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突厥、蒙古人就是一家人

亚洲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和北部、蒙古和俄罗斯。包括中国蒙古族、喀尔喀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等支系。属蒙古人种北方类型。使用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和卡尔梅克语，均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原住贝加尔湖以南蒙古高原，13世纪曾建立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戴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统一中国。17世纪初一部分卫拉特人向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形成今卡尔梅克人。13世纪初创立蒙古文，沿用至今。蒙古和俄罗斯境内的使用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多信喇嘛教或萨满教。主要从事畜牧业，近年来工农业都有很大发展。 “蒙古”原为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

【起源】　　
蒙古人的起源，众说纷纭。何健民译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序云：“在目前计有十一说：一为神话说，二为汉族说，三为室韦说，四为狼鹿相配说，五为西藏说，六为蒙难说，七为非纯粹之突厥说，八为鞑靼说，九为混种说，十为突厥说，十一为匈奴说是也”。各有所据，又都以偏概全。　　如果不了解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理解民族的信仰系统，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单纯的学术研究很难阐明民族的起源与认同。　　“蒙兀室韦”始见于《唐书》。屠寄《蒙兀儿史记》开宗明义将室韦作为蒙古的族源。王国维、林干等肯定或支持蒙古室韦说。张久和进行了系统论证，蒙古室韦说成了学术界较流行的一家之说。　　但是蒙古族老百姓似乎不知道“室韦”为何物。蒙古室韦说解释不了狼图腾和游牧生活方式的来源，说明不了成吉思汗可能是突厥人的事实。这样就腰斩了蒙古民族的整个历史。不少蒙古人愿意追认突厥、匈奴，乃至北狄为祖先。　　《蒙古族简史》将蒙古族兴起以前的匈奴与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鹃、契丹、女真做了介绍，认为它们对蒙古族的形成都有影响。《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从石器时代“原始公社制度”一直写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1954年，被认为是关于蒙古人民历史的一部好书。麦高文《中亚古国史》和西诺尔主编的《剑桥内亚古代史》实质上是蒙古族史前史，而格鲁塞《草原帝国》是一部蒙古族通史。因此，亦邻真从中国北方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来研究蒙古族族源是十分明智的。　　蒙古族或游牧民族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拉施特致力于编撰以蒙古族为中心的人类史，《史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当之无愧的亚欧历史百科全书。其中第一编《蒙古史》最有价值，第二编《亚欧各国史》、第三编《世系谱》和第四编《地理志》不是过于简略就是没有完成。蒙古人是大红花，突厥人、中国人、犹太人、富浪人(欧洲)、印度人都是小小的绿叶而已。他没有也不可能阐明蒙古族在人类史上的合适地位，只是表明了蒙古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编撰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给予了蒙古以适当的重视，大体反映了蒙古在中亚史或世界史中的地位。蒙古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应该从长时段和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虑其动态和变迁。　　在人类起源迁徙的大背景日益清晰的今天，在正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二十一世纪追溯族源并不是追求民族的独特性，而是考证民族与人类的关系。任何民族独立起源的学说都是主观的追求，经不起科学的分析和检验。因此我们不能赞成蒙古族起源于某地某族的简单说法，那都是蒙古族孕育和发展过程中的环节。鉴于目前的科学研究状况，关于蒙古族源我们可以大略概述如下：构成蒙古族基础的原蒙古人可以通过室韦、鞑靼追溯到鲜卑、东胡，大体上属于蒙古人种，而蒙古人种大约在五万年前经东南亚进入中国逐渐分布于蒙古草原和附近地区，相当一部分蒙古族特别是成吉思汗家族可以由突厥追溯到匈奴、斯基泰，大体上源于印欧人，而印欧人种大约四千年前开始陆续进入东亚。蒙古族狼图腾与天崇拜、游牧传统及相应的文化来源于突厥、匈奴，其鹿图腾与萨满教、定居文化传统来源于室韦、鲜卑或东胡。其语言亦是由通古斯语与突厥语混合而成。简言之，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分别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和北侧进入东亚，从南方进入的一支称之为蒙古人种，发明了定居农业生活方式，从北方进入的称之为印欧人种，形成了游牧生活方式，二者在蒙古草原相遇，孕育了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蒙古族源。

【历史】　
　公元12世纪，蒙古人已经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等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并分衍出乞颜、札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此外，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尔、翁吉剌、蔑儿乞、斡变剌、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它们大小不等，经济文化发展亦不平衡。游牧在草原上的被称作“有毡帐的百姓”，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在森林地带的被称作“林木中的百姓”，主要从事渔猎业。　蒙古人是来自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是凶猛的战士，打败牧地上的每一个敌人，并侵袭在东方和南方已开发的文明。从十三世纪开始，蒙古的部落在统一之后，即展开对外征战，蒙古人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由于所到之处均造成大量的死亡和破坏，因此被视为“魔鬼的骑兵”。蒙古人居住在今天蒙古贝加尔湖的南面平原。在顶盛时期，他们的帝国东起自韩国并跨越亚洲边界，直侵俄罗斯在欧洲的土地，远至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他们占有大部份的小亚细亚、今天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藏、部份的印度与缅甸、整个中国与部份的越南。在十三世纪初年，蒙古的部落是由铁木真所统一。铁木真又名成吉思汗(即最强大的统治者意思)，他的野心是统治所有海内(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土地，而这个目的也几乎达成了。起初，他只有大约二万五千个战士，尔后则透过征服其他游牧民族来增强实力，并在1211年攻击中国的北方。他在1215年攻占北京，这场战役造成三千万的中国人丧生。其后蒙古人转往西方，在1220年时，夺取在丝绸之路上最大的贸易城市布克哈拉，整个个城市被夷为平地，居民亦惨遭屠杀。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其子阔实鲁完成中国北部的征服，继续向欧洲推进。他在1240年攻毁基辅并向匈牙利进攻。阔实鲁在1241年死于征途中，迫使大军立即折回以解决继承的问题。当蒙古的统治者把军事焦点集中在中东和中国时，欧洲地区得以稍事喘息。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消灭了回教的「刺客团」，并在 1258年攻占回教徒的首都巴格达，城中十万民居被屠杀。1260年，埃及的阿拉伯奴隶兵(高级的奴隶兵，为回教军队的一种)在今天的以色列打败蒙古人，结束了蒙古人对回教和圣城的威胁。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他在1279年完全占领中国，并建立元朝。曾经在1274年和1281年两度企图入侵日本，却被季风吹翻舰队，导致重大的损失。1294年，忽必烈死于中国，蒙古的政权自此在亚洲和其他地区衰落。1368年，建立于的中国的元朝被明朝推翻。在1370年代，一个具有土耳其和蒙古血统的战士，宣称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争取在中亚地区的蒙古领导权，企图恢复蒙古帝国。此人名叫添穆仑 (意即「瘤子」添穆，欧洲人称之为帖木儿，亚洲人称之为毁灭王子)，凭藉十万名以骑兵为主的大军，横扫俄罗斯与波斯，以回教徒为主要攻击目标。1398 年，他洗掠德里，屠杀当地居民达十万人，随后并转往西方，在叙利亚打败埃及的阿拉伯奴隶兵。1402年，他在今天的安卡拉附近打败大批的奥图曼帝国土耳其军队，但随即折返。1405年，他发动军队入侵中国，却在同年死于征途之中。他喜欢掠夺财富和发动大规模的屠杀，但在位期间却没有考虑过设置一个稳定的政府，因此，在他死后，由儿子们所继承瓜分的广大国土便很快地四分五裂。　 　公元11世纪，他们结成了以塔塔尔为首的联盟，强大一时，因此，“塔塔尔”，或“鞑靼”（音达达）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后来西方通常就将蒙古泛称为鞑靼。宋、辽、金时代，还把漠北的蒙古部称为黑鞑靼，漠南的蒙古部称为白鞑靼。有时也用鞑靼泛称中国北方各民族。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也就由原来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在汉文史籍中就统称他们为“蒙古”。　　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许多部，后来，按照所居地域逐渐形成为三大部分，即：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三省的蒙古人称为漠南蒙古，亦即科尔沁部；分布在今蒙古国境内的蒙古称为漠北蒙古，亦即喀尔喀部，分布在新疆、青海和甘肃一带的蒙古称为漠西蒙古，亦即卫拉特部，也称为厄鲁特（额鲁特）蒙古。

【社会经济】　　
十至十三世纪，蒙古高原各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草原游牧部落和森林狩猎部落。草原游牧部落主要从事畜牧业，森林部落主要从事狩猎，也进行采集和捕鱼。实际上，不是所有的部落都可以明确地归为森林部落或草原部落。有的森林部落正在向草原部落过渡，而草原部落则又往往继续从事狩猎活动。这种复杂的情况反映了从森林狩猎部落到草原游牧部落的历史发展过程。 1 畜牧业　　这是草原部落经济的主要部门，生活的主要来源。游牧民饲养羊、牛、马，有的部落还养骆驼。牛、羊的肉与牛、马的奶和奶制品是主要的食物。牲畜的皮可制衣服，毛可制成毡毯与绳线，是制作毡帐的主要材料。马是主要交通工具，牛也用来拉车。　　逐水草放牧是游牧民的主要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季节，为了适应放牧的需要，他们要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作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各个部落都有大致固定的地域，牧民们每年冬夏，沿着习惯形成的路线在牧地间迁移。　 2 狩猎业　　这是森林部落经济的主要部门。狞猎民居住在用木头和桦树皮搭盖的棚子里。他们穿的是兽皮，吃的是野牛、野羊肉。冬季出猎时，他们使用一种滑雪板，名为"察纳"，也叫"木马"，在山林中飞快地追逐野兽。猎获物则放在雪橇上，每橇可装载数千斤，运送很方便。狩猎在游牧民的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狩猎的方式主要是集体围猎，常以部族为单位联合举行。狩猎的季节多在冬季，"凡打猎时,常食所猎之物，则少杀羊"，狩猎是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 3手工业　　当时已产生为游牧经济服务的家庭手工业。手工业的分工主要有木匠、车匠、铁匠和弓匠，产品主要是车、马具、弓箭、刀剑、甲胄、毛毡等等。金代铁钱大量流入蒙古后，蒙古人便毁钱铸铁，制造工具。据文献记载，冗良合人善于锻铁。车是游牧民的重要交通工具，当时造车手工业很发达，可以制造载运整个帐幕的大型车辆，由多头牲畜挽曳。一般贫困牧民也拥有车辆。奶制品和皮革加工产品，一般也是个体家庭的牧民自己制造的。 4 交换　　游牧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换和贸易的进步。辽朝时，草原诸部以牛羊马驼和皮毳等物与辽进行交换，换取绢帛、铁器等生产工具和日用品。金朝与革职诸部继续保协交换关系，在边境指定的地点进行互市。部落首领通过入贡的方式保持同中原王朝的交换关系。与邻境的交换多由西城商人进行，这些商人来往于草原各部，沟通了游牧民和定居农业人民的贸易联系。 5 农业　　在蒙古地区也出现了少量的农业。辽朝在今海拉尔地区、克鲁伦河流域移民屯田，兴修城镇，发展了农业。在邻近汉族、契丹族和女真族农业地区的部落中，如汪古部和弘吉刺部，已有粗放的农业。元代蒙古族社会经济 1 畜牧业　　畜牧业是蒙古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蒙古建国后，牧区的人口不断增长。元世祖至元末年，从漠北流亡到今内蒙古、山西等地的人口达七十余万。武宗初年，从西北诸王归附的贫民有八十六万八千户。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到元朝中期，蒙古族的人口有较大增长。据《史集》记载，到十四世纪初，蒙古大汗属下的蒙古各千户军队，由于人口繁殖而增加了两倍。人口的增长，标志着畜牧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　　蒙古建国后，特别重视畜牧业。窝阔台时，指令在各千户内选派嫩秃赤(管理牧场的人)专管牧场的分配和使用。为了扩大牧场，经常派人在漠北打井，开发无水草原。国家为了保护牧场。颁布了严格的禁令：草生而掘地、遗火烧毁牧场，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元朝建立后，逐步建立了管理畜牧业的机构。太仆寺专管牧业，下辖十四个官牧场。"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牧场上的牧人称为哈赤、哈剌赤，按千户、百户组织管理，父子相承服役。太仆寺官每年秋季前去检查登记，造册备案。　　官牧场都设在水草丰美的地区。上都官牧场，规模很大。元政府经常从这里调运大批牲畜，以满足军需和民用。例如，延佑七年二月，调上都等路的"官牧羊马牛驼给朔方民户"秋末冬初，上都等地的牲畜驱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放牧，这些地区要负担饲马的刍粮和饲草。　　元政府还将一部分草原分给蒙古诸王、贵族，作为他们的牧地。他们拥有大量的牲畜，如弘吉剌部的贵族竹温台"善牧养，畜马牛羊累巨万"。博罗欢有"马成群。"仁宗时，北方遭风雪灾，贾昔剌"出私家马二百匹以为助"。　　在牧区，"人以孳畜多寡为贫富"。1324年(泰定元年)，元政府规定一个区别蒙古牧民穷富的标准：凡有马、骆驼二十匹、羊五十只的牧户，就不算贫困户，如让他们充当站户，政府不再补买牲畜救济。可见，这类牧户属于中等之家，如低于此数就是贫困牧户了。从这条史料，大体上也可以看出个体牧户占有牲畜的数量。 2 渔猎业　　渔猎是牧业经济的补充。蒙古贵族把狩猎视为"国之大事"。元朝皇帝和诸王、贵族继承古代氏族共同狩猎的传统，每年率领军队和牧民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每年春天，元朝皇帝常到大都东南的柳林，用放鹰隼的办法捕捉水鸟和野兽，称作"飞放"。每年夏秋到上都避暑，也要举行一系列狩猎活动。　　除蒙古贵族的狩猎活动外，狩猎在蒙古游牧民的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捕猎期间，他们多吃猎获的野物，很少杀羊。贝加尔湖等地区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他们使用驯鹿作交通工具，当地盛产的貂皮、兽皮和鹰鹘，是运往内地的名贵物产。　　近水居住的牧民也从事渔猎。贝尔湖、达里诺尔及克鲁伦河、土拉河等，都产鱼，可供牧民猎取。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边民乏食忽必烈令运去渔网，使取鱼自给。武宗时西北诸王部民来归者百数十万，朝廷教近水者取鱼以食，四年之间，共调去鱼网三千。 3 农业　　成吉思汗建国后，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漠北的农业也得到发展。经营的方式主要是屯田。成吉思汗命镇海率万余降民在阿鲁欢地区屯田，建立了称海城。忽必烈时期，为解决驻军的粮食需要，继续开发和扩大在漠北地区的屯田。1274年(至元十一年)，开始在和林屯田，到武宗时，年产粮食九万余石。1295年 (元贞元年)，成宗调拔军队在称海屯田，到武宗初年，年产粮食二十万斛。多年经营和发展，使和林、称海成为漠北两大屯田中心。同时，元政府在五条河、杭爱山、谦谦州、吉利吉思等地也有屯田。屯田的主要劳力是汉族士兵，农具和耕牛来自中原地区。　　少数蒙古族人民也经营农业。1272年(至元九年)，元政府令由蒙古军组成的拔都军在克鲁沦河附近开渠耕田。1319年(延佑六年)，元仁宗派蒙古军五千人和晋王部属贫民二千人屯田称海。武宗时，岭北行省左远相哈剌哈孙，曾选择军士中通晓农事者教蒙古各部落从事耕种。　　元朝时，漠南地区的弘吉剌、亦乞列思等部都出现了种田户。从事农业的汪古人，被称为"种田白达达。"在亦集乃路、兀剌海路都有种田的农民。应昌路屯田的规模很大，每年可籴粮近一万石，是北方储粮基地之一。元政府在亦集乃路屯田，在合即渠扩大耕地达九千余亩。 4 手工业　　在漠北地区，官营手工业主要集中在和林、称海等地。工匠主要来自中原汉地，也有来自中亚、波斯和西欧的匠人。他们为蒙古统治者建造宫室，制造各种奢侈用品。据考古发掘的报道，在和林发现十座冶炼炉和大量金属制造品，当地烧造的陶瓷器也很多，一些瓷器上刻有汉族工匠的姓名。蒙古建国后，陆续派汉族工匠到谦谦州生产武器、丝织品，元朝还派人向当地人传授制陶、铁冶和造船等项技术。　　漠南地区的手工业，主要集中在上都等地。上都的官营手工业，设置了很多管理机构，分别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和上都留守司管辖。上都官手工业的行业很多，主要有制毡业、制革业、制甲业、铁器冶造业、金银制造业等。绝大部分产品，用来满足皇室和官府的需要。 　　据1293年(至元三十年)的统计，上都有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每年需官粮一万五千二百余石。到元朝中期，仅中政院所属的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即有工匠二千五百多户。这说明随着手工业匠局的增设，工匠的户数也不断增多。　　在蒙古诸王、贵族的分地内，如弘吉剌、汪古等部，分别设置了人匠总管府、怯怜口民匠总管府和提领所等机构，属下的各色工匠为他们制作手工业用品。　　蒙古牧民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男子制造弓箭、鞍具、车帐、皮革，妇女制作乳酪，缝皮衣、鞋帽，主要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5 城市和商业　　窝阔台时兴建的和林城，是漠北的著名城市。蒙哥时，和林城已颇具规模，城内有各族商人聚集的回回区，有汉族工匠聚居的汉人区，有若干所衙署，十二座佛寺和庙宇，两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分别有粮食、车、牛、羊、马的市场。　　称海是漠北另一重镇。这里是屯田和驻防重地。忽必烈太子真金和皇侄海山曾带领诸王、大将在此镇守。1307年(大德十一年)，元朝在这里设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　　在漠南地区，成吉思汗时期破坏的一些辽、金城堡，元朝时逐渐得到恢复，在各投下领地内还出新的城镇。　　1270年(至元七年)，弘吉剌部领主在今达里诺尔附近兴建应昌城。1295年(元贞元年)，又在今翁牛特旗兴建全宁城。　　在汪古部领地内，金代在天山县(内蒙古四子王旗)和集宁县(内蒙古集宁市东南)设有同北边互市的榷场，元朝分别为净州路和集宁路的治所。元代又建立了砂井城(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乡)，作为砂井总管府的治所。汪古部在黑水(艾不盖河)北岸修建了一座新城，定名为静安县(今内蒙古达茂旗北鄂伦苏木古城)，后升为静安路。1318年(延佑五年)改名为德宁路。　　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在夏州(内蒙古乌审旗南无定河北岸)东北新建了一座察罕脑儿城和宫殿。武宗时，在察罕脑儿设宣慰司都元帅府。　　上都是忽必烈新建的一座草原都城。1256年，在刘秉忠的筹划下，选择桓州东、滦水北一块地方修筑城郭宫室。经过三年的营建，建起一个新的城市，定名开平。忽必烈在大都建都后，改开平为上都，作为每年夏初至秋末清暑的夏都。皇城分宫成、皇城和外城三重。皇城与外城周长共有十八、九里。宫城内建有大安阁、水晶殿、穆清阁等宫殿楼阁，外城有蒙古族帐幕式的宫殿失剌斡耳朵。上都的建筑既有中原传统的形制，又有独特的蒙古民族风格，并广泛吸收了当时各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和技巧。皇城是市区，设大小官署和手工业管理机构及匠局多所。还有鳞次栉比的商肆、贵族和平民的住宅、孔庙、佛寺、道观、回回寺等等。上都的交通四通八达，南有四条驿道通大都，北通和林，东通辽阳行省，西从丰州经宁夏、河西走廊可通中亚。　　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林、上都都是蒙古地区商业发达的城市。元政府对上都的商业活动采取免税和轻税政策，外地商人纷纷前来贸易。上都有规模颇大的商业区，而且按行业分为各种市。上都、应昌是北方和籴粮食的重要基地，政府根据需要发布收购粮食的命令，商人们自己设法组织运输，将粮食运到指定粮仓交纳，政府支付以现钞或盐引(取盐凭证)。粮食收购价一般较市场价优厚，盐引更是难得之物，所以对商人很有吸引力。从整个蒙古地区来看，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牲畜、皮毛、药材等，输入的主要是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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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梅克蒙古人流放西伯利亚的史

卡尔梅克人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少数民族。卡尔梅克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卡尔梅克族有人口17. 4 万(1989 年) ,主要居住在位于伏尔加河下游右岸地区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境内,一小部分居住在阿斯特拉罕州、罗斯托夫州等地。卡尔梅克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卡尔梅克人信奉喇嘛教。

一
卡尔梅克人本是中国蒙古族的一支,自称卫拉特人,而卡尔梅克这个族名源于突厥语,是突厥人对自称卫拉特人的称谓,是他称,不是自称[1 ] 。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明末清初,蒙古族大体由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组成。漠西蒙古也叫西蒙古,清代称之为厄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卫拉特蒙古分四部: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卫拉特四部的主要游牧地是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7 世纪20 年代末,为寻求新的牧地和摆脱因牧地紧张而引起的各部纷争,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其部族以及部分杜尔伯特与和硕特牧民离开故土向西迁徙。他们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当时尚未被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里他们开拓建置,劳动生息,创立起游牧民族的汗庭,维持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政权。随着俄国势力迅速扩张,对土尔扈特的压迫日益加紧。为了摆脱俄国的控制,1771 年渥巴锡率伏尔加河左岸的土尔扈特部冲破俄军的追击围堵,长途跋涉返回祖国。土尔扈特部东归的伟大壮举证明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2 ] 。

因种种原因伏尔加河右岸的杜尔伯特部和少量土尔扈特与和硕特牧民未能渡河随渥巴锡返回祖国。他们的后裔构成今天俄罗斯联邦卫拉特蒙古人的主体,当地人称他们为卡尔梅克人。在沙皇俄国统治下卡尔梅克人作为“异族人”备受欺凌,社会发展缓慢,人口增长率极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卡尔梅克人获得新生。根据列宁的民族自治政策,于1920 年11 月4 日成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 年10 月20 日升格为自治共和国。根据人口统计资料,1929 年苏联有卡尔梅克人13. 2 万人,1939 年有13. 44 万人[3 ] (其中约11 万人居住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占人口总数的48. 6 %) 。

十月革命根本改变了卡尔梅克人的命运,使他们从封建游牧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至卫国战争前夕,卡尔梅克人在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等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 —1937 年) 卡尔梅克人转入定居,从而结束了游牧和半游牧生活。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创立了地方工业,修建了公路,形成了工人阶级队伍。政府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经过努力基本扫除了文盲,建立了初等和中等学校,还有了自己的大学,普及了七年制教育,民族知识分子也成长起来,破天荒出现了科学研究机构[4 ] 。卡尔梅克人的传统经济部门———畜牧业实现了集体化。1943 年12 月自治共和国内集体农庄有牛93161 头、羊2383711 只、马7476 匹、骆驼2308 峰、犍牛8316 头。

卫国战争开始后,卡尔梅克人踊跃参军,在8 个月期间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有2 万多人参加红军,其中25 %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卡尔梅克人为前线提供大量装备品和粮食,为建立“苏维埃卡尔梅克”坦克纵队捐献783 万卢布。

随着战事的进展,德军开始扑向伏尔加河流域。1942 年8 月12 日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失守,它的13 个乌鲁斯中有5 个被德军占领,有3 个被部分占领。在被占领土上侵略者实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拒绝为德国鬼子工作的、不满于法西斯统治的人被施以酷刑,甚至枪杀。据不完全统计,在西乌鲁斯有79 人被杀,在埃利斯塔有800 多人被杀。在卡尔梅克领土上共有约2 万和平居民和苏军战俘被杀害或折磨致死,但是卡尔梅克人没有屈服,他们在敌人后方建立了13 支游击队,抵抗德国占领者[5 ] 。同时,红军中的卡尔梅克人指战员勇敢地战斗在卫国战争的各战线。在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在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远东战役中都有卡尔梅克人的身影。他们中许多人因功受奖,荣获各种勋章。

与广大卡尔梅克人英勇抵抗和斗争的同时,一小撮卡尔梅克人背叛祖国,投靠占领军。这些民族败类成立骑兵队,配合德军追剿游击队,实行白色恐怖。他们摧毁集体农庄,杀害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工作者,例如,以Б·奥格达诺夫为首的骑兵队有将近1500 人,在1942 年11 月它打垮了O·博尔德列夫指挥的游击队,它还摧残了22 名红军战俘。在萨尔平斯克区活动的卡尔梅克叛国分子杀害了46 名游击队员。有些喇嘛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为叛国分子的恐怖活动推波助澜。但通敌者毕竟只占卡尔梅克人口的极少数,并且只在个别地区比较猖獗。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小撮反动分子煽动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为在肃反和集体化运动中斯大林的极左政策曾伤害了广大卡尔梅克人的民族感情,使一些人产生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加上卡尔梅克人曾长期遭受沙俄的压迫和剥削,对俄罗斯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样一来,当有人打出从俄罗斯人统治下解放卡尔梅克民族的旗号时,极易在同胞中引起共鸣,因此出现少数人同占领当局合作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德军在卡尔梅克的败退,叛国通敌集团也面临灭顶之灾。1943 年6 月12 —15 日举行的联共(布) 卡尔梅克组织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迅速消灭拒不放下武器的叛国通敌分子。党和苏维埃组织在群众中加强政治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叛国通敌分子。当年秋天他们被基本肃清。

二

正当卡尔梅克人为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而努力工作时,苏联最高决策部门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迁移计划。少数人通敌的罪行被强加到整个民族头上。在斯大林、贝利亚眼中,卡尔梅克人普遍与占领者合作,出卖祖国利益,于是一个惩罚整个民族的行动计划出笼了。

1943 年10 月中旬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第1118 —346 号决议,责成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在两周内完成接收和安置卡尔梅克特种移民的准备工作。1943 年12 月27 日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关于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和建立俄罗斯联邦阿斯特拉罕州的命令》。1943 年12 月2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第1432 —425 号绝密决议《: 关于迁移卡尔梅克人到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的决议》[6 ] 。决议认为,在卡尔梅克发生了普遍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红军的斗争,驱逐行动是“解决与卡尔梅克人的族际冲突的手段。”

迁移行动的总指挥是伊凡诺沃州内务局局长、国家安全少将马尔克耶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出军官2975 名去卡尔梅克,内务部队第3 摩托化步兵团等部队参加了迁移行动。强制迁移整个卡尔梅克民族的行动在1943 年12 月28 —31日进行。按计划军事人员封锁了卡尔梅克人的乌鲁斯,设置了路卡、观察哨,并逐户清理卡尔梅克人。根据1944 年1 月2 日贝利亚致斯大林的报告,三天内共发出装运卡尔梅克人的列车46 列,迁移人数为93139 人(26359 户) 。行动中共逮捕750 名卡尔梅克人,他们是土匪、德国占领者的帮凶及其他反苏维埃分子

由于迁移行动过于匆忙,各部门动作不够协调,经常发生混乱,致使个别移民列车不能到达预定地点,因此各地区实际接收移民情况与原计划有些出入。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营管理局的报告,1944 年2 月初各地实际接收移民数量如下[7 ] :

阿尔泰边疆区　　　　　　　　　22212 人　6167 户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24998 人7525 户
新西伯利亚州 16436 人5435 户
鄂木斯克州 27069 人8353 户
托木斯克州 1848 人660 户
哈萨克共和国 2268 人648 户

移民列车约需运行十余天才能到达西伯利亚的移居地。一路上因疾病、冻饿而死的移民较多。根据新西伯利亚州、鄂木斯克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内务机关的报告,途中移民死亡人数分别为193 人、312 人、826 人[8 ] ,则总的死亡率为2 %。另据苏联卫生人民委员Г·A·米杰列夫的报告,46 列移民列车的5 列死亡人数分别为:
393 次　　　76 人
394 次　　　48 人
398 次　　　57 人
412 次　　　31 人
428 次　　　22 人
按每列车2025 人计算,平均死亡率为2. 3 % ,与上述2 %相差无几。据此可以断定,2 %左右的死亡率基本反映了全部移民迁移途中的状况,进而也较有说服力地证明有的著作过高估计了特种移民在迁移途中的死亡人数[9 ] 。

象迁移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迁移卡尔梅克民族主体之后,又着手迁移漏网者和散居在其它地区的卡尔梅克人。根据1944 年3 月1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5475 号文件和1944年3 月14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00276 号文件,把罗斯托夫州的卡尔梅克人迁住鄂木斯克州。1944 年4 月8 日2536 名(753 户) 卡尔梅克人到达鄂木斯克州,路上死亡12 人。
根据1944 年4 月15 日贝利亚签署的命令,1944 年6 月2 —4 日从斯大林格勒州迁移1178名(362 户) 卡尔梅克人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1944 年3 月20 日从阿斯特拉罕驱逐89名卡尔梅克人到鄂木斯克州。此外,还从莫斯科和北高加索等地区迁移零星的卡尔梅克人。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苏联当局竟把在军队中服役,甚至在前线作战的卡尔梅克族官兵强行复员,作为特种移民迁移到西伯利亚等地。1944 —1945 年共复员卡尔梅克族军人4105 名,其中军官57 名,但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有待考证,因为有材料说,1944 年夏天仅在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市就有7000 名“从前线撤下来的”卡尔梅克人在建筑营工作[10 ] 。

卫国战争结束后迁移各地散居的卡尔梅克人的行动仍在进行。1945 —1948 年从罗斯托夫州迁移63 名,从斯大林格勒州迁移190 名。

卡尔梅克人的移居地点有时发生变动,因为有些边远地区急需劳动力。鄂木斯克州内部进行调配,把一部分移民转移到北部地区: 亚马尔一涅涅次区、汉特一曼西区等。
1944 年7 月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鄂木斯克州抽调1000 多名卡尔梅克人去伊尔库次克和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矿区工作。

三
卡尔梅克人在严冬季节背井离乡从伏尔加河下游来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暴风雪。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情况下,荒凉的西伯利亚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人力都很匮乏,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为成千上万的移民建好住房,提供充足的食品和医疗服务。要知道苏联当时不只是迁移了卡尔梅克人,在此前后还迁移了车臣人、印古什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何况有的地方官员还挪用或贪污拨给移民的救济粮、款。卡尔梅克移民经受了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作为特种移民,他们实际上被剥夺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他们的身份证被没收,人身被禁锢在移居地上,被迫在指定的地方劳动,不许离开,每月一次到内务部门登记,移民大多居住在不适于居住的简易房舍里。新西伯利亚州的报告指出,在季米里亚泽夫机械站的一个34 平方米的临时木棚里居住了148 人。对移民的粮食供应不足。迁移初期鄂木斯克州的卡尔梅克人每月只得到6 公斤面粉和马铃薯、1. 5 公斤米。该州内务局报告贝利亚:“因饥饿而浮肿的人比比皆是”。斑疹伤寒等传染病严重危
及移民的生命。1944 年1 月25 日统计,新西伯利亚州的卡尔梅克人病死164 人,一个月后达434 人,3 月上旬又有75 人死去。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卡尔梅克人的死亡率上升。1944 年3 月27 日至4 月5 日的10 天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3 个区就有191 名卡尔梅克人死亡。迁移初期,鄂木斯克州有2063 名卡尔梅克人死去,新西伯利亚州卡尔梅克人的死亡率高达7. 6 %。至1946 年4 月,全部卡尔梅克移民中有14343 人死亡。下面一组数字即表明迁移初期卡尔梅克人死亡率之高,也表明战后他们的状况有所改善[11 ] :
　时间　　　　　 总人数　　死亡人数　　死亡率%
1944 年第一季度　81294 　　4205 　　4. 9
1945 年第一季度　80905 　　1288 　　1. 59
1946 年第一季度　79487 　　566 　　 0. 7

与此同时,卡尔梅克人的出生率大为降低。根据苏联内务部特种移民局的材料,1945年1 月1 日至1950 年12 月31 日卡尔梅克人中死亡15206 人,出生7843 人,人口自然减少7363 人。根据解密文件,1950 年卡尔梅克人移民共计77943 人,1953 年增至79376 人。与迁移之初的93139 相比,无论是在1950 年,还是在1953 年,卡尔梅克人口数量都减少了许多。

四

如上所述,卡尔梅克移民的生活安排状况不能令人满意,这是事实,但从迁移的准备、迁移和安置的全过程来看,苏联党和政府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移民基本生活条件的措施,这也是事实。

迁移行动之前,苏联最高当局通知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做好接收移民准备,主要是建造住房,并规定把移民主要安排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工作。在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迁移卡尔梅克人的决定中责成中央有关部门,如农业、保障、卫生等人民委员部采取措施保障移民的生活、健康和工作安置。后来针对出现的严重情况,苏联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一系列决议,要求各地改善卡尔梅克移民的生活和就业状况。

按照中央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移民接收地方当局都采取一定措施改善卡尔梅克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11 在州(边疆区) 和区设立粮食基金,向卡尔梅克人提供粮食帮助,并动用地方储备粮和国家储备粮供应移民。鄂木斯克州从地方储备中拔出66 吨粮食和300 吨马铃薯,苏联人民委员会从国家储备中调拨马铃薯485 吨给阿尔泰边疆区、536 吨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580 吨给鄂木斯克州等,并为上述地区总共拨出面粉580 吨、米175 吨。
21 农业银行向卡尔梅克移民发放专门的长期贷款,用于购买和建造住房。仅1945 年一年国家提供的贷款就达1784. 5 万卢布[12 ] 。
31 分配给卡尔梅克人家庭自留地,使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菜园,如新西伯利亚州分配给卡尔梅克人的自留地总额1945 年达到575 公顷,1946 年增至777 公顷。
41 把迁移时留在原地的部分牲畜归还给卡尔梅克人,如归还牛28175 头。
51 各地都采取措施逐步解决了卡尔梅克人的工作问题。据新西伯利亚1944 年3 月初的材,16463 名卡尔梅克人中有10667 人(3079 户) 被分配到集体农庄,547 人(112 户)到国营农场,170 人到飞机场建设工地,120 人到各区内务机关所属单位。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种移民局1946 年3 月的报告,卡尔梅克人的就业状况如下:
集体农庄　　　　　　　10512 户(31637 人)
国营农场4 337 户(11170 人)
工业企业和建筑工地 14116 户(38890 人)

五
卡尔梅克人忍辱负重在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创业。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劳动成果受到赞誉。秋明国营工业联合工厂的卡尔梅克人个个完成生产任务。亚马尔—涅涅次民族区舒雷什卡尔区从事渔业的卡尔梅克人完成定额的130 % ,有的卡尔梅克人生产队完成捕鱼和加工鱼品定额的160 。雅库特云母工厂的卡尔梅克人中有23 人完成生产定额的180 %。因此不少卡尔梅克人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仅鄂木斯克州别西亚诺夫国营畜牧场就有30 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生产劳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鄂木斯克州的110 名共产党员就是这样[13 ] 。总之,卡尔梅克人的到来给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补充了劳动力,卡尔梅克人为西伯利亚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卡尔梅克人虽然受到不公正对待,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们只能把不满埋藏在心底。当然也有极少数人以逃亡的方式表示抗议,迁移后的10 个月里在新西伯利亚州先后有139 人逃离。个别的民族知识分子在一些公开场合委婉地说出心中的不平:“按血统、语言的共同性、肤色等判定人有罪,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治生活出现“解冻”。包括卡尔梅克人在内的特种移民纷纷向中央发出申诉信,仅1953 年5 —6 月就达41700 封,1954 年达130582 封。在新形势下苏联当局逐渐放松了对特种移民的管制:发放了身份证、允许外出、允许青年服兵役、摘掉16岁以下儿童的特种移民帽子,遣返特种移民中的外国人,并开始撤销一些少数民族的特种民身份。1956 年3 月17 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撤销处在特种移民中的卡尔梅克人及其家庭成员法律地位上的限制的命令,卡尔梅克人重新获得公民应有的权利。
不久他们开始了返回故土的漫漫途程。1957 年1 月9 日首先恢复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57 年5 月29 日正式恢复了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

长达12 年之久的流放生活,给卡尔梅克民族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在他们心目中苏联和沙俄是划等号的,因为二者都迫害少数民族。他们对大俄罗斯主义深恶痛绝,并愈加对俄罗斯民族不信任。

流放摧毁了卡尔梅克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经济损失不可计数,致使卡尔梅克地区长期不能改变落后面貌。

流放使卡尔梅克人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出现负增长。直到1959 年人口才达到10. 6 万人,与迁移时的人口相当,1970 年才恢复到1939 年的水平(13. 7 万人) 。流放使原本生活在共同地域上的卡尔梅克人分散到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淹没在俄罗斯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而加速了被同化的过程。民族传统文化丧失殆尽,民族语言没有用武之地。83. 1 %的卡尔梅克人熟练掌握了俄语(1970 年统计) ,这个比例在苏联各少数民族中是最高的。无怪有识之士惊呼:“西伯利亚的一代人掌握母语很差或者完全不懂自己的母语⋯⋯,如果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再过25 —30 年卡尔梅克语将不复存在[14 ] 。”

岁月悠悠,在卡尔梅克人流放西伯利亚50 周年到来之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关于为卡尔梅克民族恢复名誉的措施》(1993 年12 月25 日) 的总统令,卡尔梅克人流放西伯利亚的痛史终于有了最后的结论。

注释:
[1 ]参见陈伟《: 浅谈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载《世界民族研究学会会刊》,1987 年,
第2 期。
[2 ]参见马妆珩、马大正《: 漂落异域的民族———17 至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1 年。
[3 ]李明滨、郑纲主编《: 苏联概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 年,第375 页。
[4 ]同[1 ] 。
[5 ]《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史纲(社会主义时期) 》,莫斯科,1970 年,第292、296 页。
[6 ]《卡尔梅克人的流放:这是怎样发生的》(文件与资料汇编) ,埃利斯塔,1993 年,第18 —
19 页。
[7 ]H·Ф·布盖《: 贝利亚致斯大林“: 遵照您的指示⋯⋯”》,莫斯科,1995 年,第73 —74 页。
[8 ]同[7 ] 。
[9 ]赵常庆,陈联璧、刘庚岑、董晓阳:《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149 页。
[10 ]同[7 ] ,第78 页。
[11 ]同[7 ] ,第80 页。
[12 ]同[7 ] ,第86 页。
[13 ]同[5 ] ,第319 页。
[14 ]何俊芳《: 论现代卡尔梅克族的语言情势》,载《世界民族》,1997 年,第1 期。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所,副研究员,)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一、实行封爵俸禄等级制
蒙古领们主归服清朝后，清朝统治者按照他们忠顺的程度、贡献的大小、部内的地位及影响，分别授予他们亲王(或汗)、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不同爵位。对贡献和影响甚小的蒙古贵族，也顾其传统，授以一、二、三、四等台吉的世爵；对土默特左旗、喀喇沁三旗贵族授塔布囊，同于台吉。
获得世爵的蒙古王公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和优厚待遇。由亲王到辅国公的爵位者和札萨克一等台吉、乾清门行走的一等台吉、额驸、达尔罕等，每年领取清廷赐予的岁俸。亲王俸银二千两(科尔沁四亲王和喀尔喀三汗，优于其他亲王)、俸缎二十五匹，郡王银一千二百两、缎十五匹，贝勒银八百两、缎十三匹，贝子银五百两、缎十匹，镇国公银三百两、缎九匹，辅国公银二百两、缎七匹，札萨克一等台吉和塔布囊银一百两、缎四匹，达尔罕银二十两、缎四匹。清初，又规定蒙古王公贵族按爵位世袭享有一定数额的随丁、墓丁(守墓人)和陪嫁户。按规定，随丁：亲王六十名、郡王五十名、贝勒四十名、贝子三十五名、公三十名。守墓人：亲王守墓人为十户，郡王八户，固伦公主与郡王同，贝勒、贝子各六户，镇国公和辅国公各四户。陪嫁：亲王之女婚嫁，除乳母夫妇外，侍女八人、闲散五户陪嫁；郡王之女，侍女七人、闲散四户；贝勒之女，侍女六人、闲散三户；贝子之女，侍女五人、闲散三户；镇国公之女，侍女四人、闲散三户；辅国公之女，侍女三人、闲散二户，这是赏给蒙古封建王公贵族的法定的服役人，不能随意裁汰。

1648年(顺治五年)又规定，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年节来京朝觐，称为年班。是清朝统治者为蒙古王公们所安排的礼遇，也是进一步笼络、争取、感化他们的特定的措施和政策。年班王公来京朝见皇帝，并赴宴、观灯，分得皇帝所赏赐的雕鞍、银茶筒、茶盘、茶叶、布、缎衣、帽、撒袋、腰刀等物品。以体验清朝的皇恩。

蒙古王公贵族不但享有清朝给予的种种待遇和特权，而且其权益也得到清朝统治者的法律保护。清初，法律规定，蒙古王公误杀或故杀平民，要罚牲畜；而平民只要诽谤或恶语中伤王公，就要罚牲畜。

蒙古封建上层喇嘛享有与札萨克王公同等特权和待遇。赐予他们活佛、呼图克图、诺们汗、大国师、禅师、达喇嘛等封号，并授以札萨克达喇嘛、副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堪布达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德木齐、格斯贵等政教职务，给予印信和敕印，确认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地位较高的上层喇嘛与札萨克王公一样，年班(漠南漠北达喇嘛为六班)来京朝见皇帝，得到赏品。

受蒙古封建王公、上层喇嘛压迫和剥削的箭丁、庙丁(沙毕纳尔)、随丁(哈木济勒嘎)、墓丁(雅墓坦)、庄丁(庄图尔)、喀喇昆，统称为阿勒巴图。

箭丁(胡雅嘎阿拉特)、庙丁(沙毕纳尔)。在札萨克旗和总管旗里，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入册登记的阿勒巴图。他们占旗民的绝大多数，享有人身自由，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札萨克和闲散王公不得随意压迫和剥削苏木箭丁。但是箭丁毕竟是札萨克王公属下的阿勒巴图，仍须受札萨克的支配，不时地奉命应征从军、驻守卡伦，充当驿站差使(乌拉齐)从事旗内劳役等公务。同时，作为旗阿勒巴图，每年按规定向旗札萨克交纳实物税：有五头牛以上及有羊二十只者，交一只羊；有羊四十者，交二只羊；有牛一头，交米三锅；有牛二头，交米六锅。兵役、军需供应、进贡、会盟、王公嫁娶等事，也会增加箭丁的额外负担。札萨克寺院和喇嘛旗的阿勒巴图称沙毕纳尔，虽对外不服兵役、劳役，不交纳实物税，但对本寺院和旗喇嘛负有供养的义务。

随丁、墓丁、庄丁。是清朝给予蒙古王公个人的役使者。他们不属于佐领箭丁，不承担兵役和衙门劳役。但是，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远不如佐领箭丁。他们作为王公个人的阿勒巴图，深受主人的压迫和剥削。主人家的一切繁重劳动，都由随丁承担。墓丁，世世代代作王公的守墓人。庄丁是公主、格格下嫁或王公之女婚嫁时所陪嫁的闲散户。庄丁如同随丁，世代为主人所有，为主人从事放牧、种地、打柴、磨米、缝衣、挤奶、制毡子等杂役。王公之女婚嫁时，从庄丁子女中挑选陪嫁人。

2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喀喇昆（意即未被造册者）是地位最低的人。在蒙古王公府邸里沦为喀喇昆者，有几种情况：在王公府邸中从事各种杂役的庄丁子女；战争中战败被俘者或逃亡者；犯法的平民本人和家属。

二、利用黄教进一步软化蒙古人
清朝统治者征服蒙古各部时，藏传佛教(黄教)早已传播于蒙古各地。清朝初期的统治者并不信仰黄教，但是他们了解到黄教的思想和教义"使人迁善去恶，阴翎德化"（康熙《弘仁寺碑文》），有助于统治。于是清朝统治者利用蒙古人笃信黄教的特点，进一步提倡和推行黄教，把它当作统治蒙古族人民的主要政策之一。其政策的具体实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笼络和利用黄教上层。清朝统治者深知"外藩蒙藏惟喇嘛之言是听"（《九朝东华录》卷4，顺治九年九月），对于征服和统治蒙古部关系重大。 17世纪20年代起，清朝统治者征服蒙古各部时，有意识地争取了内齐陀音和察哈尔禅师呼图克图。不久，察哈尔墨尔根喇嘛也预知局势，将"嘛哈噶喇"金佛献于清朝，皇太极在盛京建"实胜寺"将其供奉，以扩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拉拢蒙藏黄教上层，1639年皇太极派察汉喇嘛至西藏，欲迎达赖喇嘛。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应邀来京。顺治帝赐以金银、珠玉、鞍马等物，并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惮喇达赖喇嘛"（《清史稿》卷525，《藩部八》），并授金册印。

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此时，喀尔喀左右两翼发生内讧。西藏黄教和康熙皇帝通过各自的代理人干预喀尔喀事务。1686年，喀尔喀两翼会盟于库伦伯勒齐尔，第巴桑结嘉措派噶尔丹西勒图及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二人均为五世达赖弟子)到盟。康熙帝竭力笼络一世哲卜尊丹巴，让他赴盟与噶尔丹西勒图争夺领导权。1687年，康熙帝将章嘉呼图克图请至北京，格外器重，赏予很多珍品。1693年，章嘉呼图克图奉命驻锡北京法源寺，被封为札萨克达喇嘛（妙舟《蒙藏佛教史》）。1697年，康熙帝亲至宁夏，命章嘉呼图克图赴青海，与青海诸台吉会盟于察罕托罗海，说服诸台吉去京入觐受封。1688年，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进军喀尔喀，康熙皇帝首先笼络并争取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使喀尔喀举部归顺清朝。此时，西藏第巴桑结嘉措继续唆使噶尔丹与清朝为敌。康熙决定抵消和分散西藏黄教势力的影响，以便完全控制蒙古地区的黄教，1693年封哲卜尊丹巴为大喇嘛，掌握漠北喀尔喀宗教管理权。1701年，授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多伦诺尔总管喇嘛班第事务和札萨克喇嘛，1705年，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执掌漠南地区宗教权（同上）。

自1716年起，康熙皇帝利用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巨大影响，欲争取准噶尔汗国策旺阿喇布坦汗。经哲卜尊丹巴弟子楚扬陀音再三交涉，准噶尔与清朝讲和。1755年喀尔喀青滚杂卜举事，喀尔喀发生"撤驿之变"，局势混乱。乾隆帝旨令章嘉呼图克图(十五世若必多吉)设法稳定局势，经他写信开导，使哲卜尊丹巴二世出面稳定了局势（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

（二）指认和确立诸呼图克图、活佛，以扩大黄教的影响和吸引力。康熙朝后，随着黄教之进一步推行和兴建寺庙以及喇嘛队伍的不断扩大，清朝在蒙古各地相继指认和确立了高僧呼图克图、活佛，并赐予各种不同等级的封号。得到封号的上层喇嘛与王公互相勾结，不但用家族控制了呼图克图、活佛"转世"，而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僧侣势力。1723年(雍正元年)清朝在喀尔喀库伦设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和堪布诺们汗两封号，前者管理哲卜尊丹巴的沙毕纳尔，后者管理其经坛，以期政教分开，削弱僧侣封建主势力。1755年喀尔喀发生"撤驿之变"，二世哲卜尊丹巴及其家族(土谢图汗部)暗中参与动乱。二世哲卜尊丹巴圆寂后，为了限制黄教势力在蒙古地区的增强，乾隆皇帝下令禁止哲卜尊丹巴在喀尔喀"转世"，须在西藏"转世"，并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改革了呼图克图指认制。制金瓶二，一置于拉萨大昭，一置于北京雍和宫，凡所举转世灵童名单置瓶中，分别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和雍和宫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理藩院大臣验定。对一般活佛的转世，理藩院也规定：蒙古番子部落呈报活佛之呼毕勒罕(转世灵童)，准于闲散台吉或属下人等及西藏之平民子弟内指认（《理藩院则例》卷58）。于是，内外札萨克及总管旗的平民之中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活佛。为数众多的活佛的被指认和确立，加强了蒙古地区黄教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使它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3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三）兴建寺庙，鼓励出家当喇嘛。在清代，尤其康熙朝后，清朝有目的地拨款兴建以及王公、平民捐资兴建的色彩鲜艳、造型奇特、宏伟壮观的大小庙宇，遍布了蒙古各地。康熙至乾隆年间，在内蒙古宗教中心多伦诺尔以及热河，清朝先后拨款兴建了汇宗寺、善因寺、会心寺、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寺、普乐寺、普陀宗乘庙、须弥福寿庙、广安寺等20多座庙宇。拨款十万两银子兴建的善因寺赐予内蒙古宗教首领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

顺治至雍正年间，内蒙古西部以呼和浩特为中心，先后大兴土木筑建了慈寿寺、崇禧寺、崇寿寺、尊胜寺、宏庆寺、隆寿寺、宁祺寺、仁佑寺、广福寺、慈灯寺、法嬉寺、慈荫寺、永安寺、普安寺等大小庙宇，喇嘛数达到三千余人。在阿拉善一带也筑有延福寺、广宋寺、福因寺、承庆寺、昭化寺、宗乘寺、妙华寺、方等寺等30余座寺庙，盛时喇嘛数达到1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漠南大小寺庙共1000余座，喇嘛20万以上。

漠南寺院之密集，喇嘛之多，以内蒙古东部地区为最。昭乌达盟境内就有福会寺、灵悦寺、荟福寺、法轮寺、梵宗寺、荟祥寺、普善寺、宝善寺、海力根台庙、益寿寺等大小庙宇共170余座。在哲里木盟地区兴建大小寺庙也有近200座，其中较有影响的寺庙为普惠寺(科尔沁右翼前旗王爷庙)、大庙、兴源寺、东西玛拉沁庙、唐噶里克庙、莫力庙、胡日格庙、胡尔哈庙、公胡都嘎庙、硕翁科尔庙。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境内官办和民办的大小寺庙和阿贵共有300余座，是整个蒙古地区寺庙最多的一个旗，其中瑞应寺(蒙古镇格根庙)为众庙之魁。该寺建于1669年(康熙八年)，各式经堂佛殿97座，共1626间，喇嘛 3000余人。其规模之大，经院学部之完善，喇嘛之多，漠南无一庙能与之相媲美。

青海大部分寺庙是清朝以前兴建的。其中郭隆寺和郭莽寺，罗卜藏丹津反清后被年羹尧所毁。1732年清朝拨款重修，分别赐名为佑宁寺和广惠寺。新疆伊犁原有固尔札和海努克二庙，达瓦齐汗时该庙被哈萨克所毁。从乾隆朝起陆续筑建了巴伦台庙(在和静县)、昭苏庙(昭苏县)、格当库列安(尼勒克县)、沙毕纳尔寺(特克斯县)、普化寺(伊犁)、兴教寺(霍城县)、镇远寺(温泉县)、积福寺(博乐县)、白庙(乌苏县)、黄庙、普恩寺(和布克赛里县)等小寺庙。这些寺庙的喇嘛也不多。漠北喀尔喀从康熙朝起所兴建的大小寺庙约有700余座，其中较有影响的庙宇为达钦架耳布音斯墨寺、兹卧库钦寺、迈达里寺、甘丹寺、庆宁寺、泰平寺、济隆寺、善孚寺、乍音寺(额尔德尼召和阿巴岱寺为清前所建)。这些寺庙共有喇嘛10万余人。

喇嘛被免除兵役、徭役和赋税负担，这一政策实际上鼓励了广大平民弃俗从僧，使大批为生活所困的阿勒巴图，云集各庙宇，念经修佛，极大地阻碍了蒙古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公主及宗室女嫁蒙古王公贵族。

1617年以后，努尔哈赤开始将满族贵族女"下嫁"蒙古各部台吉。1617年二月，努尔哈赤以达尔汉巴图鲁郡主逊戴(舒尔哈齐四女)嫁给蒙古内喀尔喀巴岳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为妻。1625年科尔沁满珠习理、1627年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都娶皇女成为额驸。1629年，把哈达公主下嫁敖汉部长索诺木杜棱，1633年皇太极把长女固伦公主下嫁该部班第(索诺木杜棱之子)。1628年巴林部来归，同年清统治者又把贝勒之女嫁与该部色棱。1630年阿鲁科尔沁部来归后，即把郡主嫁给该部穆彰。1635年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率部归顺，皇太极将次女固伦公主许配给他。1639年苏尼特部来归，次年又以郡主下嫁该部长腾机思。自康熙朝以后，将联姻扩展到漠北喀尔喀及蒙古其他地区。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札萨克图汗部亲王策旺扎布、赛因诺颜部长策凌、阿拉善和罗里子阿宝以及准噶尔汗达瓦齐先后都成了清朝的额驸。有清一代满族皇室公主下嫁蒙古贵族的人数为32人，占总下嫁人数(48人)的70%。

备指额驸。清朝统治者与蒙古王公的联姻过程中，产生了备指额驸的制度。备指的范围仅限于与清朝关系密切的科尔沁五个旗、喀喇沁三个旗和巴林 (右)、奈曼、敖汉、翁牛特、土默特左旗等十三旗。按规定查取这些旗王、贝勒、贝子、公之嫡亲子弟以及公主格格子孙内，15岁以上，20岁以下所有聪明俊秀健康者，呈报理藩院，以备额驸之选。除备指额驸制度外，还从外藩蒙古王公子弟中，选其聪明俊秀，有培养前途的孩子，留于宫廷之中，进行特殊培养，长大后委以重任。科尔沁色布腾巴尔珠尔、僧格林沁、喀喇沁左旗扎勒丰阿、赛因诺颜部长策凌、喀尔喀土谢图汗旺札勒多尔济等人，是宫廷中特殊培养的典型。

4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四、实行封禁政策

清朝统治者在蒙古各部设旗的同时，颁布法令，禁止蒙古各旗阿勒巴图越界往来；禁止蒙古人与内地汉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其目的在于强化封建统治，防止蒙、汉人民联合反抗。

禁止越界往来。清朝在严格划定旗界的基础上，严禁蒙古王公贵族和阿勒巴图越界游牧或旗与旗之间随便往来。若有违者，王公罚俸一年，阿勒巴图罚牲畜。蒙古人和喇嘛出境，必须向管旗章京报明情况。道光二十三年规定：各旗蒙古及喇嘛等出境，于各管官名下发给票据，并移咨交界各旗派员巡查，如有私自出境者，勒令回本处治罪。雍正六年规定，内外札萨克蒙古王公及阿勒巴图等进关者(到内地)，皆由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出入。入关时，将人数报明登记，出关时，仍对照原数放出。除以上六个关口外，其他关口不准出入。至五台山礼拜者，其随行人员数额也有限制。王不得超过八十人，贝勒、贝子不得超过六十人。

阻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文化。嘉庆二十年谕：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习邪教，尤属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饬内外札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善管束。道光十六年规定，嗣后蒙古人，只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名，不准取用汉人字义。十九年又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学汉文)或充书吏，违者治罪。其公文呈词，也不得擅用汉文。

限制内地人出关经商和种地。内地商人出口(出关)至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及喀尔喀各部者，必持有理藩院发给的票证，由直隶出关者，从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关者(出杀虎口)，从呼和浩特将军衙门领票。各地将军或札萨克要严格稽察出关经商的人。至乌里雅苏台经商者，由定边左副将军兵部司官稽察，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稽察，至喀尔喀四部者，由各札萨克稽察。无票者(院票)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内地商人出关经商，限定一年催回。不准潜留各部娶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违者照例治罪。

康熙年间，规定每年由户部颁发印票，准许少数农民持票垦荒，无票者则禁止出关垦荒。雍正年间，只准在长城边外五十里内耕种。乾隆年间又禁止汉人出边开垦，违者以私垦牧场例治罪。

成吉思汗灵榇西迁：是鲜为人知的大事

这是日本侵华期间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从时间上说，只是阅时数月；从空间上说，仅历地千里，然而，它的巨大影响则穿越时空,在中华大地上久久回荡。

1 这块圣地曾经受到日军的搅动

　　日本在侵华的整个战略部署上，十分重视对蒙疆的占领和统治。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团占领张家口后，按其既定的侵略计划，立即向(北)平(归)绥路西段进攻。1937年10月10日，由酒并镐次率领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团一个旅团，在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伪蒙军的配合下，进犯归绥和包头。侵略者在步步逼近蒙古族人的心灵圣地——成吉思汗灵榇所在地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伊金霍洛。

　　日本知道要占领蒙族的心灵高地，必先占领蒙人心神向往、无与伦比的伊金霍洛，占有成吉思汗灵榇。他们密谋先占领成吉思汗陵寝，如果不能就不顾一切地炸毁。

　　“伊金霍洛”，蒙语，译成汉语意思是“主上的园地”，位于伊克昭盟郡王旗境内。“伊克昭”，汉语意为大庙，为内蒙古鄂尔多斯部游牧地，位于甘陕两省之长城以北，属当时绥远省境河套地带，是蒙古西二盟之一。

　　历代帝王的陵寝，都没有成吉思汗陵寝那么简单朴素。伊金霍洛的沙坡之下，两个巨型蒙古包合组成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陵寝就在这种伟大广漠平静肃穆的自然环境中矗立着。

　　大汗陵寝为一复式帐幕，内供大汗之银棺、大汗御用之马鞍、大汗画像、雕弓一张、宝剑四柄。银棺长三尺(120厘米)，宽三尺五寸(77厘米)，厚二尺五寸(99.5厘米)，覆以黄缎。是我蒙古族同胞生命精神之所系。苏鲁定，蒙语，指的是成吉思汗征战时使用过的兵器。共有五件。1大，4小，均为铁质。大苏鲁定长20厘米，柄长250多厘米，矛之下端缀枣骝马鬃之缨，竖立于寝陵之外，数百年来没有锈蚀。

　　的确，伊金霍洛只是成吉思汗的遗物冢。然而，在真正的成吉思汗墓地人所不知的情况下，伊金霍洛就是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里的所有一切，有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是蒙古族同胞心中的圣地，是蒙胞心灵的丰碑，为全蒙古人心所系。

　　1939年1月19日，绥境蒙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兼伊克昭盟盟长、先祖成吉思汗陵的“吉农”沙克都尔扎布郡王，踏上赴重庆的长路，面见蒋介石。蒋介石遂从以沙王为代表的蒙古官民所请，1939年2月10日，在《成陵危在旦夕，呈请最高当局谋计保护》的报告天头上写下“成陵关乎民族之精神，不可等闲视之”的批示，交国防最高会议复议。

　　经蒋介石签核的方案决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全权办理移陵事宜；迁移地点：拟第一步暂移甘肃榆中县兴隆山，且便移还原地；迁移路线：由伊金霍洛用驼轿到榆林换汽车抵西安，再转至榆中，第2、第8、第10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负责成陵西迁时所经路线的警备，确保成吉思汗陵西迁过程中的绝对安全，以示国家崇敬于保护民族英雄之至意……

2 成千上万的蒙胞跟在队伍的最后面送别他们的大汗

　　迁移成吉思汗灵榇，首先是要将位于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银棺、位于小伊金霍洛的忽兰哈敦银棺、位于苏定霍洛的苏鲁定，一并装载到运灵车上，这称之为“启灵”。启灵时要举行隆重的启灵仪式。按预定计划，1939年6月8日举行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启灵仪式，6月9日赴苏定霍洛，举行苏鲁定启灵仪式。祭奠成吉思汗灵榇程序先按民国礼制举行，结束后，再按最隆重的蒙古传统仪式举行。祭奠忽兰哈敦灵榇和苏鲁定程序，按蒙族传统仪式举行一次。

　　移灵用白色神驼、高轮大车导入灵坛，成吉思汗的银棺在16匹神驼的拉动下，经高轮大车转轴的拉动，缓缓吊起——成吉思汗灵榇银棺长120厘米，宽77厘米，高99.5厘米，外面银质嵌以金镀的五雄图案，光芒灿灿。达尔扈特年长者虔敬地扶着银棺，慢慢地移入灵车上。整辆灵车均用黄缎缠绕，十分耀眼夺目。下午3时，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灵榇、小伊金霍洛忽兰哈敦灵榇同时迁移，先后运抵扎萨克旗王府，停放在这里，供伊克昭盟各界、所有蒙胞瞻仰和公祭。

　　自10日正午起，阿木台庙人山人海。蒙胞们络绎不绝，宁断隔夜之炊，亦踊跃宰牲献礼，他们自带着祭品，虔诚地叩拜大汗。祭桌上摆满了蒙胞们敬献的整羊、马奶酒、奶食品等供品，借以表达对成吉思汗的敬仰。喇嘛焚香点火，颂词念经，缅怀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蒙胞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全家人一起出动，摩肩接踵地来到庙前，瞻仰大汗银棺和神器，祭典中华民族英雄——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英灵，舒张民族正气，藐视倭奴气焰。

　　公祭之后，1939年6月13日清晨，银棺、铜庙、苏鲁定、祭器等，在成千上万蒙胞的跪送下，由扎萨克旗王府起运，沿着骑兵第2军一部提前3天开辟的路线前行——3 这一天，成了兴隆山最隆重的节日

　　榆林，成吉思汗灵榇西迁离蒙入陕的第一站。天水行营、陕西省政府格外重视。他们分别发出通知，要求榆林党政民学商等各界热烈欢迎、祭奠成吉思汗灵榇。

　　自6月13日中午起，驻榆林的部队、机关、学校、团体和市民有组织地手擎五色标语纸旗，涌向县城北门郊外，恭候在道路两旁，迎接成灵的到来。大街小巷到处贴满标语：“纪念成吉思汗就要抗战到底！”“纪念成吉思汗要收复失地！”

　　下午3时。灵队出现在榆林数万民众的视野里，人们挤着向前，希望将大汗的灵榇看得真切些，以至在骑兵、工兵、步兵队伍通过之后，灵榇通过的道路被堵断，护灵卫队不得不掉过头来维持秩序。烈日下，人们焚香瞻拜，做吉祥之祷告。当灵榇队伍前导的骑兵的马头从北关城墙门洞探出时，悬挂在街道两侧的鞭炮被市民们点燃了，纸花翻飞，鞭屑四溅。

　　这时期的战区划分，陕北米脂，是中共的国民革命军八路的防区。6月18日，中共代表谢觉哉、八路代表滕代远早早地来到盘龙山下的米脂县城，等待成灵迁移队伍的到来。

　　下午4时30分，成灵西迁车队入米脂城。中共、八路在这里举行了祭奠仪式。谢觉哉在祭奠仪式上宣读了祭文。灵车当晚宿于陕北米脂县城，八路后方留守兵团第8团派出一连官兵与护灵宪兵一起，合力警卫成吉思汗灵榇。

　　米脂向南是绥德。绥德东隔黄河与日军占领的离石相临，系抗战前线。距李家沟激战10天——1939年6月19日上午，成灵西迁车队自米脂县城出发，向绥德开进。

　　21日成灵西迁车队抵达延安。21日清晨，延安一百多个单位的一万多人前往十里铺迎接，沿途行人拥挤异常。

国民党党政军民各机关百十余单位2万多人到街头迎灵，迎灵队伍绵延3余里。11时，远望公路尽头尘土飞扬，轮声隆隆，灵车前后由军宪护卫，于严肃的号声、民众的热望中缓缓驶来，灵车近前时，迎祭群众高呼口号：“保卫伊金霍洛，保卫内蒙。

　　6月25日晚6时50分，成灵迁移车队自西捎门入西关，缓行3里许，7时整入安定门。安定门是西安城西面城墙上的中门。6月27日，成灵西迁车队在护灵人员护送下，离开咸阳，驶上通往甘肃的西去之路。7月1日中午11时50分，成灵西迁车队抵达榆中县城。7月1日中午11时50分，移灵车队抵达榆中县城。迎祭仪式结束后，移灵车队沿榆中城外大道向兴隆山入山处驶去。

　　在城外大道与入山路口的衔接处扎有一座红黄蓝三色立体彩坊。移灵车队到来，鸣炮九响，鞭炮三万响，激起大山阵阵回荡。车路只通到这里，成灵将要安厝的大佛殿等庙位于兴隆东山之半腰，距山脚约2公里，仅有供狭窄的山道相通。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及苏鲁定等，需要靠人力抬上山去。护灵的宪兵先行下车向山顶攀去。

　　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榆中县县长陈谕民左右扶灵，习惯草原生活的12名达尔扈特跟随，向兴隆山深处的大佛殿攀去。另外8名杠夫抬忽兰哈敦灵榇，由随朱绍良前来的省厅、部委长官扶灵登山，8名达尔扈特随行。最后4名杠夫搬运苏鲁定神矛等物，其余达尔扈特在其后跟进。

　　上山的道路虽然经过陈谕民县长发动近百名能工巧匠修筑，通行状况大为改善，但在整个长度约2公里的山路上，有两处陡峭的转弯难以拓宽，狭窄得只能仅供1人通过。成吉思汗灵榇银棺总重量在百斤之外。榆中杠夫甩掉上衣，走一步喊一声号子，一点一点地挪过那狭窄之地。

　　7月1日下午2时整，安灵仪式开始。这是迁移至终点的祭典。国民政府特派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为安灵主祭官，所有驻甘中央各机关代表，地方党政军机关代表，省立大中小各校师生代表，人民团体代表以及观光外宾千余人入山参加隆重的祭典。当地百姓，还有千里迢迢赤脚从绥远伊克昭盟、新疆、青海、甘肃河西走廊赶来的蒙民信徒，手提肩扛各色祭品，登上兴隆山，来到大佛殿，祭奠成灵。

4 踏上了魂归故里的征程

　　转眼到了1953年。同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蒙民要求，向中共政务院要求将成吉思汗灵榇迁回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意见。

1954年3月15日，一列西行的火车缓缓驶出了呼和浩特站。伊克昭盟盟长鄂其尔呼亚克图(此时，沙克都尔扎布已去世)、达尔扈特乡乡长宝锁儿、呼伦贝尔盟甘珠尔庙嘎拉僧活佛等29人组成的内蒙古自治区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就奔这趟车上。他们西去西宁，迎回草原的儿子、蒙民日夜思念的大汗灵榇。

3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全体成员，会同青海省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主席高宝扎布、政协副主席达木林等领导，以及西宁市数万群众，在塔尔市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成吉思汗灵榇北迁请灵大典。大典结束后，成吉思汉灵榇、忽兰哈敦灵榇、苏鲁定等，一并请入卡车，驶出了塔尔特，驶出了西宁，在兰州改乘火车，踏上了魂归故里征途。4月3日，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苏鲁定，随行的达尔扈特和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抵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

　　1954年4月7日，成吉思汗灵榇被安厝在1939年西迁时的陵地里，忽兰哈敦灵榇重归小伊金霍洛，象征民族精神的苏鲁定雄壮地耸立在属于它的伊金霍洛草原。在整个中华民族一起经劫难的成吉思汗之灵，回到了鄂尔多斯，回到阔别15年的故土，回到朝思暮念它的同胞们身边。

　　4月23日，成吉思汗灵榇回迁之后规模空前的首次大祭在伊金霍洛举行。巴音昌霍克河两岸，阿拉腾甘德尔山梁，人群似海，祭礼如山，彩旗飘扬，歌声回荡。再也不是西迁时的悲凉，再不是逃难时的凄惨！旧貌新颜，换了人间！
(摘自《成吉思汗灵榇西迁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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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蒙古部落史

科尔沁部落，为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撒尔后裔孛儿只斤氏，科尔沁有好儿趁、豁尔臣、胡洛真、火儿赤、尔填等多种汉语音译名见著典籍。
　　
　　12世纪，众多的蒙古部落逐鹿蒙古高原。孛儿只斤铁木历了塔塔儿部害其父、篾尔气惕部掠其妻、遭泰亦赤兀惕部囚禁等劫难后，经过十三翼之战，斡里札河之战、阔亦田之战、达兰涅木格思之战、合兰真沙陀之战、纳忽崖之战等重大战役，先后击败篾儿乞惕部、札木合部、塔塔儿部、克列部、乃蛮部等部落，统一了蒙古高原，于１２０６年在翰难河（今鄂嫩河）畔召开宗亲大会，建九游白旄，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１２１１年誓师讨金。１２１８年灭西辽，１２１９年亲率２０万大军西征，５年之间横扫欧亚两洲。１２２７年的对夏战争中，成吉思汗病死军中，在成吉思汗统一各蒙古部落和对辽、金、夏的战争中，有一支精锐的“怯薛”，即侍卫军护卫着他的安全。这支侍卫军由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撒尔统领，称为“带弓箭的豁尔臣”。这支部队在跟随成吉思汗征战中，屡立战功。哈撒尔号所部“科尔沁”，即“割尔臣”的同名异译。 　　

　　科尔沁部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和呼伦湖一带。明代中期东迁至嫩江一带。为区别于同族之阿鲁科尔沁，称为嫩江科尔沁，亦即嫩科尔沁。明正德年间，达延汗之死，导致漠北兀良哈万户反叛，发生战乱。为避战乱，嫩科尔沁部于嘉靖年南迁到已西迁的兀良哈三卫之地驻牧。 　　

　后金为摆脱与明朝、蒙古两面作战的局面，积极联络与科尔沁部的关系；而科尔沁部为摆脱林丹汗的欺侮与控制，也主动与后金联谊。在这种形势下，科尔沁部与后金的联姻就顺理成章地活跃起来。明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努尔哈赤赤迎娶科尔沁台吉明安之女，开始了满、蒙之间的姻亲联盟关系。1614，努哈赤弟八子皇太极（清太宗）娶科尔沁部莽古恩之女为妻，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可济格娶孔果尔女为妻；１６２５，皇太极又娶科尔沁台吉宰桑之女为妻，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后金及清的公主嫁到科尔沁部也很多，科尔沁部首领奥巴娶努尔哈赤四子图伦之女肫哲公主为妻..... 　　

　　１６２４，科尔沁部首领与努尔哈赤于伊克唐噶哩坡刑白马乌牛正式结盟，视为蒙古第一个正是投降满清的部落。１６２６年，努乐哈赤封奥巴为土谢图汗。１６３６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元崇德，定国号为大清。清对蒙古部族实行盟旗制，其时嫩科尔沁又分为科尔沁、郭尔罗斯、扎赉特、杜尔伯特等部。嫩科尔沁按满洲旗制编为１０旗：科尔沁一部６旗，分左右翼各前中后３旗；郭尔罗斯一部２旗，分前后各１旗；扎赉特一部１旗；杜尔伯特一部１旗。这也就是人们所主的“嫩十旗”。旗上置哲里木盟。 　　

　　奥巴之子巴达礼被封为土谢图亲王，去汗号；诏世袭罔替，领科尔沁右翼中旗；布达奇（哈布图哈撒尔十八世孙）封札萨克多罗札萨克图郡王，诏世袭罔替，领科尔沁右翼前旗；喇嘛什希（哈布图哈撒尔十八世孙）封札萨克镇国公，领科尔沁右翼后旗；蒙衮（哈布图哈撒尔十七世孙），于１６４８年封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领扎赉特旗。 　　

　　有清一代，对蒙古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各盟旗之间互不统属，直隶于不得自由迁徙、交往。科尔沁右翼三旗政务受清廷理藩院，盛京将军监督，扎赉特旗政务受黑龙江将军监督。清末，由于清廷朝政腐败，蒙古王公生活奢糜，入不敷出极为严重，开始私放蒙地，汉民大量涌入。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清廷对蒙地解禁官放，相继设立洮南府、洮南县（今洮南市），靖安县（今白城市洮北区）、开通县（今通榆县一部分）、镇东县、赉北县（此二县后并为镇赉县），醴泉县（今突泉县）。 　　

　　民国时期，实施《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例》和《蒙古待遇条例》，规定“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延续了蒙古封建王公制度又相继设立了瞻榆县（今通榆县一部分），泰来县、景星县（今龙江县一部分）。 　　

　　１９３２年，日宣布取消王公制度在蒙旗组织伪旗公署，改札萨克为旗长，从清初开始施行的王公制度消亡。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日殖民统治结束。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