杖刑或死刑。
第二十一条 狩猎结束后，要对伤残的、幼小的和雌性的猎物进行放生。
战 争
第二十二条 两国交战前应先行宣战，向敌方军民宣告：“如顺服，则你们会获得善待和安宁；如反抗，则其后果唯有长生天知道，非我方能预料。”
第二十三条 军队编组实行十进制，包括贵族、奴隶在内，分为十夫、百夫、千夫和万夫。十人推举十夫长、十夫长推举百夫长、百夫长推举千夫长。
第二十四条 只有在行军时能考虑到不让军队饥渴、牲畜消瘦的人，才配担任首长。
第二十五条 十夫长不能完成任务的，撤销他的职务，连同其妻子、儿女一并处罚，另从其十人队中选一人任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与此相同。
第二十六条 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应在每年年初和年终参加军事会议，听取成吉思汗的训言，并保证训言的实施，管理辖区军士。若面从心违，致使大汗命令落空，或不参加此会议的，予以撤职。
第二十七条 如战争需要，每个人无论老少贵贱都有作战御敌的义务。
第二十八条 民众有负担战争物资的义务。由十户长、百户长负责征收征用。
出战前，要检阅军备，如准备不足，严厉惩罚百户长、十户长。
第二十九条 参战人员接到集结命令后必须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既不能迟到，也不能早到。
第三十条 交战时，专心作战，禁止掳取财物。
破敌后，见弃物不能取，待战争结束后统一分配。
在战争中，若军马退至原排阵处，军士应返身力战，不返身力战的，处以死刑。
第三十一条 军士遇事要慎重，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向敌人出击。
第三十二条 战场上拾到战友衣物和兵械而拒不归还的，处死刑。
第三十三条 丈夫在外参加战争或狩猎时，妻子应料理好家务，并代理丈夫完成赋役义务。
第三十四条 保护战死者。奴隶将牺牲于战场上的主人背出来的，将主人的牲畜和财产送给该奴隶；其他人背出来的，将死者的妻子、奴隶和所有财产都送给该人。
怯 薛
第三十五条 建立怯薛（护卫军）制度，从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和白身人（自由民）的子弟中选取健壮的、有能力者当怯薛军。
符合上述条件自愿加入怯薛军的，任何人不得阻挡。
被征为怯薛的千户长子弟须带那可惕秃（亲近的人）十人和迭兀（弟弟）一人，百户长子弟须带那可惕秃五人和迭兀一人，十户长和白身人子弟须带那可惕秃三人和迭兀一人。
被征怯薛须在规定范围内自备马匹、物品；自备不足的，可从千户、百户内征调其余部分，违反此命令者，予以严厉惩罚。
第三十六条 怯薛的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长，在外的千户长和怯薛斗殴的，严厉惩罚千户长。
第三十七条 怯薛的那可惕秃高于在外的百户长、十户长，在外的百户长、十户长和怯薛的那可惕秃斗殴的，严厉惩罚百户长、十户长。
第三十八条 怯薛军违反管理制度的，免死。初犯的，处鞭刑三下；再犯的，处鞭刑七下；第三次违犯的，处鞭刑三十七下；仍不悔改的，处流刑。
四位怯薛长不传达上述罚则的，予以严厉惩罚。
没有成吉思汗的命令，怯薛长不得擅自处罚怯薛军，违者对其处以同样的处罚。
怯薛长不服的，可向成吉思汗申诉，由成吉思汗作出最后决定。
第三十九条 宿卫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坐宿卫上座，不得跨越宿卫身体，不得靠近宿卫，否则予以逮捕。
第四十条 夜间未经宿卫允许不得在大汗斡尔多禁区附近行走和进入斡尔多禁区；违反者，宿卫可将其拘押，待次日审问。
有急事禀报的，必须先得到宿卫允许，和宿卫一同进入斡尔多。
禁止探问宿卫数量；违反的，宿卫应没收其坐骑，剥光其衣服。
第四十一条 怯薛军由成吉思汗亲自指挥；擅自调动的，予以严厉惩罚。
行 为 法
第四十二条 民众对待国人要温顺，对待敌人要凶狠。
第四十三条 经过三位以上贤人一致认可的话为可靠的话。
民众要慎言，在说每一句话之间都应当同贤人的话进行比较，同时，也应把别人的话同贤人的话进行比较，如果合适，就可以说，否则就不应当说。
第四十四条 醉酒的人，就成了瞎子，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也成了聋子，喊他的时候，他听不到，他还成了哑巴，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不能回答。他喝醉了时，就像快要死的人一样，他想挺直地坐下也做不到，他像个麻木发呆头脑损伤的人。喝酒既无好处，也不能增进智慧和勇敢，不会产生善行和美德：在醉酒时人们只会干坏事、杀人、吵架。酒使人丧失知识、技能，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事业上的障碍。他丧失了明确的途径，将食物和桌布投进火中，掷进水里。
嘉奖少喝酒的人，重用不喝酒的人。
国君酗酒者不能主持大事、颁布必里克（训言）和重要的习惯法。
十夫长、百夫长和千夫长酗酒的，免除其职务。
怯薛军士酗酒的，予以严厉惩罚。
哈刺军士酗酒的，没收其全部财产。
如果无法制止饮酒，一个人每月可饱饮三次。
第四十五条 以信托资金经商累计三次亏本的，处死刑。
第四十六条 杀人的，处死刑。
第四十七条 男子与女子公开通奸或通奸被当场抓获的，通奸者并处死刑。
第四十八条 男子之间鸡奸的，并处死刑。
第四十九条 收留逃奴的或拾到财物不归还的，处死刑。
第五十条 以歪门邪道伤害他人的，处死刑。
第五十一条 尊重决斗的双方和决斗的结果。在决斗过程中，任何人均不得参与和帮助决斗中的任何一方；违反者，处死刑。
第五十二条 撒谎的，处死刑。
第五十三条 偷盗他人重要财物的，处死刑，并将其妻子、儿女的所有财产没收后送给被盗的人。
第五十四条 偷盗他人非重要财物的，处杖刑；根据情节的不同，分别杖七下、十七下、二十七下、三十七下、四十七下，而止于一百零七下。
第五十五条 主人应对奴隶的行为负责。奴隶偷盗他人财物的，将其本人和主人都处以死刑，并将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没收后送给被盗的人。
第五十六条 保护草原。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
第五十七条 保护马匹。春天的时候，战争一停止就将战马放到好的草场上，不得骑乘，不得使马乱跑。
打马的头和眼部的，处死刑。
第五十八条 保护水源。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于水中。
第五十九条 遗产不得收归国有，任何人不得干涉遗产的分配，一般由死者继承人继承。
如果死者有继承人的，遗产送给其徒弟或奴隶。
第六十条 妻妾所生子女均有继承权。
诉 讼 法
第六十一条 家里的事情尽量在家里解决，野外的事情尽量在野外解决。
第六十二条 最高札尔忽赤裁判诉讼时，由宿卫组成裁判宿卫，保障札尔忽赤命令的执行。
第六十三条 除当场被抓获或自己认罪之外，一般不得处以刑罚，但当有人被许多人控告时，其又不承认的，可以用拷打的办法使其认罪。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黄金家族成员违犯大札撒的，应予以处罚。初犯的，口头训诫；再犯的，按成吉思汗的必里克处罚；第三次违犯的，流放到遥远的地方。流放后还是不改的，判处其戴上镣铐进监狱；如果仍未悔改就通过宗亲会议作出处理决定。
第六十五条 那颜们需认真传达大札撒，有传达义务而不传达的，予以严厉惩罚。
历史上的蒙古盟旗
（一）清代盟旗制度
明代后期，南迁到辽宁西北部的兀良哈三卫蒙古人，同迁入当地的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尔沁部蒙古人，相互融合，到清初稳定之后，以喀喇沁部和土默特部(主体为蒙郭勒津人)之称纳入清朝的统治。
1、盟旗制的建立
清代，在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制的统治，在辽宁西北部蒙古族分布地区，也实行盟旗制。
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喀喇沁部蒙古人在其首领苏布地和他的叔叔色棱率领下归附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将喀喇沁部编为左右二翼旗，封苏布地之子固鲁思齐布为札萨克(旗长)，掌喀喇沁右翼旗，封色棱为札萨克，掌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左翼旗旗署初设于官大海，后迁公营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公营子)。
原驻牧于归化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附近地区的土默特部的一支，由俺答汗孙噶尔图统领，为避林丹汗部的侵扰，由归化城附近东迁，与喀喇沁部共牧一地。后又东移于喀喇沁部之东(辽宁省朝阳县、北票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为区别于故地归化城的土默特部，称东土默特。后金天聪二年噶尔图之子鄂木克楚琥尔率部归附后金，于天聪九年，后金封鄂木克楚琥尔为札萨克，收所部驻牧之地编为土默特右翼旗。是年，鄂木克楚琥尔死，由其子固穆承袭札萨克职。
元臣兀良哈人济拉玛后裔莽古尔岱，率所部从喀喇沁部徙居东土默特驻牧地东(约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并统领了徙牧于此地的蒙郭勒津部蒙古人。天聪三年，莽古尔岱之孙善巴所部归附后金。天聪九年，后金将善巴所部的驻牧地编为土默特左翼旗，封善巴为旗札萨克。
由喀喇沁两翼旗和土默特两翼旗组成一个“盟” 。因四旗开始会盟于土默特右旗卓索图(在朝阳县境内)地方，故名卓索图盟，为清代内蒙古六盟之一。盟设盟长1人，副盟长1人，由理藩院从盟内札萨克或闲散王公中选出，奏请皇帝任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又增设喀喇沁中旗，故卓索图盟管辖有喀喇沁左右翼旗和中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其后，又有喀尔喀左翼旗、锡埒图库伦旗也归卓索图盟管辖。各旗札萨克必须严守各自牧地管界，不许相互越界，调整牧地需经朝廷允许指定，札萨克和盟长均无权分封领地。
在辽宁省境内各旗驻牧地区是：土默特右翼旗在朝阳县、北票县一带，土默特左翼旗，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市区和郊区一带，喀喇沁左翼旗，在凌源、喀嘲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建昌县等地区I喀喇沁中旗，在今建平县地方。
清代前期，由于各旗蒙古王公贵族不断招来汉民垦耕土地．关内一些地区的汉人出关谋生，清政府也实行“借地养民”的政策，故有大量汉人流入辽宁境内蒙古人驻牧地区，并定居下来。清政府为蒙汉分治，于乾隆兰年(1738年)设塔子沟厅(厅址在今凌源县)，管辖汉民，其地蒙古人仍归各旗管辖。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政府又将塔子沟厅一分为二。东部，在朝阳县内增设三座塔厅，管理朝阳县、北票县及阜新等地区的汉民l西部仍归塔子沟厅，管辖凌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平、建昌一带汉民。乾隆四十三年，撒“厅”建县，撤塔子沟厅建立建昌县(凌源境内)，撤三座塔厅建朝阳县。二县专司汉民政令，蒙古族仍归各旗管辖。在二县内专设“三堂” ，由满、蒙、汉各一官员组成，专理蒙、汉民纠纷案件。光绪三十年(1904年)，升朝阳县为朝阳府，另将建昌县和平泉县(属河北省)各划出一部，设建平县(取二县名的首字的新县名)。光绪二十九年，在土默特左翼旗内再设阜新县，实行旗县并立，蒙、汉分治制度。朝阳、建昌、建平、阜新和绥东五县均隶朝阳府。
盟旗制的组织关系。“盟”是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但非一级行政机构，只是清廷对盟内各旗的监督组织。各札萨克定期会盟，由盟长主持，审定各旗人丁、旗下佐一的改编等事宜。各旗人丁平时的武备情况也要到会盟地接受检阅。战时，盟长带领各旗兵丁出征。盟长无权干涉各旗的政事或发布政令。只在各旗出现难解决的民、刑案件时，会同札萨克审理。
“旗”是清政府依据八旗制度，在蒙古原有的社会统治制度的基础上，调整或分封牧地后编立的，是清朝统治蒙古族地区基本军政合一的单位。旗札萨克(旗长)是由清政府从蒙古族王公贵族(王、贝勒、贝子、塔布囊)中选任，为一旗之主。平时掌管一旗的行政、司法、征税等事务。战时，征调一旗军队参战。札萨克下设协理台胄(蒙古语称“图斯拉格齐” )2入，协助札萨克管理旗务，协理台吉之下设管旗章京(蒙古语称“札合日格齐”)，负责处理和监督全旗政令的实施、兵务和法律执行情况，管旗章京下设梅林，分为管旗、印务、管兵梅林。管旗梅林分管旗内地方性民事等日常事务。印务梅林主管旗署(或称王府)内的印、文书档案，草拟命令和文告等。管兵梅林，分管一旗兵务、兵营、兵器及治安。梅林下设参领若干名，每一参领分管旗下佐领4至6人。此外，旗署内还有笔帖式若干，为文书职务。
旗以下设“佐”若干(佐或称“箭”，蒙古语称“苏木” )。清代中期以前，每150丁可编为1佐，丁增佐亦增。每佐设“佐领”(或称“箭长” ，蒙古语称作“苏木章京”)，为一佐之主管。受旗札萨克之命，审定所属人丁，征收一佐课税，为旗征调夫役和出兵，排解民事纠纷，也为王府派遣护卫和传递信件等。每佐在佐领之下设骁骑校1员、领催6员，协助佐领办理一佐事务。佐领一般为4至6名，上受旗参领管辖，如清道光年间，喀喇沁左翼旗有参领9员，管理旗下53名佐领，全旗有骁骑校53员、领催318员。
在佐之下，每10民户设一“什长”，为旗内最低一级之官，受佐领之命，管理民户。
旗内成年男子都要经过审丁。一般规定，年18到60为丁口，逐年审定造册。蒙古族丁口除当喇嘛、庙丁和王公贵族家丁外，都要编入丁册。每佐150丁，选50丁当兵，余百丁为“附丁”，即为预备兵，平时劳动和习武，候选充兵。
清代康熙年间，清政府调派八旗蒙古军队到盛京等地驻防，称“驻防八旗蒙古”。又拨一部分巴尔虎蒙古人到盛京披甲当兵，为蒙古“游牧八旗” 。八旗蒙古军队的家眷和附丁，随驻防于各地的蒙古军就地编佐，拨绘土地或牧地。每百丁编立1佐。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相同，为军事编制，不属地方盟旗管辖。够一旗之军，委派都统或总管统之。下为驻防各地的佐领，管辖蒙古民户和人丁。人丁披甲是直接补入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军中。清代的盛京、新宾、风城、岫岩、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等地的蒙古族民户，都隶属于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佐领的管辖。
（二）蒙古族封建等级制度
清代，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和利用蒙古封建主势力，对于归服的蒙古封建主，按其效忠与功劳的大小，给予爵位，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不同爵位，并世袭罔替，相传子孙。
喀喇沁左翼旗的札萨克色校，顺治五年(1648年)封镇国公。同年，土默特右翼旗的札萨克固穆，封镇国公，康熙二年(1663年)晋为固山贝子，世袭罔替。土默特左翼旗札萨克善巴，崇德元年(1636年)封达尔汉镇国公。
贵族阶层还有塔布囊和台吉。塔布囊，汉译意为“驸马”。兀良哈氏济拉玛(者勒蔑)是成吉思汗的功臣，其子又是驸马。成吉思汗封其子孙为“世袭塔布囊"称号，成为蒙古贵族，享有特权。塔布囊分一、二、三、四等。台吉，蒙语，由汉语“太子”讹变而来。其义展延，巳与皇族相当。成吉思汗家族“孛儿只斤氏”为“黄金家族”。凡这个家庭的男性世袭“台吉”称号，成为贵族阶层。平民阶层称哈日出特(蒙语)，汉译意为“黎民”。亦称呼雅根阿日特(蒙语)，汉译意为“甲士”，有当兵、服徭役、纳税义务，也有当差升官职的资格。
属下阶层称属下，即领属的自由民，低于平民。有王爷属下和寺庙属下。王爷属下有“随旗蒙古人”。他们是外地迁移而来的匠人、艺人等。王爷属下还有“套斯各”(蒙语，汉译意为“庄户”)、“朱勒沁”(蒙语，汉译意为“押墓属下”或“陵丁”)和“达日罕包勒”(蒙语，汉译意为“获释奴隶”)，他们是清室公主下嫁王公贵族、官宦陪嫁而来的侍从、艺人、匠人及媵姬等男女仆人。寺庙属下，一是投靠寺庙的随旗蒙古人；二是建筑寺庙时，从外地招来的工匠艺人，不愿返回原籍，投靠了寺庙而定居下来，成了归属寺庙的属下。他们每年要向寺庙纳贡、服劳役。奴隶阶层的“格仁包勒”，即汉语“家奴”。他们世代为奴，是社会最底层。
（三）喀喇沁左翼旗和土默特左、右翼旗札萨克世系
1．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世系 第一任札萨克色棱，天聪九年(1635年)封。顺治五年(1648年)封镇国公、顺治十四年卒。
第二任札萨克色梭次子奇达特，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公爵袭职。康熙五年(1666年)卒。
第三任札萨克奇达特子乌特巴拉，康熙六年(1667年)袭职。康熙三十年(1691年)卒。
第四任札萨克乌特巴拉弟善巴拉什，康熙三十年以镇国公爵袭职。晋固山贝子任卓索图盟盟长。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卒。
第五任札萨克善巴拉什子僧衮札布，康熙五十六年以固山贝子爵袭职。雍正九年(1731年)晋多罗贝勒。乾隆七年(1742年)卒。 ．
第六任札萨克僧衮札布子瑚图灵阿，乾隆七年以固山贝子爵袭职，晋郡王。乾隆十四年(1749年)降爵为镇国公。乾隆四十年复固山贝子爵。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卒。
第七任札萨克瑚图灵阿子济克济特札布，乾隆四十四年袭职．翌年因罪削职。
第八任札萨克瑚图灵阿弟札拉丰阿，乾隆七年封镇国公，乾隆十四年晋固山贝子，乾隆四十年晋郡王。其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因罪割爵，转又封贝子，复又降为镇国公。乾隆三十年(1765年)复封贝子。乾隆四十五年晋多罗贝勒。乾隆四十六年以镇国公爵兼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封多罗贝勒、御前大臣。
第九任札萨克札拉丰阿子丹巴多尔济，乾隆四十八年以固山贝子爵袭札萨克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革职．乾隆五十七年乾清门行走。嘉庆八年(1803年)因功封多罗贝勒、御前行走。
第十任札萨克喇特纳克尔第，乾隆五十六年以一等塔布囊袭札萨克。乾清门行走，后为驸马喀喇沁郡王。
第十一任札萨克托恩多，嘉庆十八年(1813年)袭职至嘉庆二十二年。道光十年(1830年)卒。
第十=任札萨克星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以一等塔布囊袭职。曾任卓索图盟副盟长。
第十三任札萨克德布斋札布，道光十二年(1832)袭职，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卒。
第十四任札萨克布里浑巴拉，道光二十七年袭职到咸丰元年(1851年)。
第十五任札萨克乌凌阿，咸丰二年(1852年)袭职，咸丰五年封镇国公兼卓索图盟副盟长，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
第十六任札萨克熙凌阿，多罗贝勒，光绪二年袭职至光绪十年(1885年)，后以多罗贝勒驻京。
第十七任札萨克索特旺，光绪十一年以一等塔布囊袭职，至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
第十八任札萨克巴特玛鄂特萨尔，光绪二十二年以一等塔布囊袭职。次年革职。
第十九任札萨克熙凌阿，即第十六任札萨克在光绪二十三年复袭职，直至民国7年(1918年)。
第二十任札萨克默尔赓额，民国8年袭职，直至民国27年。
2、土默特右翼旗札萨克世系 第一任札萨克鄂木布楚琥尔，天聪九年(1635年)封。同年卒。
第二任札萨克鄂木布楚琥尔子固穆袭，顺治五年(1648年)晋镇国公。康熙二年(1663年)晋固山贝子。
第三任札萨克固穆第七子衮济斯札布，康熙十三年袭固山贝子。
第四任札萨克固穆第六子拉斯扎布，康熙三十年袭固山贝子。
第五任札萨克拉斯扎布长子班第，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袭固山贝子。
第六任札萨克班第长子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图，康熙四十九年袭固山贝子。
第七任札萨克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图长子垂扎布，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袭固山贝子。
第八任札萨克垂札布次子色布腾栋罗布，乾隆三十九年袭固山贝子。
第九任札萨克垂札布三子色布腾喇什，乾隆五十五年袭固山贝子。
第十任札萨克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图第九子朋素克嶙亲，乾隆五十七年袭固山贝子。
第十一任札萨克朋素克嶙亲第四子玛尼巴达喇，嘉庆四年(1799年)袭固山贝子。嘉庆七年与嘉庆第四女庆静公主成婚，赏郡王品级。
第十二任札萨克玛尼巴达喇长子德勒格色楞，道光十三年(1833年)袭固山贝子，后因随同僧格林沁帮办军务有功，晋为贝勒，补授阅兵大臣。
第十三任札萨克德勒克色楞长子索特那木色登，咸丰七年(1857年)袭固山贝子。
第十四任札萨克索特那木色登子棍布扎布，光绪六年(1880年)袭固山贝子。
第十五任札萨克棍布札布第五子沁布多尔济，民国19年(1930年)袭固山贝子。民国21年沁布多尔济被伪满皇帝溥仪封为和硕亲王，任土默特右旗旗长。民国29年(1940年)设土默特中旗，沁布道尔济任旗长。
3．土默特左翼旗札萨克世系 第一任札萨克善巴，天聪九年(1635年)封。崇德元年(1636年)晋达尔汉镇国公，诏世袭罔替。
第二任札萨克甍巴子卓里克图，康熙元年(1662年)授予多罗达尔汉贝勒，世袭罔替。
第三任札萨克卓里克图之长子兆图，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
第四任札萨克兆图之第三子额尔德穆图，三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又尚县主，授多罗额附。
第五任札萨克额尔德穆图之长子玛尼，四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
第六任札萨克玛尼之长子阿拉布坦，五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又尚郡主，授和硕额附。雍正十一年(1734年)任卓索图盟盟长。
第七任札萨克阿拉布坦之孙索诺木巴勒珠尔，六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尚乡君，授额附。
乾隆四十四年任卓索图盟盟长，兼任理藩院侍郎、木兰行围场长等职。
第八任札萨克索诺木巴勒珠尔之次子贡楚克巴尔桑，七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兼任卓索图盟副盟长。
第九任札萨克贡楚克巴尔桑之长子济克英特札布，八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
第十任札萨克济克莫特札布之长子那逊乌勒济，九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兼任卓索图盟副盟长。
第十一任札萨克那逊乌勒济之长子散巴勒诺尔赞，十袭多罗达尔汉贝勒之爵。同治九年(1871年)被削札萨克之职。
第十二任札萨克散巴勒诺尔赞之弟哈斯塔玛嘎于同治九年辞僧职还俗，以一等塔布囊之爵承袭札萨克，但这一委任未报清廷亦未得到爵位。
第十三任札萨克散巴勒诺尔赞之长子色凌那穆济勒旺宝，十一袭多罗达尔汉贝勒之爵。
光绪二十九年(1909年)晋郡王。被追叙为亲王。兼任卓索图盟长、理藩院侍郎。
第十四任札萨克那逊乌勒济二弟宝银乌勒济之孙嘎勒桑道尔济之子云丹桑布，系色凌那穆济勒旺宝过继子。民国7年(1918年)，民国政府发给札萨克郡王的委任状，时年13岁。是土默特左翼旗最后一任札萨克。
4、辛亥革命后旗县变化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统治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喀喇沁左翼旗地方的汉民初归河北省，后改为热河省特别区建昌县管辖，民国3年因建昌县与江西建昌府同名，改称凌源县。同年，撤销朝阳府，原所辖五县先后改隶承德府、热河特别区。到民国17年(1928年)，划归热河省，民国20年，将凌源县东南部、朝阳县南部、喀喇沁左翼旗南部等地区划出，增设凌南县(建昌、喀左境内)。将喀喇沁左翼旗大城子的汉民划归凌源县管辖。民国年间，土默特左翼旗、阜新县同属热河省。
东北沦陷时期，在辽宁省蒙古族聚居各地，实行殖民统治的旗县制，为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旗县及其隶属关系也有变更。民国23年(1934年)，将朝阳县改隶锦州省。民国26年，将凌源、凌南两县合并，改为建昌县，伪县署设于莽牛营子(建昌镇)。同年，将建平县北部50个村划出，另建新惠县。并将喀喇沁左旗七家子区4个村、宁城县(今属内蒙古)西桥区9个村划归建平县。民国29年，将朝阳县复改为土默特右旗，又将朝阳县北部划出，建土默特中旗，旗署设于北票。建昌县和喀喇沁左旗合并，撤县存旗称喀喇沁左翼旗，旗署设于鸵牛营子。建平县并入喀喇沁旗，旗署设于建平，后迁平庄，各旗县均隶热河省。期间，土默特左翼旗和阜新县同隶锦州省，蒙汉分治。同年，撤销阜新县，仍由土默特左旗统管全县。
解放战争期间，朝阳和阜新蒙古族分布地区的旗县，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有的旗县又新划建置和改称，增加新县。先归中共热东地委领导，后改隶冀热辽十八行政专员公署领导。到1948年3月，成立北票、阜新、义县联合县政府，归辽西省。1949年，朝阳地区旗县所辖地区又有调整，撤销北、阜、义联合县。同年，撤销冀热辽十八专员公署，旗县统归热河省。1946年8月，喀喇沁左翼旗人民政权——旗政府建立。旗政府在公营子(南公营子)，下辖11个区。旗为蒙古族行政机构。．1947年12月，结束蒙汉分治。1949年7月，撤销叶柏寿县(1947年7月，建平县改为叶柏寿县)，将原叶柏寿县所辖半拉烧锅、甘招、羊角沟3个区，划归喀喇沁左翼旗。
同年，旗政府由公营子迁至大城子。1956年，撤销热河省，划归辽宁省管辖。
明代后期，南迁到辽宁西北部的兀良哈三卫蒙古人，同迁入当地的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尔沁部蒙古人，相互融合，到清初稳定之后，以喀喇沁部和土默特部(主体为蒙郭勒津人)之称纳入清朝的统治。
1、盟旗制的建立
清代，在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制的统治，在辽宁西北部蒙古族分布地区，也实行盟旗制。
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喀喇沁部蒙古人在其首领苏布地和他的叔叔色棱率领下归附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将喀喇沁部编为左右二翼旗，封苏布地之子固鲁思齐布为札萨克(旗长)，掌喀喇沁右翼旗，封色棱为札萨克，掌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左翼旗旗署初设于官大海，后迁公营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公营子)。
原驻牧于归化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附近地区的土默特部的一支，由俺答汗孙噶尔图统领，为避林丹汗部的侵扰，由归化城附近东迁，与喀喇沁部共牧一地。后又东移于喀喇沁部之东(辽宁省朝阳县、北票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为区别于故地归化城的土默特部，称东土默特。后金天聪二年噶尔图之子鄂木克楚琥尔率部归附后金，于天聪九年，后金封鄂木克楚琥尔为札萨克，收所部驻牧之地编为土默特右翼旗。是年，鄂木克楚琥尔死，由其子固穆承袭札萨克职。
元臣兀良哈人济拉玛后裔莽古尔岱，率所部从喀喇沁部徙居东土默特驻牧地东(约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带)，并统领了徙牧于此地的蒙郭勒津部蒙古人。天聪三年，莽古尔岱之孙善巴所部归附后金。天聪九年，后金将善巴所部的驻牧地编为土默特左翼旗，封善巴为旗札萨克。
由喀喇沁两翼旗和土默特两翼旗组成一个“盟” 。因四旗开始会盟于土默特右旗卓索图(在朝阳县境内)地方，故名卓索图盟，为清代内蒙古六盟之一。盟设盟长1人，副盟长1人，由理藩院从盟内札萨克或闲散王公中选出，奏请皇帝任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又增设喀喇沁中旗，故卓索图盟管辖有喀喇沁左右翼旗和中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其后，又有喀尔喀左翼旗、锡埒图库伦旗也归卓索图盟管辖。各旗札萨克必须严守各自牧地管界，不许相互越界，调整牧地需经朝廷允许指定，札萨克和盟长均无权分封领地。
在辽宁省境内各旗驻牧地区是：土默特右翼旗在朝阳县、北票县一带，土默特左翼旗，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市区和郊区一带，喀喇沁左翼旗，在凌源、喀嘲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建昌县等地区I喀喇沁中旗，在今建平县地方。
清代前期，由于各旗蒙古王公贵族不断招来汉民垦耕土地．关内一些地区的汉人出关谋生，清政府也实行“借地养民”的政策，故有大量汉人流入辽宁境内蒙古人驻牧地区，并定居下来。清政府为蒙汉分治，于乾隆兰年(1738年)设塔子沟厅(厅址在今凌源县)，管辖汉民，其地蒙古人仍归各旗管辖。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政府又将塔子沟厅一分为二。东部，在朝阳县内增设三座塔厅，管理朝阳县、北票县及阜新等地区的汉民l西部仍归塔子沟厅，管辖凌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平、建昌一带汉民。乾隆四十三年，撒“厅”建县，撤塔子沟厅建立建昌县(凌源境内)，撤三座塔厅建朝阳县。二县专司汉民政令，蒙古族仍归各旗管辖。在二县内专设“三堂” ，由满、蒙、汉各一官员组成，专理蒙、汉民纠纷案件。光绪三十年(1904年)，升朝阳县为朝阳府，另将建昌县和平泉县(属河北省)各划出一部，设建平县(取二县名的首字的新县名)。光绪二十九年，在土默特左翼旗内再设阜新县，实行旗县并立，蒙、汉分治制度。朝阳、建昌、建平、阜新和绥东五县均隶朝阳府。
盟旗制的组织关系。“盟”是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但非一级行政机构，只是清廷对盟内各旗的监督组织。各札萨克定期会盟，由盟长主持，审定各旗人丁、旗下佐一的改编等事宜。各旗人丁平时的武备情况也要到会盟地接受检阅。战时，盟长带领各旗兵丁出征。盟长无权干涉各旗的政事或发布政令。只在各旗出现难解决的民、刑案件时，会同札萨克审理。
“旗”是清政府依据八旗制度，在蒙古原有的社会统治制度的基础上，调整或分封牧地后编立的，是清朝统治蒙古族地区基本军政合一的单位。旗札萨克(旗长)是由清政府从蒙古族王公贵族(王、贝勒、贝子、塔布囊)中选任，为一旗之主。平时掌管一旗的行政、司法、征税等事务。战时，征调一旗军队参战。札萨克下设协理台胄(蒙古语称“图斯拉格齐” )2入，协助札萨克管理旗务，协理台吉之下设管旗章京(蒙古语称“札合日格齐”)，负责处理和监督全旗政令的实施、兵务和法律执行情况，管旗章京下设梅林，分为管旗、印务、管兵梅林。管旗梅林分管旗内地方性民事等日常事务。印务梅林主管旗署(或称王府)内的印、文书档案，草拟命令和文告等。管兵梅林，分管一旗兵务、兵营、兵器及治安。梅林下设参领若干名，每一参领分管旗下佐领4至6人。此外，旗署内还有笔帖式若干，为文书职务。
旗以下设“佐”若干(佐或称“箭”，蒙古语称“苏木” )。清代中期以前，每150丁可编为1佐，丁增佐亦增。每佐设“佐领”(或称“箭长” ，蒙古语称作“苏木章京”)，为一佐之主管。受旗札萨克之命，审定所属人丁，征收一佐课税，为旗征调夫役和出兵，排解民事纠纷，也为王府派遣护卫和传递信件等。每佐在佐领之下设骁骑校1员、领催6员，协助佐领办理一佐事务。佐领一般为4至6名，上受旗参领管辖，如清道光年间，喀喇沁左翼旗有参领9员，管理旗下53名佐领，全旗有骁骑校53员、领催318员。
在佐之下，每10民户设一“什长”，为旗内最低一级之官，受佐领之命，管理民户。
旗内成年男子都要经过审丁。一般规定，年18到60为丁口，逐年审定造册。蒙古族丁口除当喇嘛、庙丁和王公贵族家丁外，都要编入丁册。每佐150丁，选50丁当兵，余百丁为“附丁”，即为预备兵，平时劳动和习武，候选充兵。
清代康熙年间，清政府调派八旗蒙古军队到盛京等地驻防，称“驻防八旗蒙古”。又拨一部分巴尔虎蒙古人到盛京披甲当兵，为蒙古“游牧八旗” 。八旗蒙古军队的家眷和附丁，随驻防于各地的蒙古军就地编佐，拨绘土地或牧地。每百丁编立1佐。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相同，为军事编制，不属地方盟旗管辖。够一旗之军，委派都统或总管统之。下为驻防各地的佐领，管辖蒙古民户和人丁。人丁披甲是直接补入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军中。清代的盛京、新宾、风城、岫岩、开原、辽阳、熊岳、复州、金州等地的蒙古族民户，都隶属于八旗蒙古或游牧八旗佐领的管辖。
（二）蒙古族封建等级制度
清代，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和利用蒙古封建主势力，对于归服的蒙古封建主，按其效忠与功劳的大小，给予爵位，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不同爵位，并世袭罔替，相传子孙。
喀喇沁左翼旗的札萨克色校，顺治五年(1648年)封镇国公。同年，土默特右翼旗的札萨克固穆，封镇国公，康熙二年(1663年)晋为固山贝子，世袭罔替。土默特左翼旗札萨克善巴，崇德元年(1636年)封达尔汉镇国公。
贵族阶层还有塔布囊和台吉。塔布囊，汉译意为“驸马”。兀良哈氏济拉玛(者勒蔑)是成吉思汗的功臣，其子又是驸马。成吉思汗封其子孙为“世袭塔布囊"称号，成为蒙古贵族，享有特权。塔布囊分一、二、三、四等。台吉，蒙语，由汉语“太子”讹变而来。其义展延，巳与皇族相当。成吉思汗家族“孛儿只斤氏”为“黄金家族”。凡这个家庭的男性世袭“台吉”称号，成为贵族阶层。平民阶层称哈日出特(蒙语)，汉译意为“黎民”。亦称呼雅根阿日特(蒙语)，汉译意为“甲士”，有当兵、服徭役、纳税义务，也有当差升官职的资格。
属下阶层称属下，即领属的自由民，低于平民。有王爷属下和寺庙属下。王爷属下有“随旗蒙古人”。他们是外地迁移而来的匠人、艺人等。王爷属下还有“套斯各”(蒙语，汉译意为“庄户”)、“朱勒沁”(蒙语，汉译意为“押墓属下”或“陵丁”)和“达日罕包勒”(蒙语，汉译意为“获释奴隶”)，他们是清室公主下嫁王公贵族、官宦陪嫁而来的侍从、艺人、匠人及媵姬等男女仆人。寺庙属下，一是投靠寺庙的随旗蒙古人；二是建筑寺庙时，从外地招来的工匠艺人，不愿返回原籍，投靠了寺庙而定居下来，成了归属寺庙的属下。他们每年要向寺庙纳贡、服劳役。奴隶阶层的“格仁包勒”，即汉语“家奴”。他们世代为奴，是社会最底层。
（三）喀喇沁左翼旗和土默特左、右翼旗札萨克世系
1．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世系 第一任札萨克色棱，天聪九年(1635年)封。顺治五年(1648年)封镇国公、顺治十四年卒。
第二任札萨克色梭次子奇达特，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公爵袭职。康熙五年(1666年)卒。
第三任札萨克奇达特子乌特巴拉，康熙六年(1667年)袭职。康熙三十年(1691年)卒。
第四任札萨克乌特巴拉弟善巴拉什，康熙三十年以镇国公爵袭职。晋固山贝子任卓索图盟盟长。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卒。
第五任札萨克善巴拉什子僧衮札布，康熙五十六年以固山贝子爵袭职。雍正九年(1731年)晋多罗贝勒。乾隆七年(1742年)卒。 ．
第六任札萨克僧衮札布子瑚图灵阿，乾隆七年以固山贝子爵袭职，晋郡王。乾隆十四年(1749年)降爵为镇国公。乾隆四十年复固山贝子爵。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卒。
第七任札萨克瑚图灵阿子济克济特札布，乾隆四十四年袭职．翌年因罪削职。
第八任札萨克瑚图灵阿弟札拉丰阿，乾隆七年封镇国公，乾隆十四年晋固山贝子，乾隆四十年晋郡王。其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因罪割爵，转又封贝子，复又降为镇国公。乾隆三十年(1765年)复封贝子。乾隆四十五年晋多罗贝勒。乾隆四十六年以镇国公爵兼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又封多罗贝勒、御前大臣。
第九任札萨克札拉丰阿子丹巴多尔济，乾隆四十八年以固山贝子爵袭札萨克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革职．乾隆五十七年乾清门行走。嘉庆八年(1803年)因功封多罗贝勒、御前行走。
第十任札萨克喇特纳克尔第，乾隆五十六年以一等塔布囊袭札萨克。乾清门行走，后为驸马喀喇沁郡王。
第十一任札萨克托恩多，嘉庆十八年(1813年)袭职至嘉庆二十二年。道光十年(1830年)卒。
第十=任札萨克星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以一等塔布囊袭职。曾任卓索图盟副盟长。
第十三任札萨克德布斋札布，道光十二年(1832)袭职，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卒。
第十四任札萨克布里浑巴拉，道光二十七年袭职到咸丰元年(1851年)。
第十五任札萨克乌凌阿，咸丰二年(1852年)袭职，咸丰五年封镇国公兼卓索图盟副盟长，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
第十六任札萨克熙凌阿，多罗贝勒，光绪二年袭职至光绪十年(1885年)，后以多罗贝勒驻京。
第十七任札萨克索特旺，光绪十一年以一等塔布囊袭职，至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
第十八任札萨克巴特玛鄂特萨尔，光绪二十二年以一等塔布囊袭职。次年革职。
第十九任札萨克熙凌阿，即第十六任札萨克在光绪二十三年复袭职，直至民国7年(1918年)。
第二十任札萨克默尔赓额，民国8年袭职，直至民国27年。
2、土默特右翼旗札萨克世系 第一任札萨克鄂木布楚琥尔，天聪九年(1635年)封。同年卒。
第二任札萨克鄂木布楚琥尔子固穆袭，顺治五年(1648年)晋镇国公。康熙二年(1663年)晋固山贝子。
第三任札萨克固穆第七子衮济斯札布，康熙十三年袭固山贝子。
第四任札萨克固穆第六子拉斯扎布，康熙三十年袭固山贝子。
第五任札萨克拉斯扎布长子班第，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袭固山贝子。
第六任札萨克班第长子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图，康熙四十九年袭固山贝子。
第七任札萨克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图长子垂扎布，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袭固山贝子。
第八任札萨克垂札布次子色布腾栋罗布，乾隆三十九年袭固山贝子。
第九任札萨克垂札布三子色布腾喇什，乾隆五十五年袭固山贝子。
第十任札萨克哈穆嘎巴雅斯呼朗图第九子朋素克嶙亲，乾隆五十七年袭固山贝子。
第十一任札萨克朋素克嶙亲第四子玛尼巴达喇，嘉庆四年(1799年)袭固山贝子。嘉庆七年与嘉庆第四女庆静公主成婚，赏郡王品级。
第十二任札萨克玛尼巴达喇长子德勒格色楞，道光十三年(1833年)袭固山贝子，后因随同僧格林沁帮办军务有功，晋为贝勒，补授阅兵大臣。
第十三任札萨克德勒克色楞长子索特那木色登，咸丰七年(1857年)袭固山贝子。
第十四任札萨克索特那木色登子棍布扎布，光绪六年(1880年)袭固山贝子。
第十五任札萨克棍布札布第五子沁布多尔济，民国19年(1930年)袭固山贝子。民国21年沁布多尔济被伪满皇帝溥仪封为和硕亲王，任土默特右旗旗长。民国29年(1940年)设土默特中旗，沁布道尔济任旗长。
3．土默特左翼旗札萨克世系 第一任札萨克善巴，天聪九年(1635年)封。崇德元年(1636年)晋达尔汉镇国公，诏世袭罔替。
第二任札萨克甍巴子卓里克图，康熙元年(1662年)授予多罗达尔汉贝勒，世袭罔替。
第三任札萨克卓里克图之长子兆图，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
第四任札萨克兆图之第三子额尔德穆图，三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又尚县主，授多罗额附。
第五任札萨克额尔德穆图之长子玛尼，四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
第六任札萨克玛尼之长子阿拉布坦，五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又尚郡主，授和硕额附。雍正十一年(1734年)任卓索图盟盟长。
第七任札萨克阿拉布坦之孙索诺木巴勒珠尔，六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尚乡君，授额附。
乾隆四十四年任卓索图盟盟长，兼任理藩院侍郎、木兰行围场长等职。
第八任札萨克索诺木巴勒珠尔之次子贡楚克巴尔桑，七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兼任卓索图盟副盟长。
第九任札萨克贡楚克巴尔桑之长子济克英特札布，八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
第十任札萨克济克莫特札布之长子那逊乌勒济，九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爵，兼任卓索图盟副盟长。
第十一任札萨克那逊乌勒济之长子散巴勒诺尔赞，十袭多罗达尔汉贝勒之爵。同治九年(1871年)被削札萨克之职。
第十二任札萨克散巴勒诺尔赞之弟哈斯塔玛嘎于同治九年辞僧职还俗，以一等塔布囊之爵承袭札萨克，但这一委任未报清廷亦未得到爵位。
第十三任札萨克散巴勒诺尔赞之长子色凌那穆济勒旺宝，十一袭多罗达尔汉贝勒之爵。
光绪二十九年(1909年)晋郡王。被追叙为亲王。兼任卓索图盟长、理藩院侍郎。
第十四任札萨克那逊乌勒济二弟宝银乌勒济之孙嘎勒桑道尔济之子云丹桑布，系色凌那穆济勒旺宝过继子。民国7年(1918年)，民国政府发给札萨克郡王的委任状，时年13岁。是土默特左翼旗最后一任札萨克。
4、辛亥革命后旗县变化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统治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喀喇沁左翼旗地方的汉民初归河北省，后改为热河省特别区建昌县管辖，民国3年因建昌县与江西建昌府同名，改称凌源县。同年，撤销朝阳府，原所辖五县先后改隶承德府、热河特别区。到民国17年(1928年)，划归热河省，民国20年，将凌源县东南部、朝阳县南部、喀喇沁左翼旗南部等地区划出，增设凌南县(建昌、喀左境内)。将喀喇沁左翼旗大城子的汉民划归凌源县管辖。民国年间，土默特左翼旗、阜新县同属热河省。
东北沦陷时期，在辽宁省蒙古族聚居各地，实行殖民统治的旗县制，为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旗县及其隶属关系也有变更。民国23年(1934年)，将朝阳县改隶锦州省。民国26年，将凌源、凌南两县合并，改为建昌县，伪县署设于莽牛营子(建昌镇)。同年，将建平县北部50个村划出，另建新惠县。并将喀喇沁左旗七家子区4个村、宁城县(今属内蒙古)西桥区9个村划归建平县。民国29年，将朝阳县复改为土默特右旗，又将朝阳县北部划出，建土默特中旗，旗署设于北票。建昌县和喀喇沁左旗合并，撤县存旗称喀喇沁左翼旗，旗署设于鸵牛营子。建平县并入喀喇沁旗，旗署设于建平，后迁平庄，各旗县均隶热河省。期间，土默特左翼旗和阜新县同隶锦州省，蒙汉分治。同年，撤销阜新县，仍由土默特左旗统管全县。
解放战争期间，朝阳和阜新蒙古族分布地区的旗县，先后建立了人民政权，有的旗县又新划建置和改称，增加新县。先归中共热东地委领导，后改隶冀热辽十八行政专员公署领导。到1948年3月，成立北票、阜新、义县联合县政府，归辽西省。1949年，朝阳地区旗县所辖地区又有调整，撤销北、阜、义联合县。同年，撤销冀热辽十八专员公署，旗县统归热河省。1946年8月，喀喇沁左翼旗人民政权——旗政府建立。旗政府在公营子(南公营子)，下辖11个区。旗为蒙古族行政机构。．1947年12月，结束蒙汉分治。1949年7月，撤销叶柏寿县(1947年7月，建平县改为叶柏寿县)，将原叶柏寿县所辖半拉烧锅、甘招、羊角沟3个区，划归喀喇沁左翼旗。
同年，旗政府由公营子迁至大城子。1956年，撤销热河省，划归辽宁省管辖。
2010年8月10日星期二
Шарайт овогт Жамсрангийн Цэвээн буюу буриад Цэвээн Жамсранов
Монголчууд 1990 оны ардчилсан хувьсгалаар улс төр, эдийн засаг төдийгүй оюун санааны хувьд жинхэнэ эрх чөлөөтэй болсноор өнгөрсөн үеийнхээ түүхэн үнэнийг ихээхэн сонирхох болсон.
Судлаачдын өмнө ч урьд нь хаалттай байсан олон түүхэн баримт нээлттэй болсон. Түүний үр дүнд бид өмнө нь улс төр, үзэл суртлын шалтгаанаар тэр бүр ил тод илэрхийлж чаддаггүй байсан олон сэдвээр өнөөдөр чөлөөтэй бодол саналаа хуваалцах боломжтой болоод байгаа билээ.
Энэ удаа Ж. Цэвээн, түүний үзэл баримтлалын талаарх зарим санал бодлоо хуваалцъ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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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амсрангийн Цэвээн 1881 оны 4 сарын 26-нд Өвөр Байгалийн Агийн аймагт төржээ. Өвөр Байгалийн буриадууд 17 дугаар зуунд Оросын Цагаан хааны эзэн эрхийг хүлээн зөвшөөрч, татвар төлөх болсон боловч 20 дугаар зуун хүртэл өөрсдийн нүүдэллэн аж төрөх ёс, хэл, соёл уламжлалаа хадгалан үлдэх эрхтэй байсан юм. Энэ эрх нь “Харь гаралтны хэрэг эрхлэх газрын дүрэм” хэмээх хуулиар баталгаажиж байв. Харин 1901 онд манжуурын төмөр зам ашиглалтад орж, ялангуяа дээрх хуулийг хүчингүй болгосноор буриадуудын харьцангуй биеэ даасан байдал алдагдах эхлэл тавигдсан байна.
Цэвээн 1888-1891 онд Агын бага сургууль төгсч, улмаар 1891 нд Чита хотын гимназид элсэн оржээ. Харин 1895 онд Петер Бадмаев хувийн сургуулиа Петербургт нээж, Өвөр Байгалиас сурагчид элсүүлсний дунд Цэвээн багтсан байна. Гэвч тус сургуулийн оюутнууд Христийн сургаал судлахаас татгалзсаны улмаас 1897 онд хаагджээ. Ингээд Цэвээн 1898-1902 онд Эрхүүгийн сургууль төгсжээ. Харин дараа нь Петербургийн Их Сургуульд элсэн орсон байна. Тэрээр Оросын эрдэмтдийн дэмжлэгээр 1903-1906 онд буриадын ардын аман зохиол, бөөгийн талаарх баримт материал цуглуулах болсон бөгөөд 1907-1908 онд Петербургийн их сургуулийн дорно дахины салбарт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туслах багшаар ажиллажээ. Өөрөөр хэлбэл тэрээр энэ хугацаанд өрнийн буюу орос боловсрол эзэмшжээ. Үүний зэрэгцээ Орос дахь улс төрийн үйл явц тухайлбал 1905 оны Орос Японы дайн, 1905-1907 оны хувьсгалт үймээн, буриадуудын уламжлалаа хадгалан үлдэх гэсэн хүсэл тэмүүлэл зэргийг нүдээр үзсэн нь түүний эх оронч үзэл бүрэлдэхэд нөлөөлсөн нь дамжиггүй.
Харин энэ үед, 1901 оноос хэрэгжиж эхэлсэн манжийн шинэ засгийн бодлогыг эсэргүүцсэн монголчуудын үндэсний эрх чөлөөний хөдөлгөөн мөн л Халх болон Өвөр Монголд хүчтэй өрнөж эхлээд байв. Улмаар 1911 онд Халхад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тусгаар тогтнолыг зарлаж, олон монголчууд тусгаар улсдаа нэгдэхээ илэрхийлсэн төдийгүй хүчээ өгөхөөр Нийслэл Хүрээнд ирэх болсон байдаг. Цэвээн ч 1911 оны сүүлчээр Нийслэл Хүрээнд ирж,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ГЯЯ-нд соёл эрхэлсэн туслах түшмэл, “Шинэ толь” сэтгүүлийн эрхлэгч зэрэг алба хаших болсон төдийгүй 1913 онд ерөнхий сайд сайн ноён хан Намнансүрэнгийн Хаант Орост хийсэн айлчлал, 1915 оны Хиагтын гурван улсын хэлэлцээрт орчуулагчаар оролцжээ. Гэвч тухайн үеийн улс төрийн нөхцөл байдлын улмаас буриадуудаас илүү өвөр монголчууд Монголын улс төрийн амьдралд оролцож байлаа. Харин 1917 оны Оросын хувьсгал, 1921 оны Монголын үндэсний ардчилсан хувьсгалын дараа буриадууд Монголын улс төрийн амьдралд идэвхитэй оролцох болсон байдаг. Энэ нь нэг талаас оросууд буриадуудыг Монгол дахь улс төрийн үйл ажиллагаандаа ашиглах зорилгоор татан оруулсны үр дүн боловч нөгөө талаар өрнийн (орос) боловсрол эзэмшсэн боловсон хүчин Монголд бараг байгаагүй явдал нөлөөлсөн билээ. Үнэхээр ч олон буриадууд Монгол улсад үндэсний худалдаа, боловсрол, соёл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ы байгууллагыг өрнийн хэв загвараар үүсгэн байгуулах үйлсэд нэгэн сэтгэлээр хүчин зүтгэсэн байдаг. Энд Эрдэнэ Батхаан (Aрдыг гэгээрүүлэх яамны анхны сайд), Даш Сампилон (1921-1925 онд Москва дахь бүрэн эрхт төлөөлөгчийн газар зөвлөх, 1926-1929 онд Берлин дэхь худалдааны төлөөлөгч), Ишдорж (Герман, Францад суралцаж байсан сурагчдын захиргааны дарга), Буддарь Дэмчигов (туслах багш), Горчицкий (Монголын Харилцан Туслалцах Хоршооны дарга) нарыг дурдаж болно.
Ж. Цэвээн бол тэдний нэг билээ. Тэрээр 1921-1923 онд Дотоод яамны дэд сайд, 1923 оноос Судар бичгийн хүрээлэнгийн эрдэмтэн нарийн бичгийн дарга, 1924 оноос Ардыг гэгээрүүлэх яамны зөвлөх түшмэл, Монгол банкны зөвлөлийн гишүүн зэрэг алба хааж байлаа. Мөн 1924-1925 онд Улсын бага хурлын гишүүн, МАХН-ын ТХ-ны тэргүүлэгч гишүүнээр сонгогдон ажиллаж байв. Тэрээр энэ хугацаанд үндэсний ардчилсан чиг шугамыг тууштай баримталж, түүний онолын үндэслэлийг боловсруулахад хүчин зүтгэж байсан юм. Энэ үеийн үндэсний ардчилсан чиг шугам баримтлагчдын нэгэн зорилт нь бүх монгол үндэстнийг нэгтгэсэн Монгол улсыг байгуулах явдал байсан юм. Тухайлбал МАН-ын анхны мөрийн хөтөлбөр болох Тангаргийн гэрээнд “МАН эрмэлзэх нь алсдаа монгол үндэстэн бүгдээр нийлж нэгэн улс болохыг хүснэ” (МАХН-ын түүхэнд холбогдох баримт бичгүүд, УБ 1966, тал 34) хэмээн тусгасан байдаг. Цэвээн энэ талаар өөрийн саналаа 1924 онд МАХН-ын III их хуралд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тусгаар тогтнон хүмүүжих явдал манай Гадаад Монголын нэгэн хэсэг газрын төдийгөөр бат хүчирхэг болон чадахгүй учир эрхбиш монгол язгууртан бүхнийг нэгтгэн авч санаа зоригийг нийлүүлэн гүйцэтгэвэл хэнтэй эсэргүүцэвч хүч чадал, буурай дорой хохирлыг хүлээхэд хүрэхгүй...” (МАХН-ын III их, УБ 1966, тал 21 ) гэж хэлж байжээ.
Мөн тэрээр “...Монгол үндэсний төр улсыг бататгахад юуны өмнө Дотоод монгол, Буриад, Халимаг зэрэг төв азийн газар оронд бутран тарсан монгол овогт цагаачдыг уугуул нутагт нь нүүлгэж ирүүлэх нь зүйд нийцнэ. Гэхдээ хувьсгалт монгол болох Халх нь эдийн засаг, соёл, эрх зүйн амжилтаараа үлгэр жишээ үзүүлж бусад Шилийн голын цахар, Улаан цав, Алашаа, Эзэний голын барга цаашлаад төв азийн Хөх нуур, Синьцзянь зэрэг газар орныг өөрөө үлгэрлэн татах ёстой. Үндэсний хувьсгалт хөдөлгөөний өрнөлтийн гол утга учир нь нийт монгол угсаатны холбоог байгуулахад оршино. Үүнд басхүү дорнод гурван чуулганыг (Жирэм, Зост, Зуу-Уд) сайн дурынх нь үндсэн дээр БНМАУ-д нүүлгэж ирүүлэх хэрэгтэй юм. Тэгэх аваас Халхын хүн ам нягтарч, аж ахуйн боломж өсч, соёл өрнөн хөгжих аятай боломж нэгэнт бүрдэх билээ. Алсдаа ЗХУ-ын дэмжлэгтэйгээр БНМАУ-ыг тойруулан өмнөд этгээдийн Хөх нуур, Төвд, Дорнод Туркестан, умард этгээдийн Тагна-Тува, бусад монгол угсаатны бүрэлдэхүүнтэйгээр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хотоор төвлөрсөн Төв Азийн Холбоот Улсыг байгуулах нь зохистой” (МАХН-ын төв архив, Ф.1, Д.4, ХН.99) хэмээн үзэж байжээ. Гэхдээ энэхүү зорилт нь ЗХУ-ын дэмжлэгээр биелэх төдийгүй Хятад болон бусад их гүрнүүдээр хүлээн зөвшөөрөгдөх ёстой хэмээн үзэж байв. Мөн энэхүү монгол үндэстний холбоот улс нь гадаад бодлогын хувьд Швейцари улсын адил төвийг сахисан байр суурь баримтлах хэрэгтэй гэж үзэж байжээ. Тэрээр энэ тухай бичсэн нь: “Төрийн биеэ даасан байдал, жинхэнэ тусгаар тогтнолыг олоход зөвхөн ЗОУ-аар хүлээн зөвшөөрөгдөх төдийгүй мөн Хятад болон бусад гүрнүүдээр хүлээн зөвшөөрөгдсөн байх ёстой бизээ. Бид Хятадын сюзеренит ч биш, ЗОУ-ын протекторат ч биш харин ЗОУ, Хятад зэрэг улсаас батлагдсан бөгөөд бусад олон улсаас зөвшөөрөн хүлээсэн Швейцари мэт төвийг сахисан улс байх ёстой...чухамхүү ийм болж чадах аваас Монгол хэмээх хоцрогдсон нэгэн улс орон амар төвшнөөр соёл боловсролын хөгжлөө хангаж чадна” (МАХН-ын төв архив, Ф.1, Д.4, ХН.99) гэжээ. Ийнхүү Ж.Цэвээн Монгол улс төвийг сахисан, бүх монгол туургатныг нэгтгэсэн холбооны улс болж чадсан цагт тусгаар тогтнолоо хамгаалж, эдийн засаг, соёлын хувьд ч хөгжин дэвших бололцоотой болно хэмээн үзэж байв. Түүний энэхүү байр суурийг өнөөдрийн өндөрлөгөөс харвал хэрэгжих боломжгүй байсан мэт харагдавч, цаашид гүнзгийрүүлэн судлах хэрэгтэй юм. Ер нь тухайн үеийн улс төр, эдийн засгийн хүчин чадавхи, геополитикийн орчноосоо шалтгаалан буфер улсын тавиланг эдлэх болсон Монгол улс, түүний улс төрийн зүтгэлтнүүд аливаа жижиг буфер улсуудын нэгэн адил төвийг сахисан улс төрийн статусыг сонирхож байсны нэг илрэл нь Ж. Цэвээний энэ үзэл баримтлал юм.
Ж. Цэвээн нийгэм эдийн засгийн хувьд үндэсний өвөрмөц байдал, ард олныхоо эрх ашигт нийцсэн өмчийн янз бүрийн хэлбэрийн үндсэн дээр улсын капитализмаар дамжин улс хоршооллын социализм байгуулж болно хэмээн үзэж байв. Тухайлбал намын удирдлагад байсан Ц. Дамбадорж, Н. Жадамба, Ж. Цэвээн нар аж ахуйг эдийн засгийн сонирхол дээр хөтлөн явуулах, үндэсний хөрөнгөлөг ардууд болон гадаадын пүүсүүдийн капиталыг улс орны эдийн засгийг хөгжүүлэхэд идэвхитэй ашиглах, нийгмийн ялгааг үл харгалзан гадаад улс орнуудтай худалдаа, эдийн засгийн хүрээнд харилцах, хамтран ажиллах бодлого баримталж байв. Үүнд мөн ЗОУ-д хэрэгжүүлж байсан эдийн засгийн шинэ бодлого нөлөөлснийг дурдах хэрэгтэй. Социалист хувьсгалын дараах Орос орны нийгэм эдийн засгийн амьдралын өөрчлөлтийн явцын улмаас В. И. Ленин социалист үзэл санааг хэрэгжүүлэх хөрс дэвсгэрийг капиталист харьцааг сэргээх замаар бий болгох хэрэгтэй хэмээн үзэх болсон бөгөөд түүнийг нас барсны дараа Н. Бухарин түүний эдийн засгийн шинэ бодлогыг үргэлжлүүлэн 1925 онд “баяжигтун” гэсэн лоозонг албан ёсоор гаргаж иржээ. Гэвч баяжигтун лоозонгийн эдийн засгийн утга агуулгыг бүрэн ойлголгүй түүнийг хэрэгжүүлэхэд гаргасан алдааны улмаас бүхэлд нь үгүйсгэн буруутгах болсон юм. Иймээс Ж. Цэвээн “...баяжих гэдэг үгийг ташааран ухаж болохгүй. Олон нийтээр баяжихыг эрмэлзсэн утга бөгөөд бусдыг мөлжиж хөрөнгөжвөөс үл болно. Хэрэв ард түмнээ үгээгүй хоосны туйлд хүргэж цөөхөн хүн баяжваас эцэстээ улс төр мөхөхийн шалтгаан болно. (МАХН-ын V их хурал, УБ 1981, тал 37) гэж “баяжигтун” лоозонгийн утга учрыг тайлбарлаж байжээ.
Ж. Цэвээний үзэл баримтлалын нэг хэсэг нь буддын шашны талаарх үзэл бодол юм. Тэрээр “...манай намаас бурхны сургаалыг ариунаар мандуулах зорилт нь ...мөн буддын сургаалыг ийнхүү дотночлон үзэж байгаагийн гол учир нь бурхан шигмуны сургаал номд хамгийн нарийн учир шалтгааныг үндсээр нь шинжлэн үнэн зөвийг олсон нь маш гүн, элдэвчлэн шинжилбэл шалгадаг ухаанд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 – И. Б) үл харшлан нийлэх тул үнэхээр бишрэн хүндэтгэж дотночлон үзсэн хэрэг болно. ...Иймийн тул бурхны шашныхаа утга учир, ёс суртлыг аль болохуйц судлан танилцаж, шашны тухай хэргийг шүүмжлэхдээ буруу зөвийг ялгаж чадах болбаас сайн...” (Залуучуудын эвлэл ба буддын шашин” ХЗЭ сэтгүүл №9, УБ 1927, тал 17-18) гэж бичиж байв. Гэвч Ж. Цэвээний түүх, соёлынхоо дэвшилтэт өв сан, буддын гүн ухааныг түүхийн шинэ нөхцөлд шинэчлэн хөгжүүлэх оролдлогыг феодалын үзэл суртал хэмээн бүхэлд нь эрс няцааж байв. Тухайлбал МАХН-ын VII их хурал дээр тэргүүлэгч төлөөлөгч З. Шижээ “...нөхөр Жамсрановоос энэ мэтээр буддын балар суртлыг марксын суртал лугаа тэрслүүлэн монголын ядуу ба дунд ардыг дахин гал усны гашуун аюулд оруулах хэмээсэн хортой бодлого болов уу хэмээн санана ...нөхөр Жамсрановын үзэл суртал бол хэзээ ч маркс-лениний суртал лугаа нийцэхгүй буй за. (МАХН-ын VII их хурал, УБ 1980, тал 230) хэмээн шүүмжилсэн байна.
Ийнхүү Ж. Цэвээн үндэсний эрх ашгаа дээдэлсэн байр суурь баримталж байсны улмаас 1929 онд баруунтан хэмээн намын гишүүнээс хөөгдсөн байдаг. Тэрээр амьдралын сүүлийн жилүүдээ монгол судлалын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д зориулсан эрдэмтэн хүн юм. 1919 онд Эрхүүгийн Их Сургуулийн профессор цол, 1936 онд хэл шинжлэлийн ухааны докторын зэрэг хүртсэн бөгөөд 1930-1932 онд Монголын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ы хүрээлэнд, 1932-1937 онд ЗХУ-ын ШУА-ийн Дорно дахины хүрээлэнд 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жил хийж байгаад 1937 онд улс төрийн хилс хэргээр хэлмэгдсэн байна.
Ж. Цэвээний улс төр, нийгэм эдийн засгийн үзэл баримтлал нь тухайн үеийн гадаад дотоод объектив болон субъектив хүчин зүйлсээс шалтгаалан монголын нийгэмд биеллээ олоогүй ч тэр үеийн монголын нийгэм улс төрийн сэтгэлгээг илэрхийлэх нэг баримт, улс орныхоо цаашдын хөгжлийн асуудлаар оюун бодлоо уралдуулан мэтгэлцэж байсны нэг жишээ болон үлджээ.
西 雅 图 宣 言
作者：印第安索瓜米西族酋長．西雅圖
19世紀， 美國拓展領土已達北美洲西北角， 當地居住著許多印地安部落。 美國政府欲以 15 萬美元買下位於現今華盛頓州普傑峽灣 (Puget Sound of Washington) 的二百萬英畝土地。當時， 索瓜米希族 (Suquamish) 的酋長西雅圖 (Chief Seattle, or Seathl) 答以一篇動人與意味深遠的聲明，闡述了人與土地、 萬物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篇聲明發生的時間約在 1851 年。本篇現今被公認是環境保育上極重要的一份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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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麼能夠買賣穹蒼與土地的溫馨？ 多奇怪的想法啊！假如我們並不擁有空氣的清新與流水的光耀， 您怎能買下它們呢？
對我的人民而言， 大地的每一部份都是聖潔的。 每一枝燦爛的松針、 每一處沙濱、每一片密林中的薄靄、 每一隻跳躍及嗡嗡作響的蟲兒， 在我人民的記憶與經驗中都是神聖的。樹中流動著的汁液， 載負著紅人們的記憶。
當白人的鬼魂在繁星之中遊蕩時， 他們早已遺忘他們出生的家園。 但我們的靈魂從不曾忘懷這片美麗的大地，因為她是紅人的母親。 我們是大地的一部份， 而大地也是我們的一部份。 芳香撲鼻的花朵是我們的姊妹，鹿兒、 馬群和雄鷹都是我們的兄弟。 巖峻的山峰、芳馨草原上的露水 、小馬暖暖的體溫、以及我們人類， 都是一家人。
所以， 當偉大的白人領袖自華盛頓傳話來， 說他想要買我們的土地時，他對我們的要求實在太多了。偉大的領袖傳話說， 他會為我們保留一片土地， 讓我們得以舒服地過日子。他將成為我們的父兄， 而我們將是他的子民。
因此， 我們得考慮你們的要求。 但，這並不容易呀！ 因為這塊土地對我們而言是非常神聖。銀波盪漾的河水並不只是水，而是我們先祖們的血液。 倘若我們把土地賣給你們，你們必需要記住， 這是神聖的土地。 而你們也必定要教導你們的子孫， 它是聖潔的，每一片清澈湖水的朦朧倒影裡， 都述說一個故事及我們人民生活中的點點回憶。那河水嗚咽的彽迴， 是我們先袓的聲音。
河，是我們的兄弟， 滿足了我們的乾渴。 河，載負著我們的獨木舟， 並養育我們的子孫。如果我們將土地賣給你們， 你們必定要教導你們的子孫， 它是我們的手足， 也是你們的弟兄，因此， 你們一定要善待河， 一如你們善待你們的兄弟一樣。
我們知道， 白人不能體會我們的想法。 每一片大地對他們而言，看來都是一樣的。因為他是個異鄉客，夜晚偷偷來襲，並從土地上拿走任何他想要的東西。大地不是他的兄弟，而是他的敵人，當他征服之後，便又離去。他無視於父祖的墳地，他不在乎。他剝奪了子孫的土地， 一點都不在乎祖先們的勞苦與後代生存的權力。他對待他的母親--大地，及兄弟， 就如同綿羊與耀眼的首飾一樣， 可以隨意地買賣與掠奪。他的貪婪將毀滅大地， 而最後留下來的， 將只是一片荒蕪。
我真的不懂。 我們之間的生活方式是如此不同。 你們城市的景象刺痛了紅人們的眼睛。但也許因為紅人們是野蠻人而無法理解吧！ 在白人的城鎮裡找不到寧靜。 沒有一個地方能聽到春天枝葉迎風招展的聲音，或是蟲兒挀翅的歡鳴。 但也許因為我是個野蠻人而無法理解吧！ 這些喧鬧聲看來只會污損我們的耳朵。假如不能聽到夜鷹孤寂的叫聲， 或是夜晚池畔青蛙的爭鳴。 那會是怎麼樣的生活呢？我是紅人， 所以不明白。 印地安人喜歡微風拂過池面的輕柔細語， 以及被午後陣雨所洗淨、或是被松翼所薰香的風的味道。
大氣對紅人而言是珍貴的， 因為野獸、 森林、 人類及萬物都分享著同樣的氣息。白人似乎不在意他們所呼吸的空氣。 就好像死了幾天的人， 已經對惡臭毫無知覺。但是， 倘若我們將土地賣給你們， 您們一定要記住， 大氣對我們而言是珍貴的，衪與衪所養育的萬物共享著這份靈氣。
風，送來了我們祖先的第一口氣， 也帶走了他們最後一聲的嘆息。 假如我們將土地賣給了你們，你們務必維持祂的獨特與聖潔， 使祂成為一塊即使是白人也可以品嘗被花草所薰香的風的地方。因此， 我們得考慮你們的要求。 假如我們接受的話， 我有一個條件， 那就是白人必需對待大地上的野獸如自已的兄弟一般。我只是個野人， 並不瞭解其它的想法。 我曾經目睹被路過火車上的白人所射殺的千萬頭野牛，牠們的屍體被棄置於大草原之上任其腐敗。 我只是個野人， 無法明白這冒著煙的鐵馬居然會比我們為了生存而殺死的野牛更為重要。人沒有了野獸會變得怎麼樣呢？ 倘若所有的動物都消失了， 人類將死於心靈最深處的空虛寂寞。現在發生在野獸身上的事， 很快地就會發生在人類的身上。 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關連的。
你們必須教導你們的子孫， 在他們腳下的土地， 是我們先民的遺蹟。 因此，他們才會尊敬這塊土地， 告訴你們的孩子們， 因為有著我們生命的存在， 才使得大地更加地豐富。讓你們的孩子知道， 大地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向來如此教育著我們的子孫。 任何發生在大地上的，都會同樣地降臨在大地孩子身上。 假如人們唾棄了大地， 其實他們就是唾棄了自己。
我們知道， 大地不屬於人類， 而人類屬於大地。 我們知道， 每一件事物都是有關連的，就好像血緣緊緊結合著一家人。 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有著關連的。 現在發生在大地的事，必將應驗到人類來。 人類並不是編織生命之網的主宰， 他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絲線而已。他對大地做了什麼， 都會回應到自己身上。雖然白人的上與他並肩齊步，和他交談一如他的朋友，但白人也無法豁免於相同的命運。畢竟， 我們都是兄弟。 我們知道一件事：終有一天我們會看到， 白人必將發現我們的上帝是同一位！
你們現在也許認為， 因為你們擁有神， 所以也可以占有我們的土地， 但是不能這樣。祂是眾人的神， 祂的慈悲平等地分享給紅人與白人。 大地對祂而言是珍貴的，對大地的傷害， 是對造物主的輕蔑。 白人也終將滅絕， 甚至有可能比其它種族還快。如果你弄髒了自己的環境， 總有一天會窒息在你所丟棄的垃圾之中。
但即使您們死了， 上帝也會給你們榮耀， 因為祂帶領你們到這片土地來， 又不知為何給了你們統治紅人與土地的權力。
這樣的命運對我們來說真是難解。 尤其當野牛被屠殺， 野馬被訓服， 當森林中最隱密的角落也充滿了人味，原始的山陵景象被電話線所破壞時， 我們真是不明白啊！
叢林哪兒去了？ 消失了！
老鷹哪兒去了？ 不見了！
美好的生活已經結束， 殘喘求生的日子開始！
〔註一〕白人領袖：指當時的美國第十四任總統 Franklin Pierce (1804-1869)
19世紀， 美國拓展領土已達北美洲西北角， 當地居住著許多印地安部落。 美國政府欲以 15 萬美元買下位於現今華盛頓州普傑峽灣 (Puget Sound of Washington) 的二百萬英畝土地。當時， 索瓜米希族 (Suquamish) 的酋長西雅圖 (Chief Seattle, or Seathl) 答以一篇動人與意味深遠的聲明，闡述了人與土地、 萬物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篇聲明發生的時間約在 1851 年。本篇現今被公認是環境保育上極重要的一份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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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麼能夠買賣穹蒼與土地的溫馨？ 多奇怪的想法啊！假如我們並不擁有空氣的清新與流水的光耀， 您怎能買下它們呢？
對我的人民而言， 大地的每一部份都是聖潔的。 每一枝燦爛的松針、 每一處沙濱、每一片密林中的薄靄、 每一隻跳躍及嗡嗡作響的蟲兒， 在我人民的記憶與經驗中都是神聖的。樹中流動著的汁液， 載負著紅人們的記憶。
當白人的鬼魂在繁星之中遊蕩時， 他們早已遺忘他們出生的家園。 但我們的靈魂從不曾忘懷這片美麗的大地，因為她是紅人的母親。 我們是大地的一部份， 而大地也是我們的一部份。 芳香撲鼻的花朵是我們的姊妹，鹿兒、 馬群和雄鷹都是我們的兄弟。 巖峻的山峰、芳馨草原上的露水 、小馬暖暖的體溫、以及我們人類， 都是一家人。
所以， 當偉大的白人領袖自華盛頓傳話來， 說他想要買我們的土地時，他對我們的要求實在太多了。偉大的領袖傳話說， 他會為我們保留一片土地， 讓我們得以舒服地過日子。他將成為我們的父兄， 而我們將是他的子民。
因此， 我們得考慮你們的要求。 但，這並不容易呀！ 因為這塊土地對我們而言是非常神聖。銀波盪漾的河水並不只是水，而是我們先祖們的血液。 倘若我們把土地賣給你們，你們必需要記住， 這是神聖的土地。 而你們也必定要教導你們的子孫， 它是聖潔的，每一片清澈湖水的朦朧倒影裡， 都述說一個故事及我們人民生活中的點點回憶。那河水嗚咽的彽迴， 是我們先袓的聲音。
河，是我們的兄弟， 滿足了我們的乾渴。 河，載負著我們的獨木舟， 並養育我們的子孫。如果我們將土地賣給你們， 你們必定要教導你們的子孫， 它是我們的手足， 也是你們的弟兄，因此， 你們一定要善待河， 一如你們善待你們的兄弟一樣。
我們知道， 白人不能體會我們的想法。 每一片大地對他們而言，看來都是一樣的。因為他是個異鄉客，夜晚偷偷來襲，並從土地上拿走任何他想要的東西。大地不是他的兄弟，而是他的敵人，當他征服之後，便又離去。他無視於父祖的墳地，他不在乎。他剝奪了子孫的土地， 一點都不在乎祖先們的勞苦與後代生存的權力。他對待他的母親--大地，及兄弟， 就如同綿羊與耀眼的首飾一樣， 可以隨意地買賣與掠奪。他的貪婪將毀滅大地， 而最後留下來的， 將只是一片荒蕪。
我真的不懂。 我們之間的生活方式是如此不同。 你們城市的景象刺痛了紅人們的眼睛。但也許因為紅人們是野蠻人而無法理解吧！ 在白人的城鎮裡找不到寧靜。 沒有一個地方能聽到春天枝葉迎風招展的聲音，或是蟲兒挀翅的歡鳴。 但也許因為我是個野蠻人而無法理解吧！ 這些喧鬧聲看來只會污損我們的耳朵。假如不能聽到夜鷹孤寂的叫聲， 或是夜晚池畔青蛙的爭鳴。 那會是怎麼樣的生活呢？我是紅人， 所以不明白。 印地安人喜歡微風拂過池面的輕柔細語， 以及被午後陣雨所洗淨、或是被松翼所薰香的風的味道。
大氣對紅人而言是珍貴的， 因為野獸、 森林、 人類及萬物都分享著同樣的氣息。白人似乎不在意他們所呼吸的空氣。 就好像死了幾天的人， 已經對惡臭毫無知覺。但是， 倘若我們將土地賣給你們， 您們一定要記住， 大氣對我們而言是珍貴的，衪與衪所養育的萬物共享著這份靈氣。
風，送來了我們祖先的第一口氣， 也帶走了他們最後一聲的嘆息。 假如我們將土地賣給了你們，你們務必維持祂的獨特與聖潔， 使祂成為一塊即使是白人也可以品嘗被花草所薰香的風的地方。因此， 我們得考慮你們的要求。 假如我們接受的話， 我有一個條件， 那就是白人必需對待大地上的野獸如自已的兄弟一般。我只是個野人， 並不瞭解其它的想法。 我曾經目睹被路過火車上的白人所射殺的千萬頭野牛，牠們的屍體被棄置於大草原之上任其腐敗。 我只是個野人， 無法明白這冒著煙的鐵馬居然會比我們為了生存而殺死的野牛更為重要。人沒有了野獸會變得怎麼樣呢？ 倘若所有的動物都消失了， 人類將死於心靈最深處的空虛寂寞。現在發生在野獸身上的事， 很快地就會發生在人類的身上。 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關連的。
你們必須教導你們的子孫， 在他們腳下的土地， 是我們先民的遺蹟。 因此，他們才會尊敬這塊土地， 告訴你們的孩子們， 因為有著我們生命的存在， 才使得大地更加地豐富。讓你們的孩子知道， 大地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向來如此教育著我們的子孫。 任何發生在大地上的，都會同樣地降臨在大地孩子身上。 假如人們唾棄了大地， 其實他們就是唾棄了自己。
我們知道， 大地不屬於人類， 而人類屬於大地。 我們知道， 每一件事物都是有關連的，就好像血緣緊緊結合著一家人。 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有著關連的。 現在發生在大地的事，必將應驗到人類來。 人類並不是編織生命之網的主宰， 他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絲線而已。他對大地做了什麼， 都會回應到自己身上。雖然白人的上與他並肩齊步，和他交談一如他的朋友，但白人也無法豁免於相同的命運。畢竟， 我們都是兄弟。 我們知道一件事：終有一天我們會看到， 白人必將發現我們的上帝是同一位！
你們現在也許認為， 因為你們擁有神， 所以也可以占有我們的土地， 但是不能這樣。祂是眾人的神， 祂的慈悲平等地分享給紅人與白人。 大地對祂而言是珍貴的，對大地的傷害， 是對造物主的輕蔑。 白人也終將滅絕， 甚至有可能比其它種族還快。如果你弄髒了自己的環境， 總有一天會窒息在你所丟棄的垃圾之中。
但即使您們死了， 上帝也會給你們榮耀， 因為祂帶領你們到這片土地來， 又不知為何給了你們統治紅人與土地的權力。
這樣的命運對我們來說真是難解。 尤其當野牛被屠殺， 野馬被訓服， 當森林中最隱密的角落也充滿了人味，原始的山陵景象被電話線所破壞時， 我們真是不明白啊！
叢林哪兒去了？ 消失了！
老鷹哪兒去了？ 不見了！
美好的生活已經結束， 殘喘求生的日子開始！
〔註一〕白人領袖：指當時的美國第十四任總統 Franklin Pierce (1804-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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