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歷史與文化─蒙古學論集》

二木博史著，呼斯勒譯
二木博史（Futaki Hiroshi）生於1951年，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一橋大學求學時踏入了蒙古研究領域，目前為東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系教授，精通日、蒙、滿、藏、俄、英、德、法、漢、韓等多種語言，是日本知名蒙古學專家，著作相當豐富，內容涉及蒙古法制史、社會史、近現代蒙古史、宗教、文學等領域。本書收入二木博史教授二十篇論文之中譯，分為四編，均是作者過去二十年間以日文發表的重要學術著作。譯者呼斯勒畢業於北京大學，任教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近十年，1998年赴日留學，師從二木教授研讀蒙古近代史。

在第一編的四篇論文中，作者討論了中世紀蒙古的法律與社會制度。《白樺法典》是1970年在外蒙古發現的喀爾喀法典，編纂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書寫於白樺樹皮，經作者作此命名，已廣為接受。該法典比《喀爾喀‧濟魯姆》（Khalkha Jirum）早百年問世，是喀爾喀尚未歸順清朝、仍是獨立狀態下形成的法典，保持蒙古固有的法律體系與風格。作者在「關於白樺法典」一文中對該法典的時代以及其呈現之刑法體系和社會構造做了分析介紹，有助於學界對當時喀爾喀的歷史、社會、法律的進一步理解。

在「《喀爾喀‧濟魯姆》的形成過程」一文中，作者比較了該法典的七種抄本，並探討其形成時期與地點。作者認為，必須改變該法典是十八世紀法律的觀點，因為它至少包含有十七世紀制定的法令條文一或二篇，其形成時期應在1770年至1821年之間，而大庫倫本在1840年以前也已形成。作者並指出，《喀爾喀‧濟魯姆》主要是以沙比（shabi，寺院屬民）為對象，在商卓特巴（Shangjudba，大沙比的最高主管）衙門編纂而成；雖然其文體絕大部分是以與《白樺法典》共通的傳統法律文書的文體寫成，但也有一部分法令則是按照清代公文特有的文體書寫而成。
「和碩內平民的貢租和賦役負擔──以清代喀爾喀蒙古為例」一文對蒙古例進行分析後指出，蒙古例從最初就包含許多與現實不相符合的內容，在各旗中幾乎未加以執行。清代的喀爾喀蒙古，札薩克逐漸確立其在旗裡的絕對統治地位，所屬屬民間的差異逐漸縮小，貢租和賦役的性質也產生種種變化。因此，作者提醒，不應該把清代蒙古社會視為固定不變而進行論述。在「論清代喀爾喀蒙古的奴隸解放文書」一文中，作者介紹了此類文書，並對奴隸化的原因及其解放進行分析，指出除了刑法、買賣之外，出生也是成為奴隸的原因之一；而解放奴隸的原因除了經濟因素外，也有宗教性的動機。

第二編的八篇論文探討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蒙古民族史。在「『大蒙古國』臨時政府之成立」一文中，二木博史仔細分析了布里雅特國民議會的成立、赤塔大會以及泛蒙古主義的各種表現，並指出，1919年泛蒙古運動失敗的原因除了日本政策改變、外蒙古拒絕參加外，作為運動主體的布里雅特、內蒙古、呼倫貝爾的民族主義者之間也存有意見分歧。

「蒙古人民黨成立史的再探討」一文以都克索穆（Doghsom）的回憶資料為基礎，說明丹增（S. Danzan）為首的「官吏黨」的成立以及1919年末與波多（博多，D. Bodoo）為首的「人民黨」合流後的活動（包括採納「蒙古人民黨」名稱、通過黨員誓詞及選出領導核心），並指出，千篇一律地使用「人民革命」一詞來概括1921年革命的性質是不妥當的。此外，作者在仔細剖析後，糾正「蒙古人民黨成立於6月25日」一說之錯誤，認為應是成立於1920年仲春之日。作者還指出，喬巴山（Kh. Choibalsan）、羅索爾（Losol）、德米特（Demid）三人合著、1934年出版的資料集《蒙古人民民族革命的開端與成就小史》（Mongghol arad-un ündüsün-ü qubisqal-un angq-a egüschü bayighulughdaghsan tobchi teüke）是對蒙古現代史的歪曲，是將蘇赫巴托神話化的最初的里程碑性的著作。

「仁欽諾與蒙古革命」一文描繪了仁欽諾（倫琴諾，El’bekdorji Rinchino）在外蒙古的活動，指出來自布里雅特的仁欽諾是與丹增、波多並列的1921年蒙古革命的最高領導者之一，後二人只以蒙古獨立為目標，而仁欽諾卻更高層次地思考著蒙古、西伯利亞、中亞、中國等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他事實上並未盲目遵從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指揮，曾經抵抗、捍衛自己的思想，絕非「共產國際的走狗」。作者還指出，1921年的蒙古革命並不僅限於外蒙古，而是作為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事業而進行的。

「對《蒙古真理》報內容的再探討」一文表示，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在伊爾庫茲克出版的六期《蒙古真理報》是在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努力下出版發行的，也證明上述1921年革命的性質；作者對於1971年外蒙古以息利爾蒙文出版的資料集中，因為政治因素，部份或全部刪除了該報中那些肯定成吉思汗的文章或反映蒙古人民黨擁護佛教這一面向的諷刺畫、插畫的做法有所批評，認為有礙學術利用價值。

在「蒙古人民黨第1次代表大會與布里雅特革命家」一文中，作者探討了蘇俄對蒙活動機構的變遷、恩琴男爵軍隊侵入後的狀況及人民黨首次代表大會。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布里雅特的革命家一方面在為實現布里雅特人的統一與自治而戰，一方面也為外蒙古的獨立（自治）而奮鬥，此一目的所以可能，共產國際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之一；當時蘇俄、俄共與蒙古、布里雅特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尚未顯現，對布里雅特革命家的活動而言是相當有利的。

本書中有關1924-1928年間外蒙古黨政領導人丹巴道爾吉（丹巴多爾濟，Ts. Dambadorj）的兩篇論文中，一篇描述了外蒙古在國際環境許可下、基於民族主義主動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提供援助的經過，另一篇分析了1927-1928年間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內鬥爭、與共產國際的衝突以及左派勝利、丹巴道爾吉下台的過程。作者指出，丹巴道爾吉在1928年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失勢代表了以共產國際、蘇聯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者打敗了以蒙古利益為優先的共產主義者，使得蒙古政府自此失去了自主性，國際地位變得脆弱，是蒙古現代史的一個轉折點。「迪魯瓦‧呼圖克圖的回憶錄」是對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和磯野富士子（Isono Fujiko）同名著作的介紹。

第三編是關於蒙古文化與社會的五篇文章。「蒙古的神話傳說」一文說明了蒙古神話傳說產生的背景，並介紹了許多外蒙古與布里雅特的神話傳說。作者在「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中先介紹了白老翁星經的類型，再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十二種，指出有些附加成分在梅力更‧格根創作當時並不存在，而原先作為寺院內誦讀的經卷在民間廣泛流傳後，性質也改變了。「新發現的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的作品」一文中，作者介紹分析了20世紀40年代中期內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鮮為人知的戲劇、散文、詩歌作品，認為額爾德木特古斯以年僅二十歲的熱情去挑戰各類文學題材，必將在內蒙古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其詩歌作品，但他對於日軍的肯定以及親日的態度也將受到批判。「瑪爾藏‧錫拉布的世界」一文簡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外蒙古傑出的畫家錫拉布。「復活了的成吉思汗─對其評價的歷史」描述了外蒙古過去數十年對成吉思汗的各種形象，並說明1989-1991年間成吉思汗在外蒙古復活、甚至神格化的情形。

第四編中關於日蒙關係史的三篇文章雖是小品，但也非常有意思，值得一讀。「流傳在蒙古的『鐵道歌』」一文指出，外蒙古女性愛唱的「女性之歌」和日本的「鐵道歌」旋律幾乎完全相同。作者探討了「女性之歌」產生的背景、庫倫的日本人團體以及俄國二月革命後從西伯利亞來到庫倫的日本賣淫女子（唐行桑，karayukisan），發現當時在庫倫滯留時間最長的日本人即是唐行桑們，而鐵道歌是否是經由她們而傳到蒙古則無法證實。「日軍的對蒙工作－諾門罕戰爭的真相」一文中，作者質疑了經常被引用來研究1939年諾門罕戰爭、由賓巴大尉所寫的《外蒙古逃脫記》的真實性，並表示，正當日本為侵略蒙古而努力尋找正當理由時，此書正可作為日本軍的宣傳工具。本書最後，作者在「東京外國語大學蒙古學科的誕生與發展」一文中介紹了蒙古語專業在其母校設立、發展的情形及其學生昔日在滿蒙工作、戰爭及情報中的表現。

這本書中所收入的論文雖然內容深淺不一，但足以呈現二木博史教授對蒙古學的興趣與功力。前兩編的論文展現了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力，尤其第二編中的論文對筆者這類對蒙古近現代史有濃厚興趣的人而言，更是字字珠璣，具有高度啟發性，彌足珍貴。作者精緻的研究手法，再次證明日本學界在蒙古學研究上不可取代的地位，值得吾人效法。本書唯一缺點是，譯者受限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檢查，在徵得作者同意下，刪節了書中部分表述。因此，想獲得原汁原味的內容，還是得閱讀原文。然而，對無法閱讀日文的中文讀者而言，本書的出版的確是適時且具有重大意義的。作者另以蒙、英、俄等文字發表的論文也於2002年由烏蘭巴托Interpress公司結集出版，有興趣者亦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