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文化的教育或离开教育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文化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有机体。文化赋予教育以内涵,赋予教育以品质,教育则通过自己的文化功能作用于文化,使文化得以升华。作为文化群体的蒙古人,长期以来基本保持着“逐水草而游牧”的生存方式。我们把这种北方的特色文化统称为草原文化。蒙古族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体,但是草原文化不局限于蒙古族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融合体。蒙古族传统文化具有以下教育价值。
一、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
一个民族文化的生成与分布取决于这个民族历史上长期特有的生产方式。对于蒙古族来说,其文化的面貌离不开它的长期所拥有的经济形态的影响。这些民族文化反过来成为保护生态系统的知识体系。比如游牧、轮牧、转场等蒙古族的畜牧方式都有其科学的内涵。作为文化群体的蒙古人,长期以来基本保持着“逐水草而游牧”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当它成为一种长久的历史实践时,必然地创造出了与之相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把这种生存方式和相应的“财富”称之为蒙古族游牧文化。
它是以人、家畜和环境三个要素构成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生活方式——由人、畜和自然构成的人工生态系统中,牧民通过家畜的中介反馈来适应环境,扮演着生态调节者的角色,与此同时牧民在萨满教的氛围中体验着敬畏自然、注重和谐、崇尚自由的审美境界,这使得蒙古族游牧文化具有一种深刻的生态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气质。《蒙古族的传统生态观与可持续发展论》一文中指出:“蒙古族人民的游牧生活恰恰构筑了天(气候环境)、地(生物多样性)、人(人群社会)的复合生态系统,是历史条件下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高效和谐的组合。游移放牧的完整规范,可以保持草原自我更新的再生机制,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演化,满足家畜的营养(能源)需要,保障人类的生存与进步。这是草原复合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协调有序的耦合效应。存在决定意识,这种优化系统组合必然成为生态观念的客观依据。所以,在蒙古民族文化中,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伦理规范、民风习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都蕴含了鲜明的生态观点与环境思维。”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以农耕文化居于主流的汉族文化歧视草原生态系统的文化。光绪三十一年,“畜牧业落后论”者姚锡光曾经说:试观此方(指蒙古———引者注)数万里之区,自汉以来……历两千年……绝少进步,则游牧之不足恃为生计”,并断言:“游牧生活断无持久幸存之理,……恐不出五十年,游牧之风将绝境于地球上。”因此,他积极倡导“移民守边”。憎恨草、仇视草,视草为敌,是单一种植业的特征之一,这种文化意识扩展到草原地带后就成为破坏草原的一种巨大的制度力量。
因为,“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而且凡是丢荒之地,在天旱地区植被破坏后,很快就会沙化,农耕所及草场荒废。加上农业社区人口增殖,一定要扩大耕地面积,即使在较高的轮作和施肥的农业水平上,也会和牧民争夺土地”。对“牧区来说,由于牧场缩小,单位面积载畜量相应增加,超过了自然恢复饲草的限度,引起草原退化。这一系列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引起一般所说的农牧矛盾,在民族杂居地区又表现为民族矛盾”[1]。由此导致对草原文化的排斥,成为草原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原因。
调查显示,近十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系统更加脆弱,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不断加剧。根据有可比资料的统计,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 500亿元,因生态破坏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恢复费用比这一数字还要高出数倍。调查指出,近四十年来气温波动性增高和部分地区降雨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西部地区生态退化的进程,但人为因素是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传统的游牧文化早就注意到了资源的再利用和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每一个合法公民的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发扬和传承蒙古族灿烂的传统文化精神,避免出现人为生态破坏问题、支持国家推出的退耕还草还林以及实行严格的封育政策,提高保护环境和恢复生态破坏的意识。
二、蒙古族自由精神的价值
一定程度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较显著的特征。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是非常宽阔的,人的活动余地也是相当大的。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就其普适价值而言,制度经济学对自由的价值做了阐述,“对个人行为的公正:即个人和权力机关应对同等情况下的他人一视同仁(无歧视、程序公正);或者程序公正要求不分种族、宗教、贫富或亲疏地保护同等的基本权利。在经济生活中,这个意义上的公正意味着,原则上,在凭自己的资源进行竞争并获得平等待遇上,人人都有同样的自由权。但它决不意味着人人都同样幸运或在竞争中获得同样的”[2]。
三、蒙古族务实、顽强精神的价值
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而崇尚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不论是在宗教信仰、民间文学中,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都显著而深刻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在古代蒙古人的伦理道德生活中,务实的态度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文化的性格是很顽强的。
草原尽管常有宜人的季节,草原有如诗如画的美景,牧人也不乏悠闲,那也是一年四季中的短暂时期。蒙古高原的平均青草期只有140天左右,而长达220多天的枯草期以及相继出现的旱灾、白灾构成了严酷的生活现实,就像蒙古谚语中所说的那样,“美好的秋天不会长久”,牧人生活更多的时候是要面对暴风、骤雨、燥热和寒雪。因此,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是真正草原牧人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生活环境所逼迫生成的个体心理素质,逐渐上升为一种大众化的社会心态时,民族文化中就具有顽强的精神。中国孩子还没放学,家长就在学校门口等候,到草原上举办夏令营活动,有很多家长给自己的孩子送药,送吃,问寒问暖。学生本身缺乏自理能力,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孩子因为是独生子女或家庭条件优越,独立生活能力差、依赖性较强。这无不与蒙古族顽强的传统文化精神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的教育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应该传承民族文化的优秀精神,我们不仅意识到民族文化在培育我们下一代的民族精神时的重要意义,从而坚定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要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延续民族文化的命脉,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民族文化,而且,我们还必须强化对民族文化的研究,扩大民族文化对下一代的教育机会,使我们的民族文化以宣传和学校教育的基本方式传达给我们的受教育者。
四、蒙古族诚信精神的价值蒙古人重诚信,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非法牟利行为极其蔑视。他们在和对方交流、交换的时候特别守信用、讲诚信的。在不很久远的年代,蒙古人出去放牧或下地作农活包括晚上睡觉都没有锁门的习惯,这足以说明他们对彼此信任程度,没有丝毫的怀疑之心。
如今社会上常常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给人们的生活、生产甚至生命带来重大损失,各种医疗事故、交通事故等人为的灾难所造成的悲剧,无不与某些人的责任感欠缺、没有诚信精神有直接关系。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又是具有丰富感情的人,是个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是值得信任的人。我们的教育需要培养有责任感、具有诚信精神的人。这是社会的需要、人类的需要。美籍日本学者福山在其所著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指出,美国、日本等国属于高信任度国家,因此可以大大节约交易成本。蒙古族诚信精神与现代经济学的新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五、蒙古族文化的行政管理价值
学者提出对民族地区要“因俗而治”,要由懂得该民族地区文化的人员来治理。这也是各级国家机关中需要大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的依据[3]。因为在草原,共同的文化遗产构成的无形制度提供了减少思维模式分歧的方法并形成了使统一的认识代代相传的方式。“因俗而治”中的“俗”体现了传统知识和内涵,当然包括文化。我们对内蒙古进行行政管理要深入了解蒙古族文化。这不仅仅指汉族领导同志,蒙古族领导同志也未必都有深入的了解。
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当内(本身文化)外(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法规)制度相冲突时,监督外在制度服从情况的成本和执行外在制度的成本会限制政府依靠外在制度所能取得的成效。有学者估计,如果没有形成自发性服从,“政府靠强制在任何时候最多只能执行全部法律的3% -7%”。因此,所有层次上的外在规则都应符合社会的内在规则(有些体现于自然法中),这样才能确保这些规则对人的行为具有规范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规则发生冲突,只有诉求道德才能化解矛盾。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 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
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
总之,已经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有些制度规范是植根在一定文化土壤基础之上的,如果这些制度规范离开了其相应的文化土壤,就很难有效了。因此,我们在用制度引进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时一定要考虑相应的制约因素。正因为此,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光辉著作中提出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好好研究以适合这些地区的实际[4]。
政府官员在懂得蒙古族文化的重要性后,在政府决策上才能考虑对这种文化的保护,比如在牧区生态移民不仅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必然要求,而且关系到生物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必然会导致文化的消失,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会消失。生态移民既是经济行为,又包含文化意义,政府在实施生态移民政策中,应从生态环境、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移民通婚等方面进行规划。同时,动态的把握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象。在生态移民过程中,要注意“人”对环境的影响,适应与抉择的关系,要把游牧民族中的“草原学”看成是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不能停留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对生态移民应从移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各个方面来理解,要充分认识移民成本应包括经济成本、文化成本、环境成本和心理成本等。
六、蒙古族文化的民族团结和文化认同的价值由于存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在一种文化没有充分传播,深入到其他民族人心的情况下,一个民族会对另一个民族产生误解。比如长期以来,将游牧文化与落后愚昧画等号。而事实上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古米列夫所评价的“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所以尊重的前提是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才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不会因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少数民族。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正视民族心理素质的特殊性。在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中,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体现民族平等,实现民族团结。蒙古族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的灿烂文化有巨大教育价值。
2010年5月28日星期五
达姆巴（蒙古代表团团长）与毛谈话
毛泽东接受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一九五○年七月三日）
大使先生：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毛团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热忱祝贺。蒙中两国人民之间原已存在有密切的关系，数十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的挑拨离间，隔断了彼此间的来往。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已基本胜利了，蒙中两国的外交关系业已建立，我相信，这不但将使贵我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发展与巩固，而且将有助于亚洲及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贵大使加强两国合作的工作，予以协助。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根据一九五○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 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巴·贾尔卡赛汗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全体蒙古人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三十年前，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以英勇的斗争彻底推翻了反动的封建统Zhi，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由于蒙古人民的不懈努力和苏联无私的援助，蒙古人民已永远摆脱了贫困和落後，走上了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光辉道路。中国人民深为蒙古人民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祝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刘少奇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周恩来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和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月）
一 谈话记录
时间∶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叁加人∶蒙方∶达姆巴（团长）、曾德、奥其尔巴特（大使）、哈什冈白、策热布桑巴 中方∶王稼祥
毛∶这几天你们很累了吧？
达姆巴（以下简称达）∶不，不累，我们很舒服。 毛∶蒙古同志是好同志，好朋友。你们是友好的国家，友好的党！（接着毛就问候泽登巴尔３同志）
达∶ 他很好，他跟桑布４同志向您问候呢！
毛∶谢谢！请你们替我向他们问候！
达∶ 谢谢！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援助。
毛∶不，不要这样！中国是个大国，这是我们的义务，是你们的权利。我经常听到你们这样讲，同时经常看到文件上也这样写，我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三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曾剥削过你们、压迫过你们，他们曾留下了不少的债务，因此，今天我们要还这些债务。过去我国国内少数民族也同样受过压迫，我们对他们也要还债，这是我们的义务。我国藏族人口的一百二十万人直接属于拉萨，其他一百万人口分布于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地。蒙古的宗教情况怎样？喇嘛多不多？总人口多少？
达∶ 过去很多，现在非常少了。在革命初期，有些喇嘛干过坏事情，将他们处理了。有一些叁加了劳动以及其他工作。现在还有极少数的喇嘛。我国总人口八十万。
毛∶蒙古工农业的发展情况如何？
达∶ 革命前我们是个很落後的国家，在革命的年代里，由于苏联的热情帮助，我国人民在工业方面、牧畜业方面以及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了很好的进展。
毛∶蒙古农业也很发展了吧？
达∶ 今年刚开始发展农业。
毛∶水够不够？
达∶ 在我国，水是很缺乏的。
毛∶那么，建设一些蓄水库，储下水来，以供使用，这样不可以吗？
达∶ 在沙漠地带很困难，水储不下，很快渗入地下。
毛∶你们境内有哪些大河流？
达∶ 色楞河、鄂嫩河、克鲁伦河等。 毛∶你们不可以在这些河流上建筑一些水闸、水库、蓄洪沟等工程吗？
达∶ 人民和我们都迫切要求那样做，但力量达不到。 毛∶现在我们也有些困难。但几年之後，我们在这方面帮助你们。
达∶ 谢谢。
毛∶今年河北闹水灾，三千万亩农田遭到了水祸。中国的水利工作，至今还没有能够很大发展，再有十年之久可能解决。不过，我们在这方面对你们的援助，用不了等十年之久。
达∶ 去年你们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援助，派了一万三千工人和技术员，这在工业和其他建设方面起了推动作用。并且今年还给了无偿的一亿六千万卢布。因此，蒙古老百姓非常欢欣鼓舞。
毛∶不，不，上边已经说过，这是我们的义务。那些数目是太少了，你们一提，我就觉得惭愧。
达∶ 集二线５对我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蒙古的农业现在怎样？
达∶ 现在较过去有了一些发展，但由于人力缺乏，很大一块土地至今还未开垦。
毛∶这样不好，应该开荒。你们定居了吗？
达∶ 定居对我国农牧业发展，有很大好处，但现在还未定居下来。
毛∶这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要逐步地办到，因为一个地方的草，是有限制的。我国有的省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定居下来，还可以种菜，种庄稼，这样人口才能增加。
达∶ 是的！我们重视您的这些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只有七年之久。在这以前，我们两国人民不大来往。虽然我国革命成功已有三十五年，但由于我国过去很落後，所以在这三十五年内未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虽然有成绩）。因此我国工农业可以说是没有很好地发展。
毛∶你们应该自给自足。
达∶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影响了这一方面的发展。 毛∶你们还有多少军队？
达∶ 将近一师。
毛∶这已够用了。现在，你们周围没有敌人。
达∶ 现在我们正在将这支部队的复员人员培养成为司机、建筑工人等。
毛∶这是很好的。这是生产军！那么文字怎样呢？
达∶ 现在都用新（俄）文字，成年人都已识字了。
毛∶很好，内蒙古也正在这样做。
达∶ 据说是那样。在文字方面，我们也可以帮助内蒙古。
毛∶对，很需要这样。你们跟内蒙古有直接联系吗？
达∶ 现在没有直接联系呢！只是通过中央取得联系。
毛∶不需要直接联系吗？
达∶ 需要直接联系，但未办正式手续。
毛∶你们可以办的。你们可以到内蒙古建立自己的领事馆。这样做，用不了什么费用！你们从自己的大使馆抽出几个人来，就可以了。苏联也这样办的。在天津、上海、沈阳、广州等地都有他们的领事馆。不过，上述这些事，是我个人的说法，也许不正确，因为我未与政府、外交部负责人商量；同样，你们也是未与自己的政府商量过。但我认为，这些事情是能够实现的。
达∶ 谢谢！历史上的“债务”，我们连想也没想过。
毛∶不！要还债的，这是我们在追还祖先们的债务。你们蒙古族是第三个民族。第一个民族是匈奴。它占了西域、黄河北部的土地，有的已渡过了黄河。第二个民族是突厥，它占领了阿美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埃及、希腊等十几个民族，建立了大帝国。但这一民族後来被蒙古族打败了。因此，蒙古是第三个民族。我们至今还没有搞清你们的祖先的来源。是不是在西伯利亚？
奥其尔巴特∶噢！据说是那样！
毛∶西伯利亚那里曾有一个高车族，据说他们都坐在高大的车子上。高车族是不是你们的祖先？
达∶ 关于十二世纪以前的记载，现在还没有，十三世纪以後的有些记载。这一方面的工作苏联帮助着我们。十三世纪以前的蒙古历史，跟中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将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还要跟你们一起进行研究。
毛∶很好，今天我们谈了许多有关历史的事情。
达∶ 我们的前途很宽广，因为有苏联和中国的兄弟般的援助。今後，我们更要好好努力工作。
毛∶应该好好发展。
达∶ 我再一次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激，你们对我们的援助是兄弟般的伟大的援助。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债务”来看待。
毛∶但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同任何国家都以平等共处，过去我们压迫了你们，因此现在要向你们认错。不仅对你们这样，而且对国内少数民族也是这样的。过去，我们压迫了他们，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不认错，就不能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实现民族平等。这是有根据的，这不是漂亮话。是不是？过去我们压迫过你们，但你们现在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给你们的援助是小的，这是在还债，不是援助。这样才能互相信赖。你们说是援助，这也好，你们这样说也表示平等。
达∶ 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我们的过去的和将来的一切援助表示感谢！中蒙两国劳动人民一向是友好的，反动阶级所干的事情是另一回事。
毛∶有些中国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他们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毛病，以免他们称王称霸。那里的中国工人或工作人员如果犯错误，你们应该向我们反映。
达∶ 大多数的人都很好，少数人虽有时犯毛病，但那也不是有意识的。同时，谁都会有一些缺点的。
毛∶应该教育他们，如果有人犯严重错误，就应当依法处分。你们应以主人翁的态度站起来，教育他们。
达∶ 我们那里中国工人中有二百名党员，他们带领着其他工人很好地工作着。
毛∶好！工人一共有多少？
达∶ 连家属一共一万三千人。过去的华侨一部分已回国，现在只剩下四五千人，但这些人都已年老了。
毛∶蒙古人指挥他们吗？
曾德∶是的！蒙古人以主人翁的态度指挥着他们。
毛∶中国工人中有作木工活的吗？
达∶ 有。此外还有制砖的，以及其他各种行业。
毛∶让他们带蒙古徒弟吗？
达∶ 他们分别地带着徒弟呢！
毛∶以後在农业方面，我们可以用人力援助你们，其数目可以是十万，也可以是二十万，甚至也可以达到三十万。其中某些人也可以帮助你们搞牧畜业。
达∶ 对，不过事先我们应该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和计划工作。不然，接到那些人後，住宅等各方面要发生困难的。
毛∶对！应该逐步地进行这些工作。你们有八十万人口，因此可以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了。
达∶ 我们有五万二千多工人。
毛∶八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多工人，这数目不算小了。有使用机器的吗？
达∶ 使用着半自动机器。
毛∶有没有自动化的？
达∶ 没有。
毛∶那么将来可以装置一些。关于这一问题，将来我们互相可以谈一谈。今天我们谈得很好。
达∶ 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感谢您对我们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感谢您对我们讲了很有益的话。我们回去後，把您今晚所讲的话，当做今後工作上的指针。当我们分手之际，我再一次代表我党中央和全体人民向您致衷心的敬意。
据中共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大使先生：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毛团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热忱祝贺。蒙中两国人民之间原已存在有密切的关系，数十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的挑拨离间，隔断了彼此间的来往。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已基本胜利了，蒙中两国的外交关系业已建立，我相信，这不但将使贵我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发展与巩固，而且将有助于亚洲及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贵大使加强两国合作的工作，予以协助。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根据一九五○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 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巴·贾尔卡赛汗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全体蒙古人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三十年前，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以英勇的斗争彻底推翻了反动的封建统Zhi，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由于蒙古人民的不懈努力和苏联无私的援助，蒙古人民已永远摆脱了贫困和落後，走上了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光辉道路。中国人民深为蒙古人民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祝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刘少奇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周恩来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和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二月）
一 谈话记录
时间∶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叁加人∶蒙方∶达姆巴（团长）、曾德、奥其尔巴特（大使）、哈什冈白、策热布桑巴 中方∶王稼祥
毛∶这几天你们很累了吧？
达姆巴（以下简称达）∶不，不累，我们很舒服。 毛∶蒙古同志是好同志，好朋友。你们是友好的国家，友好的党！（接着毛就问候泽登巴尔３同志）
达∶ 他很好，他跟桑布４同志向您问候呢！
毛∶谢谢！请你们替我向他们问候！
达∶ 谢谢！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援助。
毛∶不，不要这样！中国是个大国，这是我们的义务，是你们的权利。我经常听到你们这样讲，同时经常看到文件上也这样写，我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三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曾剥削过你们、压迫过你们，他们曾留下了不少的债务，因此，今天我们要还这些债务。过去我国国内少数民族也同样受过压迫，我们对他们也要还债，这是我们的义务。我国藏族人口的一百二十万人直接属于拉萨，其他一百万人口分布于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地。蒙古的宗教情况怎样？喇嘛多不多？总人口多少？
达∶ 过去很多，现在非常少了。在革命初期，有些喇嘛干过坏事情，将他们处理了。有一些叁加了劳动以及其他工作。现在还有极少数的喇嘛。我国总人口八十万。
毛∶蒙古工农业的发展情况如何？
达∶ 革命前我们是个很落後的国家，在革命的年代里，由于苏联的热情帮助，我国人民在工业方面、牧畜业方面以及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了很好的进展。
毛∶蒙古农业也很发展了吧？
达∶ 今年刚开始发展农业。
毛∶水够不够？
达∶ 在我国，水是很缺乏的。
毛∶那么，建设一些蓄水库，储下水来，以供使用，这样不可以吗？
达∶ 在沙漠地带很困难，水储不下，很快渗入地下。
毛∶你们境内有哪些大河流？
达∶ 色楞河、鄂嫩河、克鲁伦河等。 毛∶你们不可以在这些河流上建筑一些水闸、水库、蓄洪沟等工程吗？
达∶ 人民和我们都迫切要求那样做，但力量达不到。 毛∶现在我们也有些困难。但几年之後，我们在这方面帮助你们。
达∶ 谢谢。
毛∶今年河北闹水灾，三千万亩农田遭到了水祸。中国的水利工作，至今还没有能够很大发展，再有十年之久可能解决。不过，我们在这方面对你们的援助，用不了等十年之久。
达∶ 去年你们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援助，派了一万三千工人和技术员，这在工业和其他建设方面起了推动作用。并且今年还给了无偿的一亿六千万卢布。因此，蒙古老百姓非常欢欣鼓舞。
毛∶不，不，上边已经说过，这是我们的义务。那些数目是太少了，你们一提，我就觉得惭愧。
达∶ 集二线５对我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蒙古的农业现在怎样？
达∶ 现在较过去有了一些发展，但由于人力缺乏，很大一块土地至今还未开垦。
毛∶这样不好，应该开荒。你们定居了吗？
达∶ 定居对我国农牧业发展，有很大好处，但现在还未定居下来。
毛∶这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要逐步地办到，因为一个地方的草，是有限制的。我国有的省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定居下来，还可以种菜，种庄稼，这样人口才能增加。
达∶ 是的！我们重视您的这些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只有七年之久。在这以前，我们两国人民不大来往。虽然我国革命成功已有三十五年，但由于我国过去很落後，所以在这三十五年内未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虽然有成绩）。因此我国工农业可以说是没有很好地发展。
毛∶你们应该自给自足。
达∶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影响了这一方面的发展。 毛∶你们还有多少军队？
达∶ 将近一师。
毛∶这已够用了。现在，你们周围没有敌人。
达∶ 现在我们正在将这支部队的复员人员培养成为司机、建筑工人等。
毛∶这是很好的。这是生产军！那么文字怎样呢？
达∶ 现在都用新（俄）文字，成年人都已识字了。
毛∶很好，内蒙古也正在这样做。
达∶ 据说是那样。在文字方面，我们也可以帮助内蒙古。
毛∶对，很需要这样。你们跟内蒙古有直接联系吗？
达∶ 现在没有直接联系呢！只是通过中央取得联系。
毛∶不需要直接联系吗？
达∶ 需要直接联系，但未办正式手续。
毛∶你们可以办的。你们可以到内蒙古建立自己的领事馆。这样做，用不了什么费用！你们从自己的大使馆抽出几个人来，就可以了。苏联也这样办的。在天津、上海、沈阳、广州等地都有他们的领事馆。不过，上述这些事，是我个人的说法，也许不正确，因为我未与政府、外交部负责人商量；同样，你们也是未与自己的政府商量过。但我认为，这些事情是能够实现的。
达∶ 谢谢！历史上的“债务”，我们连想也没想过。
毛∶不！要还债的，这是我们在追还祖先们的债务。你们蒙古族是第三个民族。第一个民族是匈奴。它占了西域、黄河北部的土地，有的已渡过了黄河。第二个民族是突厥，它占领了阿美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埃及、希腊等十几个民族，建立了大帝国。但这一民族後来被蒙古族打败了。因此，蒙古是第三个民族。我们至今还没有搞清你们的祖先的来源。是不是在西伯利亚？
奥其尔巴特∶噢！据说是那样！
毛∶西伯利亚那里曾有一个高车族，据说他们都坐在高大的车子上。高车族是不是你们的祖先？
达∶ 关于十二世纪以前的记载，现在还没有，十三世纪以後的有些记载。这一方面的工作苏联帮助着我们。十三世纪以前的蒙古历史，跟中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将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还要跟你们一起进行研究。
毛∶很好，今天我们谈了许多有关历史的事情。
达∶ 我们的前途很宽广，因为有苏联和中国的兄弟般的援助。今後，我们更要好好努力工作。
毛∶应该好好发展。
达∶ 我再一次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激，你们对我们的援助是兄弟般的伟大的援助。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债务”来看待。
毛∶但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同任何国家都以平等共处，过去我们压迫了你们，因此现在要向你们认错。不仅对你们这样，而且对国内少数民族也是这样的。过去，我们压迫了他们，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不认错，就不能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实现民族平等。这是有根据的，这不是漂亮话。是不是？过去我们压迫过你们，但你们现在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给你们的援助是小的，这是在还债，不是援助。这样才能互相信赖。你们说是援助，这也好，你们这样说也表示平等。
达∶ 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我们的过去的和将来的一切援助表示感谢！中蒙两国劳动人民一向是友好的，反动阶级所干的事情是另一回事。
毛∶有些中国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他们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毛病，以免他们称王称霸。那里的中国工人或工作人员如果犯错误，你们应该向我们反映。
达∶ 大多数的人都很好，少数人虽有时犯毛病，但那也不是有意识的。同时，谁都会有一些缺点的。
毛∶应该教育他们，如果有人犯严重错误，就应当依法处分。你们应以主人翁的态度站起来，教育他们。
达∶ 我们那里中国工人中有二百名党员，他们带领着其他工人很好地工作着。
毛∶好！工人一共有多少？
达∶ 连家属一共一万三千人。过去的华侨一部分已回国，现在只剩下四五千人，但这些人都已年老了。
毛∶蒙古人指挥他们吗？
曾德∶是的！蒙古人以主人翁的态度指挥着他们。
毛∶中国工人中有作木工活的吗？
达∶ 有。此外还有制砖的，以及其他各种行业。
毛∶让他们带蒙古徒弟吗？
达∶ 他们分别地带着徒弟呢！
毛∶以後在农业方面，我们可以用人力援助你们，其数目可以是十万，也可以是二十万，甚至也可以达到三十万。其中某些人也可以帮助你们搞牧畜业。
达∶ 对，不过事先我们应该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和计划工作。不然，接到那些人後，住宅等各方面要发生困难的。
毛∶对！应该逐步地进行这些工作。你们有八十万人口，因此可以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了。
达∶ 我们有五万二千多工人。
毛∶八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多工人，这数目不算小了。有使用机器的吗？
达∶ 使用着半自动机器。
毛∶有没有自动化的？
达∶ 没有。
毛∶那么将来可以装置一些。关于这一问题，将来我们互相可以谈一谈。今天我们谈得很好。
达∶ 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感谢您对我们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感谢您对我们讲了很有益的话。我们回去後，把您今晚所讲的话，当做今後工作上的指针。当我们分手之际，我再一次代表我党中央和全体人民向您致衷心的敬意。
据中共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德王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与《蒙古自治办法原则》
1931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蒙古盟部旗组织法》，遭到各省汉人当局的强烈反对，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暂缓实行。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在电文中热河各盟旗早经设县分治，一切地方行政司法统归省县政府管辖，相安无事，若一旦舍此而易新制，不啻使省县统治权力无形分裂。绥远省政府也电今如骤以各盟实行委员制，直隶于行政院，则沿边各省原有疆域恐顿形破裂。热、绥等省的意见，还得到了国民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的认同和支持。
由于有关各省当局的实际阻挠，蒙古各盟旗地位与省县平行、互不统属根本无法实行，而且继续受到省县的压制和干预。加上内蒙古东部各盟旗沦陷，使蒙古族各阶层的民族危机感进一步加重，于是激发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内蒙古自治运动。
还在《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公布不久，察哈尔省政府委员、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清时为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就因未能满足蒙旗的愿望而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反对，并要求撤销吴鹤龄的职务。1932年，德王前往武汉受到蒋介石接见，并辗转活动于南京、北平等地，会见国民党政要，广泛结交、延揽蒙古族各界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宣传、鼓吹复兴蒙古团结御侮其后，德王又多方设法求得锡盟盟长、乌珠穆沁右旗札萨克亲王索特纳木喇布坦和乌盟盟长、达尔罕旗札萨克郡王(前清为贝勒)云端旺楚克(云王)等王公元老的赞同支持，开始具体筹划发动内蒙古自治运动(《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1933年7月，德王和其他部分蒙旗的代表来到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百灵庙，与云端旺楚克一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内蒙古自治会议。会议决定以锡、乌、伊三盟所有盟长札萨克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和蒙藏委员会，要求中央许可内蒙古自治，成立统一的自治政府；同时邀请各盟旗王公、代表和旅居内地的蒙古族各界人士汇集百灵庙，召开大规模的第二次自治会议，研究制定具体方案，正式成立自治政府。
由德王主持起草的致南京政府通电大意为：近年来俄(苏)日夺占外蒙、东蒙，蒙古内外忧患深重，积弱甚深；只有遵奉孙(中山)总理自治自决之遗训，谋高度自治，团结促进，以补中央所不及；望中央本孙总理天下为公之意，策励其自决自治之精神，促成其发愤图强之苦心，革其固陋，新其治化……俾五族之民众，互助互存，打成一体。庶几危亡可挽，边疆可固，蒙民幸甚，国家幸甚。（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
百灵庙自治通电发出后，给国民党中央和各界舆论造成极大震动，得到了内蒙古西部各盟旗和旅居内地蒙古族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尽管南京政府和绥、察两省当局采取各种办法阻挠和利诱，各盟旗仍派出代表陆续来到百灵庙。
1933年10月，第二次内蒙古自治会议(当时称为内蒙各盟部旗长官自治会议在百灵庙召开。来自西部各盟部旗和北平、南京等地8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云王、德王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做出了由各旗选派1000骑兵作为自治政府军队等一系列决定，选出了自治政府主要官员。自治政府委员长云瑞旺楚克，副委员长为锡盟盟长索特纳木喇布坦(索王)和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政府委员为德王(锡盟副盟长)、乌盟副盟长巴宝多尔济(巴王)、伊盟副盟长阿拉坦鄂其尔(阿王)、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达理扎雅和察哈尔部二人、土默特特别旗二人。德王任最高行政机关政务厅厅长，阿王任参议厅厅长，巴王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还在会议正式召开之前，德王等人就向南京政府发出了《要求自治呈文通电》。电文指责由于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内蒙古东部各盟部旗沦于敌手；强调在强邻压境之下，蒙古各盟旗只有联合起来自决自治才能自救图强（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
会议通过的《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又称《自治政府组织(法)大纲》)首先指内蒙各盟部旗长官，应内蒙现实之需要，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国内各民族自决自治之规定，由内蒙各盟部旗长官召开全体会议，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成立内蒙自治政府，制订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然后明确规定: 一、内蒙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各盟、部、旗之治权二、以原有之内蒙各盟、部、旗之领域为统辖范围除国际军事及外交事项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俱依本自治政府法律、命令行之。（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正当百灵庙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之际，国民党中央根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提议研究决定，"在不妨碍国家统一及外交、国防计划范围之内，可以允许内蒙古自治，但应先从地方政治改进着手，以树立自治之基础并决定委派内政部长黄绍宏和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为中央特派大员巡视内蒙古，征询盟旗王公和各省政府的意见。同时行政院也拟定改革蒙政的三种方案，作为黄、赵处理蒙古自治问题的基本依据。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已设省县地方的行政区域不变；有蒙古人聚居的省份，分别设置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也即只允许以省为单位、在省的范围内实行各盟旗地方自治（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黄、赵两位中央特派大员在南京和途经北平征求意见时，蒙古族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希望中央允许内蒙古自治。针对社会舆论的种种不实传闻和揣测，蒙古旅平同乡会和蒙古留平学生会等团体的代表表示支持。
一、此次自治运动，是鉴于日俄之压迫，不得不有此举。
二、内蒙要求自治，系根据民族主义中民族自决之原则，在中央指导之下要求自治。
三、自治是全体蒙民之要求，决非少数人之把持，更无其他背景。
四、希望中央助其组织成立，以便于统辖。而黄赵一行到达绥远后，省政府傅作义方面却明确表示，自治运动系少数王公及青年所主张，两次会议到会人数颇少蒙人要求自治，中央可以允许，但自治须有一定范围，且蒙民亦决不能与省府脱离关系（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显然，蒙古各界的基本愿望和主张几乎完全一致。而与此相对立，国民政府和绥远等各省当局的对策，除了具体策略的差别，原则立场和基本方针也完全相同。
同年11月，中央特派大员在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廷瑶和一个团的军队护卫下抵达百灵庙。各盟旗王公和代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时正在那里的西藏班禅活佛也率百灵庙千余喇嘛为黄赵一行唪经祝福。云王、德王等提交《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作为谈判基础，同时对南京政府三项方案中的大部分内容表示接受，只是不同意其中最关键的省县行政区域不变、以省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仍然坚持要求撤销内蒙古境内所设各省，以内蒙古自治政府作为统一最高行政机关实行高度自治。对此，黄绍宏坚决表示：这件事是分裂整个国家和民族组织的，中央是绝对不允许的。"德王等又提出，可以不废省县，但仍要设立内蒙古统一最高行政机关，并为此拟具了自治办法十一条讨论大纲。黄表示个别具体问题上可以让步，但基本原则不能变，并退回蒙方提交的所有文件，以停止商谈、返回归绥相威胁（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在谈判即将破裂的情况下，云王等被迫松动"立场，表示愿放弃建立统一自治机关，而在察绥两省各设一自治机关，并请班禅出面挽留黄赵一行。德王等人出于无奈，只好同意做出这一重大让步，并据此修改了自治办法十一条大纲，同时拟出了六条补充方案。
其要点为，成立(内)蒙古第一、第二自治区政府，各自治区政府直隶于行政院；遇有涉省事件，与省政府会商办理；各自治区之间设一联席会议，商决共同事宜。黄绍宏认为与中央原则尚无不合表示接受，并同意转呈中央政府。谈判就此结束，黄赵一行遂离开百灵庙返回南京复命。同时，云王、德王等人也决定由尼玛鄂特索尔等组成各盟旗晋京代表团前往南京，以答谢的名义敦促中央尽快批准实施（谭惕吾《内蒙之今昔》；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
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了《内蒙自治办法十一条》。其要点包括：蒙古自治区之编制，应以未设县治地方为范围。察哈尔省、绥远省内各设两区，名称为中华民国蒙古第一自治区政府，第二自治区政府，余类推。……原属宁夏省管辖之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地，不列入自治区范围自治区为区旗两级制蒙古自治区内各种蒙旗行政，由中央授权于省政府者，仍由省政府统筹办理，中央未授权于省政府者，由区政府秉承中央处理；遇有涉省行政范围者，仍须与省政府会商办理。……中央得委托省政府代表中央指导蒙古区政府办理地方自治未经开垦与未设县治之蒙旗地方……应不分种族，凡在本区域内继续居住满一年以上者，均得享有游牧、垦殖之权利。（《新蒙古》第一卷第二期，北平《新蒙古》月刊社，1934年）
这些条文规定，与黄绍宏、赵丕廉在百灵庙同蒙方商定的方案有了很大出入，将以省境为单位的各盟旗联合自治进一步分散成为以盟为单位，并将各自治单位纳入了省政府的管辖和监督之下，同时为汉民垦种现有蒙旗土地开了方便之门。
于是，《内蒙自治办法十一条》一经公布，就遭到了蒙古各方面的强烈反对。云王、德王等以内蒙各盟部旗长官自治会议主席团名义致电内政部长黄绍宏严词质问，坚决表示若"按此实施，为尊重蒙古民意计，为保持中央威信计，决不能接受。蒙古留平同乡会也致电南京，要求务请尊重民意另行补提通过内蒙古晋京代表团则在南京公开发表言词激烈的声明，指出中政会通过的办法惟与百灵庙商定之十一条完全相反。……代表等原为实现内蒙自治而来，反得盟旗自灭之结果，尤万万不敢接受。近年中央每以重视蒙人公意及福利相标榜。乃于蒙古朝不保夕之今日，对于全蒙渴望之要案，又于代表等叩阍泣请之中，竟将百灵庙原案根本推翻，而不肯稍留考量之余地。不知所谓重视蒙人公意及福利者，作何解释，中央特派大员赴蒙洽商，有何意义。（《新蒙古》第一卷第二期）
在南京的蒙古政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也群情激昂，纷纷起而声援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遂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邀请在京蒙古族各方面人士举行了茶话会。参加茶话会的有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戴季陶、黄绍宏、赵丕廉，国民党中央蒙古族监察委员恩克巴图、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白云梯、克兴额，及蒙古族各界代表百余人。白云梯、吴鹤龄和尼玛鄂特索尔等人在发言中痛切陈述蒙古民众要求自治的普遍愿望和内蒙古实行自治的种种理由。汪精卫当即要求吴鹤龄等人拟出一个新的自治方案以供审议。会后，吴鹤龄和晋京代表很快就拟定了新方案。汪精卫根据这个方案重新拟定了八条蒙古自治原则，并送呈当时在南昌"剿共"的蒋介石。蒋介石只将原文中的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中加上地方二字即予批准（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1934年2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并正式公布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全文如
一、在蒙古适宜地点设一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直隶于行政院，并受中央主管机关之指导，总理各盟旗政务；其委员长、委员以用蒙古人为原则，经费由中央拨给；中央另派大员驻在该委员会所在地指导之，并就近调解盟旗省县之争议；
二、各盟公署改称为盟政府，其组织不变更，盟政府经费由中央补助之；
三、察哈尔部改称为盟，以昭一律，其系统组织照旧；
四、各盟旗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
五、各盟旗现有牧地停止放垦，以后从改良畜牧并兴办附带工业方面发展地方经济(但盟旗自愿垦植者听)；
六、盟旗原有租税及蒙民原有私租，一律予以保障；
七、省县在盟旗地方所征之各项地方税收，须劈给盟旗若干成，以为各项建设费，其劈税办法另定之；
八、盟旗地方以后不再增设县治或设治局(但遇必要设置时，亦须征得关系盟旗之同意)。
同年3月，南京政府又公布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中规本会直隶于行政院，并受中央主管机关及中央指导大员之指导，办理各盟旗地方自治事务，遇有关涉省之事件，应与省政府会商办理本会会址设于百灵庙本会设委员九人至二十四人，由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并于委员中指定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本会委员以用蒙古人为原则。本会所属各厅、处、会职员，由行政院就国内遴选熟悉蒙古情形及有专门学识者任用之（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规定：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以国民政府颁布之蒙古地方自治办法原则，承行政院之命指导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并调解省县与盟旗之争执指导长官一人、副长官一人，由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特派之指导长官公署设参赞二人，由指导长官呈请行政院简派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开会时，指导长官、副长官得派参赞出席指导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处理事件及发布命令，如指导长官认为不当时，得纠正及撤销之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经费，由指导长官公署转发（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同时，国民政府还发布政令，特派军政部长、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为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赵戴文为副指导长官；任命云端旺楚克、索特纳木喇布坦、沙克都尔扎布、德穆楚克栋鲁普、阿拉坦鄂其尔、巴宝多尔济、那彦图（外蒙古亲王、常驻北平）、杨桑(原锡盟盟长)、恩克巴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白云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蒙藏委员会委员）、克兴额（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蒙藏委员会委员）、吴鹤龄（蒙藏委员会委员、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主任）、卓特巴札普（察哈尔部保安长官）、贡楚克拉什（察哈尔部镶白旗总管）、达理扎雅（阿拉善旗札萨克）、图布升巴雅尔（额济纳旗札萨克）、荣祥（土默特旗总管）、尼玛鄂特索尔（察哈尔部明安牧场总管）、伊德钦（军事参议院参议）、郭尔卓尔扎布（苏尼特左旗郡王）、托克托胡（乌珠穆沁右旗协理）、潘第恭察布（四子王旗札萨克）、那木济勒色楞（哲里木盟副盟长）、阿育勒乌贵（卓索图盟副盟长）等24人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云端旺楚克为委员长，索特纳木喇布坦、沙克都尔扎布为副委员长（谭惕吾《内蒙之今昔》第186～187页）。
至此，国民党当政以来蒙古族各阶层坚持不懈的实现民族自治的愿望和要求，终于有了重要成果。
由于有关各省当局的实际阻挠，蒙古各盟旗地位与省县平行、互不统属根本无法实行，而且继续受到省县的压制和干预。加上内蒙古东部各盟旗沦陷，使蒙古族各阶层的民族危机感进一步加重，于是激发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内蒙古自治运动。
还在《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公布不久，察哈尔省政府委员、锡林郭勒盟副盟长、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清时为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就因未能满足蒙旗的愿望而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反对，并要求撤销吴鹤龄的职务。1932年，德王前往武汉受到蒋介石接见，并辗转活动于南京、北平等地，会见国民党政要，广泛结交、延揽蒙古族各界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宣传、鼓吹复兴蒙古团结御侮其后，德王又多方设法求得锡盟盟长、乌珠穆沁右旗札萨克亲王索特纳木喇布坦和乌盟盟长、达尔罕旗札萨克郡王(前清为贝勒)云端旺楚克(云王)等王公元老的赞同支持，开始具体筹划发动内蒙古自治运动(《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1933年7月，德王和其他部分蒙旗的代表来到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百灵庙，与云端旺楚克一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内蒙古自治会议。会议决定以锡、乌、伊三盟所有盟长札萨克的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和蒙藏委员会，要求中央许可内蒙古自治，成立统一的自治政府；同时邀请各盟旗王公、代表和旅居内地的蒙古族各界人士汇集百灵庙，召开大规模的第二次自治会议，研究制定具体方案，正式成立自治政府。
由德王主持起草的致南京政府通电大意为：近年来俄(苏)日夺占外蒙、东蒙，蒙古内外忧患深重，积弱甚深；只有遵奉孙(中山)总理自治自决之遗训，谋高度自治，团结促进，以补中央所不及；望中央本孙总理天下为公之意，策励其自决自治之精神，促成其发愤图强之苦心，革其固陋，新其治化……俾五族之民众，互助互存，打成一体。庶几危亡可挽，边疆可固，蒙民幸甚，国家幸甚。（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
百灵庙自治通电发出后，给国民党中央和各界舆论造成极大震动，得到了内蒙古西部各盟旗和旅居内地蒙古族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尽管南京政府和绥、察两省当局采取各种办法阻挠和利诱，各盟旗仍派出代表陆续来到百灵庙。
1933年10月，第二次内蒙古自治会议(当时称为内蒙各盟部旗长官自治会议在百灵庙召开。来自西部各盟部旗和北平、南京等地8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云王、德王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做出了由各旗选派1000骑兵作为自治政府军队等一系列决定，选出了自治政府主要官员。自治政府委员长云瑞旺楚克，副委员长为锡盟盟长索特纳木喇布坦(索王)和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政府委员为德王(锡盟副盟长)、乌盟副盟长巴宝多尔济(巴王)、伊盟副盟长阿拉坦鄂其尔(阿王)、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达理扎雅和察哈尔部二人、土默特特别旗二人。德王任最高行政机关政务厅厅长，阿王任参议厅厅长，巴王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还在会议正式召开之前，德王等人就向南京政府发出了《要求自治呈文通电》。电文指责由于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内蒙古东部各盟部旗沦于敌手；强调在强邻压境之下，蒙古各盟旗只有联合起来自决自治才能自救图强（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
会议通过的《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又称《自治政府组织(法)大纲》)首先指内蒙各盟部旗长官，应内蒙现实之需要，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国内各民族自决自治之规定，由内蒙各盟部旗长官召开全体会议，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成立内蒙自治政府，制订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然后明确规定: 一、内蒙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各盟、部、旗之治权二、以原有之内蒙各盟、部、旗之领域为统辖范围除国际军事及外交事项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俱依本自治政府法律、命令行之。（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正当百灵庙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之际，国民党中央根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提议研究决定，"在不妨碍国家统一及外交、国防计划范围之内，可以允许内蒙古自治，但应先从地方政治改进着手，以树立自治之基础并决定委派内政部长黄绍宏和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为中央特派大员巡视内蒙古，征询盟旗王公和各省政府的意见。同时行政院也拟定改革蒙政的三种方案，作为黄、赵处理蒙古自治问题的基本依据。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已设省县地方的行政区域不变；有蒙古人聚居的省份，分别设置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也即只允许以省为单位、在省的范围内实行各盟旗地方自治（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黄、赵两位中央特派大员在南京和途经北平征求意见时，蒙古族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希望中央允许内蒙古自治。针对社会舆论的种种不实传闻和揣测，蒙古旅平同乡会和蒙古留平学生会等团体的代表表示支持。
一、此次自治运动，是鉴于日俄之压迫，不得不有此举。
二、内蒙要求自治，系根据民族主义中民族自决之原则，在中央指导之下要求自治。
三、自治是全体蒙民之要求，决非少数人之把持，更无其他背景。
四、希望中央助其组织成立，以便于统辖。而黄赵一行到达绥远后，省政府傅作义方面却明确表示，自治运动系少数王公及青年所主张，两次会议到会人数颇少蒙人要求自治，中央可以允许，但自治须有一定范围，且蒙民亦决不能与省府脱离关系（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显然，蒙古各界的基本愿望和主张几乎完全一致。而与此相对立，国民政府和绥远等各省当局的对策，除了具体策略的差别，原则立场和基本方针也完全相同。
同年11月，中央特派大员在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廷瑶和一个团的军队护卫下抵达百灵庙。各盟旗王公和代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时正在那里的西藏班禅活佛也率百灵庙千余喇嘛为黄赵一行唪经祝福。云王、德王等提交《内蒙自治政府组织法》作为谈判基础，同时对南京政府三项方案中的大部分内容表示接受，只是不同意其中最关键的省县行政区域不变、以省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仍然坚持要求撤销内蒙古境内所设各省，以内蒙古自治政府作为统一最高行政机关实行高度自治。对此，黄绍宏坚决表示：这件事是分裂整个国家和民族组织的，中央是绝对不允许的。"德王等又提出，可以不废省县，但仍要设立内蒙古统一最高行政机关，并为此拟具了自治办法十一条讨论大纲。黄表示个别具体问题上可以让步，但基本原则不能变，并退回蒙方提交的所有文件，以停止商谈、返回归绥相威胁（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在谈判即将破裂的情况下，云王等被迫松动"立场，表示愿放弃建立统一自治机关，而在察绥两省各设一自治机关，并请班禅出面挽留黄赵一行。德王等人出于无奈，只好同意做出这一重大让步，并据此修改了自治办法十一条大纲，同时拟出了六条补充方案。
其要点为，成立(内)蒙古第一、第二自治区政府，各自治区政府直隶于行政院；遇有涉省事件，与省政府会商办理；各自治区之间设一联席会议，商决共同事宜。黄绍宏认为与中央原则尚无不合表示接受，并同意转呈中央政府。谈判就此结束，黄赵一行遂离开百灵庙返回南京复命。同时，云王、德王等人也决定由尼玛鄂特索尔等组成各盟旗晋京代表团前往南京，以答谢的名义敦促中央尽快批准实施（谭惕吾《内蒙之今昔》；卢明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
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了《内蒙自治办法十一条》。其要点包括：蒙古自治区之编制，应以未设县治地方为范围。察哈尔省、绥远省内各设两区，名称为中华民国蒙古第一自治区政府，第二自治区政府，余类推。……原属宁夏省管辖之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地，不列入自治区范围自治区为区旗两级制蒙古自治区内各种蒙旗行政，由中央授权于省政府者，仍由省政府统筹办理，中央未授权于省政府者，由区政府秉承中央处理；遇有涉省行政范围者，仍须与省政府会商办理。……中央得委托省政府代表中央指导蒙古区政府办理地方自治未经开垦与未设县治之蒙旗地方……应不分种族，凡在本区域内继续居住满一年以上者，均得享有游牧、垦殖之权利。（《新蒙古》第一卷第二期，北平《新蒙古》月刊社，1934年）
这些条文规定，与黄绍宏、赵丕廉在百灵庙同蒙方商定的方案有了很大出入，将以省境为单位的各盟旗联合自治进一步分散成为以盟为单位，并将各自治单位纳入了省政府的管辖和监督之下，同时为汉民垦种现有蒙旗土地开了方便之门。
于是，《内蒙自治办法十一条》一经公布，就遭到了蒙古各方面的强烈反对。云王、德王等以内蒙各盟部旗长官自治会议主席团名义致电内政部长黄绍宏严词质问，坚决表示若"按此实施，为尊重蒙古民意计，为保持中央威信计，决不能接受。蒙古留平同乡会也致电南京，要求务请尊重民意另行补提通过内蒙古晋京代表团则在南京公开发表言词激烈的声明，指出中政会通过的办法惟与百灵庙商定之十一条完全相反。……代表等原为实现内蒙自治而来，反得盟旗自灭之结果，尤万万不敢接受。近年中央每以重视蒙人公意及福利相标榜。乃于蒙古朝不保夕之今日，对于全蒙渴望之要案，又于代表等叩阍泣请之中，竟将百灵庙原案根本推翻，而不肯稍留考量之余地。不知所谓重视蒙人公意及福利者，作何解释，中央特派大员赴蒙洽商，有何意义。（《新蒙古》第一卷第二期）
在南京的蒙古政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也群情激昂，纷纷起而声援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遂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邀请在京蒙古族各方面人士举行了茶话会。参加茶话会的有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戴季陶、黄绍宏、赵丕廉，国民党中央蒙古族监察委员恩克巴图、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白云梯、克兴额，及蒙古族各界代表百余人。白云梯、吴鹤龄和尼玛鄂特索尔等人在发言中痛切陈述蒙古民众要求自治的普遍愿望和内蒙古实行自治的种种理由。汪精卫当即要求吴鹤龄等人拟出一个新的自治方案以供审议。会后，吴鹤龄和晋京代表很快就拟定了新方案。汪精卫根据这个方案重新拟定了八条蒙古自治原则，并送呈当时在南昌"剿共"的蒋介石。蒋介石只将原文中的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中加上地方二字即予批准（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1934年2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并正式公布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全文如
一、在蒙古适宜地点设一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直隶于行政院，并受中央主管机关之指导，总理各盟旗政务；其委员长、委员以用蒙古人为原则，经费由中央拨给；中央另派大员驻在该委员会所在地指导之，并就近调解盟旗省县之争议；
二、各盟公署改称为盟政府，其组织不变更，盟政府经费由中央补助之；
三、察哈尔部改称为盟，以昭一律，其系统组织照旧；
四、各盟旗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
五、各盟旗现有牧地停止放垦，以后从改良畜牧并兴办附带工业方面发展地方经济(但盟旗自愿垦植者听)；
六、盟旗原有租税及蒙民原有私租，一律予以保障；
七、省县在盟旗地方所征之各项地方税收，须劈给盟旗若干成，以为各项建设费，其劈税办法另定之；
八、盟旗地方以后不再增设县治或设治局(但遇必要设置时，亦须征得关系盟旗之同意)。
同年3月，南京政府又公布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中规本会直隶于行政院，并受中央主管机关及中央指导大员之指导，办理各盟旗地方自治事务，遇有关涉省之事件，应与省政府会商办理本会会址设于百灵庙本会设委员九人至二十四人，由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并于委员中指定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本会委员以用蒙古人为原则。本会所属各厅、处、会职员，由行政院就国内遴选熟悉蒙古情形及有专门学识者任用之（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规定：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以国民政府颁布之蒙古地方自治办法原则，承行政院之命指导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并调解省县与盟旗之争执指导长官一人、副长官一人，由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特派之指导长官公署设参赞二人，由指导长官呈请行政院简派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开会时，指导长官、副长官得派参赞出席指导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处理事件及发布命令，如指导长官认为不当时，得纠正及撤销之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经费，由指导长官公署转发（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同时，国民政府还发布政令，特派军政部长、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为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赵戴文为副指导长官；任命云端旺楚克、索特纳木喇布坦、沙克都尔扎布、德穆楚克栋鲁普、阿拉坦鄂其尔、巴宝多尔济、那彦图（外蒙古亲王、常驻北平）、杨桑(原锡盟盟长)、恩克巴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白云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蒙藏委员会委员）、克兴额（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蒙藏委员会委员）、吴鹤龄（蒙藏委员会委员、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主任）、卓特巴札普（察哈尔部保安长官）、贡楚克拉什（察哈尔部镶白旗总管）、达理扎雅（阿拉善旗札萨克）、图布升巴雅尔（额济纳旗札萨克）、荣祥（土默特旗总管）、尼玛鄂特索尔（察哈尔部明安牧场总管）、伊德钦（军事参议院参议）、郭尔卓尔扎布（苏尼特左旗郡王）、托克托胡（乌珠穆沁右旗协理）、潘第恭察布（四子王旗札萨克）、那木济勒色楞（哲里木盟副盟长）、阿育勒乌贵（卓索图盟副盟长）等24人为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云端旺楚克为委员长，索特纳木喇布坦、沙克都尔扎布为副委员长（谭惕吾《内蒙之今昔》第186～187页）。
至此，国民党当政以来蒙古族各阶层坚持不懈的实现民族自治的愿望和要求，终于有了重要成果。
郭道甫（墨尔色）领导的呼伦贝尔独立运动
郭道甫(1894～?)，本名墨尔森泰，又称墨尔色，号浚黄，字道甫，达斡尔蒙古族，郭博勒哈拉，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内蒙古鄂温克旗巴彦嵯岗苏木莫和尔图嘎查人。祖父成善，民国初年任呼伦贝尔副都统署左厅正堂，谥副都统；父亲荣禄，任索伦左翼镶黄旗总管。
郭道甫幼年在家学习满文，稍长入海拉尔满蒙学校，拜呼伦直隶厅同知翟文选为师学习汉文。1910年，入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4年后毕业；1915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掌握了满、蒙、汉和俄语基础知识，从而为他日后发挥演说才能和接受先进思想、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定的基础。1917年夏，正值郭道甫在京学习期间，呼伦贝尔地区发生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匪乱，家乡遭到严重摧残，郭家亦遭劫。不得已，郭道甫与其他在京求学的学生陆续返回家乡。
面对一片废墟的家乡，郭道甫在内心产生了拯救社会、振兴民族的愿望。特别是他在内地求学期间耳闻目睹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与当时呼伦贝尔当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情况时，他的这种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他“联合同志敖民泰等30余人研究教育”，利用自家房舍，于1918在海拉尔办私立学校，自任校长，“以初等国文教科书课旗人子弟”。呼伦贝尔现代民族教育由此开始。郭道甫还与上述人等组织呼伦贝尔学生会，并于当年冬季以蒙古族代表的身份和学生会的名义，参加在俄罗斯上乌金斯克城召开的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大会。
1920年春，郭道甫创办的私立学校由呼伦贝尔副都统署改为蒙旗官立学校，郭仍任校长。同年夏末秋初，海拉尔地区发生鼠疫，学校停课，郭回到莫和尔图。当年冬季，在父亲的资助下(1000块大洋和10头牛)，他与同回到村里的福明泰(敖民泰)建立学校，招收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子弟入校学习。次年，为了恢复在海拉尔的官立学校，他亲赴京津地区筹款；秋季，学校复课，郭任校长，福明泰任副校长；学校设中学部、小学部，所学课程是辛亥革命后新编的教材。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聘请女教师索尼到校任教，传授俄文和科学技术知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
1922年，由于在办学方针上与当局发生分歧，加之蒙古平民革命的成功，郭道甫深感“旧势力的黑暗”，亦感到教育毕竟不能达到改革政治的目的，迫于压力，辞去校长职务。次年初，赴北平，经时任蒙藏学校校长金永昌推荐，任学校教员、学监和北京政府中俄交涉公署署长王正廷的秘书、咨议处俄文翻译。
1923年6月，王正廷派郭道甫前往乌兰巴托，考察“外蒙古独立”情况。其间，郭道甫撰写了《新蒙古》一书，介绍革命成功之后的蒙古情况；去莫斯科会见苏联共产党负责人，要求他们支持内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他的上述活动遭致王正廷的不满，未等考察结束，即以“赤化”之名革掉他的职务。郭道甫回到家乡，被黑龙江军务督理朱庆澜任用，旋即因王正廷函告郭是“赤化分子”而再次被解除职务。虽然如此，郭道甫仍在家乡宣传蒙古平民革命，并在呼伦贝尔学生会基础上，于1923年底、1924年初组建“呼伦贝尔青年党”，接受“外蒙平民革命党”的主张。
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年会，郭道甫代表蒙古地区出席会议，并就蒙古教育问题发表演讲(后以此为基础，作《蒙古与教育》一书)。随后，南下广州，会见孙中山先生，同他交谈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使郭道甫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与鼓舞。同年，郭道甫作《蒙古问题》、《蒙古民族自决运动》等文，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与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白云梯和福明泰等人筹划组建这一组织的工作。
1925年10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正式宣告这一组织的成立。大会选举白云梯、郭道甫、福明泰等21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白任委员长，郭任秘书长。大会通过了由郭道甫等人主持起草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纲》、《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宣言》等一系列文件。这一年，郭道甫还以冯玉祥秘书和西北督办署咨议的身份活动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后赴乌兰巴托，并于次年返回家乡。
1926年初夏，根据共产第三国际的指示，郭道甫到阿拉善旗一带宣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开展组织工作，派人发动武装暴动(次年4月举行，失利)。这一期间，由于政治信仰不同，郭道甫与白云梯发生严重分歧，遂去乌兰巴托，向第三国际揭发白的错误。次年，郭道甫在蒙古被选为全国职工总工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并代表蒙古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工联会议，当选为工联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斗争亦日趋激烈。有鉴于此，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同年8月在乌兰巴托召开特别大会，并以郭道甫在指导阿拉善旗革命运动上的严重错误为由，决定暂停他的中央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职务。此后，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以留苏、留蒙的内蒙古革命青年为主体，创建新的组织― ―内蒙古革命青年党，并断绝与白云梯为首的“三民主义派”的一切关系。郭道甫、福明泰加入了这一组织，并成为主要负责人。
1928年7月，在第三国际和“外蒙古”的指示与协助下，郭道甫、福明泰等人在新左旗秘密召集呼伦贝尔青年党会议，决定“以武装革命，恢复呼伦贝尔的完全自治”。他们提出：“我们运动的目标，是要蒙古人民来治理蒙古，我们不再要腐败的王公制度，我们不愿再受贵族阶级的宰割，我们是要近代的民治主义”。同时，由郭、福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组织千余人的呼伦贝尔骑兵团，“向海拉尔、兴安岭、满洲里三路进攻”。由于计划的失误和力量的悬殊，加之苏、蒙军未予配合，青年党及其武装未能攻下海拉尔，并在东北军的镇压下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这一期间，郭道甫与福明泰又因军事上的失利而发生分歧，并导致双方支持者的冲突。郭以“争持日久，则必酿成外交上的纠纷。不但地方上的事情不堪收拾，就是权利上的损失，也必致没法儿补偿”，遂在有关人员的调停下，以“政治问题”解决呼伦贝尔为条件，郭去奉天(沈阳)接受议和，福明泰则带领部分人员退往乌兰巴托。
呼伦贝尔青年党的暴动虽未成功，但其以争取“呼伦贝尔自治”而在内蒙古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大革命失败后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尝试。新巴尔虎蒙古族的人民至今还念念不忘这位当年曾领导他们暴动的墨尔色先生。
“奉天议和”之后，郭道甫任东北长官公署咨议。同年冬，郭在奉天组建蒙古文化促进会，并以该会名义创建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自任校长。从此，“解去戎衣，恢复书生”，致力于为蒙古民族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上，“欲以造就为蒙古民族奋斗之人才”。他所创办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是蒙古民族近代科学文化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摇篮，亦造就了为争取蒙古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大批有识之士，它在内蒙古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道甫在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同时，对政治问题仍予以关注。1929年，他出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三次预备会议，演讲蒙古问题，阐述了经自己10余年观察和实践而总结出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观点，为后人留下了《蒙古问题讲演录》一书。“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海拉尔成立以福明泰为首的呼伦贝尔青年党“苏维埃政府”。郭道甫发表演说和出专著《呼伦贝尔问题》，详尽介绍了呼伦贝尔的历史和现状，主张在不脱离中国的前提下，“准许他们自治民治”。同年，郭道甫辞去蒙旗师范学校校长职务，成为张学良的秘书。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郭道甫带领呼伦贝尔学生回到海拉尔。途中，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声明：誓死不做日本人的奴隶，要和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同年12月，郭道甫在去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以后失踪。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有关郭道甫的下落一直众说纷纭。
1989年5月，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传来平反昭雪通知：当年郭道甫进入苏联领事馆以后，即被他们有关机关秘密逮捕，以在内蒙古地区煽动民族主义、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武装冲突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后于1934年改判10年徒刑，送劳动营改造。同时称，有关档案中没有逮捕和诉讼等文件。而最后的下落，亦无交待。
郭道甫是呼伦贝尔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80年代，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少数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达斡尔族简史》称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活动家和教育家，也是内蒙古早期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东北局势发生动荡。当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郭道甫和福明泰遂返回呼伦贝尔，决定以呼伦贝尔青年党的名义发动武装革命夺取呼伦贝尔政权并实现完全自治(郭道甫《呼伦贝尔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
同年7月，郭道甫策动新巴尔虎左翼正蓝旗保卫团起义，建立了呼伦贝尔平民军。然后派人向呼伦贝尔副都统送交了宣布统一内蒙古，蒙古人自治的通告；同时致书呼伦贝尔道尹赵仲仁，提出撤换副都统贵福，左右厅长等重要官吏由呼伦贝尔人民选举产生呼伦贝尔的租税中除关税以外一切由蒙旗方面征收"，一切地方行政由蒙古人行使，并应将中国军队撤退等要求。贵福和赵仲仁立即与当地驻军商定，派部分军队进驻新巴尔虎左翼地区；同时派人与郭道甫交涉，提出可以改善行政，但决不允许变更制度，要求青年派立即解散军队，并派代表前来谈判(田中文一郎《呼伦贝尔事件的经过》,1928年9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
8月中旬，平民军骑兵切断了海拉尔至满洲里间的铁路运输和通讯，袭击了黑龙江督军万福麟的专列。万福麟从黑龙江增调两个步兵旅、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及空军，开始向青年党、平民军控制区推进。同时，赵仲仁与海满警备司令梁忠甲联名发布满汉文通告，宣称青年党是"土匪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若有不同政见可以和平商量。并指派呼伦贝尔左厅厅长成德和左右厅会办凌升前去交涉（同上）。
经过多方交涉、疏通，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决定将呼伦贝尔青年党事件视为政治问题，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并请郭道甫的启蒙老师、奉天省长翟文选致函规劝。郭道甫等人鉴于继续对峙下去必将引起更大纠纷，地方秩序不堪收拾原有权利亦会损失，遂决定让步（郭道甫《呼伦贝尔问题》）。
9月，青年党方面仅以（副）都统衙内添设参议厅，容纳青年党人物，并以增加常年行政经费、教育经费，及增编蒙旗守备队等"作为条件，与东北当局达成协议，使事件和平解决。之后，郭道甫只身前往沈阳，被张学良聘为秘书，后来又在沈阳创办了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拒不妥协的福明泰等人，则撤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而东北当局的种种许诺，事后并未付诸兑现。
郭道甫幼年在家学习满文，稍长入海拉尔满蒙学校，拜呼伦直隶厅同知翟文选为师学习汉文。1910年，入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4年后毕业；1915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掌握了满、蒙、汉和俄语基础知识，从而为他日后发挥演说才能和接受先进思想、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定的基础。1917年夏，正值郭道甫在京学习期间，呼伦贝尔地区发生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匪乱，家乡遭到严重摧残，郭家亦遭劫。不得已，郭道甫与其他在京求学的学生陆续返回家乡。
面对一片废墟的家乡，郭道甫在内心产生了拯救社会、振兴民族的愿望。特别是他在内地求学期间耳闻目睹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与当时呼伦贝尔当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情况时，他的这种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他“联合同志敖民泰等30余人研究教育”，利用自家房舍，于1918在海拉尔办私立学校，自任校长，“以初等国文教科书课旗人子弟”。呼伦贝尔现代民族教育由此开始。郭道甫还与上述人等组织呼伦贝尔学生会，并于当年冬季以蒙古族代表的身份和学生会的名义，参加在俄罗斯上乌金斯克城召开的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大会。
1920年春，郭道甫创办的私立学校由呼伦贝尔副都统署改为蒙旗官立学校，郭仍任校长。同年夏末秋初，海拉尔地区发生鼠疫，学校停课，郭回到莫和尔图。当年冬季，在父亲的资助下(1000块大洋和10头牛)，他与同回到村里的福明泰(敖民泰)建立学校，招收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子弟入校学习。次年，为了恢复在海拉尔的官立学校，他亲赴京津地区筹款；秋季，学校复课，郭任校长，福明泰任副校长；学校设中学部、小学部，所学课程是辛亥革命后新编的教材。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聘请女教师索尼到校任教，传授俄文和科学技术知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
1922年，由于在办学方针上与当局发生分歧，加之蒙古平民革命的成功，郭道甫深感“旧势力的黑暗”，亦感到教育毕竟不能达到改革政治的目的，迫于压力，辞去校长职务。次年初，赴北平，经时任蒙藏学校校长金永昌推荐，任学校教员、学监和北京政府中俄交涉公署署长王正廷的秘书、咨议处俄文翻译。
1923年6月，王正廷派郭道甫前往乌兰巴托，考察“外蒙古独立”情况。其间，郭道甫撰写了《新蒙古》一书，介绍革命成功之后的蒙古情况；去莫斯科会见苏联共产党负责人，要求他们支持内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他的上述活动遭致王正廷的不满，未等考察结束，即以“赤化”之名革掉他的职务。郭道甫回到家乡，被黑龙江军务督理朱庆澜任用，旋即因王正廷函告郭是“赤化分子”而再次被解除职务。虽然如此，郭道甫仍在家乡宣传蒙古平民革命，并在呼伦贝尔学生会基础上，于1923年底、1924年初组建“呼伦贝尔青年党”，接受“外蒙平民革命党”的主张。
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年会，郭道甫代表蒙古地区出席会议，并就蒙古教育问题发表演讲(后以此为基础，作《蒙古与教育》一书)。随后，南下广州，会见孙中山先生，同他交谈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使郭道甫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与鼓舞。同年，郭道甫作《蒙古问题》、《蒙古民族自决运动》等文，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与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白云梯和福明泰等人筹划组建这一组织的工作。
1925年10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正式宣告这一组织的成立。大会选举白云梯、郭道甫、福明泰等21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白任委员长，郭任秘书长。大会通过了由郭道甫等人主持起草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纲》、《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宣言》等一系列文件。这一年，郭道甫还以冯玉祥秘书和西北督办署咨议的身份活动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后赴乌兰巴托，并于次年返回家乡。
1926年初夏，根据共产第三国际的指示，郭道甫到阿拉善旗一带宣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开展组织工作，派人发动武装暴动(次年4月举行，失利)。这一期间，由于政治信仰不同，郭道甫与白云梯发生严重分歧，遂去乌兰巴托，向第三国际揭发白的错误。次年，郭道甫在蒙古被选为全国职工总工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并代表蒙古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工联会议，当选为工联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斗争亦日趋激烈。有鉴于此，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同年8月在乌兰巴托召开特别大会，并以郭道甫在指导阿拉善旗革命运动上的严重错误为由，决定暂停他的中央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职务。此后，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以留苏、留蒙的内蒙古革命青年为主体，创建新的组织― ―内蒙古革命青年党，并断绝与白云梯为首的“三民主义派”的一切关系。郭道甫、福明泰加入了这一组织，并成为主要负责人。
1928年7月，在第三国际和“外蒙古”的指示与协助下，郭道甫、福明泰等人在新左旗秘密召集呼伦贝尔青年党会议，决定“以武装革命，恢复呼伦贝尔的完全自治”。他们提出：“我们运动的目标，是要蒙古人民来治理蒙古，我们不再要腐败的王公制度，我们不愿再受贵族阶级的宰割，我们是要近代的民治主义”。同时，由郭、福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组织千余人的呼伦贝尔骑兵团，“向海拉尔、兴安岭、满洲里三路进攻”。由于计划的失误和力量的悬殊，加之苏、蒙军未予配合，青年党及其武装未能攻下海拉尔，并在东北军的镇压下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这一期间，郭道甫与福明泰又因军事上的失利而发生分歧，并导致双方支持者的冲突。郭以“争持日久，则必酿成外交上的纠纷。不但地方上的事情不堪收拾，就是权利上的损失，也必致没法儿补偿”，遂在有关人员的调停下，以“政治问题”解决呼伦贝尔为条件，郭去奉天(沈阳)接受议和，福明泰则带领部分人员退往乌兰巴托。
呼伦贝尔青年党的暴动虽未成功，但其以争取“呼伦贝尔自治”而在内蒙古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大革命失败后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尝试。新巴尔虎蒙古族的人民至今还念念不忘这位当年曾领导他们暴动的墨尔色先生。
“奉天议和”之后，郭道甫任东北长官公署咨议。同年冬，郭在奉天组建蒙古文化促进会，并以该会名义创建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自任校长。从此，“解去戎衣，恢复书生”，致力于为蒙古民族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上，“欲以造就为蒙古民族奋斗之人才”。他所创办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是蒙古民族近代科学文化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摇篮，亦造就了为争取蒙古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大批有识之士，它在内蒙古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道甫在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同时，对政治问题仍予以关注。1929年，他出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三次预备会议，演讲蒙古问题，阐述了经自己10余年观察和实践而总结出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观点，为后人留下了《蒙古问题讲演录》一书。“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海拉尔成立以福明泰为首的呼伦贝尔青年党“苏维埃政府”。郭道甫发表演说和出专著《呼伦贝尔问题》，详尽介绍了呼伦贝尔的历史和现状，主张在不脱离中国的前提下，“准许他们自治民治”。同年，郭道甫辞去蒙旗师范学校校长职务，成为张学良的秘书。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郭道甫带领呼伦贝尔学生回到海拉尔。途中，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声明：誓死不做日本人的奴隶，要和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同年12月，郭道甫在去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以后失踪。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有关郭道甫的下落一直众说纷纭。
1989年5月，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传来平反昭雪通知：当年郭道甫进入苏联领事馆以后，即被他们有关机关秘密逮捕，以在内蒙古地区煽动民族主义、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武装冲突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后于1934年改判10年徒刑，送劳动营改造。同时称，有关档案中没有逮捕和诉讼等文件。而最后的下落，亦无交待。
郭道甫是呼伦贝尔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80年代，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少数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达斡尔族简史》称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活动家和教育家，也是内蒙古早期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东北局势发生动荡。当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郭道甫和福明泰遂返回呼伦贝尔，决定以呼伦贝尔青年党的名义发动武装革命夺取呼伦贝尔政权并实现完全自治(郭道甫《呼伦贝尔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
同年7月，郭道甫策动新巴尔虎左翼正蓝旗保卫团起义，建立了呼伦贝尔平民军。然后派人向呼伦贝尔副都统送交了宣布统一内蒙古，蒙古人自治的通告；同时致书呼伦贝尔道尹赵仲仁，提出撤换副都统贵福，左右厅长等重要官吏由呼伦贝尔人民选举产生呼伦贝尔的租税中除关税以外一切由蒙旗方面征收"，一切地方行政由蒙古人行使，并应将中国军队撤退等要求。贵福和赵仲仁立即与当地驻军商定，派部分军队进驻新巴尔虎左翼地区；同时派人与郭道甫交涉，提出可以改善行政，但决不允许变更制度，要求青年派立即解散军队，并派代表前来谈判(田中文一郎《呼伦贝尔事件的经过》,1928年9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
8月中旬，平民军骑兵切断了海拉尔至满洲里间的铁路运输和通讯，袭击了黑龙江督军万福麟的专列。万福麟从黑龙江增调两个步兵旅、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及空军，开始向青年党、平民军控制区推进。同时，赵仲仁与海满警备司令梁忠甲联名发布满汉文通告，宣称青年党是"土匪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若有不同政见可以和平商量。并指派呼伦贝尔左厅厅长成德和左右厅会办凌升前去交涉（同上）。
经过多方交涉、疏通，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决定将呼伦贝尔青年党事件视为政治问题，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并请郭道甫的启蒙老师、奉天省长翟文选致函规劝。郭道甫等人鉴于继续对峙下去必将引起更大纠纷，地方秩序不堪收拾原有权利亦会损失，遂决定让步（郭道甫《呼伦贝尔问题》）。
9月，青年党方面仅以（副）都统衙内添设参议厅，容纳青年党人物，并以增加常年行政经费、教育经费，及增编蒙旗守备队等"作为条件，与东北当局达成协议，使事件和平解决。之后，郭道甫只身前往沈阳，被张学良聘为秘书，后来又在沈阳创办了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拒不妥协的福明泰等人，则撤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而东北当局的种种许诺，事后并未付诸兑现。
《蒙古的歷史與文化─蒙古學論集》
二木博史著，呼斯勒譯
二木博史（Futaki Hiroshi）生於1951年，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一橋大學求學時踏入了蒙古研究領域，目前為東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系教授，精通日、蒙、滿、藏、俄、英、德、法、漢、韓等多種語言，是日本知名蒙古學專家，著作相當豐富，內容涉及蒙古法制史、社會史、近現代蒙古史、宗教、文學等領域。本書收入二木博史教授二十篇論文之中譯，分為四編，均是作者過去二十年間以日文發表的重要學術著作。譯者呼斯勒畢業於北京大學，任教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近十年，1998年赴日留學，師從二木教授研讀蒙古近代史。
在第一編的四篇論文中，作者討論了中世紀蒙古的法律與社會制度。《白樺法典》是1970年在外蒙古發現的喀爾喀法典，編纂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書寫於白樺樹皮，經作者作此命名，已廣為接受。該法典比《喀爾喀‧濟魯姆》（Khalkha Jirum）早百年問世，是喀爾喀尚未歸順清朝、仍是獨立狀態下形成的法典，保持蒙古固有的法律體系與風格。作者在「關於白樺法典」一文中對該法典的時代以及其呈現之刑法體系和社會構造做了分析介紹，有助於學界對當時喀爾喀的歷史、社會、法律的進一步理解。
在「《喀爾喀‧濟魯姆》的形成過程」一文中，作者比較了該法典的七種抄本，並探討其形成時期與地點。作者認為，必須改變該法典是十八世紀法律的觀點，因為它至少包含有十七世紀制定的法令條文一或二篇，其形成時期應在1770年至1821年之間，而大庫倫本在1840年以前也已形成。作者並指出，《喀爾喀‧濟魯姆》主要是以沙比（shabi，寺院屬民）為對象，在商卓特巴（Shangjudba，大沙比的最高主管）衙門編纂而成；雖然其文體絕大部分是以與《白樺法典》共通的傳統法律文書的文體寫成，但也有一部分法令則是按照清代公文特有的文體書寫而成。
「和碩內平民的貢租和賦役負擔──以清代喀爾喀蒙古為例」一文對蒙古例進行分析後指出，蒙古例從最初就包含許多與現實不相符合的內容，在各旗中幾乎未加以執行。清代的喀爾喀蒙古，札薩克逐漸確立其在旗裡的絕對統治地位，所屬屬民間的差異逐漸縮小，貢租和賦役的性質也產生種種變化。因此，作者提醒，不應該把清代蒙古社會視為固定不變而進行論述。在「論清代喀爾喀蒙古的奴隸解放文書」一文中，作者介紹了此類文書，並對奴隸化的原因及其解放進行分析，指出除了刑法、買賣之外，出生也是成為奴隸的原因之一；而解放奴隸的原因除了經濟因素外，也有宗教性的動機。
第二編的八篇論文探討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蒙古民族史。在「『大蒙古國』臨時政府之成立」一文中，二木博史仔細分析了布里雅特國民議會的成立、赤塔大會以及泛蒙古主義的各種表現，並指出，1919年泛蒙古運動失敗的原因除了日本政策改變、外蒙古拒絕參加外，作為運動主體的布里雅特、內蒙古、呼倫貝爾的民族主義者之間也存有意見分歧。
「蒙古人民黨成立史的再探討」一文以都克索穆（Doghsom）的回憶資料為基礎，說明丹增（S. Danzan）為首的「官吏黨」的成立以及1919年末與波多（博多，D. Bodoo）為首的「人民黨」合流後的活動（包括採納「蒙古人民黨」名稱、通過黨員誓詞及選出領導核心），並指出，千篇一律地使用「人民革命」一詞來概括1921年革命的性質是不妥當的。此外，作者在仔細剖析後，糾正「蒙古人民黨成立於6月25日」一說之錯誤，認為應是成立於1920年仲春之日。作者還指出，喬巴山（Kh. Choibalsan）、羅索爾（Losol）、德米特（Demid）三人合著、1934年出版的資料集《蒙古人民民族革命的開端與成就小史》（Mongghol arad-un ündüsün-ü qubisqal-un angq-a egüschü bayighulughdaghsan tobchi teüke）是對蒙古現代史的歪曲，是將蘇赫巴托神話化的最初的里程碑性的著作。
「仁欽諾與蒙古革命」一文描繪了仁欽諾（倫琴諾，El’bekdorji Rinchino）在外蒙古的活動，指出來自布里雅特的仁欽諾是與丹增、波多並列的1921年蒙古革命的最高領導者之一，後二人只以蒙古獨立為目標，而仁欽諾卻更高層次地思考著蒙古、西伯利亞、中亞、中國等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他事實上並未盲目遵從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指揮，曾經抵抗、捍衛自己的思想，絕非「共產國際的走狗」。作者還指出，1921年的蒙古革命並不僅限於外蒙古，而是作為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事業而進行的。
「對《蒙古真理》報內容的再探討」一文表示，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在伊爾庫茲克出版的六期《蒙古真理報》是在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努力下出版發行的，也證明上述1921年革命的性質；作者對於1971年外蒙古以息利爾蒙文出版的資料集中，因為政治因素，部份或全部刪除了該報中那些肯定成吉思汗的文章或反映蒙古人民黨擁護佛教這一面向的諷刺畫、插畫的做法有所批評，認為有礙學術利用價值。
在「蒙古人民黨第1次代表大會與布里雅特革命家」一文中，作者探討了蘇俄對蒙活動機構的變遷、恩琴男爵軍隊侵入後的狀況及人民黨首次代表大會。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布里雅特的革命家一方面在為實現布里雅特人的統一與自治而戰，一方面也為外蒙古的獨立（自治）而奮鬥，此一目的所以可能，共產國際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之一；當時蘇俄、俄共與蒙古、布里雅特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尚未顯現，對布里雅特革命家的活動而言是相當有利的。
本書中有關1924-1928年間外蒙古黨政領導人丹巴道爾吉（丹巴多爾濟，Ts. Dambadorj）的兩篇論文中，一篇描述了外蒙古在國際環境許可下、基於民族主義主動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提供援助的經過，另一篇分析了1927-1928年間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內鬥爭、與共產國際的衝突以及左派勝利、丹巴道爾吉下台的過程。作者指出，丹巴道爾吉在1928年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失勢代表了以共產國際、蘇聯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者打敗了以蒙古利益為優先的共產主義者，使得蒙古政府自此失去了自主性，國際地位變得脆弱，是蒙古現代史的一個轉折點。「迪魯瓦‧呼圖克圖的回憶錄」是對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和磯野富士子（Isono Fujiko）同名著作的介紹。
第三編是關於蒙古文化與社會的五篇文章。「蒙古的神話傳說」一文說明了蒙古神話傳說產生的背景，並介紹了許多外蒙古與布里雅特的神話傳說。作者在「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中先介紹了白老翁星經的類型，再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十二種，指出有些附加成分在梅力更‧格根創作當時並不存在，而原先作為寺院內誦讀的經卷在民間廣泛流傳後，性質也改變了。「新發現的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的作品」一文中，作者介紹分析了20世紀40年代中期內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鮮為人知的戲劇、散文、詩歌作品，認為額爾德木特古斯以年僅二十歲的熱情去挑戰各類文學題材，必將在內蒙古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其詩歌作品，但他對於日軍的肯定以及親日的態度也將受到批判。「瑪爾藏‧錫拉布的世界」一文簡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外蒙古傑出的畫家錫拉布。「復活了的成吉思汗─對其評價的歷史」描述了外蒙古過去數十年對成吉思汗的各種形象，並說明1989-1991年間成吉思汗在外蒙古復活、甚至神格化的情形。
第四編中關於日蒙關係史的三篇文章雖是小品，但也非常有意思，值得一讀。「流傳在蒙古的『鐵道歌』」一文指出，外蒙古女性愛唱的「女性之歌」和日本的「鐵道歌」旋律幾乎完全相同。作者探討了「女性之歌」產生的背景、庫倫的日本人團體以及俄國二月革命後從西伯利亞來到庫倫的日本賣淫女子（唐行桑，karayukisan），發現當時在庫倫滯留時間最長的日本人即是唐行桑們，而鐵道歌是否是經由她們而傳到蒙古則無法證實。「日軍的對蒙工作－諾門罕戰爭的真相」一文中，作者質疑了經常被引用來研究1939年諾門罕戰爭、由賓巴大尉所寫的《外蒙古逃脫記》的真實性，並表示，正當日本為侵略蒙古而努力尋找正當理由時，此書正可作為日本軍的宣傳工具。本書最後，作者在「東京外國語大學蒙古學科的誕生與發展」一文中介紹了蒙古語專業在其母校設立、發展的情形及其學生昔日在滿蒙工作、戰爭及情報中的表現。
這本書中所收入的論文雖然內容深淺不一，但足以呈現二木博史教授對蒙古學的興趣與功力。前兩編的論文展現了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力，尤其第二編中的論文對筆者這類對蒙古近現代史有濃厚興趣的人而言，更是字字珠璣，具有高度啟發性，彌足珍貴。作者精緻的研究手法，再次證明日本學界在蒙古學研究上不可取代的地位，值得吾人效法。本書唯一缺點是，譯者受限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檢查，在徵得作者同意下，刪節了書中部分表述。因此，想獲得原汁原味的內容，還是得閱讀原文。然而，對無法閱讀日文的中文讀者而言，本書的出版的確是適時且具有重大意義的。作者另以蒙、英、俄等文字發表的論文也於2002年由烏蘭巴托Interpress公司結集出版，有興趣者亦可參考。
二木博史（Futaki Hiroshi）生於1951年，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一橋大學求學時踏入了蒙古研究領域，目前為東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系教授，精通日、蒙、滿、藏、俄、英、德、法、漢、韓等多種語言，是日本知名蒙古學專家，著作相當豐富，內容涉及蒙古法制史、社會史、近現代蒙古史、宗教、文學等領域。本書收入二木博史教授二十篇論文之中譯，分為四編，均是作者過去二十年間以日文發表的重要學術著作。譯者呼斯勒畢業於北京大學，任教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近十年，1998年赴日留學，師從二木教授研讀蒙古近代史。
在第一編的四篇論文中，作者討論了中世紀蒙古的法律與社會制度。《白樺法典》是1970年在外蒙古發現的喀爾喀法典，編纂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書寫於白樺樹皮，經作者作此命名，已廣為接受。該法典比《喀爾喀‧濟魯姆》（Khalkha Jirum）早百年問世，是喀爾喀尚未歸順清朝、仍是獨立狀態下形成的法典，保持蒙古固有的法律體系與風格。作者在「關於白樺法典」一文中對該法典的時代以及其呈現之刑法體系和社會構造做了分析介紹，有助於學界對當時喀爾喀的歷史、社會、法律的進一步理解。
在「《喀爾喀‧濟魯姆》的形成過程」一文中，作者比較了該法典的七種抄本，並探討其形成時期與地點。作者認為，必須改變該法典是十八世紀法律的觀點，因為它至少包含有十七世紀制定的法令條文一或二篇，其形成時期應在1770年至1821年之間，而大庫倫本在1840年以前也已形成。作者並指出，《喀爾喀‧濟魯姆》主要是以沙比（shabi，寺院屬民）為對象，在商卓特巴（Shangjudba，大沙比的最高主管）衙門編纂而成；雖然其文體絕大部分是以與《白樺法典》共通的傳統法律文書的文體寫成，但也有一部分法令則是按照清代公文特有的文體書寫而成。
「和碩內平民的貢租和賦役負擔──以清代喀爾喀蒙古為例」一文對蒙古例進行分析後指出，蒙古例從最初就包含許多與現實不相符合的內容，在各旗中幾乎未加以執行。清代的喀爾喀蒙古，札薩克逐漸確立其在旗裡的絕對統治地位，所屬屬民間的差異逐漸縮小，貢租和賦役的性質也產生種種變化。因此，作者提醒，不應該把清代蒙古社會視為固定不變而進行論述。在「論清代喀爾喀蒙古的奴隸解放文書」一文中，作者介紹了此類文書，並對奴隸化的原因及其解放進行分析，指出除了刑法、買賣之外，出生也是成為奴隸的原因之一；而解放奴隸的原因除了經濟因素外，也有宗教性的動機。
第二編的八篇論文探討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蒙古民族史。在「『大蒙古國』臨時政府之成立」一文中，二木博史仔細分析了布里雅特國民議會的成立、赤塔大會以及泛蒙古主義的各種表現，並指出，1919年泛蒙古運動失敗的原因除了日本政策改變、外蒙古拒絕參加外，作為運動主體的布里雅特、內蒙古、呼倫貝爾的民族主義者之間也存有意見分歧。
「蒙古人民黨成立史的再探討」一文以都克索穆（Doghsom）的回憶資料為基礎，說明丹增（S. Danzan）為首的「官吏黨」的成立以及1919年末與波多（博多，D. Bodoo）為首的「人民黨」合流後的活動（包括採納「蒙古人民黨」名稱、通過黨員誓詞及選出領導核心），並指出，千篇一律地使用「人民革命」一詞來概括1921年革命的性質是不妥當的。此外，作者在仔細剖析後，糾正「蒙古人民黨成立於6月25日」一說之錯誤，認為應是成立於1920年仲春之日。作者還指出，喬巴山（Kh. Choibalsan）、羅索爾（Losol）、德米特（Demid）三人合著、1934年出版的資料集《蒙古人民民族革命的開端與成就小史》（Mongghol arad-un ündüsün-ü qubisqal-un angq-a egüschü bayighulughdaghsan tobchi teüke）是對蒙古現代史的歪曲，是將蘇赫巴托神話化的最初的里程碑性的著作。
「仁欽諾與蒙古革命」一文描繪了仁欽諾（倫琴諾，El’bekdorji Rinchino）在外蒙古的活動，指出來自布里雅特的仁欽諾是與丹增、波多並列的1921年蒙古革命的最高領導者之一，後二人只以蒙古獨立為目標，而仁欽諾卻更高層次地思考著蒙古、西伯利亞、中亞、中國等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他事實上並未盲目遵從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指揮，曾經抵抗、捍衛自己的思想，絕非「共產國際的走狗」。作者還指出，1921年的蒙古革命並不僅限於外蒙古，而是作為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事業而進行的。
「對《蒙古真理》報內容的再探討」一文表示，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在伊爾庫茲克出版的六期《蒙古真理報》是在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努力下出版發行的，也證明上述1921年革命的性質；作者對於1971年外蒙古以息利爾蒙文出版的資料集中，因為政治因素，部份或全部刪除了該報中那些肯定成吉思汗的文章或反映蒙古人民黨擁護佛教這一面向的諷刺畫、插畫的做法有所批評，認為有礙學術利用價值。
在「蒙古人民黨第1次代表大會與布里雅特革命家」一文中，作者探討了蘇俄對蒙活動機構的變遷、恩琴男爵軍隊侵入後的狀況及人民黨首次代表大會。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布里雅特的革命家一方面在為實現布里雅特人的統一與自治而戰，一方面也為外蒙古的獨立（自治）而奮鬥，此一目的所以可能，共產國際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之一；當時蘇俄、俄共與蒙古、布里雅特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尚未顯現，對布里雅特革命家的活動而言是相當有利的。
本書中有關1924-1928年間外蒙古黨政領導人丹巴道爾吉（丹巴多爾濟，Ts. Dambadorj）的兩篇論文中，一篇描述了外蒙古在國際環境許可下、基於民族主義主動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提供援助的經過，另一篇分析了1927-1928年間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內鬥爭、與共產國際的衝突以及左派勝利、丹巴道爾吉下台的過程。作者指出，丹巴道爾吉在1928年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失勢代表了以共產國際、蘇聯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者打敗了以蒙古利益為優先的共產主義者，使得蒙古政府自此失去了自主性，國際地位變得脆弱，是蒙古現代史的一個轉折點。「迪魯瓦‧呼圖克圖的回憶錄」是對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和磯野富士子（Isono Fujiko）同名著作的介紹。
第三編是關於蒙古文化與社會的五篇文章。「蒙古的神話傳說」一文說明了蒙古神話傳說產生的背景，並介紹了許多外蒙古與布里雅特的神話傳說。作者在「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中先介紹了白老翁星經的類型，再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十二種，指出有些附加成分在梅力更‧格根創作當時並不存在，而原先作為寺院內誦讀的經卷在民間廣泛流傳後，性質也改變了。「新發現的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的作品」一文中，作者介紹分析了20世紀40年代中期內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鮮為人知的戲劇、散文、詩歌作品，認為額爾德木特古斯以年僅二十歲的熱情去挑戰各類文學題材，必將在內蒙古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其詩歌作品，但他對於日軍的肯定以及親日的態度也將受到批判。「瑪爾藏‧錫拉布的世界」一文簡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外蒙古傑出的畫家錫拉布。「復活了的成吉思汗─對其評價的歷史」描述了外蒙古過去數十年對成吉思汗的各種形象，並說明1989-1991年間成吉思汗在外蒙古復活、甚至神格化的情形。
第四編中關於日蒙關係史的三篇文章雖是小品，但也非常有意思，值得一讀。「流傳在蒙古的『鐵道歌』」一文指出，外蒙古女性愛唱的「女性之歌」和日本的「鐵道歌」旋律幾乎完全相同。作者探討了「女性之歌」產生的背景、庫倫的日本人團體以及俄國二月革命後從西伯利亞來到庫倫的日本賣淫女子（唐行桑，karayukisan），發現當時在庫倫滯留時間最長的日本人即是唐行桑們，而鐵道歌是否是經由她們而傳到蒙古則無法證實。「日軍的對蒙工作－諾門罕戰爭的真相」一文中，作者質疑了經常被引用來研究1939年諾門罕戰爭、由賓巴大尉所寫的《外蒙古逃脫記》的真實性，並表示，正當日本為侵略蒙古而努力尋找正當理由時，此書正可作為日本軍的宣傳工具。本書最後，作者在「東京外國語大學蒙古學科的誕生與發展」一文中介紹了蒙古語專業在其母校設立、發展的情形及其學生昔日在滿蒙工作、戰爭及情報中的表現。
這本書中所收入的論文雖然內容深淺不一，但足以呈現二木博史教授對蒙古學的興趣與功力。前兩編的論文展現了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力，尤其第二編中的論文對筆者這類對蒙古近現代史有濃厚興趣的人而言，更是字字珠璣，具有高度啟發性，彌足珍貴。作者精緻的研究手法，再次證明日本學界在蒙古學研究上不可取代的地位，值得吾人效法。本書唯一缺點是，譯者受限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檢查，在徵得作者同意下，刪節了書中部分表述。因此，想獲得原汁原味的內容，還是得閱讀原文。然而，對無法閱讀日文的中文讀者而言，本書的出版的確是適時且具有重大意義的。作者另以蒙、英、俄等文字發表的論文也於2002年由烏蘭巴托Interpress公司結集出版，有興趣者亦可參考。
尹湛纳希 文章摘录
有一件事叫人啼笑皆非。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公正地毫无偏心的说出一句隐语，别人听了也颇觉得有趣和新鲜。因而即便是山村人家也十分敬重这样的直言之叟，都相信他的话，并以此作为话题。连乡下人也都直言不讳，支持公道。因此史书的议论一定要做到直言不讳。只用这样，一万人看了也会深信不疑。虽然如此，明代续写、校订《纲目》的人，当他们撰写蒙古大事记时，从偏心和嫉意出发，字里行间充满讽刺之意。把下臣说的话安到君主身上，把世俗的传说附在真事后面。因而把《资治通鉴》变成了骂街的东西，达到了歪曲事实的顶点。因为不能掩盖他们的偏私之心，所以也就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小人之腹，泼妇之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有个原因，原来中原一些汉人从来不把北方的蒙古人当人看待。在他们看来，普通的野兽四条腿爬着走路，而北方的蒙古人只有两条腿立着走路，这点跟野兽有所区别，至于他们的行为脾气简直跟野兽一样。即使最有学问的学者也是这种想法。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天上的北斗落在北方的沙漠里，圣武皇帝成吉思汗诞生了，一声霹雳便开创一百六十二年的天下，把中原地带的汉人变为自己的奴隶。心怀偏私的这些汉人死抱着小人的偏见，挠头挠耳的等待时机，做了大元朝十四个皇帝一百六十二年的奴隶。到了明朝年间，因无报仇之机，便用泼妇的烂嘴任意篡改《纲目》，信口胡说蒙古人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凶，如何如何不仁，如何如何无知。事情很清楚，这就是汉人史学家从他们嫉妒之心和小人的偏心出发，任意诋毁正史的大罪。
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子孙，由于他的诞生，愚蠢的蒙古人突然兴旺起来，它以正统国家的声誉立于各国之林。直到今天虽然皇朝不同，仍同足智多谋的汉人大臣和满族皇亲国戚分庭抗礼。清朝皇室虽然把我们的国家纳入版图，虽然剥夺了我们的权利，使我们沦为普通百姓，然而毕竟没有完全剥夺我们的财产。如今我们虽不如汉人那般执掌朝政，然而与皇室结亲又和汉人大有区别。就连当今的皇帝也以为我们是门当户对的皇族子孙，愿意与我们台吉塔布囊结亲成婚。所有这些都是成吉思汗一人所布之德。不然的话在朝廷面前那有蒙古人这样体面呢？
“……而我们蒙古人的脾性多怪，全然不顾自己的能力，凡事所求甚高，因此势必心从释氏，妨碍世道，贪图安逸，顾望玄。这对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深哉此论，请各位文人学士反复琢磨，多加细读世祖这番议论。我们蒙古国不正是因为贪图安逸，溺于玄术而濒于灭亡的吗？然而人们至今仍不知道，一心想当佛祖，到头来成了马猴，难道那佛祖是人人都能当成的吗？这正如一个婴孩连走路都不会，竟想一步登天，结果窒息而死。不仅如此，当别人给他讲明道理时，他们却听不进去，反而说别人的议论是异端邪教。
古语说：君子不忘其本。台吉尹湛纳希我从懂事起，结交四面八方的学者，整整过了二十个年头。据此看来，我们蒙古人三百多个旗、县中确实有不少文人才子。只是到了清朝开基后，我们蒙古人便失去了靠蒙文亲身创业的机会，从而蒙古人就变得学识短浅。虽然如此，我们内三盟的蒙古人因离京不远，大多居住于中原边界一带，于是又出了许多精通汉文的学者。尤其是我们卓索图蒙古人有不少人致力于汉文的学习。正因为如此，对于古代的故事和现在的法典了如指掌，对于五千年以前的三皇五帝乃至夏、商、周、秦等国以及西汉、东汉、宋、齐、梁、陈、隋、唐、北宋、南宋、金辽等国历史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但对于本民族蒙古人的历史却一窍不通。后来虽然被称为元朝，《纲目》也记载了忽必烈斯沁皇帝以后的历史，这才多少明白了一点自己的历史。但是那些记载都很肤浅，加上那些东西都出自少数汉族文人之手，他们出于民族偏见，极进刻意贬低、嘲笑、污蔑和诋毁蒙古人之能事。因此这些东西远不如正史那样深切！但正史又很难找到，许多人都以《纲目》为依据著书立说，死守其中的偏见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对于成吉思汗如何称帝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很多人至今一无所知。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因此这些文人学者不深究本民族的根底，相反，却白白浪费时间去琢磨唐宋诗文一类东西。台吉尹湛纳希我见他们如此，叹息不已，由来久矣。
我们这里的轻浮之徒，自己不甚懂得蒙文字语，刚刚学会有数几个字就轻视蒙文字语，信口胡说：蒙古语岂能完全表达汉文的意思。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为什么呢？就拿我们谁都知道的数量词来说吧，蒙文的数量词有一至十、百、千、万，还有塔尔宝玛、萨雅、考拉迪、顿希固尔，这不是比汉文的数量词多四个吗？只不过不常用这些词罢了。如果用的话，怎么会发愁没有词呢？那种明明是自己不用心学习弄懂他的深刻含义，却偏偏说蒙文没有深刻的含义，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海边洗了澡，就说大海很浅一样。概括起来讲，我们只能怨自己没有下工夫去学。
在大清朝，回回人归降比蒙古人晚，但他们的人才不被埋没让他们参加应考，提拔他们进爵做官，不知什么原因，唯独不让蒙古人参加应试。细细琢磨起来，是不是说蒙古人天生愚笨，让他们参加应试也未必有人取中，因而就没有做这样的制度呢？但是在元朝时代偏也生了如此英明的圣人皇帝，整整治理天下一百六十二年。由此看来，所有蒙古人绝非笨人。那么是不是咸丰皇帝听了他老师杜寿辉的话，以为让我们蒙古族原来憨厚耿直的人去读书，就会变得心术不正，就会失掉固有的诚挚，才不让我们应考呢？倘若如此，原来大清朝的满族人也和我们毫无区别，那又为什么让所有满族人都得以读书入考，还让他们做军事操练呢？难道都叫他们学*变坏不成！
那么是不是以为我们蒙古人都身居北方，生来愚笨，叫他们读书也是多余的事呢？然而如今的蒙古人崇信黄教，精通佛门五典，对那种漫无边际，毫无实据的无稽言论，总是争论不休。他们不怕万里征途，历经千辛万苦，奔到西召佛地，弄到一个什么拉合尔玛、道如玛一类的尊号，然后返回家园。由此看来，决不能把如今的蒙古人统统说成笨蛋。人们既然为拉合尔玛、道如玛这类毫无用处的空名，而甘心情愿地去吃万里迢迢之苦，那么让他们去千里京城应考，他们能不用心上进吗？只不过没有那样的教育和鼓励，因而人们不为之发奋罢了。这绝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愚笨。
那佛门五典不知要比五经四书难五倍，它的无穷变化要难十倍不止。如果把他们都记得滚瓜烂熟，用得得心应手，那要比当一个汉人的举人、状元要难得多。这还暂且不说，我们姑且不蒙古人都算做糊涂虫吧！就拿军事操练来说，蒙古人虽然缺乏聪明的智慧，但毕竟还有点吃牛羊肉的傻劲儿吧！比试武艺本来是条上进之路，可是偏偏也不叫你参加比武！
人既然为万物之灵，如果他在一生中象草原上的兽鸟一样填饱肚子就算完事，手头有点钱财就竭尽全力去享受人间六乐，更有甚者，如今又增加了赌博和斗鹌鹑，更可笑的是同性恋爱和活人模仿死人以吸食鸦片为乐。共有十种乐趣。这些都是前世结下的大贵福份，象我这样的小生之辈，实在没有这样的福份。我所喜欢的是同我知心朋友一起到风景优美的花园，对席而坐，小饮高谈。这样过了几年，深知其中弊端也不少，乃长叹一息，从此一概避免，倾心于这笔墨之乐。弄笔墨攻史书之乐，岂能把他看做一般之乐？
台吉尹湛纳希我从三十岁那年开始命运多乖，家里信用的家奴百般偷窃资财，再加上外面生意萧条，庄稼欠收，内则妻儿早死，凡此种种诸事不顺。到了三十四那年，我面对种种不幸，心里窝火，越想越气，几致成疾。后来转念一想，上有七十老母，下有六岁幼儿，不可疏忽大意，从而又起了这样的念头，就是把先父这部未写完的《青史演义》续写出来，让所有的蒙古人都能知道自己的历史。这一念头，恰好与我过去的心愿相吻合。
附：尹湛纳希生平（来自维基百科）
尹湛納希（1837年－1892年），乳名哈斯朝魯，漢姓寶，名衡山，字潤亭，生於卓索圖盟土默特右旗貴族地主莊園“忠信府”（今遼寧省北票縣下府鄉），為愛國將領旺欽巴勒（成吉思汗第27代嫡系遠孫）的第七子，故稱“七哥兒”。幼年從師塾學會了蒙、漢、藏、滿和梵文，是蒙古族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翻譯家和詩人。
著作包括：
續寫自父親旺欽巴勒未完成的長篇巨著《青史演義》，
《一層樓》、《泣紅亭》和《紅雲淚》等長篇小說，
詩歌，現存的《早年詩稿》是尹湛納希最早的詩作。
雜文創作，如《石枕的批評》、《龍文鞭影》、《釋者的虛偽》、《勿忘祖先》等著名雜文。
將漢文《紅樓夢》、《中庸》和《綱鑒通目》翻譯成蒙古文。
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子孙，由于他的诞生，愚蠢的蒙古人突然兴旺起来，它以正统国家的声誉立于各国之林。直到今天虽然皇朝不同，仍同足智多谋的汉人大臣和满族皇亲国戚分庭抗礼。清朝皇室虽然把我们的国家纳入版图，虽然剥夺了我们的权利，使我们沦为普通百姓，然而毕竟没有完全剥夺我们的财产。如今我们虽不如汉人那般执掌朝政，然而与皇室结亲又和汉人大有区别。就连当今的皇帝也以为我们是门当户对的皇族子孙，愿意与我们台吉塔布囊结亲成婚。所有这些都是成吉思汗一人所布之德。不然的话在朝廷面前那有蒙古人这样体面呢？
“……而我们蒙古人的脾性多怪，全然不顾自己的能力，凡事所求甚高，因此势必心从释氏，妨碍世道，贪图安逸，顾望玄。这对国家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深哉此论，请各位文人学士反复琢磨，多加细读世祖这番议论。我们蒙古国不正是因为贪图安逸，溺于玄术而濒于灭亡的吗？然而人们至今仍不知道，一心想当佛祖，到头来成了马猴，难道那佛祖是人人都能当成的吗？这正如一个婴孩连走路都不会，竟想一步登天，结果窒息而死。不仅如此，当别人给他讲明道理时，他们却听不进去，反而说别人的议论是异端邪教。
古语说：君子不忘其本。台吉尹湛纳希我从懂事起，结交四面八方的学者，整整过了二十个年头。据此看来，我们蒙古人三百多个旗、县中确实有不少文人才子。只是到了清朝开基后，我们蒙古人便失去了靠蒙文亲身创业的机会，从而蒙古人就变得学识短浅。虽然如此，我们内三盟的蒙古人因离京不远，大多居住于中原边界一带，于是又出了许多精通汉文的学者。尤其是我们卓索图蒙古人有不少人致力于汉文的学习。正因为如此，对于古代的故事和现在的法典了如指掌，对于五千年以前的三皇五帝乃至夏、商、周、秦等国以及西汉、东汉、宋、齐、梁、陈、隋、唐、北宋、南宋、金辽等国历史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但对于本民族蒙古人的历史却一窍不通。后来虽然被称为元朝，《纲目》也记载了忽必烈斯沁皇帝以后的历史，这才多少明白了一点自己的历史。但是那些记载都很肤浅，加上那些东西都出自少数汉族文人之手，他们出于民族偏见，极进刻意贬低、嘲笑、污蔑和诋毁蒙古人之能事。因此这些东西远不如正史那样深切！但正史又很难找到，许多人都以《纲目》为依据著书立说，死守其中的偏见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对于成吉思汗如何称帝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很多人至今一无所知。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因此这些文人学者不深究本民族的根底，相反，却白白浪费时间去琢磨唐宋诗文一类东西。台吉尹湛纳希我见他们如此，叹息不已，由来久矣。
我们这里的轻浮之徒，自己不甚懂得蒙文字语，刚刚学会有数几个字就轻视蒙文字语，信口胡说：蒙古语岂能完全表达汉文的意思。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为什么呢？就拿我们谁都知道的数量词来说吧，蒙文的数量词有一至十、百、千、万，还有塔尔宝玛、萨雅、考拉迪、顿希固尔，这不是比汉文的数量词多四个吗？只不过不常用这些词罢了。如果用的话，怎么会发愁没有词呢？那种明明是自己不用心学习弄懂他的深刻含义，却偏偏说蒙文没有深刻的含义，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海边洗了澡，就说大海很浅一样。概括起来讲，我们只能怨自己没有下工夫去学。
在大清朝，回回人归降比蒙古人晚，但他们的人才不被埋没让他们参加应考，提拔他们进爵做官，不知什么原因，唯独不让蒙古人参加应试。细细琢磨起来，是不是说蒙古人天生愚笨，让他们参加应试也未必有人取中，因而就没有做这样的制度呢？但是在元朝时代偏也生了如此英明的圣人皇帝，整整治理天下一百六十二年。由此看来，所有蒙古人绝非笨人。那么是不是咸丰皇帝听了他老师杜寿辉的话，以为让我们蒙古族原来憨厚耿直的人去读书，就会变得心术不正，就会失掉固有的诚挚，才不让我们应考呢？倘若如此，原来大清朝的满族人也和我们毫无区别，那又为什么让所有满族人都得以读书入考，还让他们做军事操练呢？难道都叫他们学*变坏不成！
那么是不是以为我们蒙古人都身居北方，生来愚笨，叫他们读书也是多余的事呢？然而如今的蒙古人崇信黄教，精通佛门五典，对那种漫无边际，毫无实据的无稽言论，总是争论不休。他们不怕万里征途，历经千辛万苦，奔到西召佛地，弄到一个什么拉合尔玛、道如玛一类的尊号，然后返回家园。由此看来，决不能把如今的蒙古人统统说成笨蛋。人们既然为拉合尔玛、道如玛这类毫无用处的空名，而甘心情愿地去吃万里迢迢之苦，那么让他们去千里京城应考，他们能不用心上进吗？只不过没有那样的教育和鼓励，因而人们不为之发奋罢了。这绝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愚笨。
那佛门五典不知要比五经四书难五倍，它的无穷变化要难十倍不止。如果把他们都记得滚瓜烂熟，用得得心应手，那要比当一个汉人的举人、状元要难得多。这还暂且不说，我们姑且不蒙古人都算做糊涂虫吧！就拿军事操练来说，蒙古人虽然缺乏聪明的智慧，但毕竟还有点吃牛羊肉的傻劲儿吧！比试武艺本来是条上进之路，可是偏偏也不叫你参加比武！
人既然为万物之灵，如果他在一生中象草原上的兽鸟一样填饱肚子就算完事，手头有点钱财就竭尽全力去享受人间六乐，更有甚者，如今又增加了赌博和斗鹌鹑，更可笑的是同性恋爱和活人模仿死人以吸食鸦片为乐。共有十种乐趣。这些都是前世结下的大贵福份，象我这样的小生之辈，实在没有这样的福份。我所喜欢的是同我知心朋友一起到风景优美的花园，对席而坐，小饮高谈。这样过了几年，深知其中弊端也不少，乃长叹一息，从此一概避免，倾心于这笔墨之乐。弄笔墨攻史书之乐，岂能把他看做一般之乐？
台吉尹湛纳希我从三十岁那年开始命运多乖，家里信用的家奴百般偷窃资财，再加上外面生意萧条，庄稼欠收，内则妻儿早死，凡此种种诸事不顺。到了三十四那年，我面对种种不幸，心里窝火，越想越气，几致成疾。后来转念一想，上有七十老母，下有六岁幼儿，不可疏忽大意，从而又起了这样的念头，就是把先父这部未写完的《青史演义》续写出来，让所有的蒙古人都能知道自己的历史。这一念头，恰好与我过去的心愿相吻合。
附：尹湛纳希生平（来自维基百科）
尹湛納希（1837年－1892年），乳名哈斯朝魯，漢姓寶，名衡山，字潤亭，生於卓索圖盟土默特右旗貴族地主莊園“忠信府”（今遼寧省北票縣下府鄉），為愛國將領旺欽巴勒（成吉思汗第27代嫡系遠孫）的第七子，故稱“七哥兒”。幼年從師塾學會了蒙、漢、藏、滿和梵文，是蒙古族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翻譯家和詩人。
著作包括：
續寫自父親旺欽巴勒未完成的長篇巨著《青史演義》，
《一層樓》、《泣紅亭》和《紅雲淚》等長篇小說，
詩歌，現存的《早年詩稿》是尹湛納希最早的詩作。
雜文創作，如《石枕的批評》、《龍文鞭影》、《釋者的虛偽》、《勿忘祖先》等著名雜文。
將漢文《紅樓夢》、《中庸》和《綱鑒通目》翻譯成蒙古文。
驳几种蒙古起源论
关于蒙古一族的起源问题，自古以来便是学者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时至今日，相关著作颇多，论文更是俯首皆是，相关著作、文章浩如烟海、相当驳杂，但是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种：源于匈奴、源于突厥、源于东胡，其中东胡说又包括源于鲜卑和源于室韦等等。本文不讨论蒙古起源，重点在于以事实驳斥另外两种种毫无依据的但是长期存在于蒙古学研究的蒙古起源论，它们分别是：蒙汉同源论、蒙满同源论。此外，还有一种已被认为绝无可能的观点也顺带说明一下，这个观点就是蒙藏同源论。
1、驳蒙汉同源论
在一本叫《匈奴帝国传奇》的书中，该书的张姓作者居然公开用正式的语言宣称“匈奴无疑是夏后氏之苗裔，是地道的华夏儿女”。中原地区的汉人自古以来就安在北方游牧民族头上的蔑称“玁狁和獯粥”，居然被该作者称为是"华夏儿女之一的匈奴人"对本部落的自称。此书于2007年出版，其中的观点本应该吸收一些国际上最新的研究结果，但该作者却坚持用这个早已被正统历史学者摒弃的观点歪曲历史，除了一贯的大汉族主义心理作祟外，其还有一个相当硬的后台做靠山，那就是《史记》。《史记.匈奴传》中写道匈奴是夏朝王室之后，夏桀的儿子名叫“獯粥”，他在安徽抢了桀的众妾，畏罪逃到北方草原上游牧为生。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有影响的史学著作，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但是现在的人忽视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史记》只是对周朝以来的事情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殷商甲骨文远没有出土，有关夏商的事情都来自人们的传说。再往前推，三皇五帝时期的事情更是写得出神入化，完全不像是史家所言，更像是口口相传的上古神话的记录。到了近代，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出土，证实了商朝的存在，最早的有据可靠的文字由周向前推进到盘庚迁殷后的甲骨文。虽然我国一直都将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夏朝存在的证据，仅靠传说在国际考古学上是无法被承认的。因此《史记》中关于匈奴就是汉人后裔的记载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用不着引经据典地证明这个观点的荒谬，仅靠最简单的想象就能推翻这个观点。既然匈奴是汉人的后裔，为什么迁徙到草原上以后不使用汉语和汉字了？而是要大花周折地新创造出来一种匈奴语？不巧的是，这种新创造出来的语言还是一种和汉语完全不属于一个语系的语言，而是属于“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虽然存在争议，但是目前还是认为主要有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和韩日-琉球语族四个分支，往下再细分的话还有更多语种，涵盖了中亚和东欧的很多国家，这就说明了匈奴语的产生肯定早于夏末商初，不要忘了早在传说中的夏朝建立前的一千五百年，就是距今五千多年前，中亚的苏美尔人就创造出了楔形文字。既然匈奴是汉人的后裔，为什么换了个生活的地方就不穿汉服讲汉礼了？区区十数年就将汉人“先进”的礼教忘得一干二净，反而被南边的“同胞”（商、周）视为野人？
匈奴和汉人大规模交战的时期主要集中于汉朝。因此汉朝的艺术品及器具中有很多都是反映两族交战的。根据汉朝大量出土的雕塑、绘画可以看出，匈奴人有的长相高鼻深目，酷似欧洲人，有的高颧骨细眼睛，酷似今日的蒙古人，总之不是汉人的面目。随后横扫欧洲的大批匈奴人以及匈奴王阿提拉，让当时的罗马帝国和其它处于半原始状态的部族（比如日耳曼人、高卢人等等）对这支来自东方的民族大为恐怖，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大力丑化匈奴人的相貌。不过透过他们丑化的文字仍然可以看到，匈奴人的长相完全不同于汉人。
虽然当今影视作品中匈奴的角色总是爱找个蒙古演员出演，但是蒙古人完全不等同于匈奴人。在蒙古族起源的问题上现在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东胡说，认为匈奴和蒙古没有关系，这一观点本身也有点绝对。
匈奴的历史久远，早在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就活跃于北方，汉朝之后一部分匈奴人大规模迁徙到中东和欧洲，建立起从咸海到大西洋的广大势力范围。公元453年，年仅47岁的匈奴王阿提拉去世，称霸欧洲的匈奴帝国瞬间瓦解，余下的匈奴人逐渐被当地居民同化。另一部分匈奴人没有去欧洲，而是越过长城，南下定居。东汉末年，连年战乱使中原地区人口损失达数千万之巨，蜀国总人口甚至不到100万。正是北方的匈奴人大规模南下定居，才在短短的魏晋时期迅速填补了北方的人口缺口。这部分匈奴人和迁徙到欧洲的匈奴人下场相似，被当地人迅速同化，而且和身在欧洲的同胞融入欧洲当地居民的时间也大体一样，此后世界史上再也找不到关于匈奴这个伟大游牧民族的记载。不过在北方草原上匈奴人并未全部迁徙走，仍然散落在草原上的匈奴人也不少。
草原政权和中原汉人政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其政权具有间断性，两个政权之间的空当期甚至能达到数百年，当一个政权瓦解后，散落在各处的各个部族长期争战、奴役、融合，直至形成一个强大的势力来建立下一个统一的政权。虽然东胡见诸史书略晚于匈奴且叙述不详，但早在中原地区的周朝时期东胡就加入了北方游牧民族诸部的混战之中。所以说东胡等游牧民族和匈奴丝毫没有关系的观点有点绝对，只能说这些民族不是源于匈奴，但不能否认与匈奴遗部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
现在国际上公认的蒙古源于东胡的一支——室韦。室韦在《魏书》中最早被记载，但这个民族当时的具体位置一直争议颇多，不再赘述，主要活动范围大体在今日嫩江一代，关于嫩江自古以来的各种发音“nen、nan、nonni、nowen”皆属蒙古语发音。到了隋朝，关于室韦的记载不再是似是而非的了，而是有了较准确的记载。这时的室韦分为大室韦、北室韦、南室韦、钵室韦和深末怛室韦。其中处于最南端的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契丹本身在今日蒙古地区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南室韦且距契丹“三千里”（三千里不是实数，是形容遥远的约数），距离中原汉地就更远了。契丹与蒙古同源于东胡，但是契丹离柔然较近，与蒙古也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
综上所述，蒙汉同源论无论创立者动机如何，但是论据牵强附会，是站不住脚的。
2、驳蒙满同源论
这一观点主要流行于清朝，因为当时的蒙古人是满清一族的重要支柱，东部蒙古部落在满清势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蒙古贵族的地位在清朝高于汉族贵族，是很受满清王室信赖的。满清皇帝为了拉拢和同化这部分与其走得很近的蒙古人，于是编造出了蒙满同源论。这个观点在今天依然被一些满族学者坚持，还有一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汉族学者。该人虽不是满族，但一直从事满学研究，可惜在一些问题上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看待问题，陷入了极端的历史主义中。
言归正传，上文说到，如今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东胡是蒙古一族的族源，本文不是讨论蒙古起源的，这个暂且搁置一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蒙古”一词是在成吉思汗时期才被国际上公认为蒙古民族的统称。现在好多人于是就拿这个说事，说蒙古民族不过只有800余年的历史，把成吉思汗错认为是蒙古人的祖先。其实成吉思汗只是蒙古历史上第一位影响整个世界的人物，在他之前蒙古一族早已存在，只是没有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政权领导，称谓混杂，比如乞颜、篾儿乞、泰兀惕、塔塔儿、克烈、汪古、乃蛮等等。没有形成“蒙古”的统称。如今蒙古人民的精神图腾成吉思汗其实是历史上第二位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还有一位叫成吉思汗的首领，关于那位成吉思汗以后撰文再表。
坚持蒙满同源论的学者主要的理论依据无非是根据《通典》和《新唐书》这两本史书记载：现今公认的蒙古人的族源——室韦人使用的语言和满人的祖先——靺鞨使用的语言同属通古斯语系。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历史上一种以讹传讹的误记。众所周知，大兴安岭是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分界线，根据《关于室韦语言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的研究结论，《魏书》、《北史》等一系列史书记载室韦语与契丹语相同，其中《魏书》有最为明确的记载“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通典》和《新唐书》为何有如此误记？皆因二书在这个问题上是抄录《隋书》时妄加的。《隋书》有一句“（室韦人）食啖与靺鞨同俗”，《北史》讹传为“（室韦）与靺鞨同俗”，《通典》讹传为“（室韦）食啖言语与靺鞨同”，《唐会要》删改为“（室韦）言语与靺鞨相通”，《新唐书》更是讹传为“其（室韦）语言，靺鞨也”。到了满清前期，女真人当年借用契丹文和汉字创造的女真文字早已失传，于是一些满清学者借用蒙古文字创造了新的满清文字，并极力渲染近代蒙古语受了满语多么大的影响（这点上比较象韩国人的做法），以至于有人认为蒙古文字反而是借用满族文字而创造的。
女真源于上古时期东北地区的肃慎，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和大兴安岭以外，而后演变成靺鞨。兴安岭地区一直被当做是肃慎和其西方的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满族人有句老话是“长白山、黑龙江，满族人的老故乡。”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将女真人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熟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以南，受辽的直接统治，后逐渐融入汉族之中。生女真是由隋唐时期的黑水靺鞨演变而来。《天龙八部》中的那位完颜阿骨打依靠强大的军事势力，统一了各个女真部落。1115年，完颜阿骨打击败了辽兵，在阿什河畔建立金国。参照汉字和契丹字，创制了女真文字。1125年金灭辽，1127年灭北宋。1153年，金迁都燕京，拥有中国北部的半壁河山。此时的蒙古部族远没有越过大漠到达漠南草原，只是汪古一部在长城以北替金国守卫北方边境，而金朝皇帝也只是听说“遥远的北方崛起了一股叫蒙古的势力”。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女真人对北方蒙古人才有了“减丁政策”（其实就是每年夏季金兵进犯蒙古草原，对蒙古青年男子的肆意杀戮），才有了将塔塔儿人背信弃义送到金朝的蒙古可汗俺巴孩活活钉死的惨剧。金亡后，在中原的女真人被汉族逐渐融合。散居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仍以射猎为主。14世纪以来，这一地区的女真人纷纷南迁，尤其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率领部众离开斡朵伦，南迁到吉林乃至辽宁的东部和北部。当时女真人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建州女真以辽东浑河流域为中心，海西女真以辉发河流域为中心，以农业为主，已进入阶级社会。由于女真各部之间的争战兼吞，又形成了几个大的集团：满州五部（包括苏克苏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和哲陈部）、长白山三部（包括讷殷部、珠舍理部和鸭绿江部）、扈伦四部（包括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和乌拉部）、野人女真（包括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各部族）。”至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后的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再赘述。自女真建立的金朝被蒙古灭亡后，留在汉地的女真人逐渐被汉人同化，回到发源地的女真人暂时从历史舞台上沉寂，并不多见于蒙古及汉人的史书。至于后来的满人与蒙古发生关系则是在16世纪之后。由此看来，蒙古与满族，自古以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绝非同源。
2、驳蒙藏同源论
大概由于蒙古帝国建立以来在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上与西藏过从甚密，彼此都受了对方很大的影响，才有人提出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没有任何依据，不需要赘述。发源于遥远北方的蒙古人和世居在青藏高原上的藏人是不可能同种同源的。首先，从语言上来说，蒙古语和藏语不属于一个语族，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喜马拉雅语支、藏语群、藏语，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其次，从各自的先民起源的传说上来看，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里记载了一则猕猴变人的传说，而《蒙古秘史》则记载蒙古人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第三，从各自的历史上来看，蒙藏自古以来在相隔甚远的地域各自发展，互不往来，蒙藏之间发生密切的联系是在13世纪之后。两个民族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于公元1247年在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师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驻守西凉的汗王阔端汗之间进行。
关于蒙古起源的问题目前依然有众多学者争论不已，但是已基本一致认为蒙古起源于东胡室韦。本文宗旨不是加入到这场热烈的讨论，而是以事实排除掉三种虽然不是主流但是长期存在的蒙古起源论。
1、驳蒙汉同源论
在一本叫《匈奴帝国传奇》的书中，该书的张姓作者居然公开用正式的语言宣称“匈奴无疑是夏后氏之苗裔，是地道的华夏儿女”。中原地区的汉人自古以来就安在北方游牧民族头上的蔑称“玁狁和獯粥”，居然被该作者称为是"华夏儿女之一的匈奴人"对本部落的自称。此书于2007年出版，其中的观点本应该吸收一些国际上最新的研究结果，但该作者却坚持用这个早已被正统历史学者摒弃的观点歪曲历史，除了一贯的大汉族主义心理作祟外，其还有一个相当硬的后台做靠山，那就是《史记》。《史记.匈奴传》中写道匈奴是夏朝王室之后，夏桀的儿子名叫“獯粥”，他在安徽抢了桀的众妾，畏罪逃到北方草原上游牧为生。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有影响的史学著作，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但是现在的人忽视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史记》只是对周朝以来的事情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殷商甲骨文远没有出土，有关夏商的事情都来自人们的传说。再往前推，三皇五帝时期的事情更是写得出神入化，完全不像是史家所言，更像是口口相传的上古神话的记录。到了近代，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出土，证实了商朝的存在，最早的有据可靠的文字由周向前推进到盘庚迁殷后的甲骨文。虽然我国一直都将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夏朝存在的证据，仅靠传说在国际考古学上是无法被承认的。因此《史记》中关于匈奴就是汉人后裔的记载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用不着引经据典地证明这个观点的荒谬，仅靠最简单的想象就能推翻这个观点。既然匈奴是汉人的后裔，为什么迁徙到草原上以后不使用汉语和汉字了？而是要大花周折地新创造出来一种匈奴语？不巧的是，这种新创造出来的语言还是一种和汉语完全不属于一个语系的语言，而是属于“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虽然存在争议，但是目前还是认为主要有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和韩日-琉球语族四个分支，往下再细分的话还有更多语种，涵盖了中亚和东欧的很多国家，这就说明了匈奴语的产生肯定早于夏末商初，不要忘了早在传说中的夏朝建立前的一千五百年，就是距今五千多年前，中亚的苏美尔人就创造出了楔形文字。既然匈奴是汉人的后裔，为什么换了个生活的地方就不穿汉服讲汉礼了？区区十数年就将汉人“先进”的礼教忘得一干二净，反而被南边的“同胞”（商、周）视为野人？
匈奴和汉人大规模交战的时期主要集中于汉朝。因此汉朝的艺术品及器具中有很多都是反映两族交战的。根据汉朝大量出土的雕塑、绘画可以看出，匈奴人有的长相高鼻深目，酷似欧洲人，有的高颧骨细眼睛，酷似今日的蒙古人，总之不是汉人的面目。随后横扫欧洲的大批匈奴人以及匈奴王阿提拉，让当时的罗马帝国和其它处于半原始状态的部族（比如日耳曼人、高卢人等等）对这支来自东方的民族大为恐怖，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大力丑化匈奴人的相貌。不过透过他们丑化的文字仍然可以看到，匈奴人的长相完全不同于汉人。
虽然当今影视作品中匈奴的角色总是爱找个蒙古演员出演，但是蒙古人完全不等同于匈奴人。在蒙古族起源的问题上现在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东胡说，认为匈奴和蒙古没有关系，这一观点本身也有点绝对。
匈奴的历史久远，早在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就活跃于北方，汉朝之后一部分匈奴人大规模迁徙到中东和欧洲，建立起从咸海到大西洋的广大势力范围。公元453年，年仅47岁的匈奴王阿提拉去世，称霸欧洲的匈奴帝国瞬间瓦解，余下的匈奴人逐渐被当地居民同化。另一部分匈奴人没有去欧洲，而是越过长城，南下定居。东汉末年，连年战乱使中原地区人口损失达数千万之巨，蜀国总人口甚至不到100万。正是北方的匈奴人大规模南下定居，才在短短的魏晋时期迅速填补了北方的人口缺口。这部分匈奴人和迁徙到欧洲的匈奴人下场相似，被当地人迅速同化，而且和身在欧洲的同胞融入欧洲当地居民的时间也大体一样，此后世界史上再也找不到关于匈奴这个伟大游牧民族的记载。不过在北方草原上匈奴人并未全部迁徙走，仍然散落在草原上的匈奴人也不少。
草原政权和中原汉人政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其政权具有间断性，两个政权之间的空当期甚至能达到数百年，当一个政权瓦解后，散落在各处的各个部族长期争战、奴役、融合，直至形成一个强大的势力来建立下一个统一的政权。虽然东胡见诸史书略晚于匈奴且叙述不详，但早在中原地区的周朝时期东胡就加入了北方游牧民族诸部的混战之中。所以说东胡等游牧民族和匈奴丝毫没有关系的观点有点绝对，只能说这些民族不是源于匈奴，但不能否认与匈奴遗部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
现在国际上公认的蒙古源于东胡的一支——室韦。室韦在《魏书》中最早被记载，但这个民族当时的具体位置一直争议颇多，不再赘述，主要活动范围大体在今日嫩江一代，关于嫩江自古以来的各种发音“nen、nan、nonni、nowen”皆属蒙古语发音。到了隋朝，关于室韦的记载不再是似是而非的了，而是有了较准确的记载。这时的室韦分为大室韦、北室韦、南室韦、钵室韦和深末怛室韦。其中处于最南端的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契丹本身在今日蒙古地区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南室韦且距契丹“三千里”（三千里不是实数，是形容遥远的约数），距离中原汉地就更远了。契丹与蒙古同源于东胡，但是契丹离柔然较近，与蒙古也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
综上所述，蒙汉同源论无论创立者动机如何，但是论据牵强附会，是站不住脚的。
2、驳蒙满同源论
这一观点主要流行于清朝，因为当时的蒙古人是满清一族的重要支柱，东部蒙古部落在满清势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蒙古贵族的地位在清朝高于汉族贵族，是很受满清王室信赖的。满清皇帝为了拉拢和同化这部分与其走得很近的蒙古人，于是编造出了蒙满同源论。这个观点在今天依然被一些满族学者坚持，还有一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汉族学者。该人虽不是满族，但一直从事满学研究，可惜在一些问题上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看待问题，陷入了极端的历史主义中。
言归正传，上文说到，如今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东胡是蒙古一族的族源，本文不是讨论蒙古起源的，这个暂且搁置一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蒙古”一词是在成吉思汗时期才被国际上公认为蒙古民族的统称。现在好多人于是就拿这个说事，说蒙古民族不过只有800余年的历史，把成吉思汗错认为是蒙古人的祖先。其实成吉思汗只是蒙古历史上第一位影响整个世界的人物，在他之前蒙古一族早已存在，只是没有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政权领导，称谓混杂，比如乞颜、篾儿乞、泰兀惕、塔塔儿、克烈、汪古、乃蛮等等。没有形成“蒙古”的统称。如今蒙古人民的精神图腾成吉思汗其实是历史上第二位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还有一位叫成吉思汗的首领，关于那位成吉思汗以后撰文再表。
坚持蒙满同源论的学者主要的理论依据无非是根据《通典》和《新唐书》这两本史书记载：现今公认的蒙古人的族源——室韦人使用的语言和满人的祖先——靺鞨使用的语言同属通古斯语系。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历史上一种以讹传讹的误记。众所周知，大兴安岭是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分界线，根据《关于室韦语言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的研究结论，《魏书》、《北史》等一系列史书记载室韦语与契丹语相同，其中《魏书》有最为明确的记载“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通典》和《新唐书》为何有如此误记？皆因二书在这个问题上是抄录《隋书》时妄加的。《隋书》有一句“（室韦人）食啖与靺鞨同俗”，《北史》讹传为“（室韦）与靺鞨同俗”，《通典》讹传为“（室韦）食啖言语与靺鞨同”，《唐会要》删改为“（室韦）言语与靺鞨相通”，《新唐书》更是讹传为“其（室韦）语言，靺鞨也”。到了满清前期，女真人当年借用契丹文和汉字创造的女真文字早已失传，于是一些满清学者借用蒙古文字创造了新的满清文字，并极力渲染近代蒙古语受了满语多么大的影响（这点上比较象韩国人的做法），以至于有人认为蒙古文字反而是借用满族文字而创造的。
女真源于上古时期东北地区的肃慎，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和大兴安岭以外，而后演变成靺鞨。兴安岭地区一直被当做是肃慎和其西方的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和缓冲地带。满族人有句老话是“长白山、黑龙江，满族人的老故乡。”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将女真人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熟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以南，受辽的直接统治，后逐渐融入汉族之中。生女真是由隋唐时期的黑水靺鞨演变而来。《天龙八部》中的那位完颜阿骨打依靠强大的军事势力，统一了各个女真部落。1115年，完颜阿骨打击败了辽兵，在阿什河畔建立金国。参照汉字和契丹字，创制了女真文字。1125年金灭辽，1127年灭北宋。1153年，金迁都燕京，拥有中国北部的半壁河山。此时的蒙古部族远没有越过大漠到达漠南草原，只是汪古一部在长城以北替金国守卫北方边境，而金朝皇帝也只是听说“遥远的北方崛起了一股叫蒙古的势力”。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女真人对北方蒙古人才有了“减丁政策”（其实就是每年夏季金兵进犯蒙古草原，对蒙古青年男子的肆意杀戮），才有了将塔塔儿人背信弃义送到金朝的蒙古可汗俺巴孩活活钉死的惨剧。金亡后，在中原的女真人被汉族逐渐融合。散居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仍以射猎为主。14世纪以来，这一地区的女真人纷纷南迁，尤其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率领部众离开斡朵伦，南迁到吉林乃至辽宁的东部和北部。当时女真人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建州女真以辽东浑河流域为中心，海西女真以辉发河流域为中心，以农业为主，已进入阶级社会。由于女真各部之间的争战兼吞，又形成了几个大的集团：满州五部（包括苏克苏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和哲陈部）、长白山三部（包括讷殷部、珠舍理部和鸭绿江部）、扈伦四部（包括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和乌拉部）、野人女真（包括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各部族）。”至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后的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再赘述。自女真建立的金朝被蒙古灭亡后，留在汉地的女真人逐渐被汉人同化，回到发源地的女真人暂时从历史舞台上沉寂，并不多见于蒙古及汉人的史书。至于后来的满人与蒙古发生关系则是在16世纪之后。由此看来，蒙古与满族，自古以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绝非同源。
2、驳蒙藏同源论
大概由于蒙古帝国建立以来在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上与西藏过从甚密，彼此都受了对方很大的影响，才有人提出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没有任何依据，不需要赘述。发源于遥远北方的蒙古人和世居在青藏高原上的藏人是不可能同种同源的。首先，从语言上来说，蒙古语和藏语不属于一个语族，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喜马拉雅语支、藏语群、藏语，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其次，从各自的先民起源的传说上来看，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里记载了一则猕猴变人的传说，而《蒙古秘史》则记载蒙古人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第三，从各自的历史上来看，蒙藏自古以来在相隔甚远的地域各自发展，互不往来，蒙藏之间发生密切的联系是在13世纪之后。两个民族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于公元1247年在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师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驻守西凉的汗王阔端汗之间进行。
关于蒙古起源的问题目前依然有众多学者争论不已，但是已基本一致认为蒙古起源于东胡室韦。本文宗旨不是加入到这场热烈的讨论，而是以事实排除掉三种虽然不是主流但是长期存在的蒙古起源论。
2010年5月12日星期三
如何看待蒙古国的独立(席慕容)
自古在这座广大的高原上生息的游牧民族，人口都不能与在亚洲大陆东南角发展的农业民族相等，也因此，蒙古民族对下一代特别疼惜。在六十年代，蒙古国（当时还在苏联控制之下，称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大力鼓励生育。但是，这样的政策推行了多年之后，就有了一个现象，每年有约七万七千个孩童出生，1992年的报告里，蒙古国有两百二十万总人口，其中百分之四十九，是十六岁以下的儿童，因此政府又希望人口出生率能稍稍降低一些。
而在内蒙古自治区，文革时的统计数字，蒙古人有两百万，三十年之后，现在有三百多万。但是，可怕的是，在这块土地上，政府政策鼓励下汉人移民大量增长，全区总人口在今天已经达到两千八百多万，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应该是蒙古游牧生息的土地上，如今暴增了两千四百多万农业人口，自然生态因此而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害，草原严重沙化，蒙古人在自己的家乡，无论是工作还是受教育的机会都被占据了。也许，这是我心中潜藏着的恐惧与悲哀，因此，在那天晚上，当那位先生问“为什么蒙古人会这么少？”时，我冲口而出的答案竟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这么多？”其实，“少”与“多”之间，本来应该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距离遥远，如果认识够深，两者原来都可以或老死不相往来，或是彼此相容，相安无事的。但是，当两者紧邻，少与多的相差非常悬殊，而又不能彼此了解的时候，问题就会非常严重了。
我有个矛盾的心结，我很不喜欢大陆把所有的汉民族之外的都总称为“少数民族”。其实，蒙古民族在世界上的总人口数有八百万（也有一说接近一千万），如果与北欧的冰岛和南太平洋上有些岛屿国家比较起来的话，她的人口也不能算少，是足足可以保持一种文化、保有一个国家的基础了。可是，我又不能不承认，和中国大陆十二亿人口相比的话，她的人口又实在是不能算多。在十二亿人口的阴影之下，内蒙古自治区的三百多万蒙古人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蝼蚁。比如那十年，如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中国人民的一场恶梦，可是，好像并没有多少人知道，那更是内蒙古自治区里蒙古民族的一场大浩劫啊！
据大陆官方的统计数字，“文革”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有六亿，受到牵连迫害的人有一亿之多。当时内蒙古人有两百万，受到牵连迫害的官方数字一直没有统计出来，民间的数字是六十万人。被迫害致死的内蒙古人，官方宣称是“只有”一万多人，民间的数字却是接近四万，这四万人全都是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因此就成了三十年之后也无法弥补的文化断层。三十年过去了，六亿人口如今已经变成十二亿，但是两百万人口，充其量也只增加到三百多万而已。在这里，“多”对于“少”来说，已经不只是对今天和明天的生存威胁，更是对昨天已经过去了的历史的漠视与忽略了。因此，三十年前，两百万内蒙古人民的一场大浩劫，因为那六亿人口的创伤的巨大，便显得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悲痛只能放进最深最深的心底，几乎没有任何人来关心来询问。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原来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多”并不就应该要再无限地并吞，“少”也应该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文化的精彩之处，就在于繁复的差异，若是因为自己是“多数”，便把他人的“少数”视为一种多余和不必要的存在时，悲剧就一定会上演了。
每一种文化从地球上消失之时，整个人类的生命力都会受到一些伤害，“到了最后，当整个世界只剩下一种独大的文化的时候，其实也就等于没有文化了。”蒙古学者札奇斯钦教授在他的《蒙古文化与社会》里第一章第一页上就谈到了中国的农业社会与蒙古的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说：“在东亚，是以中国文化为主的。它的影响，曾广被于东北方的高丽与日本，和位于南方的印度半岛的越南。可是直到近代，它对于长城以北游牧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样的，这些游牧民族，虽然也在长城以南建立过朝代，但是他们的文化，也未能对农业社会产生了什么大的影响。说明这两个世界的地理距离虽然很近，可是文化距离却是相隔颇远。正如儒教是东亚社会文化的典范，在北亚草原，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的文化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形态。”在地理距离上这么近，常常就会让人误以为在文化距离上也不会很遥远。因此，当“多数”以自己的本位文化来解释“少数”的时候，就一定会造成许多误解与伤害。
比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突然间被提起来的《外蒙古独立》的问题。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指台湾），美丽的蒙古高原必然是在中华民国的疆域之内，所以一提到她的“独立”，就会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觉得心中疼痛。有官员坚持要保卫国土，有学者大声疾呼要捍卫国魂，有教师投书报纸说：“外蒙古脱离祖国独立，是中国近代史之耻。”可是，如果往历史真相里去探索，如果在小学课本里的历史能够说出真相，所有的中华民国人民，其实不必要担负这样的痛苦的。
我们不会对日本、韩国和越南的独立有任何意见，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关联。可是，我们忍受不了外蒙古的独立，因为，我们从小就认为蒙古和中国应该是一体的（指台湾）。但是，如果静下心来想一想，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的蒙古一直都是侵略者，“元朝”是他入侵成功，明朝时的“北元”是他战败之后重回蒙古高原时，汉人对他称呼。在清朝时才被满洲人所灭，清人以征服的先后，趁戈壁南北的蒙古为内札萨克和外札萨克，这就是如今大家所知道的内蒙古和外蒙古的由来。1911年，国父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外蒙古在活佛哲布尊丹巴的率领之下，也脱离了满清政权宣布独立。内蒙古因为王公的腐败怕事，最后安静地归入了中华民国的管辖之内。所以，外蒙古的祖国，从来都只能是外蒙古，他的独立，对中国近代史来说，又何耻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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