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王颋
提要：享有相当声誉的元史研究会会长刘迎胜的重要著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当仔细校读的时候，却发现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作品：语言表达，颇不通顺；结构奇怪，既不是最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论文集，也不是布局严谨，有中心、有思想的方面通史。作者对语言学、博物学、民族学的知识所知不多，却敢于涉猎、敢于解释。没学好中文却在卖弄西文，不懂得地理却在考据地名，乃是整本书的最大“特色”。对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经常见到没有证明或只稍带几句就已出现的“全新”史实的推断。追索其成名的原由，多半与知“马”的伯乐，不行挑选“好马”，却去荐举和推崇“好牛”有关。以半载数月学一种外语，进而从事研究，自我标榜，乃是学术界“忽悠”的“终南快捷方式”之一。

一
仔细阅读应该是高品位专业著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1] ，几乎就有令人有难以解答的困惑。首先，就是从非“专业”的 “语文”写作的基本能力来说，其作者，也是有所欠缺的。相当多的词、句，读着就使人感到有说不出的别扭，有的甚至很难理解确切的意思。页5：“二千余年来，蒙古高原一再成为建立游牧民族的强大国家的摇篮”。页4：“统一蒙古高原诸部，抗衡辽、金王朝，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页87：“拔都在拥立宪宗，把皇位从窝阔台家族转入拖雷家族的斗争中出力最大，所以元代官方文献和伊利汗国所修史书都对他赞不绝口”。页95：“元定宗贵由在西征拔都的途中死去，蒙古国的管理机器突然失去了它的操纵者”。页344：“这不仅是出于吸引叛王向慕德化的考虑，也表明元政府对宗亲诸王对成吉思汗的遗产，有权占有一定的份例的蒙古旧制的尊重”。页66、67：“蒙古建国之初，西域史上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就是镇守西域的察合台与合罕（大汗）及其在西域的属地的关系问题”。“建立游牧民族的强大国家的摇篮”当作“游牧民族建立强大国家的摇篮”；蒙古兴起时，金存而辽灭已久，何以“抗衡”？什么是“赞不绝口”？什么是“管理机器”？什么是“成吉思汗的遗产”？“西域的属地”究竟是察合台的，还是大汗的？

不仅如此，《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似乎于使用汉语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上，存在着分辨概念和演绎逻辑的困难。一些彼此有着关系但有层次、内涵不同的词汇被完全地混淆，一些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事情被强调作必然的因果关系。前者如：又，页20、21：“成吉思汗分封时，斡札尔家庭的领地成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虎牙思则是察合台兀鲁思大（？）斡耳朵的驻地，蒙古人在阿力麻里设立达鲁花赤，但斡札尔家族在元代长期维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还把势力扩展到西辽故城虎思斡鲁朵一带”。页600云：“1211年以后地入蒙古，成吉思汗置达鲁花赤于此，但斡札儿家族的政权仍长期存在。成吉思汗西征以后，阿力麻里划入察合台份地，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行政中心”。后者，如：页94：“拔都反抗贵由，不仅是他们两人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在以马匹为主要运输、传递手段的时代，中央政府是无法长久保持庞大帝国各部分之间协调一致的”。页179： “八剌的这样任意破坏、抢劫不花剌和撒麻耳干这两个阿母河以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的企图，并不能只用蒙古贵族的残酷本性来解释，它首先说明了游牧文化与定居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

不知是什么原因，《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并存有显然互相矛盾的叙述。页259：“蒙古时代是畏兀儿灾难深重的年代。自成吉思汗时，畏兀儿就不断被迫为蒙古贵族的一次次征服战争提供兵源，元定宗贵由死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卷入窝阔台、蒙哥（拖雷！？）两大家族的争位事件，至使撒连地亦都护被处死。在阿里不哥、忽必烈争位之战中，阿里不哥的溃兵沿河西退入畏兀儿北境，跟当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页274：“都哇围攻火州给畏兀儿之地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此之前，畏兀儿地区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和平发展过程，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畏兀儿文明。巴而术（术）阿而忒的斤归降成吉思汗后，除了不时征发兵马从军和进贡外，这里仍维持着和平的环境。但是，都哇深入火州以后，动乱的年代便开始了”。“都哇围攻火州”，即使按照作者的时间确定，也不过是至元十二年（1275）；就是距“阿里不哥、忽必烈争位之战”的中统元年（1260），也要晚十五年。暨，页591：“据11世纪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记载，当时的高昌由22个村子构成，如果设想，高昌周围的22个村子在13世纪时已发展成24个村子，则贰拾肆个城子指的是吐鲁番一带”。“村子”，就是“城子”吗？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特别爱好卖弄其语言的“天赋”，经常进行毫无依据的发挥。页55：“起义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马哈木的制筛匠，他住在离不花剌不远的一个叫答剌卜的村子里。操波斯语的民族习惯于把籍贯附属于姓名之后，因此人们又称他为答剌必”。实际上，凡姓名多有雷同的民族，为了加以区分，特别是成了名人后，都有将其出生地或居住地附于姓名前或后的习惯。称呼这种类似于“绰号”的名字，无论操闪含语族语言的阿剌伯人、柏柏尔人，还是操拉丁语族语言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都有此种“风尚”。“不花剌”、亦今布哈拉的答剌必及当地民众所操乃“突厥语”，他们又怎么成了“操波斯语的民族”呢？最为使人困惑不解，该书的作者弃已有的专业翻译名词不用，自行捏造新的名词，而不加任何说明。如：中亚盛行的地方贵族和统治者的称衔emir，或依照中世纪汉语音读译写作“异密”（密为词尾为t的入声字，用来译带r的音节，是唐代惯例），如何高济的志费尼书中译本；或依照现代汉语的近似音作“埃米尔”。可是，该书页56作“阿米儿”。乃为今土耳其所辖地方名称的小亚美尼亚（Armenia Minor），由于不同语言的读音差，前部分有“亚美尼亚”、“阿尔明尼亚”的中文译名。可是，该书页588作“小阿儿马尼”。

二
蒙古的二个部分“迭儿列斤”、“尼伦”的区别，迟至阿阑豁阿“没有丈夫”生子以后才出现。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部族志》：“阿阑豁阿没有丈夫感光受孕，生下了三个儿子，凡起源于这三个儿子的氏族和后裔者，被称为尼伦，意为腰，这是隐指贞洁的腰，因为他们是感光受胎的”。又，“迭儿列勤蒙古指一般蒙古人，而尼伦则指出自贞洁之腰，即出自阿阑豁阿之腰和氏族者”[2] 。“阿阑豁阿”，根据《元朝秘史》卷一的追溯，正是铁木真父亲“孛端察儿”的母亲：“朵奔篾儿干死了的后头，他的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孩儿：一个名不忽合答吉，一个名不合秃撒勒只，一个名孛端察儿”。“他母亲阿阑豁阿说：别古讷台、不古讷台您两个儿子，疑惑我这三个儿子是谁生的？您疑惑的也是”。“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3] 。也就是说：只是有了“尼伦”以后，才有了“尼伦”外“迭儿列勤”的“一般”区别。而蒙古之有“迭儿列勤”、“尼伦”的差别，充其量也不过是成吉思汗几代前的事；因此，根本不可能与唐代的“蒙兀室韦”扯上关系。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于页6云：“唐代史籍中的蒙兀室韦，也是迭儿列斤集团中的一员，它在《元朝秘史》中被称为忙豁勒。迭儿列斤集团内还有一个孛儿只吉氏，与蒙兀室韦有通婚关系。孛儿只吉氏内后来发展出一个尼鲁温（尼伦）部。尼鲁温是一个内部禁婚的血缘集团，迭列列斤集团里，还有许多其它像尼鲁温一样的内部禁婚，只能与迭列列斤系统的其它部落通婚的氏族集团。后来，蒙兀室韦的名称——蒙古则成为全体迭列列斤成员的共名”。姑不论语言的不很准确，如倒数第二句；也不论逻辑上的问题，如“蒙古则成为全体迭列列斤成员的共名”，也就是说“蒙古”不包涵“尼鲁温”亦“尼伦蒙古”在内！？而“忙豁勒”，不就是名字的组成部分，仅此而已。《元朝秘史》卷一：“合儿出生的子，名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孛儿只吉歹篾儿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他生的子，名脱罗豁勒真伯颜”[4] 。有元的蒙古人取名有作“唐兀台”、“南家真”，难道他们也是因为其中有通婚的关系？不知有没有更具体的证据，能够确切说明“蒙兀室韦”是“迭儿列斤集团中的一员”？如果依照前文的推理，这个假设只能是关公战秦琼类似的“故事”了。再说，由于部族成份来源的不同，几乎大都同时存在着部内通和禁婚的情况。

说来不信，《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于中文史料的理解也多有牵强附会、错误理解的现象。页346：“在归降的一百余万口中，至大元年归来的就有八十余万户。这么多人口一下子涌入漠北，成为元政府的沉重负担。至大元年二月，和林贫民北来者众，以钞十万锭济之，仍于大同、隆兴等处籴粮以以赈，令就屯田。次月，以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仰食于官，非久计，给钞百五十万锭、币帛准钞五十万锭，命太师月赤察儿、太傅哈剌哈孙分给之，罢其廪给”。“武宗虽令罢降民廪给，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停止赈济部民”。所引资料，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5] 。“八十六万八千户”，即使是每户二口，也有一百六十多万口，怎么会在“归降的一百余万口中”？大同（治今大同市）、隆兴（治今张北县），都在“漠南”而非“漠北”。三月条的“北来贫民”与二月条的“和林贫民北来者”，是什么关系？也并没有说其是察合台汗国的降民！而“罢其廪给”，是由于“分给”了钞和币帛，所以，何尝“停止赈济”！而见于刘敏中《中庵集》卷四《哈剌哈孙碑》之“时诸部落降者百余万口”[6] 之“百余万口”，也很可能是列年累计、当时存在的数字；因为根本不可能其成员全部犹如作者所云：“几年间，归降元朝的窝阔台汗国（当作：联合汗国东北部）部众”。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颇喜在原有的文字内含中，添入自己的“引申”的内容加以叙述。页54、55：“撒麻耳干城中有冈高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太师（耶律阿海）先居之，以回纥艰食，盗贼多有，恐其变，出居于水北。蒙古征服撒麻耳干后蒙古新贵的首把城中原来的共殿作为宅邸。但当地回回民众迫于生计，把占据华贵宫殿的蒙古新贵视为偷盗的主要对象，使镇守这里的耶律阿海再不敢居住摩诃末的新宫，不得不移居城外”。所引前二句，见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可是，并没有“把占据华贵宫殿的蒙古新贵视为偷盗的主要对象”的内容，而原文后尚有“师乃住宫，叹曰：道人任运逍遥，以度岁月。白刃临头，犹不畏惧。况盗贼未至，复预忧乎？且善恶两途，必不相害。从者安之”的字样[7] ，表明只不过“恐其变”而已。不仅如此，就是“非汉文史料”，情况也是如此。该书的有些章节只是将一种或二种书的相关白话文的译文改写成作者的白话文而已，如第一章第六节《蒙古西征》和第二章第二节《不花剌人民的起义》等主要根据《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本纪》[8] 和《征服世界者史》第一部《塔剌必的叛乱》[9] 。由于都是白话文，应该内容完全一致；可是，如果仔细去校对，不难发现，二者有太多的出入。

三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由于通讯的困难，不可能在一个过于广阔的地域互动。关于元朝与昔里吉、海都、笃娃的战争，早在一九八一年，王颋的硕士论文《元朝与北方诸王的战争》已经问世[10] ，校读《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相关段落，尽管作者似乎没有任何提及，可是所引用的载籍几乎相同。前者特别注意以上所说的情况，以使解释趋于更为合理；然而后者却作了不少缺乏军事知识、令人咋舌的发挥。页263、264：“这些北边诸王在阿里不哥失败后，虽然被迫投降忽必烈，但怨恨未能消除。尤其是阿里不哥诸子保留了他们的封地，这样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有实力起事。所以，可以说失里吉之乱是阿里不哥之乱的继续”。“但辅佐那木罕的丞相安童的军队违约突袭，迫使禾忽起兵叛乱，一度控制了河西走廊、并占有了斡端和可失哈儿。同年，都哇的军队兵临火州城下，围攻达六个月之久。那木罕元军东被河西叛军阻隔，北隔别十八里不得增援，畏兀儿亦都护被迫纳女请和，方才获得都哇退兵”。阿里不哥的“封地”元在漠北之西北角的“吉利吉思”[11] ，“北边诸王”后来发动兵变的地方在今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二者相隔直线距离二千里，就是再怎么样“风吹草动”，也“风马牛不相及”呵！兵变，与身在军中，并握有兵权有关。

禾忽起事于“河西”，其实是今敦煌市的沙州，宗王的那点兵力不可能占有今和田市的斡端（原文无今喀什市的可失哈儿），因为它们相距二千里还多。《元史》卷九《世祖纪》、卷一三四《昔班传》、卷一六二《李庭传》：“至元十三年正月，中书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八答山采宝玉自效，道经沙州，值火忽叛，孝忠等自拔来归，令于瓜、沙［州］等处屯田”。“先命昔班使海都，使之罢兵，置驿来朝。昔班至海都，传旨谕之，海都听命，已退军置驿，而丞相安童军先已克火和（火忽）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海都惧，将逃，谓昔班曰：我不难于杀汝，念我父尝受书于汝，姑遣汝归。以安童之事闻，非我罪也”。“至元十三年，［李庭］移军河西，击走叛臣霍虎（火忽），追至大碛而还”[12]。据此，禾忽乃是被击败后向西逃窜。而作者也作引注于下的The Monks ofQubilai Khan所记正是这个意思：“And in the days when they arrived atLotan（Khotan）, it happened that a war was raging between the King ofkings Kublai Khan and King Oko(Oho). And Oko had fled from him and hadentered this country, and destroyed thousands of men therein. Thecaravan roads and ways had been cut, and grain was scarce and couldnot be found; and many died of hunger and perished through want”[13] 。

至于今霍城县东北“阿力麻里”亦那木罕元军驻地的地理形势，其去今吉木萨尔县北的别十八里为东八百里，去“河西叛军”、如以“斡端”论，西南一千六百里，所以不知为什么作者云：“东被河西叛军阻隔，北隔别十八里不得增援”！？也许，作者缺乏地理学应有的专业规范训练。不过，那都是核对一下地图就能纠正的，看来作者在那个方面，尤其心不在焉。又，从草原言，“呼伦”、“贝尔”可以合而为一；从湖泊言，“呼伦”与“贝尔”相距二百余里，中间有高地，因此，即使是史前时期，也不可能是曾经水面浩渺的一个湖泊；而页4将今呼伦湖的唐代“俱伦泊”释作“今呼伦贝尔”；页13又将今贝尔湖的元代“捕鱼儿海子”释作“今呼伦贝尔”。“和布克赛尔河”亦“火孛河”发源于北方的塔尔巴哈台山，向南流入准噶尔盆地，因蒸发量大而消失在沙漠中；“玛纳斯河”亦“马纳思河”发源于南方的天山，向北流入准噶尔盆地，缘同样的原因消失在沙漠中；只要核查出两边高中间低的事实，就不难判断这是二条互不相干的内陆河流，因为水不可能从低地向高地。可是，《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599却说：“马纳思河入准噶尔盆地后，流出部分成火孛河，位于叶密立（今额敏）之东”。

非常不幸，犹如军事一样，地理也是《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篇幅最多的部分。其质量，也许可以从以上的情况得知。不仅如此，作者还嗜好直接解释并没有多少知晓地名的语源，甚至随意创造地名以用作纠谬。页604、605：“我认为换札孙为Quyas这个地名的钦察语（？！）读法”。“我认为，铁木儿忏察或为Temur Kandcha的音译，意为铁木儿小城”。钦察语似乎今已没人使用，作者如何会说？“铁木儿忏察”，就是他本人也曾提到、见于《史集》第卷《忽必烈合罕纪》的“Temur Qahalqa”、“铁门关”；而以qahal或qaal作“忏”、“qa”作“察”都是很“规范”的译写。或许他不认识 “忏”字，不知道其今读chan 而与“察”同声母！？没有进行很容易的勘同，而要另外捏造一个新的名词。至于“城”，今作“kent”、“qand”，都缀于地名之末。如：乌兹别克城市塔什干（Toshkent）、撒马尔罕（Samarqand），哈萨克城市希姆肯特（Shymkent）。这些包含着历史掌故的名词，就是询问本国、本地的人，也都不可一一告诉。真不知作者是如何知道的？即使是找一个近音的词来轻率堪同，至少也得查一下相关语言的辞典。至于地名讹漏字，本当“见怪不怪”。如页578：“高加索诸共和国”前，当作“外高加索诸共和国”。

四
显然，《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非常注意抬高自己的学术形象。除了斩钉截铁、十分自负的语气外，尽量摆出格外“尊重”海外载籍和海外成果的姿态。姑不论“域外”载籍大多以“讲故事”的形式写作，其在确切的时间、地点以及细节上，较之“域内”史书要有含糊得多；而不管二者，都有成书年代先后的问题。既然在“汉籍”上不能以明、清代的追溯求证元代的史事，又怎么能不加鉴别相信时间很晚、后来成作的中、西亚“古书”呢？作者不说明原著的成书年代，不加区分就当作“信史”讨论，其结果能不让人怀疑！而在成果引用方面，即使是水平不高、莫名其妙的推论，也郑重地提到和赞同。《黑鞑事略》：“回回诸种，尽已臣服，独此一种回回，正在西川后门相对。其国之城三百里，出产甚富，地暖，产五谷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角淂征之数年矣，故此更增兵也”[14] 。前书页68：“徐霆所谓西川后门，奥勒伯里希特和嫔克斯认为或许指控制里海之铁门（打儿班）。而三百里之域，则二氏以为可能指克里木半岛沿海之Sudaq城或基辅城。实际上，察合台并未参加1236年对钦察的征服，但在拔都军中有其子拜答里和其孙不里”。然而，南宋的使臣大概不会知道远在今乌克兰南方的事情；而“西川后门”一词，应该已经表名是地在今青海、西藏的宋、元“吐蕃”地区。

在选用国内的成果上，《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颇有非“学术因素”的倾向。追述西辽的历史，只是选择了考察耶律大石自漠南前往漠北的那一段路线的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15] 和只是考证了屈出律败亡地点的姚大力《屈出律败亡地点考》[16] 等二篇文章。前者于“察合台汗国史”亦“元代西域史”没什么瓜葛；后者充其量只是一篇不过几千字的地名考据小文章。其实，相关主题并不缺少作品。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17] ，纪宗安《关于耶律大石和西辽建国时期的几个问题》[18] ，钱伯泉先生《耶律大石西行路线研究》[19] ，余大钧《耶律大石创建西辽帝国的过程及纪年新探》[20] 等，都是直插主题的论文。不见得他们的水平，差到不需要提到、不需要商榷。不仅如此，就是与之差不多声望“比肩”或远超出的名家，如著有《东西交流史论稿》、《东西交流史论谭》[21] 等书的黄时鉴，著有《元代史新探》、《元朝史新论》[22] 等书的萧启庆，著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行省制度研究》等书的李治安[23] ，著有《元代政治史研究》、《中外关系史地研究》、《西域南海史地研究》[24] 等书的王颋，以及著有《喀喇汗王朝史稿》[25] 的魏良弢，皆有与其课题相关的重要作品；可是，搜遍全书，也没见到他们的名字。这，似乎是在表明作者对以上人学术研究的不屑一顾！？

在学术界，一些已经成功登上“名人”阶层、但其实不是真正“权威”甚至不能说是很棒专业人员的人，对于他人提出的质疑、甚至根本性的“颠复”，往往采取视若罔闻的态度，甚至严厉禁止其学生和同事谈论，以达到继续维持自己“信誉”的目的。在西方诸汗国如何形成的问题上，日本学者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の原像》[26] 、王颋《大蒙古国兀鲁思问题管见》[27] 二文，通过解释相关资料在地域叙述上的“矛盾”，揭示这是一个由宗王出镇导致地方势力膨胀从而独立的过程。由于这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的成吉思汗分封直接导致各“汗国”形成的观点不同，该书截然采取不作丝毫提及的方法，似乎从没见过这样的作品。可是，页63、67上诸如“术（按：当作术）赤的始封地分别在也儿的石上游，察合台的始封地在阴山一带斡匝儿所属哈剌鲁部居地，以及窝阔台的始封地在按台山乃蛮旧地及叶迷里”以及所引“《广平贞宪碑》所记：皇子察合角淂出镇西域，有旨从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主经涉险阻，必获善地，所过无经舍止。成吉思汗（原作太祖）谓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逾是”等文字，恰恰都是比之成文付梓早好多年的那二篇文章中所有。

批评学术前辈和古代贤哲，乃是显示自己水平的最好方法。可是，不能以篡改记载和涵义来达到目的呵！《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605：“王国维因之认为这是契丹人新起的名字，其旧名为八剌沙衮，不确。志费尼在叙述漠北回鹘汗国西征时，回鹘人曾于此建裴罗将军城，该城称为虎思八里”。对勘也是作者所用的《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亦都护和畏吾儿地的起源，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当他（不古汗）抵达突厥斯坦边境时，他发现一片水草茂盛的美好平原。他本人在此驻留，兴建八剌撒浑（Balasaqun）城。现在，该城叫虎思八里（QuzBaligh）。同时派他的军队出征四方”[28] 。“现在”，指的是志费尼那个时代，即蒙古国初年，并不是传说中的“回鹘人”时代。又，页606：“据耶律楚材记载，虎思斡鲁朵位于大河亦列之西，有附庸城数十。这条大河亦列决不是伊犁河，必为垂河，即唐代之碎叶水之误”。可是，《西游录》卷上：“［阿里马］又西有大河，曰亦列。河之西，有城曰虎司窝鲁朵，即西辽之都也”[29] 。今伊犁河恰好在“阿力马里”与“八剌沙浑”之间，耶律楚材并没有提到“垂河”亦今楚河。“河之西”，并不是说在“河西岸”；再说，如果沿今伊塞克湖南行，不渡“垂河”也能到达南岸的“虎思斡鲁朵”。

五
仔细校读《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令人失望，令人诧异。作者在序中页1、2提到：“1987—1988年我应德国洪堡基金会邀请，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从事研究；1991年我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参加了在原察合台汗国所在地区的中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五国举行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这两次学术旅行使我有机会收集了许多有益的文献资料，本书就是在将这些新资料汇集整理以后，以原来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加上本人长期以来担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中亚史学会会长。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件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可是，如果要作真实的评价，对于一个社会业已认可、自身又那么忘乎所以的“大学者”来说，实在难以启齿：语言表达，颇不通顺；结构奇怪，既不是最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论文集，也不是布局严谨，有中心、有思想的方面通史。作者对语言学、博物学、民族学的知识所知不多，却敢于涉猎、敢于解释。没学好中文却在卖弄西文，不懂得地理却在考据地名，乃是整本书的最大“特色”。对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经常见到没有证明或只稍带几句就已出现的“全新”史实的推断。而轨迹不太清晰的逻辑演绎，时时闪烁于表达含糊、难以窥测的文字中。

德国的学术严谨，在世界上是出名的。可是，曾经在哥廷根大学“从事研究”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却几乎不遵守学术研究的国际惯例。首先是引书，且不说出版社与所在国家、城市一概例阙如，就是版本方面，也是书写体例不一。在五十种“汉文史料”中，居然有以下之多的讹误，页620、621、622：共有三编的《四部丛刊》，《遗山先生集》无编序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之《中庵集》为清抄本，却作“元刻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南村辍耕录》为句逗本，却作“标点本”；《程雪楼文集》作者为程巨夫，却作“程矩夫”；《顺斋闲居丛稿》无版本；而也无版本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名与篇名《九边四夷》联在一起作书名。而在正文中，许多引用没有页码，甚至或没有卷数，或没有书名，或没有篇名。最为有趣的是，现存的资料只有宋子贞所作的《耶律楚材神道碑》[30] 而没有《耶律楚材墓志铭》。可是，就在正文页138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当然据《耶律楚材墓志》和《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记载，耶律楚材在窝阔台即位问题上起了一定作用”。难道当时引用，不曾核对过原书？中文史料尚且如此，能相信其它的“非汉文史料”的情况完全不同吗？当然，含糊有一个好处，读者无法校对原文，可以信口开河。

说到外语的学习，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要做到理解语言、品味语言，一般来说，就词汇一项，必须掌握五万左右的庞大数量，对于上等记忆的人来说，也要化费四到五年的时间。而学习外语特别好的人，必须同时具备语音模仿能力和语言感受能力，必须拥有长期生活、长期使用的环境。口说语言可能相对容易，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在一些有着古老历史的语种中，尤其困难。词法（构造）、语法，以及传承的掌故、习惯的隐喻，往往是语言的灵魂所在，这又不是一般学外语的人所能达到的。从另一层讲，不能很好“理解”母语的人，是不可能“精通”任一种外语的。如今的年青一代，往往学了一年半载，就是语言的历史都不甚了了，就在作自己既乌有基础、又不熟悉背景的翻译或研究，其成果当然就是一堆废纸。《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的刘迎胜，没专门读过任一种外语，自诩“通晓”英、德、俄、波斯、突厥等近十种语言；难道不值得怀疑吗？说来，名列元史界“二陈二周”的陈得芝，是他的“伯乐”。先生专治元朝史，出入于域内、外之间，但于中亚却很少涉及，而于所称的“波斯语”、“突厥语”之类所知不多。《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第九精通》：“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31] 。如果伯乐不去相“马”而垂顾“牛”，结果当然可以想见。

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很少有真正的学术批评。能进行批评的人，只是那些已经成名而又于被批评者有居高临下态势的人。如果批评“前辈”，那是“犯上作乱”；批评老师，那是“恩将仇报”，就是批评同事、同学，那也一定是个人恩怨的反映。偶尔出现独具慧眼的高手，也大都只在私下里议论。复旦大学的一位学术朋友曾对笔者说：“你们元史学界尽在制造神话，没有作品的姚大力，只会卖弄波斯语的刘迎胜，没见好作品，却名气这么大。其实，在大阪时，听一二在伊朗呆过多年的日本学者说，他们颇不认同”。由于学偏语种达到能“混”的程度，远比学古汉语容易（高水平的人多）；因此，一些稍有学习能力的年青学人，也就纷纷加入了这条“成名”的“终南快捷方式”（只要有已经“成名”的人捧，不管他懂不懂）。又由于刘迎胜的“成功”，很多人以之为榜样，同样以望文生义、同样以强言捏造进行所谓的“创新”。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情况，才促使书写这篇旨在揭露“真”、“伪”学问的书评，以煞住连学术界都已蔚然成风的“忽悠”风尚。如果指责不当，欢迎反驳。最后还得指出：凭“权威”身份，“忽略”他人的作品，乃是尚未有人总结的中国“人际关系学”中一箭双雕的高明手法：既避免了学术讨论的难堪，也在客观上轻易地“抹去”了对方。
[1]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二○○六年。为引用与检索方便，行文所引皆只标页码而不及章、节名。
[2]北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一九八三年，页291、249。
[3]《四部丛刊三编》景印元钞本，页10下、12下、13下。
[4]页3上。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七六年，页496、497。
[6]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页297下。
[7]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4。
[8]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一九八三年，页271—310。
[9]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何高济英译本，一九八○年，页128—134。
[10]南京大学油印本，一九八一年。而《元朝史》相关章节主要据此。
[11]《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纪》，页367、365：“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禹儿惕，［后来］被交给了阿里不哥”。“他（阿里不哥）的夏营地在阿勒台，冬营地则在兀良哈惕（Awryankqt）和乞儿吉思（Kirgis），其间相距三日程”。
[1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七六年，页177、3247、3797。
[13]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Budge, London, p.138、139。又，《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277：“但至元十二年贵由子禾忽叛乱，占领其地（斡端），景教僧列边扫马西行时，曾亲睹这一事件”。可是，据上引原文，并无此含义；作者能不能读英语？
[1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7。
[15]载《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二年。
[16]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五期，南京大学刊本，一九八一年。
[17]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
[18]载《西域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19]载《西域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20]载《辽金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七年。
[21]前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九八年。后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刊本，一九九八年。[22]前者，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三年；后者，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允晨丛书》本，一九九九年。
[23]前者，天津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九二年；后者，天津，南开大学刊本，二○○○年。
[24]前者，海口，南方出版社刊本，二○○二年；中者，海口，南方出版社刊本，页二○○三年；后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二○○五年。
[25]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中亚文化研究丛书》本，一九八六年。
[26]载《东洋史研究》第三七卷第一号，昭和五十三年，页21—26。
[27]载《元史论丛》第六辑，一九九七年，页147—158。
[28]页65。
[29]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向达校注本，一九八一年，页2。
[30]《元文类》卷五七，《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
[3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