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5日星期五
悼念蒙古民族的英雄嘎达梅林
在蒙古民族的历史上，不仅仅有以战争闻名遐迩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孙子忽必烈，还有嘎达梅林。然而许多人是并不知道嘎达梅林的，甚至许多蒙古族都不知道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曾有一位如此伟大的英雄。因为他没有能力再造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时代的军事辉煌。他，姓莫勒特图，本名那达木德，又名业喜，汉名孟青山，他出生于1892年，死于1931年4月5日。他是内蒙古哲里木盟人（今内蒙古通辽市）达尔罕旗（今科尔沁左翼中旗）塔木扎兰屯人。蒙古语中意为家中最小的兄弟，“梅林”是其官职，即札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的总兵。
从清朝末期开始，为巩固边疆，防止沙皇俄国的进一步侵略，中央政府开始逐渐在蒙旗开垦土地，汉族民众被迁入成为佃农。在中华民国成立后，1914年2月，民国政府内务、农商、财政等部及蒙藏事务局联合制定《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垦辟蒙荒奖励办法》，准备大兴蒙垦。从191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始大量放垦。放垦戍边增强了边防，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但也损害了蒙古族牧民的利益。从1904年的白音大赉起义开始，抗垦起义此起彼伏。
东北军阀张作霖与达尔罕旗的王爷商定开垦大片草原作为耕地。到1928年，达尔罕旗已经有四分之三的草原被开垦成耕地，大量牧民被迫背井离乡。嘎达梅林多次到垦务局反对开垦，被免职。
1929年初，东北易帜后不久，张学良继续开垦蒙旗土地的计划。嘎达梅林等人发起“独贵龙运动”，即所有情愿的人在纸上围着一个圆圈签名以隐藏领头人，去沈阳向那木济勒色楞请愿。7月26日请愿代表色仁尼玛、赵舍旺、僧格嘎如布和嘎达梅林被捕，被押回本旗投入监牢。11月13日夜嘎达梅林的妻子牡丹其其格联合一些人劫牢反狱，将嘎达梅林救出。于是嘎达梅林组织起义，领导了一支700多人的抗垦军队，提出了“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的口号，袭击垦务局和垦荒军，驱逐测量队，转战于昭乌达盟、哲里木盟一带。
张学良命张海鹏部一个骑兵团和汤玉麟属下东北骑兵第17旅李守信团出兵围剿。1931年4月5日，抗垦队伍在今通辽北舍伯勒图附近新开河（今乌力吉木仁河）畔的红格尔敖包屯渡口，准备渡河南去时，被包围歼灭，嘎达梅林战死。李守信割下了嘎达梅林的头，回开鲁送给崔兴武旅长，崔兴武用木匣包装送汤玉麟。汤玉麟又交给了达尔罕亲王，并在旗内悬挂示众。后来在乌力吉木沦河边，蒙古族民众修建了梅林庙。
五个月后，九一八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军，牧垦草原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实施……
然而今天，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已经大部分沙化，变成科尔沁沙地……
嘎达梅林牺牲的地方乌力吉木仁河，如今已然变成一条沙沟。河早已断流，四周也是一片片沙化的农田和一座座沙包、沙坨子。
可以看出，嘎达梅林是一个不大的官员，相当今天的一个县武装部部长吧，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然而他却没有选择和军阀、地方王公沆瀣一气，共同在侵犯蒙古族群众利益的过程中分一杯羹。他先是请愿，请愿被捕后，在明知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依然组织抗垦队伍，和破坏蒙古草原的侵略者作斗争。他最后英勇就义。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蒙古草原……
作为漠南蒙古民族，我甚至并不为我们曾经建立起来的草原帝国（元帝国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而骄傲过，因为我知道那只是军事上的侵略，是以侵犯其他民族利益为前提的，蒙古军队只是凭借骑兵的精锐和勇猛创造了辉煌。在大部分民族都早已进入封建制的成熟期时，蒙古族还停留在落后的奴隶制后期、封建制初期。我们的成功只是长生天赐予我们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成吉思汗和他英勇的人民，以及富有耐力的马匹。
与成吉思汗相比，我更喜欢、更敬畏嘎达梅林，因为他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依然敢于维护蒙古人民的正当利益，他不怕丢掉自己的官位，不怕流血牺牲。
时间的流淌总是比个体的鲜血更为持久，时间的流驶总能冲淡鲜血的旧迹。在今天草原上生活的蒙古族人民，有多少还记得他们历史上的英雄，记得为了蒙古人民土地而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
悲壮磅礴的马头琴《嘎达梅林》，总让我然不住心伤，甚至哭泣。
马背上的民族，总被人们认为是永远欢快的民族，似乎永远忧伤，但当你听着马头琴的时候，怀想着即将远去的草原、勒勒车和蒙古包，你就会发现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忧伤……
《嘎达梅林》
汉译歌词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北方飞来的大鸿雁啊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要讲造反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天上的鸿雁从南往北飞
是为了追求太阳的温暖哟
反抗王爷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
天上的鸿雁从北往南飞
是为了躲避北海的寒冷哟
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
内蒙古全体蒙古人倡议书
一、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党团、各级人民政府、人大、政协、及民间团体所有公文和相关文稿必须有蒙文译件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译件。
二、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必须充分保障少数民族涉诉人员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
三、必须保障使用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通邮的权利。
四、民族学校必须有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课程。
五、明确少数民族干部配置比列。
六、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群众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公务员、企事业单位招考和参加其他考试的权利。
七、明确公务员、企事业单位招考人员中的少数民族比列。
八、明确和统一公务员、企事业单位招考工作人员时适当对少数民族参考人员的照顾标准。
二、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必须充分保障少数民族涉诉人员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
三、必须保障使用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通邮的权利。
四、民族学校必须有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课程。
五、明确少数民族干部配置比列。
六、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群众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参加公务员、企事业单位招考和参加其他考试的权利。
七、明确公务员、企事业单位招考人员中的少数民族比列。
八、明确和统一公务员、企事业单位招考工作人员时适当对少数民族参考人员的照顾标准。
蒙古铁骑横扫花剌子模：打开了通向西方的门户
1、背景
1206年，成吉思汗决定恢复丝绸之路的贸易以确保足够的财源，他希望征服中亚。
1218年，喀拉汗国爆发佛教徒国王屈曲律和占国民大多数的穆斯林突厥人的冲突，哲别借此机会率领两万人几乎兵不血刃地在几周内占领整个国家。现在成吉思汗和花刺子模国王穆罕默德面对面了。两个强国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主导权，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2、实力
此时蒙古人已经征服了西夏和朝鲜并迫使金求和，国势蒸蒸日上。当时蒙古拥有15万蒙古骑兵，成吉思汗在这个战场投入了12万人。
花刺子模也基本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在成吉思汗完成他的上述征服的同时，穆罕默德把他的国家向西南方扩大，将从阿富汗到印度河为止的广大领土归为己有。花刺子模可以动员2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强悍的突厥骑士。这些骑士虽然没有蒙古人组织严密。但是同样精通游牧民族的机动战术、组合式弓和长矛。
就实力而言，花刺子模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穆罕默德没有决定集中兵力进攻，而是决定在锡尔河一带保持守势。他不顾善战的儿子扎兰丁的反对，把兵力分散在沿河800公里的各个城堡里。这一举动给了成吉思汗战略天才表现的机会，蒙古人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3、开局
即使穆罕默德分散了兵力，成吉思汗了解他还是不能发起正面进攻。由于不希望陷入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中，他决定先把穆罕默德的注意力吸引到一处，然后在敌人没有料到的地方发起突然的打击。
1219年春，术赤带领3万人入侵药杀水北段地区。蒙古人一路上烧杀抢掠，大肆破坏附近的乡村。等扎兰丁率军赶到时，蒙古人在焚烧了所有城市和田野之后撤退了。现在这一块地区完全成为废墟，无法为在此活动的军队提供任何给养。
1220年1月，哲别率2万人突然穿过埋在深雪中的泰莱克要塞，向药杀水南段的浩罕进军，并直接威胁了穆罕默德的右翼和他的两个实力中心：首都萨马尔干和西边的博卡拉。
由于术赤的焦土攻势和哲别对要害的挺进，穆罕默德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药杀水南段。他加强了这一区域的防守力量，并在萨马尔干和博卡拉分别集中了5万人和4万人。但是成吉思汗计划把主要打击力量放在别的方向。他集中了10万人，分成3支部队：术赤3万、察合台3万、成吉思汗4万。这10万人带足粮草沿敌人最没有料到的路线--被术赤焦土化的土地，于1220年2月到达药杀水北段，轻松的夺取了兀塔赤尔。
4、结局
在攻下兀塔赤尔后，术赤和察合台的部队分头向南方挺进，沿路攻下一个个堡垒。同时拿下了浩罕的哲别向北前进，试图和术赤他们会师。这些举动使穆罕默德的注意力被牢牢固定在药杀水防线上，他把所有的后备力量都派到那里了。穆罕默德完全没有注意到成吉思汗的部队没有和王子们一起行动，而是神秘的消失了。
成吉思汗的部队离开了战场北上，攻陷了一座土库曼城市扎尔努克。这是因为他通过密探得知这座城里有一个向导知道一条路，这条路可以沿绿洲穿越克孜勒库姆沙漠。于是在这个向导的带领下，成吉思汗和他的4个万人队安全的穿过了沙漠，在1220年4月突然出现在博卡拉，穆罕默德军队的大后方。博卡拉现在守军不到3万人，如果固守的话也许可以守住。但是没有有经验将领的指挥，他们很容易就被成吉思汗诱出城池并歼灭了。花刺子模的重镇博卡拉很快就陷落了。
这也许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次战略迂回，完全体现了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的原则。成吉思汗率军迂回500多公里，而且穿越了几乎是不可逾越的沙漠。仅此惊人的一击，成吉思汗就破坏了穆罕默德的整个防线，切断了他和西方各省的联系；那里还有大量的兵力没有招来。现在穆罕默德的防守体系完全崩溃，可用的兵力只有不到10万人而且还很分散，只能据守几个重要据点而已。
蒙古人的4支部队在萨马尔干会师，共计10万以上；另一方面，穆罕默德只有5万士气低沉的守城部队。穆罕默德见势不妙，竟然在战前仓皇逃走。守军无奈之下试图突围，结果在蒙军分割包抄之下全军覆没。
此后，蒙古人有条不紊的完成的扫讨作战，占领了花刺子模全土；而穆罕默德于1221年1月病死在里海的一个小岛上。
5、总结
在仅仅几个月里，几乎完全靠使守卫者无法应付的战略调动，成吉思汗就把一个大王国摧毁殆尽。他首先在南部发动攻击，从而使穆罕默德的注意力远离他的第一个主要打击点--800公里以外的兀塔赤尔。然后成吉思汗利用猛烈但是非决定性的攻击牵制敌军，把花刺子模主力牵制在锡尔河沿岸。这样他就可以包抄到敌军后方，切断敌军和其增援部队的联系，并夺取两个重要城市--萨马尔干和博卡拉。由于他的出其不意，在每一个决战地点他都可以聚集优势兵力，尽管他的总兵力不如花刺子模强大。
这场战役中表现的特点和700多年后的一场战役十分相象，1940年曼施坦因在法国战役中的做法和成吉思汗的做法的要点几乎一样。英法军将主力集中于马奇诺防线而无法应付德军从阿登高原的迂回和纵深突破，穆罕默德也是由于过于重视药杀水防线而被成吉思汗穿越沙漠的突破一举击溃。不过成吉思汗是主动造成敌人的战略失误，而法国人的眼光狭窄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愚蠢而不是曼施坦因的功劳。所以成吉思汗的这场战役要比那场著名的“闪电战”有着更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1206年，成吉思汗决定恢复丝绸之路的贸易以确保足够的财源，他希望征服中亚。
1218年，喀拉汗国爆发佛教徒国王屈曲律和占国民大多数的穆斯林突厥人的冲突，哲别借此机会率领两万人几乎兵不血刃地在几周内占领整个国家。现在成吉思汗和花刺子模国王穆罕默德面对面了。两个强国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主导权，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2、实力
此时蒙古人已经征服了西夏和朝鲜并迫使金求和，国势蒸蒸日上。当时蒙古拥有15万蒙古骑兵，成吉思汗在这个战场投入了12万人。
花刺子模也基本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在成吉思汗完成他的上述征服的同时，穆罕默德把他的国家向西南方扩大，将从阿富汗到印度河为止的广大领土归为己有。花刺子模可以动员2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强悍的突厥骑士。这些骑士虽然没有蒙古人组织严密。但是同样精通游牧民族的机动战术、组合式弓和长矛。
就实力而言，花刺子模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穆罕默德没有决定集中兵力进攻，而是决定在锡尔河一带保持守势。他不顾善战的儿子扎兰丁的反对，把兵力分散在沿河800公里的各个城堡里。这一举动给了成吉思汗战略天才表现的机会，蒙古人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3、开局
即使穆罕默德分散了兵力，成吉思汗了解他还是不能发起正面进攻。由于不希望陷入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中，他决定先把穆罕默德的注意力吸引到一处，然后在敌人没有料到的地方发起突然的打击。
1219年春，术赤带领3万人入侵药杀水北段地区。蒙古人一路上烧杀抢掠，大肆破坏附近的乡村。等扎兰丁率军赶到时，蒙古人在焚烧了所有城市和田野之后撤退了。现在这一块地区完全成为废墟，无法为在此活动的军队提供任何给养。
1220年1月，哲别率2万人突然穿过埋在深雪中的泰莱克要塞，向药杀水南段的浩罕进军，并直接威胁了穆罕默德的右翼和他的两个实力中心：首都萨马尔干和西边的博卡拉。
由于术赤的焦土攻势和哲别对要害的挺进，穆罕默德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药杀水南段。他加强了这一区域的防守力量，并在萨马尔干和博卡拉分别集中了5万人和4万人。但是成吉思汗计划把主要打击力量放在别的方向。他集中了10万人，分成3支部队：术赤3万、察合台3万、成吉思汗4万。这10万人带足粮草沿敌人最没有料到的路线--被术赤焦土化的土地，于1220年2月到达药杀水北段，轻松的夺取了兀塔赤尔。
4、结局
在攻下兀塔赤尔后，术赤和察合台的部队分头向南方挺进，沿路攻下一个个堡垒。同时拿下了浩罕的哲别向北前进，试图和术赤他们会师。这些举动使穆罕默德的注意力被牢牢固定在药杀水防线上，他把所有的后备力量都派到那里了。穆罕默德完全没有注意到成吉思汗的部队没有和王子们一起行动，而是神秘的消失了。
成吉思汗的部队离开了战场北上，攻陷了一座土库曼城市扎尔努克。这是因为他通过密探得知这座城里有一个向导知道一条路，这条路可以沿绿洲穿越克孜勒库姆沙漠。于是在这个向导的带领下，成吉思汗和他的4个万人队安全的穿过了沙漠，在1220年4月突然出现在博卡拉，穆罕默德军队的大后方。博卡拉现在守军不到3万人，如果固守的话也许可以守住。但是没有有经验将领的指挥，他们很容易就被成吉思汗诱出城池并歼灭了。花刺子模的重镇博卡拉很快就陷落了。
这也许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次战略迂回，完全体现了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的原则。成吉思汗率军迂回500多公里，而且穿越了几乎是不可逾越的沙漠。仅此惊人的一击，成吉思汗就破坏了穆罕默德的整个防线，切断了他和西方各省的联系；那里还有大量的兵力没有招来。现在穆罕默德的防守体系完全崩溃，可用的兵力只有不到10万人而且还很分散，只能据守几个重要据点而已。
蒙古人的4支部队在萨马尔干会师，共计10万以上；另一方面，穆罕默德只有5万士气低沉的守城部队。穆罕默德见势不妙，竟然在战前仓皇逃走。守军无奈之下试图突围，结果在蒙军分割包抄之下全军覆没。
此后，蒙古人有条不紊的完成的扫讨作战，占领了花刺子模全土；而穆罕默德于1221年1月病死在里海的一个小岛上。
5、总结
在仅仅几个月里，几乎完全靠使守卫者无法应付的战略调动，成吉思汗就把一个大王国摧毁殆尽。他首先在南部发动攻击，从而使穆罕默德的注意力远离他的第一个主要打击点--800公里以外的兀塔赤尔。然后成吉思汗利用猛烈但是非决定性的攻击牵制敌军，把花刺子模主力牵制在锡尔河沿岸。这样他就可以包抄到敌军后方，切断敌军和其增援部队的联系，并夺取两个重要城市--萨马尔干和博卡拉。由于他的出其不意，在每一个决战地点他都可以聚集优势兵力，尽管他的总兵力不如花刺子模强大。
这场战役中表现的特点和700多年后的一场战役十分相象，1940年曼施坦因在法国战役中的做法和成吉思汗的做法的要点几乎一样。英法军将主力集中于马奇诺防线而无法应付德军从阿登高原的迂回和纵深突破，穆罕默德也是由于过于重视药杀水防线而被成吉思汗穿越沙漠的突破一举击溃。不过成吉思汗是主动造成敌人的战略失误，而法国人的眼光狭窄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愚蠢而不是曼施坦因的功劳。所以成吉思汗的这场战役要比那场著名的“闪电战”有着更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蒙古国讲述的蒙古历史
古生代
石器时代
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
大蒙古时期
铁血和平
元朝之后的蒙古
清朝时期的蒙古
为独立而斗争
社会主义时代
民主化后的蒙古
－－－－编译自《History of Mongolia》（蒙古巴牙雅尔著），出版年代不详，约在2001年左右；
古生代几百万年前，蒙古所在的土地被潮湿的热代森林所覆盖；
恐龙从1亿6千万年前就一直统治着这块大地，直到6千5百万年前，他们突然灭绝。关于灭绝的原因，科学家们提了许多种假想，但没有一种假想能完全令人信服。有趣的事，关于这些庞然大物曾经存在过的事实，是人类在150年前开始知道的。迄今为止，科学家也只发现了几百种恐龙。 在蒙古，恐龙化石非常丰富，以1920’年代，美国思迪罗斯考察队在蒙古发现的恐龙化石最为著名。目前，该化石由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收存；
其后，还有众多的恐龙骨化石在这里被发现，它们中的一部份由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收存和阵列。1990’年代，斯皮尔博格拍摄的电影《侏罗记公园》，使得恐龙文化在世界各地风靡起来，现在，在大学的教课书中，只要提到恐龙，就必然要提到蒙古。 猛犸在10万多年前灭绝。之前，它们同人类共同生存了很多年。人类依靠自身智慧及群体力量来围狩这种大型动物。猛犸的化石在西伯利亚出土较多，在那里的永冻层中，考古学家还发现过带血的猛犸骨；
石器时代公元前200万年到公元前50万年，被称为：旧石器时代
公元前150万年前，石器石器考古学家在巴彦洪格尔省的查干山洞中发现了生活在距今80万年前古人类的遗物，说明类人猿当时已在蒙古当前的土地上生活；
公元前12万5千年前，冰河时工结束，人类开始捕猎大型动物；公元前7万5千年前，人类学会取火；开始埋葬死者；取火技术的应用，在古人发展为现代智人历史过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公元前2万年前，人类开始冶铁、做衣服，在岩石上刻画；学者认为，是在公元前2万－2万5千年间，发生了从亚洲中部越过白令海峡的人类大迁移；
公元前8千3百年前，被称为：中石器时代；
公元前6千5百年前，被称为：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3千年前，铁器全部替换石器；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游牧民族
发详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汉族，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民族之一，他们详细记载了自己民族的发展史。在他们留下的文献中，屡次提到居住在北方的粗野游牧民族经常侵犯中国。
汉族人把北方游牧民族统称为“胡”，其中又分“匈奴”、“东胡”等。
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许多独立公国并存。而游牧民族也由各部族组成，没有统一的政治制度。各部族依靠部族领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围聚一起。部族随着领袖的崛起而强大，随着领袖的衰败而衰败，最后，这个部族解体，融入到别的部族中去。
为了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国的各公国在他们各自领地北面修筑了一段段的防御要塞。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将这些要塞连接了起来，形成了统一的防御体系――长城。
为了打破长城的防御，公元前209年，自主的游牧部族在莫敦单于的领导下，在现在蒙古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国家，这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作：“匈奴”的强大国家。
匈奴人是蒙古人还是突厥人，还混血民族，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定论。不过，历史上出现过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帝国，金篷汗国、阿瓦尔国，乌斯曼帝国、辽国、铁木尔汗国，以及现在的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尔其、阿塞拜疆、吐尔克斯坦等，都是这个历史上的第一个游牧民族国家的专承人。
匈奴存在了400多年后，分为南、北两部份，并先后被中国和东胡人打灭；
反对匈奴统制的游牧部族，在鲜卑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当时亚洲中部最强大的帝国。当时的中国是汉朝；
在3世纪时，拓拔部族从鲜卑中分离并强大起来，他们占领了中国北部，但后来被汉族逐渐同化。
东胡后裔――柔然，在5世纪初兴起，统治着从喀尔沙尔到朝鲜的土地。也是他们，第一次使用了“可汗”这个称号。有研究学者认为，他们是蒙古人。当时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唐朝；
柔然后被突厥打败，西走，打战到欧洲。在欧洲历史的记载中，他们被称作：阿瓦尔人；
成吉思汗以前的战争，都是由突厥人发起的，到7世纪时，突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向西延伸到小亚细亚一带。现在，土尔其人视突厥为自己的祖先；
后来，突厥帝国在周边列强的联合攻击下毁灭了；
回迄王国迁入了突厥人留下的空间，在鄂尔浑河河畔建立了他们的都城：哈拉巴拉格苏。840年，他们被叶尼塞河南岸的吉尔吉斯人打灭；吉尔吉斯人未能在亚洲中部占据多久，很快被蒙古族中的契丹人驱赶到了帕米尔山脉；
此后，蒙古族人开始单独统治蒙古土地。契丹人强大起来后，他们侵入了长城以南，并把都城设在了北京。后来，随着时间流逝，契丹人被汉化，在中国的历史上被称为：辽国。
大蒙古帝国时期
公元924年，契丹灭掉吉尔吉斯坦汗国之后，又打败了蒙古人。这样，在这段时期，除了契丹人短暂的统治外，蒙古人还未建立过统一的国家。到13世纪，蒙古大地上还散居着乃曼、鞑靼、大蒙古、克勒特、镞布、温尼特、米尔科特等很多自主部族和部落。
大蒙古部族的“喀布拉汗”去世之后，他的后代铁木真于1189年继承汗位，称号：成吉思汗。
成吉思：据说是“大海”的意思。
公元1206年，这位来自尔汗哈拉顿“雅特孛儿只斤”部落的成吉思汗，从27岁起，争战16年，统一了蒙古各部族，建立了一统的“大蒙古帝国”，定都：哈拉和林；
1211年，成吉思汗袭击金朝，金被打败。
1214年，金将都城从北京南迁到开封。之后一年间，南宋也被蒙古人打灭；
1221－1223年间，以择布和苏北台将军率部西征至里海。而成吉思汗在灭掉信奉伊斯教的花拉子模苏丹王国后，迁移到喜马拉雅山脉，在那里，他度过了1222年的冬天。
在此其间，成吉思汗还灭掉了西辽，续而攻打了俄罗斯、波斯、哈利发等国。据有史可查的记录，总共有40多个国家，先后被成吉思汗所灭；
1224年，蒙古军队西征到额尔奇斯河，三年后灭掉西夏；
1227年，在再次进攻西夏时，成吉思汗病逝；
成吉思汗第一次统一了蒙古各部族，建立了“大蒙古国”，颁布了蒙古历史上的第一部法律――“大扎萨尔律”，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管理体制，控制着迄今为止，仍无可超越的广阔土地。
时至今日，蒙古人仍深深地崇拜着这位“天之骄子”，并以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为荣；
成吉思汗曾有个几十个夫人，和很多的子女，但只有他第一个夫人的四个儿子，算是黄金家族：
长子：镞赤，从没有继过汗位；
次子：察合台；
三子：窝阔台，继大汗位。
四子：拖雷；
但窝阔台系因贵由的去世而停止继位，继位人选开始选由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后裔中产生。
清朝时期的蒙古
17世纪初，居住在满州的满族人突然强盛起来。他们威胁利诱蒙古分散的各盟，于1636年吞并内蒙古。
1644年，满族人占领北京，建立了清朝，并在两年间统一了全中国，之后意在收取北方蒙古。当时喀尔喀蒙古与厄鲁特蒙古争权多年，并在西藏当局引起纠纷。直到1969年，清朝才收并喀尔喀蒙古。
1725年，满清在恰克图与沙俄签订边界条约，确认了两国边界线。
1755年，满清利用厄鲁特蒙古内讧，派5万清兵进攻并征服了厄鲁特蒙古；
1755－1757后，部份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部族发运反满起义，斗争激烈，但均被满清剿灭。清朝设立乌里雅苏台将军，以加强对蒙古的管理。
满清用2年左右的时间，打灭了南方的明朝，但用却了130年左右的时间，才将蒙古并入中国版图；
清朝将喀尔喀蒙古分为四个盟，杜尔伯特为两个盟，克布苏格尔和梁海边疆地区125个旗。
由于“博格达二世”活佛曾支持阿睦尔撒纳的起义，清朝决定，今后的活佛从西藏来请，并定大库伦为活佛的定居处。
设立“科布多参先赞大臣”，“恰克图都统”，在北京设立“理藩院”，主管蒙古事物。
满族人是半游牧民族，为避免自己和蒙古人被汉化，制定严格法律，禁止蒙古人与汉人交往，汉族商人须按指定路线往返蒙古，只许短期停留，禁止在蒙古居住，除了生易，禁止在蒙古从事其它工作。但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却逐渐被中国文明全部同化；自此，蒙古成为清朝的特别行政区。
历史学家认为，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统治技巧且目光远大的人。据说他两次遍游中国。他深熟蒙古人的性格，知道他们的弱点和优点，利用蒙古部族内讧，征服了这个善战，用武力难以战胜的民族。实际上，镇压噶尔丹起义的清朝大军，是由归顺了清朝的蒙古人组成的。
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争夺厄鲁特蒙古的统治权，阿睦尔撒纳战败后，逃至中国境内，归顺清朝。清朝发动军队镇压厄鲁特蒙古时，他曾统率一路军队。打败达瓦齐之后，阿睦尔撒纳与合伊特庆贡扎布结盟，发动反满起义，激战后被清军打败。阿睦尔撒纳逃到沙皇俄国求助，但不久后因病去世。他的塑像现在立于科布多省。
满族人的刑法中有拷打条款，按犯案程度施以不同种类、时间长度和频度的“九拷”，有的受刑全部九拷。
为独立而斗争
由于外侵与内乱，清朝政府于1907年实行“新政”，改政体为“君主立宪”，并进行社会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蒙古人的特权及利益在“新政”下受到了影响，喀尔喀、巴尔虎蒙古贵族们在博格达的领导下，一致反对将蒙古降级为清政府辖下的一个省。
恰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中国实行共和制。
蒙古人认为：我们曾被满族人征服并归顺清朝政府，但与共和政体的中国无关，现在满清政府被推翻了，我们也就获得了自由。
1911年12月28日，在博格达八世领导下宣布独立建国，设五个部门，改“大库伦”为“首都库伦”。
1912年，科布多解放之后，厄鲁特蒙古也发动了独立运动，内蒙古和巴尔虎蒙古中的大部份旗也加入了蒙古国。
但袁世凯政府威胁利诱，拒不承认蒙古独立。
1915年底，俄、蒙、中三方在恰克图进行关于蒙古未来的谈判。
蒙方愿望：全完彻底独立；
中方坚持：并吞全部蒙古；
俄方态度：只保留外蒙自治权，并想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三方立场不一致，在持久纠纷后，蒙方在承认中国宗主权后，实行自治。
当时，中国的政局混乱，内讧与分争不断。之后北洋军阀的代表――徐世昌，带兵进入蒙古，废除三方协定，取消了蒙古自治和博格达政府；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内战持续了好几年。在此其间，以博格达、丹藏率领的人民党代表团与苏联联系，请求支持蒙古独立。但苏联表示蒙古是中国的一部份，并拒绝帮助蒙古人从他们的地土上赶走徐世昌的军队。恰些时，被苏联追击的白俄吴恩格尔尼男爵带兵退入蒙古境内，并击败了北洋军队，解放了库伦，恢复了蒙古的自治。
苏联军队进入蒙古境内追剿灭了吴恩格尔尼的军队。虽然，苏联不承认蒙古独立，但他们认可了以博格达为总理的蒙古政府。随后，新政府为博格达举行了“大汗即位”典礼，宣布蒙古为君主立宪政体，取消农奴制。
在如何解决蒙古独立的问题上，莫斯科与北京发生了争执。三方谈判在恰克图市举行，蒙方以谢尔能达弥敦为代表，俄方的领队是外交官罗斯特活茨，中方的代表由袁世凯总统派出。当时袁对蒙古施行严格的政策。他于1916年在中国恢复帝，并自封为皇帝，不久后去逝。1924年5月，莫斯科与北京签定协议，承认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时，莫斯科与南方国民党政府也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同意在全中国（包括蒙古）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于是，蒙古成了苏联、北京军政府以及国民党三方建立莫名其妙、互不相容协定的对象。
社会主义时期
1924年，由于博格达活佛去世，国家需要确立新的管理制度，蒙古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大会。大会批评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效仿资本主义的作法，并取消了该委员会，而是通过了由莫斯科提出的宪法草案，规定国家消灭阶级，社会人员无差别对待。由此，蒙古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同时，确定国家实行共和制，改“首都库伦”为“乌兰巴托”。
1927年，苏联因与国民党中国发生争执，而加快了在蒙古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当时的蒙古领导不愿听命莫斯科，想独立执政。为了撤换政府领导，亲共产国际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第七届大会期间发动了政变，将政权交给了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和无知的牧区青年组成的团体，而实际上是把政权集中在了自己的手中。
1928年，共产国际拥护者“左派”夺取了政权。
1930年，根据“公民不能拥有财产”的共产国际指令，蒙古政府开始强行没收具有生活工具和家畜的牧民的财产、全部寺庙财产，并逮捕隐藏和拒交财产的人，仅中央拘留所，就收押了5191名这样的人。由于政府认为没收的财产不够，又展开了第二次，针对中等及中等以下牧民财产的没收活动。
当时，一只羊的价值是50蒙分，而政府在没收活动中，获得了970-1000万蒙图的财产。
1932年，由于财产被没收、强行集体化、亵渎信仰以及社会对部份人的歧视，蒙古人民在这年夏天发动了起义。这些自发的、用木锤武装的牧民一个呼唤一个，很快起义席卷了蒙古的大部份地方。
为了镇压人民起义，政府出动军队，用坦克和飞机威胁起义者，国家逐渐陷入了内战局势。大批难民四外逃，边境地区，有3万多人逃到国外。
1937年，追求无阶级、无宗教社会的共产主义者发动了所谓“镇压反对分子”的大屠杀，仅在2年时间，蒙古有3万人被杀害，6000多座建筑被损毁，价值几百万的文物、书籍被焚烧。
当时，有20%的成年男子遭杀害，仅喇嘛就有17,000人被枪毙。据乔巴山当时日记记载，政府共逮捕了56,938人。而当时蒙古全国人口是70万。
在这次大屠杀中，莫斯科扮演了重要角色。
1939年，由日本在1934年建立的满州国傀儡政府，自成立之日起便与蒙古争论边界问题，武装冲突终于在这年5月爆发。随着苏军和日本关东军的介入，冲突升级为不宣而战的大规模战争。直到这年9月，蒙、满、苏、日四方在莫斯科举行和谈，才停止了这场被历史上称为“喀尔喀河战争”的屠杀。在这场战争中有7万人丧身，其中237名是蒙古人。
1942年，
1945年，
1952年，随着担当了15年蒙古领导人的乔巴山元帅去世，策登巴尔获得了政权。为追求“模范国”，蒙古经济换轨，社会更加苏联化。下一年，斯大林去逝。
1956年，
1959年，牧民集体化。
1960年，乌兰巴托人口达到10万人。
1961年，蒙古加入联合国。
1960’年代，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并导致了边界冲突，从1967年起，苏联在蒙古驻军，人数达7.5-8万。中国也在其北部布置了大量的部队。在这种冷战情况下，蒙古享受从苏联大规模借贷的权利，
1972-1990年间，蒙古从苏联获得了约100亿卢布的低息贷款。该贷款大大促进了蒙古社会、经济及人口的发展。
1989-1990年间，苏联军队撤离蒙古。
石器时代
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
大蒙古时期
铁血和平
元朝之后的蒙古
清朝时期的蒙古
为独立而斗争
社会主义时代
民主化后的蒙古
－－－－编译自《History of Mongolia》（蒙古巴牙雅尔著），出版年代不详，约在2001年左右；
古生代几百万年前，蒙古所在的土地被潮湿的热代森林所覆盖；
恐龙从1亿6千万年前就一直统治着这块大地，直到6千5百万年前，他们突然灭绝。关于灭绝的原因，科学家们提了许多种假想，但没有一种假想能完全令人信服。有趣的事，关于这些庞然大物曾经存在过的事实，是人类在150年前开始知道的。迄今为止，科学家也只发现了几百种恐龙。 在蒙古，恐龙化石非常丰富，以1920’年代，美国思迪罗斯考察队在蒙古发现的恐龙化石最为著名。目前，该化石由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收存；
其后，还有众多的恐龙骨化石在这里被发现，它们中的一部份由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收存和阵列。1990’年代，斯皮尔博格拍摄的电影《侏罗记公园》，使得恐龙文化在世界各地风靡起来，现在，在大学的教课书中，只要提到恐龙，就必然要提到蒙古。 猛犸在10万多年前灭绝。之前，它们同人类共同生存了很多年。人类依靠自身智慧及群体力量来围狩这种大型动物。猛犸的化石在西伯利亚出土较多，在那里的永冻层中，考古学家还发现过带血的猛犸骨；
石器时代公元前200万年到公元前50万年，被称为：旧石器时代
公元前150万年前，石器石器考古学家在巴彦洪格尔省的查干山洞中发现了生活在距今80万年前古人类的遗物，说明类人猿当时已在蒙古当前的土地上生活；
公元前12万5千年前，冰河时工结束，人类开始捕猎大型动物；公元前7万5千年前，人类学会取火；开始埋葬死者；取火技术的应用，在古人发展为现代智人历史过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公元前2万年前，人类开始冶铁、做衣服，在岩石上刻画；学者认为，是在公元前2万－2万5千年间，发生了从亚洲中部越过白令海峡的人类大迁移；
公元前8千3百年前，被称为：中石器时代；
公元前6千5百年前，被称为：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3千年前，铁器全部替换石器；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游牧民族
发详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汉族，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民族之一，他们详细记载了自己民族的发展史。在他们留下的文献中，屡次提到居住在北方的粗野游牧民族经常侵犯中国。
汉族人把北方游牧民族统称为“胡”，其中又分“匈奴”、“东胡”等。
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许多独立公国并存。而游牧民族也由各部族组成，没有统一的政治制度。各部族依靠部族领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围聚一起。部族随着领袖的崛起而强大，随着领袖的衰败而衰败，最后，这个部族解体，融入到别的部族中去。
为了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国的各公国在他们各自领地北面修筑了一段段的防御要塞。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将这些要塞连接了起来，形成了统一的防御体系――长城。
为了打破长城的防御，公元前209年，自主的游牧部族在莫敦单于的领导下，在现在蒙古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游牧民族国家，这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作：“匈奴”的强大国家。
匈奴人是蒙古人还是突厥人，还混血民族，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定论。不过，历史上出现过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帝国，金篷汗国、阿瓦尔国，乌斯曼帝国、辽国、铁木尔汗国，以及现在的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尔其、阿塞拜疆、吐尔克斯坦等，都是这个历史上的第一个游牧民族国家的专承人。
匈奴存在了400多年后，分为南、北两部份，并先后被中国和东胡人打灭；
反对匈奴统制的游牧部族，在鲜卑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当时亚洲中部最强大的帝国。当时的中国是汉朝；
在3世纪时，拓拔部族从鲜卑中分离并强大起来，他们占领了中国北部，但后来被汉族逐渐同化。
东胡后裔――柔然，在5世纪初兴起，统治着从喀尔沙尔到朝鲜的土地。也是他们，第一次使用了“可汗”这个称号。有研究学者认为，他们是蒙古人。当时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唐朝；
柔然后被突厥打败，西走，打战到欧洲。在欧洲历史的记载中，他们被称作：阿瓦尔人；
成吉思汗以前的战争，都是由突厥人发起的，到7世纪时，突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向西延伸到小亚细亚一带。现在，土尔其人视突厥为自己的祖先；
后来，突厥帝国在周边列强的联合攻击下毁灭了；
回迄王国迁入了突厥人留下的空间，在鄂尔浑河河畔建立了他们的都城：哈拉巴拉格苏。840年，他们被叶尼塞河南岸的吉尔吉斯人打灭；吉尔吉斯人未能在亚洲中部占据多久，很快被蒙古族中的契丹人驱赶到了帕米尔山脉；
此后，蒙古族人开始单独统治蒙古土地。契丹人强大起来后，他们侵入了长城以南，并把都城设在了北京。后来，随着时间流逝，契丹人被汉化，在中国的历史上被称为：辽国。
大蒙古帝国时期
公元924年，契丹灭掉吉尔吉斯坦汗国之后，又打败了蒙古人。这样，在这段时期，除了契丹人短暂的统治外，蒙古人还未建立过统一的国家。到13世纪，蒙古大地上还散居着乃曼、鞑靼、大蒙古、克勒特、镞布、温尼特、米尔科特等很多自主部族和部落。
大蒙古部族的“喀布拉汗”去世之后，他的后代铁木真于1189年继承汗位，称号：成吉思汗。
成吉思：据说是“大海”的意思。
公元1206年，这位来自尔汗哈拉顿“雅特孛儿只斤”部落的成吉思汗，从27岁起，争战16年，统一了蒙古各部族，建立了一统的“大蒙古帝国”，定都：哈拉和林；
1211年，成吉思汗袭击金朝，金被打败。
1214年，金将都城从北京南迁到开封。之后一年间，南宋也被蒙古人打灭；
1221－1223年间，以择布和苏北台将军率部西征至里海。而成吉思汗在灭掉信奉伊斯教的花拉子模苏丹王国后，迁移到喜马拉雅山脉，在那里，他度过了1222年的冬天。
在此其间，成吉思汗还灭掉了西辽，续而攻打了俄罗斯、波斯、哈利发等国。据有史可查的记录，总共有40多个国家，先后被成吉思汗所灭；
1224年，蒙古军队西征到额尔奇斯河，三年后灭掉西夏；
1227年，在再次进攻西夏时，成吉思汗病逝；
成吉思汗第一次统一了蒙古各部族，建立了“大蒙古国”，颁布了蒙古历史上的第一部法律――“大扎萨尔律”，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管理体制，控制着迄今为止，仍无可超越的广阔土地。
时至今日，蒙古人仍深深地崇拜着这位“天之骄子”，并以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为荣；
成吉思汗曾有个几十个夫人，和很多的子女，但只有他第一个夫人的四个儿子，算是黄金家族：
长子：镞赤，从没有继过汗位；
次子：察合台；
三子：窝阔台，继大汗位。
四子：拖雷；
但窝阔台系因贵由的去世而停止继位，继位人选开始选由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后裔中产生。
清朝时期的蒙古
17世纪初，居住在满州的满族人突然强盛起来。他们威胁利诱蒙古分散的各盟，于1636年吞并内蒙古。
1644年，满族人占领北京，建立了清朝，并在两年间统一了全中国，之后意在收取北方蒙古。当时喀尔喀蒙古与厄鲁特蒙古争权多年，并在西藏当局引起纠纷。直到1969年，清朝才收并喀尔喀蒙古。
1725年，满清在恰克图与沙俄签订边界条约，确认了两国边界线。
1755年，满清利用厄鲁特蒙古内讧，派5万清兵进攻并征服了厄鲁特蒙古；
1755－1757后，部份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部族发运反满起义，斗争激烈，但均被满清剿灭。清朝设立乌里雅苏台将军，以加强对蒙古的管理。
满清用2年左右的时间，打灭了南方的明朝，但用却了130年左右的时间，才将蒙古并入中国版图；
清朝将喀尔喀蒙古分为四个盟，杜尔伯特为两个盟，克布苏格尔和梁海边疆地区125个旗。
由于“博格达二世”活佛曾支持阿睦尔撒纳的起义，清朝决定，今后的活佛从西藏来请，并定大库伦为活佛的定居处。
设立“科布多参先赞大臣”，“恰克图都统”，在北京设立“理藩院”，主管蒙古事物。
满族人是半游牧民族，为避免自己和蒙古人被汉化，制定严格法律，禁止蒙古人与汉人交往，汉族商人须按指定路线往返蒙古，只许短期停留，禁止在蒙古居住，除了生易，禁止在蒙古从事其它工作。但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却逐渐被中国文明全部同化；自此，蒙古成为清朝的特别行政区。
历史学家认为，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统治技巧且目光远大的人。据说他两次遍游中国。他深熟蒙古人的性格，知道他们的弱点和优点，利用蒙古部族内讧，征服了这个善战，用武力难以战胜的民族。实际上，镇压噶尔丹起义的清朝大军，是由归顺了清朝的蒙古人组成的。
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争夺厄鲁特蒙古的统治权，阿睦尔撒纳战败后，逃至中国境内，归顺清朝。清朝发动军队镇压厄鲁特蒙古时，他曾统率一路军队。打败达瓦齐之后，阿睦尔撒纳与合伊特庆贡扎布结盟，发动反满起义，激战后被清军打败。阿睦尔撒纳逃到沙皇俄国求助，但不久后因病去世。他的塑像现在立于科布多省。
满族人的刑法中有拷打条款，按犯案程度施以不同种类、时间长度和频度的“九拷”，有的受刑全部九拷。
为独立而斗争
由于外侵与内乱，清朝政府于1907年实行“新政”，改政体为“君主立宪”，并进行社会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蒙古人的特权及利益在“新政”下受到了影响，喀尔喀、巴尔虎蒙古贵族们在博格达的领导下，一致反对将蒙古降级为清政府辖下的一个省。
恰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中国实行共和制。
蒙古人认为：我们曾被满族人征服并归顺清朝政府，但与共和政体的中国无关，现在满清政府被推翻了，我们也就获得了自由。
1911年12月28日，在博格达八世领导下宣布独立建国，设五个部门，改“大库伦”为“首都库伦”。
1912年，科布多解放之后，厄鲁特蒙古也发动了独立运动，内蒙古和巴尔虎蒙古中的大部份旗也加入了蒙古国。
但袁世凯政府威胁利诱，拒不承认蒙古独立。
1915年底，俄、蒙、中三方在恰克图进行关于蒙古未来的谈判。
蒙方愿望：全完彻底独立；
中方坚持：并吞全部蒙古；
俄方态度：只保留外蒙自治权，并想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三方立场不一致，在持久纠纷后，蒙方在承认中国宗主权后，实行自治。
当时，中国的政局混乱，内讧与分争不断。之后北洋军阀的代表――徐世昌，带兵进入蒙古，废除三方协定，取消了蒙古自治和博格达政府；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内战持续了好几年。在此其间，以博格达、丹藏率领的人民党代表团与苏联联系，请求支持蒙古独立。但苏联表示蒙古是中国的一部份，并拒绝帮助蒙古人从他们的地土上赶走徐世昌的军队。恰些时，被苏联追击的白俄吴恩格尔尼男爵带兵退入蒙古境内，并击败了北洋军队，解放了库伦，恢复了蒙古的自治。
苏联军队进入蒙古境内追剿灭了吴恩格尔尼的军队。虽然，苏联不承认蒙古独立，但他们认可了以博格达为总理的蒙古政府。随后，新政府为博格达举行了“大汗即位”典礼，宣布蒙古为君主立宪政体，取消农奴制。
在如何解决蒙古独立的问题上，莫斯科与北京发生了争执。三方谈判在恰克图市举行，蒙方以谢尔能达弥敦为代表，俄方的领队是外交官罗斯特活茨，中方的代表由袁世凯总统派出。当时袁对蒙古施行严格的政策。他于1916年在中国恢复帝，并自封为皇帝，不久后去逝。1924年5月，莫斯科与北京签定协议，承认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时，莫斯科与南方国民党政府也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同意在全中国（包括蒙古）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于是，蒙古成了苏联、北京军政府以及国民党三方建立莫名其妙、互不相容协定的对象。
社会主义时期
1924年，由于博格达活佛去世，国家需要确立新的管理制度，蒙古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大会。大会批评了宪法起草委员会效仿资本主义的作法，并取消了该委员会，而是通过了由莫斯科提出的宪法草案，规定国家消灭阶级，社会人员无差别对待。由此，蒙古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同时，确定国家实行共和制，改“首都库伦”为“乌兰巴托”。
1927年，苏联因与国民党中国发生争执，而加快了在蒙古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当时的蒙古领导不愿听命莫斯科，想独立执政。为了撤换政府领导，亲共产国际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第七届大会期间发动了政变，将政权交给了由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和无知的牧区青年组成的团体，而实际上是把政权集中在了自己的手中。
1928年，共产国际拥护者“左派”夺取了政权。
1930年，根据“公民不能拥有财产”的共产国际指令，蒙古政府开始强行没收具有生活工具和家畜的牧民的财产、全部寺庙财产，并逮捕隐藏和拒交财产的人，仅中央拘留所，就收押了5191名这样的人。由于政府认为没收的财产不够，又展开了第二次，针对中等及中等以下牧民财产的没收活动。
当时，一只羊的价值是50蒙分，而政府在没收活动中，获得了970-1000万蒙图的财产。
1932年，由于财产被没收、强行集体化、亵渎信仰以及社会对部份人的歧视，蒙古人民在这年夏天发动了起义。这些自发的、用木锤武装的牧民一个呼唤一个，很快起义席卷了蒙古的大部份地方。
为了镇压人民起义，政府出动军队，用坦克和飞机威胁起义者，国家逐渐陷入了内战局势。大批难民四外逃，边境地区，有3万多人逃到国外。
1937年，追求无阶级、无宗教社会的共产主义者发动了所谓“镇压反对分子”的大屠杀，仅在2年时间，蒙古有3万人被杀害，6000多座建筑被损毁，价值几百万的文物、书籍被焚烧。
当时，有20%的成年男子遭杀害，仅喇嘛就有17,000人被枪毙。据乔巴山当时日记记载，政府共逮捕了56,938人。而当时蒙古全国人口是70万。
在这次大屠杀中，莫斯科扮演了重要角色。
1939年，由日本在1934年建立的满州国傀儡政府，自成立之日起便与蒙古争论边界问题，武装冲突终于在这年5月爆发。随着苏军和日本关东军的介入，冲突升级为不宣而战的大规模战争。直到这年9月，蒙、满、苏、日四方在莫斯科举行和谈，才停止了这场被历史上称为“喀尔喀河战争”的屠杀。在这场战争中有7万人丧身，其中237名是蒙古人。
1942年，
1945年，
1952年，随着担当了15年蒙古领导人的乔巴山元帅去世，策登巴尔获得了政权。为追求“模范国”，蒙古经济换轨，社会更加苏联化。下一年，斯大林去逝。
1956年，
1959年，牧民集体化。
1960年，乌兰巴托人口达到10万人。
1961年，蒙古加入联合国。
1960’年代，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并导致了边界冲突，从1967年起，苏联在蒙古驻军，人数达7.5-8万。中国也在其北部布置了大量的部队。在这种冷战情况下，蒙古享受从苏联大规模借贷的权利，
1972-1990年间，蒙古从苏联获得了约100亿卢布的低息贷款。该贷款大大促进了蒙古社会、经济及人口的发展。
1989-1990年间，苏联军队撤离蒙古。
20世纪蒙古史研究述略
作者罗贤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对20世纪蒙古史的研究进行了评述，认为20世纪的蒙古史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中国成立后，蒙古史研究发展迅速，尤其该领域硕果累累，成绩空前，获得突破性进展。为了使蒙古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今后还要进行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蒙古族人口占世界蒙古族总人口的大多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曾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的足迹。蒙古史研究作为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一脉，有着相当久远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蒙古史研究工作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对中国蒙古史学的发展做一个世纪回顾，是很有必要的。兹就管见所及，率尔操觚，力求勾勒出20世纪蒙古史学发展的大致轨迹，并对中国蒙古史学如何面向21世纪，提出本人的一孔之见。
一
对于元史及蒙古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自清中叶以来，"乾嘉学派"的汉学家以治经方法研究历史，治蒙元史者不乏其人，使之渐成一门显学。邵远平、钱大昕、魏源、曾廉等人或者运用考据方法对《元史》及与蒙元史相关的史籍进行校补考订，或者进行重修《元史》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人忧及外患，着力研究西北史地，也促进了蒙古史学的进展。但此辈学人有一个通病，即他们只能依靠汉文材料而不能充分利用蒙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其研究成果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世纪末，蒙元史的研究视野豁然开阔，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洪钧出使西方了解到西域波斯史料和西方研究著作，眼界闳开，据此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于1897年刊印行世。该书由于大量参考和引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域外史料和研究成果，故而如异军突起般引起国内治蒙元史者的极大重视。史称其"周咨博访，裒然成书，而后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备焉"。且其书"多取材域外，时论称之"。（注：《清史稿》卷181《
洪钧传》。）"自钱氏大昕以至李氏文田，参考ｊｉàｏ＠①注，不出华籍华图，至洪氏钧《元史译文证补》出，始知西域人、泰西人书足补《元史》者不少"。（注：《蒙兀儿史记》凡例。）可见此书为当时的蒙元史研究辟开一条新的蹊径，正是通过它，的学者才知道，国外尚有如此之多的有关蒙元史研究的史料和史著。因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实为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20世纪初的一些史学家，继续沿着洪钧所开创的"证补"之路，利用中西史料进行研究与撰述。其中以柯绍＠②、屠寄最具代表性。柯氏所著《新元史》有诸多疏误疵谬之处，在史料取舍增删上也未尽得宜，因此向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尽管如此，该书将东、西方史料对校互补，博引旁搜，文字简洁，论断明快，故而也不失为一时之名作。屠氏撰著的《蒙兀儿史记》，其学术价值更胜《新元史》一筹。屠寄不仅熟治蒙古史学，且精于西北地理，曾三赴漠北，亲自考察，力补史载之阙。屠寄称其撰著"以不囿于有元一代"，力图详述整个蒙古族的活动史，"取材除旧史外，博采西方史料，……每一字都审订其地时日而下笔，用力极勤，其精神远在柯邵＠②《新元史》之上"。（注：《辞海·历史分册》"屠寄《蒙兀儿史记》"条，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是以该书问世以后，学术界一致认为传世之作，堪称"治蒙兀史之正鹄"。（注：《蒙兀儿史记》孟森序。）
洪钧、柯绍＠②、屠寄等人虽然对蒙古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天看来，他们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编纂方法，沿袭的仍然是修补纪传体正史的传统，未脱"重修元史"的窠臼，而且他们均不谙外文，只能间接利用域外资料，这就难以避免以讹传讹的弊病。
辛亥革命后，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东西方文化交光互影，理性主义风靡全国，反映到学术界，就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许多历史学家在继承清代乾嘉史学"无征不信"治学宗旨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积极促进现代新史学的建立。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就是这个转型时期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基础。王与二陈的研究涉猎到许多方面，在元史和蒙古史方面也写了大量考证论文和史籍校注，他们采取新的研究手段，深入专题，在科学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历史真相，迄今仍不失参考价值。
在民国初年的文史研究领域，自应以王国维为巨擘。王国维承接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受到日本明治时期满蒙史地学的影响，在蒙古史方面颇多建树。《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是王氏治蒙古史的力作，包括《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此外，他还撰写了《鞑靼考》、《辽金时代蒙古考》、《两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等蒙古史论文，研精钩深，令学界倾倒。陈寅恪学贯中西，以其深湛功力对《蒙古源流》一书进行笺证考释，例举蒙文、满文、汉文以及西文史料，推定该书作者的世系、著作时代及内容的观念等，戛戛独造，多有创获，对这方面的研究达到空前的成就。陈垣的元史研究将考证学发挥到极致，同时摆脱了清代朴学的束缚，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为推动现代元史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为蔡元培称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乃陈垣此时期史学的代表作。该书征引博洽，考证缜密严谨，论断精辟中肯，自问世后一直为学术界奉为圭臬。
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志于蒙古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相继负笈海外，向伯希和等欧美东方学家学习审音勘同之学并掌握波斯文等语言工具，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即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和姚从吾。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各以开创性的成就，将我国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新阶段的蒙古史研究有两个特色，一是史料应用范围的扩大，直接利用蒙古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是研究方法的改进，即着重采取史料校勘、史实考订和译名勘同等专业研究方法。这些特色，突出地反映在他们当时发表的论著中。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等；翁独健《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蒙古的名称和渊源》等；姚从吾《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等论著，探赜索隐、论考周详，都是史学、史识皆臻上乘的名山之作。
对域外蒙古史料与论著的译介工作，此一时期也获得显著进展，冯承钧在这方面的成就最大。冯氏一生致力于翻译事业，将大量的西方汉学家的成果介绍到中国，译著达一百多种。他在蒙古史方面翻译了《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还出版了九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其中包括大量沙畹、伯希和等西方史学家撰著的关于蒙古史的论文。总之，冯承钧通过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为蒙古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陈捷、陈清泉将日本学者箭内亘所著《蒙古史研究》译成汉文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兀良哈三卫名称考》、《蒙古色目待遇考》、《鞑靼考》、《元朝怯薛考》、《元代东蒙古考》等22篇论文。当时，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日本蒙古史学者的著作也有汉文译本。
概括来说，在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治学方法上明显改进，出现一些功力深湛的研究家，产生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从而开辟了我国蒙古史研究的良好途径。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蒙古史研究，出版发表的论著也为数不多，而且研究领域尚比较狭窄，学科发展余地还相当广阔。
二
解放前，党就重视蒙古民族问题（其中包括蒙古族历史）的研究工作。1940年4月，
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中共西北工委民族研究室编写了《蒙古民族问题》一书，对蒙古民族族称起源、社会历史发展、近代蒙古的社会矛盾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等，都做了系统的阐述。另外还编了《抗战中的绥远》一书，其中有"绥远蒙古概况"一章，专门论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民族问题。这些研究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根据和重要资料。
中国成立以后，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植。1956年，根据中共指示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在统一部署下，当时组成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行了大规模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及时抢救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蒙古族简史》初稿。后来，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据此正式出版了《蒙古族简史》，并且出了蒙文版。
北京、南京、内蒙古等地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陆续建立起蒙古史研究的专门机构，研究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老一辈专家积极发挥作用，为培养新一代蒙古史研究工作者付出了很大心血。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蒙古族本民族的研究专家开始显露头角，后来均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不凡的成就。
从事蒙古史研究的学者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一样蒙古史研究，从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更有所拓进，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此一时期，研究者对蒙古族族源、社会性质、经济制度与政治军事制度等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进行认真研讨，并对蒙古族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的蒙古史学一度形成研究高潮。众多学术成果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
1958年，余元庵著《内蒙古历史概要》出版，这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内蒙古通史，长时间内是治蒙古史学的入门读物。余氏还著有《成吉思汗传》一书，于1955年出版。这是建国后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成吉思汗传记，该书引用了较多的俄文资料，对传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不少新观点。对蒙古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出版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1年，谢再善译《蒙古秘史》出版，该书系根据叶德辉所刻《元朝秘史》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古文，再由蒙古文译为汉文。后来谢再善又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达木丁苏隆编译的《蒙古秘史》（现代蒙古语学术分节本）译成汉文，于1956年出版。1954年，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的墨尔根巴图尔从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阿剌黑·苏勒德地方获得一部削竹写本，书名为《诸汗根源之珍宝史纲》（即《蒙古源流》）。1962年，在纪念《蒙古源流》成书300周年之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一抄本。
在50年代，蒙古科学委员会与苏联科学院联合编写了一部多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我国学者翁独健组织并参与了这部大型蒙古史著作的翻译工作，1958年出版了汉文本。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有关蒙古史的碑刻牌铭等文物，做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工作。如：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宿白《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会昌碑》，耿鉴庭《扬州城墙里的元代腰牌》等论著，便是这一领域中的嚆矢之作。
1962年，在内蒙古大学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
事实上这是首届全国性的蒙古史研讨会，翁独健、邵循正、马长寿、杨志玖等著名专家皆赴会参与讨论。这一年，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关论文，如：邵循正《成吉思汗的生年问题》、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周良霄《关于成吉思汗》、杨志玖《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刘孝瑜《成吉思汗与蒙古各部的统一》、刘浩然《对"一代天骄"的意见》、杨国宜《一代天骄--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等，对成吉思汗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论和评价。在此前后，学者们也撰文论及其他蒙古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扬州师院历史系古代史组《论忽必烈--为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而作》、苏忠《试论忽必烈》、饶良伦《试论忽必烈的历史功勋》、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等，这些论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评价。
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与国外同行之间也开展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1959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大会，我国的翁独健、秋浦、额尔敦陶克陶、清格尔泰等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但总的说来，由于五六十年代特定的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制约，中国蒙古史学者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极其有限，所以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情况是若明若暗，甚至是茫无所知。这种情况，只是近20多年来才得到根本的改观。
虽然建国后在长期"左"的思潮影响下，蒙古史研究也在许多方面存在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不少课题在当时条件下难以持久开展而时断时续，但与20世纪前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至60年代前期，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蒙古史学界已初步形成一支堪称精干的研究队伍，涌现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中青年学者，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可以说，一个良好的基础已然奠定。可惜的是，这个局面被"文革"十年动乱破坏殆尽。"文革"期间，除了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完成了校点包括《元史》在内的二十四史外，整个学术研究活动在不正常的环境下无法开展，基本停滞下来。
校点二十四史，是7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的浩大工程。在十年浩劫的风雨漫漶中，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以ｋū＠③ｋū＠③不息的精神完成了这项伟绩。二十四史中的《元史》，是一部包含丰富蒙古史资料的史籍，但由于仓促成书，其中舛误甚多，所以从文献学角度对《元史》进行整理和点校极为重要。1971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邵循正、周清澍、亦邻真等蒙元史专家通力合作，开始了点校《元史》工作。他们以百纳本为底本，校对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44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一方面进行本书互校，
一方面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同时多方汲取前人的考订成果。五年之间，他们发隐抉微，做了大量补苴罅漏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近270 万字《元史》的校点工作，校勘出书中的讹错千余处，使这个标点校勘本成为现有各种版本中的一个最完善的版本。
除《元史》外，《辽史》、《金史》、《宋史》、《明史》及《清史稿》中也载有相当多的蒙古史史料，这次都得到系统的校点整理，各自有了最完善的点校本。《元史》等史书最佳版本的出版，确可称为"嘉惠学林，泽被后世"的一大贡献，为日后蒙古史研究的再度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
十年动乱后，中国蒙古史学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逐渐复苏，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蒙古史研究更是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20世纪最后的20余年，堪称是中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的黄金时代。
1979年8月，
在呼和浩特市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翁独健担任第一任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的成立，是我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由沉寂趋于繁荣的一大标志。中国蒙古史学会自成立以来组织召开过九届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就蒙古族起源；蒙古各部落游牧社会结构和氏族制解体后，蒙古社会是否经历了奴隶制的发展阶段；蒙古帝国多次进行征服战争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蒙古帝国时期封邑、投下制度和探马赤军；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状况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演变情况；蒙古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对立与融合关系；近代蒙古社会变迁和民族运动的发展；蒙古族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根据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内蒙古历史文物散记》、《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认真的筹备，1985 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会长翁独健在《发刊词》中说："从此，学会有了一个发表论著，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切磋讨论的园地……希望这个刊物，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努力反映我国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促进蒙古史研究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许多颇具功力的学术论文都发表于《蒙古史研究》，这个刊物为促进学科和人才的成长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翁独健教授生前在多次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都强调：搞好蒙古史研究，首先要加强基本建设，这个基本建设，一个是资料，一个是人才。资料的建设，首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校订和汉译；人才培养上，特别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史学工作者。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蒙古史研究迅速地恢复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的知名专家承担了培养蒙古史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任务。20多年间，新一代蒙古史研究队伍不断成长壮大，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人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蒙古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者在资料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可观。首先是对蒙文史籍的搜集、整理、利用和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版本学、校勘学、语言学、史实考订等方面都产生许多新成果。我国蒙古族在古代曾使用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元代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后渐废弃。回鹘式蒙古文经过元、明两代的嬗变发展后，至17世纪初形成了两个支派，一支是现今通行于大部分蒙古地区的蒙古文，一支则是仅限于新疆蒙古族地区的托忒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以及现在通行的两种文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书面载体古籍。近20多年来，这些蒙文古籍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整理、开发和利用。
八思巴文和回鹘式蒙古文这两种古代蒙古文字，由照那斯图、道布等专家全面地进行了整理、转写、注释和研究，分别编著成《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编》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二书，出版问世。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最初汉译为《元朝秘史》），起初是用回鹘式蒙古文写的，原书失传，后世所见乃是用汉字拼写蒙古语的本子。《蒙古秘史》的整理与研究，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有人径直称为"秘史学"。我国秘史学研究在此期间取得几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1979年，戈瓦《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出版；1980年，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校勘本、《〈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出版；1987年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出版。这几部研究秘史学的力作问世后，博得海内外学人的高度赞誉。
包括蒙古文和托忒文的近代蒙古文所记载的蒙古古籍数量繁多，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一时期整理出版的蒙古文古籍主要有：戈瓦《新译校注〈蒙古源流〉》；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乌力吉图校释《大黄册》（蒙文）；金峰校释《金ｍáｎ＠④》（蒙文）；乔吉校注《恒河之流》（蒙文）；珠荣嘎译《阿勒坦汗传》；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原名《霍尔却穹》）；苏鲁格译注《蒙古政教史》（原名《宝＠④》）；留金锁校注《水晶鉴》（蒙文）；巴根校注《阿萨拉克齐史》（蒙文）；胡和温都尔校勘《水晶念珠》（蒙文）等。巴岱、金峰、额尔德尼、诺尔布、成崇德等专家致力于西蒙古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陆续刊布了一批经过考订和注释的托忒文文献，如：《咱雅班第达传》、《四卫拉特人的历史》、《四卫拉特史》、《土尔扈特诸汗史》、《和鄂尔勒克史》、《继承成吉思汗朝廷者的历史》、《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汗世系》、《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王公札萨克台吉等的历史》等。此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译出版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档案集。
汉文蒙古史料的整理汇编，主要有：薄音湖、王雄点校编辑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邢亦尘编《清季蒙古实录》、尼日拉图等校注《理藩院则例》、哲仑·才让编辑《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校辑《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等。
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对国外有关史书与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大批译著发表刊行。史书类如：《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海屯行记》（何高济译）、《中亚蒙兀儿史》（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翻译、王治来校注）等。研究成果类如：《蒙古与教廷》（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蒙古帝国史》（格鲁塞著、龚钺译）、《金帐汗国兴衰史》（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蒙古社会制度史》（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ｊùｎ＠⑤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伯希和著、耿升译）、《布里雅特蒙古史》（库德里亚夫采夫等著、高文德译）、《清代蒙古的历史和宗教》（若松宽著、马大正等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田山茂著、潘世宪译）、《蒙古及蒙古人》（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沙斯季娜著、北师大外语系译）、《俄国·蒙古·中国》（巴德利著，吴特哲、吴有刚译）、《准噶尔汗国史》（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蒙古史学史》（沙·比拉著、陈弘法译）等。
总之，近20多年来，蒙古史研究资料的基本建设工作成就显著，有目共睹。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丰厚坚实了，自然会促进学科的顺利发展。广大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发表了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这一时期对蒙古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因篇幅所限，实难尽述备举，仅以下面几项研究情况概括言之。
1.综合性、整体性蒙古史专著。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组织研究力量撰写高水平的蒙古民族通史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1980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部分学者在以往基础上重新编写《蒙古族简史》。经过数年努力，该书于1985年出版问世。1986年，《蒙古族通史》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成立课题组，开始了编写工作。1991年，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留金锁等撰著的《蒙古族通史》杀青完稿，正式出版。内蒙古伊克昭盟也计划编写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并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出版项目。现该书第三、四卷业已问世，其余第一、二、五卷也均已完稿，即将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几部通史性专著，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论述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民族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2.西蒙古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中，存在一种偏向失衡的现象，即往往着重东蒙古史，而忽视了西蒙古史的研究。西蒙古主要指卫拉特蒙古诸部，其后裔至今生活于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西部一带。卫拉特蒙古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或厄鲁特。明末清初，主要由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及所附辉特部组成。后准噶尔勃兴，称雄西北，在卫拉特诸部中居于魁首地位，故清代文献中常将卫拉特各部统称为"准噶尔"。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西蒙古的课题日益受到各族专家的重视，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文和专著，这一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1985年出版《准噶尔史略》（杜荣坤等著），1991年出版《瓦剌史》（白翠琴著），1991年出版《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马汝珩、马大正著），1992年出版《卫拉特蒙古简史》（冯锡时、马大正等著），1986年出版《西蒙古史研究》（杜荣坤、白翠琴著）等均为西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体现出此一时期我国西蒙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3.专题史研究。在蒙古史研究中，专题史研究是个十分广阔的领域，存在许多可供填补的空白。此一时期，蒙古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大量问世，主要有：高文德著《蒙古奴隶制度研究》、刘迎胜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达力扎布著《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苏日巴达拉哈著《蒙古族源新考》、罗旺扎布等著《蒙古族古代战争史》、达林太等著《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杜玉亭等著《云南蒙古族简史》、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梁冰著《鄂尔多斯历史管窥》、蔡志纯等著《蒙古族文化》等书。至于有关论文，数量更为可观，不胜枚举。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和撰写一系列蒙古族专题史著作，主要有《蒙古族文化史》、《蒙古族喇嘛教史》、《蒙古族文学通史》、《蒙古族哲学史》、《蒙古族科技史》、《蒙医史》、《蒙古族交通史》、《蒙古族畜牧业经济发展史》、《蒙古族商业发展史》、《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蒙古族美学发展史》等，其中一些已经写出专著或基本脱稿，准备编纂为一套《蒙古族历史丛书》。（注：参见陈献国：《蒙古学研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进展》，《历史的探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历史人物传记。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蒙古族涌现出许多著名历史人物。我国蒙古史学工作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同样取得可喜成绩。这方面论文极多，难以一一胪列。以专著而言，主要有：韩儒林著《成吉思汗》、周良霄著《忽必烈》、朱清泽著《成吉思汗评估：一代天骄》、杨讷著《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萨兆沩著《萨都剌考》、杨绍猷著《俺答汗评传》、包桂芹著《清代蒙古官吏传》、卢明辉等编《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等。评论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再现历史内容的一种形式，通过对著名人物活动的全面评述，来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收"以一斑窥全豹"之效。对蒙古族历史人物的研究论著，正体现出这一特点。
5.近现代蒙古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蒙古史研究者注重范围大多是囿于公元17世纪以前，尤其是蒙元时期，对于清代以降的蒙古民族发展史，则少有问津者。近20多年来，近现代蒙古史研究也开始打破以往沉寂的局面，取得明显的进展。这方面主要成果有：卢明辉著《清代蒙古史》、《德王自治运动始末》；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自治区史》；白拉都格其等编著《内蒙古民族团结史》；内蒙古党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等。
6.民族关系史研究。自198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后，中国民族关系史进入了全面、客观的深入研究阶段，有一批民族关系史专著问世。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卢明辉等著《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杨建新等著《西北民族关系史》、杨学琛著《清代民族关系史》、杜建录著《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等著作中均有关于历史上蒙古与其他民族关系的专门章节。王辅仁等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樊保良著《蒙藏关系史研究》则是专门论述历史上蒙、藏民族之间关系的专著。
7.工具书与方志。此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等工具书中均含有蒙古史的专门辞条。高文德、蔡志纯整理编撰出《蒙古世系》一书，该书包括世系表、注释、人名索引、盟旗索引等内容，为蒙古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地方志是我国具有独特功能的文献典籍，其史料价值很大，一向被称为"一方总览"，其作用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继史之无"。（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近20多年来，
各级政府和各地学术界都很重视修志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已编纂和出版了旗县盟地方志20多部，如《伊克昭盟盟志》、《库伦旗志》、《科尔沁左翼后旗志》、《准格尔旗志》、《鄂托克旗志》、《土默特旗志》、《鄂伦春自治旗志》、《扎兰屯市志》、《科右前旗志》、《突泉县志》、《巴林右旗志》、《武川县志》、《乌拉特后旗志》等。此外，还编纂出版了数十部专业性的地方志，如内蒙古《气象志》、《铁路志》、《土特产志》等。以上这些地方志，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中国蒙古史研究发展迅速，成绩斐然。在新时期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表现出昂扬的进取精神，这是我国蒙古史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
台湾学术界在蒙古史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自50年代以来，台湾蒙元史学界一直以姚从吾教授为首，他长期主持台湾大学辽金元史研究室，专门从事蒙元史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国学术界，姚从吾是较早对《蒙古秘史》进行全面研究的学者，他与札奇斯钦合作的《蒙古秘史译注》，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9-11 期。姚从吾去世后，台湾出版《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中蒙元史方面论文计有：《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立太子》、《忽必烈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蒙古灭金战役之分析》、《说〈元朝秘史〉中的蔑儿干》、《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军事组织、游牧生活、伦常观念和宗教信仰》、《〈黑鞑事略〉中所说窝阔台汗胡丞相事迹考》等。
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的学术成就也足资称述。札氏先后完成了《〈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与《〈蒙古黄金史〉译注》。札氏还著有《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一书共20章，系统论述了历史上的蒙、藏民族关系。札氏认为，蒙古族与藏族自13世纪交往以来，关系异常密切，"这种关系深深影响了两个民族的发展，同时这两者间的关系对于中原的历史，也有深切的影响"。札氏《蒙古史论丛》一书，是其蒙古史论文的合集，主要有：《〈元史〉中几个蒙古语名词的解释》、《从〈蒙古秘史〉和〈黄金史〉看蒙古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说〈元史〉中的"必ｄū＠⑥赤"并兼论元初的中书令》、《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说元代的宣政院》等。札氏所论多有创见，体现了他在蒙古史学上的造诣。
此外，袁国藩、哈勘楚伦、孙克宽、黎东方等台湾学者都发表过有关蒙古史的学术论文，具有一定影响。
台湾学界也十分重视史籍与工具书的出版。1976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将所藏元刊本《元典章》影印后出版，这是目前《元典章》的最佳版本。1979年至1983年，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了《元人传记资料索引》5册。这是目前篇幅最大的一部元人文献索引。
全书所收人物达1700人以上，著录各类典籍达800余种，实用价值颇高，
为台湾学人在蒙元史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
五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在新世纪曙光初现之际，如何发挥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我国蒙古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这是亟需考虑的问题。展望未来，设想诸多，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继续深入系统地发掘、整理、研究、利用蒙古史史料。资料工作仍然是今后蒙古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在这方面，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 ）蒙古史研究者都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更加全面地占有与蒙古史有关的资料，蒙古文文献古籍依然是一方必须精心巡游的胜地。《蒙古秘史》这部重要的蒙古史籍，在诸如成书年代、修撰经过、版本源流，乃至史实考订、语言研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须做进一步深入探讨。有关专家认为，今后应做到的是：综合国内外《蒙古秘史》诸藏本，整理出一部精校本；在此基础上，再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争取出版一部译文准确精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汉译本。《蒙古源流》等蒙文古籍也须如此处理。还有不少蒙古文文献有待整理，如：《本义必用经》、《恒河之流》、《如意宝树》、《黄金数珠》、《蒙古乌巴什洪台吉传记》、《金轮千辐》、《青年之宴》、《听闻记明镜》、《大蒙古地方佛法弘通概史》等。今后对蒙古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应当包括原文校勘、拉丁音写、汉译、注释以及索引、序（跋）等几项内容，做到学术规范化。
（2）域外史料及外国学者重要论著的译介工作有待于继续开展。涉及蒙古史的一些重要史书，如波斯文的《瓦撒夫书》、《完者都史》，阿拉伯文《札兰丁传》，察合台文《突厥世系》（又名《蒙古与鞑靼民族史》）等书，至今尚无汉文译本。《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书也面临着由波斯原文直接译为汉文的任务。只有完成域外史料原版的直接翻译工作，我国的蒙古史研究者才能准确地掌握域外第一手资料，根本改变"以贩卖西方译人，拾人牙慧为满足"（注：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不正常状况。此外，穆勒、伯希和合编的英文《马可波罗书》会校本，伯希和著《马可波罗书注释》，巴托尔德《蒙古侵略时期的突厥斯坦》，施普勒著《金帐汗国史》，波义耳著《蒙古世界帝国》，梁赞诺夫斯基著《蒙古诸部习惯法》等国外经典性蒙古史著作，以及大量的19、20世纪西方旅行日志、考察报告等，也应投入力量陆续译为汉文，力争早日出版。
（3）今后要使蒙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必须善于发掘和利用与蒙古史相关的新资料，尽量扩大史料的利用范围。在这方面，前人的创新性劳绩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并抄出《蒙古秘史》；钱大昕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寅恪从《大藏经》中检出八思巴为真金太子所作《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蔡美彪、方龄贵利用元曲考证了元代汉语中蒙古语的大量渗入等等。许多迹象表明，佛经道藏、诗词碑刻、文集别史、歌谣传说、文书档案、考古遗迹等等都蕴藏着不少可资利用的蒙古史史料，有待于学者们搜集、汇录和研究。同样，丰富的藏文文献和满文文献也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资料宝库，但目前发掘、整理得很不够，尚未被充分利用。
2.加强薄弱环节，开拓新的领域。治学无止境，不断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迈入21世纪的中国蒙古史学，必须高扬开拓、进取的旗帜，这样才不会停滞，迎来新的繁荣和新的发展。
历史学是个综合性科学，蒙古史自然也不例外。广义的蒙古史，包括众多方面的内容。今后，随着史料来源和检索手段的改善，可将蒙古族历史发展之纵侧面进行分类，确立若干专题，开展某一方面的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研究。此外，蒙古族广泛分布于内蒙古、新疆、青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肃、云南等省区以及其他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在蒙古史领域开展区域性研究也很有必要。
由于蒙古史研究本身史料及语言工具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论著大多是实证性论述和微观考证，相对而言，理论性较强的宏观探讨就明显少一些。例如，关于游牧社会的发展规律，我国学术界尚缺乏有力度的理论探讨。幽幽青史，一脉相承，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就宏观而言，涵盖着一个十分广阔而久远的时空范围，古老的游牧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今后，我们应将视野放在历史的纵向沿革、联系及变化中，对先后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我国北方民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将蒙古民族的兴衰衍化置于整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发展史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历史脉络，在探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普遍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更深刻的认知。
3.改进与更新研究方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既需要继承和发扬已有的优良研究方法，同时也必须孜孜不倦地吸收和探索各种有益的新方法。研究方法的改进与更新，亦是提高蒙古史学现有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
原始资料比较分散，且涉及十多种外文和民族语言，这是蒙古史素称难治、长期以来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自二三十年代以来，采用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种名物进行勘同考释，曾经是蒙古史学科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随着史料来源的扩大，将来的研究中还会遇到许多语言上的勘同考订问题，所以历史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仍是蒙古史研究的一项基本方法。近年来国际蒙古史学界有一种趋势，即：在语言工具方面，东、西方学者各有特长的差异正趋于缩小或消失。熟悉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的西方学者正致力于学习汉文、蒙文；擅读汉文的日本学者又努力钻研波斯文、阿拉伯文、蒙文、藏文等文字的史料。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及语言学、文献学等方面知识以开展研究，在国际蒙古史学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返观我国，大多数研究者在语文能力方面还比较欠缺，这显然是我们应当奋起直追的一个目标。作为一名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语言学上没有相当的造诣，不具备直接掌握第一手史料的能力，很难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历史是一面五彩纷呈的多棱镜，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观察和比较，才会得出鞭辟入里的结论。历史比较研究法，是西方历史学颇为流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克服研究历史的狭隘性，将所研究的个别事件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也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异同，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蒙古史研究中同样可以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如比较蒙古族与其他游牧民族历史发展之异同，以期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组织的学科。民族学的调查方法，过去曾被广泛用来研究蒙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大大丰富了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今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工具。例如，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者的"文化圈"理论，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蒙古族游牧文化、汉族农耕文化的各自构造、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思维借鉴。
此外，社会统计学方法、模糊数学等数学方法也可以部分地引入蒙古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事物性质判断中的量化分析手段，从而更确切地认识事物的发展趋势。田野考古方法也应进一步应用于蒙古史研究中，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总之，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蒙古史研究水平，研究视野应力求开阔，研究手段、方法应力求多样化。
4.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由于蒙古史学的世界性特征，使得这门学科的发展繁荣总是与国际学术交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蒙古史研究在西方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欧美各国先后展开了分工细密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法国、瑞典、英国、德国、匈牙利、捷克、芬兰、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俄国等国家都具有蒙古史研究的传统，各自拥有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蒙古史专家。亚洲的日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包括蒙古史在内的东洋史研究，百余年来成绩显著，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蒙古史的一支劲旅。蒙古国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更是倾注了很大的力量。国际蒙古学大会定期在乌兰巴托召开，各国学者研讨包括蒙古史的各种学术问题。蒙古国学者编撰的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据说，当今世界上研究蒙古学（包括蒙古史在内）的国家达80多个，称之为国际显学，绝不为过。
自19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先后从俄、法、德、英等国学术界获得了域外新史料和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国内的蒙古史研究的开展。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也不断扩大与外界交往的渠道，根本改变了以往那种比较闭塞的研究状况。八九十年代在我国曾多次召开国际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中我学者共同切磋，收效很大。通过对外学术交流和学术情报工作的开展，不仅开阔了我国蒙古史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提高了我国蒙古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今后要使我们的蒙古史研究在已有水平的基础上再上新台阶，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决不可孤陋寡闻、视野逼仄，而必须始终注意研究动态，借鉴和吸收各国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与经验。开阔学识眼界，永远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件大事。视野愈宽阔，就愈易认出哪是应当深入钻研的专题。深入钻研专题的人多了，蒙古史研究自将进入新的境界。
【责任编辑】李大龙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觏的左半部右加斗
＠②原字为文下加心
＠③原字为石右加乞
＠④原字为髟下加曼
＠⑤原字为火右加浚的右半部
＠⑥原字为门内加者
本文对20世纪蒙古史的研究进行了评述，认为20世纪的蒙古史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中国成立后，蒙古史研究发展迅速，尤其该领域硕果累累，成绩空前，获得突破性进展。为了使蒙古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今后还要进行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蒙古族人口占世界蒙古族总人口的大多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曾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的足迹。蒙古史研究作为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一脉，有着相当久远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蒙古史研究工作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对中国蒙古史学的发展做一个世纪回顾，是很有必要的。兹就管见所及，率尔操觚，力求勾勒出20世纪蒙古史学发展的大致轨迹，并对中国蒙古史学如何面向21世纪，提出本人的一孔之见。
一
对于元史及蒙古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自清中叶以来，"乾嘉学派"的汉学家以治经方法研究历史，治蒙元史者不乏其人，使之渐成一门显学。邵远平、钱大昕、魏源、曾廉等人或者运用考据方法对《元史》及与蒙元史相关的史籍进行校补考订，或者进行重修《元史》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人忧及外患，着力研究西北史地，也促进了蒙古史学的进展。但此辈学人有一个通病，即他们只能依靠汉文材料而不能充分利用蒙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其研究成果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世纪末，蒙元史的研究视野豁然开阔，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洪钧出使西方了解到西域波斯史料和西方研究著作，眼界闳开，据此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于1897年刊印行世。该书由于大量参考和引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域外史料和研究成果，故而如异军突起般引起国内治蒙元史者的极大重视。史称其"周咨博访，裒然成书，而后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备焉"。且其书"多取材域外，时论称之"。（注：《清史稿》卷181《
洪钧传》。）"自钱氏大昕以至李氏文田，参考ｊｉàｏ＠①注，不出华籍华图，至洪氏钧《元史译文证补》出，始知西域人、泰西人书足补《元史》者不少"。（注：《蒙兀儿史记》凡例。）可见此书为当时的蒙元史研究辟开一条新的蹊径，正是通过它，的学者才知道，国外尚有如此之多的有关蒙元史研究的史料和史著。因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实为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20世纪初的一些史学家，继续沿着洪钧所开创的"证补"之路，利用中西史料进行研究与撰述。其中以柯绍＠②、屠寄最具代表性。柯氏所著《新元史》有诸多疏误疵谬之处，在史料取舍增删上也未尽得宜，因此向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尽管如此，该书将东、西方史料对校互补，博引旁搜，文字简洁，论断明快，故而也不失为一时之名作。屠氏撰著的《蒙兀儿史记》，其学术价值更胜《新元史》一筹。屠寄不仅熟治蒙古史学，且精于西北地理，曾三赴漠北，亲自考察，力补史载之阙。屠寄称其撰著"以不囿于有元一代"，力图详述整个蒙古族的活动史，"取材除旧史外，博采西方史料，……每一字都审订其地时日而下笔，用力极勤，其精神远在柯邵＠②《新元史》之上"。（注：《辞海·历史分册》"屠寄《蒙兀儿史记》"条，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是以该书问世以后，学术界一致认为传世之作，堪称"治蒙兀史之正鹄"。（注：《蒙兀儿史记》孟森序。）
洪钧、柯绍＠②、屠寄等人虽然对蒙古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天看来，他们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编纂方法，沿袭的仍然是修补纪传体正史的传统，未脱"重修元史"的窠臼，而且他们均不谙外文，只能间接利用域外资料，这就难以避免以讹传讹的弊病。
辛亥革命后，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东西方文化交光互影，理性主义风靡全国，反映到学术界，就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许多历史学家在继承清代乾嘉史学"无征不信"治学宗旨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积极促进现代新史学的建立。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就是这个转型时期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基础。王与二陈的研究涉猎到许多方面，在元史和蒙古史方面也写了大量考证论文和史籍校注，他们采取新的研究手段，深入专题，在科学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历史真相，迄今仍不失参考价值。
在民国初年的文史研究领域，自应以王国维为巨擘。王国维承接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受到日本明治时期满蒙史地学的影响，在蒙古史方面颇多建树。《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是王氏治蒙古史的力作，包括《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此外，他还撰写了《鞑靼考》、《辽金时代蒙古考》、《两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等蒙古史论文，研精钩深，令学界倾倒。陈寅恪学贯中西，以其深湛功力对《蒙古源流》一书进行笺证考释，例举蒙文、满文、汉文以及西文史料，推定该书作者的世系、著作时代及内容的观念等，戛戛独造，多有创获，对这方面的研究达到空前的成就。陈垣的元史研究将考证学发挥到极致，同时摆脱了清代朴学的束缚，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为推动现代元史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为蔡元培称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乃陈垣此时期史学的代表作。该书征引博洽，考证缜密严谨，论断精辟中肯，自问世后一直为学术界奉为圭臬。
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志于蒙古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相继负笈海外，向伯希和等欧美东方学家学习审音勘同之学并掌握波斯文等语言工具，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即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和姚从吾。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各以开创性的成就，将我国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新阶段的蒙古史研究有两个特色，一是史料应用范围的扩大，直接利用蒙古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是研究方法的改进，即着重采取史料校勘、史实考订和译名勘同等专业研究方法。这些特色，突出地反映在他们当时发表的论著中。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等；翁独健《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蒙古的名称和渊源》等；姚从吾《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等论著，探赜索隐、论考周详，都是史学、史识皆臻上乘的名山之作。
对域外蒙古史料与论著的译介工作，此一时期也获得显著进展，冯承钧在这方面的成就最大。冯氏一生致力于翻译事业，将大量的西方汉学家的成果介绍到中国，译著达一百多种。他在蒙古史方面翻译了《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还出版了九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其中包括大量沙畹、伯希和等西方史学家撰著的关于蒙古史的论文。总之，冯承钧通过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为蒙古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陈捷、陈清泉将日本学者箭内亘所著《蒙古史研究》译成汉文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兀良哈三卫名称考》、《蒙古色目待遇考》、《鞑靼考》、《元朝怯薛考》、《元代东蒙古考》等22篇论文。当时，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日本蒙古史学者的著作也有汉文译本。
概括来说，在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治学方法上明显改进，出现一些功力深湛的研究家，产生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从而开辟了我国蒙古史研究的良好途径。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蒙古史研究，出版发表的论著也为数不多，而且研究领域尚比较狭窄，学科发展余地还相当广阔。
二
解放前，党就重视蒙古民族问题（其中包括蒙古族历史）的研究工作。1940年4月，
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中共西北工委民族研究室编写了《蒙古民族问题》一书，对蒙古民族族称起源、社会历史发展、近代蒙古的社会矛盾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等，都做了系统的阐述。另外还编了《抗战中的绥远》一书，其中有"绥远蒙古概况"一章，专门论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民族问题。这些研究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根据和重要资料。
中国成立以后，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植。1956年，根据中共指示组成八个省（区）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在统一部署下，当时组成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行了大规模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及时抢救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蒙古族简史》初稿。后来，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据此正式出版了《蒙古族简史》，并且出了蒙文版。
北京、南京、内蒙古等地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陆续建立起蒙古史研究的专门机构，研究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老一辈专家积极发挥作用，为培养新一代蒙古史研究工作者付出了很大心血。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蒙古族本民族的研究专家开始显露头角，后来均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不凡的成就。
从事蒙古史研究的学者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一样蒙古史研究，从而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更有所拓进，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此一时期，研究者对蒙古族族源、社会性质、经济制度与政治军事制度等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进行认真研讨，并对蒙古族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的蒙古史学一度形成研究高潮。众多学术成果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成于此时的研究高潮。
1958年，余元庵著《内蒙古历史概要》出版，这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内蒙古通史，长时间内是治蒙古史学的入门读物。余氏还著有《成吉思汗传》一书，于1955年出版。这是建国后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成吉思汗传记，该书引用了较多的俄文资料，对传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不少新观点。对蒙古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出版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1年，谢再善译《蒙古秘史》出版，该书系根据叶德辉所刻《元朝秘史》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古文，再由蒙古文译为汉文。后来谢再善又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达木丁苏隆编译的《蒙古秘史》（现代蒙古语学术分节本）译成汉文，于1956年出版。1954年，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的墨尔根巴图尔从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阿剌黑·苏勒德地方获得一部削竹写本，书名为《诸汗根源之珍宝史纲》（即《蒙古源流》）。1962年，在纪念《蒙古源流》成书300周年之际，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一抄本。
在50年代，蒙古科学委员会与苏联科学院联合编写了一部多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我国学者翁独健组织并参与了这部大型蒙古史著作的翻译工作，1958年出版了汉文本。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有关蒙古史的碑刻牌铭等文物，做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工作。如：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辽金石刻中的"鞑靼"》，宿白《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会昌碑》，耿鉴庭《扬州城墙里的元代腰牌》等论著，便是这一领域中的嚆矢之作。
1962年，在内蒙古大学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
事实上这是首届全国性的蒙古史研讨会，翁独健、邵循正、马长寿、杨志玖等著名专家皆赴会参与讨论。这一年，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关论文，如：邵循正《成吉思汗的生年问题》、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周良霄《关于成吉思汗》、杨志玖《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刘孝瑜《成吉思汗与蒙古各部的统一》、刘浩然《对"一代天骄"的意见》、杨国宜《一代天骄--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等，对成吉思汗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论和评价。在此前后，学者们也撰文论及其他蒙古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扬州师院历史系古代史组《论忽必烈--为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而作》、苏忠《试论忽必烈》、饶良伦《试论忽必烈的历史功勋》、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等，这些论著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评价。
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与国外同行之间也开展了一些学术交流活动。1959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大会，我国的翁独健、秋浦、额尔敦陶克陶、清格尔泰等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但总的说来，由于五六十年代特定的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制约，中国蒙古史学者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极其有限，所以大多数研究者对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情况是若明若暗，甚至是茫无所知。这种情况，只是近20多年来才得到根本的改观。
虽然建国后在长期"左"的思潮影响下，蒙古史研究也在许多方面存在教条主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不少课题在当时条件下难以持久开展而时断时续，但与20世纪前期相比，毕竟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至60年代前期，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蒙古史学界已初步形成一支堪称精干的研究队伍，涌现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中青年学者，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可以说，一个良好的基础已然奠定。可惜的是，这个局面被"文革"十年动乱破坏殆尽。"文革"期间，除了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完成了校点包括《元史》在内的二十四史外，整个学术研究活动在不正常的环境下无法开展，基本停滞下来。
校点二十四史，是7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的浩大工程。在十年浩劫的风雨漫漶中，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以ｋū＠③ｋū＠③不息的精神完成了这项伟绩。二十四史中的《元史》，是一部包含丰富蒙古史资料的史籍，但由于仓促成书，其中舛误甚多，所以从文献学角度对《元史》进行整理和点校极为重要。1971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邵循正、周清澍、亦邻真等蒙元史专家通力合作，开始了点校《元史》工作。他们以百纳本为底本，校对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44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一方面进行本书互校，
一方面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同时多方汲取前人的考订成果。五年之间，他们发隐抉微，做了大量补苴罅漏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近270 万字《元史》的校点工作，校勘出书中的讹错千余处，使这个标点校勘本成为现有各种版本中的一个最完善的版本。
除《元史》外，《辽史》、《金史》、《宋史》、《明史》及《清史稿》中也载有相当多的蒙古史史料，这次都得到系统的校点整理，各自有了最完善的点校本。《元史》等史书最佳版本的出版，确可称为"嘉惠学林，泽被后世"的一大贡献，为日后蒙古史研究的再度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
十年动乱后，中国蒙古史学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逐渐复苏，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蒙古史研究更是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获得突飞猛进的大发展。20世纪最后的20余年，堪称是中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的黄金时代。
1979年8月，
在呼和浩特市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翁独健担任第一任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的成立，是我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由沉寂趋于繁荣的一大标志。中国蒙古史学会自成立以来组织召开过九届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就蒙古族起源；蒙古各部落游牧社会结构和氏族制解体后，蒙古社会是否经历了奴隶制的发展阶段；蒙古帝国多次进行征服战争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蒙古帝国时期封邑、投下制度和探马赤军；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状况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演变情况；蒙古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对立与融合关系；近代蒙古社会变迁和民族运动的发展；蒙古族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根据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内蒙古历史文物散记》、《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认真的筹备，1985 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会长翁独健在《发刊词》中说："从此，学会有了一个发表论著，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切磋讨论的园地……希望这个刊物，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努力反映我国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促进蒙古史研究的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许多颇具功力的学术论文都发表于《蒙古史研究》，这个刊物为促进学科和人才的成长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翁独健教授生前在多次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都强调：搞好蒙古史研究，首先要加强基本建设，这个基本建设，一个是资料，一个是人才。资料的建设，首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校订和汉译；人才培养上，特别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史学工作者。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蒙古史研究迅速地恢复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的知名专家承担了培养蒙古史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任务。20多年间，新一代蒙古史研究队伍不断成长壮大，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人才。研究队伍的壮大，新生力量的成长，为蒙古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20多年来，我国蒙古史研究者在资料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可观。首先是对蒙文史籍的搜集、整理、利用和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版本学、校勘学、语言学、史实考订等方面都产生许多新成果。我国蒙古族在古代曾使用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元代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后渐废弃。回鹘式蒙古文经过元、明两代的嬗变发展后，至17世纪初形成了两个支派，一支是现今通行于大部分蒙古地区的蒙古文，一支则是仅限于新疆蒙古族地区的托忒文。八思巴文、回鹘式蒙古文以及现在通行的两种文字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书面载体古籍。近20多年来，这些蒙文古籍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整理、开发和利用。
八思巴文和回鹘式蒙古文这两种古代蒙古文字，由照那斯图、道布等专家全面地进行了整理、转写、注释和研究，分别编著成《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编》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二书，出版问世。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最初汉译为《元朝秘史》），起初是用回鹘式蒙古文写的，原书失传，后世所见乃是用汉字拼写蒙古语的本子。《蒙古秘史》的整理与研究，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有人径直称为"秘史学"。我国秘史学研究在此期间取得几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1979年，戈瓦《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出版；1980年，额尔登泰等《蒙古秘史》校勘本、《〈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出版；1987年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出版。这几部研究秘史学的力作问世后，博得海内外学人的高度赞誉。
包括蒙古文和托忒文的近代蒙古文所记载的蒙古古籍数量繁多，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一时期整理出版的蒙古文古籍主要有：戈瓦《新译校注〈蒙古源流〉》；朱风、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乌力吉图校释《大黄册》（蒙文）；金峰校释《金ｍáｎ＠④》（蒙文）；乔吉校注《恒河之流》（蒙文）；珠荣嘎译《阿勒坦汗传》；陈庆英、乌力吉译注《蒙古佛教史》（原名《霍尔却穹》）；苏鲁格译注《蒙古政教史》（原名《宝＠④》）；留金锁校注《水晶鉴》（蒙文）；巴根校注《阿萨拉克齐史》（蒙文）；胡和温都尔校勘《水晶念珠》（蒙文）等。巴岱、金峰、额尔德尼、诺尔布、成崇德等专家致力于西蒙古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陆续刊布了一批经过考订和注释的托忒文文献，如：《咱雅班第达传》、《四卫拉特人的历史》、《四卫拉特史》、《土尔扈特诸汗史》、《和鄂尔勒克史》、《继承成吉思汗朝廷者的历史》、《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汗世系》、《乌纳恩·苏哲克图旧土尔扈特北部王公札萨克台吉等的历史》等。此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译出版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档案集。
汉文蒙古史料的整理汇编，主要有：薄音湖、王雄点校编辑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邢亦尘编《清季蒙古实录》、尼日拉图等校注《理藩院则例》、哲仑·才让编辑《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校辑《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等。
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对国外有关史书与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大批译著发表刊行。史书类如：《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海屯行记》（何高济译）、《中亚蒙兀儿史》（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翻译、王治来校注）等。研究成果类如：《蒙古与教廷》（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蒙古帝国史》（格鲁塞著、龚钺译）、《金帐汗国兴衰史》（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蒙古社会制度史》（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ｊùｎ＠⑤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伯希和著、耿升译）、《布里雅特蒙古史》（库德里亚夫采夫等著、高文德译）、《清代蒙古的历史和宗教》（若松宽著、马大正等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田山茂著、潘世宪译）、《蒙古及蒙古人》（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沙斯季娜著、北师大外语系译）、《俄国·蒙古·中国》（巴德利著，吴特哲、吴有刚译）、《准噶尔汗国史》（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蒙古史学史》（沙·比拉著、陈弘法译）等。
总之，近20多年来，蒙古史研究资料的基本建设工作成就显著，有目共睹。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丰厚坚实了，自然会促进学科的顺利发展。广大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发表了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这一时期对蒙古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方面内容非常丰富，因篇幅所限，实难尽述备举，仅以下面几项研究情况概括言之。
1.综合性、整体性蒙古史专著。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组织研究力量撰写高水平的蒙古民族通史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1980年，在翁独健教授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部分学者在以往基础上重新编写《蒙古族简史》。经过数年努力，该书于1985年出版问世。1986年，《蒙古族通史》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成立课题组，开始了编写工作。1991年，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留金锁等撰著的《蒙古族通史》杀青完稿，正式出版。内蒙古伊克昭盟也计划编写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并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出版项目。现该书第三、四卷业已问世，其余第一、二、五卷也均已完稿，即将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几部通史性专著，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全面论述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民族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2.西蒙古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中，存在一种偏向失衡的现象，即往往着重东蒙古史，而忽视了西蒙古史的研究。西蒙古主要指卫拉特蒙古诸部，其后裔至今生活于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西部一带。卫拉特蒙古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或厄鲁特。明末清初，主要由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及所附辉特部组成。后准噶尔勃兴，称雄西北，在卫拉特诸部中居于魁首地位，故清代文献中常将卫拉特各部统称为"准噶尔"。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西蒙古的课题日益受到各族专家的重视，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文和专著，这一研究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1985年出版《准噶尔史略》（杜荣坤等著），1991年出版《瓦剌史》（白翠琴著），1991年出版《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马汝珩、马大正著），1992年出版《卫拉特蒙古简史》（冯锡时、马大正等著），1986年出版《西蒙古史研究》（杜荣坤、白翠琴著）等均为西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体现出此一时期我国西蒙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3.专题史研究。在蒙古史研究中，专题史研究是个十分广阔的领域，存在许多可供填补的空白。此一时期，蒙古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大量问世，主要有：高文德著《蒙古奴隶制度研究》、刘迎胜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达力扎布著《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苏日巴达拉哈著《蒙古族源新考》、罗旺扎布等著《蒙古族古代战争史》、达林太等著《蒙古民族军事思想史》、杜玉亭等著《云南蒙古族简史》、周清澍主编《内蒙古历史地理》、梁冰著《鄂尔多斯历史管窥》、蔡志纯等著《蒙古族文化》等书。至于有关论文，数量更为可观，不胜枚举。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和撰写一系列蒙古族专题史著作，主要有《蒙古族文化史》、《蒙古族喇嘛教史》、《蒙古族文学通史》、《蒙古族哲学史》、《蒙古族科技史》、《蒙医史》、《蒙古族交通史》、《蒙古族畜牧业经济发展史》、《蒙古族商业发展史》、《蒙古族经济发展史》、《蒙古族美学发展史》等，其中一些已经写出专著或基本脱稿，准备编纂为一套《蒙古族历史丛书》。（注：参见陈献国：《蒙古学研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进展》，《历史的探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历史人物传记。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到近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蒙古族涌现出许多著名历史人物。我国蒙古史学工作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同样取得可喜成绩。这方面论文极多，难以一一胪列。以专著而言，主要有：韩儒林著《成吉思汗》、周良霄著《忽必烈》、朱清泽著《成吉思汗评估：一代天骄》、杨讷著《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萨兆沩著《萨都剌考》、杨绍猷著《俺答汗评传》、包桂芹著《清代蒙古官吏传》、卢明辉等编《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等。评论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再现历史内容的一种形式，通过对著名人物活动的全面评述，来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收"以一斑窥全豹"之效。对蒙古族历史人物的研究论著，正体现出这一特点。
5.近现代蒙古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蒙古史研究者注重范围大多是囿于公元17世纪以前，尤其是蒙元时期，对于清代以降的蒙古民族发展史，则少有问津者。近20多年来，近现代蒙古史研究也开始打破以往沉寂的局面，取得明显的进展。这方面主要成果有：卢明辉著《清代蒙古史》、《德王自治运动始末》；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自治区史》；白拉都格其等编著《内蒙古民族团结史》；内蒙古党史研究所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等。
6.民族关系史研究。自198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后，中国民族关系史进入了全面、客观的深入研究阶段，有一批民族关系史专著问世。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卢明辉等著《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杨建新等著《西北民族关系史》、杨学琛著《清代民族关系史》、杜建录著《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等著作中均有关于历史上蒙古与其他民族关系的专门章节。王辅仁等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略》、樊保良著《蒙藏关系史研究》则是专门论述历史上蒙、藏民族之间关系的专著。
7.工具书与方志。此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等工具书中均含有蒙古史的专门辞条。高文德、蔡志纯整理编撰出《蒙古世系》一书，该书包括世系表、注释、人名索引、盟旗索引等内容，为蒙古史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地方志是我国具有独特功能的文献典籍，其史料价值很大，一向被称为"一方总览"，其作用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继史之无"。（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近20多年来，
各级政府和各地学术界都很重视修志工作，内蒙古自治区已编纂和出版了旗县盟地方志20多部，如《伊克昭盟盟志》、《库伦旗志》、《科尔沁左翼后旗志》、《准格尔旗志》、《鄂托克旗志》、《土默特旗志》、《鄂伦春自治旗志》、《扎兰屯市志》、《科右前旗志》、《突泉县志》、《巴林右旗志》、《武川县志》、《乌拉特后旗志》等。此外，还编纂出版了数十部专业性的地方志，如内蒙古《气象志》、《铁路志》、《土特产志》等。以上这些地方志，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料。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中国蒙古史研究发展迅速，成绩斐然。在新时期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者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表现出昂扬的进取精神，这是我国蒙古史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
台湾学术界在蒙古史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自50年代以来，台湾蒙元史学界一直以姚从吾教授为首，他长期主持台湾大学辽金元史研究室，专门从事蒙元史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国学术界，姚从吾是较早对《蒙古秘史》进行全面研究的学者，他与札奇斯钦合作的《蒙古秘史译注》，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9-11 期。姚从吾去世后，台湾出版《姚从吾先生全集》，其中蒙元史方面论文计有：《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立太子》、《忽必烈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蒙古灭金战役之分析》、《说〈元朝秘史〉中的蔑儿干》、《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军事组织、游牧生活、伦常观念和宗教信仰》、《〈黑鞑事略〉中所说窝阔台汗胡丞相事迹考》等。
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的学术成就也足资称述。札氏先后完成了《〈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与《〈蒙古黄金史〉译注》。札氏还著有《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一书共20章，系统论述了历史上的蒙、藏民族关系。札氏认为，蒙古族与藏族自13世纪交往以来，关系异常密切，"这种关系深深影响了两个民族的发展，同时这两者间的关系对于中原的历史，也有深切的影响"。札氏《蒙古史论丛》一书，是其蒙古史论文的合集，主要有：《〈元史〉中几个蒙古语名词的解释》、《从〈蒙古秘史〉和〈黄金史〉看蒙古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说〈元史〉中的"必ｄū＠⑥赤"并兼论元初的中书令》、《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说元代的宣政院》等。札氏所论多有创见，体现了他在蒙古史学上的造诣。
此外，袁国藩、哈勘楚伦、孙克宽、黎东方等台湾学者都发表过有关蒙古史的学术论文，具有一定影响。
台湾学界也十分重视史籍与工具书的出版。1976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将所藏元刊本《元典章》影印后出版，这是目前《元典章》的最佳版本。1979年至1983年，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了《元人传记资料索引》5册。这是目前篇幅最大的一部元人文献索引。
全书所收人物达1700人以上，著录各类典籍达800余种，实用价值颇高，
为台湾学人在蒙元史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
五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在新世纪曙光初现之际，如何发挥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我国蒙古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这是亟需考虑的问题。展望未来，设想诸多，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继续深入系统地发掘、整理、研究、利用蒙古史史料。资料工作仍然是今后蒙古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在这方面，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 ）蒙古史研究者都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更加全面地占有与蒙古史有关的资料，蒙古文文献古籍依然是一方必须精心巡游的胜地。《蒙古秘史》这部重要的蒙古史籍，在诸如成书年代、修撰经过、版本源流，乃至史实考订、语言研究等方面，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须做进一步深入探讨。有关专家认为，今后应做到的是：综合国内外《蒙古秘史》诸藏本，整理出一部精校本；在此基础上，再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争取出版一部译文准确精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汉译本。《蒙古源流》等蒙文古籍也须如此处理。还有不少蒙古文文献有待整理，如：《本义必用经》、《恒河之流》、《如意宝树》、《黄金数珠》、《蒙古乌巴什洪台吉传记》、《金轮千辐》、《青年之宴》、《听闻记明镜》、《大蒙古地方佛法弘通概史》等。今后对蒙古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应当包括原文校勘、拉丁音写、汉译、注释以及索引、序（跋）等几项内容，做到学术规范化。
（2）域外史料及外国学者重要论著的译介工作有待于继续开展。涉及蒙古史的一些重要史书，如波斯文的《瓦撒夫书》、《完者都史》，阿拉伯文《札兰丁传》，察合台文《突厥世系》（又名《蒙古与鞑靼民族史》）等书，至今尚无汉文译本。《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书也面临着由波斯原文直接译为汉文的任务。只有完成域外史料原版的直接翻译工作，我国的蒙古史研究者才能准确地掌握域外第一手资料，根本改变"以贩卖西方译人，拾人牙慧为满足"（注：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不正常状况。此外，穆勒、伯希和合编的英文《马可波罗书》会校本，伯希和著《马可波罗书注释》，巴托尔德《蒙古侵略时期的突厥斯坦》，施普勒著《金帐汗国史》，波义耳著《蒙古世界帝国》，梁赞诺夫斯基著《蒙古诸部习惯法》等国外经典性蒙古史著作，以及大量的19、20世纪西方旅行日志、考察报告等，也应投入力量陆续译为汉文，力争早日出版。
（3）今后要使蒙古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必须善于发掘和利用与蒙古史相关的新资料，尽量扩大史料的利用范围。在这方面，前人的创新性劳绩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并抄出《蒙古秘史》；钱大昕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寅恪从《大藏经》中检出八思巴为真金太子所作《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蔡美彪、方龄贵利用元曲考证了元代汉语中蒙古语的大量渗入等等。许多迹象表明，佛经道藏、诗词碑刻、文集别史、歌谣传说、文书档案、考古遗迹等等都蕴藏着不少可资利用的蒙古史史料，有待于学者们搜集、汇录和研究。同样，丰富的藏文文献和满文文献也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资料宝库，但目前发掘、整理得很不够，尚未被充分利用。
2.加强薄弱环节，开拓新的领域。治学无止境，不断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迈入21世纪的中国蒙古史学，必须高扬开拓、进取的旗帜，这样才不会停滞，迎来新的繁荣和新的发展。
历史学是个综合性科学，蒙古史自然也不例外。广义的蒙古史，包括众多方面的内容。今后，随着史料来源和检索手段的改善，可将蒙古族历史发展之纵侧面进行分类，确立若干专题，开展某一方面的融会贯通的综合性研究。此外，蒙古族广泛分布于内蒙古、新疆、青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肃、云南等省区以及其他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在蒙古史领域开展区域性研究也很有必要。
由于蒙古史研究本身史料及语言工具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论著大多是实证性论述和微观考证，相对而言，理论性较强的宏观探讨就明显少一些。例如，关于游牧社会的发展规律，我国学术界尚缺乏有力度的理论探讨。幽幽青史，一脉相承，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就宏观而言，涵盖着一个十分广阔而久远的时空范围，古老的游牧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今后，我们应将视野放在历史的纵向沿革、联系及变化中，对先后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我国北方民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将蒙古民族的兴衰衍化置于整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发展史中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历史脉络，在探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普遍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有更深刻的认知。
3.改进与更新研究方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既需要继承和发扬已有的优良研究方法，同时也必须孜孜不倦地吸收和探索各种有益的新方法。研究方法的改进与更新，亦是提高蒙古史学现有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
原始资料比较分散，且涉及十多种外文和民族语言，这是蒙古史素称难治、长期以来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自二三十年代以来，采用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种名物进行勘同考释，曾经是蒙古史学科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随着史料来源的扩大，将来的研究中还会遇到许多语言上的勘同考订问题，所以历史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仍是蒙古史研究的一项基本方法。近年来国际蒙古史学界有一种趋势，即：在语言工具方面，东、西方学者各有特长的差异正趋于缩小或消失。熟悉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的西方学者正致力于学习汉文、蒙文；擅读汉文的日本学者又努力钻研波斯文、阿拉伯文、蒙文、藏文等文字的史料。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及语言学、文献学等方面知识以开展研究，在国际蒙古史学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返观我国，大多数研究者在语文能力方面还比较欠缺，这显然是我们应当奋起直追的一个目标。作为一名蒙古史学工作者，在语言学上没有相当的造诣，不具备直接掌握第一手史料的能力，很难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历史是一面五彩纷呈的多棱镜，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观察和比较，才会得出鞭辟入里的结论。历史比较研究法，是西方历史学颇为流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克服研究历史的狭隘性，将所研究的个别事件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也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异同，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蒙古史研究中同样可以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如比较蒙古族与其他游牧民族历史发展之异同，以期得到更为清晰的认识。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行为、信仰、习惯和社会组织的学科。民族学的调查方法，过去曾被广泛用来研究蒙古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大大丰富了对蒙古族历史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今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工具。例如，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者的"文化圈"理论，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蒙古族游牧文化、汉族农耕文化的各自构造、性质、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思维借鉴。
此外，社会统计学方法、模糊数学等数学方法也可以部分地引入蒙古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事物性质判断中的量化分析手段，从而更确切地认识事物的发展趋势。田野考古方法也应进一步应用于蒙古史研究中，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总之，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蒙古史研究水平，研究视野应力求开阔，研究手段、方法应力求多样化。
4.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由于蒙古史学的世界性特征，使得这门学科的发展繁荣总是与国际学术交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蒙古史研究在西方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欧美各国先后展开了分工细密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法国、瑞典、英国、德国、匈牙利、捷克、芬兰、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俄国等国家都具有蒙古史研究的传统，各自拥有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蒙古史专家。亚洲的日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包括蒙古史在内的东洋史研究，百余年来成绩显著，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蒙古史的一支劲旅。蒙古国对于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更是倾注了很大的力量。国际蒙古学大会定期在乌兰巴托召开，各国学者研讨包括蒙古史的各种学术问题。蒙古国学者编撰的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据说，当今世界上研究蒙古学（包括蒙古史在内）的国家达80多个，称之为国际显学，绝不为过。
自19世纪末以来，我国学者先后从俄、法、德、英等国学术界获得了域外新史料和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国内的蒙古史研究的开展。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的蒙古史研究也不断扩大与外界交往的渠道，根本改变了以往那种比较闭塞的研究状况。八九十年代在我国曾多次召开国际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中我学者共同切磋，收效很大。通过对外学术交流和学术情报工作的开展，不仅开阔了我国蒙古史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提高了我国蒙古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今后要使我们的蒙古史研究在已有水平的基础上再上新台阶，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决不可孤陋寡闻、视野逼仄，而必须始终注意研究动态，借鉴和吸收各国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与经验。开阔学识眼界，永远是摆在学人面前的一件大事。视野愈宽阔，就愈易认出哪是应当深入钻研的专题。深入钻研专题的人多了，蒙古史研究自将进入新的境界。
【责任编辑】李大龙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觏的左半部右加斗
＠②原字为文下加心
＠③原字为石右加乞
＠④原字为髟下加曼
＠⑤原字为火右加浚的右半部
＠⑥原字为门内加者
近三十年来中国对内蒙古近代史研究
晋隆冈
梁卫东 2007．4
摘要：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社会化趋势，内蒙古王公、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和边疆危机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出版了大量书籍和研究成果。就此进行梳理，指出目前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趋势，将会有助于今后的研究。
关键词：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
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蒙古史的研究虽然可以说由来已久，但是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则是建国以后的事。在20世纪50—80年代，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在论文方面，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在专著方面，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是研究内蒙古近代史必不可少的著作；在资料整理方面，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了《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在《锡良遗稿》中的《奏稿》第一册卷四，收录了锡良在任热河都统期间的从光绪28年11月到光绪29年5月奏稿53件，这些奏稿是研究清末新政期间热河地区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仍然是蒙古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近三十年来，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入全面开展时期，主要表现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社会化趋势加强、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大量问世及其内蒙古近代资料的整理出版等三个方面，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总结。
(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社会化趋势加强。近三十年来，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某个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新的研究团体或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团体或机构主要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成立于1982年，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机构。它成立后，发表专著近10部，专业论文近200篇。此外还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研究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于1979年8月在呼和浩特市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蒙古史的学术团体，到2005年止共召开了8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后，将历届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1985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早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创办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另外从1988开始，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其中涉及到内蒙古近代史的有：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团体，但他们对内蒙古近代史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无疑促进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二)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以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些论文的内容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内蒙古王公的研究
内蒙古王公是内蒙古盟旗制度的代表人物，他们依附于清王朝，既是“外藩王公世爵”，又是内蒙古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终清之世，内蒙古地区有数以千计的王公，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位尊权重，声名显赫，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对蒙古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三十年以来，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已经成为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角度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内蒙古王公群体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有，何金山、特木尔巴根纳的《试析清末蒙古王公兴办实业的新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汪炳明的《内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关于民国初年表示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内蒙古盟旗、王公》(《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白拉都格其的《清末蒙古王公图强奏议》(《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华国梁、戴峰的《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卢明辉的《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等。以上这些文章分别考察了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内蒙古王公提出的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思想主张及其活动和辛亥革命后内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此外，佟佳江的《清末民初东北蒙古王公传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利用《清实录》、《清史稿》以及民国建立后历届政府的《政府公报》等，将清末民初内蒙古东三盟(即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一些王公事迹整理成文，便利了对这一时期内蒙古王公的研究。汪炳明的《咸丰朝担任“公职”的几位蒙古王公贵族》(《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3期)介绍了几位担任公职的蒙古王公贵族的事迹，丰富了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的研究。金海的《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了伊克昭盟社会政治变迁，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角。
其次是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贡桑诺尔布。关于贡王的研究成果有：居特固勒、阿云嘎的《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4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国强的《贡桑诺尔布对赤峰地区近代化的贡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第5期)、陈亚洲的《论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周靖程的《贡桑诺尔布民族意识的困惑与沉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2期)、白拉都格其的《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4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6期)等，以上这些论文分别对贡桑诺尔布在内蒙古实行的新政改革、辛亥革命后领导的内蒙古独立以及他的民族意识和生卒年份进行了考察，并对他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除了贡桑诺尔布的研究外，对内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和乌泰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乌力吉套格套的《辛亥革命时期阿穆尔灵圭的政治活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对阿穆尔灵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作了考察，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袁世凯政府政策的制定，对维护蒙古民族的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问题上，以往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语焉不详的问题，汪炳明的《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背景再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认真辨析，认为民国初年乌泰“独立”并未实际得到俄国或外蒙古的武器和兵力援助。薛衔天的《沙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对俄国出自种种原因并未直接支援和参与乌泰“独立”事件进行了考证论述。
2．对清末内蒙古新政的研究
清朝建立之初，在内蒙古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实行盟旗制度。中央虽然在内蒙古派驻将军、都统和办事大臣，但主要还是通过内蒙古王公贵族进行统治。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实行蒙禁政策，尤其是禁止内地的汉人出口开垦蒙荒。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俄国势力不断南下从北向内蒙古渗透，日本的势力从东向西向内蒙古渗透，内蒙古地区的危机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治蒙政策，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所谓新政。对于清末内蒙古的新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邢亦尘为代表，认为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和政治事件，并对二者从施政背景、施政目的、施政方法和性质上加以比较，否定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邢亦尘：《略论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6年第3期)。一是以赵云田和白拉都格其为代表，把移民实边看作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赵云田认为新政除了政治上的筹蒙改制、军事上的编练新军、文化上办学堂，还包括经济上的移民实边(赵云田：《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白拉都格其则认为移民实边是清末新政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清末新政在内蒙古的具体体现(《关于清末对蒙新政同移民实边的关系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其次，关于清末新政中蒙垦和移民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蒙垦与移民政策的评价，认为清末蒙垦实质是对蒙汉人民的一次掠夺。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李玉伟的《略论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李晓霞、呼格吉勒的《清末新政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垦务》(《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二是关于清末蒙垦、移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认为清末大规模蒙垦和移民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引起以后环境的恶化，这充分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时代精神。韩晓莉的《浅析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的人口变迁》(《沧桑》，2001年第3期)、肖瑞玲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和《清末放垦与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于永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土地开发与沙化的历史借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l期)、赵之恒的《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乌兰图雅的《清代科尔沁的垦殖及其环境效应》(《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9年增刊)等都是研究此问题的有关论文。
再次，关于清末新政中筹蒙改制的研究。政治上的筹蒙改制是清政府在内蒙古实行新政的又一个具体体现，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有：赵云田的《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乌云格日勒的《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李细珠的《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等。赵云田通过考察清政府如何在内蒙古地区实施新政、调整统治机制、在内蒙古设立府州县以及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行省的讨论等问题，认为清末的筹蒙改制一方面有利于新政在内蒙古的推行，另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乌云格日勒通过考察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筹划在内蒙古建立行省和内蒙古新的地方建制即设置新的府州县，认为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内蒙古的直接控制，为以后内蒙古地区的特别行政区和行省的设立奠定了基础。李细珠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了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建省的问题，并对这一时期察．哈尔、热河和绥远行省未实现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其原因除了内蒙古王公的抵制外，主要还在于政府财政的困难。
3．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
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也是近代内蒙古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内蒙古地区边疆危机的研究，总起来看主要围绕这样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西方势力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略。如白拉都格其的《阜海与清末民初内蒙古东部政局的变化》(《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通过阜海及其父亲的复杂经历，揭示出了清末民初俄国在内蒙古东部的侵略活动。李国栋的《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揭露了沙俄对蒙古的侵略。此外，石楠的《辛亥革命前沙俄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扩张》(《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考察了辛亥革命前俄国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
第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满蒙政策的研究。满蒙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指导方针，是为其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行动服务的。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的满蒙政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目标。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就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取得的成果有：金海的《从地域概念看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薛子奇、于春梅的《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北方论丛》，2003年第1期)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著作
近三十年来，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均前所未有。既有从民族史角度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也有专门探讨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还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专题性的著作。其中从民族史角度研究的主要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蒙古族简史》(《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蒙古族通史(下)》(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8章约30万字的篇幅，记述了1840—1919年蒙古族的历史，在外国侵略、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和王公上层的“独立”运动等方面的叙述较同类著作翔实具体。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编《蒙古民族通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中篇幅最长，内容最全面，结构最完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全书五卷六册，二百万言，详尽地描述了蒙古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此书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吸收中外蒙古史学界研究成果和广泛地运用汉文的正史、野史、杂史、实录、会要、会典、笔记、碑刻、题记、档案等文献和考古资料及蒙文史料外，还充分利用了国外学者用蒙文、英文、俄文、波斯文、日文、西班牙文等文字撰写的史著、传记、游记、调查报告、考古资料等史料，同时此书的作者还对史料的真伪和价值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和考辨，择善而从，对蒙古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蒙古民族通史》的出版充分反映出上世纪末国内蒙古史学界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学术水平，此书出版后，在蒙古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以上三部著作虽然是关于蒙古族研究的，但内蒙古近代史的探讨也占了比较大的分量。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是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叙述了1840年—1949年期间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在资料的运用、史实的揭示和分析评价方面，均比以前有所突破。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全书共9章，其中近代部分占6章，作者在学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一步拓展，论述更为详细具体。
专题性的著作有：田志和、冯学忠著《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这是一部研究内蒙古东部地区蒙旗独立事件的史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充分运用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较为翔实地叙述了民国初内蒙古东部蒙旗动乱的背景、过程和结局。梁冰著《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内蒙古大学出版的，1991年)探讨了开垦蒙荒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的影响。阎天灵著《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以汉族移民统领全局，将传统的正史、实录、奏议、方志和游记、笔记、报刊等资料相结合，注重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展现了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比较真实的面貌。牛敬忠著《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运用社会史方法，从政治沿革、农垦、人口、社会阶级结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问题等方面，对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此外，内蒙古档案局和档案馆合编的《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收录各方面作者的论文20余篇，除叙述清末以来各盟旗的垦务外，还专门探讨了垦务带来的土地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
(四)关于内蒙古近代史历史资料的整理情况
历史研究必须要依据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一直是中国史学的基础工作。近三十年来随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对内蒙古近代史有关资料整理的工作也日益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整理方面取得成绩最大的是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近三十年来，已经整理出版的汉文档案主要有：
1．《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档案馆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收集了1902年到1911年间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的垦务原始档案1779件。在编排体例上，按历史发展阶段，结合地区特点，将所收编的档案分为25类，其中绥远部分共分18类，第一类，垦务大臣综合类；第二类，垦务大臣行辕机构；第三类，综合开垦类；第四类，西蒙垦务总局综合类；第五类，乌兰察布盟开垦类；第六类，清理土默特地亩；第七类，绥远城八旗牧场开垦；第八类，杀虎口驿站的开垦；第九类，赔教款及赔教地；第十类，经费开支类；第十一类，西路垦务公司；第十二类，抗垦类；第十三类，垦务弹劾案；第十四类，河套水利；第十五类，添厅设治；第十六类，开设学堂及拨留学田；第十七类，军事类；第十八类，其他事项。察哈尔部分共分七类，第一类，综合类；第二类，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口北三厅的开垦；第三类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开垦；第四类，王公马场的开垦；第五类，牧群地的开垦；第六类，东路垦务公司；第七类，抗垦类。《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里收集的各类档案的排列顺序是垦务大臣及朱批在前，其他档案列后，均按成文的时间先后安排。这些档案反映了清末清政府在绥远、察哈尔地区蒙旗土地的开垦、添厅设治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和蒙汉劳动人民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共同生产、生活、建设的情况。《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的出版，对探讨近代内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变迁，特别是土地制度和蒙汉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清季蒙古实录》(邢亦尘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出版，1981年10月)。分为上(从道光元年—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十一年)、中(从同治元年—十三年)、下(从光绪元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三年)三辑，是编者从《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宣统政纪》中摘录道光初年直到清朝覆灭，其间九十余年，有关蒙古民族及其地区的史料汇集而成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宗教以及和北方其它民族、沙俄的关系等，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后，蒙古民族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清政府对蒙政策，为深入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3．《蒙荒案卷》(张文喜等整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这是李澍田主编的大型东北地方史料丛书《长白丛书》第4集的一种，是编者根据辽宁、吉林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整理出版的，收录了清末放垦蒙地时期哲里木盟科右三旗(扎萨克图、图什图业、镇国公)垦务档案近600件。全书分办理扎萨克图蒙荒案卷、办理扎萨克镇国公蒙荒案卷、办理图什图业蒙荒案卷三部分，所收档案的内容涉及以上三旗的政治、经济、历史沿革、建制、放垦、交通、山川、地貌、民俗、文化、设治和人物以及中俄关系、旗县关系、民族关系等，是研究清朝末年哲里木盟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4．《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收录1911年7月—1916年3月俄国有关蒙古问题的训令、电报、密函、会议记录等共360余件，内容涉及到俄国侵略蒙古政策策略的变化及对内外蒙古“独立”、“自治”事件的煽动、支持和控制等。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内蒙古近代史的顺利开展以及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除了对汉文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整理出版外，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蒙文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经整理出版的蒙文资料主要有：金峰主编的《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年)，分行政建制、土地问题、阶级关系、社会经济、诉讼案件、宗教和文化6辑，其中后4辑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从1986—1989年正式出版，收录了从明末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各种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近代的历史档案。在这部档案汇编中，所收档案不只限于呼和浩特地区，还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是研究近代蒙古西部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资料汇编(上)》，是义都合西格等编，1981年由《鄂尔多斯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印出版的又一蒙文历史资料汇编。这部资料汇编的内容涉及反洋教侵略、反对出卖牧场、反对乌审旗扎萨克运动等方面，所收资料从时间上看都是清末民初的，并且以乌审旗为主，是研究伊克昭盟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司法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以上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概况，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把前后这两个时期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和趋势：
第一，以跨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成为内蒙古近代史学家的一种积极尝试。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这种以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的出现以及其运用，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的倡导。从20世纪下半叶起，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主要表现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从70年代后期起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已成为西方史学界尤其是美国史学各流派中颇具声势的一派。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从建国以来，在研究领域方面，学界主要着力于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民起义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关注最多的。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就政治论政治。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历史研究对象单一，研究方法、手段简单，制约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11月26日，《史学理论》编辑部专门请几位史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历史学跨学科研究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在1988年，《史学理论》在第一期的《新春寄语》中提出：“从国际史学发展的状况看，史学的变革必须走跨学科研究之路，才能使史学摆脱题材狭窄、方法陈旧、门类单一的缺陷。史学通过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吸取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大大扩大自身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手段。”[1]在《史学理论》的倡导下，跨学科整合的思潮在我国史学界迅速兴起，从1990年以后，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转变以往的史学研究观念，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出并采用了其他一些学科合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积极探讨和实践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扩展了思维空间，超越了趋于保守和僵化的价值定向和思维定势，为中国历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尽管学者对社会史的理解不同，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理论、方法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试图摆脱传统历史的研究模式，一反过去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做法，倡导眼光向下，注重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单一的倾向，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提倡多学科的交叉互补。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近三十年来致力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开始积极尝试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纵观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比以前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采用了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积极有效地把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比较好的处理了这些学科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如阎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等，都是采用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典范。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我国整个史学的发展走向是相吻合的，它除了丰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手段外，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第二，对相关研究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一种更为严谨的治学风气。毛泽东曾经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2](p415)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缺乏一种争鸣的气氛，大多数学者在论述某一问题时，多自我评说，很少有直接正面的讨论，甚至存在人云亦云的现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现象，与国外学者相比，缺乏一种更严谨的治学风气。对于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必须通过深入开展学术讨论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在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缺陷，如对清末新政与移民实边的关系讨论，就有利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宏观研究所占比重大，缺乏细致入微的微观研究。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多把内蒙古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而没有注意到内蒙古地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地域广大的近代内蒙古来说，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很大，显然这种整体的宏观研究，很难显示出内蒙古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各个旗之间的差异性。这种研究状况，若从近代内蒙古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考虑，可以理解。但是若从近代内蒙古各个组成部分的地域差异考虑，显然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第四，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档案资料整理工作滞后。金海把有关近代蒙古历史档案资料的特点概括为“三多一少”，即数量多、收藏地多、文种多，出版少。[3]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历史档案资料也具有这种特点，从收藏地来看，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不仅收藏在中国，而且也收藏在蒙古、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中。在中国收藏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较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和辽宁档案馆。此外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以及黑龙江、吉林、河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新疆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县的档案馆等都有收藏。从文种上看，除了有大量的汉文的、蒙文的档案外，还有俄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和法文的等。尽管在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对于具有数量多、文种多、收藏地多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档案资料虽然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少，导致了在内蒙古的近代史研究中利用率偏低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内蒙古近代史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以上是作者就近三十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著及其资料的整理情况，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所做的一个粗略总结。由于能力有限，在本文的介绍中难免有遗漏之处，其中有些提法难免失于偏颇，还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史学理论[J]，1988，(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金海．内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作者简介：晋隆冈，河北体育学院社科部主任，副教授(河北
石家庄050041)；梁卫东，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博士研究生。
晋隆冈
梁卫东 2007．4
摘要：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社会化趋势，内蒙古王公、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和边疆危机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出版了大量书籍和研究成果。就此进行梳理，指出目前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趋势，将会有助于今后的研究。
关键词：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
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蒙古史的研究虽然可以说由来已久，但是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则是建国以后的事。在20世纪50—80年代，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在论文方面，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在专著方面，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是研究内蒙古近代史必不可少的著作；在资料整理方面，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了《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在《锡良遗稿》中的《奏稿》第一册卷四，收录了锡良在任热河都统期间的从光绪28年11月到光绪29年5月奏稿53件，这些奏稿是研究清末新政期间热河地区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仍然是蒙古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近三十年来，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入全面开展时期，主要表现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社会化趋势加强、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大量问世及其内蒙古近代资料的整理出版等三个方面，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总结。
(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社会化趋势加强。近三十年来，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某个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新的研究团体或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团体或机构主要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成立于1982年，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机构。它成立后，发表专著近10部，专业论文近200篇。此外还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研究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于1979年8月在呼和浩特市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蒙古史的学术团体，到2005年止共召开了8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后，将历届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1985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早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创办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另外从1988开始，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其中涉及到内蒙古近代史的有：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团体，但他们对内蒙古近代史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无疑促进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二)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以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些论文的内容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内蒙古王公的研究
内蒙古王公是内蒙古盟旗制度的代表人物，他们依附于清王朝，既是“外藩王公世爵”，又是内蒙古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终清之世，内蒙古地区有数以千计的王公，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位尊权重，声名显赫，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对蒙古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三十年以来，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已经成为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角度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内蒙古王公群体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有，何金山、特木尔巴根纳的《试析清末蒙古王公兴办实业的新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汪炳明的《内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关于民国初年表示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内蒙古盟旗、王公》(《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白拉都格其的《清末蒙古王公图强奏议》(《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华国梁、戴峰的《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卢明辉的《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等。以上这些文章分别考察了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内蒙古王公提出的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思想主张及其活动和辛亥革命后内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此外，佟佳江的《清末民初东北蒙古王公传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利用《清实录》、《清史稿》以及民国建立后历届政府的《政府公报》等，将清末民初内蒙古东三盟(即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一些王公事迹整理成文，便利了对这一时期内蒙古王公的研究。汪炳明的《咸丰朝担任“公职”的几位蒙古王公贵族》(《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3期)介绍了几位担任公职的蒙古王公贵族的事迹，丰富了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的研究。金海的《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了伊克昭盟社会政治变迁，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角。
其次是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贡桑诺尔布。关于贡王的研究成果有：居特固勒、阿云嘎的《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4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国强的《贡桑诺尔布对赤峰地区近代化的贡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第5期)、陈亚洲的《论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周靖程的《贡桑诺尔布民族意识的困惑与沉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2期)、白拉都格其的《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4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6期)等，以上这些论文分别对贡桑诺尔布在内蒙古实行的新政改革、辛亥革命后领导的内蒙古独立以及他的民族意识和生卒年份进行了考察，并对他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除了贡桑诺尔布的研究外，对内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和乌泰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乌力吉套格套的《辛亥革命时期阿穆尔灵圭的政治活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对阿穆尔灵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作了考察，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袁世凯政府政策的制定，对维护蒙古民族的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问题上，以往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语焉不详的问题，汪炳明的《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背景再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认真辨析，认为民国初年乌泰“独立”并未实际得到俄国或外蒙古的武器和兵力援助。薛衔天的《沙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对俄国出自种种原因并未直接支援和参与乌泰“独立”事件进行了考证论述。
2．对清末内蒙古新政的研究
清朝建立之初，在内蒙古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实行盟旗制度。中央虽然在内蒙古派驻将军、都统和办事大臣，但主要还是通过内蒙古王公贵族进行统治。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实行蒙禁政策，尤其是禁止内地的汉人出口开垦蒙荒。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俄国势力不断南下从北向内蒙古渗透，日本的势力从东向西向内蒙古渗透，内蒙古地区的危机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治蒙政策，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所谓新政。对于清末内蒙古的新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邢亦尘为代表，认为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和政治事件，并对二者从施政背景、施政目的、施政方法和性质上加以比较，否定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邢亦尘：《略论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6年第3期)。一是以赵云田和白拉都格其为代表，把移民实边看作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赵云田认为新政除了政治上的筹蒙改制、军事上的编练新军、文化上办学堂，还包括经济上的移民实边(赵云田：《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白拉都格其则认为移民实边是清末新政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清末新政在内蒙古的具体体现(《关于清末对蒙新政同移民实边的关系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其次，关于清末新政中蒙垦和移民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蒙垦与移民政策的评价，认为清末蒙垦实质是对蒙汉人民的一次掠夺。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李玉伟的《略论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李晓霞、呼格吉勒的《清末新政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垦务》(《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二是关于清末蒙垦、移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认为清末大规模蒙垦和移民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引起以后环境的恶化，这充分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时代精神。韩晓莉的《浅析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的人口变迁》(《沧桑》，2001年第3期)、肖瑞玲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和《清末放垦与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于永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土地开发与沙化的历史借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l期)、赵之恒的《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乌兰图雅的《清代科尔沁的垦殖及其环境效应》(《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9年增刊)等都是研究此问题的有关论文。
再次，关于清末新政中筹蒙改制的研究。政治上的筹蒙改制是清政府在内蒙古实行新政的又一个具体体现，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有：赵云田的《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乌云格日勒的《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李细珠的《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等。赵云田通过考察清政府如何在内蒙古地区实施新政、调整统治机制、在内蒙古设立府州县以及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行省的讨论等问题，认为清末的筹蒙改制一方面有利于新政在内蒙古的推行，另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乌云格日勒通过考察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筹划在内蒙古建立行省和内蒙古新的地方建制即设置新的府州县，认为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内蒙古的直接控制，为以后内蒙古地区的特别行政区和行省的设立奠定了基础。李细珠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了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建省的问题，并对这一时期察．哈尔、热河和绥远行省未实现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其原因除了内蒙古王公的抵制外，主要还在于政府财政的困难。
3．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
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也是近代内蒙古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内蒙古地区边疆危机的研究，总起来看主要围绕这样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西方势力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略。如白拉都格其的《阜海与清末民初内蒙古东部政局的变化》(《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通过阜海及其父亲的复杂经历，揭示出了清末民初俄国在内蒙古东部的侵略活动。李国栋的《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揭露了沙俄对蒙古的侵略。此外，石楠的《辛亥革命前沙俄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扩张》(《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考察了辛亥革命前俄国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
第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满蒙政策的研究。满蒙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指导方针，是为其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行动服务的。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的满蒙政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目标。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就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取得的成果有：金海的《从地域概念看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薛子奇、于春梅的《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北方论丛》，2003年第1期)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著作
近三十年来，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均前所未有。既有从民族史角度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也有专门探讨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还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专题性的著作。其中从民族史角度研究的主要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蒙古族简史》(《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蒙古族通史(下)》(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8章约30万字的篇幅，记述了1840—1919年蒙古族的历史，在外国侵略、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和王公上层的“独立”运动等方面的叙述较同类著作翔实具体。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编《蒙古民族通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中篇幅最长，内容最全面，结构最完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全书五卷六册，二百万言，详尽地描述了蒙古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此书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吸收中外蒙古史学界研究成果和广泛地运用汉文的正史、野史、杂史、实录、会要、会典、笔记、碑刻、题记、档案等文献和考古资料及蒙文史料外，还充分利用了国外学者用蒙文、英文、俄文、波斯文、日文、西班牙文等文字撰写的史著、传记、游记、调查报告、考古资料等史料，同时此书的作者还对史料的真伪和价值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和考辨，择善而从，对蒙古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蒙古民族通史》的出版充分反映出上世纪末国内蒙古史学界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学术水平，此书出版后，在蒙古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以上三部著作虽然是关于蒙古族研究的，但内蒙古近代史的探讨也占了比较大的分量。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是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叙述了1840年—1949年期间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在资料的运用、史实的揭示和分析评价方面，均比以前有所突破。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全书共9章，其中近代部分占6章，作者在学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一步拓展，论述更为详细具体。
专题性的著作有：田志和、冯学忠著《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这是一部研究内蒙古东部地区蒙旗独立事件的史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充分运用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较为翔实地叙述了民国初内蒙古东部蒙旗动乱的背景、过程和结局。梁冰著《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内蒙古大学出版的，1991年)探讨了开垦蒙荒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的影响。阎天灵著《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以汉族移民统领全局，将传统的正史、实录、奏议、方志和游记、笔记、报刊等资料相结合，注重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展现了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比较真实的面貌。牛敬忠著《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运用社会史方法，从政治沿革、农垦、人口、社会阶级结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问题等方面，对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此外，内蒙古档案局和档案馆合编的《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收录各方面作者的论文20余篇，除叙述清末以来各盟旗的垦务外，还专门探讨了垦务带来的土地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
(四)关于内蒙古近代史历史资料的整理情况
历史研究必须要依据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一直是中国史学的基础工作。近三十年来随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对内蒙古近代史有关资料整理的工作也日益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整理方面取得成绩最大的是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近三十年来，已经整理出版的汉文档案主要有：
1．《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档案馆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收集了1902年到1911年间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的垦务原始档案1779件。在编排体例上，按历史发展阶段，结合地区特点，将所收编的档案分为25类，其中绥远部分共分18类，第一类，垦务大臣综合类；第二类，垦务大臣行辕机构；第三类，综合开垦类；第四类，西蒙垦务总局综合类；第五类，乌兰察布盟开垦类；第六类，清理土默特地亩；第七类，绥远城八旗牧场开垦；第八类，杀虎口驿站的开垦；第九类，赔教款及赔教地；第十类，经费开支类；第十一类，西路垦务公司；第十二类，抗垦类；第十三类，垦务弹劾案；第十四类，河套水利；第十五类，添厅设治；第十六类，开设学堂及拨留学田；第十七类，军事类；第十八类，其他事项。察哈尔部分共分七类，第一类，综合类；第二类，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口北三厅的开垦；第三类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开垦；第四类，王公马场的开垦；第五类，牧群地的开垦；第六类，东路垦务公司；第七类，抗垦类。《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里收集的各类档案的排列顺序是垦务大臣及朱批在前，其他档案列后，均按成文的时间先后安排。这些档案反映了清末清政府在绥远、察哈尔地区蒙旗土地的开垦、添厅设治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和蒙汉劳动人民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共同生产、生活、建设的情况。《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的出版，对探讨近代内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变迁，特别是土地制度和蒙汉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清季蒙古实录》(邢亦尘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出版，1981年10月)。分为上(从道光元年—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十一年)、中(从同治元年—十三年)、下(从光绪元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三年)三辑，是编者从《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宣统政纪》中摘录道光初年直到清朝覆灭，其间九十余年，有关蒙古民族及其地区的史料汇集而成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宗教以及和北方其它民族、沙俄的关系等，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后，蒙古民族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清政府对蒙政策，为深入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3．《蒙荒案卷》(张文喜等整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这是李澍田主编的大型东北地方史料丛书《长白丛书》第4集的一种，是编者根据辽宁、吉林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整理出版的，收录了清末放垦蒙地时期哲里木盟科右三旗(扎萨克图、图什图业、镇国公)垦务档案近600件。全书分办理扎萨克图蒙荒案卷、办理扎萨克镇国公蒙荒案卷、办理图什图业蒙荒案卷三部分，所收档案的内容涉及以上三旗的政治、经济、历史沿革、建制、放垦、交通、山川、地貌、民俗、文化、设治和人物以及中俄关系、旗县关系、民族关系等，是研究清朝末年哲里木盟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4．《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收录1911年7月—1916年3月俄国有关蒙古问题的训令、电报、密函、会议记录等共360余件，内容涉及到俄国侵略蒙古政策策略的变化及对内外蒙古“独立”、“自治”事件的煽动、支持和控制等。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内蒙古近代史的顺利开展以及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除了对汉文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整理出版外，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蒙文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经整理出版的蒙文资料主要有：金峰主编的《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年)，分行政建制、土地问题、阶级关系、社会经济、诉讼案件、宗教和文化6辑，其中后4辑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从1986—1989年正式出版，收录了从明末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各种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近代的历史档案。在这部档案汇编中，所收档案不只限于呼和浩特地区，还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是研究近代蒙古西部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资料汇编(上)》，是义都合西格等编，1981年由《鄂尔多斯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印出版的又一蒙文历史资料汇编。这部资料汇编的内容涉及反洋教侵略、反对出卖牧场、反对乌审旗扎萨克运动等方面，所收资料从时间上看都是清末民初的，并且以乌审旗为主，是研究伊克昭盟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司法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以上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概况，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把前后这两个时期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和趋势：
第一，以跨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成为内蒙古近代史学家的一种积极尝试。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这种以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的出现以及其运用，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的倡导。从20世纪下半叶起，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主要表现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从70年代后期起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已成为西方史学界尤其是美国史学各流派中颇具声势的一派。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从建国以来，在研究领域方面，学界主要着力于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民起义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关注最多的。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就政治论政治。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历史研究对象单一，研究方法、手段简单，制约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11月26日，《史学理论》编辑部专门请几位史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历史学跨学科研究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在1988年，《史学理论》在第一期的《新春寄语》中提出：“从国际史学发展的状况看，史学的变革必须走跨学科研究之路，才能使史学摆脱题材狭窄、方法陈旧、门类单一的缺陷。史学通过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吸取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大大扩大自身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手段。”[1]在《史学理论》的倡导下，跨学科整合的思潮在我国史学界迅速兴起，从1990年以后，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转变以往的史学研究观念，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出并采用了其他一些学科合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积极探讨和实践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扩展了思维空间，超越了趋于保守和僵化的价值定向和思维定势，为中国历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尽管学者对社会史的理解不同，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理论、方法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试图摆脱传统历史的研究模式，一反过去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做法，倡导眼光向下，注重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单一的倾向，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提倡多学科的交叉互补。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近三十年来致力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开始积极尝试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纵观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比以前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采用了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积极有效地把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比较好的处理了这些学科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如阎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等，都是采用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典范。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我国整个史学的发展走向是相吻合的，它除了丰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手段外，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第二，对相关研究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一种更为严谨的治学风气。毛泽东曾经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2](p415)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缺乏一种争鸣的气氛，大多数学者在论述某一问题时，多自我评说，很少有直接正面的讨论，甚至存在人云亦云的现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现象，与国外学者相比，缺乏一种更严谨的治学风气。对于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必须通过深入开展学术讨论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在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缺陷，如对清末新政与移民实边的关系讨论，就有利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宏观研究所占比重大，缺乏细致入微的微观研究。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多把内蒙古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而没有注意到内蒙古地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地域广大的近代内蒙古来说，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很大，显然这种整体的宏观研究，很难显示出内蒙古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各个旗之间的差异性。这种研究状况，若从近代内蒙古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考虑，可以理解。但是若从近代内蒙古各个组成部分的地域差异考虑，显然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第四，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档案资料整理工作滞后。金海把有关近代蒙古历史档案资料的特点概括为“三多一少”，即数量多、收藏地多、文种多，出版少。[3]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历史档案资料也具有这种特点，从收藏地来看，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不仅收藏在中国，而且也收藏在蒙古、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中。在中国收藏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较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和辽宁档案馆。此外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以及黑龙江、吉林、河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新疆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县的档案馆等都有收藏。从文种上看，除了有大量的汉文的、蒙文的档案外，还有俄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和法文的等。尽管在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对于具有数量多、文种多、收藏地多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档案资料虽然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少，导致了在内蒙古的近代史研究中利用率偏低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内蒙古近代史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以上是作者就近三十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著及其资料的整理情况，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所做的一个粗略总结。由于能力有限，在本文的介绍中难免有遗漏之处，其中有些提法难免失于偏颇，还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史学理论[J]，1988，(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晋隆冈
梁卫东 2007．4
摘要：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社会化趋势，内蒙古王公、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和边疆危机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出版了大量书籍和研究成果。就此进行梳理，指出目前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趋势，将会有助于今后的研究。
关键词：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
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蒙古史的研究虽然可以说由来已久，但是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则是建国以后的事。在20世纪50—80年代，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在论文方面，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在专著方面，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是研究内蒙古近代史必不可少的著作；在资料整理方面，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了《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在《锡良遗稿》中的《奏稿》第一册卷四，收录了锡良在任热河都统期间的从光绪28年11月到光绪29年5月奏稿53件，这些奏稿是研究清末新政期间热河地区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仍然是蒙古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近三十年来，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入全面开展时期，主要表现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社会化趋势加强、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大量问世及其内蒙古近代资料的整理出版等三个方面，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总结。
(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社会化趋势加强。近三十年来，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某个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新的研究团体或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团体或机构主要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成立于1982年，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机构。它成立后，发表专著近10部，专业论文近200篇。此外还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研究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于1979年8月在呼和浩特市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蒙古史的学术团体，到2005年止共召开了8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后，将历届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1985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早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创办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另外从1988开始，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其中涉及到内蒙古近代史的有：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团体，但他们对内蒙古近代史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无疑促进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二)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以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些论文的内容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内蒙古王公的研究
内蒙古王公是内蒙古盟旗制度的代表人物，他们依附于清王朝，既是“外藩王公世爵”，又是内蒙古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终清之世，内蒙古地区有数以千计的王公，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位尊权重，声名显赫，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对蒙古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三十年以来，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已经成为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角度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内蒙古王公群体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有，何金山、特木尔巴根纳的《试析清末蒙古王公兴办实业的新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汪炳明的《内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关于民国初年表示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内蒙古盟旗、王公》(《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白拉都格其的《清末蒙古王公图强奏议》(《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华国梁、戴峰的《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卢明辉的《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等。以上这些文章分别考察了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内蒙古王公提出的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思想主张及其活动和辛亥革命后内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此外，佟佳江的《清末民初东北蒙古王公传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利用《清实录》、《清史稿》以及民国建立后历届政府的《政府公报》等，将清末民初内蒙古东三盟(即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一些王公事迹整理成文，便利了对这一时期内蒙古王公的研究。汪炳明的《咸丰朝担任“公职”的几位蒙古王公贵族》(《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3期)介绍了几位担任公职的蒙古王公贵族的事迹，丰富了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的研究。金海的《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了伊克昭盟社会政治变迁，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角。
其次是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贡桑诺尔布。关于贡王的研究成果有：居特固勒、阿云嘎的《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4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国强的《贡桑诺尔布对赤峰地区近代化的贡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第5期)、陈亚洲的《论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周靖程的《贡桑诺尔布民族意识的困惑与沉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2期)、白拉都格其的《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4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6期)等，以上这些论文分别对贡桑诺尔布在内蒙古实行的新政改革、辛亥革命后领导的内蒙古独立以及他的民族意识和生卒年份进行了考察，并对他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除了贡桑诺尔布的研究外，对内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和乌泰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乌力吉套格套的《辛亥革命时期阿穆尔灵圭的政治活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对阿穆尔灵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作了考察，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袁世凯政府政策的制定，对维护蒙古民族的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问题上，以往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语焉不详的问题，汪炳明的《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背景再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认真辨析，认为民国初年乌泰“独立”并未实际得到俄国或外蒙古的武器和兵力援助。薛衔天的《沙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对俄国出自种种原因并未直接支援和参与乌泰“独立”事件进行了考证论述。
2．对清末内蒙古新政的研究
清朝建立之初，在内蒙古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实行盟旗制度。中央虽然在内蒙古派驻将军、都统和办事大臣，但主要还是通过内蒙古王公贵族进行统治。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实行蒙禁政策，尤其是禁止内地的汉人出口开垦蒙荒。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俄国势力不断南下从北向内蒙古渗透，日本的势力从东向西向内蒙古渗透，内蒙古地区的危机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治蒙政策，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所谓新政。对于清末内蒙古的新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邢亦尘为代表，认为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和政治事件，并对二者从施政背景、施政目的、施政方法和性质上加以比较，否定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邢亦尘：《略论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6年第3期)。一是以赵云田和白拉都格其为代表，把移民实边看作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赵云田认为新政除了政治上的筹蒙改制、军事上的编练新军、文化上办学堂，还包括经济上的移民实边(赵云田：《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白拉都格其则认为移民实边是清末新政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清末新政在内蒙古的具体体现(《关于清末对蒙新政同移民实边的关系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其次，关于清末新政中蒙垦和移民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蒙垦与移民政策的评价，认为清末蒙垦实质是对蒙汉人民的一次掠夺。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李玉伟的《略论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李晓霞、呼格吉勒的《清末新政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垦务》(《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二是关于清末蒙垦、移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认为清末大规模蒙垦和移民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引起以后环境的恶化，这充分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时代精神。韩晓莉的《浅析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的人口变迁》(《沧桑》，2001年第3期)、肖瑞玲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和《清末放垦与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于永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土地开发与沙化的历史借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l期)、赵之恒的《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乌兰图雅的《清代科尔沁的垦殖及其环境效应》(《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9年增刊)等都是研究此问题的有关论文。
再次，关于清末新政中筹蒙改制的研究。政治上的筹蒙改制是清政府在内蒙古实行新政的又一个具体体现，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有：赵云田的《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乌云格日勒的《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李细珠的《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等。赵云田通过考察清政府如何在内蒙古地区实施新政、调整统治机制、在内蒙古设立府州县以及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行省的讨论等问题，认为清末的筹蒙改制一方面有利于新政在内蒙古的推行，另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乌云格日勒通过考察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筹划在内蒙古建立行省和内蒙古新的地方建制即设置新的府州县，认为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内蒙古的直接控制，为以后内蒙古地区的特别行政区和行省的设立奠定了基础。李细珠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了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建省的问题，并对这一时期察．哈尔、热河和绥远行省未实现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其原因除了内蒙古王公的抵制外，主要还在于政府财政的困难。
3．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
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也是近代内蒙古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内蒙古地区边疆危机的研究，总起来看主要围绕这样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西方势力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略。如白拉都格其的《阜海与清末民初内蒙古东部政局的变化》(《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通过阜海及其父亲的复杂经历，揭示出了清末民初俄国在内蒙古东部的侵略活动。李国栋的《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揭露了沙俄对蒙古的侵略。此外，石楠的《辛亥革命前沙俄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扩张》(《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考察了辛亥革命前俄国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
第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满蒙政策的研究。满蒙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指导方针，是为其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行动服务的。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的满蒙政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目标。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就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取得的成果有：金海的《从地域概念看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薛子奇、于春梅的《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北方论丛》，2003年第1期)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著作
近三十年来，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均前所未有。既有从民族史角度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也有专门探讨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还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专题性的著作。其中从民族史角度研究的主要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蒙古族简史》(《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蒙古族通史(下)》(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8章约30万字的篇幅，记述了1840—1919年蒙古族的历史，在外国侵略、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和王公上层的“独立”运动等方面的叙述较同类著作翔实具体。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编《蒙古民族通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中篇幅最长，内容最全面，结构最完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全书五卷六册，二百万言，详尽地描述了蒙古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此书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吸收中外蒙古史学界研究成果和广泛地运用汉文的正史、野史、杂史、实录、会要、会典、笔记、碑刻、题记、档案等文献和考古资料及蒙文史料外，还充分利用了国外学者用蒙文、英文、俄文、波斯文、日文、西班牙文等文字撰写的史著、传记、游记、调查报告、考古资料等史料，同时此书的作者还对史料的真伪和价值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和考辨，择善而从，对蒙古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蒙古民族通史》的出版充分反映出上世纪末国内蒙古史学界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学术水平，此书出版后，在蒙古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以上三部著作虽然是关于蒙古族研究的，但内蒙古近代史的探讨也占了比较大的分量。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是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叙述了1840年—1949年期间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在资料的运用、史实的揭示和分析评价方面，均比以前有所突破。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全书共9章，其中近代部分占6章，作者在学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一步拓展，论述更为详细具体。
专题性的著作有：田志和、冯学忠著《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这是一部研究内蒙古东部地区蒙旗独立事件的史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充分运用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较为翔实地叙述了民国初内蒙古东部蒙旗动乱的背景、过程和结局。梁冰著《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内蒙古大学出版的，1991年)探讨了开垦蒙荒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的影响。阎天灵著《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以汉族移民统领全局，将传统的正史、实录、奏议、方志和游记、笔记、报刊等资料相结合，注重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展现了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比较真实的面貌。牛敬忠著《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运用社会史方法，从政治沿革、农垦、人口、社会阶级结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问题等方面，对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此外，内蒙古档案局和档案馆合编的《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收录各方面作者的论文20余篇，除叙述清末以来各盟旗的垦务外，还专门探讨了垦务带来的土地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
(四)关于内蒙古近代史历史资料的整理情况
历史研究必须要依据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一直是中国史学的基础工作。近三十年来随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对内蒙古近代史有关资料整理的工作也日益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整理方面取得成绩最大的是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近三十年来，已经整理出版的汉文档案主要有：
1．《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档案馆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收集了1902年到1911年间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的垦务原始档案1779件。在编排体例上，按历史发展阶段，结合地区特点，将所收编的档案分为25类，其中绥远部分共分18类，第一类，垦务大臣综合类；第二类，垦务大臣行辕机构；第三类，综合开垦类；第四类，西蒙垦务总局综合类；第五类，乌兰察布盟开垦类；第六类，清理土默特地亩；第七类，绥远城八旗牧场开垦；第八类，杀虎口驿站的开垦；第九类，赔教款及赔教地；第十类，经费开支类；第十一类，西路垦务公司；第十二类，抗垦类；第十三类，垦务弹劾案；第十四类，河套水利；第十五类，添厅设治；第十六类，开设学堂及拨留学田；第十七类，军事类；第十八类，其他事项。察哈尔部分共分七类，第一类，综合类；第二类，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口北三厅的开垦；第三类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开垦；第四类，王公马场的开垦；第五类，牧群地的开垦；第六类，东路垦务公司；第七类，抗垦类。《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里收集的各类档案的排列顺序是垦务大臣及朱批在前，其他档案列后，均按成文的时间先后安排。这些档案反映了清末清政府在绥远、察哈尔地区蒙旗土地的开垦、添厅设治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和蒙汉劳动人民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共同生产、生活、建设的情况。《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的出版，对探讨近代内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变迁，特别是土地制度和蒙汉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清季蒙古实录》(邢亦尘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出版，1981年10月)。分为上(从道光元年—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十一年)、中(从同治元年—十三年)、下(从光绪元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三年)三辑，是编者从《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宣统政纪》中摘录道光初年直到清朝覆灭，其间九十余年，有关蒙古民族及其地区的史料汇集而成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宗教以及和北方其它民族、沙俄的关系等，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后，蒙古民族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清政府对蒙政策，为深入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3．《蒙荒案卷》(张文喜等整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这是李澍田主编的大型东北地方史料丛书《长白丛书》第4集的一种，是编者根据辽宁、吉林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整理出版的，收录了清末放垦蒙地时期哲里木盟科右三旗(扎萨克图、图什图业、镇国公)垦务档案近600件。全书分办理扎萨克图蒙荒案卷、办理扎萨克镇国公蒙荒案卷、办理图什图业蒙荒案卷三部分，所收档案的内容涉及以上三旗的政治、经济、历史沿革、建制、放垦、交通、山川、地貌、民俗、文化、设治和人物以及中俄关系、旗县关系、民族关系等，是研究清朝末年哲里木盟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4．《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收录1911年7月—1916年3月俄国有关蒙古问题的训令、电报、密函、会议记录等共360余件，内容涉及到俄国侵略蒙古政策策略的变化及对内外蒙古“独立”、“自治”事件的煽动、支持和控制等。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内蒙古近代史的顺利开展以及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除了对汉文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整理出版外，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蒙文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经整理出版的蒙文资料主要有：金峰主编的《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年)，分行政建制、土地问题、阶级关系、社会经济、诉讼案件、宗教和文化6辑，其中后4辑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从1986—1989年正式出版，收录了从明末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各种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近代的历史档案。在这部档案汇编中，所收档案不只限于呼和浩特地区，还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是研究近代蒙古西部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资料汇编(上)》，是义都合西格等编，1981年由《鄂尔多斯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印出版的又一蒙文历史资料汇编。这部资料汇编的内容涉及反洋教侵略、反对出卖牧场、反对乌审旗扎萨克运动等方面，所收资料从时间上看都是清末民初的，并且以乌审旗为主，是研究伊克昭盟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司法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以上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概况，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把前后这两个时期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和趋势：
第一，以跨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成为内蒙古近代史学家的一种积极尝试。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这种以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的出现以及其运用，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的倡导。从20世纪下半叶起，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主要表现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从70年代后期起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已成为西方史学界尤其是美国史学各流派中颇具声势的一派。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从建国以来，在研究领域方面，学界主要着力于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民起义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关注最多的。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就政治论政治。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历史研究对象单一，研究方法、手段简单，制约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11月26日，《史学理论》编辑部专门请几位史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历史学跨学科研究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在1988年，《史学理论》在第一期的《新春寄语》中提出：“从国际史学发展的状况看，史学的变革必须走跨学科研究之路，才能使史学摆脱题材狭窄、方法陈旧、门类单一的缺陷。史学通过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吸取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大大扩大自身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手段。”[1]在《史学理论》的倡导下，跨学科整合的思潮在我国史学界迅速兴起，从1990年以后，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转变以往的史学研究观念，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出并采用了其他一些学科合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积极探讨和实践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扩展了思维空间，超越了趋于保守和僵化的价值定向和思维定势，为中国历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尽管学者对社会史的理解不同，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理论、方法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试图摆脱传统历史的研究模式，一反过去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做法，倡导眼光向下，注重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单一的倾向，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提倡多学科的交叉互补。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近三十年来致力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开始积极尝试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纵观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比以前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采用了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积极有效地把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比较好的处理了这些学科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如阎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等，都是采用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典范。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我国整个史学的发展走向是相吻合的，它除了丰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手段外，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第二，对相关研究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一种更为严谨的治学风气。毛泽东曾经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2](p415)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缺乏一种争鸣的气氛，大多数学者在论述某一问题时，多自我评说，很少有直接正面的讨论，甚至存在人云亦云的现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现象，与国外学者相比，缺乏一种更严谨的治学风气。对于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必须通过深入开展学术讨论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在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缺陷，如对清末新政与移民实边的关系讨论，就有利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宏观研究所占比重大，缺乏细致入微的微观研究。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多把内蒙古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而没有注意到内蒙古地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地域广大的近代内蒙古来说，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很大，显然这种整体的宏观研究，很难显示出内蒙古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各个旗之间的差异性。这种研究状况，若从近代内蒙古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考虑，可以理解。但是若从近代内蒙古各个组成部分的地域差异考虑，显然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第四，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档案资料整理工作滞后。金海把有关近代蒙古历史档案资料的特点概括为“三多一少”，即数量多、收藏地多、文种多，出版少。[3]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历史档案资料也具有这种特点，从收藏地来看，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不仅收藏在中国，而且也收藏在蒙古、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中。在中国收藏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较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和辽宁档案馆。此外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以及黑龙江、吉林、河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新疆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县的档案馆等都有收藏。从文种上看，除了有大量的汉文的、蒙文的档案外，还有俄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和法文的等。尽管在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对于具有数量多、文种多、收藏地多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档案资料虽然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少，导致了在内蒙古的近代史研究中利用率偏低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内蒙古近代史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以上是作者就近三十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著及其资料的整理情况，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所做的一个粗略总结。由于能力有限，在本文的介绍中难免有遗漏之处，其中有些提法难免失于偏颇，还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史学理论[J]，1988，(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金海．内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作者简介：晋隆冈，河北体育学院社科部主任，副教授(河北
石家庄050041)；梁卫东，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博士研究生。
[3]金海．内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作者简介：晋隆冈，河北体育学院社科部主任，副教授(河北
石家庄050041)；梁卫东，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博士研究生。
梁卫东 2007．4
摘要：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社会化趋势，内蒙古王公、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和边疆危机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出版了大量书籍和研究成果。就此进行梳理，指出目前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趋势，将会有助于今后的研究。
关键词：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
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蒙古史的研究虽然可以说由来已久，但是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则是建国以后的事。在20世纪50—80年代，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在论文方面，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在专著方面，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是研究内蒙古近代史必不可少的著作；在资料整理方面，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了《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在《锡良遗稿》中的《奏稿》第一册卷四，收录了锡良在任热河都统期间的从光绪28年11月到光绪29年5月奏稿53件，这些奏稿是研究清末新政期间热河地区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仍然是蒙古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近三十年来，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入全面开展时期，主要表现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社会化趋势加强、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大量问世及其内蒙古近代资料的整理出版等三个方面，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总结。
(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社会化趋势加强。近三十年来，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某个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新的研究团体或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团体或机构主要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成立于1982年，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机构。它成立后，发表专著近10部，专业论文近200篇。此外还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研究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于1979年8月在呼和浩特市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蒙古史的学术团体，到2005年止共召开了8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后，将历届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1985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早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创办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另外从1988开始，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其中涉及到内蒙古近代史的有：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团体，但他们对内蒙古近代史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无疑促进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二)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以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些论文的内容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内蒙古王公的研究
内蒙古王公是内蒙古盟旗制度的代表人物，他们依附于清王朝，既是“外藩王公世爵”，又是内蒙古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终清之世，内蒙古地区有数以千计的王公，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位尊权重，声名显赫，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对蒙古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三十年以来，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已经成为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角度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内蒙古王公群体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有，何金山、特木尔巴根纳的《试析清末蒙古王公兴办实业的新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汪炳明的《内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关于民国初年表示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内蒙古盟旗、王公》(《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白拉都格其的《清末蒙古王公图强奏议》(《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华国梁、戴峰的《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卢明辉的《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等。以上这些文章分别考察了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内蒙古王公提出的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思想主张及其活动和辛亥革命后内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此外，佟佳江的《清末民初东北蒙古王公传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利用《清实录》、《清史稿》以及民国建立后历届政府的《政府公报》等，将清末民初内蒙古东三盟(即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一些王公事迹整理成文，便利了对这一时期内蒙古王公的研究。汪炳明的《咸丰朝担任“公职”的几位蒙古王公贵族》(《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3期)介绍了几位担任公职的蒙古王公贵族的事迹，丰富了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的研究。金海的《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了伊克昭盟社会政治变迁，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角。
其次是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贡桑诺尔布。关于贡王的研究成果有：居特固勒、阿云嘎的《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4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国强的《贡桑诺尔布对赤峰地区近代化的贡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第5期)、陈亚洲的《论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周靖程的《贡桑诺尔布民族意识的困惑与沉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2期)、白拉都格其的《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4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6期)等，以上这些论文分别对贡桑诺尔布在内蒙古实行的新政改革、辛亥革命后领导的内蒙古独立以及他的民族意识和生卒年份进行了考察，并对他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除了贡桑诺尔布的研究外，对内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和乌泰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乌力吉套格套的《辛亥革命时期阿穆尔灵圭的政治活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对阿穆尔灵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作了考察，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袁世凯政府政策的制定，对维护蒙古民族的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问题上，以往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语焉不详的问题，汪炳明的《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背景再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认真辨析，认为民国初年乌泰“独立”并未实际得到俄国或外蒙古的武器和兵力援助。薛衔天的《沙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对俄国出自种种原因并未直接支援和参与乌泰“独立”事件进行了考证论述。
2．对清末内蒙古新政的研究
清朝建立之初，在内蒙古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实行盟旗制度。中央虽然在内蒙古派驻将军、都统和办事大臣，但主要还是通过内蒙古王公贵族进行统治。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实行蒙禁政策，尤其是禁止内地的汉人出口开垦蒙荒。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俄国势力不断南下从北向内蒙古渗透，日本的势力从东向西向内蒙古渗透，内蒙古地区的危机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治蒙政策，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所谓新政。对于清末内蒙古的新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邢亦尘为代表，认为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和政治事件，并对二者从施政背景、施政目的、施政方法和性质上加以比较，否定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邢亦尘：《略论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6年第3期)。一是以赵云田和白拉都格其为代表，把移民实边看作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赵云田认为新政除了政治上的筹蒙改制、军事上的编练新军、文化上办学堂，还包括经济上的移民实边(赵云田：《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白拉都格其则认为移民实边是清末新政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清末新政在内蒙古的具体体现(《关于清末对蒙新政同移民实边的关系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其次，关于清末新政中蒙垦和移民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蒙垦与移民政策的评价，认为清末蒙垦实质是对蒙汉人民的一次掠夺。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李玉伟的《略论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李晓霞、呼格吉勒的《清末新政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垦务》(《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二是关于清末蒙垦、移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认为清末大规模蒙垦和移民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引起以后环境的恶化，这充分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时代精神。韩晓莉的《浅析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的人口变迁》(《沧桑》，2001年第3期)、肖瑞玲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和《清末放垦与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于永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土地开发与沙化的历史借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l期)、赵之恒的《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乌兰图雅的《清代科尔沁的垦殖及其环境效应》(《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9年增刊)等都是研究此问题的有关论文。
再次，关于清末新政中筹蒙改制的研究。政治上的筹蒙改制是清政府在内蒙古实行新政的又一个具体体现，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有：赵云田的《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乌云格日勒的《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李细珠的《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等。赵云田通过考察清政府如何在内蒙古地区实施新政、调整统治机制、在内蒙古设立府州县以及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行省的讨论等问题，认为清末的筹蒙改制一方面有利于新政在内蒙古的推行，另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乌云格日勒通过考察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筹划在内蒙古建立行省和内蒙古新的地方建制即设置新的府州县，认为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内蒙古的直接控制，为以后内蒙古地区的特别行政区和行省的设立奠定了基础。李细珠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了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建省的问题，并对这一时期察．哈尔、热河和绥远行省未实现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其原因除了内蒙古王公的抵制外，主要还在于政府财政的困难。
3．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
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也是近代内蒙古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内蒙古地区边疆危机的研究，总起来看主要围绕这样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西方势力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略。如白拉都格其的《阜海与清末民初内蒙古东部政局的变化》(《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通过阜海及其父亲的复杂经历，揭示出了清末民初俄国在内蒙古东部的侵略活动。李国栋的《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揭露了沙俄对蒙古的侵略。此外，石楠的《辛亥革命前沙俄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扩张》(《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考察了辛亥革命前俄国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
第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满蒙政策的研究。满蒙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指导方针，是为其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行动服务的。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的满蒙政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目标。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就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取得的成果有：金海的《从地域概念看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薛子奇、于春梅的《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北方论丛》，2003年第1期)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著作
近三十年来，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均前所未有。既有从民族史角度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也有专门探讨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还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专题性的著作。其中从民族史角度研究的主要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蒙古族简史》(《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蒙古族通史(下)》(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8章约30万字的篇幅，记述了1840—1919年蒙古族的历史，在外国侵略、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和王公上层的“独立”运动等方面的叙述较同类著作翔实具体。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编《蒙古民族通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中篇幅最长，内容最全面，结构最完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全书五卷六册，二百万言，详尽地描述了蒙古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此书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吸收中外蒙古史学界研究成果和广泛地运用汉文的正史、野史、杂史、实录、会要、会典、笔记、碑刻、题记、档案等文献和考古资料及蒙文史料外，还充分利用了国外学者用蒙文、英文、俄文、波斯文、日文、西班牙文等文字撰写的史著、传记、游记、调查报告、考古资料等史料，同时此书的作者还对史料的真伪和价值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和考辨，择善而从，对蒙古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蒙古民族通史》的出版充分反映出上世纪末国内蒙古史学界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学术水平，此书出版后，在蒙古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以上三部著作虽然是关于蒙古族研究的，但内蒙古近代史的探讨也占了比较大的分量。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是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叙述了1840年—1949年期间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在资料的运用、史实的揭示和分析评价方面，均比以前有所突破。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全书共9章，其中近代部分占6章，作者在学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一步拓展，论述更为详细具体。
专题性的著作有：田志和、冯学忠著《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这是一部研究内蒙古东部地区蒙旗独立事件的史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充分运用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较为翔实地叙述了民国初内蒙古东部蒙旗动乱的背景、过程和结局。梁冰著《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内蒙古大学出版的，1991年)探讨了开垦蒙荒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的影响。阎天灵著《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以汉族移民统领全局，将传统的正史、实录、奏议、方志和游记、笔记、报刊等资料相结合，注重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展现了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比较真实的面貌。牛敬忠著《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运用社会史方法，从政治沿革、农垦、人口、社会阶级结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问题等方面，对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此外，内蒙古档案局和档案馆合编的《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收录各方面作者的论文20余篇，除叙述清末以来各盟旗的垦务外，还专门探讨了垦务带来的土地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
(四)关于内蒙古近代史历史资料的整理情况
历史研究必须要依据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一直是中国史学的基础工作。近三十年来随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对内蒙古近代史有关资料整理的工作也日益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整理方面取得成绩最大的是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近三十年来，已经整理出版的汉文档案主要有：
1．《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档案馆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收集了1902年到1911年间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的垦务原始档案1779件。在编排体例上，按历史发展阶段，结合地区特点，将所收编的档案分为25类，其中绥远部分共分18类，第一类，垦务大臣综合类；第二类，垦务大臣行辕机构；第三类，综合开垦类；第四类，西蒙垦务总局综合类；第五类，乌兰察布盟开垦类；第六类，清理土默特地亩；第七类，绥远城八旗牧场开垦；第八类，杀虎口驿站的开垦；第九类，赔教款及赔教地；第十类，经费开支类；第十一类，西路垦务公司；第十二类，抗垦类；第十三类，垦务弹劾案；第十四类，河套水利；第十五类，添厅设治；第十六类，开设学堂及拨留学田；第十七类，军事类；第十八类，其他事项。察哈尔部分共分七类，第一类，综合类；第二类，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口北三厅的开垦；第三类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开垦；第四类，王公马场的开垦；第五类，牧群地的开垦；第六类，东路垦务公司；第七类，抗垦类。《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里收集的各类档案的排列顺序是垦务大臣及朱批在前，其他档案列后，均按成文的时间先后安排。这些档案反映了清末清政府在绥远、察哈尔地区蒙旗土地的开垦、添厅设治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和蒙汉劳动人民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共同生产、生活、建设的情况。《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的出版，对探讨近代内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变迁，特别是土地制度和蒙汉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清季蒙古实录》(邢亦尘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出版，1981年10月)。分为上(从道光元年—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十一年)、中(从同治元年—十三年)、下(从光绪元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三年)三辑，是编者从《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宣统政纪》中摘录道光初年直到清朝覆灭，其间九十余年，有关蒙古民族及其地区的史料汇集而成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宗教以及和北方其它民族、沙俄的关系等，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后，蒙古民族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清政府对蒙政策，为深入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3．《蒙荒案卷》(张文喜等整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这是李澍田主编的大型东北地方史料丛书《长白丛书》第4集的一种，是编者根据辽宁、吉林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整理出版的，收录了清末放垦蒙地时期哲里木盟科右三旗(扎萨克图、图什图业、镇国公)垦务档案近600件。全书分办理扎萨克图蒙荒案卷、办理扎萨克镇国公蒙荒案卷、办理图什图业蒙荒案卷三部分，所收档案的内容涉及以上三旗的政治、经济、历史沿革、建制、放垦、交通、山川、地貌、民俗、文化、设治和人物以及中俄关系、旗县关系、民族关系等，是研究清朝末年哲里木盟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4．《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收录1911年7月—1916年3月俄国有关蒙古问题的训令、电报、密函、会议记录等共360余件，内容涉及到俄国侵略蒙古政策策略的变化及对内外蒙古“独立”、“自治”事件的煽动、支持和控制等。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内蒙古近代史的顺利开展以及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除了对汉文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整理出版外，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蒙文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经整理出版的蒙文资料主要有：金峰主编的《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年)，分行政建制、土地问题、阶级关系、社会经济、诉讼案件、宗教和文化6辑，其中后4辑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从1986—1989年正式出版，收录了从明末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各种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近代的历史档案。在这部档案汇编中，所收档案不只限于呼和浩特地区，还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是研究近代蒙古西部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资料汇编(上)》，是义都合西格等编，1981年由《鄂尔多斯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印出版的又一蒙文历史资料汇编。这部资料汇编的内容涉及反洋教侵略、反对出卖牧场、反对乌审旗扎萨克运动等方面，所收资料从时间上看都是清末民初的，并且以乌审旗为主，是研究伊克昭盟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司法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以上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概况，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把前后这两个时期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和趋势：
第一，以跨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成为内蒙古近代史学家的一种积极尝试。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这种以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的出现以及其运用，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的倡导。从20世纪下半叶起，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主要表现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从70年代后期起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已成为西方史学界尤其是美国史学各流派中颇具声势的一派。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从建国以来，在研究领域方面，学界主要着力于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民起义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关注最多的。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就政治论政治。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历史研究对象单一，研究方法、手段简单，制约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11月26日，《史学理论》编辑部专门请几位史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历史学跨学科研究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在1988年，《史学理论》在第一期的《新春寄语》中提出：“从国际史学发展的状况看，史学的变革必须走跨学科研究之路，才能使史学摆脱题材狭窄、方法陈旧、门类单一的缺陷。史学通过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吸取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大大扩大自身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手段。”[1]在《史学理论》的倡导下，跨学科整合的思潮在我国史学界迅速兴起，从1990年以后，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转变以往的史学研究观念，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出并采用了其他一些学科合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积极探讨和实践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扩展了思维空间，超越了趋于保守和僵化的价值定向和思维定势，为中国历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尽管学者对社会史的理解不同，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理论、方法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试图摆脱传统历史的研究模式，一反过去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做法，倡导眼光向下，注重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单一的倾向，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提倡多学科的交叉互补。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近三十年来致力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开始积极尝试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纵观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比以前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采用了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积极有效地把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比较好的处理了这些学科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如阎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等，都是采用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典范。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我国整个史学的发展走向是相吻合的，它除了丰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手段外，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第二，对相关研究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一种更为严谨的治学风气。毛泽东曾经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2](p415)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缺乏一种争鸣的气氛，大多数学者在论述某一问题时，多自我评说，很少有直接正面的讨论，甚至存在人云亦云的现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现象，与国外学者相比，缺乏一种更严谨的治学风气。对于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必须通过深入开展学术讨论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在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缺陷，如对清末新政与移民实边的关系讨论，就有利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宏观研究所占比重大，缺乏细致入微的微观研究。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多把内蒙古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而没有注意到内蒙古地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地域广大的近代内蒙古来说，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很大，显然这种整体的宏观研究，很难显示出内蒙古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各个旗之间的差异性。这种研究状况，若从近代内蒙古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考虑，可以理解。但是若从近代内蒙古各个组成部分的地域差异考虑，显然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第四，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档案资料整理工作滞后。金海把有关近代蒙古历史档案资料的特点概括为“三多一少”，即数量多、收藏地多、文种多，出版少。[3]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历史档案资料也具有这种特点，从收藏地来看，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不仅收藏在中国，而且也收藏在蒙古、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中。在中国收藏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较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和辽宁档案馆。此外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以及黑龙江、吉林、河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新疆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县的档案馆等都有收藏。从文种上看，除了有大量的汉文的、蒙文的档案外，还有俄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和法文的等。尽管在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对于具有数量多、文种多、收藏地多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档案资料虽然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少，导致了在内蒙古的近代史研究中利用率偏低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内蒙古近代史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以上是作者就近三十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著及其资料的整理情况，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所做的一个粗略总结。由于能力有限，在本文的介绍中难免有遗漏之处，其中有些提法难免失于偏颇，还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史学理论[J]，1988，(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金海．内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作者简介：晋隆冈，河北体育学院社科部主任，副教授(河北
石家庄050041)；梁卫东，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博士研究生。
晋隆冈
梁卫东 2007．4
摘要：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社会化趋势，内蒙古王公、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和边疆危机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出版了大量书籍和研究成果。就此进行梳理，指出目前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趋势，将会有助于今后的研究。
关键词：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
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蒙古史的研究虽然可以说由来已久，但是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则是建国以后的事。在20世纪50—80年代，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在论文方面，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在专著方面，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是研究内蒙古近代史必不可少的著作；在资料整理方面，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了《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在《锡良遗稿》中的《奏稿》第一册卷四，收录了锡良在任热河都统期间的从光绪28年11月到光绪29年5月奏稿53件，这些奏稿是研究清末新政期间热河地区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仍然是蒙古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近三十年来，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入全面开展时期，主要表现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社会化趋势加强、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大量问世及其内蒙古近代资料的整理出版等三个方面，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总结。
(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社会化趋势加强。近三十年来，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某个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新的研究团体或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团体或机构主要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成立于1982年，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机构。它成立后，发表专著近10部，专业论文近200篇。此外还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研究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于1979年8月在呼和浩特市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蒙古史的学术团体，到2005年止共召开了8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后，将历届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1985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早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创办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另外从1988开始，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其中涉及到内蒙古近代史的有：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团体，但他们对内蒙古近代史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无疑促进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二)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以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些论文的内容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内蒙古王公的研究
内蒙古王公是内蒙古盟旗制度的代表人物，他们依附于清王朝，既是“外藩王公世爵”，又是内蒙古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终清之世，内蒙古地区有数以千计的王公，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位尊权重，声名显赫，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对蒙古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三十年以来，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已经成为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角度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内蒙古王公群体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有，何金山、特木尔巴根纳的《试析清末蒙古王公兴办实业的新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汪炳明的《内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关于民国初年表示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内蒙古盟旗、王公》(《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白拉都格其的《清末蒙古王公图强奏议》(《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华国梁、戴峰的《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卢明辉的《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等。以上这些文章分别考察了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内蒙古王公提出的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思想主张及其活动和辛亥革命后内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此外，佟佳江的《清末民初东北蒙古王公传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利用《清实录》、《清史稿》以及民国建立后历届政府的《政府公报》等，将清末民初内蒙古东三盟(即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一些王公事迹整理成文，便利了对这一时期内蒙古王公的研究。汪炳明的《咸丰朝担任“公职”的几位蒙古王公贵族》(《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3期)介绍了几位担任公职的蒙古王公贵族的事迹，丰富了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的研究。金海的《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了伊克昭盟社会政治变迁，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角。
其次是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贡桑诺尔布。关于贡王的研究成果有：居特固勒、阿云嘎的《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4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国强的《贡桑诺尔布对赤峰地区近代化的贡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第5期)、陈亚洲的《论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周靖程的《贡桑诺尔布民族意识的困惑与沉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2期)、白拉都格其的《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4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6期)等，以上这些论文分别对贡桑诺尔布在内蒙古实行的新政改革、辛亥革命后领导的内蒙古独立以及他的民族意识和生卒年份进行了考察，并对他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除了贡桑诺尔布的研究外，对内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和乌泰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乌力吉套格套的《辛亥革命时期阿穆尔灵圭的政治活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对阿穆尔灵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作了考察，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袁世凯政府政策的制定，对维护蒙古民族的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问题上，以往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语焉不详的问题，汪炳明的《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背景再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认真辨析，认为民国初年乌泰“独立”并未实际得到俄国或外蒙古的武器和兵力援助。薛衔天的《沙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对俄国出自种种原因并未直接支援和参与乌泰“独立”事件进行了考证论述。
2．对清末内蒙古新政的研究
清朝建立之初，在内蒙古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实行盟旗制度。中央虽然在内蒙古派驻将军、都统和办事大臣，但主要还是通过内蒙古王公贵族进行统治。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实行蒙禁政策，尤其是禁止内地的汉人出口开垦蒙荒。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俄国势力不断南下从北向内蒙古渗透，日本的势力从东向西向内蒙古渗透，内蒙古地区的危机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治蒙政策，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所谓新政。对于清末内蒙古的新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邢亦尘为代表，认为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和政治事件，并对二者从施政背景、施政目的、施政方法和性质上加以比较，否定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邢亦尘：《略论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6年第3期)。一是以赵云田和白拉都格其为代表，把移民实边看作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赵云田认为新政除了政治上的筹蒙改制、军事上的编练新军、文化上办学堂，还包括经济上的移民实边(赵云田：《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白拉都格其则认为移民实边是清末新政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清末新政在内蒙古的具体体现(《关于清末对蒙新政同移民实边的关系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其次，关于清末新政中蒙垦和移民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蒙垦与移民政策的评价，认为清末蒙垦实质是对蒙汉人民的一次掠夺。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李玉伟的《略论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李晓霞、呼格吉勒的《清末新政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垦务》(《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二是关于清末蒙垦、移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认为清末大规模蒙垦和移民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引起以后环境的恶化，这充分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时代精神。韩晓莉的《浅析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的人口变迁》(《沧桑》，2001年第3期)、肖瑞玲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和《清末放垦与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于永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土地开发与沙化的历史借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l期)、赵之恒的《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乌兰图雅的《清代科尔沁的垦殖及其环境效应》(《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9年增刊)等都是研究此问题的有关论文。
再次，关于清末新政中筹蒙改制的研究。政治上的筹蒙改制是清政府在内蒙古实行新政的又一个具体体现，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有：赵云田的《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乌云格日勒的《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李细珠的《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等。赵云田通过考察清政府如何在内蒙古地区实施新政、调整统治机制、在内蒙古设立府州县以及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行省的讨论等问题，认为清末的筹蒙改制一方面有利于新政在内蒙古的推行，另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乌云格日勒通过考察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筹划在内蒙古建立行省和内蒙古新的地方建制即设置新的府州县，认为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内蒙古的直接控制，为以后内蒙古地区的特别行政区和行省的设立奠定了基础。李细珠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了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建省的问题，并对这一时期察．哈尔、热河和绥远行省未实现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其原因除了内蒙古王公的抵制外，主要还在于政府财政的困难。
3．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
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也是近代内蒙古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内蒙古地区边疆危机的研究，总起来看主要围绕这样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西方势力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略。如白拉都格其的《阜海与清末民初内蒙古东部政局的变化》(《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通过阜海及其父亲的复杂经历，揭示出了清末民初俄国在内蒙古东部的侵略活动。李国栋的《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揭露了沙俄对蒙古的侵略。此外，石楠的《辛亥革命前沙俄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扩张》(《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考察了辛亥革命前俄国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
第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满蒙政策的研究。满蒙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指导方针，是为其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行动服务的。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的满蒙政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目标。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就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取得的成果有：金海的《从地域概念看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薛子奇、于春梅的《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北方论丛》，2003年第1期)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著作
近三十年来，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均前所未有。既有从民族史角度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也有专门探讨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还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专题性的著作。其中从民族史角度研究的主要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蒙古族简史》(《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蒙古族通史(下)》(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8章约30万字的篇幅，记述了1840—1919年蒙古族的历史，在外国侵略、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和王公上层的“独立”运动等方面的叙述较同类著作翔实具体。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编《蒙古民族通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中篇幅最长，内容最全面，结构最完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全书五卷六册，二百万言，详尽地描述了蒙古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此书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吸收中外蒙古史学界研究成果和广泛地运用汉文的正史、野史、杂史、实录、会要、会典、笔记、碑刻、题记、档案等文献和考古资料及蒙文史料外，还充分利用了国外学者用蒙文、英文、俄文、波斯文、日文、西班牙文等文字撰写的史著、传记、游记、调查报告、考古资料等史料，同时此书的作者还对史料的真伪和价值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和考辨，择善而从，对蒙古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蒙古民族通史》的出版充分反映出上世纪末国内蒙古史学界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学术水平，此书出版后，在蒙古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以上三部著作虽然是关于蒙古族研究的，但内蒙古近代史的探讨也占了比较大的分量。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是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叙述了1840年—1949年期间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在资料的运用、史实的揭示和分析评价方面，均比以前有所突破。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全书共9章，其中近代部分占6章，作者在学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一步拓展，论述更为详细具体。
专题性的著作有：田志和、冯学忠著《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这是一部研究内蒙古东部地区蒙旗独立事件的史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充分运用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较为翔实地叙述了民国初内蒙古东部蒙旗动乱的背景、过程和结局。梁冰著《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内蒙古大学出版的，1991年)探讨了开垦蒙荒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的影响。阎天灵著《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以汉族移民统领全局，将传统的正史、实录、奏议、方志和游记、笔记、报刊等资料相结合，注重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展现了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比较真实的面貌。牛敬忠著《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运用社会史方法，从政治沿革、农垦、人口、社会阶级结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问题等方面，对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此外，内蒙古档案局和档案馆合编的《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收录各方面作者的论文20余篇，除叙述清末以来各盟旗的垦务外，还专门探讨了垦务带来的土地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
(四)关于内蒙古近代史历史资料的整理情况
历史研究必须要依据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一直是中国史学的基础工作。近三十年来随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对内蒙古近代史有关资料整理的工作也日益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整理方面取得成绩最大的是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近三十年来，已经整理出版的汉文档案主要有：
1．《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档案馆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收集了1902年到1911年间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的垦务原始档案1779件。在编排体例上，按历史发展阶段，结合地区特点，将所收编的档案分为25类，其中绥远部分共分18类，第一类，垦务大臣综合类；第二类，垦务大臣行辕机构；第三类，综合开垦类；第四类，西蒙垦务总局综合类；第五类，乌兰察布盟开垦类；第六类，清理土默特地亩；第七类，绥远城八旗牧场开垦；第八类，杀虎口驿站的开垦；第九类，赔教款及赔教地；第十类，经费开支类；第十一类，西路垦务公司；第十二类，抗垦类；第十三类，垦务弹劾案；第十四类，河套水利；第十五类，添厅设治；第十六类，开设学堂及拨留学田；第十七类，军事类；第十八类，其他事项。察哈尔部分共分七类，第一类，综合类；第二类，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口北三厅的开垦；第三类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开垦；第四类，王公马场的开垦；第五类，牧群地的开垦；第六类，东路垦务公司；第七类，抗垦类。《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里收集的各类档案的排列顺序是垦务大臣及朱批在前，其他档案列后，均按成文的时间先后安排。这些档案反映了清末清政府在绥远、察哈尔地区蒙旗土地的开垦、添厅设治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和蒙汉劳动人民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共同生产、生活、建设的情况。《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的出版，对探讨近代内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变迁，特别是土地制度和蒙汉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清季蒙古实录》(邢亦尘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出版，1981年10月)。分为上(从道光元年—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十一年)、中(从同治元年—十三年)、下(从光绪元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三年)三辑，是编者从《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宣统政纪》中摘录道光初年直到清朝覆灭，其间九十余年，有关蒙古民族及其地区的史料汇集而成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宗教以及和北方其它民族、沙俄的关系等，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后，蒙古民族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清政府对蒙政策，为深入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3．《蒙荒案卷》(张文喜等整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这是李澍田主编的大型东北地方史料丛书《长白丛书》第4集的一种，是编者根据辽宁、吉林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整理出版的，收录了清末放垦蒙地时期哲里木盟科右三旗(扎萨克图、图什图业、镇国公)垦务档案近600件。全书分办理扎萨克图蒙荒案卷、办理扎萨克镇国公蒙荒案卷、办理图什图业蒙荒案卷三部分，所收档案的内容涉及以上三旗的政治、经济、历史沿革、建制、放垦、交通、山川、地貌、民俗、文化、设治和人物以及中俄关系、旗县关系、民族关系等，是研究清朝末年哲里木盟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4．《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收录1911年7月—1916年3月俄国有关蒙古问题的训令、电报、密函、会议记录等共360余件，内容涉及到俄国侵略蒙古政策策略的变化及对内外蒙古“独立”、“自治”事件的煽动、支持和控制等。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内蒙古近代史的顺利开展以及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除了对汉文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整理出版外，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蒙文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经整理出版的蒙文资料主要有：金峰主编的《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年)，分行政建制、土地问题、阶级关系、社会经济、诉讼案件、宗教和文化6辑，其中后4辑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从1986—1989年正式出版，收录了从明末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各种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近代的历史档案。在这部档案汇编中，所收档案不只限于呼和浩特地区，还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是研究近代蒙古西部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资料汇编(上)》，是义都合西格等编，1981年由《鄂尔多斯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印出版的又一蒙文历史资料汇编。这部资料汇编的内容涉及反洋教侵略、反对出卖牧场、反对乌审旗扎萨克运动等方面，所收资料从时间上看都是清末民初的，并且以乌审旗为主，是研究伊克昭盟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司法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以上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概况，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把前后这两个时期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和趋势：
第一，以跨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成为内蒙古近代史学家的一种积极尝试。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这种以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的出现以及其运用，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的倡导。从20世纪下半叶起，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主要表现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从70年代后期起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已成为西方史学界尤其是美国史学各流派中颇具声势的一派。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从建国以来，在研究领域方面，学界主要着力于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民起义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关注最多的。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就政治论政治。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历史研究对象单一，研究方法、手段简单，制约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11月26日，《史学理论》编辑部专门请几位史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历史学跨学科研究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在1988年，《史学理论》在第一期的《新春寄语》中提出：“从国际史学发展的状况看，史学的变革必须走跨学科研究之路，才能使史学摆脱题材狭窄、方法陈旧、门类单一的缺陷。史学通过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吸取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大大扩大自身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手段。”[1]在《史学理论》的倡导下，跨学科整合的思潮在我国史学界迅速兴起，从1990年以后，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转变以往的史学研究观念，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出并采用了其他一些学科合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积极探讨和实践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扩展了思维空间，超越了趋于保守和僵化的价值定向和思维定势，为中国历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尽管学者对社会史的理解不同，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理论、方法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试图摆脱传统历史的研究模式，一反过去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做法，倡导眼光向下，注重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单一的倾向，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提倡多学科的交叉互补。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近三十年来致力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开始积极尝试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纵观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比以前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采用了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积极有效地把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比较好的处理了这些学科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如阎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等，都是采用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典范。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我国整个史学的发展走向是相吻合的，它除了丰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手段外，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第二，对相关研究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一种更为严谨的治学风气。毛泽东曾经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2](p415)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缺乏一种争鸣的气氛，大多数学者在论述某一问题时，多自我评说，很少有直接正面的讨论，甚至存在人云亦云的现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现象，与国外学者相比，缺乏一种更严谨的治学风气。对于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必须通过深入开展学术讨论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在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缺陷，如对清末新政与移民实边的关系讨论，就有利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宏观研究所占比重大，缺乏细致入微的微观研究。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多把内蒙古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而没有注意到内蒙古地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地域广大的近代内蒙古来说，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很大，显然这种整体的宏观研究，很难显示出内蒙古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各个旗之间的差异性。这种研究状况，若从近代内蒙古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考虑，可以理解。但是若从近代内蒙古各个组成部分的地域差异考虑，显然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第四，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档案资料整理工作滞后。金海把有关近代蒙古历史档案资料的特点概括为“三多一少”，即数量多、收藏地多、文种多，出版少。[3]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历史档案资料也具有这种特点，从收藏地来看，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不仅收藏在中国，而且也收藏在蒙古、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中。在中国收藏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较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和辽宁档案馆。此外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以及黑龙江、吉林、河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新疆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县的档案馆等都有收藏。从文种上看，除了有大量的汉文的、蒙文的档案外，还有俄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和法文的等。尽管在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对于具有数量多、文种多、收藏地多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档案资料虽然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少，导致了在内蒙古的近代史研究中利用率偏低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内蒙古近代史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以上是作者就近三十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著及其资料的整理情况，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所做的一个粗略总结。由于能力有限，在本文的介绍中难免有遗漏之处，其中有些提法难免失于偏颇，还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史学理论[J]，1988，(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晋隆冈
梁卫东 2007．4
摘要：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社会化趋势，内蒙古王公、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和边疆危机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出版了大量书籍和研究成果。就此进行梳理，指出目前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趋势，将会有助于今后的研究。
关键词：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
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蒙古史的研究虽然可以说由来已久，但是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则是建国以后的事。在20世纪50—80年代，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在论文方面，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在专著方面，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是研究内蒙古近代史必不可少的著作；在资料整理方面，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了《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在《锡良遗稿》中的《奏稿》第一册卷四，收录了锡良在任热河都统期间的从光绪28年11月到光绪29年5月奏稿53件，这些奏稿是研究清末新政期间热河地区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仍然是蒙古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近三十年来，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入全面开展时期，主要表现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社会化趋势加强、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大量问世及其内蒙古近代资料的整理出版等三个方面，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总结。
(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社会化趋势加强。近三十年来，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某个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新的研究团体或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团体或机构主要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成立于1982年，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机构。它成立后，发表专著近10部，专业论文近200篇。此外还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研究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于1979年8月在呼和浩特市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蒙古史的学术团体，到2005年止共召开了8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后，将历届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1985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早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创办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另外从1988开始，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其中涉及到内蒙古近代史的有：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团体，但他们对内蒙古近代史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无疑促进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二)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以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些论文的内容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内蒙古王公的研究
内蒙古王公是内蒙古盟旗制度的代表人物，他们依附于清王朝，既是“外藩王公世爵”，又是内蒙古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终清之世，内蒙古地区有数以千计的王公，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位尊权重，声名显赫，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对蒙古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三十年以来，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已经成为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角度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内蒙古王公群体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有，何金山、特木尔巴根纳的《试析清末蒙古王公兴办实业的新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汪炳明的《内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关于民国初年表示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内蒙古盟旗、王公》(《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白拉都格其的《清末蒙古王公图强奏议》(《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华国梁、戴峰的《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卢明辉的《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等。以上这些文章分别考察了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内蒙古王公提出的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思想主张及其活动和辛亥革命后内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此外，佟佳江的《清末民初东北蒙古王公传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利用《清实录》、《清史稿》以及民国建立后历届政府的《政府公报》等，将清末民初内蒙古东三盟(即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一些王公事迹整理成文，便利了对这一时期内蒙古王公的研究。汪炳明的《咸丰朝担任“公职”的几位蒙古王公贵族》(《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3期)介绍了几位担任公职的蒙古王公贵族的事迹，丰富了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的研究。金海的《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了伊克昭盟社会政治变迁，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角。
其次是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贡桑诺尔布。关于贡王的研究成果有：居特固勒、阿云嘎的《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4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国强的《贡桑诺尔布对赤峰地区近代化的贡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第5期)、陈亚洲的《论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周靖程的《贡桑诺尔布民族意识的困惑与沉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2期)、白拉都格其的《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4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6期)等，以上这些论文分别对贡桑诺尔布在内蒙古实行的新政改革、辛亥革命后领导的内蒙古独立以及他的民族意识和生卒年份进行了考察，并对他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除了贡桑诺尔布的研究外，对内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和乌泰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乌力吉套格套的《辛亥革命时期阿穆尔灵圭的政治活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对阿穆尔灵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作了考察，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袁世凯政府政策的制定，对维护蒙古民族的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问题上，以往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语焉不详的问题，汪炳明的《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背景再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认真辨析，认为民国初年乌泰“独立”并未实际得到俄国或外蒙古的武器和兵力援助。薛衔天的《沙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对俄国出自种种原因并未直接支援和参与乌泰“独立”事件进行了考证论述。
2．对清末内蒙古新政的研究
清朝建立之初，在内蒙古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实行盟旗制度。中央虽然在内蒙古派驻将军、都统和办事大臣，但主要还是通过内蒙古王公贵族进行统治。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实行蒙禁政策，尤其是禁止内地的汉人出口开垦蒙荒。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俄国势力不断南下从北向内蒙古渗透，日本的势力从东向西向内蒙古渗透，内蒙古地区的危机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治蒙政策，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所谓新政。对于清末内蒙古的新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邢亦尘为代表，认为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和政治事件，并对二者从施政背景、施政目的、施政方法和性质上加以比较，否定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邢亦尘：《略论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6年第3期)。一是以赵云田和白拉都格其为代表，把移民实边看作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赵云田认为新政除了政治上的筹蒙改制、军事上的编练新军、文化上办学堂，还包括经济上的移民实边(赵云田：《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白拉都格其则认为移民实边是清末新政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清末新政在内蒙古的具体体现(《关于清末对蒙新政同移民实边的关系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其次，关于清末新政中蒙垦和移民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蒙垦与移民政策的评价，认为清末蒙垦实质是对蒙汉人民的一次掠夺。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李玉伟的《略论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李晓霞、呼格吉勒的《清末新政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垦务》(《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二是关于清末蒙垦、移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认为清末大规模蒙垦和移民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引起以后环境的恶化，这充分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时代精神。韩晓莉的《浅析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的人口变迁》(《沧桑》，2001年第3期)、肖瑞玲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和《清末放垦与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于永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土地开发与沙化的历史借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l期)、赵之恒的《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乌兰图雅的《清代科尔沁的垦殖及其环境效应》(《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9年增刊)等都是研究此问题的有关论文。
再次，关于清末新政中筹蒙改制的研究。政治上的筹蒙改制是清政府在内蒙古实行新政的又一个具体体现，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有：赵云田的《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乌云格日勒的《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李细珠的《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等。赵云田通过考察清政府如何在内蒙古地区实施新政、调整统治机制、在内蒙古设立府州县以及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行省的讨论等问题，认为清末的筹蒙改制一方面有利于新政在内蒙古的推行，另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乌云格日勒通过考察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筹划在内蒙古建立行省和内蒙古新的地方建制即设置新的府州县，认为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内蒙古的直接控制，为以后内蒙古地区的特别行政区和行省的设立奠定了基础。李细珠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了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建省的问题，并对这一时期察．哈尔、热河和绥远行省未实现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其原因除了内蒙古王公的抵制外，主要还在于政府财政的困难。
3．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
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也是近代内蒙古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内蒙古地区边疆危机的研究，总起来看主要围绕这样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西方势力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略。如白拉都格其的《阜海与清末民初内蒙古东部政局的变化》(《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通过阜海及其父亲的复杂经历，揭示出了清末民初俄国在内蒙古东部的侵略活动。李国栋的《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揭露了沙俄对蒙古的侵略。此外，石楠的《辛亥革命前沙俄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扩张》(《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考察了辛亥革命前俄国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
第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满蒙政策的研究。满蒙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指导方针，是为其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行动服务的。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的满蒙政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目标。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就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取得的成果有：金海的《从地域概念看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薛子奇、于春梅的《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北方论丛》，2003年第1期)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著作
近三十年来，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均前所未有。既有从民族史角度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也有专门探讨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还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专题性的著作。其中从民族史角度研究的主要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蒙古族简史》(《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蒙古族通史(下)》(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8章约30万字的篇幅，记述了1840—1919年蒙古族的历史，在外国侵略、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和王公上层的“独立”运动等方面的叙述较同类著作翔实具体。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编《蒙古民族通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中篇幅最长，内容最全面，结构最完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全书五卷六册，二百万言，详尽地描述了蒙古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此书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吸收中外蒙古史学界研究成果和广泛地运用汉文的正史、野史、杂史、实录、会要、会典、笔记、碑刻、题记、档案等文献和考古资料及蒙文史料外，还充分利用了国外学者用蒙文、英文、俄文、波斯文、日文、西班牙文等文字撰写的史著、传记、游记、调查报告、考古资料等史料，同时此书的作者还对史料的真伪和价值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和考辨，择善而从，对蒙古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蒙古民族通史》的出版充分反映出上世纪末国内蒙古史学界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学术水平，此书出版后，在蒙古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以上三部著作虽然是关于蒙古族研究的，但内蒙古近代史的探讨也占了比较大的分量。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是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叙述了1840年—1949年期间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在资料的运用、史实的揭示和分析评价方面，均比以前有所突破。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全书共9章，其中近代部分占6章，作者在学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一步拓展，论述更为详细具体。
专题性的著作有：田志和、冯学忠著《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这是一部研究内蒙古东部地区蒙旗独立事件的史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充分运用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较为翔实地叙述了民国初内蒙古东部蒙旗动乱的背景、过程和结局。梁冰著《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内蒙古大学出版的，1991年)探讨了开垦蒙荒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的影响。阎天灵著《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以汉族移民统领全局，将传统的正史、实录、奏议、方志和游记、笔记、报刊等资料相结合，注重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展现了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比较真实的面貌。牛敬忠著《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运用社会史方法，从政治沿革、农垦、人口、社会阶级结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问题等方面，对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此外，内蒙古档案局和档案馆合编的《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收录各方面作者的论文20余篇，除叙述清末以来各盟旗的垦务外，还专门探讨了垦务带来的土地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
(四)关于内蒙古近代史历史资料的整理情况
历史研究必须要依据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一直是中国史学的基础工作。近三十年来随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对内蒙古近代史有关资料整理的工作也日益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整理方面取得成绩最大的是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近三十年来，已经整理出版的汉文档案主要有：
1．《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档案馆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收集了1902年到1911年间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的垦务原始档案1779件。在编排体例上，按历史发展阶段，结合地区特点，将所收编的档案分为25类，其中绥远部分共分18类，第一类，垦务大臣综合类；第二类，垦务大臣行辕机构；第三类，综合开垦类；第四类，西蒙垦务总局综合类；第五类，乌兰察布盟开垦类；第六类，清理土默特地亩；第七类，绥远城八旗牧场开垦；第八类，杀虎口驿站的开垦；第九类，赔教款及赔教地；第十类，经费开支类；第十一类，西路垦务公司；第十二类，抗垦类；第十三类，垦务弹劾案；第十四类，河套水利；第十五类，添厅设治；第十六类，开设学堂及拨留学田；第十七类，军事类；第十八类，其他事项。察哈尔部分共分七类，第一类，综合类；第二类，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口北三厅的开垦；第三类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开垦；第四类，王公马场的开垦；第五类，牧群地的开垦；第六类，东路垦务公司；第七类，抗垦类。《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里收集的各类档案的排列顺序是垦务大臣及朱批在前，其他档案列后，均按成文的时间先后安排。这些档案反映了清末清政府在绥远、察哈尔地区蒙旗土地的开垦、添厅设治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和蒙汉劳动人民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共同生产、生活、建设的情况。《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的出版，对探讨近代内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变迁，特别是土地制度和蒙汉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清季蒙古实录》(邢亦尘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出版，1981年10月)。分为上(从道光元年—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十一年)、中(从同治元年—十三年)、下(从光绪元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三年)三辑，是编者从《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宣统政纪》中摘录道光初年直到清朝覆灭，其间九十余年，有关蒙古民族及其地区的史料汇集而成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宗教以及和北方其它民族、沙俄的关系等，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后，蒙古民族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清政府对蒙政策，为深入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3．《蒙荒案卷》(张文喜等整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这是李澍田主编的大型东北地方史料丛书《长白丛书》第4集的一种，是编者根据辽宁、吉林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整理出版的，收录了清末放垦蒙地时期哲里木盟科右三旗(扎萨克图、图什图业、镇国公)垦务档案近600件。全书分办理扎萨克图蒙荒案卷、办理扎萨克镇国公蒙荒案卷、办理图什图业蒙荒案卷三部分，所收档案的内容涉及以上三旗的政治、经济、历史沿革、建制、放垦、交通、山川、地貌、民俗、文化、设治和人物以及中俄关系、旗县关系、民族关系等，是研究清朝末年哲里木盟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4．《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收录1911年7月—1916年3月俄国有关蒙古问题的训令、电报、密函、会议记录等共360余件，内容涉及到俄国侵略蒙古政策策略的变化及对内外蒙古“独立”、“自治”事件的煽动、支持和控制等。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内蒙古近代史的顺利开展以及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除了对汉文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整理出版外，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蒙文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经整理出版的蒙文资料主要有：金峰主编的《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年)，分行政建制、土地问题、阶级关系、社会经济、诉讼案件、宗教和文化6辑，其中后4辑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从1986—1989年正式出版，收录了从明末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各种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近代的历史档案。在这部档案汇编中，所收档案不只限于呼和浩特地区，还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是研究近代蒙古西部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资料汇编(上)》，是义都合西格等编，1981年由《鄂尔多斯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印出版的又一蒙文历史资料汇编。这部资料汇编的内容涉及反洋教侵略、反对出卖牧场、反对乌审旗扎萨克运动等方面，所收资料从时间上看都是清末民初的，并且以乌审旗为主，是研究伊克昭盟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司法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以上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概况，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把前后这两个时期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和趋势：
第一，以跨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成为内蒙古近代史学家的一种积极尝试。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这种以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的出现以及其运用，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的倡导。从20世纪下半叶起，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主要表现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从70年代后期起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已成为西方史学界尤其是美国史学各流派中颇具声势的一派。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从建国以来，在研究领域方面，学界主要着力于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民起义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关注最多的。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就政治论政治。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历史研究对象单一，研究方法、手段简单，制约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11月26日，《史学理论》编辑部专门请几位史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历史学跨学科研究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在1988年，《史学理论》在第一期的《新春寄语》中提出：“从国际史学发展的状况看，史学的变革必须走跨学科研究之路，才能使史学摆脱题材狭窄、方法陈旧、门类单一的缺陷。史学通过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吸取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大大扩大自身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手段。”[1]在《史学理论》的倡导下，跨学科整合的思潮在我国史学界迅速兴起，从1990年以后，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转变以往的史学研究观念，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出并采用了其他一些学科合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积极探讨和实践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扩展了思维空间，超越了趋于保守和僵化的价值定向和思维定势，为中国历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尽管学者对社会史的理解不同，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理论、方法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试图摆脱传统历史的研究模式，一反过去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做法，倡导眼光向下，注重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单一的倾向，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提倡多学科的交叉互补。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近三十年来致力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开始积极尝试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纵观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比以前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采用了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积极有效地把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比较好的处理了这些学科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如阎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等，都是采用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典范。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我国整个史学的发展走向是相吻合的，它除了丰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手段外，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第二，对相关研究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一种更为严谨的治学风气。毛泽东曾经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2](p415)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缺乏一种争鸣的气氛，大多数学者在论述某一问题时，多自我评说，很少有直接正面的讨论，甚至存在人云亦云的现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现象，与国外学者相比，缺乏一种更严谨的治学风气。对于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必须通过深入开展学术讨论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在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缺陷，如对清末新政与移民实边的关系讨论，就有利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宏观研究所占比重大，缺乏细致入微的微观研究。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多把内蒙古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而没有注意到内蒙古地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地域广大的近代内蒙古来说，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很大，显然这种整体的宏观研究，很难显示出内蒙古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各个旗之间的差异性。这种研究状况，若从近代内蒙古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考虑，可以理解。但是若从近代内蒙古各个组成部分的地域差异考虑，显然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第四，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档案资料整理工作滞后。金海把有关近代蒙古历史档案资料的特点概括为“三多一少”，即数量多、收藏地多、文种多，出版少。[3]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历史档案资料也具有这种特点，从收藏地来看，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不仅收藏在中国，而且也收藏在蒙古、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中。在中国收藏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较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和辽宁档案馆。此外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以及黑龙江、吉林、河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新疆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县的档案馆等都有收藏。从文种上看，除了有大量的汉文的、蒙文的档案外，还有俄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和法文的等。尽管在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对于具有数量多、文种多、收藏地多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档案资料虽然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少，导致了在内蒙古的近代史研究中利用率偏低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内蒙古近代史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以上是作者就近三十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著及其资料的整理情况，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所做的一个粗略总结。由于能力有限，在本文的介绍中难免有遗漏之处，其中有些提法难免失于偏颇，还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史学理论[J]，1988，(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金海．内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作者简介：晋隆冈，河北体育学院社科部主任，副教授(河北
石家庄050041)；梁卫东，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博士研究生。
[3]金海．内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作者简介：晋隆冈，河北体育学院社科部主任，副教授(河北
石家庄050041)；梁卫东，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博士研究生。
汉族千年前的对手：匈奴人究竟去了哪里
核心提示：匈奴的英文名是hun，也是破坏者和野蛮人的代名词，从中可以看出欧洲人对匈奴的恐怖记忆。公元1世纪，在东方已成为“丧家之犬”的北匈奴，逐渐向西逃亡，最后深入到欧洲腹地，不仅找回了昔日的荣耀，还引发了欧洲社会的大变动，从而改变了欧洲历史。
匈奴的英文名是hun，也是破坏者和野蛮人的代名词，从中可以看出欧洲人对匈奴的恐怖记忆。公元1世纪，在东方已成为“丧家之犬”的北匈奴，逐渐向西逃亡，最后深入到欧洲腹地，不仅找回了昔日的荣耀，还引发了欧洲社会的大变动，从而改变了欧洲历史。
北匈奴退出蒙古高原
汉武帝对匈奴的猛烈反击，大伤了匈奴的元气。到西汉晚期，匈奴发生了分裂，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顺汉朝，而流窜到中亚与汉朝为敌的郅支单于也被汉将陈汤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理由消灭掉了，汉匈关系从此走向和解。东汉初年，在匈奴贵族中反汉的势力重新抬头，导致匈奴再次分裂，南匈奴归顺汉朝，而北匈奴则坚持与汉为敌，经常发动对南匈奴和汉人的掠夺。
而当时东汉刚刚建立，国力还属于恢复期，因此，直到汉明帝时，才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反击战。公元73年，汉军四路出击北匈奴，窦固、耿忠的汉军一直追击到天山一带，并夺取了伊吾（今新疆哈密）。汉和帝时，又发动了针对北匈奴的反击战，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领汉军大败北匈奴，一直追击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公元91年，汉军再次出击北匈奴，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单于，北单于只得向西逃窜。至此，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而与汉为敌的北匈奴，则受到汉与南匈奴的合击，已无法在漠北蒙古高原立足，只得退出蒙古高原向西逃窜。
北匈奴西迁的第一站：伊犁河流域
与其说是西迁，还不如西逃贴切一些。在公元91年北单于战败后，率残部西逃至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在其立足后，仍然出没于天山南北，实施掠夺。公元119年，北匈奴攻陷了伊吾（今新疆哈密），杀死了汉将索班。为了对付西域的北匈奴，东汉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兵柳中（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班勇于公元124年、126年两次击败北匈奴，西域的局势开始稳定。在班勇离职后，北匈奴势力又重新抬头，汉将斐岑于137年率军击毙北匈奴呼衍王于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公元151年，汉将司马达率汉军出击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击败北匈奴新的呼衍王，呼衍王率北匈奴又向西撤退，拉开了第二次西逃的序幕。
北匈奴西迁的第二站：锡尔河流域
锡尔河是中亚的内陆河，流经今天的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国，注入咸海。在汉时，这里是康居国。北匈奴在西域遭到汉朝的反击，已无法立足，大约在160年左右，北匈奴的一部分又开始了西迁，来到了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至于北匈奴人在康居的活动，因为缺乏史料记载，就不得而知了。
北匈奴西迁的第三站：顿河以东、里海以北
大约在公元290年左右，北匈奴出现在顿河以东的阿兰国，这段历史在我国《北史.西域传》和罗马帝国的《历史》中，都有过记载。北匈奴杀死了阿兰国国王，彻底征服了阿兰国。
北匈奴西迁的第四站：顿河以西、多瑙河以东
凭借着在阿兰国的休整和补给，北匈奴彻底恢复了元气，掠夺、贪婪的本性让他们对顿河以西的草原垂涎不已。公元374年，匈奴在大单于巴兰姆伯尔的率领下，渡过了顿河，向东哥特人发动了进攻，东哥特人哪里是匈奴人的对手，经过奋战，依然惨败，一部分东哥特人只得向西逃窜，逃到了西哥特人那里，匈奴尾随其后，追击到西哥特人居住地。西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流经今天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摆下军阵，准备迎击匈奴，而匈奴人则趁夜晚偷偷从德涅斯特河上游渡河，然后抄袭西哥特人军阵背后，西哥特人惨败，只得向西逃窜至多瑙河。后经罗马帝国皇帝的批准，东、西哥特人得以渡过多瑙河，进入到罗马帝国避难。此后，由于罗马帝国对哥特人残酷的压榨，逼迫哥特人又起兵反叛，公元378年，罗马帝国皇帝瓦连斯亲征哥特人，结果被哥特人杀死，帝国遭受到沉重打击。而此时的匈奴，由于占据了南俄罗斯大草原，暂时稳定了下来。
占据南俄罗斯草原后，匈奴人的活动
在打败哥特人，占据南俄罗斯草原后，匈奴人得以休整，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同时，小部分的匈奴骑兵仍然在骚扰临国：一股匈奴骑兵渡过了多瑙河，与哥特人一起骚扰罗马帝国；另一股匈奴人，于公元384年进攻美索不达米亚，攻占了爱德沙城；还有一股匈奴人于396年，侵入了萨珊波斯帝国。整体而言，匈奴人这段时期，基本是以在南俄罗斯草原休整为主，为下一步的大规模入侵积蓄力量。
匈奴乌尔丁大单于的活动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而此时的匈奴正处于乌尔丁大单于的统治。乌尔丁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曾对东罗马帝国色雷斯省总督说过，凡是太阳能照射到的地方，只要他愿意，他都能征服。公元400年，匈奴在乌尔丁大单于领导下，又开始向西大规模入侵，一举夺得了整个多瑙河盆地，并一度攻入了意大利，这一事件的连锁反应就是逼迫多瑙河流域的各部族为躲避匈奴人，只得向西罗马腹地进军，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了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西罗马帝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然而乌尔丁大单于的宏图大志还未实现就一命呜呼了，公元408年，乌尔丁率军骚扰东罗马帝国，在抢得大量财物准备撤退时，遭罗马人的袭击，乌尔丁大单于就这样战死在沙场。
匈奴帝国的建立。
在疆土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以匈牙利平原为统治中心的匈奴帝国，在奥克塔尔大单于时已基本建立起来，单于王庭稳定在今天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附近，这个军事帝国成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最严重的威胁。乌尔丁大单于死后，匈奴帝国沉寂了一段时间，而在奥克塔尔大单于率领下，匈奴帝国又开始兴盛起来，奥克塔尔死后，他的兄弟卢加继承了王位。卢加大单于在公元422年和426年两次蹂躏东罗马帝国的色雷斯和马其顿，逼迫东罗马帝国皇帝向匈奴帝国年贡350磅黄金，此后，东罗马帝国又被迫在边境向匈奴帝国开放互市，来确保边境的安宁，匈奴人的荣耀终于在西方找了回来。
阿提拉大单于统治的确立
434年，卢加单于去世，他的两个侄儿阿提拉和布列达共同继承王位，各掌管一部分领土。两位单于即位不久，便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要求东罗马皇帝交出匈奴的叛逆，还要年贡翻番，由350磅黄金上涨到700磅黄金，东罗马皇帝受武力胁迫，只得答应。445年，布列达单于神秘的遇刺身亡，阿提拉成为匈奴帝国唯一的大单于。阿提拉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在他的率领下，整个欧洲都沉浸在对匈奴的恐惧之中，匈奴帝国的鼎盛时期来到了。
鼎盛时期的匈奴帝国
阿提拉大单于独自掌权后，马上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不过战争的矛头却指向了北欧和东欧。在北欧和东欧，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躲避匈奴人，逃亡到英伦三岛，而许多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部族战败，纷纷向匈奴投降。在巩固了东方和北方后，阿提拉大单于在447年大举进犯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军队接连战败，匈奴的骑兵一直深入到达达尼尔海峡和希腊的温泉关，严重威胁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东罗马帝国皇帝被迫求和，双方在448年签定和约，东罗马除了马上向匈奴支付赔款6000镑黄金，年贡也由700磅黄金涨到2100磅黄金。至此，匈奴帝国的疆域东到里海，北到北海，西到莱茵河，南到阿尔卑斯山，盛极一时。而东罗马帝国经过匈奴的长期劫掠和年贡的沉重负担，财富已基本耗尽，于是，阿提拉大单于又将目光投向了西罗马帝国。
阿提拉的高卢战记
450年，阿提拉大单于在完成了对东、北、南的征服后，将矛头指向了西罗马帝国。该年，阿提拉派使者来到罗马，要求娶西罗马皇帝的妹妹荷诺利亚公主为妻，并要求西罗马帝国拿一半的国土作为嫁妆。如此过分和羞辱的要求，自然遭到西罗马皇帝的拒绝，于是阿提拉大单于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西罗马的战争。当年，阿提拉集结了大批匈奴战士以及被征服民族的仆从军，号称50万，渡过莱茵河，向西罗马的高卢（今法国）发动进攻。高卢的城市就如同草原上猎物一样，被匈奴人一个接一个地摧毁，最终匈奴军主力又围攻高卢重镇奥尔良。
此时，面对共同的敌人，西罗马人和西哥特人暂时放下他们的争斗，组成联军来救援奥尔良。面对联军，阿提拉放弃了对奥尔良的围攻，开始机动迂回，寻机与敌决战。公元451年6月20日，阿提拉的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西哥特联军，在今天的巴黎市郊展开了大决战。战斗打得非常惨烈，仅过了一天，双方战死者就达15万人，最终，西哥特国王战死，余部也撤离战场，而匈奴也损失惨重，无力再进攻，只得退回莱茵河，重新积聚力量。
教皇利奥一世规劝阿提拉撤兵
上帝之鞭对西罗马的惩罚
452年，得到休整的匈奴帝国再次发动了对西罗马的战争，被称做“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开始了对西罗马的惩罚。阿提拉率领的匈奴军队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攻入了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地区遭到了匈奴人疯狂的攻击，北部所有的城市都被匈奴人摧毁。此后，匈奴人攻占了重镇阿奎莱亚，挥师直捣帝国的首都罗马城。西罗马皇帝万分惊恐，只得派罗马教皇利奥一世与匈奴人议和。此时，匈奴军中突发瘟疫，而东罗马帝国的援军也快到达罗马城，因此，阿提拉便答应议和，但在撤军前仍扬言，如果西罗马皇帝不把他的妹妹荷诺利亚公主送到匈奴，他还会来攻打西罗马。就这样，罗马人眼睁睁地看着匈奴人满载着抢夺来的财物扬长而去，只留下意大利北部的一片废墟。
阿提拉神秘的死亡与匈奴帝国的瓦解
453年，阿提拉大单于又娶了一名少女为妃，然而在新婚之夜，阿提拉却神秘地死在了婚床上。阿提拉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大单于之位，打起了内战，匈奴帝国在瞬间瓦解崩溃了。匈奴帝国的内战，给了被奴役民族以机会，454年，东哥特、吉皮底人组成联军，在匈牙利打败了匈奴，从此，匈奴人被迫又退回了南俄罗斯草原。在461年，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妄图重建匈奴帝国，发动了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人战争，遭到失败。468年，他又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结果自己战死沙场，从此匈奴人逐渐沉寂了下去，直至被历史彻底遗忘。
后记
匈奴帝国崩溃不久，深受匈奴摧残以及匈奴引发的蛮族西迁影响的西罗马帝国也彻底走向了绝路，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攻占了罗马城，末代皇帝、6岁的罗慕洛被俘虏，西罗马帝国自此灭亡，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开始。
有关蒙古民族需要知道的常识
“…蒙古民族除了成吉思汗还有别的名人吗？外蒙古不也是中国的吗？布里亚特蒙古不是俄罗斯的吗？图瓦是蒙古人吗？车臣不是俄罗斯的分支吗？…”常常有人问起这个话题，特别是外地的异族或异国朋友问起这类话题。
所以，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看到现实当中有许多蒙古历史方面的常识性错误，感觉有必要纠正一下常见错误。通常来讲，有关蒙古民族，我们应该知道以下常识：
1,蒙古族是世界最古老的人种之一。
更准确地来讲，做为世界三大人种之一，蒙古人种这个人种概念范畴包括了今天亚洲、欧洲乌拉尔山以东的广袤的西伯利亚（Xiabar蒙古语泥泞的音译）地区，欧洲及美洲北部的极地原土著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玛雅人等古老居民都可以认定是蒙古人种。欧美的教科书或百科大全至今仍旧这样统称世界人种。
知道了这个大致的地理范畴，相信就不会再去争论亚洲那些古老的土著居民、特别是北方的游牧部族的属性了。（注：这里所指的仅仅是其人种范畴，并不指民族属性）
2，蒙古族是亚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亚洲现有民族1000多个。其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112个（蒙古族就属于这个范畴，不足千万人口），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有32个，人口在1亿以上的有4个。
历史上，亚洲北方先后涌现出众多的游牧民族，蒙古只是其中的一个。有关匈奴与蒙古是否是一个民族，学术界历来有争论。但可以认定的是，蒙古在形成民族的过程当中，匈奴、东胡、室韦等北方部族起了很大作用。
反过来讲，世界上从未有与生俱来的单一民族成分。就以今天的汉民族来讲，其中就融合了所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过的那些民族成分。甚至严格来讲，如果一定要钻牛角尖，那么，长江以南的东南沿海一带，相对北方的汉族，可能成分要更纯一些。
3，蒙古族是人类史上唯一建立过真正的、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大帝国的民族。
前面说过，即便是今天，世界所有蒙古人的总数仍旧不足六百万。但在八百多年前，蒙古人就是以比现在还要少得多的百万人口，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征服了远比自己人数超过千百倍、且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自己的诸多国家和民族，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这在人类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自成吉思汗于公元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起，崛起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历经多年的对外征战，成功地向外扩展了她的帝国版图，版图西起欧洲腹部的伏尔加河流域，东至南海，横跨欧亚大陆4000英里。向南，蒙古人最远则征服过位于赤道附近的爪哇、印度尼西亚等岛屿诸国。这些国家的史书上都有相关的记载。
而我们无论是翻阅欧洲史还是亚洲史，再找不出第二个这样具有开拓精神的民族。
4，鼎盛时期的蒙古远征
无论是对世界史来讲，还是蒙古史而言，毫无疑问，中世纪的历史是由蒙古人做导演的英雄史诗。东西方的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交流，归根到底要归功于蒙古民族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远征。远征使得自古以来封闭的东西方各国，开始进入蒙古铁骑建立的世界舞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商业的发展。
历史上，蒙古人发起过无数对外远征，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
（1）1219--1223年，成吉思汗亲率十多万蒙古军前去征讨中亚的Hurzam花剌子模帝国，起兵原因是对方杀死了450人的蒙古商队。结果：花剌子模帝国被蒙古所灭。
（2）1235--1241年，蒙古利用第一次远征获悉的军事情报，再加上后来的刺探，制定了“以18年时间征服全部欧洲”的作战计划。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读音zhu）赤的次子拔都汗，担任这次的远征军最高统帅，时年拔都37岁。其它各路大军元帅也都为蒙古诸王之长子，所以，中国史书称这次的远征为“长子西征记”。
年轻的统帅率领15万蒙军，仅以6年就征服了上述庞大作战计划的2/3的地区。并在伏尔加河畔建立了蒙古的金帐帝国。之所以没有继续征讨西欧和南欧，并非对方的抵抗，唯一的原因是在1241年，就在蒙古大军准备一鼓作气拿下西欧等地时，从蒙古本土传来了时任大汗窝阔台大汗驾崩的消息，心悬皇位的拔都汗随即停止攻势班师东返。途中，得知新皇帝已产生，逐在金帐开始治理和统治东欧各国达240年之久。直到1480年，莫斯科公国推翻了蒙古的统治。
（3）1253--1260，旭烈兀（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忽必烈之弟）率军发动了第三次远征。远征的起因是第一次远征时臣服蒙古的中亚诸国叛乱。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大马士革、报答（即伊拉克的巴格达）波斯（今伊朗）乃至埃及东北部都在远征的范围之内。
此外，忽必烈时期，蒙古先后几次远征日本，均因台风突袭告以失败。其中规模最大的两次，日本史书分别称之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
5，蒙古的四大汗国（汗，蒙古语Khaan帝王之意）
除了上面提到的金帐汗国外，蒙古先后共建立过四个汗国，分别是以成吉思汗的四位太子继承地为原型扩展的---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尔汗国。这些帝国名义上附属中央的蒙古大帝国，实际上却是各自独立的王国，甚至有时为争夺牧场和人口相互开战，这些，也是导致蒙古从繁荣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6，蒙古名人
首推被欧美誉为世界千年第一人的成吉思汗，也是蒙古民族伟大的缔造者。生于公元1162年，逝于1227年，一生征服44个国家和民族，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人为枷锁，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传承和交流。
忽必烈大汗：元王朝的建立者，蒙古元王朝的建立，不仅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来混战400多年的割据局面。还使得西藏、大理王国等第一次真正归附中央政权。开创了中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的最初蓝本。换句话来讲，今天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是蒙古人打下的最初版本，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元代称之为大都。
蒙哥大汗（Mongke1208--1259），是东方最早研究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第一人，可惜人们只知道近代康熙帝如何研究西学等等，殊不知蒙古人早在13世纪就开始研究西方科学了，而且这个研究者还是率领千军万马远征宋朝的皇帝。
此外，十三世纪的博学者合赞汗、元代著名营养学家忽思慧、古代天文学家乌鲁别克、古代蒙古族神医墨尔根、伊希丹金旺吉拉、十八世纪科学巨匠伊希巴拉珠尔、蒙文铅印术的创始人特睦格图、还有清代的科学家明安图（1692--1765）现在世界已经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发现的行星了。
而文学诗歌方面的就更数不胜数了，这里只提《青史》作者，伟大的尹扎纳西、还有《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即可。
近、现代乃至当代的科学家就更多。如：
李四光，卓越的地质学家；
巴玉藻（1892--1929）；早期最杰出的飞机设计制造者；
古拿（1892--1972）、来自辽宁阜新的现代杰出的医学家；
杨石先（1896--1985），南开大学原校长、当代杰出的化学家；
萨本栋（1902--1949）36岁时就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的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博士；
朱洪荫，中国著名成形外科专家、北京整形医院创办人著名教授；
向斌南，中国著名建筑学专家、北京工业大学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物理委员会委员；
萨本茂，中国海军高级女工程师、三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抛开这些不谈，离我们最近的，就有中国试管山羊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副院长旭日干博士，是我们大家耳闻目睹的科学家，当今的生物克隆技术，正是依赖在他的试管山羊的理论和基础上。
再回到开头的一些问题：
布里亚特蒙古世代居住在贝加尔湖畔的蒙古古老的部落之一，他们是俄罗斯联邦里的布里亚特加盟共和国，首都是乌兰乌德。而图瓦共和国则是位于蒙古西北部、比邻哈萨克斯坦等地的蒙古古老部落，
而车臣，则比较敏感和复杂了，我们只需知道原先的那个远离蒙古本土孤悬于欧洲腹地的金帐帝国就可以了。她的民族属性在几百年来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尽管他们仍旧认为自己是蒙古后裔，但其外表和语言等，早已与当地居民无异了。现今的乌兹别克就是以金帐帝国第九任皇帝“月哲别，也称乌兹别克”演绎而来的。但“车臣”这个词则是不折不扣的蒙古语Seqin的音译。
而说到“外蒙古不也是中国的吗？”还是不要自欺欺人为好。如果按这个逻辑，我们的教科书上也写着“俄罗斯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新疆、黑龙江等地”，那么我们能说俄罗斯自古也是中国的吗？
其实，我们从中国许多史书中都能看到这样尴尬的影子，许多史书介绍中国历史时，高谈阔论的往往是封建时代的隋唐景观，而涉及到同样鼎盛甚至更盛的元朝时，往往轻描淡写地一掠而过。或干脆是唐宋、然后是明清。
做为一个人口最多的民族，对自己的历史不敢正视，或是总以沙文民族主义或自我为中心考虑和看待周边其它国家或民族文明的心态，终归是种自欺欺人的思维。相信中国真正的学者是不会这样思考问题的。
如果说，蒙古的影响还有哪些？鉴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提一下，包括可可西里、乌鲁木齐在内的中国诸多地名，车站的站、蘑菇、胡同等现代汉语中的蒙古词汇，还有蒙古政教合一的产物---现今的达赖喇嘛制度及印度莫卧尔（Mongol的音译）帝国的泰姬陵等等，都可以从中领略这个昔日伟大民族辉煌时期的无限风光！
爱我们的民族，也爱我们的这片热土吧，无论上面居住的是哪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让我们共同开创我们美好的明天！
所以，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看到现实当中有许多蒙古历史方面的常识性错误，感觉有必要纠正一下常见错误。通常来讲，有关蒙古民族，我们应该知道以下常识：
1,蒙古族是世界最古老的人种之一。
更准确地来讲，做为世界三大人种之一，蒙古人种这个人种概念范畴包括了今天亚洲、欧洲乌拉尔山以东的广袤的西伯利亚（Xiabar蒙古语泥泞的音译）地区，欧洲及美洲北部的极地原土著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玛雅人等古老居民都可以认定是蒙古人种。欧美的教科书或百科大全至今仍旧这样统称世界人种。
知道了这个大致的地理范畴，相信就不会再去争论亚洲那些古老的土著居民、特别是北方的游牧部族的属性了。（注：这里所指的仅仅是其人种范畴，并不指民族属性）
2，蒙古族是亚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亚洲现有民族1000多个。其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112个（蒙古族就属于这个范畴，不足千万人口），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有32个，人口在1亿以上的有4个。
历史上，亚洲北方先后涌现出众多的游牧民族，蒙古只是其中的一个。有关匈奴与蒙古是否是一个民族，学术界历来有争论。但可以认定的是，蒙古在形成民族的过程当中，匈奴、东胡、室韦等北方部族起了很大作用。
反过来讲，世界上从未有与生俱来的单一民族成分。就以今天的汉民族来讲，其中就融合了所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过的那些民族成分。甚至严格来讲，如果一定要钻牛角尖，那么，长江以南的东南沿海一带，相对北方的汉族，可能成分要更纯一些。
3，蒙古族是人类史上唯一建立过真正的、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性大帝国的民族。
前面说过，即便是今天，世界所有蒙古人的总数仍旧不足六百万。但在八百多年前，蒙古人就是以比现在还要少得多的百万人口，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征服了远比自己人数超过千百倍、且文明程度远远高于自己的诸多国家和民族，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这在人类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自成吉思汗于公元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起，崛起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历经多年的对外征战，成功地向外扩展了她的帝国版图，版图西起欧洲腹部的伏尔加河流域，东至南海，横跨欧亚大陆4000英里。向南，蒙古人最远则征服过位于赤道附近的爪哇、印度尼西亚等岛屿诸国。这些国家的史书上都有相关的记载。
而我们无论是翻阅欧洲史还是亚洲史，再找不出第二个这样具有开拓精神的民族。
4，鼎盛时期的蒙古远征
无论是对世界史来讲，还是蒙古史而言，毫无疑问，中世纪的历史是由蒙古人做导演的英雄史诗。东西方的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交流，归根到底要归功于蒙古民族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远征。远征使得自古以来封闭的东西方各国，开始进入蒙古铁骑建立的世界舞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商业的发展。
历史上，蒙古人发起过无数对外远征，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
（1）1219--1223年，成吉思汗亲率十多万蒙古军前去征讨中亚的Hurzam花剌子模帝国，起兵原因是对方杀死了450人的蒙古商队。结果：花剌子模帝国被蒙古所灭。
（2）1235--1241年，蒙古利用第一次远征获悉的军事情报，再加上后来的刺探，制定了“以18年时间征服全部欧洲”的作战计划。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读音zhu）赤的次子拔都汗，担任这次的远征军最高统帅，时年拔都37岁。其它各路大军元帅也都为蒙古诸王之长子，所以，中国史书称这次的远征为“长子西征记”。
年轻的统帅率领15万蒙军，仅以6年就征服了上述庞大作战计划的2/3的地区。并在伏尔加河畔建立了蒙古的金帐帝国。之所以没有继续征讨西欧和南欧，并非对方的抵抗，唯一的原因是在1241年，就在蒙古大军准备一鼓作气拿下西欧等地时，从蒙古本土传来了时任大汗窝阔台大汗驾崩的消息，心悬皇位的拔都汗随即停止攻势班师东返。途中，得知新皇帝已产生，逐在金帐开始治理和统治东欧各国达240年之久。直到1480年，莫斯科公国推翻了蒙古的统治。
（3）1253--1260，旭烈兀（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忽必烈之弟）率军发动了第三次远征。远征的起因是第一次远征时臣服蒙古的中亚诸国叛乱。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大马士革、报答（即伊拉克的巴格达）波斯（今伊朗）乃至埃及东北部都在远征的范围之内。
此外，忽必烈时期，蒙古先后几次远征日本，均因台风突袭告以失败。其中规模最大的两次，日本史书分别称之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
5，蒙古的四大汗国（汗，蒙古语Khaan帝王之意）
除了上面提到的金帐汗国外，蒙古先后共建立过四个汗国，分别是以成吉思汗的四位太子继承地为原型扩展的---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尔汗国。这些帝国名义上附属中央的蒙古大帝国，实际上却是各自独立的王国，甚至有时为争夺牧场和人口相互开战，这些，也是导致蒙古从繁荣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6，蒙古名人
首推被欧美誉为世界千年第一人的成吉思汗，也是蒙古民族伟大的缔造者。生于公元1162年，逝于1227年，一生征服44个国家和民族，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人为枷锁，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传承和交流。
忽必烈大汗：元王朝的建立者，蒙古元王朝的建立，不仅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来混战400多年的割据局面。还使得西藏、大理王国等第一次真正归附中央政权。开创了中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的最初蓝本。换句话来讲，今天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是蒙古人打下的最初版本，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元代称之为大都。
蒙哥大汗（Mongke1208--1259），是东方最早研究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第一人，可惜人们只知道近代康熙帝如何研究西学等等，殊不知蒙古人早在13世纪就开始研究西方科学了，而且这个研究者还是率领千军万马远征宋朝的皇帝。
此外，十三世纪的博学者合赞汗、元代著名营养学家忽思慧、古代天文学家乌鲁别克、古代蒙古族神医墨尔根、伊希丹金旺吉拉、十八世纪科学巨匠伊希巴拉珠尔、蒙文铅印术的创始人特睦格图、还有清代的科学家明安图（1692--1765）现在世界已经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发现的行星了。
而文学诗歌方面的就更数不胜数了，这里只提《青史》作者，伟大的尹扎纳西、还有《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即可。
近、现代乃至当代的科学家就更多。如：
李四光，卓越的地质学家；
巴玉藻（1892--1929）；早期最杰出的飞机设计制造者；
古拿（1892--1972）、来自辽宁阜新的现代杰出的医学家；
杨石先（1896--1985），南开大学原校长、当代杰出的化学家；
萨本栋（1902--1949）36岁时就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的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博士；
朱洪荫，中国著名成形外科专家、北京整形医院创办人著名教授；
向斌南，中国著名建筑学专家、北京工业大学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物理委员会委员；
萨本茂，中国海军高级女工程师、三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抛开这些不谈，离我们最近的，就有中国试管山羊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副院长旭日干博士，是我们大家耳闻目睹的科学家，当今的生物克隆技术，正是依赖在他的试管山羊的理论和基础上。
再回到开头的一些问题：
布里亚特蒙古世代居住在贝加尔湖畔的蒙古古老的部落之一，他们是俄罗斯联邦里的布里亚特加盟共和国，首都是乌兰乌德。而图瓦共和国则是位于蒙古西北部、比邻哈萨克斯坦等地的蒙古古老部落，
而车臣，则比较敏感和复杂了，我们只需知道原先的那个远离蒙古本土孤悬于欧洲腹地的金帐帝国就可以了。她的民族属性在几百年来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尽管他们仍旧认为自己是蒙古后裔，但其外表和语言等，早已与当地居民无异了。现今的乌兹别克就是以金帐帝国第九任皇帝“月哲别，也称乌兹别克”演绎而来的。但“车臣”这个词则是不折不扣的蒙古语Seqin的音译。
而说到“外蒙古不也是中国的吗？”还是不要自欺欺人为好。如果按这个逻辑，我们的教科书上也写着“俄罗斯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新疆、黑龙江等地”，那么我们能说俄罗斯自古也是中国的吗？
其实，我们从中国许多史书中都能看到这样尴尬的影子，许多史书介绍中国历史时，高谈阔论的往往是封建时代的隋唐景观，而涉及到同样鼎盛甚至更盛的元朝时，往往轻描淡写地一掠而过。或干脆是唐宋、然后是明清。
做为一个人口最多的民族，对自己的历史不敢正视，或是总以沙文民族主义或自我为中心考虑和看待周边其它国家或民族文明的心态，终归是种自欺欺人的思维。相信中国真正的学者是不会这样思考问题的。
如果说，蒙古的影响还有哪些？鉴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提一下，包括可可西里、乌鲁木齐在内的中国诸多地名，车站的站、蘑菇、胡同等现代汉语中的蒙古词汇，还有蒙古政教合一的产物---现今的达赖喇嘛制度及印度莫卧尔（Mongol的音译）帝国的泰姬陵等等，都可以从中领略这个昔日伟大民族辉煌时期的无限风光！
爱我们的民族，也爱我们的这片热土吧，无论上面居住的是哪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让我们共同开创我们美好的明天！
蒙古人占领俄罗斯250年产生了什么后果
俄罗斯曾经有200多年被蒙古国占领历史，即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200多年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
因而，可以肯定：蒙古对俄罗斯这段占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勒•奥克帕拉德尼科夫就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罗斯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公国联合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斗争。客观上蒙古的入侵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同时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汗国灭亡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俄罗斯国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讲，蒙古人对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联邦版图是一个最大的贡献。”因而，对这段历史进行必要的梳理，也就成了我们了解今天的俄罗斯的一个窗口和路径。
钦察汗国
先看看这段历史。
1235年，蒙古大汉命术赤之子拔都与诸王长子在老将速不台的辅佐下统军西征。蒙古远征军先后征服了钦察、俄罗斯，直入欧洲腹地。大汉蒙哥根据当年成吉思汗分封的旨意，将“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钦察、阿兰、阿速、斡罗斯等的土地，以及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国土“都授予拔都。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国中疆域最广，持续最久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拔都一直遵循着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钦察汗国只是蒙古王朝藩属的信念。（拔都大汗事蒙古民族的骄傲！)拔都在贵由、蒙哥时期都接受了大汗派来检括俄罗斯户口的官吏，并同意蒙哥任命驸马刺真之子乞解担任驻俄罗斯的达鲁花赤。而且，拔都还进一步完善了从钦察汗国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的驿站设施，以保证蒙古王朝的政令传达和欧亚之路的安全便利畅通。 1302年，脱脱和术赤长子斡鲁答的后王伯颜一起出兵，与元朝军队联合夹击反叛的海都、都哇。1303年，海都之子察八儿和都哇向元朝政府请和，于是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又都共同归属于北京的大元王朝(这个有点虚哈，蒙古民族全体承认的共同首都是圣主定都的哈拉和林）。这也是至今为止蒙古族带给中华帝国最大的版图。 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钦察汗国封脱脱汗为“宁肃王”。脱脱汗之后，其子月即伯登位。1314年，元仁宗按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元朝还应月即伯之请，设立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在平阳、晋州、永州三处分地的岁赐。
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二十五年，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9世纪开始形成的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体。蒙元王朝征服俄罗斯，并将其分封为钦察汗国后，俄罗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钦察汗国允许俄罗斯各公侯国保留自治政权，但必须向钦察汗国称臣，接受册封和诏令，缴纳贡赋，承担军役。钦察汗国前期还在俄罗斯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组成十户、百户、千户等军事组织，由蒙古人任指挥，八思哈遍布俄罗斯各地。“八思哈及其队伍实质上代替了蒙古的军队。八思哈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罗斯处于俯首听命的状态。”同时，钦察汗国还在所有的俄罗斯城市里设置了总督与长官，并从俄罗斯诸公国的王公中选取一人，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钦察汗国的贡赋。钦察汗王可以随意任免俄罗斯的大公，而大公则须到汉王面前叩首。钦察汗国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来加强对整个俄罗斯的严密统治。
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大多数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与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有少数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蒙古的统治有好处，认为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还有人从其他角度，对蒙古的统治进行分析。这些人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蒙古人的桎梏”并不存在。相反，“基辅罗斯与金帐汗国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蒙古对俄罗斯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由于蒙古帝国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俄罗斯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9]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11]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同年，缙绅会议[12]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 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再次，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蒙古人的到来，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时间。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再其次，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这些东西至今仍在俄罗斯发生作用。
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在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的“特辖军”。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彼得一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特务制度。“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是一脉相承的。
在扩张主义的方面，俄罗斯也青出于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慢长。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最后，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公底米特里[19]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事、共同决策。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还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鞑靼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鞑靼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万酗酒者。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究其缘由，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总之，由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俄罗斯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
因而，可以肯定：蒙古对俄罗斯这段占领史，对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勒•奥克帕拉德尼科夫就曾指出：“蒙古征服者入侵俄罗斯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各公国联合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斗争。客观上蒙古的入侵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同时为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汗国灭亡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俄罗斯国创造了条件。从这一点来讲，蒙古人对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联邦版图是一个最大的贡献。”因而，对这段历史进行必要的梳理，也就成了我们了解今天的俄罗斯的一个窗口和路径。
钦察汗国
先看看这段历史。
1235年，蒙古大汉命术赤之子拔都与诸王长子在老将速不台的辅佐下统军西征。蒙古远征军先后征服了钦察、俄罗斯，直入欧洲腹地。大汉蒙哥根据当年成吉思汗分封的旨意，将“拔都征服的所有疆域”，包括钦察、阿兰、阿速、斡罗斯等的土地，以及诸如不里阿耳，蔑怯思等其他国土“都授予拔都。这就是蒙元王朝分封的三大汗国中疆域最广，持续最久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拔都一直遵循着只有大汗才能代表蒙古王朝，钦察汗国只是蒙古王朝藩属的信念。（拔都大汗事蒙古民族的骄傲！)拔都在贵由、蒙哥时期都接受了大汗派来检括俄罗斯户口的官吏，并同意蒙哥任命驸马刺真之子乞解担任驻俄罗斯的达鲁花赤。而且，拔都还进一步完善了从钦察汗国到蒙古王朝都城哈拉和林的驿站设施，以保证蒙古王朝的政令传达和欧亚之路的安全便利畅通。 1302年，脱脱和术赤长子斡鲁答的后王伯颜一起出兵，与元朝军队联合夹击反叛的海都、都哇。1303年，海都之子察八儿和都哇向元朝政府请和，于是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又都共同归属于北京的大元王朝(这个有点虚哈，蒙古民族全体承认的共同首都是圣主定都的哈拉和林）。这也是至今为止蒙古族带给中华帝国最大的版图。 1308年，元武宗遣使册钦察汗国封脱脱汗为“宁肃王”。脱脱汗之后，其子月即伯登位。1314年，元仁宗按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元朝还应月即伯之请，设立总管府，掌管术赤后王在平阳、晋州、永州三处分地的岁赐。
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二十五年，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9世纪开始形成的基辅罗斯并不是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体。蒙元王朝征服俄罗斯，并将其分封为钦察汗国后，俄罗斯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钦察汗国允许俄罗斯各公侯国保留自治政权，但必须向钦察汗国称臣，接受册封和诏令，缴纳贡赋，承担军役。钦察汗国前期还在俄罗斯建立了“八思哈”制度，即由部分居民组成十户、百户、千户等军事组织，由蒙古人任指挥，八思哈遍布俄罗斯各地。“八思哈及其队伍实质上代替了蒙古的军队。八思哈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要使俄罗斯处于俯首听命的状态。”同时，钦察汗国还在所有的俄罗斯城市里设置了总督与长官，并从俄罗斯诸公国的王公中选取一人，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钦察汗国的贡赋。钦察汗王可以随意任免俄罗斯的大公，而大公则须到汉王面前叩首。钦察汗国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来加强对整个俄罗斯的严密统治。
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这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大多数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东北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阻碍与遏制了俄罗斯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有少数人看法例外，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蒙古的统治有好处，认为它加速了俄罗斯的统一，特别是“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还有人从其他角度，对蒙古的统治进行分析。这些人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蒙古人的桎梏”并不存在。相反，“基辅罗斯与金帐汗国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蒙古对俄罗斯这200多年的征服史，究竟给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蒙古人的长期统治下，俄罗斯人能够生存、发展并重新独立，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生命力十分顽强的民族，确实令人们敬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两百多年的统治没有让俄罗斯人屈服，他们却不可能不受到蒙古人的影响。蒙古人对俄罗斯人的统治不仅产生了影响，而且是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大致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蒙古的统治促使俄罗斯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蒙古征服俄罗斯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反省。他们逐渐意识到，分裂和分权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基辅罗斯后期近两个世纪的分裂和分权，俄罗斯便一蹶不振，无法制敌。蒙古人的到来就是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因此，只有进行统一和中央集权，才能使自己壮大起来，赶跑蒙古人，重新获得独立。于是，独立、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方面是同时进行的。作为这些伟大事业的领导者，莫斯科公国虽然不择手段，却依然顺应了俄罗斯的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经过不懈奋斗，俄罗斯于1480年重新独立，于1521年实现完全统一，并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些任务基本是在蒙古统治的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件坏事。除了给予外部压力外，蒙古人的统治方式也是令俄罗斯成为中央集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各公国原有的市民代表会议——“谓彻”被解散。由于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谓彻”当然无法继续生存。再加上与西方的交往被割断，俄罗斯无法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它的民主进程只能中断。
在与民主擦肩而过的同时，俄罗斯不得不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由于蒙古帝国西征打开了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眼看亚洲，注意力由西转向东，受到亚洲的吸引。由于蒙古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承袭了中国的政权模式，这就为后来俄罗斯国家的政治体制打下了深深的东方烙印。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另外，蒙古人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管理国家的许多办法在俄罗斯一直沿用下来。这对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采邑制和农奴制的发展。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土地的极度渴望和对俄罗斯人民的奴役剥削，同样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统治者，激发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和对农民的控制欲。于是，采邑制和农奴制便形成和发展起来。
15、16世纪之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俄罗斯大公开始依靠分封贵族，对抗旧的波雅尔世袭贵族。分封贵族也叫封地贵族或服役贵族，他们通过为大公服役的方式，获得大公赐予的采邑和农民。分封贵族不能终生享有这些采邑和农民，更不能进行转让和买卖。一旦丢官弃职，他们便失去土地和农民。这样，以服役为条件而分封的采邑制逐渐兴起，旧的世袭领地制日趋衰落。在采邑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权与占有权发生分离。分封贵族只有对土地的占有权，而大公则对全国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这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的反映。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与壮大，农民的自由程度也在下降。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尤利节法令》，规定农民在每年的尤利节前后一周内，在完成主人分配的农活后，可以选择在其他主人的土地上劳动。1581年，沙皇伊凡四世[9]颁布《禁年令》，禁止农民在尤利节前后逃走和转移。1597年，沙皇费多尔颁布《追捕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如果在5年内被找回，则仍归原主。1649年，沙皇阿列克赛[11]颁布《无限期找回令》，规定逃跑的农民只要被找回，就仍归原主。同年，缙绅会议[12]通过《法律大全》，在法律上承认了农奴制度。 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俄国农民被完全剥夺了自由，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最终确立。
再次，蒙古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西欧的往来，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差异，使俄罗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蒙古人的到来，在打开俄罗斯与亚洲交往的大门同时，却在无意之中割断了俄罗斯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隔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伊凡三世时，俄罗斯才恢复了与欧洲国家的往来。而13—15世纪正是西方经历深刻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宗教改革和商业革命也将接踵而至。西欧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相比之下，俄罗斯显然落伍了。它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类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这样，当1480年蒙古人退出时，俄罗斯文明已经和西欧文明大相径庭。因为忙于生存，俄罗斯错过了两个多世纪的黄金时间。它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而是自成一体，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差了一大截。尽管俄罗斯努力地追赶，差距却一直存在，以至于在数个世纪里，被西欧列强视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
再其次，蒙古的统治与征战使俄罗斯吸收了蒙古的特务制度、作战技术和扩张主义，这些东西至今仍在俄罗斯发生作用。
蒙古人是第一个把间谍提升到国家利益高度的民族。每逢战前，他们都会派出间谍，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13世纪的蒙古人之所以会战无不胜，间谍在其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在蒙古统治期间。俄罗斯人以蒙古人为老师，接受了特务制度，并把间谍作为服务君主的工具。伊凡四世在位后期，曾一度实行特务恐怖统治。他组成了一支人数为1000人的“特辖军”。他们身穿黑色服装，在马鞍上挂着扫帚和狗头，是沙皇的鹰犬。特辖军负责抓捕和处决沙皇的反对者。后来，由于打击面过大和积怨太多，伊凡四世不得不解散特辖军。彼得一世在位时，为了加强对教会的控制，规定实行“忠诚审查”。如果神职人员发现有人正在进行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如果教徒在忏悔时，说出自己有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他就会被隔离审查。彼得一世设立了“秘密办公厅”，负责抓捕和审查政治犯，从而开始了秘密侦探和特务制度。“秘密办公厅”与之前的蒙古间谍和之后的苏联时期的“克格勃”是一脉相承的。
在扩张主义的方面，俄罗斯也青出于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就可以看作是莫斯科公国在俄罗斯进行内部扩张的过程。在摆脱蒙古统治后，俄罗斯立即展开对外扩张。扩张从15世纪末开始，持续了数世纪，自西向东，最终建成世界上的面积第一大国。这一过程是蒙古西征的重演，不过方向相反了，时间也较慢长。结果，蒙古人不仅被赶回蒙古高原的老家，还一度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控制。原来的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原来的被征服者则成了征服者。
最后，在宗教上，蒙古的统治促进了俄罗斯的教俗合一。蒙古人的统治是野蛮的。但是，他们却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和保护的政策。蒙古人同样接受上帝，没有强迫俄罗斯人改变宗教信仰。为了借助东正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蒙古人支持东正教会，保留了教会的一些特权，免收其贡赋。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蒙古人的预期。14世纪初，在伊凡一世的动员下，俄罗斯东正教总主教的驻节地迁往莫斯科，使莫斯科逐渐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新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地位大大提升。王权与教权的结合不仅加强了他的政治、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此后，总主教和大公之间保持了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公底米特里[19]即位时年仅9岁，由总主教阿列克赛摄政。大公亲政后，总主教依然精心辅佐，使莫斯科发展顺利。底米特里推行的一系列比较明智的政策，都与总主教不无联系。在东正教会的帮助下，莫斯科公国承担起领导俄罗斯人民反抗蒙古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重任。
随着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东正教总主教进入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近臣会议，与大公等政府要员共商国事、共同决策。直到1917年帝俄时代结束，教俗关系基本保持和谐。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的忠实奴仆。
还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酒鬼众多。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俄罗斯人与其他欧洲人一样，用葡萄或粮食酿酒，酒的度数较高。他们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快。到了蒙古统治时期，由于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成了携带蒙古人基因的鞑靼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用马奶酿酒，酒的度数较低。人体在饮用这些奶酒后，会产生一种酶，用以分解酒精。因此，蒙古人的体内酒精代谢速度较慢。所以，有蒙古基因的鞑靼人，尽管在外貌上没有蒙古人的特征，却在酒精代谢方式上与蒙古人接近。当喝完同样多的烈酒后，他们会更容易醉。由于体内的酒精分解速度较慢，他们会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情绪突然低落。
俄罗斯气候严寒，人们被迫喝酒取暖。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再加上俄罗斯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携带蒙古人基因的俄罗斯酒鬼越来越多，举世闻名。今天，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已位居全世界榜首。一个俄罗斯人平均一年喝掉的酒中起码含有15升纯酒精，每7个俄罗斯人中就有1个是酒鬼。也就是说，在俄罗斯，至少有200万酗酒者。如果仅对俄罗斯男子而言，这个比例则会加倍。过量饮酒曾经一度造成俄罗斯的健康危机。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9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一场禁酒运动，但成效甚微，以失败告终。目前，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仍然比女子低好几岁。究其缘由，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通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
总之，由于蒙古的统治，俄罗斯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俄罗斯这个大帝国的很多制度，都可以在蒙古统治时期找到源头。例如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农奴制度、军事上的扩张好战、宗教上的服从世俗等等，都与蒙古人的统治不无联系。可见，近世俄国的种子是在蒙古统治时期播种的。无论蒙古人的统治造成的利多还是弊多，有一点应该是能获得公认的，那就是：蒙古的统治使俄罗斯人发展起了一种既不同于东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蒙古的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深远影响，使俄罗斯人有了蒙古人的影子。
元代对高丽国管理:元公主权力大于高丽国王
虽然元朝统治者并没有强迫高丽改变其本国习俗，但高丽统治者为保持统治地位，主动向元统治者请婚，主动接受蒙古的服饰，以表明自己对元朝的忠心，取得信任。高丽百姓改服蒙古式衣冠，则是高丽统治集团强迫进行的。元朝灭亡，明朝建立，高丽服饰又恢复了以往的式样。
在元朝建立之前，高丽就成为蒙古国的附属国，并建立起正式的朝贡关系。元朝(蒙古国)与高丽的朝贡关系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发展紧密相连。宗藩关系的确立，意味着高丽对元朝(蒙古国)要履行朝贡义务。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朝与高丽的这种朝贡不仅包括高丽根据自己的能力进献物品，更包括元朝向高丽强行索取的军需物品。在元朝的高压政策之下，中朝朝贡关系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具君臣主从关系，而朝贡的礼仪性则降于次要地位。蒙古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确立之初，高丽对蒙古国的朝贡是不情愿的。元世祖统治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高丽的朝贡虽有不情愿的成分，但元朝统治政策的缓和以及高丽国王对现实处境的考虑，使双方对维持这种关系都比较积极。高丽恭愍王统治时期，借元朝走向衰落之机，逐渐摆脱元朝的控制，朝贡次数减少。
一、高丽向元朝的朝贡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国就与高丽建立了正式的朝贡关系。蒙古太祖十一年(1216年)，契丹首领金山、六哥等率领9万人反蒙自立，在蒙古大军的追击下，窜入高丽，并攻占了高丽国的江东城。十三年(1218年)，蒙古大军以追击契丹军的名义进入高丽，与高丽军联合攻打江东城。江东城的契丹守军投降，高丽遂与蒙古结盟，由于高丽国“道远，难于往来，每岁可遣使十人入贡”。蒙古国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初步确立。
蒙古国在与高丽之间的朝贡关系确立以后，不断派遣使臣索要贡物，不仅数额巨大、品种繁多，而且使臣态度蛮横强硬，并时常以战争相威胁。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蒙古以歼灭契丹军为理由，向高丽索要贡物。“九月，皇太弟、国王及元帅合臣、副元帅札刺等各以书谴宣差大使庆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贡，寻以方物进。十五年(1220年)九月，大头领官堪古苦、着古欤等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之，仍进方物。”十六年(1221年)1年间，高丽向蒙古国进贡1万领獭皮、3000匹细紬、2000匹细苎、1万斤绵子、i000丁龙团墨、200管笔、10万张纸等。十七年(1222年)十月，“诏谴着古欤等十二人至其国，察其纳款之实。”十八年(1223年)八月，“宣差山术等十二人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其贡献。这一时期，高丽国王在蒙古国强大威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向蒙古国进献方物，所进献的主要是高丽的物产，没有人员的贡奉。
由于蒙哥汗在进攻南宋时不幸阵亡，蒙古汗国出现了汗位之争，忽必烈在汗位之争中赢得了胜利，并建立元朝。在蒙古汗国做质子的高丽世子倎及时投靠忽必烈，赢得了忽必烈的褒奖，这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开端。忽必烈考虑到征南宋与日本的需要，也改变了以往对高丽的高压政策。高丽元宗为了王位的稳定并保持高丽的相对独立，请求与元朝联姻，元世祖答允了他的请求。此后，元朝皇帝或王室成员之女嫁与高丽国王便成为一种例制，蒙古公主成为元朝的代理人，在高丽拥有高于国王的权力。元朝皇帝是高丽国王的岳父，高丽国王成为元朝的驸马。高丽国王与元公主所生之子又被立为世子，日后再成为国王。这种极为亲近的姻亲关系，有利于元朝对高丽的控制，但对高丽王室来讲，也借助姻亲关系而提高了政权的安全性。高丽王实际是拥有双重身份的国王，既是元朝的地方官，又是高丽国的国王。这种特殊的身份反映了高丽国作为元帝国的附属国兼驸马国的地位。
由于高丽国王与元朝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元与高丽交往的历史上，国王和王妃亲朝的事情经常发生，每次亲朝，不仅带领大批人马，而且携带大宗贡品。元至元二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十一年，1284年)夏四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从臣僚一千二百余人，赉银六百三十余斤，纻布二千四百四十余匹，楮币一千八百余锭。”国王及王妃亲朝所携带的贡品之外，他们所带领的大批人马的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从蒙古太祖十九年(1219年)至元朝灭亡(1368年)，蒙古国与元朝派遣使臣前往高丽的次数是277次。其中，蒙古国时期33次，元朝建立以后世祖朝82次、成宗朝26次、武宗朝17次、仁宗朝17次、英宗朝5次、泰宗朝6次、文宗朝6次、宁宗朝1次、惠宗朝84次。而高丽从蒙古太宗四年(1232年)至元朝灭亡，共遣使赴元479次，其中，高丽高宗时期39次，元宗时期56次，忠烈王时期207次，忠宣王时期21次，忠肃王时期63次，忠肃王(后)时期6次，忠惠王(后)时期9次，忠穆王时期16次，忠定王时期5次，恭愍王时期57次。根据上面的统计数字，在蒙古国及元朝120余年的统治时间里，与高丽的双方往来是756次，应居元朝与藩属国往来次数之首。其中，高丽派使臣赴元的次数几乎接近元朝向高丽派遣使臣次数的2倍，而且元朝派遣使臣的目的多为催促高丽入元朝贡，监督高丽内部事务等；而高丽使臣前往元朝则多为进献贡物、贡女等。
高丽向蒙古国及元朝进献的物品有：鹞子、好铜、黄白纸、金锤、金鳝、银鳝、獭皮、真紫罗、细苎布、纸、玳瑁、白苎布、表纸、奏纸、金盂、银盂、阿吉儿合蒙合皮、鹰、铁、真珠、金、日本栗、虎皮、花文大席、人参、鹄肉、牛、香菜、水果、白银满镂镀金台盏、白银满镂瓶、银锤、虎豹皮、白马、金盏、银镂葵花盏、金瓶、米、木衣、脯、獾皮、野猫皮、黄猫皮、鞍骄、耽罗马、金瓶、镂银壶、银汤瓶、银大尊、半镂银胡壶、金画瓮器、野雉、耽罗牛肉、耽罗酥油、海菜、干鱼、干脯、画扇、酒锺、皮货、织纹纺布、熊皮、熊羔皮。
除了支付品目繁多的贡物和亲朝的费用以外，高丽还要向元廷提供数目庞大的军需用品。其中包括向元朝派驻高丽的屯田军、镇戍军、镇边军等提供粮食、饲料、衣物、船只、马匹等。至元七年(高丽元宗十一年，1270年)二月，驻屯西京的蒙古军向高丽“请席岛仓米，乃给米一千石，杂谷五百石，盐一百石。”不仅提供军粮，高丽还要为驻屯军提供饲料、马匹等，如“今计正军六千人所带马率以一人三匹为计，则凡一万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则当用上朝硕十三万五千，而本国硕则二十七万矣。加以四千农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硕计之三万六干，本国硕则七万二千。”
蒙古国东征日本，也向高丽索取兵马所需粮草、船只等。至元五年(1268年)五月，忽必烈敕谕高丽使者：“往谕尔主，速以军数实奏，将遣人督之。今出军，尔等必疑将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尔主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高丽使臣认为：“舟舰之事即当应命，但人民残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国有军四万，三十余年间死于兵疫，今止有牌子头、五十户、百户、千户之类虚名，而无军卒。”忽必烈并没有认同他的说法，认为：“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高丽使臣说：“赖圣德，自撤兵以来，有生长者仅十岁耳。”忽必烈的回答是：“自尔来者言，海中之事，于宋得便风可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而夕至。舟中载米，海中捕鱼而食之，则不可行乎?”命高丽使臣“归可以此言谕尔主。”这段史料反映了作为宗主国的蒙古国(元朝)对藩属国高丽发号施令的强硬态度，只要提出要求，属国就必须接受，根本不允许有任何异议。
大量的贡品和军需物品的输出，极大地加重了高丽人民的负担。“小国连年不登，民皆乏食，所以军粮未曾尽意收贮，除见在兵粮七万七百二十七汉石外，内外公私俱竭，以此大小官员月俸国用，多般赋税，悉皆收取，更于中外户敛，粗备四万汉石。除此之外，元朝政府还要求高丽向元朝的辽阳行省输送粮食。仅元贞元年(1295年)的三月、四月，就有“米一万石输之辽阳”、“米一万二千一百八十石输之辽阳”、“米八千五百六十八石输之辽阳一的记载，足见高丽向辽阳输送贡米的数字之大。
元朝对高丽朝贡的需索苛刻而严厉，其对高丽的回赐也很丰厚。这与元朝与高丽统治集团因联姻形成的密切而又特殊的关系有关。
元帝用于回赠的物品有：西锦、历日、金线走丝、色绢、骆驼、良马、弓矢、重锦、秤子、等子、鹘、海东青、宝器、风瓶、玉笛、彩帛、海青圆牌、铺马扎子、金瓮、玉带、金袍、米、鹦鹉、银、宝钞、织金段、红绢、葡萄酒、线绫、红绡、金段、金段衣、绣段、绫素段、木棉绢、剑、御鞍、金鞍、黄金、羊、鹄、楮币、浮车。
元朝作为宗主国、高丽王的岳丈之家，薄来厚往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回赐物品的价值至少与贡物的价值相等。元朝不仅对前来朝贡的王公贵族、使臣给予赏赐，连其随从也加赏赐。忠烈王在位34年间，往来元朝与高丽的都城14次，随行人员甚多，最高的一次竟达1200人。元朝给忠烈王最多的一次赏赐是3万两白银。双方交换的物资，有的是急需品或生活必需品，有的是艺术品或奢侈品，故其价值很难准确对比。大体上，在元与高丽关系的和平时期，元朝皇帝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前提是高丽王对元朝忠顺。不过，与元朝要求于高丽的贡赋相比，元朝的赏赐比起唐、宋等朝代对朝贡国的赏赐就称不得丰厚了。
综上所述，元朝与高丽之间的朝贡制度具有这样的几方面特征：其一，蒙古国与元朝是通过武力及军事征服的手段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奉表朝拜的；其二，元朝不仅要求高丽称臣，而且对高丽进行极为严格的政治控制；其三，高丽要根据元朝的指令准备贡物的品种及数量，此与传统意义上附属国携带本国方物的朝贡不同，因此在《元史》的元帝诸纪中虽然频频出现高丽遣使进献“岁贡”的记载，却没有岁贡的具体种类和数量的多寡。
二、元朝对中朝朝贡关系的管理
元朝对朝贡的组织与管理由礼部所属的侍仪司和会同馆负责。至元八年(1271年)三月，元世祖正式颁布诏令，“敕：元正、圣节、朝会，凡百官表彰、外国进献、使臣陛见、朝辞礼仪，皆隶侍仪司。”侍仪司“秩正四品。掌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侍仪司是礼部的下属机构，主要负责各种礼仪的筹办，外国进献，使臣陛见。接待外国使节朝觐及献纳物品的具体事务由会同馆负责。
会同馆“秩从四品。掌接伴引见诸番夷峒官之来朝贡者。至元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罢。二十九年复置。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遂成定制。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一员，正三品；大使二员，正四品；副使二员，从六品。提控案牍一员，掌书四人，蒙古必阇赤一人，典给官八人。其属有收支诸物库，秩从九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除了接待事务以外，会同馆还负责向往来贡使了解各自国家的自然状况、历史地理等，并编绘成图。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壬寅，礼部言：“会同馆番夷使者时至，宜令有司仿古《职贡图》绘而为图，及询其风俗、土产、去国里程，籍而录之，实一代之盛事。从之。”会同馆虽然负责接待外国朝觐使者，但饮食方面的安排却另由通政院的廪给司负责。廪给司“秩从七品。掌诸王诸番各省四方边远使客饮食供张等事。至元十九年置。”内设提领、司令、司丞各一员从事具体工作。
除了中央的管理机构以外，驿站是朝贡活动得以实现的保证。元代驿站的职能比元以前的各朝有很大的扩展，在以往传递军情、布宣号令的职能之外，又增加了繁重的运输任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番夷”贡物的转运工作。
元朝的驿站十分发达，无论是设置、管理还是功能、建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站赤中有驿令、提领等官。在关会之地，还设置脱脱禾孙，以司辩诘。站赤中的各级官吏皆归通政院及中书兵部统一管理。站户有逃亡的，要及时签补，并加以抚恤和赈济。由于站赤管理井然有序，“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站赤的发达标志着元朝国内交通的发达，也标志着元朝对外交往的频繁与广泛。
为了保证站赤的正常运行，对随路官员及站赤人等的过往进行严格的规定：“使臣无牌面文字，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站赤官员要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盘查，要根据是否带有文字牌面来决定是否给予马匹，没有牌面的，随便给予马匹，要治罪；有牌面，没给马匹的，也要治罪。虽然规定如此严格，但前来朝贡的使臣，却可以不受限制，“若系军情急速，及送纳颜色、丝线、酒食、米粟、缎匹、鹰隼，但系御用诸物，虽无牌面文字，亦验数应付车牛。”将进贡物品与紧急军情并重，足见元朝对朝贡的重视。
为了转运贡物，加强对属国的控制，元朝还将驿站设置在各属国境内，对高丽也是如此。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元朝首次在高丽境内设置驿站，“以高丽国初置驿站，民乏食，命给粮一岁，仍禁使臣往来，勿求索饮食。”。按照元朝的计划，在高丽境内应设置40个驿站，由于“民畜凋敝”，高丽恳请元朝减少驿站的数目，后得到准许将40个驿站合并为20个。元朝与高丽之间的朝贡活动就是通过这些驿站实现的。可以说，朝贡促进了驿站的发展，驿站也加强了元朝与藩属国之间的朝贡。
关于元朝的朝贡礼仪，史载不详。记载明朝礼仪制度的《明集礼》中对元朝的礼仪做了简略的介绍。内容是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令高丽王“修世见之礼”。此后，藩属国在正旦、圣节、大朝会之日来朝，要行朝礼觐见。元朝还将皇帝的生日定为重大节日，让来朝藩王和使臣在这一天行朝觐礼，这是元世祖在礼仪制度方面的首创，并为明清两代所沿用。
三、元代中朝朝贡关系的影响
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在维护宗主国强权的同时，也给藩属国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高丽自建立政权以来，一直与同时期的中国政权有密切的往来，大量代表中国儒学及理学思想的书籍进入高丽。主要有《四书》、《毛诗》、《尚书》、《周易》、《礼记》、五子书、《韩文》、 《柳文》、 《东坡诗》、 《诗学大成押韵》、 《君臣故事》、 《资治通鉴》、 《翰院新书》、《标题小学》、《贞观政要》、《三国志评话》等。由于对汉文化及儒学观念接受得比较彻底，高丽的儒学颇为昌明。
其次，元朝与高丽宗藩关系的建立，使带有儒学特色的高丽文化和以游牧为特点的蒙古文化有了接触的机会。从蒙古民族的心理来讲，在统一中国之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发展海外贸易和中外交往。蒙古统治者最初对高丽的征服，其目的不仅要高丽臣服，还要将高丽变成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地方政权，在高丽建立征东行省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元朝建立以后，对高丽以种种方式保持自己独立状态的努力做出许多让步，征东行省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但在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五月，由于高丽王“不能服其众”，“遂复立征东行省”，任命阔里吉思为高丽行省平章政事。高丽国王不接受元朝的这一决定，请求元朝看在高丽80余年“岁修职贡”、“世子入侍”的情面，还是要让高丽按照祖宗传下来的方式，臣服元朝，而不要建立元朝的行省。高丽在蒙古帝国对高丽的征服时期，无法真正抵御蒙古军队，但不懈坚持，维持了一种特殊的半独立发展状态。
其三，习俗与礼仪方面的影响。元朝与高丽交往之初，并没有要求高丽改变习俗，随着两。国交往日益频繁，以及各代高丽世子赴元为质，高丽国王又与元皇室联姻，成为元王朝的驸马，情况有所改变。高丽王室经常带大批随从入元朝觐，少则在元滞留数月，多则经年乃至数年。蒙古公主入高丽时，也带去大批私属人户。再加上元朝在高丽派有达鲁花赤，还曾经派驻过军队，使与蒙古贵族接触频繁的高丽统治者，关系密切，渐染蒙古之风。因此，蒙古习俗对高丽统治集团，进而对平民百姓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发式和衣冠上。高丽发式原与汉族相同，留全发。高丽忠烈王王眶作为质子入元不久，就改梳蒙古发式，而且在衣着上也改穿蒙古服装。至元九年(1272年)忠烈王短期回国时，已经是“辫发胡服”。“辫发”指的是剃蒙古发式，“胡服”自然是指蒙古式服装。大臣们也纷纷改换发式，并陆续改穿蒙古式服装。高丽国王个人的爱好、行为也反映出蒙古习俗的影响。从忠宣王开始，高丽国王大多有蒙古名宇。忠宣王的蒙古名叫益智礼普化，忠肃王叫阿刺讷忒失里，忠惠王叫普塔失里，恭愍王叫伯颜帖木儿，等等。忠烈王喜欢穿蒙古戎装，还非常喜欢打猎。由于高丽国王、世子多在元住过较长时间，又有与其长期共同生活的蒙古妃子，他们的饮食中自然也少不了蒙古风味的食品。
高丽王室与元皇室联姻，以及两国统治阶层的频繁接触，使高丽的某些礼仪也颇受蒙古影响。忠烈王与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所生之子王璋，与晋王甘麻刺之女宝塔实怜公主的婚礼，就是按蒙古礼仪操办的。王璋连续3天分别以白马81匹献于帝、太后和其岳父晋王。同时，皇太后、晋王分别以数百只羊、数百坛酒设蒙古式大宴庆贺。献白马和以9或9的倍数为吉祥数都是蒙古礼仪。王璋之后的忠肃王、忠惠王、恭愍王娶元公主时，也都以这种方式献聘礼。不久，高丽国内的某些重大喜庆活动也献白马，给元皇室贵族赠送礼物时，其数量也往往用9或9的倍数，以示吉祥。
元王朝曾在高丽置征东行中书省，后由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大德二年(1298年)，忠宣王王璋署征东行中书省事。高丽宰枢及行省左右司官员谒见忠宣王时，“用元朝礼”。这样，高丽朝廷便有两种礼仪。平时宰枢臣僚处理本国一般事务谒见国王时，用的是高丽礼仪，而宰臣、行省官员处理行省事务谒见国王兼行省丞相时，则用“元朝礼”。在高丽的公私行文或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使用一些蒙古词汇，如伊里干(意为聚落)、忽赤(意为佩弓箭者)等等。
高丽接受蒙古习俗影响最大的是高丽统治集团，虽然元朝统治者并没有强迫高丽改变其本国习俗，但高丽统治者为保持统治地位，主动向元统治者请婚，主动接受蒙古的服饰，以表明自己对元朝的忠心，取得信任。高丽百姓改服蒙古式衣冠，则是高丽统治集团强迫进行的。元朝灭亡，明朝建立，高丽服饰又恢复了以往的式样。
在元朝建立之前，高丽就成为蒙古国的附属国，并建立起正式的朝贡关系。元朝(蒙古国)与高丽的朝贡关系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发展紧密相连。宗藩关系的确立，意味着高丽对元朝(蒙古国)要履行朝贡义务。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元朝与高丽的这种朝贡不仅包括高丽根据自己的能力进献物品，更包括元朝向高丽强行索取的军需物品。在元朝的高压政策之下，中朝朝贡关系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具君臣主从关系，而朝贡的礼仪性则降于次要地位。蒙古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确立之初，高丽对蒙古国的朝贡是不情愿的。元世祖统治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高丽的朝贡虽有不情愿的成分，但元朝统治政策的缓和以及高丽国王对现实处境的考虑，使双方对维持这种关系都比较积极。高丽恭愍王统治时期，借元朝走向衰落之机，逐渐摆脱元朝的控制，朝贡次数减少。
一、高丽向元朝的朝贡
元朝建立以前，蒙古国就与高丽建立了正式的朝贡关系。蒙古太祖十一年(1216年)，契丹首领金山、六哥等率领9万人反蒙自立，在蒙古大军的追击下，窜入高丽，并攻占了高丽国的江东城。十三年(1218年)，蒙古大军以追击契丹军的名义进入高丽，与高丽军联合攻打江东城。江东城的契丹守军投降，高丽遂与蒙古结盟，由于高丽国“道远，难于往来，每岁可遣使十人入贡”。蒙古国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初步确立。
蒙古国在与高丽之间的朝贡关系确立以后，不断派遣使臣索要贡物，不仅数额巨大、品种繁多，而且使臣态度蛮横强硬，并时常以战争相威胁。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蒙古以歼灭契丹军为理由，向高丽索要贡物。“九月，皇太弟、国王及元帅合臣、副元帅札刺等各以书谴宣差大使庆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贡，寻以方物进。十五年(1220年)九月，大头领官堪古苦、着古欤等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之，仍进方物。”十六年(1221年)1年间，高丽向蒙古国进贡1万领獭皮、3000匹细紬、2000匹细苎、1万斤绵子、i000丁龙团墨、200管笔、10万张纸等。十七年(1222年)十月，“诏谴着古欤等十二人至其国，察其纳款之实。”十八年(1223年)八月，“宣差山术等十二人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其贡献。这一时期，高丽国王在蒙古国强大威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向蒙古国进献方物，所进献的主要是高丽的物产，没有人员的贡奉。
由于蒙哥汗在进攻南宋时不幸阵亡，蒙古汗国出现了汗位之争，忽必烈在汗位之争中赢得了胜利，并建立元朝。在蒙古汗国做质子的高丽世子倎及时投靠忽必烈，赢得了忽必烈的褒奖，这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开端。忽必烈考虑到征南宋与日本的需要，也改变了以往对高丽的高压政策。高丽元宗为了王位的稳定并保持高丽的相对独立，请求与元朝联姻，元世祖答允了他的请求。此后，元朝皇帝或王室成员之女嫁与高丽国王便成为一种例制，蒙古公主成为元朝的代理人，在高丽拥有高于国王的权力。元朝皇帝是高丽国王的岳父，高丽国王成为元朝的驸马。高丽国王与元公主所生之子又被立为世子，日后再成为国王。这种极为亲近的姻亲关系，有利于元朝对高丽的控制，但对高丽王室来讲，也借助姻亲关系而提高了政权的安全性。高丽王实际是拥有双重身份的国王，既是元朝的地方官，又是高丽国的国王。这种特殊的身份反映了高丽国作为元帝国的附属国兼驸马国的地位。
由于高丽国王与元朝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元与高丽交往的历史上，国王和王妃亲朝的事情经常发生，每次亲朝，不仅带领大批人马，而且携带大宗贡品。元至元二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十一年，1284年)夏四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从臣僚一千二百余人，赉银六百三十余斤，纻布二千四百四十余匹，楮币一千八百余锭。”国王及王妃亲朝所携带的贡品之外，他们所带领的大批人马的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从蒙古太祖十九年(1219年)至元朝灭亡(1368年)，蒙古国与元朝派遣使臣前往高丽的次数是277次。其中，蒙古国时期33次，元朝建立以后世祖朝82次、成宗朝26次、武宗朝17次、仁宗朝17次、英宗朝5次、泰宗朝6次、文宗朝6次、宁宗朝1次、惠宗朝84次。而高丽从蒙古太宗四年(1232年)至元朝灭亡，共遣使赴元479次，其中，高丽高宗时期39次，元宗时期56次，忠烈王时期207次，忠宣王时期21次，忠肃王时期63次，忠肃王(后)时期6次，忠惠王(后)时期9次，忠穆王时期16次，忠定王时期5次，恭愍王时期57次。根据上面的统计数字，在蒙古国及元朝120余年的统治时间里，与高丽的双方往来是756次，应居元朝与藩属国往来次数之首。其中，高丽派使臣赴元的次数几乎接近元朝向高丽派遣使臣次数的2倍，而且元朝派遣使臣的目的多为催促高丽入元朝贡，监督高丽内部事务等；而高丽使臣前往元朝则多为进献贡物、贡女等。
高丽向蒙古国及元朝进献的物品有：鹞子、好铜、黄白纸、金锤、金鳝、银鳝、獭皮、真紫罗、细苎布、纸、玳瑁、白苎布、表纸、奏纸、金盂、银盂、阿吉儿合蒙合皮、鹰、铁、真珠、金、日本栗、虎皮、花文大席、人参、鹄肉、牛、香菜、水果、白银满镂镀金台盏、白银满镂瓶、银锤、虎豹皮、白马、金盏、银镂葵花盏、金瓶、米、木衣、脯、獾皮、野猫皮、黄猫皮、鞍骄、耽罗马、金瓶、镂银壶、银汤瓶、银大尊、半镂银胡壶、金画瓮器、野雉、耽罗牛肉、耽罗酥油、海菜、干鱼、干脯、画扇、酒锺、皮货、织纹纺布、熊皮、熊羔皮。
除了支付品目繁多的贡物和亲朝的费用以外，高丽还要向元廷提供数目庞大的军需用品。其中包括向元朝派驻高丽的屯田军、镇戍军、镇边军等提供粮食、饲料、衣物、船只、马匹等。至元七年(高丽元宗十一年，1270年)二月，驻屯西京的蒙古军向高丽“请席岛仓米，乃给米一千石，杂谷五百石，盐一百石。”不仅提供军粮，高丽还要为驻屯军提供饲料、马匹等，如“今计正军六千人所带马率以一人三匹为计，则凡一万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则当用上朝硕十三万五千，而本国硕则二十七万矣。加以四千农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硕计之三万六干，本国硕则七万二千。”
蒙古国东征日本，也向高丽索取兵马所需粮草、船只等。至元五年(1268年)五月，忽必烈敕谕高丽使者：“往谕尔主，速以军数实奏，将遣人督之。今出军，尔等必疑将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尔主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高丽使臣认为：“舟舰之事即当应命，但人民残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国有军四万，三十余年间死于兵疫，今止有牌子头、五十户、百户、千户之类虚名，而无军卒。”忽必烈并没有认同他的说法，认为：“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高丽使臣说：“赖圣德，自撤兵以来，有生长者仅十岁耳。”忽必烈的回答是：“自尔来者言，海中之事，于宋得便风可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而夕至。舟中载米，海中捕鱼而食之，则不可行乎?”命高丽使臣“归可以此言谕尔主。”这段史料反映了作为宗主国的蒙古国(元朝)对藩属国高丽发号施令的强硬态度，只要提出要求，属国就必须接受，根本不允许有任何异议。
大量的贡品和军需物品的输出，极大地加重了高丽人民的负担。“小国连年不登，民皆乏食，所以军粮未曾尽意收贮，除见在兵粮七万七百二十七汉石外，内外公私俱竭，以此大小官员月俸国用，多般赋税，悉皆收取，更于中外户敛，粗备四万汉石。除此之外，元朝政府还要求高丽向元朝的辽阳行省输送粮食。仅元贞元年(1295年)的三月、四月，就有“米一万石输之辽阳”、“米一万二千一百八十石输之辽阳”、“米八千五百六十八石输之辽阳一的记载，足见高丽向辽阳输送贡米的数字之大。
元朝对高丽朝贡的需索苛刻而严厉，其对高丽的回赐也很丰厚。这与元朝与高丽统治集团因联姻形成的密切而又特殊的关系有关。
元帝用于回赠的物品有：西锦、历日、金线走丝、色绢、骆驼、良马、弓矢、重锦、秤子、等子、鹘、海东青、宝器、风瓶、玉笛、彩帛、海青圆牌、铺马扎子、金瓮、玉带、金袍、米、鹦鹉、银、宝钞、织金段、红绢、葡萄酒、线绫、红绡、金段、金段衣、绣段、绫素段、木棉绢、剑、御鞍、金鞍、黄金、羊、鹄、楮币、浮车。
元朝作为宗主国、高丽王的岳丈之家，薄来厚往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回赐物品的价值至少与贡物的价值相等。元朝不仅对前来朝贡的王公贵族、使臣给予赏赐，连其随从也加赏赐。忠烈王在位34年间，往来元朝与高丽的都城14次，随行人员甚多，最高的一次竟达1200人。元朝给忠烈王最多的一次赏赐是3万两白银。双方交换的物资，有的是急需品或生活必需品，有的是艺术品或奢侈品，故其价值很难准确对比。大体上，在元与高丽关系的和平时期，元朝皇帝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前提是高丽王对元朝忠顺。不过，与元朝要求于高丽的贡赋相比，元朝的赏赐比起唐、宋等朝代对朝贡国的赏赐就称不得丰厚了。
综上所述，元朝与高丽之间的朝贡制度具有这样的几方面特征：其一，蒙古国与元朝是通过武力及军事征服的手段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奉表朝拜的；其二，元朝不仅要求高丽称臣，而且对高丽进行极为严格的政治控制；其三，高丽要根据元朝的指令准备贡物的品种及数量，此与传统意义上附属国携带本国方物的朝贡不同，因此在《元史》的元帝诸纪中虽然频频出现高丽遣使进献“岁贡”的记载，却没有岁贡的具体种类和数量的多寡。
二、元朝对中朝朝贡关系的管理
元朝对朝贡的组织与管理由礼部所属的侍仪司和会同馆负责。至元八年(1271年)三月，元世祖正式颁布诏令，“敕：元正、圣节、朝会，凡百官表彰、外国进献、使臣陛见、朝辞礼仪，皆隶侍仪司。”侍仪司“秩正四品。掌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侍仪司是礼部的下属机构，主要负责各种礼仪的筹办，外国进献，使臣陛见。接待外国使节朝觐及献纳物品的具体事务由会同馆负责。
会同馆“秩从四品。掌接伴引见诸番夷峒官之来朝贡者。至元十三年始置。二十五年罢。二十九年复置。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遂成定制。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一员，正三品；大使二员，正四品；副使二员，从六品。提控案牍一员，掌书四人，蒙古必阇赤一人，典给官八人。其属有收支诸物库，秩从九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除了接待事务以外，会同馆还负责向往来贡使了解各自国家的自然状况、历史地理等，并编绘成图。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三月壬寅，礼部言：“会同馆番夷使者时至，宜令有司仿古《职贡图》绘而为图，及询其风俗、土产、去国里程，籍而录之，实一代之盛事。从之。”会同馆虽然负责接待外国朝觐使者，但饮食方面的安排却另由通政院的廪给司负责。廪给司“秩从七品。掌诸王诸番各省四方边远使客饮食供张等事。至元十九年置。”内设提领、司令、司丞各一员从事具体工作。
除了中央的管理机构以外，驿站是朝贡活动得以实现的保证。元代驿站的职能比元以前的各朝有很大的扩展，在以往传递军情、布宣号令的职能之外，又增加了繁重的运输任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番夷”贡物的转运工作。
元朝的驿站十分发达，无论是设置、管理还是功能、建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站赤中有驿令、提领等官。在关会之地，还设置脱脱禾孙，以司辩诘。站赤中的各级官吏皆归通政院及中书兵部统一管理。站户有逃亡的，要及时签补，并加以抚恤和赈济。由于站赤管理井然有序，“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站赤的发达标志着元朝国内交通的发达，也标志着元朝对外交往的频繁与广泛。
为了保证站赤的正常运行，对随路官员及站赤人等的过往进行严格的规定：“使臣无牌面文字，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站赤官员要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盘查，要根据是否带有文字牌面来决定是否给予马匹，没有牌面的，随便给予马匹，要治罪；有牌面，没给马匹的，也要治罪。虽然规定如此严格，但前来朝贡的使臣，却可以不受限制，“若系军情急速，及送纳颜色、丝线、酒食、米粟、缎匹、鹰隼，但系御用诸物，虽无牌面文字，亦验数应付车牛。”将进贡物品与紧急军情并重，足见元朝对朝贡的重视。
为了转运贡物，加强对属国的控制，元朝还将驿站设置在各属国境内，对高丽也是如此。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元朝首次在高丽境内设置驿站，“以高丽国初置驿站，民乏食，命给粮一岁，仍禁使臣往来，勿求索饮食。”。按照元朝的计划，在高丽境内应设置40个驿站，由于“民畜凋敝”，高丽恳请元朝减少驿站的数目，后得到准许将40个驿站合并为20个。元朝与高丽之间的朝贡活动就是通过这些驿站实现的。可以说，朝贡促进了驿站的发展，驿站也加强了元朝与藩属国之间的朝贡。
关于元朝的朝贡礼仪，史载不详。记载明朝礼仪制度的《明集礼》中对元朝的礼仪做了简略的介绍。内容是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令高丽王“修世见之礼”。此后，藩属国在正旦、圣节、大朝会之日来朝，要行朝礼觐见。元朝还将皇帝的生日定为重大节日，让来朝藩王和使臣在这一天行朝觐礼，这是元世祖在礼仪制度方面的首创，并为明清两代所沿用。
三、元代中朝朝贡关系的影响
元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在维护宗主国强权的同时，也给藩属国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高丽自建立政权以来，一直与同时期的中国政权有密切的往来，大量代表中国儒学及理学思想的书籍进入高丽。主要有《四书》、《毛诗》、《尚书》、《周易》、《礼记》、五子书、《韩文》、 《柳文》、 《东坡诗》、 《诗学大成押韵》、 《君臣故事》、 《资治通鉴》、 《翰院新书》、《标题小学》、《贞观政要》、《三国志评话》等。由于对汉文化及儒学观念接受得比较彻底，高丽的儒学颇为昌明。
其次，元朝与高丽宗藩关系的建立，使带有儒学特色的高丽文化和以游牧为特点的蒙古文化有了接触的机会。从蒙古民族的心理来讲，在统一中国之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发展海外贸易和中外交往。蒙古统治者最初对高丽的征服，其目的不仅要高丽臣服，还要将高丽变成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地方政权，在高丽建立征东行省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元朝建立以后，对高丽以种种方式保持自己独立状态的努力做出许多让步，征东行省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但在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五月，由于高丽王“不能服其众”，“遂复立征东行省”，任命阔里吉思为高丽行省平章政事。高丽国王不接受元朝的这一决定，请求元朝看在高丽80余年“岁修职贡”、“世子入侍”的情面，还是要让高丽按照祖宗传下来的方式，臣服元朝，而不要建立元朝的行省。高丽在蒙古帝国对高丽的征服时期，无法真正抵御蒙古军队，但不懈坚持，维持了一种特殊的半独立发展状态。
其三，习俗与礼仪方面的影响。元朝与高丽交往之初，并没有要求高丽改变习俗，随着两。国交往日益频繁，以及各代高丽世子赴元为质，高丽国王又与元皇室联姻，成为元王朝的驸马，情况有所改变。高丽王室经常带大批随从入元朝觐，少则在元滞留数月，多则经年乃至数年。蒙古公主入高丽时，也带去大批私属人户。再加上元朝在高丽派有达鲁花赤，还曾经派驻过军队，使与蒙古贵族接触频繁的高丽统治者，关系密切，渐染蒙古之风。因此，蒙古习俗对高丽统治集团，进而对平民百姓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发式和衣冠上。高丽发式原与汉族相同，留全发。高丽忠烈王王眶作为质子入元不久，就改梳蒙古发式，而且在衣着上也改穿蒙古服装。至元九年(1272年)忠烈王短期回国时，已经是“辫发胡服”。“辫发”指的是剃蒙古发式，“胡服”自然是指蒙古式服装。大臣们也纷纷改换发式，并陆续改穿蒙古式服装。高丽国王个人的爱好、行为也反映出蒙古习俗的影响。从忠宣王开始，高丽国王大多有蒙古名宇。忠宣王的蒙古名叫益智礼普化，忠肃王叫阿刺讷忒失里，忠惠王叫普塔失里，恭愍王叫伯颜帖木儿，等等。忠烈王喜欢穿蒙古戎装，还非常喜欢打猎。由于高丽国王、世子多在元住过较长时间，又有与其长期共同生活的蒙古妃子，他们的饮食中自然也少不了蒙古风味的食品。
高丽王室与元皇室联姻，以及两国统治阶层的频繁接触，使高丽的某些礼仪也颇受蒙古影响。忠烈王与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所生之子王璋，与晋王甘麻刺之女宝塔实怜公主的婚礼，就是按蒙古礼仪操办的。王璋连续3天分别以白马81匹献于帝、太后和其岳父晋王。同时，皇太后、晋王分别以数百只羊、数百坛酒设蒙古式大宴庆贺。献白马和以9或9的倍数为吉祥数都是蒙古礼仪。王璋之后的忠肃王、忠惠王、恭愍王娶元公主时，也都以这种方式献聘礼。不久，高丽国内的某些重大喜庆活动也献白马，给元皇室贵族赠送礼物时，其数量也往往用9或9的倍数，以示吉祥。
元王朝曾在高丽置征东行中书省，后由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大德二年(1298年)，忠宣王王璋署征东行中书省事。高丽宰枢及行省左右司官员谒见忠宣王时，“用元朝礼”。这样，高丽朝廷便有两种礼仪。平时宰枢臣僚处理本国一般事务谒见国王时，用的是高丽礼仪，而宰臣、行省官员处理行省事务谒见国王兼行省丞相时，则用“元朝礼”。在高丽的公私行文或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使用一些蒙古词汇，如伊里干(意为聚落)、忽赤(意为佩弓箭者)等等。
高丽接受蒙古习俗影响最大的是高丽统治集团，虽然元朝统治者并没有强迫高丽改变其本国习俗，但高丽统治者为保持统治地位，主动向元统治者请婚，主动接受蒙古的服饰，以表明自己对元朝的忠心，取得信任。高丽百姓改服蒙古式衣冠，则是高丽统治集团强迫进行的。元朝灭亡，明朝建立，高丽服饰又恢复了以往的式样。
准噶尔悲歌 - 西蒙古人反抗满清野蛮屠杀的英雄史诗
1491年，1552年，十七世纪初，鞑靼人先后三次对瓦剌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瓦剌人赶到 蒙古西北的科布多地区，瓦剌人基本上退出了蒙古高原。在忽必烈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分裂为四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即后来清人所称的漠西蒙古，或额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
西蒙古中最强大的准噶尔部落西逃，将其西方的土尔扈特部落又赶向更西的地区。土尔扈特人击败哈萨克人的阻截，于1632年占据金帐故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至1770年，土尔扈特汗国占据了顿河到乌拉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在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四散奔逃，另一部和硕特人逃到额尔齐斯河一带。1636年，和硕特汗的弟弟顾实汗离开大队，前往青海发展，建立了青海和硕特汗国。这时候西蒙古人先后接受了喇 嘛教。1705年，顾实汗的曾孙拉藏汗进军拉萨，扶立新达赖。此时已非常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不愿接受这个达 赖，遂出大兵，千里关山飞渡，进攻拉萨。拉藏汗被杀。和硕特汗国亡。其后裔至今居住在青海。北方的和硕特汗国也早已于1677年被准噶尔汗国吞并。
西蒙古人中最强大的是准噶尔汗国。1634年，巴特尔洪台吉即位为准噶尔汗。他击败哈萨克人，称霸中亚东部。1676年，巴特尔洪台吉第四子噶尔丹即位。此人是西蒙古著名的英雄。他在位期间，准噶尔帝国达到极盛。噶尔丹即位后，首先统一了西蒙古四汗国。随后，他南下征服了回部诸察合台汗和伊斯兰教派白山派和黑山派。建国于1227年的察合台汗国历经四个多世纪后最终灭亡了。此时的准噶尔帝国成为亚洲中部面积达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与清帝国并立为亚洲两大帝国。
噶尔丹决心与清帝国争夺天下。他于1688年进军漠北喀尔喀蒙古四汗国。土谢图汗等都被击败，逃入内蒙古。噶尔丹进军内蒙古，直取北京。 康熙御驾亲征，率清军与准噶尔军会战于北京以北内蒙古的乌兰布通，在清军的大炮前，准噶尔骑兵血肉横飞。噶尔丹出道以来第一次失败。
1695年，噶尔丹与清军再战于漠北昭莫多，再次败于清军炮火。噶尔丹败死，其妻，一位骁勇善战的巾帼英雄也壮烈战死。噶尔丹身死家灭。
喀尔喀蒙古并入清帝国，就是后来的外蒙古。直到1921年红军占领外蒙古。外蒙古在中国go-vern-ment统治下共230年。
1687年，巴特尔洪台吉之孙策妄阿拉布坦即位，这又是一位英雄。策妄阿拉布坦西征中亚，征服了因噶尔丹之死而反叛的哈萨克人。准噶尔汗国还是俄国的劲敌，1720年，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率二十万大军击退俄军，迫使其划界而治，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1705年，和硕特汗国拉藏汗与清帝国共同扶立新达赖，准噶尔汗国不能接受，策妄阿拉布坦派他英雄的弟弟，猛将策零敦多布率军进行了一次艰苦而神奇的进军，长途奔袭，飞渡青藏高原几大山脉，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拉萨，拉藏汗措手不及，兵败被杀。准噶尔军大掠拉萨。
康熙帝大怒，派大军进军西藏。准噶尔军被迫撤回。噶尔丹策零即位后，进军外蒙古，迫使雍正帝签定边界条约，规定外蒙古杭爱山为两大帝国的边界，山以西属准，山以东属清。
1753年，策零敦多布的孙子达瓦齐在噶尔丹策零女婿阿木尔撒纳的帮助下夺得汗位。阿木尔撒那据伊犁独立，被达瓦齐击败，被迫逃到清帝国。
1755年，乾隆派清军带阿木尔撒那西征准噶尔。达瓦齐战败投降。阿木尔撒那是西蒙古末代英雄，他不愿接受满洲人的统治，起义反抗，被满洲将军兆惠击败。乾隆帝后来号称“十全老人”，谓有十大武功，其中就包括征服准部和回部，一代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于是展开了亡国灭种的大屠杀。准噶尔人基本被杀绝。如今只有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而没有准噶尔人了。清军随后又征服了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人），天山南北皆并入清帝国。在清帝国的立场看，这是征服的新疆土，后来称之为新疆。阿木尔撒那不甘心屈服，逃入西伯利亚。混在俄罗斯人中间，后来 死于天花，其英雄事迹长时期在西蒙古草原传唱。
在蒙古人纷纷衰落之际，西蒙古人尤其是准噶尔人却一直强劲。准噶尔帝国称霸中亚东部，与清帝国争霸亚洲，阻击俄罗斯帝国南下，英雄辈出。但 老天不与蒙古便，准噶尔人不幸失败，结果全族被野蛮的满洲人屠杀殆尽。
这是俄罗斯蒙古族人至今仍然仍仇视满族人的原因。
（以下这一段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中国人的史纲》里的一段论著）
准噶尔的覆亡与种族屠灭
转自：《中国人的史纲》
作者：柏杨先生
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现象，无论在外蒙古、西藏、青海，清go-vern-ment处处都遇到准噶尔汗国的强大力量。准噶尔汗国迫不及待地向外侵略，心情急躁而手段激烈，但他们恰恰遇到第三个黄金时代的中国。所以每一次都引起中国激烈的回报，不断从他们口中夺出已吞下咽喉的大片领土。
准噶尔汗国一连串大有作为的君主，对这种挫败，有无限的愤怒，遂使清、准边界地带的冲突，没有宁日。清go-vern-ment显然没有力量摧毁他们，所以只是一味盼望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在征服青海之后，就向准噶尔汗国建议重新划定边界。为了表示诚意，清go-vern-ment特地把驻屯在哈密（新疆哈密）和科布多（蒙古科布多）的两个兵团撤回。但策妄阿拉布坦可汗对和解没有兴趣，他仍希望至少取得西藏，谈判没有成功。一七二七年，策妄阿拉布坦逝世，儿子策零嗣位，他比他父亲更有才干和雄心，当清go-vern-ment要求把和硕特汗国流亡可汗罗卜藏丹津交出来时，策零拒绝，并且用一种在清皇帝看来十分不礼貌的语句，通知皇帝胤礻真（玄烨大帝的儿子）说，他父亲策妄阿拉布坦已经升天成佛，他自己的责任是使喇嘛教弘扬于世界，世界人类都因他而获得安宁。这些话使他显得比胤礻真还要伟大，胤礻真大为光火。
一七二九年，胤礻真组成远征军，任命傅尔丹当总司令（靖边大将军），岳钟琪当副总司令（宁远大将军）。一七三○年，傅尔丹兴筑科布多城堡，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第二年（一七三一），他得到非常生动的情报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罗卜藏丹津率领他的残余部下打算投奔中国，被策零可汗发觉，发生战斗。傅尔丹大喜，即发动攻击。可是，他的前锋四千人挺进到科布多西方二百公里和通淖尔时，忽然胡笳四起，伏兵杀出，傅尔丹亲率主力前往救援，于是连主力也陷进重围。结果全军覆没，仅傅尔丹跟他的少数侍卫，狼狈逃回。岳钟琪在乌鲁木齐迅速发动进攻，已不能发生牵制的作用。策零可汗命他的得力将领大策零、小策零，乘胜向东推进，深入外蒙古腹地，幸而被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所属的三音诺颜部（牙帐在今蒙古海尔汗杜兰城）酋长策凌郡王击灭（策零、策凌、大策零、小策零，使人混淆不清，大概那时候漠北部落很流行这种发音的名字）。清go-vern-ment立即把策凌郡王擢升为亲王，命他的三音诺颜部脱离土谢图汗部，成为独立的一汗部。本来只有三个汗部的外蒙古，到现在分成了四个汗部，而喀尔喀部的总名词也被外蒙古取而代之。明年（一七三二），策零可汗再度攻入外蒙古，策凌亲王率三万蒙古兵团迎战，策零可汗大败，策凌亲王追击到光显寺（额尔德尼召，即哈尔和林——蒙古帝国的古都和林）附近，切断准噶尔兵团的退路，血战两天，准噶尔兵团崩溃，一半战死，一半被挤到水里淹死，策零可汗只跟少数卫士突出重围。
中国远征军和通淖尔之败，由于胤礻真对岳钟琪以十五天的时间征服青海的印象太深刻了，认为准噶尔汗国也是那样脆弱。而他任用的满族人总司令傅尔丹，却是一个庸才，对敌人毫无所知，所以才陷入极其幼稚的诱敌之计，虽然有光显寺的大捷，也只能稳定情势，不能恢复战力。但对准噶尔汗国而言，光显寺战役却是一个意外沉重的创伤，从此再没有力量进攻。这时候策零可汗提议和解了，胤礻真也放弃强硬立场，表示接受。一七三四年，胤礻真派部长级官员（尚书）傅鼐前往准噶尔汗国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跟准噶尔划定疆界，以阿尔泰山为界碑，互相通商，清go-vern-ment并允许准噶尔可汗可以随时前往西藏朝拜达赖（煎茶）。
这是清、准间唯一的一次和解，维持二十五年。
在不能消灭对方的情形下，长期战争会使自己血枯力竭而死，和解是明智的。但和解建立在双方同等强大的基础上，一旦一方过度衰弱，尤其没有第三者的力量平衡时，和解就会化为乌有。准噶尔汗国在和解后不久，便发生内乱。一七四五年，策零可汗逝世。嫡子那木札尔继位，他是准噶尔汗国第一位暴君，一七五○年，当他要杀他的庶兄达札尔时，达札尔反而把他杀掉，自己坐上宝座。可是达札尔更糟，一七五四年，他又被贵族大策零（奇袭西藏的那位名将）的孙儿达瓦齐杀掉，由达瓦齐继位可汗。不过达瓦齐还不如达札尔，他刚掌握大权就翻脸要杀帮助他取得大权的好友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是四卫拉特之一的辉特部（蒙古西北角）的酋长，他遂逃到中国。
清皇帝弘历（胤礻真的儿子）亲自接见阿睦尔撒纳，用蒙古话交谈，封他为王爵，又送给他骏马之类的名贵礼物，又请他参加在热河原野（河北省最北部）举行的狩猎，用盛大的场面欢迎他。大臣们对弘历如此优待一个流亡政客，大大的不以为然，但不久就发现其中原因，简单的很，清跟准噶尔汗国冲突八十余年，而清对准噶尔汗国内部，无论政治情势和地理环境，都不了解，所以始终束手无策，如今平空得到向导，当然喜出望外。
阿睦尔撒纳投降的明年（一七五五），清go-vern-ment叛盟，两路大军同时向准噶尔汗国进攻。北路军总司令（定北将军）班第、副总司令（定边左将军）阿睦尔撒纳，由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出发；西路军总司令（定西将军）永常、副总司令（定边右将军）萨拉尔，由巴里坤（新疆巴里坤）出发。准噶尔汗国经过十余年的自相残杀，人心早已离散，加上阿睦尔撒纳号召他们不要抵抗，所以准噶尔军队纷纷放下武器，人民夹道欢迎。中国两路大军没有经过战斗，就轻易地占领了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达瓦齐跟逃亡了三十一年之久的罗卜藏丹津，一同被俘。
一直到这时候，中国并没有并吞准噶尔汗国的意思，只是想分而治之，使它的力量削弱，不再侵略中国。所以清go-vern-ment下令恢复上世纪（十七）四卫拉特的原状，使他们仍保持四个独立的部落，互不统属，个别的作为中国的外藩，像外蒙古合并前的喀尔喀分为三个独立的部一样。于是皇帝弘历一口气加封了四部的四个可汗，并邀请这批新贵到遥远的东方热河（河北承德），由弘历接见，参加盛大的宴会。
对阿睦尔撒纳，清go-vern-ment加封他为双亲王，以酬庸他的贡献。但阿睦尔撒纳有他更大的野心，他引导中国军队颠覆他祖国的目的，只在借。杀人，借中国的。杀他的政敌。他并不希望祖国分裂，所以他坚持仍维持汗国的体制，而由他当可汗。他这种想法跟中国的基本政策恰恰相反，清go-vern-ment当然不能接受。阿睦尔撒纳在大失所望后，决心叛离中国，他了解中国在这次远征中所以迅速成功，有赖于他政治号召的力量，他估计这力量足可以把中国驱逐出境。于是，在占领伊犁（新疆伊宁）的明年（一七五六），阿睦尔撒纳宣布独立，那些刚接受清go-vern-ment加封的四部可汗，也加入这个新兴汗国的行列。中国远征军果然一败再败，准噶尔汗国的土地几乎全部光复。这使皇帝弘历大失面子，认为准噶尔人是不能用仁义感化的野蛮民族，必须严厉惩罚。
第二年（一七五七），弘历重新组成远征军，北路蒙古兵团由蒙古人成衮札布当总司令（定边左副将军）；西路满洲兵团由满族人兆惠当总司令（定边右副将军），发动夹攻，恰恰这时候可怕的恶运抓了准噶尔，天花忽然流行，准噶尔战士相继死亡，军队自行瓦解。当中国远征军进逼伊犁（新疆伊宁）时，阿睦尔撒纳束手无策，只好逃到哈萨克王国，再逃到俄国，他也染上了天花，一病而死。在中国坚决的要求下，俄国把他的尸体运到外蒙古的恰克图城（蒙古阿勒坦布拉格），交还中国。
准噶尔汗国虽然覆亡，阿睦尔撒纳虽然死掉，未死于天花的准噶尔人用游击战作誓死不屈的抵抗，使兆惠疲于奔命。这更增加弘历的愤怒，他下令兆惠执行他的灭种政策。准噶尔人从此在他们的故土上消失，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和横亘在中、俄两国边界上的准噶尔门（新疆博乐东北阿拉山口）要塞，供后人垂泪凭吊。
——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尊严的理由，宁可玉破，不为瓦全，他们所作的壮烈牺牲，应受万世的崇敬。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应有智慧和勇气接受屈辱，瓦全还有复兴之日，玉碎便永无希望了。准噶尔人的遭遇，使我们惊悸。
阿睦尔撒纳是拉藏汗的孙儿，丹衷的遗腹子，母亲是策妄阿拉布坦可汗的女儿。策妄阿拉布坦袭杀拉藏汗后，又斩草除根把丹衷杀掉，而把怀有身孕的女儿另嫁给辉特部的一位酋长。民间传说，当遗腹子阿睦尔撒纳呱呱降生时，满身鲜血，大家深信他为复仇而来，他果然达到目的。
1491年，1552年，十七世纪初，鞑靼人先后三次对瓦剌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瓦剌人赶到 蒙古西北的科布多地区，瓦剌人基本上退出了蒙古高原。在忽必烈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分裂为四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即后来清人所称的漠西蒙古，或额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
西蒙古中最强大的准噶尔部落西逃，将其西方的土尔扈特部落又赶向更西的地区。土尔扈特人击败哈萨克人的阻截，于1632年占据金帐故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至1770年，土尔扈特汗国占据了顿河到乌拉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在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四散奔逃，另一部和硕特人逃到额尔齐斯河一带。1636年，和硕特汗的弟弟顾实汗离开大队，前往青海发展，建立了青海和硕特汗国。这时候西蒙古人先后接受了喇 嘛教。1705年，顾实汗的曾孙拉藏汗进军拉萨，扶立新达赖。此时已非常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不愿接受这个达 赖，遂出大兵，千里关山飞渡，进攻拉萨。拉藏汗被杀。和硕特汗国亡。其后裔至今居住在青海。北方的和硕特汗国也早已于1677年被准噶尔汗国吞并。
西蒙古人中最强大的是准噶尔汗国。1634年，巴特尔洪台吉即位为准噶尔汗。他击败哈萨克人，称霸中亚东部。1676年，巴特尔洪台吉第四子噶尔丹即位。此人是西蒙古著名的英雄。他在位期间，准噶尔帝国达到极盛。噶尔丹即位后，首先统一了西蒙古四汗国。随后，他南下征服了回部诸察合台汗和伊斯兰教派白山派和黑山派。建国于1227年的察合台汗国历经四个多世纪后最终灭亡了。此时的准噶尔帝国成为亚洲中部面积达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与清帝国并立为亚洲两大帝国。
噶尔丹决心与清帝国争夺天下。他于1688年进军漠北喀尔喀蒙古四汗国。土谢图汗等都被击败，逃入内蒙古。噶尔丹进军内蒙古，直取北京。 康熙御驾亲征，率清军与准噶尔军会战于北京以北内蒙古的乌兰布通，在清军的大炮前，准噶尔骑兵血肉横飞。噶尔丹出道以来第一次失败。
1695年，噶尔丹与清军再战于漠北昭莫多，再次败于清军炮火。噶尔丹败死，其妻，一位骁勇善战的巾帼英雄也壮烈战死。噶尔丹身死家灭。
喀尔喀蒙古并入清帝国，就是后来的外蒙古。直到1921年红军占领外蒙古。外蒙古在中国go-vern-ment统治下共230年。
1687年，巴特尔洪台吉之孙策妄阿拉布坦即位，这又是一位英雄。策妄阿拉布坦西征中亚，征服了因噶尔丹之死而反叛的哈萨克人。准噶尔汗国还是俄国的劲敌，1720年，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率二十万大军击退俄军，迫使其划界而治，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1705年，和硕特汗国拉藏汗与清帝国共同扶立新达赖，准噶尔汗国不能接受，策妄阿拉布坦派他英雄的弟弟，猛将策零敦多布率军进行了一次艰苦而神奇的进军，长途奔袭，飞渡青藏高原几大山脉，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拉萨，拉藏汗措手不及，兵败被杀。准噶尔军大掠拉萨。
康熙帝大怒，派大军进军西藏。准噶尔军被迫撤回。噶尔丹策零即位后，进军外蒙古，迫使雍正帝签定边界条约，规定外蒙古杭爱山为两大帝国的边界，山以西属准，山以东属清。
1753年，策零敦多布的孙子达瓦齐在噶尔丹策零女婿阿木尔撒纳的帮助下夺得汗位。阿木尔撒那据伊犁独立，被达瓦齐击败，被迫逃到清帝国。
1755年，乾隆派清军带阿木尔撒那西征准噶尔。达瓦齐战败投降。阿木尔撒那是西蒙古末代英雄，他不愿接受满洲人的统治，起义反抗，被满洲将军兆惠击败。乾隆帝后来号称“十全老人”，谓有十大武功，其中就包括征服准部和回部，一代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于是展开了亡国灭种的大屠杀。准噶尔人基本被杀绝。如今只有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而没有准噶尔人了。清军随后又征服了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人），天山南北皆并入清帝国。在清帝国的立场看，这是征服的新疆土，后来称之为新疆。阿木尔撒那不甘心屈服，逃入西伯利亚。混在俄罗斯人中间，后来死于天花，其英雄事迹长时期在西蒙古草原传唱。
在蒙古人纷纷衰落之际，西蒙古人尤其是准噶尔人却一直强劲。准噶尔帝国称霸中亚东部，与清帝国争霸亚洲，阻击俄罗斯帝国南下，英雄辈出。但 老天不与蒙古便，准噶尔人不幸失败，结果全族被野蛮的满洲人屠杀殆尽。
这是俄罗斯蒙古族人至今仍然仍仇视满族人的原因。
（以下这一段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中国人的史纲》里的一段论著）
准噶尔的覆亡与种族屠灭
转自：《中国人的史纲》
作者：柏杨先生
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现象，无论在外蒙古、西藏、青海，清go-vern-ment处处都遇到准噶尔汗国的强大力量。准噶尔汗国迫不及待地向外侵略，心情急躁而手段激烈，但他们恰恰遇到第三个黄金时代的中国。所以每一次都引起中国激烈的回报，不断从他们口中夺出已吞下咽喉的大片领土。
准噶尔汗国一连串大有作为的君主，对这种挫败，有无限的愤怒，遂使清、准边界地带的冲突，没有宁日。清go-vern-ment显然没有力量摧毁他们，所以只是一味盼望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在征服青海之后，就向准噶尔汗国建议重新划定边界。为了表示诚意，清go-vern-ment特地把驻屯在哈密（新疆哈密）和科布多（蒙古科布多）的两个兵团撤回。但策妄阿拉布坦可汗对和解没有兴趣，他仍希望至少取得西藏，谈判没有成功。一七二七年，策妄阿拉布坦逝世，儿子策零嗣位，他比他父亲更有才干和雄心，当清go-vern-ment要求把和硕特汗国流亡可汗罗卜藏丹津交出来时，策零拒绝，并且用一种在清皇帝看来十分不礼貌的语句，通知皇帝胤礻真（玄烨大帝的儿子）说，他父亲策妄阿拉布坦已经升天成佛，他自己的责任是使喇嘛教弘扬于世界，世界人类都因他而获得安宁。这些话使他显得比胤礻真还要伟大，胤礻真大为光火。
一七二九年，胤礻真组成远征军，任命傅尔丹当总司令（靖边大将军），岳钟琪当副总司令（宁远大将军）。一七三○年，傅尔丹兴筑科布多城堡，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第二年（一七三一），他得到非常生动的情报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罗卜藏丹津率领他的残余部下打算投奔中国，被策零可汗发觉，发生战斗。傅尔丹大喜，即发动攻击。可是，他的前锋四千人挺进到科布多西方二百公里和通淖尔时，忽然胡笳四起，伏兵杀出，傅尔丹亲率主力前往救援，于是连主力也陷进重围。结果全军覆没，仅傅尔丹跟他的少数侍卫，狼狈逃回。岳钟琪在乌鲁木齐迅速发动进攻，已不能发生牵制的作用。策零可汗命他的得力将领大策零、小策零，乘胜向东推进，深入外蒙古腹地，幸而被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所属的三音诺颜部（牙帐在今蒙古海尔汗杜兰城）酋长策凌郡王击灭（策零、策凌、大策零、小策零，使人混淆不清，大概那时候漠北部落很流行这种发音的名字）。清go-vern-ment立即把策凌郡王擢升为亲王，命他的三音诺颜部脱离土谢图汗部，成为独立的一汗部。本来只有三个汗部的外蒙古，到现在分成了四个汗部，而喀尔喀部的总名词也被外蒙古取而代之。明年（一七三二），策零可汗再度攻入外蒙古，策凌亲王率三万蒙古兵团迎战，策零可汗大败，策凌亲王追击到光显寺（额尔德尼召，即哈尔和林——蒙古帝国的古都和林）附近，切断准噶尔兵团的退路，血战两天，准噶尔兵团崩溃，一半战死，一半被挤到水里淹死，策零可汗只跟少数卫士突出重围。
中国远征军和通淖尔之败，由于胤礻真对岳钟琪以十五天的时间征服青海的印象太深刻了，认为准噶尔汗国也是那样脆弱。而他任用的满族人总司令傅尔丹，却是一个庸才，对敌人毫无所知，所以才陷入极其幼稚的诱敌之计，虽然有光显寺的大捷，也只能稳定情势，不能恢复战力。但对准噶尔汗国而言，光显寺战役却是一个意外沉重的创伤，从此再没有力量进攻。这时候策零可汗提议和解了，胤礻真也放弃强硬立场，表示接受。一七三四年，胤礻真派部长级官员（尚书）傅鼐前往准噶尔汗国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跟准噶尔划定疆界，以阿尔泰山为界碑，互相通商，清go-vern-ment并允许准噶尔可汗可以随时前往西藏朝拜达赖（煎茶）。
这是清、准间唯一的一次和解，维持二十五年。
在不能消灭对方的情形下，长期战争会使自己血枯力竭而死，和解是明智的。但和解建立在双方同等强大的基础上，一旦一方过度衰弱，尤其没有第三者的力量平衡时，和解就会化为乌有。准噶尔汗国在和解后不久，便发生内乱。一七四五年，策零可汗逝世。嫡子那木札尔继位，他是准噶尔汗国第一位暴君，一七五○年，当他要杀他的庶兄达札尔时，达札尔反而把他杀掉，自己坐上宝座。可是达札尔更糟，一七五四年，他又被贵族大策零（奇袭西藏的那位名将）的孙儿达瓦齐杀掉，由达瓦齐继位可汗。不过达瓦齐还不如达札尔，他刚掌握大权就翻脸要杀帮助他取得大权的好友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是四卫拉特之一的辉特部（蒙古西北角）的酋长，他遂逃到中国。
清皇帝弘历（胤礻真的儿子）亲自接见阿睦尔撒纳，用蒙古话交谈，封他为王爵，又送给他骏马之类的名贵礼物，又请他参加在热河原野（河北省最北部）举行的狩猎，用盛大的场面欢迎他。大臣们对弘历如此优待一个流亡政客，大大的不以为然，但不久就发现其中原因，简单的很，清跟准噶尔汗国冲突八十余年，而清对准噶尔汗国内部，无论政治情势和地理环境，都不了解，所以始终束手无策，如今平空得到向导，当然喜出望外。
阿睦尔撒纳投降的明年（一七五五），清go-vern-ment叛盟，两路大军同时向准噶尔汗国进攻。北路军总司令（定北将军）班第、副总司令（定边左将军）阿睦尔撒纳，由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出发；西路军总司令（定西将军）永常、副总司令（定边右将军）萨拉尔，由巴里坤（新疆巴里坤）出发。准噶尔汗国经过十余年的自相残杀，人心早已离散，加上阿睦尔撒纳号召他们不要抵抗，所以准噶尔军队纷纷放下武器，人民夹道欢迎。中国两路大军没有经过战斗，就轻易地占领了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达瓦齐跟逃亡了三十一年之久的罗卜藏丹津，一同被俘。
一直到这时候，中国并没有并吞准噶尔汗国的意思，只是想分而治之，使它的力量削弱，不再侵略中国。所以清go-vern-ment下令恢复上世纪（十七）四卫拉特的原状，使他们仍保持四个独立的部落，互不统属，个别的作为中国的外藩，像外蒙古合并前的喀尔喀分为三个独立的部一样。于是皇帝弘历一口气加封了四部的四个可汗，并邀请这批新贵到遥远的东方热河（河北承德），由弘历接见，参加盛大的宴会。
对阿睦尔撒纳，清go-vern-ment加封他为双亲王，以酬庸他的贡献。但阿睦尔撒纳有他更大的野心，他引导中国军队颠覆他祖国的目的，只在借。杀人，借中国的。杀他的政敌。他并不希望祖国分裂，所以他坚持仍维持汗国的体制，而由他当可汗。他这种想法跟中国的基本政策恰恰相反，清go-vern-ment当然不能接受。阿睦尔撒纳在大失所望后，决心叛离中国，他了解中国在这次远征中所以迅速成功，有赖于他政治号召的力量，他估计这力量足可以把中国驱逐出境。于是，在占领伊犁（新疆伊宁）的明年（一七五六），阿睦尔撒纳宣布独立，那些刚接受清go-vern-ment加封的四部可汗，也加入这个新兴汗国的行列。中国远征军果然一败再败，准噶尔汗国的土地几乎全部光复。这使皇帝弘历大失面子，认为准噶尔人是不能用仁义感化的野蛮民族，必须严厉惩罚。
第二年（一七五七），弘历重新组成远征军，北路蒙古兵团由蒙古人成衮札布当总司令（定边左副将军）；西路满洲兵团由满族人兆惠当总司令（定边右副将军），发动夹攻，恰恰这时候可怕的恶运抓了准噶尔，天花忽然流行，准噶尔战士相继死亡，军队自行瓦解。当中国远征军进逼伊犁（新疆伊宁）时，阿睦尔撒纳束手无策，只好逃到哈萨克王国，再逃到俄国，他也染上了天花，一病而死。在中国坚决的要求下，俄国把他的尸体运到外蒙古的恰克图城（蒙古阿勒坦布拉格），交还中国。
准噶尔汗国虽然覆亡，阿睦尔撒纳虽然死掉，未死于天花的准噶尔人用游击战作誓死不屈的抵抗，使兆惠疲于奔命。这更增加弘历的愤怒，他下令兆惠执行他的灭种政策。准噶尔人从此在他们的故土上消失，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和横亘在中、俄两国边界上的准噶尔门（新疆博乐东北阿拉山口）要塞，供后人垂泪凭吊。
——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尊严的理由，宁可玉破，不为瓦全，他们所作的壮烈牺牲，应受万世的崇敬。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应有智慧和勇气接受屈辱，瓦全还有复兴之日，玉碎便永无希望了。准噶尔人的遭遇，使我们惊悸。
阿睦尔撒纳是拉藏汗的孙儿，丹衷的遗腹子，母亲是策妄阿拉布坦可汗的女儿。策妄阿拉布坦袭杀拉藏汗后，又斩草除根把丹衷杀掉，而把怀有身孕的女儿另嫁给辉特部的一位酋长。民间传说，当遗腹子阿睦尔撒纳呱呱降生时，满身鲜血，大家深信他为复仇而来，他果然达到目的。
1491年，1552年，十七世纪初，鞑靼人先后三次对瓦剌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瓦剌人赶到 蒙古西北的科布多地区，瓦剌人基本上退出了蒙古高原。在忽必烈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分裂为四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即后来清人所称的漠西蒙古，或额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
西蒙古中最强大的准噶尔部落西逃，将其西方的土尔扈特部落又赶向更西的地区。土尔扈特人击败哈萨克人的阻截，于1632年占据金帐故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至1770年，土尔扈特汗国占据了顿河到乌拉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在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四散奔逃，另一部和硕特人逃到额尔齐斯河一带。1636年，和硕特汗的弟弟顾实汗离开大队，前往青海发展，建立了青海和硕特汗国。这时候西蒙古人先后接受了喇 嘛教。1705年，顾实汗的曾孙拉藏汗进军拉萨，扶立新达赖。此时已非常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不愿接受这个达 赖，遂出大兵，千里关山飞渡，进攻拉萨。拉藏汗被杀。和硕特汗国亡。其后裔至今居住在青海。北方的和硕特汗国也早已于1677年被准噶尔汗国吞并。
西蒙古人中最强大的是准噶尔汗国。1634年，巴特尔洪台吉即位为准噶尔汗。他击败哈萨克人，称霸中亚东部。1676年，巴特尔洪台吉第四子噶尔丹即位。此人是西蒙古著名的英雄。他在位期间，准噶尔帝国达到极盛。噶尔丹即位后，首先统一了西蒙古四汗国。随后，他南下征服了回部诸察合台汗和伊斯兰教派白山派和黑山派。建国于1227年的察合台汗国历经四个多世纪后最终灭亡了。此时的准噶尔帝国成为亚洲中部面积达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与清帝国并立为亚洲两大帝国。
噶尔丹决心与清帝国争夺天下。他于1688年进军漠北喀尔喀蒙古四汗国。土谢图汗等都被击败，逃入内蒙古。噶尔丹进军内蒙古，直取北京。 康熙御驾亲征，率清军与准噶尔军会战于北京以北内蒙古的乌兰布通，在清军的大炮前，准噶尔骑兵血肉横飞。噶尔丹出道以来第一次失败。
1695年，噶尔丹与清军再战于漠北昭莫多，再次败于清军炮火。噶尔丹败死，其妻，一位骁勇善战的巾帼英雄也壮烈战死。噶尔丹身死家灭。
喀尔喀蒙古并入清帝国，就是后来的外蒙古。直到1921年红军占领外蒙古。外蒙古在中国go-vern-ment统治下共230年。
1687年，巴特尔洪台吉之孙策妄阿拉布坦即位，这又是一位英雄。策妄阿拉布坦西征中亚，征服了因噶尔丹之死而反叛的哈萨克人。准噶尔汗国还是俄国的劲敌，1720年，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率二十万大军击退俄军，迫使其划界而治，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1705年，和硕特汗国拉藏汗与清帝国共同扶立新达赖，准噶尔汗国不能接受，策妄阿拉布坦派他英雄的弟弟，猛将策零敦多布率军进行了一次艰苦而神奇的进军，长途奔袭，飞渡青藏高原几大山脉，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拉萨，拉藏汗措手不及，兵败被杀。准噶尔军大掠拉萨。
康熙帝大怒，派大军进军西藏。准噶尔军被迫撤回。噶尔丹策零即位后，进军外蒙古，迫使雍正帝签定边界条约，规定外蒙古杭爱山为两大帝国的边界，山以西属准，山以东属清。
1753年，策零敦多布的孙子达瓦齐在噶尔丹策零女婿阿木尔撒纳的帮助下夺得汗位。阿木尔撒那据伊犁独立，被达瓦齐击败，被迫逃到清帝国。
1755年，乾隆派清军带阿木尔撒那西征准噶尔。达瓦齐战败投降。阿木尔撒那是西蒙古末代英雄，他不愿接受满洲人的统治，起义反抗，被满洲将军兆惠击败。乾隆帝后来号称“十全老人”，谓有十大武功，其中就包括征服准部和回部，一代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于是展开了亡国灭种的大屠杀。准噶尔人基本被杀绝。如今只有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而没有准噶尔人了。清军随后又征服了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人），天山南北皆并入清帝国。在清帝国的立场看，这是征服的新疆土，后来称之为新疆。阿木尔撒那不甘心屈服，逃入西伯利亚。混在俄罗斯人中间，后来死于天花，其英雄事迹长时期在西蒙古草原传唱。
在蒙古人纷纷衰落之际，西蒙古人尤其是准噶尔人却一直强劲。准噶尔帝国称霸中亚东部，与清帝国争霸亚洲，阻击俄罗斯帝国南下，英雄辈出。但 老天不与蒙古便，准噶尔人不幸失败，结果全族被野蛮的满洲人屠杀殆尽。
这是俄罗斯蒙古族人至今仍然仍仇视满族人的原因。
（以下这一段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中国人的史纲》里的一段论著）
准噶尔的覆亡与种族屠灭
转自：《中国人的史纲》
作者：柏杨先生
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现象，无论在外蒙古、西藏、青海，清go-vern-ment处处都遇到准噶尔汗国的强大力量。准噶尔汗国迫不及待地向外侵略，心情急躁而手段激烈，但他们恰恰遇到第三个黄金时代的中国。所以每一次都引起中国激烈的回报，不断从他们口中夺出已吞下咽喉的大片领土。
准噶尔汗国一连串大有作为的君主，对这种挫败，有无限的愤怒，遂使清、准边界地带的冲突，没有宁日。清go-vern-ment显然没有力量摧毁他们，所以只是一味盼望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在征服青海之后，就向准噶尔汗国建议重新划定边界。为了表示诚意，清go-vern-ment特地把驻屯在哈密（新疆哈密）和科布多（蒙古科布多）的两个兵团撤回。但策妄阿拉布坦可汗对和解没有兴趣，他仍希望至少取得西藏，谈判没有成功。一七二七年，策妄阿拉布坦逝世，儿子策零嗣位，他比他父亲更有才干和雄心，当清go-vern-ment要求把和硕特汗国流亡可汗罗卜藏丹津交出来时，策零拒绝，并且用一种在清皇帝看来十分不礼貌的语句，通知皇帝胤礻真（玄烨大帝的儿子）说，他父亲策妄阿拉布坦已经升天成佛，他自己的责任是使喇嘛教弘扬于世界，世界人类都因他而获得安宁。这些话使他显得比胤礻真还要伟大，胤礻真大为光火。
一七二九年，胤礻真组成远征军，任命傅尔丹当总司令（靖边大将军），岳钟琪当副总司令（宁远大将军）。一七三○年，傅尔丹兴筑科布多城堡，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第二年（一七三一），他得到非常生动的情报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罗卜藏丹津率领他的残余部下打算投奔中国，被策零可汗发觉，发生战斗。傅尔丹大喜，即发动攻击。可是，他的前锋四千人挺进到科布多西方二百公里和通淖尔时，忽然胡笳四起，伏兵杀出，傅尔丹亲率主力前往救援，于是连主力也陷进重围。结果全军覆没，仅傅尔丹跟他的少数侍卫，狼狈逃回。岳钟琪在乌鲁木齐迅速发动进攻，已不能发生牵制的作用。策零可汗命他的得力将领大策零、小策零，乘胜向东推进，深入外蒙古腹地，幸而被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所属的三音诺颜部（牙帐在今蒙古海尔汗杜兰城）酋长策凌郡王击灭（策零、策凌、大策零、小策零，使人混淆不清，大概那时候漠北部落很流行这种发音的名字）。清go-vern-ment立即把策凌郡王擢升为亲王，命他的三音诺颜部脱离土谢图汗部，成为独立的一汗部。本来只有三个汗部的外蒙古，到现在分成了四个汗部，而喀尔喀部的总名词也被外蒙古取而代之。明年（一七三二），策零可汗再度攻入外蒙古，策凌亲王率三万蒙古兵团迎战，策零可汗大败，策凌亲王追击到光显寺（额尔德尼召，即哈尔和林——蒙古帝国的古都和林）附近，切断准噶尔兵团的退路，血战两天，准噶尔兵团崩溃，一半战死，一半被挤到水里淹死，策零可汗只跟少数卫士突出重围。
中国远征军和通淖尔之败，由于胤礻真对岳钟琪以十五天的时间征服青海的印象太深刻了，认为准噶尔汗国也是那样脆弱。而他任用的满族人总司令傅尔丹，却是一个庸才，对敌人毫无所知，所以才陷入极其幼稚的诱敌之计，虽然有光显寺的大捷，也只能稳定情势，不能恢复战力。但对准噶尔汗国而言，光显寺战役却是一个意外沉重的创伤，从此再没有力量进攻。这时候策零可汗提议和解了，胤礻真也放弃强硬立场，表示接受。一七三四年，胤礻真派部长级官员（尚书）傅鼐前往准噶尔汗国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跟准噶尔划定疆界，以阿尔泰山为界碑，互相通商，清go-vern-ment并允许准噶尔可汗可以随时前往西藏朝拜达赖（煎茶）。
这是清、准间唯一的一次和解，维持二十五年。
在不能消灭对方的情形下，长期战争会使自己血枯力竭而死，和解是明智的。但和解建立在双方同等强大的基础上，一旦一方过度衰弱，尤其没有第三者的力量平衡时，和解就会化为乌有。准噶尔汗国在和解后不久，便发生内乱。一七四五年，策零可汗逝世。嫡子那木札尔继位，他是准噶尔汗国第一位暴君，一七五○年，当他要杀他的庶兄达札尔时，达札尔反而把他杀掉，自己坐上宝座。可是达札尔更糟，一七五四年，他又被贵族大策零（奇袭西藏的那位名将）的孙儿达瓦齐杀掉，由达瓦齐继位可汗。不过达瓦齐还不如达札尔，他刚掌握大权就翻脸要杀帮助他取得大权的好友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是四卫拉特之一的辉特部（蒙古西北角）的酋长，他遂逃到中国。
清皇帝弘历（胤礻真的儿子）亲自接见阿睦尔撒纳，用蒙古话交谈，封他为王爵，又送给他骏马之类的名贵礼物，又请他参加在热河原野（河北省最北部）举行的狩猎，用盛大的场面欢迎他。大臣们对弘历如此优待一个流亡政客，大大的不以为然，但不久就发现其中原因，简单的很，清跟准噶尔汗国冲突八十余年，而清对准噶尔汗国内部，无论政治情势和地理环境，都不了解，所以始终束手无策，如今平空得到向导，当然喜出望外。
阿睦尔撒纳投降的明年（一七五五），清go-vern-ment叛盟，两路大军同时向准噶尔汗国进攻。北路军总司令（定北将军）班第、副总司令（定边左将军）阿睦尔撒纳，由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出发；西路军总司令（定西将军）永常、副总司令（定边右将军）萨拉尔，由巴里坤（新疆巴里坤）出发。准噶尔汗国经过十余年的自相残杀，人心早已离散，加上阿睦尔撒纳号召他们不要抵抗，所以准噶尔军队纷纷放下武器，人民夹道欢迎。中国两路大军没有经过战斗，就轻易地占领了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达瓦齐跟逃亡了三十一年之久的罗卜藏丹津，一同被俘。
一直到这时候，中国并没有并吞准噶尔汗国的意思，只是想分而治之，使它的力量削弱，不再侵略中国。所以清go-vern-ment下令恢复上世纪（十七）四卫拉特的原状，使他们仍保持四个独立的部落，互不统属，个别的作为中国的外藩，像外蒙古合并前的喀尔喀分为三个独立的部一样。于是皇帝弘历一口气加封了四部的四个可汗，并邀请这批新贵到遥远的东方热河（河北承德），由弘历接见，参加盛大的宴会。
对阿睦尔撒纳，清go-vern-ment加封他为双亲王，以酬庸他的贡献。但阿睦尔撒纳有他更大的野心，他引导中国军队颠覆他祖国的目的，只在借。杀人，借中国的。杀他的政敌。他并不希望祖国分裂，所以他坚持仍维持汗国的体制，而由他当可汗。他这种想法跟中国的基本政策恰恰相反，清go-vern-ment当然不能接受。阿睦尔撒纳在大失所望后，决心叛离中国，他了解中国在这次远征中所以迅速成功，有赖于他政治号召的力量，他估计这力量足可以把中国驱逐出境。于是，在占领伊犁（新疆伊宁）的明年（一七五六），阿睦尔撒纳宣布独立，那些刚接受清go-vern-ment加封的四部可汗，也加入这个新兴汗国的行列。中国远征军果然一败再败，准噶尔汗国的土地几乎全部光复。这使皇帝弘历大失面子，认为准噶尔人是不能用仁义感化的野蛮民族，必须严厉惩罚。
第二年（一七五七），弘历重新组成远征军，北路蒙古兵团由蒙古人成衮札布当总司令（定边左副将军）；西路满洲兵团由满族人兆惠当总司令（定边右副将军），发动夹攻，恰恰这时候可怕的恶运抓了准噶尔，天花忽然流行，准噶尔战士相继死亡，军队自行瓦解。当中国远征军进逼伊犁（新疆伊宁）时，阿睦尔撒纳束手无策，只好逃到哈萨克王国，再逃到俄国，他也染上了天花，一病而死。在中国坚决的要求下，俄国把他的尸体运到外蒙古的恰克图城（蒙古阿勒坦布拉格），交还中国。
准噶尔汗国虽然覆亡，阿睦尔撒纳虽然死掉，未死于天花的准噶尔人用游击战作誓死不屈的抵抗，使兆惠疲于奔命。这更增加弘历的愤怒，他下令兆惠执行他的灭种政策。准噶尔人从此在他们的故土上消失，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和横亘在中、俄两国边界上的准噶尔门（新疆博乐东北阿拉山口）要塞，供后人垂泪凭吊。
——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尊严的理由，宁可玉破，不为瓦全，他们所作的壮烈牺牲，应受万世的崇敬。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应有智慧和勇气接受屈辱，瓦全还有复兴之日，玉碎便永无希望了。准噶尔人的遭遇，使我们惊悸。
阿睦尔撒纳是拉藏汗的孙儿，丹衷的遗腹子，母亲是策妄阿拉布坦可汗的女儿。策妄阿拉布坦袭杀拉藏汗后，又斩草除根把丹衷杀掉，而把怀有身孕的女儿另嫁给辉特部的一位酋长。民间传说，当遗腹子阿睦尔撒纳呱呱降生时，满身鲜血，大家深信他为复仇而来，他果然达到目的。
西蒙古中最强大的准噶尔部落西逃，将其西方的土尔扈特部落又赶向更西的地区。土尔扈特人击败哈萨克人的阻截，于1632年占据金帐故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至1770年，土尔扈特汗国占据了顿河到乌拉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在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四散奔逃，另一部和硕特人逃到额尔齐斯河一带。1636年，和硕特汗的弟弟顾实汗离开大队，前往青海发展，建立了青海和硕特汗国。这时候西蒙古人先后接受了喇 嘛教。1705年，顾实汗的曾孙拉藏汗进军拉萨，扶立新达赖。此时已非常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不愿接受这个达 赖，遂出大兵，千里关山飞渡，进攻拉萨。拉藏汗被杀。和硕特汗国亡。其后裔至今居住在青海。北方的和硕特汗国也早已于1677年被准噶尔汗国吞并。
西蒙古人中最强大的是准噶尔汗国。1634年，巴特尔洪台吉即位为准噶尔汗。他击败哈萨克人，称霸中亚东部。1676年，巴特尔洪台吉第四子噶尔丹即位。此人是西蒙古著名的英雄。他在位期间，准噶尔帝国达到极盛。噶尔丹即位后，首先统一了西蒙古四汗国。随后，他南下征服了回部诸察合台汗和伊斯兰教派白山派和黑山派。建国于1227年的察合台汗国历经四个多世纪后最终灭亡了。此时的准噶尔帝国成为亚洲中部面积达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与清帝国并立为亚洲两大帝国。
噶尔丹决心与清帝国争夺天下。他于1688年进军漠北喀尔喀蒙古四汗国。土谢图汗等都被击败，逃入内蒙古。噶尔丹进军内蒙古，直取北京。 康熙御驾亲征，率清军与准噶尔军会战于北京以北内蒙古的乌兰布通，在清军的大炮前，准噶尔骑兵血肉横飞。噶尔丹出道以来第一次失败。
1695年，噶尔丹与清军再战于漠北昭莫多，再次败于清军炮火。噶尔丹败死，其妻，一位骁勇善战的巾帼英雄也壮烈战死。噶尔丹身死家灭。
喀尔喀蒙古并入清帝国，就是后来的外蒙古。直到1921年红军占领外蒙古。外蒙古在中国go-vern-ment统治下共230年。
1687年，巴特尔洪台吉之孙策妄阿拉布坦即位，这又是一位英雄。策妄阿拉布坦西征中亚，征服了因噶尔丹之死而反叛的哈萨克人。准噶尔汗国还是俄国的劲敌，1720年，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率二十万大军击退俄军，迫使其划界而治，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1705年，和硕特汗国拉藏汗与清帝国共同扶立新达赖，准噶尔汗国不能接受，策妄阿拉布坦派他英雄的弟弟，猛将策零敦多布率军进行了一次艰苦而神奇的进军，长途奔袭，飞渡青藏高原几大山脉，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拉萨，拉藏汗措手不及，兵败被杀。准噶尔军大掠拉萨。
康熙帝大怒，派大军进军西藏。准噶尔军被迫撤回。噶尔丹策零即位后，进军外蒙古，迫使雍正帝签定边界条约，规定外蒙古杭爱山为两大帝国的边界，山以西属准，山以东属清。
1753年，策零敦多布的孙子达瓦齐在噶尔丹策零女婿阿木尔撒纳的帮助下夺得汗位。阿木尔撒那据伊犁独立，被达瓦齐击败，被迫逃到清帝国。
1755年，乾隆派清军带阿木尔撒那西征准噶尔。达瓦齐战败投降。阿木尔撒那是西蒙古末代英雄，他不愿接受满洲人的统治，起义反抗，被满洲将军兆惠击败。乾隆帝后来号称“十全老人”，谓有十大武功，其中就包括征服准部和回部，一代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于是展开了亡国灭种的大屠杀。准噶尔人基本被杀绝。如今只有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而没有准噶尔人了。清军随后又征服了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人），天山南北皆并入清帝国。在清帝国的立场看，这是征服的新疆土，后来称之为新疆。阿木尔撒那不甘心屈服，逃入西伯利亚。混在俄罗斯人中间，后来 死于天花，其英雄事迹长时期在西蒙古草原传唱。
在蒙古人纷纷衰落之际，西蒙古人尤其是准噶尔人却一直强劲。准噶尔帝国称霸中亚东部，与清帝国争霸亚洲，阻击俄罗斯帝国南下，英雄辈出。但 老天不与蒙古便，准噶尔人不幸失败，结果全族被野蛮的满洲人屠杀殆尽。
这是俄罗斯蒙古族人至今仍然仍仇视满族人的原因。
（以下这一段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中国人的史纲》里的一段论著）
准噶尔的覆亡与种族屠灭
转自：《中国人的史纲》
作者：柏杨先生
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现象，无论在外蒙古、西藏、青海，清go-vern-ment处处都遇到准噶尔汗国的强大力量。准噶尔汗国迫不及待地向外侵略，心情急躁而手段激烈，但他们恰恰遇到第三个黄金时代的中国。所以每一次都引起中国激烈的回报，不断从他们口中夺出已吞下咽喉的大片领土。
准噶尔汗国一连串大有作为的君主，对这种挫败，有无限的愤怒，遂使清、准边界地带的冲突，没有宁日。清go-vern-ment显然没有力量摧毁他们，所以只是一味盼望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在征服青海之后，就向准噶尔汗国建议重新划定边界。为了表示诚意，清go-vern-ment特地把驻屯在哈密（新疆哈密）和科布多（蒙古科布多）的两个兵团撤回。但策妄阿拉布坦可汗对和解没有兴趣，他仍希望至少取得西藏，谈判没有成功。一七二七年，策妄阿拉布坦逝世，儿子策零嗣位，他比他父亲更有才干和雄心，当清go-vern-ment要求把和硕特汗国流亡可汗罗卜藏丹津交出来时，策零拒绝，并且用一种在清皇帝看来十分不礼貌的语句，通知皇帝胤礻真（玄烨大帝的儿子）说，他父亲策妄阿拉布坦已经升天成佛，他自己的责任是使喇嘛教弘扬于世界，世界人类都因他而获得安宁。这些话使他显得比胤礻真还要伟大，胤礻真大为光火。
一七二九年，胤礻真组成远征军，任命傅尔丹当总司令（靖边大将军），岳钟琪当副总司令（宁远大将军）。一七三○年，傅尔丹兴筑科布多城堡，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第二年（一七三一），他得到非常生动的情报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罗卜藏丹津率领他的残余部下打算投奔中国，被策零可汗发觉，发生战斗。傅尔丹大喜，即发动攻击。可是，他的前锋四千人挺进到科布多西方二百公里和通淖尔时，忽然胡笳四起，伏兵杀出，傅尔丹亲率主力前往救援，于是连主力也陷进重围。结果全军覆没，仅傅尔丹跟他的少数侍卫，狼狈逃回。岳钟琪在乌鲁木齐迅速发动进攻，已不能发生牵制的作用。策零可汗命他的得力将领大策零、小策零，乘胜向东推进，深入外蒙古腹地，幸而被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所属的三音诺颜部（牙帐在今蒙古海尔汗杜兰城）酋长策凌郡王击灭（策零、策凌、大策零、小策零，使人混淆不清，大概那时候漠北部落很流行这种发音的名字）。清go-vern-ment立即把策凌郡王擢升为亲王，命他的三音诺颜部脱离土谢图汗部，成为独立的一汗部。本来只有三个汗部的外蒙古，到现在分成了四个汗部，而喀尔喀部的总名词也被外蒙古取而代之。明年（一七三二），策零可汗再度攻入外蒙古，策凌亲王率三万蒙古兵团迎战，策零可汗大败，策凌亲王追击到光显寺（额尔德尼召，即哈尔和林——蒙古帝国的古都和林）附近，切断准噶尔兵团的退路，血战两天，准噶尔兵团崩溃，一半战死，一半被挤到水里淹死，策零可汗只跟少数卫士突出重围。
中国远征军和通淖尔之败，由于胤礻真对岳钟琪以十五天的时间征服青海的印象太深刻了，认为准噶尔汗国也是那样脆弱。而他任用的满族人总司令傅尔丹，却是一个庸才，对敌人毫无所知，所以才陷入极其幼稚的诱敌之计，虽然有光显寺的大捷，也只能稳定情势，不能恢复战力。但对准噶尔汗国而言，光显寺战役却是一个意外沉重的创伤，从此再没有力量进攻。这时候策零可汗提议和解了，胤礻真也放弃强硬立场，表示接受。一七三四年，胤礻真派部长级官员（尚书）傅鼐前往准噶尔汗国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跟准噶尔划定疆界，以阿尔泰山为界碑，互相通商，清go-vern-ment并允许准噶尔可汗可以随时前往西藏朝拜达赖（煎茶）。
这是清、准间唯一的一次和解，维持二十五年。
在不能消灭对方的情形下，长期战争会使自己血枯力竭而死，和解是明智的。但和解建立在双方同等强大的基础上，一旦一方过度衰弱，尤其没有第三者的力量平衡时，和解就会化为乌有。准噶尔汗国在和解后不久，便发生内乱。一七四五年，策零可汗逝世。嫡子那木札尔继位，他是准噶尔汗国第一位暴君，一七五○年，当他要杀他的庶兄达札尔时，达札尔反而把他杀掉，自己坐上宝座。可是达札尔更糟，一七五四年，他又被贵族大策零（奇袭西藏的那位名将）的孙儿达瓦齐杀掉，由达瓦齐继位可汗。不过达瓦齐还不如达札尔，他刚掌握大权就翻脸要杀帮助他取得大权的好友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是四卫拉特之一的辉特部（蒙古西北角）的酋长，他遂逃到中国。
清皇帝弘历（胤礻真的儿子）亲自接见阿睦尔撒纳，用蒙古话交谈，封他为王爵，又送给他骏马之类的名贵礼物，又请他参加在热河原野（河北省最北部）举行的狩猎，用盛大的场面欢迎他。大臣们对弘历如此优待一个流亡政客，大大的不以为然，但不久就发现其中原因，简单的很，清跟准噶尔汗国冲突八十余年，而清对准噶尔汗国内部，无论政治情势和地理环境，都不了解，所以始终束手无策，如今平空得到向导，当然喜出望外。
阿睦尔撒纳投降的明年（一七五五），清go-vern-ment叛盟，两路大军同时向准噶尔汗国进攻。北路军总司令（定北将军）班第、副总司令（定边左将军）阿睦尔撒纳，由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出发；西路军总司令（定西将军）永常、副总司令（定边右将军）萨拉尔，由巴里坤（新疆巴里坤）出发。准噶尔汗国经过十余年的自相残杀，人心早已离散，加上阿睦尔撒纳号召他们不要抵抗，所以准噶尔军队纷纷放下武器，人民夹道欢迎。中国两路大军没有经过战斗，就轻易地占领了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达瓦齐跟逃亡了三十一年之久的罗卜藏丹津，一同被俘。
一直到这时候，中国并没有并吞准噶尔汗国的意思，只是想分而治之，使它的力量削弱，不再侵略中国。所以清go-vern-ment下令恢复上世纪（十七）四卫拉特的原状，使他们仍保持四个独立的部落，互不统属，个别的作为中国的外藩，像外蒙古合并前的喀尔喀分为三个独立的部一样。于是皇帝弘历一口气加封了四部的四个可汗，并邀请这批新贵到遥远的东方热河（河北承德），由弘历接见，参加盛大的宴会。
对阿睦尔撒纳，清go-vern-ment加封他为双亲王，以酬庸他的贡献。但阿睦尔撒纳有他更大的野心，他引导中国军队颠覆他祖国的目的，只在借。杀人，借中国的。杀他的政敌。他并不希望祖国分裂，所以他坚持仍维持汗国的体制，而由他当可汗。他这种想法跟中国的基本政策恰恰相反，清go-vern-ment当然不能接受。阿睦尔撒纳在大失所望后，决心叛离中国，他了解中国在这次远征中所以迅速成功，有赖于他政治号召的力量，他估计这力量足可以把中国驱逐出境。于是，在占领伊犁（新疆伊宁）的明年（一七五六），阿睦尔撒纳宣布独立，那些刚接受清go-vern-ment加封的四部可汗，也加入这个新兴汗国的行列。中国远征军果然一败再败，准噶尔汗国的土地几乎全部光复。这使皇帝弘历大失面子，认为准噶尔人是不能用仁义感化的野蛮民族，必须严厉惩罚。
第二年（一七五七），弘历重新组成远征军，北路蒙古兵团由蒙古人成衮札布当总司令（定边左副将军）；西路满洲兵团由满族人兆惠当总司令（定边右副将军），发动夹攻，恰恰这时候可怕的恶运抓了准噶尔，天花忽然流行，准噶尔战士相继死亡，军队自行瓦解。当中国远征军进逼伊犁（新疆伊宁）时，阿睦尔撒纳束手无策，只好逃到哈萨克王国，再逃到俄国，他也染上了天花，一病而死。在中国坚决的要求下，俄国把他的尸体运到外蒙古的恰克图城（蒙古阿勒坦布拉格），交还中国。
准噶尔汗国虽然覆亡，阿睦尔撒纳虽然死掉，未死于天花的准噶尔人用游击战作誓死不屈的抵抗，使兆惠疲于奔命。这更增加弘历的愤怒，他下令兆惠执行他的灭种政策。准噶尔人从此在他们的故土上消失，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和横亘在中、俄两国边界上的准噶尔门（新疆博乐东北阿拉山口）要塞，供后人垂泪凭吊。
——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尊严的理由，宁可玉破，不为瓦全，他们所作的壮烈牺牲，应受万世的崇敬。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应有智慧和勇气接受屈辱，瓦全还有复兴之日，玉碎便永无希望了。准噶尔人的遭遇，使我们惊悸。
阿睦尔撒纳是拉藏汗的孙儿，丹衷的遗腹子，母亲是策妄阿拉布坦可汗的女儿。策妄阿拉布坦袭杀拉藏汗后，又斩草除根把丹衷杀掉，而把怀有身孕的女儿另嫁给辉特部的一位酋长。民间传说，当遗腹子阿睦尔撒纳呱呱降生时，满身鲜血，大家深信他为复仇而来，他果然达到目的。
1491年，1552年，十七世纪初，鞑靼人先后三次对瓦剌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瓦剌人赶到 蒙古西北的科布多地区，瓦剌人基本上退出了蒙古高原。在忽必烈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分裂为四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即后来清人所称的漠西蒙古，或额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
西蒙古中最强大的准噶尔部落西逃，将其西方的土尔扈特部落又赶向更西的地区。土尔扈特人击败哈萨克人的阻截，于1632年占据金帐故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至1770年，土尔扈特汗国占据了顿河到乌拉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在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四散奔逃，另一部和硕特人逃到额尔齐斯河一带。1636年，和硕特汗的弟弟顾实汗离开大队，前往青海发展，建立了青海和硕特汗国。这时候西蒙古人先后接受了喇 嘛教。1705年，顾实汗的曾孙拉藏汗进军拉萨，扶立新达赖。此时已非常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不愿接受这个达 赖，遂出大兵，千里关山飞渡，进攻拉萨。拉藏汗被杀。和硕特汗国亡。其后裔至今居住在青海。北方的和硕特汗国也早已于1677年被准噶尔汗国吞并。
西蒙古人中最强大的是准噶尔汗国。1634年，巴特尔洪台吉即位为准噶尔汗。他击败哈萨克人，称霸中亚东部。1676年，巴特尔洪台吉第四子噶尔丹即位。此人是西蒙古著名的英雄。他在位期间，准噶尔帝国达到极盛。噶尔丹即位后，首先统一了西蒙古四汗国。随后，他南下征服了回部诸察合台汗和伊斯兰教派白山派和黑山派。建国于1227年的察合台汗国历经四个多世纪后最终灭亡了。此时的准噶尔帝国成为亚洲中部面积达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与清帝国并立为亚洲两大帝国。
噶尔丹决心与清帝国争夺天下。他于1688年进军漠北喀尔喀蒙古四汗国。土谢图汗等都被击败，逃入内蒙古。噶尔丹进军内蒙古，直取北京。 康熙御驾亲征，率清军与准噶尔军会战于北京以北内蒙古的乌兰布通，在清军的大炮前，准噶尔骑兵血肉横飞。噶尔丹出道以来第一次失败。
1695年，噶尔丹与清军再战于漠北昭莫多，再次败于清军炮火。噶尔丹败死，其妻，一位骁勇善战的巾帼英雄也壮烈战死。噶尔丹身死家灭。
喀尔喀蒙古并入清帝国，就是后来的外蒙古。直到1921年红军占领外蒙古。外蒙古在中国go-vern-ment统治下共230年。
1687年，巴特尔洪台吉之孙策妄阿拉布坦即位，这又是一位英雄。策妄阿拉布坦西征中亚，征服了因噶尔丹之死而反叛的哈萨克人。准噶尔汗国还是俄国的劲敌，1720年，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率二十万大军击退俄军，迫使其划界而治，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1705年，和硕特汗国拉藏汗与清帝国共同扶立新达赖，准噶尔汗国不能接受，策妄阿拉布坦派他英雄的弟弟，猛将策零敦多布率军进行了一次艰苦而神奇的进军，长途奔袭，飞渡青藏高原几大山脉，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拉萨，拉藏汗措手不及，兵败被杀。准噶尔军大掠拉萨。
康熙帝大怒，派大军进军西藏。准噶尔军被迫撤回。噶尔丹策零即位后，进军外蒙古，迫使雍正帝签定边界条约，规定外蒙古杭爱山为两大帝国的边界，山以西属准，山以东属清。
1753年，策零敦多布的孙子达瓦齐在噶尔丹策零女婿阿木尔撒纳的帮助下夺得汗位。阿木尔撒那据伊犁独立，被达瓦齐击败，被迫逃到清帝国。
1755年，乾隆派清军带阿木尔撒那西征准噶尔。达瓦齐战败投降。阿木尔撒那是西蒙古末代英雄，他不愿接受满洲人的统治，起义反抗，被满洲将军兆惠击败。乾隆帝后来号称“十全老人”，谓有十大武功，其中就包括征服准部和回部，一代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于是展开了亡国灭种的大屠杀。准噶尔人基本被杀绝。如今只有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而没有准噶尔人了。清军随后又征服了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人），天山南北皆并入清帝国。在清帝国的立场看，这是征服的新疆土，后来称之为新疆。阿木尔撒那不甘心屈服，逃入西伯利亚。混在俄罗斯人中间，后来死于天花，其英雄事迹长时期在西蒙古草原传唱。
在蒙古人纷纷衰落之际，西蒙古人尤其是准噶尔人却一直强劲。准噶尔帝国称霸中亚东部，与清帝国争霸亚洲，阻击俄罗斯帝国南下，英雄辈出。但 老天不与蒙古便，准噶尔人不幸失败，结果全族被野蛮的满洲人屠杀殆尽。
这是俄罗斯蒙古族人至今仍然仍仇视满族人的原因。
（以下这一段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中国人的史纲》里的一段论著）
准噶尔的覆亡与种族屠灭
转自：《中国人的史纲》
作者：柏杨先生
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现象，无论在外蒙古、西藏、青海，清go-vern-ment处处都遇到准噶尔汗国的强大力量。准噶尔汗国迫不及待地向外侵略，心情急躁而手段激烈，但他们恰恰遇到第三个黄金时代的中国。所以每一次都引起中国激烈的回报，不断从他们口中夺出已吞下咽喉的大片领土。
准噶尔汗国一连串大有作为的君主，对这种挫败，有无限的愤怒，遂使清、准边界地带的冲突，没有宁日。清go-vern-ment显然没有力量摧毁他们，所以只是一味盼望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在征服青海之后，就向准噶尔汗国建议重新划定边界。为了表示诚意，清go-vern-ment特地把驻屯在哈密（新疆哈密）和科布多（蒙古科布多）的两个兵团撤回。但策妄阿拉布坦可汗对和解没有兴趣，他仍希望至少取得西藏，谈判没有成功。一七二七年，策妄阿拉布坦逝世，儿子策零嗣位，他比他父亲更有才干和雄心，当清go-vern-ment要求把和硕特汗国流亡可汗罗卜藏丹津交出来时，策零拒绝，并且用一种在清皇帝看来十分不礼貌的语句，通知皇帝胤礻真（玄烨大帝的儿子）说，他父亲策妄阿拉布坦已经升天成佛，他自己的责任是使喇嘛教弘扬于世界，世界人类都因他而获得安宁。这些话使他显得比胤礻真还要伟大，胤礻真大为光火。
一七二九年，胤礻真组成远征军，任命傅尔丹当总司令（靖边大将军），岳钟琪当副总司令（宁远大将军）。一七三○年，傅尔丹兴筑科布多城堡，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第二年（一七三一），他得到非常生动的情报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罗卜藏丹津率领他的残余部下打算投奔中国，被策零可汗发觉，发生战斗。傅尔丹大喜，即发动攻击。可是，他的前锋四千人挺进到科布多西方二百公里和通淖尔时，忽然胡笳四起，伏兵杀出，傅尔丹亲率主力前往救援，于是连主力也陷进重围。结果全军覆没，仅傅尔丹跟他的少数侍卫，狼狈逃回。岳钟琪在乌鲁木齐迅速发动进攻，已不能发生牵制的作用。策零可汗命他的得力将领大策零、小策零，乘胜向东推进，深入外蒙古腹地，幸而被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所属的三音诺颜部（牙帐在今蒙古海尔汗杜兰城）酋长策凌郡王击灭（策零、策凌、大策零、小策零，使人混淆不清，大概那时候漠北部落很流行这种发音的名字）。清go-vern-ment立即把策凌郡王擢升为亲王，命他的三音诺颜部脱离土谢图汗部，成为独立的一汗部。本来只有三个汗部的外蒙古，到现在分成了四个汗部，而喀尔喀部的总名词也被外蒙古取而代之。明年（一七三二），策零可汗再度攻入外蒙古，策凌亲王率三万蒙古兵团迎战，策零可汗大败，策凌亲王追击到光显寺（额尔德尼召，即哈尔和林——蒙古帝国的古都和林）附近，切断准噶尔兵团的退路，血战两天，准噶尔兵团崩溃，一半战死，一半被挤到水里淹死，策零可汗只跟少数卫士突出重围。
中国远征军和通淖尔之败，由于胤礻真对岳钟琪以十五天的时间征服青海的印象太深刻了，认为准噶尔汗国也是那样脆弱。而他任用的满族人总司令傅尔丹，却是一个庸才，对敌人毫无所知，所以才陷入极其幼稚的诱敌之计，虽然有光显寺的大捷，也只能稳定情势，不能恢复战力。但对准噶尔汗国而言，光显寺战役却是一个意外沉重的创伤，从此再没有力量进攻。这时候策零可汗提议和解了，胤礻真也放弃强硬立场，表示接受。一七三四年，胤礻真派部长级官员（尚书）傅鼐前往准噶尔汗国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跟准噶尔划定疆界，以阿尔泰山为界碑，互相通商，清go-vern-ment并允许准噶尔可汗可以随时前往西藏朝拜达赖（煎茶）。
这是清、准间唯一的一次和解，维持二十五年。
在不能消灭对方的情形下，长期战争会使自己血枯力竭而死，和解是明智的。但和解建立在双方同等强大的基础上，一旦一方过度衰弱，尤其没有第三者的力量平衡时，和解就会化为乌有。准噶尔汗国在和解后不久，便发生内乱。一七四五年，策零可汗逝世。嫡子那木札尔继位，他是准噶尔汗国第一位暴君，一七五○年，当他要杀他的庶兄达札尔时，达札尔反而把他杀掉，自己坐上宝座。可是达札尔更糟，一七五四年，他又被贵族大策零（奇袭西藏的那位名将）的孙儿达瓦齐杀掉，由达瓦齐继位可汗。不过达瓦齐还不如达札尔，他刚掌握大权就翻脸要杀帮助他取得大权的好友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是四卫拉特之一的辉特部（蒙古西北角）的酋长，他遂逃到中国。
清皇帝弘历（胤礻真的儿子）亲自接见阿睦尔撒纳，用蒙古话交谈，封他为王爵，又送给他骏马之类的名贵礼物，又请他参加在热河原野（河北省最北部）举行的狩猎，用盛大的场面欢迎他。大臣们对弘历如此优待一个流亡政客，大大的不以为然，但不久就发现其中原因，简单的很，清跟准噶尔汗国冲突八十余年，而清对准噶尔汗国内部，无论政治情势和地理环境，都不了解，所以始终束手无策，如今平空得到向导，当然喜出望外。
阿睦尔撒纳投降的明年（一七五五），清go-vern-ment叛盟，两路大军同时向准噶尔汗国进攻。北路军总司令（定北将军）班第、副总司令（定边左将军）阿睦尔撒纳，由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出发；西路军总司令（定西将军）永常、副总司令（定边右将军）萨拉尔，由巴里坤（新疆巴里坤）出发。准噶尔汗国经过十余年的自相残杀，人心早已离散，加上阿睦尔撒纳号召他们不要抵抗，所以准噶尔军队纷纷放下武器，人民夹道欢迎。中国两路大军没有经过战斗，就轻易地占领了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达瓦齐跟逃亡了三十一年之久的罗卜藏丹津，一同被俘。
一直到这时候，中国并没有并吞准噶尔汗国的意思，只是想分而治之，使它的力量削弱，不再侵略中国。所以清go-vern-ment下令恢复上世纪（十七）四卫拉特的原状，使他们仍保持四个独立的部落，互不统属，个别的作为中国的外藩，像外蒙古合并前的喀尔喀分为三个独立的部一样。于是皇帝弘历一口气加封了四部的四个可汗，并邀请这批新贵到遥远的东方热河（河北承德），由弘历接见，参加盛大的宴会。
对阿睦尔撒纳，清go-vern-ment加封他为双亲王，以酬庸他的贡献。但阿睦尔撒纳有他更大的野心，他引导中国军队颠覆他祖国的目的，只在借。杀人，借中国的。杀他的政敌。他并不希望祖国分裂，所以他坚持仍维持汗国的体制，而由他当可汗。他这种想法跟中国的基本政策恰恰相反，清go-vern-ment当然不能接受。阿睦尔撒纳在大失所望后，决心叛离中国，他了解中国在这次远征中所以迅速成功，有赖于他政治号召的力量，他估计这力量足可以把中国驱逐出境。于是，在占领伊犁（新疆伊宁）的明年（一七五六），阿睦尔撒纳宣布独立，那些刚接受清go-vern-ment加封的四部可汗，也加入这个新兴汗国的行列。中国远征军果然一败再败，准噶尔汗国的土地几乎全部光复。这使皇帝弘历大失面子，认为准噶尔人是不能用仁义感化的野蛮民族，必须严厉惩罚。
第二年（一七五七），弘历重新组成远征军，北路蒙古兵团由蒙古人成衮札布当总司令（定边左副将军）；西路满洲兵团由满族人兆惠当总司令（定边右副将军），发动夹攻，恰恰这时候可怕的恶运抓了准噶尔，天花忽然流行，准噶尔战士相继死亡，军队自行瓦解。当中国远征军进逼伊犁（新疆伊宁）时，阿睦尔撒纳束手无策，只好逃到哈萨克王国，再逃到俄国，他也染上了天花，一病而死。在中国坚决的要求下，俄国把他的尸体运到外蒙古的恰克图城（蒙古阿勒坦布拉格），交还中国。
准噶尔汗国虽然覆亡，阿睦尔撒纳虽然死掉，未死于天花的准噶尔人用游击战作誓死不屈的抵抗，使兆惠疲于奔命。这更增加弘历的愤怒，他下令兆惠执行他的灭种政策。准噶尔人从此在他们的故土上消失，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和横亘在中、俄两国边界上的准噶尔门（新疆博乐东北阿拉山口）要塞，供后人垂泪凭吊。
——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尊严的理由，宁可玉破，不为瓦全，他们所作的壮烈牺牲，应受万世的崇敬。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应有智慧和勇气接受屈辱，瓦全还有复兴之日，玉碎便永无希望了。准噶尔人的遭遇，使我们惊悸。
阿睦尔撒纳是拉藏汗的孙儿，丹衷的遗腹子，母亲是策妄阿拉布坦可汗的女儿。策妄阿拉布坦袭杀拉藏汗后，又斩草除根把丹衷杀掉，而把怀有身孕的女儿另嫁给辉特部的一位酋长。民间传说，当遗腹子阿睦尔撒纳呱呱降生时，满身鲜血，大家深信他为复仇而来，他果然达到目的。
1491年，1552年，十七世纪初，鞑靼人先后三次对瓦剌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瓦剌人赶到 蒙古西北的科布多地区，瓦剌人基本上退出了蒙古高原。在忽必烈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分裂为四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即后来清人所称的漠西蒙古，或额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
西蒙古中最强大的准噶尔部落西逃，将其西方的土尔扈特部落又赶向更西的地区。土尔扈特人击败哈萨克人的阻截，于1632年占据金帐故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至1770年，土尔扈特汗国占据了顿河到乌拉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在鞑靼人的打击下，瓦剌人四散奔逃，另一部和硕特人逃到额尔齐斯河一带。1636年，和硕特汗的弟弟顾实汗离开大队，前往青海发展，建立了青海和硕特汗国。这时候西蒙古人先后接受了喇 嘛教。1705年，顾实汗的曾孙拉藏汗进军拉萨，扶立新达赖。此时已非常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不愿接受这个达 赖，遂出大兵，千里关山飞渡，进攻拉萨。拉藏汗被杀。和硕特汗国亡。其后裔至今居住在青海。北方的和硕特汗国也早已于1677年被准噶尔汗国吞并。
西蒙古人中最强大的是准噶尔汗国。1634年，巴特尔洪台吉即位为准噶尔汗。他击败哈萨克人，称霸中亚东部。1676年，巴特尔洪台吉第四子噶尔丹即位。此人是西蒙古著名的英雄。他在位期间，准噶尔帝国达到极盛。噶尔丹即位后，首先统一了西蒙古四汗国。随后，他南下征服了回部诸察合台汗和伊斯兰教派白山派和黑山派。建国于1227年的察合台汗国历经四个多世纪后最终灭亡了。此时的准噶尔帝国成为亚洲中部面积达四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与清帝国并立为亚洲两大帝国。
噶尔丹决心与清帝国争夺天下。他于1688年进军漠北喀尔喀蒙古四汗国。土谢图汗等都被击败，逃入内蒙古。噶尔丹进军内蒙古，直取北京。 康熙御驾亲征，率清军与准噶尔军会战于北京以北内蒙古的乌兰布通，在清军的大炮前，准噶尔骑兵血肉横飞。噶尔丹出道以来第一次失败。
1695年，噶尔丹与清军再战于漠北昭莫多，再次败于清军炮火。噶尔丹败死，其妻，一位骁勇善战的巾帼英雄也壮烈战死。噶尔丹身死家灭。
喀尔喀蒙古并入清帝国，就是后来的外蒙古。直到1921年红军占领外蒙古。外蒙古在中国go-vern-ment统治下共230年。
1687年，巴特尔洪台吉之孙策妄阿拉布坦即位，这又是一位英雄。策妄阿拉布坦西征中亚，征服了因噶尔丹之死而反叛的哈萨克人。准噶尔汗国还是俄国的劲敌，1720年，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率二十万大军击退俄军，迫使其划界而治，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1705年，和硕特汗国拉藏汗与清帝国共同扶立新达赖，准噶尔汗国不能接受，策妄阿拉布坦派他英雄的弟弟，猛将策零敦多布率军进行了一次艰苦而神奇的进军，长途奔袭，飞渡青藏高原几大山脉，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拉萨，拉藏汗措手不及，兵败被杀。准噶尔军大掠拉萨。
康熙帝大怒，派大军进军西藏。准噶尔军被迫撤回。噶尔丹策零即位后，进军外蒙古，迫使雍正帝签定边界条约，规定外蒙古杭爱山为两大帝国的边界，山以西属准，山以东属清。
1753年，策零敦多布的孙子达瓦齐在噶尔丹策零女婿阿木尔撒纳的帮助下夺得汗位。阿木尔撒那据伊犁独立，被达瓦齐击败，被迫逃到清帝国。
1755年，乾隆派清军带阿木尔撒那西征准噶尔。达瓦齐战败投降。阿木尔撒那是西蒙古末代英雄，他不愿接受满洲人的统治，起义反抗，被满洲将军兆惠击败。乾隆帝后来号称“十全老人”，谓有十大武功，其中就包括征服准部和回部，一代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于是展开了亡国灭种的大屠杀。准噶尔人基本被杀绝。如今只有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而没有准噶尔人了。清军随后又征服了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人），天山南北皆并入清帝国。在清帝国的立场看，这是征服的新疆土，后来称之为新疆。阿木尔撒那不甘心屈服，逃入西伯利亚。混在俄罗斯人中间，后来死于天花，其英雄事迹长时期在西蒙古草原传唱。
在蒙古人纷纷衰落之际，西蒙古人尤其是准噶尔人却一直强劲。准噶尔帝国称霸中亚东部，与清帝国争霸亚洲，阻击俄罗斯帝国南下，英雄辈出。但 老天不与蒙古便，准噶尔人不幸失败，结果全族被野蛮的满洲人屠杀殆尽。
这是俄罗斯蒙古族人至今仍然仍仇视满族人的原因。
（以下这一段是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中国人的史纲》里的一段论著）
准噶尔的覆亡与种族屠灭
转自：《中国人的史纲》
作者：柏杨先生
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现象，无论在外蒙古、西藏、青海，清go-vern-ment处处都遇到准噶尔汗国的强大力量。准噶尔汗国迫不及待地向外侵略，心情急躁而手段激烈，但他们恰恰遇到第三个黄金时代的中国。所以每一次都引起中国激烈的回报，不断从他们口中夺出已吞下咽喉的大片领土。
准噶尔汗国一连串大有作为的君主，对这种挫败，有无限的愤怒，遂使清、准边界地带的冲突，没有宁日。清go-vern-ment显然没有力量摧毁他们，所以只是一味盼望和平共存，相安无事。在征服青海之后，就向准噶尔汗国建议重新划定边界。为了表示诚意，清go-vern-ment特地把驻屯在哈密（新疆哈密）和科布多（蒙古科布多）的两个兵团撤回。但策妄阿拉布坦可汗对和解没有兴趣，他仍希望至少取得西藏，谈判没有成功。一七二七年，策妄阿拉布坦逝世，儿子策零嗣位，他比他父亲更有才干和雄心，当清go-vern-ment要求把和硕特汗国流亡可汗罗卜藏丹津交出来时，策零拒绝，并且用一种在清皇帝看来十分不礼貌的语句，通知皇帝胤礻真（玄烨大帝的儿子）说，他父亲策妄阿拉布坦已经升天成佛，他自己的责任是使喇嘛教弘扬于世界，世界人类都因他而获得安宁。这些话使他显得比胤礻真还要伟大，胤礻真大为光火。
一七二九年，胤礻真组成远征军，任命傅尔丹当总司令（靖边大将军），岳钟琪当副总司令（宁远大将军）。一七三○年，傅尔丹兴筑科布多城堡，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第二年（一七三一），他得到非常生动的情报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乱。罗卜藏丹津率领他的残余部下打算投奔中国，被策零可汗发觉，发生战斗。傅尔丹大喜，即发动攻击。可是，他的前锋四千人挺进到科布多西方二百公里和通淖尔时，忽然胡笳四起，伏兵杀出，傅尔丹亲率主力前往救援，于是连主力也陷进重围。结果全军覆没，仅傅尔丹跟他的少数侍卫，狼狈逃回。岳钟琪在乌鲁木齐迅速发动进攻，已不能发生牵制的作用。策零可汗命他的得力将领大策零、小策零，乘胜向东推进，深入外蒙古腹地，幸而被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所属的三音诺颜部（牙帐在今蒙古海尔汗杜兰城）酋长策凌郡王击灭（策零、策凌、大策零、小策零，使人混淆不清，大概那时候漠北部落很流行这种发音的名字）。清go-vern-ment立即把策凌郡王擢升为亲王，命他的三音诺颜部脱离土谢图汗部，成为独立的一汗部。本来只有三个汗部的外蒙古，到现在分成了四个汗部，而喀尔喀部的总名词也被外蒙古取而代之。明年（一七三二），策零可汗再度攻入外蒙古，策凌亲王率三万蒙古兵团迎战，策零可汗大败，策凌亲王追击到光显寺（额尔德尼召，即哈尔和林——蒙古帝国的古都和林）附近，切断准噶尔兵团的退路，血战两天，准噶尔兵团崩溃，一半战死，一半被挤到水里淹死，策零可汗只跟少数卫士突出重围。
中国远征军和通淖尔之败，由于胤礻真对岳钟琪以十五天的时间征服青海的印象太深刻了，认为准噶尔汗国也是那样脆弱。而他任用的满族人总司令傅尔丹，却是一个庸才，对敌人毫无所知，所以才陷入极其幼稚的诱敌之计，虽然有光显寺的大捷，也只能稳定情势，不能恢复战力。但对准噶尔汗国而言，光显寺战役却是一个意外沉重的创伤，从此再没有力量进攻。这时候策零可汗提议和解了，胤礻真也放弃强硬立场，表示接受。一七三四年，胤礻真派部长级官员（尚书）傅鼐前往准噶尔汗国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跟准噶尔划定疆界，以阿尔泰山为界碑，互相通商，清go-vern-ment并允许准噶尔可汗可以随时前往西藏朝拜达赖（煎茶）。
这是清、准间唯一的一次和解，维持二十五年。
在不能消灭对方的情形下，长期战争会使自己血枯力竭而死，和解是明智的。但和解建立在双方同等强大的基础上，一旦一方过度衰弱，尤其没有第三者的力量平衡时，和解就会化为乌有。准噶尔汗国在和解后不久，便发生内乱。一七四五年，策零可汗逝世。嫡子那木札尔继位，他是准噶尔汗国第一位暴君，一七五○年，当他要杀他的庶兄达札尔时，达札尔反而把他杀掉，自己坐上宝座。可是达札尔更糟，一七五四年，他又被贵族大策零（奇袭西藏的那位名将）的孙儿达瓦齐杀掉，由达瓦齐继位可汗。不过达瓦齐还不如达札尔，他刚掌握大权就翻脸要杀帮助他取得大权的好友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是四卫拉特之一的辉特部（蒙古西北角）的酋长，他遂逃到中国。
清皇帝弘历（胤礻真的儿子）亲自接见阿睦尔撒纳，用蒙古话交谈，封他为王爵，又送给他骏马之类的名贵礼物，又请他参加在热河原野（河北省最北部）举行的狩猎，用盛大的场面欢迎他。大臣们对弘历如此优待一个流亡政客，大大的不以为然，但不久就发现其中原因，简单的很，清跟准噶尔汗国冲突八十余年，而清对准噶尔汗国内部，无论政治情势和地理环境，都不了解，所以始终束手无策，如今平空得到向导，当然喜出望外。
阿睦尔撒纳投降的明年（一七五五），清go-vern-ment叛盟，两路大军同时向准噶尔汗国进攻。北路军总司令（定北将军）班第、副总司令（定边左将军）阿睦尔撒纳，由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出发；西路军总司令（定西将军）永常、副总司令（定边右将军）萨拉尔，由巴里坤（新疆巴里坤）出发。准噶尔汗国经过十余年的自相残杀，人心早已离散，加上阿睦尔撒纳号召他们不要抵抗，所以准噶尔军队纷纷放下武器，人民夹道欢迎。中国两路大军没有经过战斗，就轻易地占领了首都伊犁（新疆伊宁），达瓦齐跟逃亡了三十一年之久的罗卜藏丹津，一同被俘。
一直到这时候，中国并没有并吞准噶尔汗国的意思，只是想分而治之，使它的力量削弱，不再侵略中国。所以清go-vern-ment下令恢复上世纪（十七）四卫拉特的原状，使他们仍保持四个独立的部落，互不统属，个别的作为中国的外藩，像外蒙古合并前的喀尔喀分为三个独立的部一样。于是皇帝弘历一口气加封了四部的四个可汗，并邀请这批新贵到遥远的东方热河（河北承德），由弘历接见，参加盛大的宴会。
对阿睦尔撒纳，清go-vern-ment加封他为双亲王，以酬庸他的贡献。但阿睦尔撒纳有他更大的野心，他引导中国军队颠覆他祖国的目的，只在借。杀人，借中国的。杀他的政敌。他并不希望祖国分裂，所以他坚持仍维持汗国的体制，而由他当可汗。他这种想法跟中国的基本政策恰恰相反，清go-vern-ment当然不能接受。阿睦尔撒纳在大失所望后，决心叛离中国，他了解中国在这次远征中所以迅速成功，有赖于他政治号召的力量，他估计这力量足可以把中国驱逐出境。于是，在占领伊犁（新疆伊宁）的明年（一七五六），阿睦尔撒纳宣布独立，那些刚接受清go-vern-ment加封的四部可汗，也加入这个新兴汗国的行列。中国远征军果然一败再败，准噶尔汗国的土地几乎全部光复。这使皇帝弘历大失面子，认为准噶尔人是不能用仁义感化的野蛮民族，必须严厉惩罚。
第二年（一七五七），弘历重新组成远征军，北路蒙古兵团由蒙古人成衮札布当总司令（定边左副将军）；西路满洲兵团由满族人兆惠当总司令（定边右副将军），发动夹攻，恰恰这时候可怕的恶运抓了准噶尔，天花忽然流行，准噶尔战士相继死亡，军队自行瓦解。当中国远征军进逼伊犁（新疆伊宁）时，阿睦尔撒纳束手无策，只好逃到哈萨克王国，再逃到俄国，他也染上了天花，一病而死。在中国坚决的要求下，俄国把他的尸体运到外蒙古的恰克图城（蒙古阿勒坦布拉格），交还中国。
准噶尔汗国虽然覆亡，阿睦尔撒纳虽然死掉，未死于天花的准噶尔人用游击战作誓死不屈的抵抗，使兆惠疲于奔命。这更增加弘历的愤怒，他下令兆惠执行他的灭种政策。准噶尔人从此在他们的故土上消失，只剩下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和横亘在中、俄两国边界上的准噶尔门（新疆博乐东北阿拉山口）要塞，供后人垂泪凭吊。
——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为了尊严的理由，宁可玉破，不为瓦全，他们所作的壮烈牺牲，应受万世的崇敬。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应有智慧和勇气接受屈辱，瓦全还有复兴之日，玉碎便永无希望了。准噶尔人的遭遇，使我们惊悸。
阿睦尔撒纳是拉藏汗的孙儿，丹衷的遗腹子，母亲是策妄阿拉布坦可汗的女儿。策妄阿拉布坦袭杀拉藏汗后，又斩草除根把丹衷杀掉，而把怀有身孕的女儿另嫁给辉特部的一位酋长。民间传说，当遗腹子阿睦尔撒纳呱呱降生时，满身鲜血，大家深信他为复仇而来，他果然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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