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离开了草原还能走多远？

作者： hurchaa


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想了很久……很久，沉甸甸的压在心里也已经很久……很久了，不管怎么想也很难给自己一个解释。有时也对自己说：还是别想了吧，想下去又会有什么结果呢？于是想忘掉，可又实在是忘不掉。一个蒙古人的民族责任感又怎么能让我忘得掉呢，怎么能不去想呢？思前想后，于是决定：与其一个人悯思苦想，还不如与所有的，有民族责任感的蒙古族同胞们，共同来商榷和探讨：蒙古人，离开了草原还能走多远？
草原是蒙古民族赖以生存的，蒙古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地方。成吉思汗说：“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是啊，就是在这草原上，经过了历史沧桑的无数巨变，蒙古人既经历过磨难也创造过辉煌，顽强的生存到今天。可如今，草原还在，蒙古人却不得不离开了，也不能继续在草原生存了。生态移民要牧民搬迁转移离开草原，他们很多已经离开了，还有很多要陆续离开。离开了草原，蒙古人又会如何生存呢？
前些时候，和牧区来的朋友又聊起了草原生态移民的事：
“我们那里已经强行让牧民迁移到附近的农村和旗镇上去了，只给了几万块钱，牧场要在5年或十年后归还，政府说是为了保护草原，是为了牧民们好。可是旗镇上看到的捡破烂的老人越来越多了，他们都是牧区禁牧移民的牧民。政府虽然给了他们一些钱，但他们说离开了草原，离开了牛羊，他们根本无法生存了，不得不出来捡破烂了。年轻点的由于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适合自己干的活，街上喝酒玩麻将的也就多了起来。唉，政府这么做是真的为了牧民们好吗？”我听的出来，朋友的话中带着伤感和惆怅，同样也让我感到伤感与迷茫。是啊，草原和牲畜是牧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畜牧牛羊是蒙古牧民世世代代劳作生息延续下来的唯一生产技能，所以离开草原，离开牛羊他们又怎么生存呢？尤其是在短时间内，对于他们来说真是个严峻的考验呀。
“蒙古人和汉人还是都一样要搬迁转移是吗？”我的问话使他有点激动：“可不是呗，没办法呀。草场破坏，超载放牧就是因为那些几十年前或十几年前来的好多汉人牧户，把草场挤得不够用，才退化的不行了。可禁牧移民，恢复生态的责任也要让蒙古人来承担，真是没法说理呀。”看来广大牧民们也都明白草场退化、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可就是不知道我们的决策部门为什么不正视这个事实呢？为什么也要让蒙古人付出离乡背井、寄人篱下的代价呢？
今年夏天笔者曾去了趟一个牧区，那里暂时还没有禁牧。在牧户家串门的时候，不时见到有从百十多里之外的禁牧地区赶着羊群来找临时牧地的牧民，他们在寻找能够租赁的牧场，或者是能和群放养的牧户人家。当我问到，政府不是给你们安置费并安置了生产生活的地方，你们没有去吗？他们带着一脸无奈的表情说：“呵矣，我们一辈子除了会放羊放牛，别的能会什么呢？祖辈上就没种过地，没做过买卖，去那里怎么生活呀”。我说你们就这样赶着牲畜到处流浪也不是长久之事吧？“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凑乎一天算一天吧。”他们的无奈和怅惘让我也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啊。当我问到，有的地方据说牧民纷纷自愿要求搬迁转移，甚至还排队申请，你们那里是这样的吗？“唉，不自愿也不行呀，早就给开会宣传上了，早晚都要走，不走最后会要强制你走的”。因不知道该安慰点什么话，我也就再不好问什么了。
根据报纸和广播的宣传，有的草原牧区据说牧民纷纷自愿要求移民搬迁，甚至还出现申请排队到下一年度的现象。近十几年来由于超载放牧，生态环境恶化，再加上绒毛价格偏低，有些牧区的牧民也确实很艰难。有的地方因无序开矿，被断了水源，污染了草场而无法继续放牧。因此，看到眼前政府给的几万块钱，也不难理解牧民排队申请移民的现象。无论是被安置在农村还是城镇的牧民们，一家人拿上十几万块钱，也只好摸索着去找生存之路了。如果能摸索出一条新生活的路子还好，否则的话就只能坐吃山空，以后又该怎么办也就不好说了。不过人吗，总还是要生存下去的，不同的也就是看将来生存的质量如何了。
按规定生态移民的牧民是5年（有的据说10年）以后还会回来。但很多地方，沿边境50公里范围内都变成了无人区，名为疫病隔离区等等，实际是接踵而来的大面积矿业圈地，风电投资等等几个亿或十几亿的开发项目。如此情况下，到时候牧民又怎么能回的来呢，回到哪里去呢？而在那些能回来的地方，很多蒙古人老的很难说能回的来，年轻人受外界影响和几年的散漫生活习惯，他们还愿意回来放牧吗？很可能就会把牧场草坡都卖给了“兄弟民族”了。若干年后的将来蒙古韵味的草原文化可能就变成了“兄弟民族”的与狼共舞的新草原文化了，因为草原上狼又来了。
如今草原上“狼又来了”，可蒙古人却要走了。狼在过去，对于放养牲畜的牧民来说是严加防范和消灭的对象。但近十几年来由于动物保护法的实施，狼在不断的增加，以至于在牧区的很多地方，牧民的羊被吃掉，牛被咬死，骆驼被咬伤的现象时常发生，很多牧民一年损失达万元以上，但由于有动物保护法的限制，牧民们又无能为力。当年，由于狼处于濒临灭绝而颁布了对狼的动物保护法；草原退化，生态失衡，又颁布了草原保护法，而且为保护草原生态现在又要搞生态移民。那么对少数民族的蒙古人来说怎么就没有保护法呢？蒙古民族就不需要保护吗？蒙古人连动物都不如吗？我们的政府天天在喊“人性化”，天天再说“以人为本”，那么在生态移民的问题上，对待蒙古人怎么就不“人性化”，不“以人为本”呢？尤其生态移民都是在蒙古民族聚集地区，如此简单盲目的禁牧移民难道不会使蒙古人濒临灭绝吗？怎么就不首先以蒙古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本呢？难道所谓的“人性化”和“以人为本”的口号只是在联合国表表态，只是为应付美国人权问题白皮书的指责吗？
生态移民工程，问题很多，事情不少，牧民们抱怨和关心的仅仅是眼前的生存和生活问题。要是深入分析的话，更严重的是蒙古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问题。牧区是蒙古人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但由于几十年来“兄弟民族”氓流人口无序的大量涌入，对蒙古人在种族和文化上已经造成了很大冲击。如果说那是对蒙古民族从血统到文化的“注水稀释”的话，那么而现在的生态移民就是要把蒙古人抛入“兄弟民族”的汪洋大海，来个彻底淹没了。
历史上从来没有草原上的牧民家庭搬迁到农村或城镇的现象，而现在生活在农村的蒙古人，都是因历史上放垦移民把游牧草原改变成农耕种植区，蒙古人在血统和文化上早已被同化成和汉人没什么区别的农民了。
多少年来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蒙古人大都是通过读书学习，再经过不同程度的中高等教育来到城市里工作生活的。在城市里很多从事蒙古文化宣传工作（如报社、电台、电视台等），从事蒙古语言文化教育方面（如民族中小学、中专，大学的各个民族专业）以及蒙古语言、文化、历史等研究机构等工作的蒙古人，每一茬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草原牧区。而在城市里，即便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蒙古人的子女也因“兄弟民族”语言文化环境的影响，继续从事长辈工作的也是凤毛麟角，更别说从事其他工作的蒙古人的后代了。因此，草原牧区就是蒙古文化传承发展的摇篮，是蒙古文化人才的来源地。可以想象，蒙古人离开了草原，或草原上没有了蒙古人的话，还到哪里找蒙古语言、文化、教育和研究的人才呢？蒙古文化又能怎么传承和发展呢？
在种族血统上，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生存在“兄弟民族”的汪洋大海中的蒙古人，纯正血统的已是越来越少，有很多蒙古人的血统甚至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了。好多来过内蒙古的内地人大都认为“真正的蒙古人是不住在城市的，都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住在城市的“多数不是真正的蒙古族,一般来说在城市里的蒙古族多数跟汉人没什么区别了”。有人可能认为这种说法或许有点片面，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呀。一个既没有纯正或大部分血统的，又不会自己语言文化的蒙古人又怎么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蒙古人呢？城市和农村的大多数蒙古人的现状不就是今天要离开草原的蒙古人的未来吗。
尽管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被同化，但只要离开了草原，也只能无奈的看着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越来越像“兄弟民族”了。可想而知，草原对蒙古民族意味着什么？
“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成吉思汗这八百年前之言，对如今现状下的蒙古人还有多大意义呢？草原会继续存在，蒙古人能继续在草原生存下去吗？
有民族责任感的蒙古同胞们：蒙古人，离开了草原还能走多远！？
本篇文章来源于 Ψ【蒙古青年论坛】Ψ 原文链接：http://mglbbs.net/bbs/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

摘要: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属于粘着语 ,内中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等。各语族中虽然涵盖多种不同的语支和方言 ,但是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 ,这些语支和方言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特征。通过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之间语音特点的比较 ,可以揭示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之间的亲属关系。

1 .阿尔泰语系的由来及其发展变化
19世纪 30年代 ,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又将其分为芬兰·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 3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征 ,具有亲属关系。因此 ,将这 3种语言归为一个语系 ,称之为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都是从一种语言———阿尔泰原始语继承发展而来的 ,只是在继承的过程中形式有所变化 ,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 ,阿尔泰原始语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阿尔泰”这一名称 ,源自蒙古西部、中蒙边界交界处的阿尔泰山脉 ,这里是阿尔泰原始语的起源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 ,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例如 ,蒙古学家Ｇ·Ｊ·兰司铁认为 ,朝鲜语也属于阿尔泰语系 ,因为朝鲜语中也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某些语法特征。关于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的相互关系和分化的先后次序 ,蒙古语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即蒙古、满洲人的祖先占据原始语言区的北半部 ;突厥、朝鲜人的祖先占据南半部。在这一语言区里各个部落的分布状况为 :北部为满洲—通古斯人 ,西部为蒙古人 ,东部为朝鲜人 ,南部为突厥人。其中 ,朝鲜语同满洲—通古斯语最相近 ,而满洲—通古斯语的语音接近于蒙古语 ,突厥语在语音方面与其它语言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别。原因有二 ,一是突厥语很早就脱离了其它语言 ;二是突厥语在语音方面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变化。朝鲜语由于受汉语影响较早 ,其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可以认为 ,在大量汉语借词进入之前 ,朝鲜语就从共同体内分化出去 ,而其它 3种语言还在一起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 ,朝鲜语是最先分化出去的 ;接着古突厥语分离出去。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语在一起继续维持了很长时间 ,直到最后分开。总而言之 ,这 4种语言的分化 ,先后顺序不同 ,并且吸收了不同的语言成分 ,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但是它们都是源于阿尔泰语言统一体。下面是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分化示意图 :(略）

2 .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概况
2 . 1蒙古语族
1 3世纪初 ,蒙古族杰出的领袖成吉思汗统一诸部落 ,建立了早期的封建国家。随后便率领蒙古军队东征西讨 ,疆域曾横跨欧亚 ,且其子孙在中原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元朝。因此 ,蒙古族各部落亦散居各地 ,所使用的语言也随之带到了各处。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同地方的语言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特点 ,即产生了许多方言。因为它们都源于同一种语言———蒙古语 ,故将其称为蒙古语族。蒙古语语言的历史 ,一般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三个时期。 1 2世纪以前的蒙古语称为古代蒙古语 ,1 3世纪至 1 6世纪的蒙古语称为中世纪蒙古语 ,1 7世纪以后的蒙古语称为现代蒙古语。而蒙古语书面语的历史分期与之不同 ,一些蒙古学者将书面语分为前古典蒙古书面语 (1 7世纪以前 )和古典蒙古书面语 (1 7世纪至今 )。

蒙古语族包括 9种方言 ,即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和保安语。
1 )蒙古语 ,指居住在我国及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所使用的语言。蒙古语是蒙古语族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 ,最具代表性。现在我国境内的蒙古族所使用的语言为传统蒙文 ;蒙古国境内所使用的语言为新蒙文 ,即 1 941年进行文字改革采用基利尔字母书写的蒙古语 ,一般称之为新蒙文或喀尔喀蒙古语。
2 )布里亚特语 ,指布里亚特族所使用的语言 ,主要分布在前苏联布里亚特地区和贝加尔湖地区。
3)卡尔梅克语 ,指居住在前苏联的卡尔梅克族所使用的语言 ,分布在伏尔加河下游右岸、里海低地的卡尔梅克地区和西伯利亚、中亚等地区。
4)达斡尔语 ,指我国达斡尔族所使用的语言。达斡尔族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附近、嫩江支流一带 ,另外还有几千人居住在新疆的塔城县。
5)莫戈勒语 ,指阿富汗的莫戈勒人所使用的语言。它是一种正在消亡的语言。莫戈勒人现大多改用波斯语。
6 )东部裕固语 ,指居住在我国甘肃省南裕固自治县境内的一部分裕固族所使用的语言。
7)土族语 ,又叫蒙古尔语 ,主要是我国青海省的土族人使用。土族人自称“察罕蒙古” ,意为“白蒙古”。
8)东乡语 ,指我国东乡族所使用的语言。东乡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西、南、北四乡中的东乡 ,故称东乡族。
9)保安语 ,使用保安语的是我国的保安族和土族。保安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土族主要居住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

2 . 2满洲—通古斯语族
满洲—通古斯语族分为两大语支 ,即南支(满洲语支 )和北支 (通古斯语支 )。南语支包括6个语种 :
1 )女真语 (女直 ),是已经死亡的语言。在历史上蒙古兴起时 ,女真语仍然被使用 ,直至明朝 (1 36 8～ 1 6 44年 )。最重要的文献是《华夷译语》 (女真 ),编于 1 6世纪 ,书中包括女真文和用汉字标写女真文的内容。它接近于满洲语 ,可以认为是古满语或满洲语的方言之一。
2 )满洲语 ,1 6 44～ 1 91 1年我国清朝所使用的语言。现在使用满语的人已所剩无几 ,主要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索伦人、达斡尔人和满族人。
1 599年 ,他们用当时的蒙古文字试着书写满文 ;1 6 32年加以改革 ,增加了几个字母。
3)果尔迪语 (那乃语 ),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的一个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 ,人数约 0 7万人。这一民族 1 931年前没有文字 ,1 937年后用基利尔字母书写。
4)乌尔察语 ,是与果尔迪语使用地区相邻的少数人所使用的语言 ,人数最多不过 0 0 5万人
5)奥罗其语 ,指居住在阿穆尔洲滨海地区的几百人所使用的语言。(施密特 :《奥罗其语》 ,同上 ,1 92 8年第 7期 )
6 )乌德语 ,指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及一些支流地区的少数人所使用的语言。

北语支包括 4个语种 :
1 )涅吉达尔语 ,是指居住在阿姆河河谷的人所使用的语言 ,使用人数不到 0 8万人
2 )埃文基语 ,由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北部的 4万人所使用。埃文基语分为 3支方言 ,即北、南、东。 1 930年起有了文字 ;1 938年起使用基利尔字母
3)拉穆特 (鄂温克 )语 ,为居住在堪察加岛上以及雅库特地区的 0 9万人所使用 ,自称Ｅｗｅｎ。此名字起源于埃文基语 (ａｍｕｄｉ“海上的”)。拉穆特语分为 3支方言 :东、中、西。1 931年前无任何文字 ,1 937年开始引用基利尔字母。

4)索伦语 ,为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西北部齐齐哈尔、海拉尔、布特哈、墨尔根和爱辉等市以及俄罗斯边境上的几千人使用的语言。它没有自己的文字 ,读写都用满语。

2 . 3突厥语族
楚瓦什—突厥语族 ,通常称为突厥语族。楚瓦什语和共同突厥语的祖先为共同突厥语出现之前的一个共同体 ,称为前突厥语。其发展关系是前突厥语分为原始楚瓦什语和原始突厥语 ;原始楚瓦什语发展为楚瓦什语 ,原始突厥语发展为突厥语。

突厥语族分为两大语群 ,即Ｚ群 (突厥语 )和Ｒ群 (楚瓦什语 )。在阿尔泰语系中 ,突厥语是唯一的Ｚ群语言 ,即突厥语中位于词中和词尾的Ｚ通常与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以及楚瓦什语中的Ｒ对应。

2 .3. 1突厥语
突厥语种类为数甚多 ,使用的人数在 50 0 0万人以上。突厥语Ｚ群 (Ｔｏｈｕｚ)一般分为 5支 :1 )雅库特语 ,2 )北群图瓦语等 ,3)西群吉尔吉斯语等 ,4)东群东突厥语 (维吾尔语 )等 ,5)南群土库曼语等。
1 )雅库特语是最北的突厥语 ,使用于东西伯利亚北部雅库特共和国。雅库特人自称“萨哈(Ｓａｘａ)”人 ,而“雅库特”是通古斯人给起的名称 ,他们称之为Ｙｅｋｅ ,人数约 2 4万人。雅库特语无论是在语音方面 ,还是在语法方面 ,都不同于其它突厥语。在词汇方面 ,只有 50 %的词出自突厥语。雅库特人在第一批俄国传教士到来之前 ,没有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借助于俄文字母书写的尝试是在 1 9世纪。 1 979年开始推行以基利尔字母为基础的现行字母。

2 )北群 ,图瓦—哈卡斯语群 ,可以分为 3支 :图瓦语和哈卡斯语 ;阿巴坎方言和黄回鹘语 ;梭尔语、楚雷姆语、土巴语和有关的方言。
3)西群 ,钦察语群 ,这是突厥语中最大的语支之一 ,使用者达 1 0 0 0万人以上。主要包括卡莱语、库梅克语、卡拉柴巴勒卡尔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伏尔加鞑靼语、巴什基尔语、诺盖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 (卫罗特 )语 ,另外还有不再使用的中古突厥语的库曼语。
4)东群 ,察哈尔语群 ,由一种中古突厥语而得名 ,包括乌兹别克语、东突厥语和撒拉语。
5)南群 ,土库曼语群 ,包括土库曼语、加高斯语、土耳其语和阿塞拜疆突厥语。

2 . 3. 2楚瓦什语
楚瓦什语是突厥语族中唯一的Ｒ语言 ,为居住在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更确切地讲 ,为居住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 1 50万人所使用的语言。楚瓦什语包括两大方言 :一为阿纳特里方言 ,即下方言 (下河口语 );另一为维里雅尔方言 ,即上方言 (上河口语 )。楚瓦什语的前古语是公元 7至 1 4世纪 ,存在于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河岸的保加尔王国中所使用的古伏尔加保加尔语的一种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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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宗王皈依伊斯兰教

蒙古宗王皈依伊斯兰教蒙古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元代.在蒙古军西征南下,平定中原的过程中,大量来自中亚,波斯等地的穆斯林也随之迁移各地,使得伊斯兰教得到普遍传播,故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北地区的蒙古宗王及其臣民也有一部分改信伊斯兰教,其中,安西王阿难答率部众皈依伊斯兰教,是有据可考最早的蒙古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典型事例.
阿难答(约1265-1307年),元世祖忽必烈孙子,蒙古宗王忙哥剌之子,曾袭父职为安西王,镇守唐兀(西夏)之地.据史料记载,阿难答自幼被一位中亚穆斯林抚养长大,受家庭宗教文化熏陶,笃信伊斯兰教.他能流利背诵《古兰经》,大食文书法也写得很好.阿难答继承安西王位后,其部下15万蒙古军队中大半跟随他信仰伊斯兰教,这对壮大元代穆斯林队伍及西北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难达在位28年间,在其辖地积极传播伊斯兰教,颇有建树.据《多桑蒙古史》载:他曾"命蒙古儿童行割礼,宣传回教于军中".受阿难答影响,甚至有一些曾反对伊斯兰教的人也成了穆斯林.1307年5月,元成宗死后,阿难答在与海山争夺皇位中失败被杀.他是历史上首位有资格争夺皇位的蒙古穆斯林.阿难答死后,伊斯兰教仍然在阿难答所辖之地流行.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及其后代,在经历了元朝的北迁和明朝的建立等朝代更替,社会变革,文化变迁,种族融合后,大部分融入了后来的回族,保安族,东乡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


蒙古回回的形成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在蒙古人中仍有不同程度的传播.清代以后,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陆续定居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阿拉善盟.据《伊斯兰教在阿拉善传播发展概况》一文说:"清朝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二十六日,宁夏将军库车勒巴图鲁克致阿拉善亲王多罗特色楞的咨文中写明,这部分蒙古回回,确系阿拉善先王阿宝于康熙年间从青海带领部众迁移来阿拉善大草原时从青海西宁一带带来的一百余名缠头回回.先安排在克卜尔滩,集中居住,游牧为生.在光绪年间已发展到近百户."
也有学者撰文认为:"早在清初和罗理率部移居阿旗(即阿拉善)时,在他所率部族中有信仰伊斯兰教的萨伊润,安答加,巴拉沟德(蒙古),维吾尔,准噶尔(蒙古)等五姓部分人被安置在阿左旗(即阿拉善左旗)东北部游牧,其后在乾隆年间又来了一批系属相同的人和(部分)甘青地带的哈萨克人,撒拉人,构成了今天阿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可见,清末至民国初年,邻近的宁夏,甘肃等地的一些回族由于各种原因迁到阿拉善地区,又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在与当地蒙古族穆斯林长期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蒙古族穆斯林,这也是蒙古族穆斯林的来源之一.如蒙古族穆斯林中的马,杨,王姓几家,当地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回族.
从历史资料看,阿拉善盟蒙古族穆斯林的族源构成比较复杂.但长期以来,蒙古族穆斯林严守教规,信仰坚定,使伊斯兰教信仰传承下来,究其原因,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与阿拉善和硕特旗建旗以后几百年间执行的政策有关,即不论是来自什么地方,什么民族的人,只要居住在阿拉善地区,被当做旗民,必须入旗籍,记入阿拉巴特(属民)帐册,否则有许多限制,直接影响生产,生活和政治待遇,无法长期居住.因此,入旗籍,做旗民对改变一个民族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二,长期共同生活,通婚改变其风俗习惯或信仰.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穆斯林大多内部通婚,如果与其他民族通婚,首先必须信仰伊斯兰教方可.第三,阿拉善地区非穆斯林民族非常尊重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风俗习惯.如非穆斯林群众为了相互往来方便也请阿訇屠宰牛羊.
由于民族成分不确定,蒙古族穆斯林均自称或被称为"蒙古回回",旗衙门名册中为了区别于其他蒙古族,明确记载为"蒙回".20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肯定了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回"为蒙古族,只是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们与大多数蒙古族不同而已.
习俗兼具蒙古族和伊斯兰教特色
在阿拉善地区,蒙古族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长期共同生活,很多风俗习惯也基本相同.他们同样以游牧生活为主,住蒙古包,蒙古包内右侧是客位,北面是家主老人位,左侧是姑娘媳妇位.这是蒙古民族以方位定尊卑的传统观念在蒙古族穆斯林中的反映.
蒙古族穆斯林在肉食方面讲究比较多,只吃牛羊骆驼肉,并且须由阿訇,满拉宰的才能吃,而且禁吃脑子,血,脊髓等.过年过节放乌叉时客人把肉吃完后还颂达拉.而且他们外出一般不在生人家吃饭喝茶,主要忌讳锅灶,碗筷,但在近邻家乡非穆斯林家可以吃喝,原因是当地的非穆斯林蒙古族和汉族知道穆斯林的习惯,对穆斯林也很尊重,所以一般会把锅碗清洗干净才让人家吃喝.
在节日礼俗方面,蒙古族穆斯林遵守伊斯兰教教规,同其他穆斯林一样过斋月,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宗教节日的仪式与其他民族穆斯林基本相同.同时,当地蒙古族穆斯林还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即在每年农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五集中在敖龙布鲁格镇阿尔素地方集体做主麻,诵经祈祷.人们自带蒙古包,帐篷,民族食品等在此暂时吃住娱乐,如果年景好,还进行摔跤,赛马,赛骆驼等文体活动.不论是参加节日还是祈祷诵经活动,成年人不分男女都必须进行洗礼.
在伦理道德方面,广大蒙古族穆斯林都把遵守宗教教导,训诫,仪轨看做必须履行的义务.另外,每逢农历腊月二十三,蒙古族穆斯林也有祭火的习俗,祭火礼仪与其他蒙古族基本相同.
从蒙古族穆斯林的习俗可以看出,他们的礼俗兼有宗教和民族两方面的特征.由于受伊斯兰教信仰影响,蒙古族穆斯林的习俗与宗教生活紧密联系,在过宗教节日等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宗教特色.另一方面,他们也较好地保留着蒙古民族的传统习俗,如祭火等,从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穆斯林.所有这一切既表现了伊斯兰教适应"本土"文化的能力,也反映了伊斯兰教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和谐.

ÖBÖR MONGOL BOSTCHGAA

ZORIGT BAATAR TOGTAH

刚毅英雄陶克陶胡

将郭尔罗斯抗垦英雄陶克陶胡的故事改写成史诗，恢复最初的史诗原貌，一直是我的愿望。流传于郭尔罗斯草原上的叙事民歌《陶克陶胡》，只是局部的记载了陶克陶胡的征战生涯，目前保留的叙事民歌版本只有二十六节一百一十二句。陶克陶胡的故事，最初是以英雄史诗形式出现的，但因为民间说唱艺人的故去，加之文革前故事的整理者没有如实的记录下史诗的原貌，而是将史诗版本转写成故事本，故而成为遗憾。为了保持“乌力格尔”（四弦琴说唱艺术）的原貌，我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并将故事本转写成八万字的英雄史诗。民歌，就是历史。郭尔罗斯民歌《刚毅英雄陶胡陶胡》来自民众的口唇。它经历了史实的凝练，经历了战火的洗礼，翔实的记录了义军的起义始未，以及英雄三上索伦山的所行之路。

《刚毅英雄陶克陶胡》

目录：
第一章·先有陶克陶胡后有嘎达梅林
第二章·郭尔罗斯历代札萨克出荒
第三章·陶克陶胡为民请愿
第四章·与其流泪不如举起铁拳抗争
第五章·告别双亲 抛妻别子
第六章·活捉陶克陶胡价值三千两
第七章·一上索伦山
第八章·二上索伦山
第九章·三上索伦山
第十章·思谋出境
尾声

陶克陶胡，清同治三年(甲子，1864)，农历4月初8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塔奔塔虎“古尔班·格日屯”（即今八郎乡三家子村）。18岁时，与俊美的耐烈呼姑娘结婚。婚后，夫妻恩爱，和谐美满。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满31岁的陶克陶胡已经有了五男一女。

清末,哲里木盟、郭尔罗斯一带,土匪甚多。陶克陶胡17岁时，被推举为本地(塔奔塔虎)的会兵首领,自家设有炮台、枪支、当时的郭尔罗斯前旗西部和北部有六股土匪,均被他带领会兵赶跑。从此，当地的民众都尊称他为“陶老爷”。

清光绪年间，清廷对内为了缓和阶级与民族矛盾，对外为了补充数以万计的白银外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清朝统治者在东北和东蒙各地推行“立宪新政”,借以“移民实边”(亦称官垦)的名义,增设衙门，派遣兵丁,抢占牧场和土地。

光绪三十一年(1905)，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辅国公齐默特色木丕勒，借机出荒卖了本旗的宝巴(农安)后又出卖了艾银吐(今德惠)的全部土地,就在这一年，齐王晋为哲里木盟盟长兼兵备。光绪三十二年(1906)，齐王又晋为镇国公。为了酬孝清政府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同年又要出卖二龙索口(今额仁索赫)、赛音胡硕和塔虎荒。

蒙古谚语说：水是银,草是金；土地、牧场失掉了,就等于失掉了饭碗。为了寻求生活的出路，塔虎的民众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台吉陶老爷为代表，去公营子王府拜见齐王。当时,齐王正在府内议事堂商议出荒之事。王府印务协理借口不予引见，并责骂他无事生非。他欲冲进议事厅与王爷说理,结果被府丁把他拖进处仗厅，按王爷旨意罚他50大板，并撵出王府，陶克陶胡是个铁汉子，50大板没有打倒他，他在王府门前痛骂了一场，然后向王府的大门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说：“我不会再迈进这个门槛的。你们勾结军阀，出卖旗地,使人民背井离乡，无以为生,这不是你们的罪行吗?为保护旗地我誓与你们决一雌雄!能胜则万民之福,若失败只我一人不幸!”就这样，他结束了请愿,含冤而归。

人急造反,马急脱缰。陶克陶胡自幼就桀骜不驯，他哪能忍受这般污辱!于是，他把族兄、义弟、儿子们叫来说：“与其土崖似的坍塌,不如宝石般的爆炸，与其流泪满面，不如举起铁拳。”他还说：“当今，生不一定愉快，死不一定悲哀。拉出去，把地局子全砸光!”　　陶克陶胡的话，得到众人的拥护，当天就有14人骑上全鞍马投奔而来。经过一段秘密的筹备之后，于光绪三十二年农历的9月23日凌晨，背井离乡，率众起义，朝着二龙索口(今毛都站镇额仁索赫村)进军。

陶克陶胡家因为四子班查拉克其和五子朝乐蒙年岁太小，无法同父亲参加马背战斗，所以前几天就被送到妙因寺当喇嘛学医去了。

二龙索口是塔虎努图克(乡)之交通要道,设有垦务局，有一名清朝地方官吏在这里管理垦务，王府印务处派20名蒙兵在这里保护。陶克陶胡率21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来到二龙索口，先在西拉呼家隐蔽起来。

天亮时，陶克陶胡率众暗下把垦局包围超来。然后,派长子德力格尔、次子奈玛腰别短枪，以寻马为名,大摇大摆地走进垦局的院落。真巧，旗印务处派来的蒙古兵里有几个人都认识他们兄弟二人,不但没开枪,反倒把他们兄弟二人让进屋子里。陶克陶胡观察情况，觉得有机可乘,就带人马一齐涌进院内。

陶克陶胡的突然出现,使那个地方官吏惊如木鸡,一时不知所措。陶坐上正位后，传那个官吏过来训话并问他：“你驻在这里究竟要干什么?”地方官回答：“办官垦，设荒局,是西佛爷(指慈禧太后)应允下来的，我乃盛京赵将军(即赵尔巽)、吉林徐督军(指徐世昌)之钦差,专此办理荒务，再者，你们的盟长大人、旗扎萨克也允许我们驻在这里管理垦务……” “叭”地一声,陶克陶胡拍案吼道：“西佛爷是你的奶奶吗?赵将军是你的爷爷吗?盟长大人是你的爸爸吗?这是蒙古人自古放牛放羊的地方，你不知道吗?快把你们的枪支弹药交出来，然后滚出去!”
那个清朝官吏捏着一把汗,只好把20名卫兵的枪支弹药统统收集起来，交给了陶克陶胡。陶克陶胡这样做，目的只是惊动一下王府,吓一下清朝地方官吏，达到阻挠塔虎荒的丈放。起义队伍在二龙索口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出发,向郭尔罗斯前旗与达尔罕旗的交界处毛都吐·包德礼客栈(今茂林站)进军。

当晚门时左右,陶克陶胡起义军到达了毛都吐.包德礼客栈。 一行人没等下马隐蔽时，突然有人向他们开枪射击。于是，他们把客栈紧紧包围起来。这里，内外打了一夜，起义军把对方的火力几乎消毫尽了，一直打到天亮。7点多钟，对方的火力逐渐地削弱下来。此时，发现从客栈后院越墙逃出十几个只穿着衬衣的人。立刻，被埋伏在墙外的起义军发现，于是就把这些人一一逮捕起来,进行查问。经过查问才知道，这些人全是日本人。有一个会讲蒙语的日本人说：“你们国家允许我们在这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并派军队保护我们。”

至此，陶克陶胡才知道，王府不仅勾结贪官污吏霸占草原，还引狼入室、吞食牧场。与其丢鞭子,还不如砍断双手;愤怒之中,他把抓到的12名以绘制地图为名搜集情报的日本特务全部杀掉,缴获了30名清军的枪支弹药及军服,这才解了心头之恨。这些满洲清军，原归伯都钠(今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副督统管辖下的巡防营所属，号衣(即军装)上标有“吉新军”字样。陶克陶胡似乎也懂得“兵不厌诈”，为了掩盖耳目,起义者急忙脱去长袍、坎肩，换上清军服装,未等敛尸收场就一人挂上一匹从马,背上两杆大枪,朝着西北方向的卜敦宝力嘎(即今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奔去。他听说那里也有一处垦务局，就以神箭之速一夜飞来将垦局砸烂,杀了垦务局的官员。陶克陶胡连续向清政府、向旗扎萨克开了第二炮之后,又神速退回本旗,在哈日通宝(黑坨子)、昂格赉、达尔罕艾力一带坨岗连绵、人烟稀少，易于隐蔽的地方遁去，从此销声匿迹几个月之久。

俗语说：君一怒可倾国，民一怒可破城。陶克陶胡一怒砸了地局，杀了垦务官员，杀了日本人，惹下了一场大祸。犹如嘴巴戴上了铁嚼子，缰绳携在官府的手里。至此，陶克陶胡只好暂时把队伍分散，有的投亲，有的靠友，借此窥视官府的动向。

看来，陶克陶胡起义确实是“刀压在脖子上，气憋在喉管里只是无奈的时候举起刀枪的”。有些人确实想家了，想他的阿爸，想见他的额莫;陶克陶胡能不想他的妻子耐烈呼吗?更想念他那两个当小喇嘛的儿子。

已经进了隆冬腊月。陶克陶胡起义的传闻像白毛风似的刮遍草原，此时，“乌力格尔沁”已经将《陶克陶胡的故事》编成民歌，在草原上传唱，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9月四日，即陶克陶胡起义的第二天，包围毛都吐·包德礼客栈的时候,两名狡猾的通事(翻译)在血泊中爬了出来，逃到了盛京(沈阳).不久,驻盛京的日本领事馆就照会清政府和哲里木盟盟长,交出“马贼”首犯陶克陶胡。此后，哲里木盟10旗都下了通缉令。无奈之中，陶克陶胡只好把人马又集合起来，在阳春三月青草发芽的时候(即光绪三十三年春，1907),昼宿夜走直奔札萨克图旗(即科尔沁右翼前旗),计划进入小兴安岭，占据优势,扩大队伍，磨剑以待,与各旗的王府卫队拼一雌雄。真是无独有偶，陶克陶胡与白音达赉在东蒙形成一双南北呼应的犄角，坚实而锋利，光绪三十三年,白音达赉在清重兵镇压下,转战至郭尔罗斯前旗，与陶克陶胡义军会合，气势更盛(引自《近现代中国少数民族英名录》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他们二人均被称为“蒙古马贼”的著名巨魁。

《蒙古地志》（柏原孝久、滨田纯一著，大正八年，即1919年出版)载道：“对于这一剽悍善战的匪团，（盟旗）已宣告无手略策，而任其叱咤纵横”，可见，陶克陶胡义军在东蒙，东三省及在国际上的影响，似乎动摇了清政府的江山。

光绪三十三年6月，徐世昌就任东三省总督后，借“以贼制贼”之道，派遣各路统领张作霖（降匪）的巡防队马、步八营，还有中路管带马龙潭的步兵三营，冯德麟的步兵三营，开始进行围剿，使其爹气娘力，尽其浑身之血汗，但终不能得心应手，有时还马踩自家。是年七月初，白音达赉义军派赛尚阿为前导，进入郭尔罗斯前旗西部边界(今长岭县界)欲与陶克陶胡所率领的起义军联合起来，壮大力量。此时，陶克陶胡率部已经绕过洮南府，进入了札萨克图旗(即科尔沁右翼前旗)和图什业图旗(即科尔右翼中旗)地界，因此,白音达赉率其义军只好尾追而去。

在札萨克图、图什业图一带，张作霖率其降匪巡防队虽然几次亲征,均被陶克陶胡这股“马背雄鹰”出奇制胜，无获而还。后“依奉天总督徐世昌的奏请，采取了东三省行营翼长、统领兼北洋后路淮军提督张勋、帮统武卫左军副督统昆源、吉林督办防剿事宜提都孟思远、黑龙江各军翼长倪嗣冲联合讨伐的政策”(引自日本《蒙甘地志》上卷1529页)。陶克陶胡这才感到力弱难支，与白音达赉在洮南府所属醴泉县(即今兴安盟突泉县原图什业图旗游牧地)会合,以壮声势。

时过不久,以张作霖为首的8000清兵,以陶克陶胡为首的200蒙古义军,对垒在醴泉县所属的德隆烧锅。农历七月二十的中午陶克陶胡与联合义军经化妆抢先开进了德隆烧锅。烧锅掌柜以为他们是清军，以礼迎了进来，疲惫不堪、长期在马背上生活的义军就在此舒舒服服地睡上了一宿。

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戎马倥偬，马贼不断。为此,德隆烧锅的四面大墙也随之加厚加高，座落在四角"的两层炮台居高临下,铁皮大门,更加坚固森严。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清晨,盛京巡防队、东三省清军马、步各营、配合哲里木盟十旗卫队8000人马，分四路扬尘蔽日而来，层层包围了德隆烧锅。显然，这座烧锅大院就成了大海中的孤岛，倾刻间就有被海潮吞没的危险，陶克陶胡义军，包括白音达赉的部下进院之后，就打开了粮仓，把粮食铺在院子里。清军动用了先进的攻城武器和新装备的外国洋炮，一共打了22发。结果，一发也没爆炸，不是落在院内的白菜地里，就击落在粮食堆上。陶克陶胡义军以一当十、十步一岗地坚守在墙下，四角炮台就是火力的焦点。此时，清军虽然伤亡甚大，因人多势众，仍然毫不退却，继续进攻。突然，大墙一角上的东炮台响起辟辟啪啪的鞭炮声，清军认为是义军用尽了子弹，于是号声四起，发出了冲锋的命令，众人蜂拥而上。陶克陶胡命令乃旦扎布等优秀射手伏在墙上，向下射击，枪不虚发，约有二、三百具死尸横七竖八地铺满一里之遥。清政府公布，逮捕陶克陶胡者的奖励办法：即“按其肉赏金，按其骨给银”。这时，一个戴花翎的清军提督传来喊声：“活捉陶克陶胡者，赏银三千两，捕获其子或从弟之一者，得银一千两，晋升三级。”清兵为了逮捕陶克陶胡等人，庆功领赏，舍命奋战，当然，愈勇者死于枪下愈多。陶克陶胡更懂得“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之理，此时，清军也识破了他的“诈术”。于是，开始撤离墙脚，略有后退，但仍不解围。战斗继续着，四个昼夜已经过去，估计打死打伤清军已有三、四百人。

第五天夜里，浓云密布，大雨滂沱，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陶克陶胡的哨兵夜里从地壕里出院巡视时，见一个骑着白马，两人大概骑着黑马，一前二后地迎面走来。哨兵愕然用汉语问道：“谁？”马上一人回答说：“马龙潭！”“叭”地声，哨兵开枪射击，眼见那匹白马带人倒了下去了。原来，清军中路管带马龙潭带两名侍卫因天黑地生，在巡岗中迷失了方向，不知不觉中走近义军的游动岗哨。马龙潭虽然没死，但死讯已经在军营里传开了。于是往日猖狂的清军也变得消沉起来，重新策划着新的战略。陶克陶胡义军借机得以喘息，并制订好了突围的方案。

第六天，平静地过去了，没有听到一声枪响。德隆烧锅院内，古榆树下拴着一匹秃尾巴骟马，备着一架光板鞍子，第七天夜里，陶克陶胡义军已经做好突围前的一切准备。这时，只见陶克陶胡的长子德力格尔、次子奈玛二人，从里院背出一抱鞭炮，绑系在鞍板上，然后把马牵到南大门的门洞里，与此同时，门楼和四个炮台都响起猛烈的枪声。门洞里，德力格尔点燃了马背上的鞭炮，开门猛然把马放了出去。受伤的秃马像惊弓之鸟带着火光声响冲上清军的阵营。清军以为，义军从正门突围出来，一阵慌乱之后，潮水般涌向堤岸，一起向秃尾巴马惊跑的方向追去。

一场声东击西之后，陶克陶胡与自音达赉率众从后院挖墙突围出去。为了避开清军的追击堵剿，他们采取曲折行军施展游击战术。有时，走毛毛小道，来掩饰自己的行踪，直向嫩江东岸的杜尔伯特旗进军。

陶克陶胡的义军，9月中旬离开杜尔伯特的嫩江东岸，以及扎赉特旗、札萨克图旗，9月底进入苏鄂公旗（即科尔沁右翼后旗），从而登上了人烟绝迹的索伦山。从此，陶克陶胡义军，在索伦山以猎为生，暂时安身喘息。陶克陶胡为首次身居索伦山，史称“一上索伦山”。

时光在马背上流逝，大仗屈指可数，小仗无其数，弹指间一年已经过去，又来到了触目惊心、令人思乡的秋末。一天，陶克陶胡独自站在巍巍的索伦山的阳坡上，时而向东南眺望着养育自己的故土--郭尔罗斯的塔奔塔虎。家人何在?死活难卜。共枕马鞍的伴当，谁不想念着家乡？于是他与部众商议着，决定返回故乡，探望亲人。

光绪三十三年的秋天，陶克陶胡与白音达赉分手，带50余人经过长途跋涉，避开帮带玉春的堵击，于10月25日到达距塔虎城大约60华里的雅玛吐，当夜就派出长子德力格尔、次子奈玛先行探听消息。

此时，陶克陶胡的院落，已经到了“鸡从梁上飞，兔从狗洞入”的地步。陶克陶胡从两个儿子的口中得知，他的妻子、儿媳等家人已经全被逮捕，被押到大赉厅的监狱。

据陶克陶胡侦察，新庙一带没有官兵，于是，他带着三个儿子在乃旦扎布等族人的陪同下，来到喇嘛医恩和巴雅尔的门下，打听四子和五子的情况。喇嘛医见到陶克陶胡，一边拭泪一边说道"大概是抄家的当天，不知是大赉的还是盛京的，把两个进庙学医的孩子抓走了。我也无能力掩护他们了……"说到此，已经泣不成声。 未掉过泪的陶克陶胡也无声地抽泣起来。

陶克陶胡等人离开新庙，在途中遇到一对行迹可疑的年轻夫妇。经审问方知，男的是大赉县署的官员，并对逮捕陶克陶胡家眷一事了如指掌。于是，他就将这一对夫妇扣押起来。

陶克陶胡在雅玛吐住了一宿，心绪如麻，胸痛如绞，待到10月26日上午10时许，传来了九音号的声音，巡防队中路帮带玉春率大队人马包抄而来。陶克陶胡在慌乱中不见那一对夫妇，于是派人把逃之夭夭的那一对夫妇又抓了回来。为了泄忿，先杀了这位年轻的官员，并对他的妻子说道：“你不要害怕，我不想杀掉你这个无辜的女人，你回去告诉大赉厅的长官：若不释放我的家属，三天后我定要砸碎他们的衙门!”

据说，这个女人回到大赉，“不仅把陶克陶胡的话，转达给该县县官，她又把这个县官上告到齐齐哈尔，说该县官毫不考虑陶克陶胡是英勇善战惹不得的，自己逞强，逮捕他的妻子，没收其财产，和他结了冤仇。因此，我的丈夫才遭到杀害的(引自嘎·纳旺纳穆吉勒著《刚毅英雄陶克陶胡》。”因此，齐齐哈尔衙门惩办了大赉的县官，释放了陶克陶胡的家属，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雅玛吐之战，陶克陶胡义军，因长途跋涉、人困马乏，所以损失惨重，三子努特克图在突围时被击毙，沙克德尔等7人被俘，后来，这7人均被处死在大赉厅。雅玛吐之战，陶克陶胡最后只剩下14人、9匹马、200发子弹。没办法，陶克陶胡在张作霖的巡防队的尾追下，只好带义军经科右前旗向索伦进军。

进军中，从达尔罕旗来的官布扎布对陶克陶胡说：“张作霖已经知道你们驻在此地，准备今夜突袭你们，他们现在驻在本旗的布尔嘎森村，其中有一个什长带领34人，作为先遣，已经埋伏在讷根格勒屯的两个蒙古包里。”

陶克陶胡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出兵，攻其不备。义军若天兵而降，突然从两面夹攻，用火力封锁了两座蒙古包，致使几十名清军丧命。这次战斗结束后，陶克陶胡火速掉转马头，避其锐气，率众返回达尔罕旗。义军在一个叫作哈达吐宝力嘎的地方刚刚驻扎下来，清军又围剿过来。

清军的黑马队泛起漫天尘埃，牧民们闻讯后，急忙赶着勒勒车撤离了家园，而陶克陶胡的义军却埋伏在北山的榆树丛中，严阵以待。

清军的黑马队，纯青一色。当哨兵望哨来到村头，见村里民房敞门开窗，一片狼藉，估计陶克陶胡已经带人逃跑，于是就产生了在此安寨之心。当清军进村之后，刚刚下马挽缰之际、北山上突然晌起猛烈的枪声。当即，清军被打得蒙头转向、人仰马翻，一时不知所措。待到清军重整旗鼓向山上反扑时，只听一片狼嗥鬼叫，传入耳鼓。原来，义军入山打埋伏时，发现一群骆驼正蹒跚啃草，于是，陶克陶胡的军师乃旦扎布就派略通驼性的海龙前去将驼群收管起来，以待助战。机灵的海龙打马靠近驼群，一清点整整是40峰。他先打开所有骆驼的腿绊子，把驼群赶到山口通道上，等清军黑马队冲进村子的时候，驼群又被赶进了村-枪声一响，骆驼就像疯牛似的吼叫起来。骆驼，黑马队也炸群了，加之清军骑术不佳，所以，清军的人马在此次战斗中损失惨重。摔下马的，被义军的马刀一劈两段，有的被马蹄踩碎了脑袋，有的钻进了民房，有的跪着乞求活命，而多数清军则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此后，义军在陶克陶胡的率领下向着扎赉特旗的温都根山转移了。
转眼已经进入腊月，陶克陶胡带着义军在扎赘持旗一带辗转作战，有时声东击西，有时以逸待劳。不久，博和(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聂提督率领700清兵再次围剿上来，陶克陶胡率众在察干木仁附近迎战，并将清军击败，然后朝着巴林左旗进发。此时，古材、博和、奉天的军队，热河、昭乌达盟八部十一旗、锡林郭勒盟五部十旗、哲里木盟四部十旗的军队全部调动起来，并表示抓不到陶克陶胡绝不收兵。

陶克陶胡决定右转回师，二上索伦。
光阴流水，以日待月。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进入索伦山的义军终于熬到了农历三月。此时，再度与自音达赉联军的陶克陶胡决心南下。不久，陶克陶胡父子二人作战负伤，转战又来到扎赉特旗，驻扎在图喜商号，休养人马。 白音达赉是个善战的武将，但他的部下纪律败坏，抢劫成风，而白音达赉却任其所为。陶克陶胡对此恶习进行劝说，但却无济于事，因此，陶克陶胡只好与白音达赉背马相离，分道扬镳，自奔前程。

这一年的5月，陶克陶胡率义军转战来到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盘踞在山中。有一天，东乌珠穆沁旗的桑宝章京（佐领）带一侍从来拜访陶克陶胡。去年，陶克陶胡经过此地时，桑宝曾送来两匹白色的骏骑和三种乳制品对此表示慰问，从此，与陶克陶胡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并经常通报消息。这一次，桑宝又送来了一份绝密情报。他告诉陶克陶胡：你们在这里不可久居。大批清军决定在五月十三围剿你们，锡林郭勒盟的蒙兵也要在西北方向阻击。

桑宝离去后，陶克淘胡不得不向索雅尔古山转移，转眼到了七月，陶克陶胡的义军衣着已经狼藉不堪了，为此，陶克陶胡只好再次出山，带领义军第二次南下，决定与驻扎在图什业图旗陶莱村的清军抗战。义军历经一个月才到了图什业图旗的额博尔?#27985;都勒，在此隐蔽几日就来到附近的陶莱村，这天夜里，陶克陶胡率义军悄悄渡河藏入柳林里。他们一进柳林，就有汉、蒙军队打着灯笼在搜查。义军没有开枪，绕道向王老买卖商铺奔去。王老买卖铺是一家大货栈。义军一进院子就一边点火修配马鞍子，一边扯布缝做新衣服。第二天晌午要吃饭的时候，就被奉天、吉林、博和等地的清军和附近7个旗的蒙古兵共5000余人包围了。

此时，陶克陶胡的义军中还有阿拉比吉、满都呼、小喇嘛、特木尔等5人，因去没收几家财主的枪马没有赶回来。陶克陶胡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正在设法营救他们。这时，阿拉比吉等5人带着两匹驮货的从马，在枪林弹雨中以破竹之势，箭一般地向王老买卖大院飞驰而来，为了掩护他们，义军一面开枪射击，一面打开角门，命令机灵的色仍出去接应。5个人7匹马终于安全地飞进院内，只是他俩的腿部受了伤。

陶克陶胡自豪地说：出兵5000人没能堵住5个人，可见连狗熊都不如，他们既然愿意以千当一，那么，我们也就只好以一当千喽!

此次，战斗持续了三个昼夜，共击毙清军l00多人，在王老买卖战斗中，义友赛吉拉胡不幸中弹，还有勇士散力格尔都死在战场上。义军战士一个个为他们致哀，更增加了复仇的决心。尽管这支起义队伍个个都是神枪手，人人勇敢善战，但和拥有雄厚兵力的清兵作战，毕竟寡不抵众，所以只有突围才是唯一的出路。

适值第三夜里，风雪交加，一片漆黑。陶克陶胡义军跨上战马，打开大门。那时，清兵仍埋伏在大门两侧，义军共有十一支匣子枪，一支匣子枪从两侧开枪，打得清军不敢抬头，义军的战马就从清军的头顶飞驰而过，却没有一人死亡，清军在混乱中追剿，自相冲撞，落马者甚多，死于蹄下者也不计其数。

陶克陶胡自王老买卖突围出来以后，因为清军的封锁越来越严密，所以再不能南下了。于是，掉转马共，又向着索伦山奔去。 为剿灭陶克陶胡，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先后派洮南府巡捕队和吴俊升所部巡防营前往剿捕，均未奏效。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来，特派张作霖继续捕剿陶克陶胡，并将其所部由五营扩为七营。除原有的汤玉鳞、张景惠、张作相、邹芬营以外，又把洮南的孙烈田部划为张的部下，使张的队伍增至3500多人。
光绪三十四的的仲冬，陶克陶胡在张作霖、吴俊升的追剿下，率30余人三次入索伦山区，先在南麓一带蒙古村落，屯驻了一个时期。不久，张作霖率众穷追陶克陶胡至大兴安岭的索伦山。索伦山区除景星镇外，陶好木吐村算是最大的一个村落，陶克陶胡就往这里安营扎寨。有一天，张作霖亲自率领他的巡防营500余人，从景星镇出发，穿山越岭，像群狼觅食一样蜂拥而来，突然把陶好木吐村包围起来。

陶克陶胡部下至此虽然增加到60余人，但与清军兵力相比还是十分悬殊的，继续抵抗下去则对自己不利，陶克陶胡决定冲出包围，摆脱被动的局面。于是，他命令一部分人继续抵抗，掩护主力撤退，向西南方向索伦山深处避去。清军跟踪追击，双方交战了一整天，日落时分，义军已经进入平原地带，清军中途未遂而归。 陶克陶胡判断，除陶好木吐之外，此地别无村落，清军定然在此整休。据此，夜袭当是上策。然而，清军统领张作霖自以为气贯斗牛。他说：贼若来，自是以卵击石，稳坐山寨，岂不是以近待远、以逸代劳吗?怕什么，还有三千人的后盾呢!?

自古就是骄兵必败。而此时，正是夜深人静，陶好木吐的北山上，义军的马桩子已经安好。陶克陶胡留下10人看守马桩，其余分两路匍匐前进摸到村里，顿时，村子里的狗就狺狺狂吠起来，清军听到犬声，互问：狗为什么叫起来？有个答道：可能是逃走的百姓回来了，马贼陶克陶胡已被打得丢魂丧胆，岂敢再来？这些话被陶克陶胡听得一清二楚，此时，乃旦扎布无名火起，急于动手，陶克陶胡制止道：等等，等他们吃得正香的时候动手也不迟。过一刻，清军己经没有什么动静，看来正在吃饭。陶克陶胡等40余人猛烈开火。清军没有防范，顿时乱作一团，并互相践踏。恰好在冬月十五的晚上，明月如灯，义军借着月光杀伤清军，命中的清兵横七竖八地倒下去。除寥寥几人侥幸逃出，其余全部毙命。啾啾之呻吟绕于山谷，饿狼恐怕也惧退30里。这次袭击战，义军缴获了大批的枪弹、刀剑、号、粮食。第二天，当地人民来祝贺陶克陶胡的胜利，他们说：扎寨的清军是500多人，今天早晨逃走的只有十五、六人，张作霖也夹杂在逃兵之中逃跑了。

清兵遭了陶克陶胡的这次夜袭之后，一想陶克陶胡就胆战心惊，而人民则更加赞颂陶克陶胡的英勇无敌、百战百胜的动人事迹。从此以后，清军的追剿也迟缓下来。陶克陶胡率义军于光绪三十四年11月16日(即1908年12月9日)，从陶好木吐出发，向札萨克图旗西南的乌兰塔拉地方进军，并决定回索伦山过冬，这是戊申年的十二月。

1908年11月14日，满清入关后的第九位皇帝光绪驾崩，之后，慈禧太后也在光绪皇帝刚刚驾崩一天之后离世，至此，清政府已经遥遥欲坠，大权旁落。转眼已是宣统元年（1909）的正月，陶克陶胡起义，屈指已是四年。这年春节，义军决定在索伦山过年。春节期间，陶克陶胡的义军与官兵没有发生任何交战。在安静的环境，往事像驴皮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闪过在陶克陶胡的脑海之中。

陶克陶胡重情重义，爱才如玉，与义军相处，湿则共湿为幸，寒则共展一裳。义军来自四面八方，农乃扎布原是土谢吐旗的会兵，后因敬重陶克陶胡而参加了义军。白银宝原是白音达赉的部将，为了跟随陶克陶，宁愿贬为普通的义军战士。东土默特旗的巴雅尔智慧过人，与陶克陶胡途中结义，成为义军的军师。

征战四年，义军三上索伦山，又三次南下。铺天盖地，枕靴而眠，餐冰卧雪，兽皮为衣都是常事。春节期间，札萨克图旗郡王乌泰派出秘探，将陶克陶胡正月十五之后准备带人出山的消息，传进官府。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九（1909年2月19日），陶克陶胡在札萨克图旗惩罚了该旗的台吉萨拉胡。二月初一，陶克陶胡经苏鄂公旗（科右后旗）进入扎赉特旗。期间，清政府以锡良代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从奉天、热河、黑龙江、东三盟蒙地又结集大批军队，围剿陶克陶胡。

四年里，陶克陶胡的义军在实力不支的情况下，整整打了104次仗。几十人与5000名征剿官兵、四十个旗的王府卫队抗衡，人数最多时，也只有200人。流传于郭尔罗斯的一则首脑谚语“哈萨尔王的弓，陶克陶胡的箭”，就是对英雄陶克陶胡的肯定。

义军远离家乡，年年只能站在高高的索伦山上望乡，却因层层堵截而无法归乡。在长期的马背征战中，义军的思乡情节日益加深，有些义军甚至产生了厌战的情绪。而此时，陶克陶胡已经成了一匹套上笼头的马，再也无法卸下鞍具，脱下征衣。陶克陶胡与军师乃旦扎布等人前思后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冲出大范围的征剿，率众朝着喀尔喀蒙古（外蒙古）撤退，以求暂时的歇息。陶克陶胡明白，清军正在动用“疲劳术”，目的就是为了拖垮义军，将义军全部灭顶于强弓之下。何况，还有更加不幸的消息，在等待着陶克陶胡。1909年，外蒙古还在大清王朝的版图之内。大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及车臣汗盟一带的防守十分严密，在艰难的决择之中，陶克陶胡不得不再一次做出决定，在转战中寻找突围的机会。

1909年8月30日，陶克陶胡率义军到达尔罕旗毛敦套海庙村，驻扎在长子德力格尔的结义兄弟桑吉家中。桑吉的四角炮台极其坚固，东西是坨岗，南面是沙梁，北面是一座湖泊，地形可攻可守。8月31日上午，东三省的清军和内蒙古哲里木盟十旗的蒙兵共6千人追剿过来，把毛敦套海庙村包围个水泄不通。为了不让清军接近炮台，陶克陶胡站在西南炮台上，长子德力格尔、二子奈玛站在东南炮台上。东北炮台由乃旦扎布、拉斯格把守。哈达、阿拉比吉、那顺陶克陶、满都呼担任阻击手。

义军只有7万发子弹，至少10颗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才行。战斗在继续，义军的枪筒都打红了，就在院内放上一缸凉水，把枪筒插进去冷却。义军打得清军抬不起头来，清军的指挥官人手挥马刀，将退阵的清兵往院墙跟前赶。距离东南炮台五、六十步有个牲口圈，圈墙下沟里沟外死的活的挤满了清军。

这场战斗，持续了两天。八月，骄阳似火。清兵的呻吟声和喊着“要水”的声音，连成一片。此后，清军强迫当地的牧民赶着一辆牛车前来送水。牛车走近沙丘时，义军将牛打死，救出牧民，趁机打死抢水的敌人。极度饥渴的清兵，仍在向水车爬来，凡是爬过来的人，没有一个爬回去的，全被打死在水车周围。深夜，陶克陶胡在清军的猛烈攻击中，率军突围，从挖好的墙窟窿安全地冲出去了。

陶克陶胡率众到达锡林郭勒盟的沙哈特山，刚刚驻扎几日，昭乌达盟七旗的蒙古兵就一路追剿而来。带队的是巴图赉梅林和那木吉拉扎兰，都是为了取到高官厚禄才来剿捕陶克陶胡的，所以接火之后一触即败。清军伤亡惨重，但依仗着人多，仍然在不断的追袭中前进。此时，陶克陶胡只剩下最后的一条出路，寻找机会去俄国避难。

宣统二年（庚戌，1910）春，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领事西米诺夫经与俄国当局申请，准许陶克陶胡入境避难。陶克陶胡率领义军48人，赶着满载物资的20辆马车，取路清军稀少的地方，从索伦山经达尔罕旗动身，曲径奔向俄国贝加尔湖东岸布里亚特蒙古人居住的地方。

贝加尔湖畔，自古就生活着布里亚特游牧部落。清初布里亚特蒙古人归喀尔喀外蒙古土谢图汗、车臣汗管辖，后来被沙俄吞并。陶克陶胡途经巴林旗北部和日格山谷时，林西县的清军7百余人截道袭击，一直打到乌珠穆沁旗的英扎干庙，清军一路被打死2百余人后才退了回去。此后，陶克陶胡通过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率领义军往北驰去。

1910年（宣统二年）三月，陶克陶胡率众经喀尔喀蒙古去俄国的时候，车臣汗部将军在清政府驻库伦大臣三多的指挥下，调动所属22旗蒙古骑兵，拦路阻击。年4月9日，陶克陶胡的长子德力格尔在古日班·柴达木地方受伤，晕于马背，落地身亡。二弟奈玛把德力格尔尸体驮在马背上继续向中俄边境奔去。在起义的四年里，陶克陶胡丧失四个儿子。望着眼前的土冢，陶克陶胡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只有仇恨。

陶克陶胡养育了五个儿子，如今，身边只剩下二子奈玛。陶克陶胡伤心，奈玛更伤心。1907年初冬，奈玛为了保全弟弟努特克图的遗体，不使弟弟惨遭清军的蹂躏，在清军的围堵中，将努特克图驮在马背上，强行冲出敌人的封锁。时隔三年，奈玛又将落马身亡的长兄德力格尔驮在了鞍前，经历了长兄身体渐渐冷却的疼痛。

四年前，陶克陶胡杀出一条血路，只有一路踩镫纵马前往，没有一条退路。
如今，他又认准了一条路，只要自己的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就绝不向朝廷和官府低头！

时隔几日，陶克陶胡冲破清军的疯狂围堵，进入俄国，到达布里亚特蒙古地方，在苏胡勒·塔青地方居住下来，并将长子德力格尔安葬在俄国境内。1910年8月9日，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派一艘火轮，逆松花江而上，停泊在嫩江与松花江交汇口处不远的乌赫玛（天然码头），将陶克陶胡、乃旦扎布、哈达三家共16口人运送到苏胡勒·塔青之地，与家人团聚。

陶克陶胡的起义队伍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可是，《英雄陶克陶胡之歌》却一直回荡在东蒙乃至于整个内蒙古草原。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洪宪）后，对内蒙古王公“论功行赏”，大封爵位。袁世凯通过驻外蒙古大员陈禄，转给陶克陶胡一封亲笔信，信中说：“……猛虎岂可久居无食之山林，你可尽快归来，享受高官厚禄，并令你管理旗务。”陶克陶胡对此不屑一顾：“只要我的脑袋还留在肩膀上，就绝不屈服！”

民国十一年四月，陶克陶胡病逝于大库伦（乌兰巴托）公寓中，终年59岁，风葬在达兰·达胡尔岩层之上。

阳光之下，阴影无处躲藏。
真理面前，谬论无法立脚。
有眼睛的人，全都看到了。有耳朵的人，全都听到了！
众人的舌头最有力量，众人的眼睛，才是准确的天秤。
这首《英雄陶克陶胡之歌》的作者，将永远属于人民！

额鲁特·珊丹2011年1月8日第一稿·于郭尔罗斯草原

蒙古最后一任的大汗--林丹汗

林丹可汗（公元1592——1634）又称库图克图汗，布延彻辰汗之长孙，1604——1634年在位，是北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其父莽古斯台吉，先于布延彻辰汗去世。1604年，13岁的林丹继其祖父成为蒙古大汗。林丹即位于多事之秋，他即位时，在东蒙古内部黄金家族统治者的血缘纽带不再能够维系大汗的权威和中央集权，新的黄金家族的封建割据早已形成。这些割据势力蔑视年幼的林丹可汗，就连象征性的贡赋也拒不向他交纳。此外，新兴的后金（即努尔哈赤政权）政权，用联姻、贸易等手段拉拢临近的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贵族，与之建立政治军事联盟，以孤立林丹可汗。所有这些，对蒙古汗统治和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年幼的林丹可汗积蓄力量，奋发图强，力图重振蒙古大汗权威。他声称“南朝只一大明皇帝，北边只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表现出对封建割据状况的强烈不满。为此，他采取“先处里、后处外”即首先统一蒙古，然后与后金较量的战略。

为了完成这一战略目标，他采取了“联明抗金”的策略，率兵10万攻打明朝辽东边境，一度占领辽东重镇广宁，逼迫明朝与其建立抗金联盟。林丹可汗的强大，使明朝对他刮目相看。为了牵制新兴的后金政权，明朝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手段，增加林丹可汗市赏，以图制约后金。 1619年，后金强迫内喀尔喀与之结盟，订立针对林丹可汗的政治军事联盟，但双方并没有诚意。1624年科尔沁与后金会盟，林丹可汗闻讯，决定武力征讨内喀尔喀。1625年，林丹可汗出征内喀尔喀，其首领奥巴向后金求援，后金出兵援助，林丹可汗退兵。1626年，科尔沁与后金正式订立反察哈尔、反内喀尔喀同盟。同年，内喀尔喀遭到后金攻击，林丹可汗乘机夺取了内喀尔喀部分部众。在后金的拉拢下，察哈尔内部也发生了裂痕。1621年岭南的兀鲁部归附后金。1627年，敖汉、奈曼等部也与后金结盟。面对后金的威胁，林丹可汗决定西征，以右翼蒙古为根据地与后金周旋。

1627年秋，林丹可汗攻破喀喇沁万户，冬占据现今呼和浩特，打败喀喇沁、土默特联军。1628年秋，在艾不哈河（今达茂旗境内艾不盖河）大败应绍不、土默特联军。至此，林丹可汗征服了右翼部众，控制了现今内蒙古中西部的广大地区。但是，林丹可汗对右翼蒙古的武力征讨，深深地伤害了黄金家族同族，他们更加仇视林丹可汗，纷纷率部归附后金，使林丹可汗势力大大削弱。此时，后金加紧了对林丹可汗的征讨。1632年冬后金与归附的蒙古各部远征林丹可汗。林丹可汗率部向西撤退。1634年初林丹可汗与外喀尔喀绰克图洪台吉和西藏统治者藏巴汗等建立了反格鲁派政治联盟，决定西迁青海，建立根据地，以便东山再起。但是，在西迁途中，林丹可汗不幸在今甘肃天祝县境内病故。后金闻讯，派兵征讨林丹可汗遗部。1635年林丹可汗之子额者归附后金，蒙古大汗汗统最后中断。

漠南蒙古归附后金的过程：
　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兴起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控制了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并逐渐向内蒙古草原进行扩张。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虎敦兔汗）雄踞一方，也有重新统一蒙古的雄心。位于后金和察哈尔部之间的科尔沁六部和喀尔喀五部，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对象。

　　科尔沁部部长明安和喀尔喀部的锡伯、卦勒察两部曾参加反建州的九部联军，失败后科尔沁部嗣部长奥巴首先服于后金。林丹汗率部逾兴安岭攻奥巴，被后金军败于赵城（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喀尔喀五部中的锡伯、卦勒察两部也先后为后金和林丹汗攻灭，其余巴林、翁牛特、扎鲁特三部亦相继臣服于后金。后金还诱使作为察哈尔东部前锋的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四部离林丹汗而附已，林丹汗势力日削。

　　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兵大破林丹汗于锡尔哈、锡伯图、英汤图一带（今内蒙古林西至克什克腾旗一线），林丹汗势力被逐出西辽河流域。崇贞五年（公元1632年），后金主皇太极会同归附的蒙古各部大举进攻林丹汗。后金军冒雨西进，越兴安岭至达勒鄂漠（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若尔）。林丹汗不意敌军突至，渡上都河西奔，部众沿途散走十之七八。林丹汗逃至喀喇莽乃（今内蒙古商都），闻追军将至，仓猝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又西渡黄河而南。后金军在追击中飞骑散发布告，瓦解察哈尔部众。皇太极进归化城后，兵骑四出，俘获甚众，土默特余部亦降于后金。

　　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林丹汗在青海去世。次年，后金军继续进攻察哈尔余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奉母献传国玺归降。鄂尔多斯部也为后金所并。至此，漠南蒙古全部归附于后金。

维基百科---- 林丹汗
林丹汗（1592年－1634年）又称作丹巴图尔台吉、灵丹、或旦，是蒙古察哈尔部的大汗（1604年－1634年在位），也是蒙古最后一任的大汗。

1603年其祖父布延薛禅汗去逝，作为布延薛禅汗的长孙的林丹汗，因为其父亲莽骨的早逝，年仅13岁的他于1604年继任汗位。即位后的林丹汗马上面临着两大棘手的问题，一个是要有效控制蒙古各部；另一个是要对付努尔哈赤所领导下的后金的崛起。他为了巩固以自己为中心的蒙古大汗地位，在当初辽庆州的旧址上修建了瓦察尔图察汉城（又称：白城，今内蒙古赤峰），以此地作为整个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在直接控制着内喀尔喀巴林、扎鲁特、岳巴特、乌齐叶特、弘吉剌特等五部的同时，也遥控蒙古其他部落。

皈依红教
林丹汗即位后初期，和蒙古众多部一样也信奉黄教。为了寻求蒙古地区的信徒，1618年西藏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来到蒙古，林丹汗在察哈尔接待了他，并被他的弘法法术所打动。于是封他为国师，接受其灌顶。这样做所引起的后果与信奉黄教的蒙古地区发生了分歧，使这些部落开始疏远林丹汗，这对他今后控制整个蒙古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与努尔哈赤的战争
即位后第四年的林丹汗就与后金爆发了冲突。1608年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领兵攻打乌拉部，乌拉部是女真人的一支，与科尔沁接壤，乌拉部向科尔沁蒙古求援。面对后金的势力日益逼近蒙古地区，在此之前又有不断来自科尔沁、内喀尔喀部等各部王储的要防范后金的进言。在林丹汗的同意之下，科尔沁部王储奥巴父子统帅科尔沁大军进抵乌拉部，与乌拉部军队联手击退了褚英的进犯。之后，叶赫部又受努尔哈赤的威胁，遂向林丹汗求援，林丹汗又命奥巴父子领科尔沁大军驰援叶赫部，激战中努尔哈赤的部将布扬古阵亡。之后数次与后金的交手，都以林丹汗获胜告终。当时后金的羽翼实力尚未丰满，努尔哈赤不敢同时与明朝和蒙古进行两线作战。他把主战场放在对明朝的同时，对蒙古则采取退避三舍的策略，甚至以通婚联姻为手段以笼络科尔沁、内喀尔喀部，以舒缓来自蒙古方面的压力。

在1619年夏季的萨尔浒大战之前，林丹汗所统治下的蒙古与后金、明朝所形成的三足鼎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自1612年起，林丹汗连年进攻明朝的辽东边界，要求市赏。在面临日益壮大的后金威胁面前，明朝为避免两线作战，并希望借助林丹汗的力量牵制后金，明朝于1617年同意以广宁镇（今辽宁锦州北镇）作为与蒙古通商的窗口，予蒙古以经济方面的好处，因而在努尔哈赤进攻辽东地区初期，明朝北部边界与蒙古相安无事。作为回报，明朝每年向林丹汗赠送白银千两以示感谢。

萨尔浒战役大获全胜的后金与蒙古和明朝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萨尔浒战役结束后不久，努尔哈赤又马不停蹄地继续攻击明朝驻守的铁岭，大伤元气的明朝此时不得不向林丹汗求援。于是林丹汗急派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部率军万余人驰援明军，当蒙古援军抵达铁岭时，努尔哈赤已攻陷铁岭，在数量占优且士气高涨的后金军的攻击下，蒙古军败下阵来，几个王爷将领也被后金俘获。在以后的1621年3月进攻沈阳的战役中，林丹汗的军队也没有拿下刚刚被努尔哈赤占领的沈阳城，以解救被俘的弘吉特剌的齐塞诺延，最后是用万余牲畜赎回了这位被俘的将领。铁岭、沈阳之战的失利使林丹汗的势力退回到蒙古境内。

各部的叛离以及与皇太极的决战
1626年8月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登基即位。此时的后金对蒙古已由过去的消极防守改为主动出击。对皇太极来说，在南下入关之前，必须先解决蒙古这个后背隐患，以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辙。为消弱林丹汗的势力，皇太极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劝诱、征讨一系列软硬兼施的策略，以蚕食瓦解林丹汗所控制的各蒙古部落，而皇太极本人也于1625年娶了科尔沁部寨桑之次女布木布泰（孝庄文皇后）为妻。在萨尔浒战役后，内喀尔喀等五部就已经背着林丹汗与后金单独媾和。1624年科尔沁的好儿趁部又归顺后金，林丹汗率军征讨，好儿趁向后金求援并与后金军联手对付林丹汗，迫使林丹汗退却；皇太极的精心引诱以及林丹汗为急于统一蒙古而对其他各部动辄以武力相逼，使得短短的三年期间，察哈尔部外围的那些部落纷纷弃林丹汗而投往后金。在瓦解林丹汗统辖各部的策略得手之后，皇太极曾试图以那些归降的蒙古旧部劝说林丹汗归降，但被林丹汗所拒绝。

1628年2月皇太极以劝降使臣被察哈尔的多罗特部所杀害为理由，亲率大军征讨察哈尔，此战役击败了林丹汗所辖的多罗特部，俘获万余人；同年7月喀喇沁部归顺皇太极；9月皇太极再次出兵察哈尔，这次除后金的军队之外，那些归顺后金的敖汉部、奈曼部、内喀尔喀部、喀喇沁部以及科尔沁蒙古各部也一同参战。皇太极亲率的大军攻入察哈尔的锡尔哈锡伯图等地俘获众多人畜，只因科尔沁部的奥巴有意放水，林丹汗与其弟和其他部下得以逃脱到察哈尔边界。

自1628年到1632年这四年期间，又有阿鲁科尔沁部、四子部落、阿鲁伊苏特部、噶尔玛伊勒登等部相继归降皇太极，使得林丹汗愈发成为孤家寡人。1632年3月皇太极决定对林丹汗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征讨战，这次出征加上归降后金的蒙古各部落总兵力为10万之众。4月皇太极率大军越过兴安岭，在皇太极的大军压境之下，林丹汗撤退到漠北的喀尔喀部，然而喀尔喀部不愿接纳他。在皇太极的追击之下，林丹汗只得带10万余众向西逃循，渡黄河、抵鄂尔多斯。此次林丹汗的西部大溃逃，丢人弃马，部下有数万人马为皇太极的追兵所收拢。最后，林丹汗来到大草滩（今甘肃境）一带安营扎寨，休养生息以图东山再起。然而常年的戎马征战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在1634年夏林丹汗因病去世。

漠南蒙古归顺后金
林丹汗死后，其子额哲率部撤回到鄂尔多斯。在得知林丹汗病故的消息后，皇太极于1635年派多尔衮等人前往鄂尔多斯寻找额哲，并于当年4月找到了他。皇太极将察哈尔置于义州，分设左右翼察哈尔八旗，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亲王，并以自己之女许嫁给额哲。1636年3月，漠南蒙古16部49个大小郡主会聚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至此漠南蒙古纳入了后金的管辖统治之下。

1634年，林丹汗在逃亡青海途中，于甘肃大草滩去世。额哲成为察哈尔部的可汗。1635年四月，后金皇太极派多尔衮、岳托、萨哈璘、豪格率军远征察哈尔余部。额哲与母亲苏泰太后献传国玉玺投降。额哲被皇太极封为察哈尔亲王，将次女固伦温庄长公主马喀塔嫁给了他，1661年，额哲去世，其弟阿布奈袭爵。

众叛亲离的蒙古末代大汗

林丹汗是蒙古最差劲的统治者之一，本不值得一批，但是如果不把他彻底批倒，许多蒙古人就要永远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所以三、四百年后的今天，只能对其无情鞭鞑。大部分的历史责任要由他承担，而不是蒙古各部，因为历史上许多政权灭亡的责任，都是由无能的亡国之君承担的。

17世纪初，蒙古草原出了无数的英雄好汉，西蒙古：巴尔扈特的和鄂尔勒克、准葛尔的巴图尔浑台吉、和硕特的顾实汗（这三个人前两个是著名的抗俄英雄，顾实汗是青藏政教两界的主人）；外喀尔喀有将这三人打败驱走的五汗之一阿勒坦汗，其余能与阿勒坦汗共处成汗的也无一庸者；内蒙古右翼尚有俺答汗之妻著名的女英雄三娘子（死于1 612年）及右翼继承者顺义王，顺义王掌握着十二土默特和鄂尔多斯济农及喀喇沁十大营；此外还有内喀尔喀各部与往流（成吉思汗诸弟）的四万户势力；而掌握察哈尔诸部的林丹汗有这么多好牌，却把局势弄得一蹋糊涂！这就是蒙古的末代大汗——林丹汗！

17世纪初，林丹做为蒙古的大汗，他不能制止以阿勒坦汗为首的外喀尔喀五汗对斡亦剌（瓦剌）四部的驱逐与追杀；也不能为内喀尔喀被俘的各部撑腰复仇；甚至不能阻止察哈尔本部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向外喀尔喀逃亡。而这时，他只是用武力攻击右翼三万户，让永谢布建制永远消失，掠夺右翼，使与明互市五十年刚刚富足的右翼蒙古人多无家可归。这就是蒙古的末代大汗——林丹汗！

以下介绍17世纪初，蒙古各部简况，以做揭开林丹汗遮羞布的佐证：
1609年，掌管外喀尔喀蒙古万户的达延汗季子系后裔，将西蒙古斡亦剌（瓦剌）四部进一步驱逐，并于1620年科布多大战后，依次建立五个汗国。

1620年科布多大战后，战败的绰罗斯部与杜尔伯特部西迁，以巴图尔浑台吉为首建准噶尔王国；在更早些时，因被驱逐的绰罗斯部占叶尼塞河，原驻此的巴尔扈特部在和鄂尔勒克率领下于1616年放弃准噶尔向更远处迁移，并征服控制了贝加尔流域的游牧部落；西蒙古四部中的另一部和硕特部也找着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因为青海和西藏的黄教受到其他各派的迫害，来向信奉黄教的顾实汗求救，正受喀尔喀和准噶尔部排挤的顾实汗，顺势于1636年进入青海和西藏担当黄教的卫道士，进而成为青藏政教两界的主人。

1620年驱逐西蒙古斡亦剌（瓦剌）四部后，外喀尔喀部在从贝尔湖起至乌布苏湖地区内，先后建了五个汗国：阿勒坦、札萨图、土谢图、三音诺颜、车臣。

以上介绍了漠北蒙古与西蒙古各部在此时的情况，接下来介绍漠南蒙古各部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林丹汗与后金的兴起。

1604年，达延汗长子系的林丹汗登上了蒙古大汗位，直辖察哈尔蒙古万户，十年经营后，1615年起，林丹汗攻掠明边，使明与察哈尔部互市；当时与明边互市近半个世纪的蒙古右翼首领达延汗三子系俺答汗妻三娘子于1612年刚死，林丹汗攻明，使明与察哈尔蒙古互市的过程中，开始与右翼蒙古结怨。

1606年满州建国，1616年努尔哈赤称帝，1622年夺沈阳，1625年在沈阳建都，1626年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继位。

1619年著名的铁岭之战中内喀尔喀诸部首领被俘，而林丹汗却不知；这一战后不久，满州努尔哈赤缔结了第一个蒙古军事联盟内喀尔喀诸部：扎鲁特部、巴林部、巴约特部、弘吉剌特部。

直到1624年，林丹汗却没敢与努尔哈赤正面冲突，只是以10万蒙古军援明。

1626年，满州努尔哈赤缔结了第二个蒙古军事联盟——科尔沁蒙古部，1626年年底林丹汗讨伐科尔沁蒙古，见金援兵后自行撤退。这宣告了林丹汗经营左翼蒙古完全失败，把相当的左翼蒙古都推向了努尔哈赤。

1627年初，只敢对蒙古用兵，见金就退的林丹汗离开左翼蒙古，率众向西突然袭击右翼蒙古，使右翼蒙古措手不及，迅速掠过哈喇嗔大营之主老把都之孙白言所辖的上都开平周围，进而克归化城、夺银佛寺；顺义王卜失兔等被迫西迁。半年内击溃哈喇嗔、土默特两部。

1628年初，林丹汗再掠上都开平，清理哈喇嗔余部，1628年3月，林丹汗覆灭永谢布，杀顺义王卜失兔的最强有力支持者老把都之孙、永谢布首领那木儿台吉。永谢布建制从此消失，永谢布余民会永远记住这一年3月，右翼蒙古子民也会记住这一年3月。

也许是强大的永谢布以牺牲为代价为右翼兄弟换来了生存机会，受林丹汗突然袭击而溃散的右翼各部重新集结形成右翼联军。右翼联军以十二土默特、鄂尔多斯、乌梁海三卫、永谢布余众、阿速忒（哈喇嗔大营之阿速卫）等右翼各部为主，联军中还有往流蒙古（成吉思汗诸弟所部）的阿霸垓（今阿巴噶旗）以及内喀尔喀等部。从联军阵容上可见林丹汗之不得人心与众叛亲离。

1628年4、5月，林丹汗与右翼联军共演了“赵城之战”，结果林丹汗大败，察哈尔伤亡一万多蒙古军兵。这宣告了林丹汗对右翼蒙古之战失败，但却使强大富足的右翼蒙古被劫掠一空，而且伤亡残重。

在林丹汗摧残右翼蒙古的时候，察哈尔本部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却因不堪满州蚕食又不愿加入对右翼的摧残，而向外喀尔喀逃亡。

1632年林丹汗在满州的攻击下逃亡青海，1634年，给蒙古草原带来二十年战祸的林丹汗终于死了。否则，西蒙古的命运可能比右翼蒙古还残，因为他们还受外喀尔喀汗的驱逐。1635年4、5月，林丹汗之子降清，就在1635年，当初参加“赵城之战”的右翼各部也内附满清。喀喇沁右旗系历史从1635年原朵颜卫酋长苏布地开始；辽宁档案馆喀喇沁左旗系历史也从1635年开始，图琳固英（赵城之战中的名将杜棱古英）的家谱从1635年开始，也证明了这一点。

各种史料多可证明，喀喇沁于1635年降清，喀喇沁背负更多骂名，可能主要是因其顽强的对抗了攻掠，两首领苏布地和图琳固英更是“赵城之战”中最出名的战将，当然这主要是因乌梁海三卫还是尚受林丹汗攻掠波及的生力军；喀喇沁和乌梁海人也曾饱受磨难，1538年乌梁海万户被俺答汗等征服并瓜分，乌梁海万户人众之一部和阿苏特诸卫与永谢布加喀喇沁共成哈喇嗔黄台吉（皇太子）十大营（《蒙古黄史》载的永谢布加喀喇沁与阿苏特为一万户）。1544年俺答汗又征服乌梁哈三卫，乌梁哈三卫从此也受顺义王与哈喇嗔大营节制，在“赵城之战”前后哈喇嗔十大营几乎全部牺牲，乌梁哈三卫虽是救亡右翼蒙古的主力，但因其是从属，故只能扛起喀喇沁（哈喇嗔）的旗帜。

1628年，参加“赵城之战”的十二土默特之主顺义王卜失兔，卜失兔属下有著名的《蒙古源流》作者萨囊彻臣洪台吉，希望他能在牧风还没读过的《蒙古源流》中还历史些忠厚。

终于写出来了，林丹汗的失败之处也应该做个总结：综观以上，林丹汗不是蒙古大汗，他只不过是察哈尔汗。但最后察哈尔本部也多叛他而去，而原属永谢布的地区，现在空余察哈尔之名，察哈尔部人是勇敢而无畏的，但却被首领用做对内的屠刀；而未与金打过一个漂亮仗。察哈尔部人应该痛责林丹汗的无能！

如果他是个蒙古大汗，当时那么强大的蒙古各部和那么多的草原英雄中，他若能象13纪的西征一样，各部十丁抽二，蒙古部的强大也可重写。不出兵的就是背叛，再征伐也师出有名。

如果他是个蒙古大汗，他可以轻易的调兵三面包抄扼杀满族。因为在满族的东北有外喀尔喀和往流蒙古部众；在满族的西面有他的本部以及内喀尔喀、科尔沁和往流蒙古部众；在满族的西南有土默特、哈喇嗔、乌梁海三卫等右翼蒙古各部。

他当然无法和忽必烈等比，甚至他不如札木合，札木合虽送给成吉思汗各部，却还打过几个漂亮仗；他更不如近祖达延、俺答汗等，达延汗统一时被土默特所败还知联合往流蒙古各部而赢得胜利；俺答汗在驱逐斡亦剌（瓦剌）四部时还联合所有亲族部落。

他哪是蒙古的大汗，他是个独夫！他哪有一个朋友？无论左右两翼六万户蒙古，还是往流四万户蒙古。哪怕他率部战死、拼掉些满族的实力，没被消弱的右翼蒙古与其他各部也会联合为其复仇。他才是满族真正的朋友，甚至可以说他集蒙古的崇祯、李自成于一身！他没有帮助右翼蒙古强大威于明，也没有帮助内喀尔喀和科尔沁强大威于满清；更没有想过帮助西蒙古强大威于俄罗斯；他甚至没有保住本部的完整，让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离家逃亡。他只看到了右翼蒙古首领新死，半世纪所积的财富皆可轻取。努尔哈赤死时，他却不会利用。

如此的大汗，居然也称成吉思汗的子孙，成吉思汗在征战的任何阶段，都注意团结一切力量，甚至与他的许多敌人联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独夫！？难道是为了败家！？

为什么他离心离德，却要蒙古各部来背骂名这么久！哪个亡邦丧族之主，有过他这样的荣誉与幸福！难道就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可若成吉思汗有知，又岂会要这样的子孙？！

林丹汗毁灭右翼蒙古
达延汗统一蒙古左右两翼，但其九子分家时重新将各部细分。虽然长子系名义上继承正统汗位，但能在汉文史料中看到的，最有影响的是其三子系，达延汗之孙俺答汗（阿拉坦汗1507—1582），他统十二土默特成为蒙古右翼（土默特、鄂尔多斯、永谢布三万户）的盟主。

主张与明互市的俺答汗曾是让明政权最无奈的人物。关于其主要事迹，在中国史料中可详查。俺答1538年征服乌梁哈万户，乌梁哈部众被分给其他五部（鄂尔多斯、永谢布、土默特、察哈尔、喀尔喀）；1544年俺答汗又征服乌梁哈三卫。所以在蒙古右翼盟主俺答汗统治下蒙古人数庞大、实力雄厚，虽然俺答汗一直主张与明互市，但明一直不敢信他。至到明朝采用张居正新法时，明才与蒙古右翼各部互市。1582年俺答汗死，其子继位三年又死，其孙顺义王扯力克继位，因其年幼，坚强而优秀的俺答汗之妻三娘子（西蒙古人）代掌军政大权，直到其1 612年死，蒙古右翼一直和平发展维系与明互市。

当三娘子死后，蒙古右翼新统治者威信尚未树立，1615年，经营10余年的林丹汗利用这个机会登上了历史舞台，十万军攻掠明边，打破明与右翼蒙古和平局面，要求明与察哈尔互市，明政府趁机许以互市，并收卖他牵制新兴的女真政权，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女真政权蚕食内喀尔喀各部和科尔沁各部时，他没去支援这些部落，而是以1 0万大军帮明防御；这就是蒙古大汗与兄弟部落争利，却又被明政府收买做“看门狗”，如果说其他各蒙古部落是投清叛变，那么他是更早的愿做明政府的“看门狗”。也许在汉文化的保护下，这个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末代蒙古君主才一直戴着光辉的反清荣誉，可是以蒙古大汗的身份甘做亡元之明政权的“看门狗”，简直是对所有蒙古人的侮辱，更是对成吉思汗家族的侮辱。

蒙古右翼盟主俺答汗及其继承人虽然一直主张与明互市，但其保持军政的独立和自己的思想，如征服了明控制下的乌梁哈三卫。如所看到的，在赵城之战中参加右翼联军的还有往流蒙古阿巴嘎部，这都离不开俺答汗的影响。

鄂尔多斯万户离林丹汗攻击范围较远，受害较轻，此部和另一个攻击未触及的乌梁海三卫才成为赵城之战中右翼联军的军事主力。

15世纪前半叶，在北元大汗直属各部中永谢布万户最为强大。如大家所知，永谢布万户被林丹汗攻溃，建制从而消失，今人研究认为其主体是由元代侍卫亲军阿速卫、钦察卫后人组成；牧风不能苟同，因为如《蒙古黄史》所载，永谢布加喀喇沁与阿苏特（阿速卫）共为一万户，可见至少阿速卫与永谢布是严格分开的，在参加赵城之战的蒙古右翼盟军中还有阿苏特（阿速卫）。

哈喇嗔，是黄台吉十个大营之一，而这个大营却是由三种人所组成，即黑眼睛人，蓝眼睛人和黄眼睛人。按《校注蒙古纪闻》所说，“黄台吉”是“皇太子”之异译。“哈喇嗔”是“守卫”意，故所说“黄台吉十个大营”该是原来元皇室的十卫亲军。又以眼睛颜色分，极可能是所谓的“色目人”组成的扩充亲军，对照相关帖这一部族可能源自钦察人。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汗时，钦察人助过阿里不哥，忽必烈胜阿里不哥后，在扩建新护卫亲军时，调钦察人组成钦察卫。哈喇嗔在明末清初的林丹汗之前已经发展成一部，开平一带的哈喇嗔大营成为右翼蒙古的军事主力区域，但林丹汗将其攻溃，同一区域强大著名的永谢布更被覆灭。

土默特部，是达延汗时期的右翼三万户之一的土默特万户，后为俺答汗直属部，明末清初，土默特分东，西两部，习惯上把居住在今阜新，朝阳，北票的蒙古族称为东土默特，把居住在呼和浩特地区的蒙古族称西土默特，东土默特人是在约1 628年（赵城之战就在这一年，前一年林丹汗曾攻溃土默特与哈喇嗔部）迁徙过来的，东迁时移住阜新的不是土默特本部人，而是蒙古勒津人，民间称土默特左翼旗为“蒙古勒津和硕”。

从以上可见，土默特与哈喇嗔等溃部东迁至乌梁海三卫地，并在这里组织了蒙古右翼联军。乌梁海三卫首领苏布地、固琳固英等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如前所述他们不过是俺答汗最后征服的地位最低的属部，所以被林丹汗攻溃建制不全的所部只能牺牲乌梁海三卫以做补充和新建，但永谢布还是永远的失去了建制。

如果牺牲乌梁海三卫的建制，部分遮掩了林丹汗毁灭右翼蒙古之暴行，做为乌梁海后人，牧风悲痛莫名！但做为乌梁海后人，终于有勇气将毁灭右翼蒙古之林丹汗“皇帝拉下马”。乌梁海蒙古人请与所有蒙古人一起挺起胸堂，书写新蒙古文化的现代化篇章！

蒙古和突厥祖先是匈奴--包括现在的中亚突厥诸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等民族都源于匈奴

匈奴在罗马被称为Huni或Huna, 他们最早大概于公元前10世纪前后就生活到了欧亚大陆的东北大草原上。这群人是匈奴民族的直接祖先，并在日后分化成了亚欧平原上的两大种族，突厥和蒙古种族。

前9到8世纪，当时的周人称为“严狁”的匈奴人，当时他们生活在今天的内蒙鄂尔多斯，春秋时被称为“北戎”的匈奴部落。

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后半叶，匈奴似乎也成为了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字，其文字中可以明显发现和后世的蒙古和突厥词根的被继承关系。

统一的匈奴疆域广大，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这个游牧民族，所有的人员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所以他们的每一个游牧民，都是军人，而他们的行进方向，始终习惯性地朝南，于是，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

匈奴人非常凶悍，据史记记载，他们的战术往往是，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会引诱敌人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埋伏起来，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加上匈奴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相当先进。

公元前公元前214年匈奴头曼单于打败了甘肃的大月氏人。头曼之子、继承者冒顿在约前209年打败了满洲边境上的另一支蛮族东胡。

大约在公元前177或176年，冒顿彻底征服了甘肃西部的大月氏人。冒顿之子，继承者老上单于在结束了大月氏人的威胁后，把大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迫使他们向西迁徙，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

大月氏人西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结束了希腊在阿富汗地区的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该王国是由亚历山大的希腊王公继承者所建立的）。大约在在公元前140－130年间，游牧部落实际上已经从希腊国王赫利克勒斯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建立了大夏国。而大夏国不久就臣服于大月氏人在“妫水”以北（即今阿姆河以北，和锡尔河之间）建立的大月氏国。并在前126年左右被大月氏吞并。在公元1世纪左右，大月氏人统一了各部落，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古代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贵霜王朝。其疆域从阿富汗扩张到了北印度的旁遮普。

公元前167年，匈奴老上单于进入汉人国家中原的陕西，直至彭阳（都城长安以西）。公元前158年，他们返回渭河以北，直接威胁着长安。 公元前142年，他们进攻山西北部大同附近雁门方向的长城。

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内战，呼韩邪和郅支两位单于互相争位，前51年，呼韩邪归与中原汉人皇帝汉宣帝和好，随之打败郅支单于，占领了匈奴故地，被称为东匈奴。

郅支单于则向西攻击，在咸海流域打败乌孙人和康居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被称为西匈奴。这支向西迁徙的匈奴人在以后的400年间，就此不为人所记录，直到公元4世纪末，他们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首领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才再次让世人震惊。

公元48年，东匈奴发生分裂，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首领的率领下起来反对蒲奴单于。游牧于内蒙古。

公元375年，一支更为强悍的匈奴人突然出现在顿河的左岸，从此走上了让欧洲震惊的征服之旅。这支匈奴人的来源，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猜测是公元前36年被西汉征服的西匈奴郅支单于的后代，至于他们这400年间的历史，由于他们没有和任何一个当时的文明势力所接触而记录，所以已不可考。

匈奴人一进入欧洲，没有受到过欧亚平原的蛮族冲击的欧洲文明国家和半文明国家对他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公元375年，匈奴征服了顿河至捷列克河之间的阿兰人。幸存的阿兰人辗转流离到了高卢南部，成为了现代加泰罗尼亚人的祖先。

公元376年，匈奴打败了当时在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王国，使大多数东哥特人臣服。残存的东哥特部落，进入了巴尔干。同年，西哥特人，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入侵，被迫放弃在中欧平原的土地，度过多瑙河南下，进入罗马帝国。

由于东西哥特人的离去，匈奴人到405年左右，已经完全占据了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广大草原，并开始进攻欧洲。406年，他们经喀尔巴阡山豁口占据了匈牙利平原，他们由此扩张到多瑙河右岸，成为了罗马帝国的邻国。

在随后的30年间，虽然匈奴帝国对罗马帝国的巨大财富充满渴望，但由于忙于自身内部的权利混战，所以基本上两大帝国的边境依然保持平静。直到435年，阿提拉杀兄即位后，阿提拉统一了匈奴全境，威武的的“上帝之鞭”开始了挥舞了。

441年，阿提拉东罗马宣战，他度过多瑙河，横穿今天塞尔维亚和保加力亚，然后劫掠了色雷斯，东罗马帝国强悍的重步兵方阵，在阿提拉的骑兵箭手冲击下，几乎不堪一击，（阿提拉的进攻基本上淘汰了罗马步兵方阵的作战方式）历时7年的不断进攻，让整个东罗马帝国几乎崩溃。448年，无力再战的东罗马帝国，隔地求和，将多瑙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割让给阿提拉，这块土地，包括了今天的塞尔维亚全部，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大部。除此之外，东罗马还承诺了高额的岁贡，并允许了阿提拉在希腊北部的劫掠。

451年，阿提拉对西罗马帝国的领土和联姻要求遭到拒绝后，阿提拉开始进攻西罗马帝国。阿提拉统领惊人的五十万大军进入高卢，1月度过莱茵河，4月，阿提拉火烧梅斯，接着围困奥尔良。7月，由于阿提拉担心东罗马帝国的援军，主动撤退。

452年春阿提拉入侵意大利，攻克并焚毁了阿奎莱亚。他还占领了米兰和帕维亚，进行了恐怖的大屠杀，并开始向罗马进军，罗马皇帝瓦伦丁三世从罗马逃走，7月，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答应交纳贡赋，并把罗马皇族公主荷罗丽娜嫁给他。阿提拉于是撤退。

阿提拉的恐怖征服在453年他离奇身亡后，突然终止。阿提拉的匈奴帝国，在他死后如同潮水一样退却了。归顺的东哥特人在后方立刻反叛，并在454年杀了他的长子。他的另外几个儿子，有的率部退到了黑海沿岸，有的归附了西罗马帝国，还有的继续向东罗马帝国进攻，468年，阿提拉的儿子顿吉兹奇在多瑙河下游被东罗马帝国击败，其本人兵败被杀，头颅被拿到了君士坦丁堡示众。

最后，就是那些残留在黑海北岸的匈奴人部落了。他们分为了在亚速海西北和顿河河口的两个部落，由于东罗马帝国的挑拨，两支部落不久成为敌人。自相残杀了几十年，其中还有进攻君士坦丁堡的举动，但被击败。两支匈奴部落，在内战中日趋式微，最后在6世纪来自俄罗斯平原的阿瓦尔人的征服中消亡。我们所知道的匈奴的最后一点踪影是，那支在亚速海的匈奴人，最后和当地人融合通婚后，形成了另一支游牧民族保尔加人，他们在阿瓦尔人的征服中，逃离了南俄平原，进入了巴尔干，是保加利亚民族的先祖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神奇的匈奴民族，并没有消亡，他们的后裔演变成了蒙古人，突厥人两大种族。这个民族给历史留下的最难忘的记忆是，他们居然可以纵横万里，对当时世界上的三大文明巅峰，汉，波斯，罗马，都造成极大的威胁，不改其民族本色，其生命力之顽强，令人感叹。

突厥民族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突厥民族在几乎所有的文明中心都留下了他们的历史，并至今生生不息着。他们曾是欧亚草原的霸主，他们在历史上首度在西域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他们再次被蒙古人兄弟征服后又实现了了第二次融合，使自身血液脱胎换骨并回归于蒙古，形成了真正的亲生兄弟。然后他们做过中国的皇帝。他们主宰过伊朗高原，他们征服了神话般的罗马帝国，他们统治了半个欧洲。也是他们，是伊斯兰人民中的第一个觉醒的民族，开展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

由于蒙古和突厥民族的部落非常多，因而其中之一的突厥人在历史上建立了非常多的国家，这里只能按照时间顺序，把一些重要的突厥国家历史介绍一下。

突厥民族可能是诞生于阿尔泰山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在这一地区，出土过许多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古代文物，包括青铜面具，匕首，动物饰片，铁制马具，以及棺木中的木雕等等，从这些文物的纹饰和风格看，他们应该是突厥人的早期文化，俄罗斯人将这一文化称为塔锡蒂克文化。随着匈奴人的衰落，其直系继承者突厥人开始在欧亚平原崛起。

突厥人建立的第一个大国，根据突厥史家的观点，就是大名鼎鼎的拓跋部落国家。公元6世纪初，统治漠北的是蒙古柔然部，当时各突厥部落臣属于柔然汗国。6世纪中叶，突厥部在西域崛起，西魏为了拉拢突厥共同对付柔然，把一个公主家给了突厥首领土门（看来真有可能是同族的阿），552年突厥和西魏一起夹攻柔然，柔然阿拉瑰可汗自杀，柔然败亡，突厥于是占领了柔然故地，土门称可汗。建立了广大的突厥帝国。

土门可汗不久去世，他的庞大帝国，被他的儿子和弟弟继承，其子木杆可汗得到蒙古地区建立了东突厥汗国。其弟室密可汗，继承了西域的疆土，包括准噶尔、额尔齐斯河流域、、伊犁河流域、直到怛逻斯河流域，建立了西突厥汗国。

先来看东突厥汗国。从木杆可汗统治期间553－572年，东突厥开始迅速强大起来。560年前后，木杆打败了契丹人，势力到达了辽河西岸。581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即位，西突厥达头可汗拒绝承认沙钵略可汗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东西突厥正式分裂，并引发内战。达头联络辽西的契丹一起进攻沙钵略。当时隋文帝立国不久，在面临突厥有可能重新统一的关头，非常英明地排部队地支持了沙钵略可汗一同对付达头，并在达头退走后，在东突厥内部不断制造权力纠纷。

587年，东突厥都蓝可汗即位，东突厥自此分裂。600年东突厥都蓝可汗死，西突厥达头可汗再次企图统一突厥，西突厥于601年进攻长安，602年进攻内蒙的突利。624年，颉利可汗率突厥精锐骑兵，打到长安附。

突厥帝国的缔造者土门可汗死后，他弟弟室密可汗继承了西部地区，称为西突厥汗国。这时波斯的萨珊王朝日趋强盛，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拜占庭人看中了在波斯后方的室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与568年与西突厥结成反对共同敌人萨珊波斯的牢固联盟。接着，这位突厥王向波斯宣战。572年，拜占庭人也亲自向波斯宣战，这一战争持续20年（572－591年）。在此期间，西突厥与拜占庭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575年，室密可汗去世，达头可汗即位。由于君士坦丁堡宫廷与柔然的残部，也就是阿瓦尔人达成了友好协定，达头非常不满，作为对该条约的报复（达头认为这一条约撕毁了两国之间的联盟），他派出一支由某个名叫波汗的统帅率领突厥骑兵去攻打拜占庭在刻赤附近（黑海沿岸）的潘蒂卡派（576年）。581年，突厥又兵临刻赤城下，直到590年，他们才完全撤出该地区。

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争吵没有妨碍前者继续对波斯的战争。在588至589年期间，他们入侵了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西突厥汗国完成了对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的征服。630年，当玄奘途经该地时，巴克特里亚是昆都士的西突厥可汗儿子的封地。当时的西突厥从哈密一直延伸到威海和波斯。以阿姆河南岸为界与波斯相邻。

达头之孙射匮可汗只获得了塔什干附近一小块地盘。但射匮可汗以此为中心，又开始了统一西突厥的事业。611年，阿尔泰地区的薛延陀部归降于西突厥。611至618年间射匮可汗统治着从阿尔泰山到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几乎恢复了西突厥全境

射匮之弟、继位者统叶护可汗进一步扩张势力。他已经征服了叛乱的铁勒部，重新获得了对阿富汗的统治，并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的霸权。

630年，葛逻禄部反叛并杀害了统叶护，西突厥分裂为葛逻禄部和咄陆部两部互相混战，咄陆部可汗为了避免唐朝插手，统一西突厥，不惜进攻唐朝在哈密地区的屯军，但是唐将郭孝恪在今天的乌鲁木齐附近的博格达拉山附近打败了他（约*2年）。逼其逃往阿富汗。唐朝获得了对西突厥汗国的宗主权。

651年，咄陆部贺鲁可汗得到葛逻禄部的承认，恢复了西突厥汗国。为了谋求独立，贺鲁可汗发动了反叛中国的宗主权的叛乱，为了镇压这次叛乱，唐和回纥突厥人（从前的铁勒部）结成联盟。从此直至被蒙古帝国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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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记要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４日，日入绥远省城，贺秉温就以商会会长资格，担任了维持会的委员，从而又任了归绥市的市长。贺秉温系归绥县人，一生作烟土商，由土业公会会长，进而为商会会长。
在日入绥后不久，德穆楚克栋鲁普（下称德王）和蒙古军也进入绥远，并得到日军支持，预定将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德化迁到归绥。为此于１０月２７日，召开了第二次蒙古大会，当时内蒙西部各旗代表及绥远维持会代表三百余人参加会议，议决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绥远省城归绥市为首都，并改名厚和（呼和）；
同时发表宣言，其要旨如下：“蒙古民族，固有其土地及人民，且在元朝，创造了伟大而光荣的历史。明代虽退归朔漠，尚保有其与各族的平等地位。迄于清朝，更以分藩兄弟，保有旧疆，并未损失寸地。民国成立，标榜五族共和，我蒙人欣获平等待遇，赤诚拥护不渝。孰知二十稔以还，政府竟以蒙古为外府，省县设治，割土几尽；党政专恣，剥削无穷；以致盟旗生计，日趋凋落。蒙人义愤填胸，因有高度自治之要求。然自百灵庙树立自治机构以来，政府阳为允准，实则蓄意摧残。疆吏百般挑拨，甚至大军压境；或用经济封锁，令我穷途无路。长此以往，岂非危险之极！因之，去春乌珠穆沁第一次蒙古大会议决，建立蒙古军政府，编制军队，辑抚蒙民。一载以还，规模已具。
近数月中，又得友邦义军协助，恢复蒙古长城以北之故土。今由各盟、旗、市、县长官及军民代表议决，建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保有蒙古领土、严防共产及协和民族为基本精神，以安定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并坚持和睦友邦，共存共荣，以实现东亚和平之初旨。天人共鉴，此志不渝！”
政府主要人物如下：
主席云端旺楚克
副主席兼政务院长德穆楚克栋鲁普
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
参议府议长吴鹤龄
政务院总务部长陶克陶
政务院财务部长吉尔嘎朗
政务院保安部长特克希卜彦
政务最高顾问宇山兵士
军事最高顾问高场损藏
至翌年（１９３８）３月２４日，名义上担任主席的云端旺楚克病逝。７月１日第三次蒙古大会，又议决以德王继任主席，李守信兼任副主席。以下人事，皆无变更。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时，察南、晋北各已成立伪自治政府，它们有感于产业、金融、交通等项，各自为政，诸多滞碍，就在日寇发动之下，由三个伪组织的代表察南于品卿、晋北夏恭、蒙古卓特巴札布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２日在张家口协议，成立联合委员会，其协定条文如下：（一）本联合委员会，称“蒙疆联合委员会”，处理有关产业、金融、交通及其他重大事项；各政权将原有权力一部分，委交本会行使之。
（二）联合委员会设总务委员会及产业、金融、交通各专门委员会；其委员会由各政权的特派委员及其他必要职员组成之。
（三）总务委员长为联合委员会之代表，总理本委员会之会务。
（四）联合委员会设日本最高顾问一名，顾问、参议若干名。
（五）联合委员会的决议，须得关系委员，最高顾问及关系顾问之同意。
（六）联合委员会之统制及指导，均以命令行之。
（七）联合委员会之经费由三个政权分担。
（八）联合委员会受各政权之委托，得掌管其共同财产。
（九）非经同意，不得脱离本委员会。
（十）本协定分缮日、汉、蒙三种文字，遇有条文疑义解释时，须以日文为根据。
其人员如下：
总务委员长（暂缺）
总务委员会委员：卓特巴札布、陶克陶，金永昌（以上蒙古联盟政府代表人）；于品卿、杜运宇（以上察南自治政府代表人）；夏恭、马永魁（以上晋北自治政府代表人）。
产业委员会委员：陶克陶、于品卿、马永魁金融委员会委员：陶克陶、杜运宇交通委员会委员：金永昌、夏恭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参议：杉谷彦次郎到了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９日，伪委员会决议扩大组织，改订原协议第二条，于产业、金融、交通外，增财务、民政、警务三项；并将各委员会改称为部；同时新设民生、保安两部。
其人员如下：
总务部长：卓特巴札布产业部长：金永昌财政部长：马永魁保安部长：陶克陶民生部长：杜运宇交通部长：杜运宇（兼）日本顾问：野田武（总务部），高津彦次、森田清（产业部），寺崎英雄、久间猛（财政部），满尾君佑、伊藤佑、赤坂亮一（交通部），野田武（民生部兼），伊藤佑（保安部兼）这次扩大组织，而总务委员长仍暂缺员；到了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９日，德王始就了这一伪总务委员长的职务，为他下一步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伪主席打好基矗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由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又演变而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其成立宣言，大意与前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宣言相同，惟最后强调“防共、协和及厚生诸点为施政之本；而以巩固日、满、蒙、中之联系，同向东亚新秩序建设而迈进为旨归”。又为表示 “日、回、蒙、汉四民族协和的精神”，规定了“黄（代表汉族）、绀（蒙族）、白（回族）、赤（日本大和族）、白、绀、黄”等色上下相间的“国旗”。
其组织大纲如下：
（一）新政权以蒙疆地域为中心，以东亚民族构成之。
（二）新政权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三）新政权之首长称主席。
（四）新政权本东亚之道义，施政以民意为大本。
（五）首都定奠于张家口。
同时，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组织共选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伪主席，夏恭、于品卿为伪副主席。德王就职誓辞如下：“余在神佛照鉴之下，愿本建设精神，遵守组织法及诸法令，努力于防共、协和及厚生之大业，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以期巩固建国之丕基于永久。谨誓！
成吉思汗纪元七百三十四年九月一日
德穆楚克栋鲁普”
府成立后，原伪察南及晋北两自治政府改为两个政厅，直隶伪政务院。而原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地区则分为五 个盟，也直隶伪政务院。其辖区如下：察南政厅辖张家口（市）、万全、宣化、蔚、阳原、怀来、怀安、涿鹿、龙官、赤城等十市县。
晋北政厅辖大同、朔、浑源、应、阳高、天镇、左云、怀仁、山阴、灵邱、广灵、右玉、平鲁等十三县。
察哈尔盟公署辖正蓝、正白、厢黄、厢白、太仆寺左翼、太仆寺右翼、上都、明安等八旗。
巴彦搭拉盟公署辖正红、厢红、正黄、厢蓝、土默特、集宁、凉城、萨拉齐、包头、兴和、武川、丰镇、托克托、陶林、和林格尔、固阳等五旗十一县。
锡林郭勒盟公署辖东乌珠穆沁、西乌珠穆沁、东阿巴嘎、东浩济特、西浩济特、东苏尼特、西苏尼特、东阿巴哈纳尔、西阿巴哈纳尔等九旗。
伊克昭盟公署辖杭锦、乌审、准噶尔、郡王、札萨克、达拉克、鄂托克、五原、临河、东胜、沃野等七旗四县。
乌兰察布盟公署辖四子部落、喀右翼、茂明安、中公、东公、西公等六旗。
其各部门官长如下：
主席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参议府议长吴鹤龄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蒙古军参谋长乌古廷最高法院院长补英达赖最高检察长刘继广政务院院长卓特巴扎布咨议雄诺敦都布、特克希布彦总务部部长关口保次长武内哲夫民政部部长松津旺楚克次长早坂冬男治安部部长丁其昌次长藤井武一郎司法部部长陶克陶次长日比野襄财政部部长马永魁次长大场辰五助产业部部长杜运宇次长中西实雄交通部部长金永昌榷运清查总署长吉尔嘎朗牧业总局长郭尔卓尔札布最高检察所次长隈光孝道最高法院次长安布恕榷运清查总署副署长高须进一税务监督署副署长岛田三郎各地方官长如下：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次长武藤公平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次长森林雄次郎巴彦搭拉盟盟长补英达赖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札布乌兰察布盟盟长巴宝多尔济伊克昭盟盟长阿尔坦鄂齐尔锡林郭勒盟盟长松津旺楚克土默特特别旗总管默勒根巴图尔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厚和市市长李春彦包头市市长金朝文二伪蒙政权自始至终是完全由日本培植并由日本支配一切的，但这伪阵容内的主要人物，因其来路不同，派别也很分歧。现在约略分述如下：就其大者而言，有德王和李守信两派。这两派原来是由日本特务机关分别培植的，到了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才合了流；再到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德主政而李主军。然在第一次合流时，德王自兼第二军，其四个师长依恒额、包悦卿、宝佐臣及雄诺敦都布等，都是德王的人；后来虽然人事有变，仍然不外这个底包。可以说德王的实力，早已培基于蒙古军内；李守信所能指挥如意的，还只是他原来的第一军。然自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李守信的势力也渐渐伸入了政界。他的旧部刘继广、丁其昌（原第一军的师长）等都作了最高检察长和内政部长；后来李本人也继夏恭之后作了副主席，而刘继广、李树声等又分别任了大同、宣化两省（即察南、晋北两政厅所改）的省长和张家口特别市市长，从而李的势力也渗入德王的范围。因此德李之间尽管有些矛盾，大体上还能合作。
单说德王以地区分，可别为东蒙、绥蒙、察蒙三派。
东蒙派是以陶克陶为首，自始就是以甘当日本特务的姿态出现的，完全以日本特务机关的意志为依据，经常伺探德王、李守信等的言语行动向他主子报告；甚至依靠日寇，欺压德、李等人。但至后期，德王等渐得日寇的谅解，把他的大权取消，只畀以参议府参议的名义。东蒙还有热河一派，如吴鹤龄、金永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乌古廷（东北讲武堂毕业）等，原想借着德王搞些事业，并非真想投靠日本，日寇也并不很信用他们，特别是对于吴鹤龄。德王早想用吴主政，但内遭陶克陶的反对，外受日本人的阻挠，不能如愿，只好派吴到日本考察。这说明东蒙两派完全对立，因而德王与日本之间也曾有较大的摩擦。
绥蒙派王公留在原旗未动的，既入于日寇侵入范围，只得跟着下海；但他们不积极活动，很少参加张家口伪中央政权，因为他们并不拥护德王，德王也不信任他们。
察蒙派德王以下，以补英达赖、卓特巴札布为首，有松津旺楚克、雄诺敦都布等人。他们或系德王的亲戚，或系札萨克、总管，唯德王之马首是瞻。德王自然信任他们；日本人也利用他们容易驾驭，所以他们始终占有高位。五盟中除伊、乌两盟外，其他三盟盟长均为此派人物所盘踞。最特殊的是补英达赖，他既不是札萨克，也没任过总管，而且不是巴彦搭拉盟的蒙民，德王以姻娅关系，硬拼凑了五旗、十一县（原为绥远省政府的辖地），划为巴彦搭拉盟，让他作了盟长。这是德王破天荒地任用私人，深为蒙人所不满。
此外还有两个无派别的，第一个是杜运宇。他以山东人流落到张家口任职，在伪政权成立前后，他和日本、蒙古全无往来。因察南维持会的旧关系，加入了组织，历任各部，但始终不参加以上各派。有时在无关日本国策问题方面，他还敢同日方争论。如对于车站警士胡乱打人以及小日特的不法行为，他对日方曾提过“必须依法惩办”的要求，从而此风稍戢。第二个是默勒根巴图尔，他是土默特旗完全汉化了的蒙古人，卒业于北京大学；和杜运宇一样，那时都在壮年。但他沉默寡言，对其他蒙派无所联系，只和德王有直接的关系。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到绥远后，他就到了解放区，听说作过内蒙政府民政部的副部长。

随着时势的要求，日本方面认为伪政务院的组织，已经不适用了。为了加强效力，精简机构，日伪于１９４１年６月１日，公布了改订政务院官制十九条，同时改组了伪机构。
卓特巴札布调长参议府，吴鹤龄调长政务院。吴在日本两年，不但学会日语，而且娶了一个日本妻子。这时他已回国，而陶克陶从此下台。政务院以下人员是：总务厅长武内哲夫（兼）次长陈有声回教委员会委员长——蒋辉若副委员长——曹英、李郁周驻日代表部代表——特克希卜彦驻满代表部代表 ——恩和布林驻华办事处处长——市村隆吉中央学院院长——黑岩义胜（少将）司法委员会长官——杜运宇次长——住安国雄交通总局局长——金永昌次长——中西实雄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副委员长——吉尔嘎朗穆克登宝内政部部长——丁其昌次长——武内哲夫经济部部长——马永魁次长——沼野英不二这一时期前后的地方重要人员如下：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次长——泽田贞一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次长——森井雄次郎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札布副盟长——色楞那木济勒参与官——森一郎巴彦搭拉盟盟长——补英达赖副盟长——默勒根巴图尔参与官——简牛三郎伊克昭盟盟长——阿尔坦鄂齐尔副盟长（缺员）参与官——黑泽隆吉乌兰察布盟盟长——沙拉巴多尔济副盟长——林泌僧格参与官—— 木村佑次郎锡林郭勒盟盟长——松津旺楚克副盟长——补达巴拉参与官——久光正男张家口特别市市长——韩广森在此以后，直至日寇投降，三年有余，这一伪政权的内外方面组织和人员，略有变更。即司法委员会又改称司法部，调宣化省长文画君为部长。经济部长马永魁死后，调大同省长田汝弼继任；田死后，又调杜运宇继任。察南和晋北政厅，在１９４３年以后都改为剩宣化第一任省长为李焕瀛，李死后，以文画君继任；文调司法部后，以大同省长刘继广调任。大同第一任省长，仍由原长官田汝弼改任；田调经济部后，以刘继广继任；刘调宣化后，以张家口特别市长李树声继任。


三
初期，是以日军的军部，直接通过伪组织统治各地。后来日本设立了兴亚院这一机关，作为侵略亚洲统一计划和指挥的中枢，在华北和蒙疆都设有分部，名为兴亚院华北或蒙疆联络部。蒙疆联络部的组织如下：联络部长官总务部官房政务课政务情报经济部第一课财政物动第二课农牧矿业第三课交通运输治水土木文化部文化卫生大同联络事务所厚和联络事务所包头联络事务所联络部就是统治伪蒙古自治政府的最高机关，伪政府的最高顾问是承联络部长官之命行事的。第一任长官是竹下义晴中将，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竹下他调，以岩崎民男继任。更后又把兴亚院联络部取消，改为日本驻蒙古公使馆，岩崎民男少将将改任公使。但这是换汤不换药的统治方法，其本质是绝无二致的。
其次配合统治的有日本新旧领事馆。为了管理侨民，通过外交关系，在别国城市里，开设领事馆，是很平常的事。但日本设领，特别是张家口设领，纯粹是为调查、研究，从而侵略这一地带服务的。远在１９２３年，那时日本在张市的居留民不过数人，就设立了驻张领事馆，经过了荒井、根津、山崎、桥本四个领事，一直搞的是鬼祟的勾当，地方政府也有所闻，但并未严加防范。日寇侵占热河和七七事变时，曾两次闭馆。到了日军进入张家口时，重升格为张家口总领事馆，以森冈任总领事。随着日军西侵，１０月分设出张所于大同、厚和和包头。１９３９年５月，厚和出张所升格为总领事馆，包头升格领事分馆，大同未变。其总领事馆的机构如下：领事总领事副领事总务会计文书官房司法经济调查警察署保安司法特高经济警察危害中国人民最甚的，就是警察署的特高（高等特务）和经济警察。领事馆的警察署本是为日本居留民而设置的，没有任何权利管中国人。但高等警察经常借口反日思想，欺侮勒索；而经济警察又借口暴利，帮助日人，讹诈商民。
另外，日本在张家口还设有军司令部，其司令官为中将级（根本博曾任司令官），名义上是指挥驻在蒙疆的日军，但关于配合作战，往往也涉及伪蒙古军，从而伪蒙军就得受他们的指挥。至于伪蒙军的扩编与分合，更须事先得到日本军部的同意，那就不必多说了。
四
１９３９年终，汪精卫从重庆脱出，勾结日本，期图在沦陷区内建立一个统一的伪政权。他仍然利用“以党（国民党）治国”，以“国民政府”为名，与蒋介石的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立。在他次年３月３０日“还都”以前，曾与华北及蒙古当局有所协商。关于与蒙协商的情况是这样：汪方以周佛海为代表，蒙方以李守信为代表，在青岛交换意见后，约定如下：（一）“中央政府”基于既成事实，承认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高度防共自治权。
（二）其关系间的细节，将来由“中央政治会议”再议；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蒙古可以派代表出席。
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蒙政府曾发表声明，大意如下：“今次事变，澎湃东亚全土，咸以反共为契机、和平为愿望。今次国民政府成立后，善邻相环，对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具现，更加有力。我蒙疆以友邦日本之绝大支援，早已蹶起，成为防共特殊地带；并已阐明铲除共产党的决心，以期为东亚协同整体，尽我一环的努力。
“今新中央政权的新国民政府于本日成立，树立和平救国之旨，与东亚永久和平之东洋道义实相吻合。谨祝其前途无量并对汪精卫主席挺身而出的爱国至情，表示敬意。
“自新国民政府成立后，重庆伪蒋政权即将濒于溃灭；人民久陷暴政，痛苦呻吟，倘尚不知悔悟，定遭惩处。我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基于其特殊性，坚持高度自治，但愿参翼新国民政府，协力于兴亚圣业之完遂。”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出蒙古还是要与伪汪政权分庭抗礼，当然这也就是满蒙政策的本质。让满蒙都成为“国”，分别在它统治之下，北抵苏联，南制中国本部。因此，蒙古与满州都是互驻代表、互相亲善、互换物资、互任人员。
在满州庆祝建国十周年时，也就是１９４２年的４月，蒙疆主席德王率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内政部长丁其昌、参议府参议吉尔嘎朗、主席府秘书处长村谷彦治郎、总务厅参事中岛万藏、主席府秘书旺尔克札布、朝克巴达尔夫等十四人，于２２日到达满州的新京长春。当日向满州皇帝溥仪作非正式的觐见；次日，溥仪在东便殿正式接见。德王对满给蒙的支援，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并“对满洲国十周年寄予真诚的庆祝”，随即敬献赠品。溥仪答谢，并分别去嘉乐殿及别室宴会。下午，德王等又到关东军司令部访司令官梅津表示感谢支援。当晚梅津宴请蒙古代表团全体，由满州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和部长们作陪。梅津致欢迎词后，德王致答词：“自蒙古政府肇造以来，基于日蒙亲善的宗旨，关东军对我们的支援，是口难尽述的。举其大者，从百灵庙自治运动直至蒙古军政府的成立，均依关东军为后援，即以后的绥东、张北及绥远诸战，也和关东军的支援有着莫大的关系。以上这些，关东军都体现了日蒙协力的精神，为日蒙两民族的亲善，树立了牢不可破的基矗饮水思源，实深感激。今后我蒙古愿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诚心诚意献出我们所有的力量，为东亚大理想、皇军大胜利而努力！”
为了对德王访问的答礼，满州派治安部大臣于琛澄为专使，率随员兴安省长博彦满都、外交部调查司长何春魁、兴安省参事官乌云达赉、总务厅理事官松山外吉等十一人，于６月９日到张家口。次日，谒德王于主席府，最高顾问大桥忠一，副主席于品卿、李守信均在座。午后，到政务院访问伪院长吴鹤龄及兴蒙委员长松津旺楚克；晚间，德王设宴招待。１１日，于琛澄等至兴亚院联络部访问，随即回任。
在前一年９月１８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率随员六人，曾至张家口与德王会谈一次。
以后华北建设总署督办苏体仁虽又到张市访问，但亦只是普通酬应。蒙古所派往华北的答拜人员不过金永昌之流，非但德王不往，即伪院长级的使者亦不作公式的答拜。这是日寇防止蒙古与华北、南京组织任何团结的具体表现。
但德王曾亲对我说过：“在保持特殊情况，也就是用人行政自主之下，承认南京政府为最高宗主权是可以的，但必须有所等待。”...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王颋
提要：享有相当声誉的元史研究会会长刘迎胜的重要著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当仔细校读的时候，却发现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作品：语言表达，颇不通顺；结构奇怪，既不是最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论文集，也不是布局严谨，有中心、有思想的方面通史。作者对语言学、博物学、民族学的知识所知不多，却敢于涉猎、敢于解释。没学好中文却在卖弄西文，不懂得地理却在考据地名，乃是整本书的最大“特色”。对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经常见到没有证明或只稍带几句就已出现的“全新”史实的推断。追索其成名的原由，多半与知“马”的伯乐，不行挑选“好马”，却去荐举和推崇“好牛”有关。以半载数月学一种外语，进而从事研究，自我标榜，乃是学术界“忽悠”的“终南快捷方式”之一。

一
仔细阅读应该是高品位专业著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1] ，几乎就有令人有难以解答的困惑。首先，就是从非“专业”的 “语文”写作的基本能力来说，其作者，也是有所欠缺的。相当多的词、句，读着就使人感到有说不出的别扭，有的甚至很难理解确切的意思。页5：“二千余年来，蒙古高原一再成为建立游牧民族的强大国家的摇篮”。页4：“统一蒙古高原诸部，抗衡辽、金王朝，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页87：“拔都在拥立宪宗，把皇位从窝阔台家族转入拖雷家族的斗争中出力最大，所以元代官方文献和伊利汗国所修史书都对他赞不绝口”。页95：“元定宗贵由在西征拔都的途中死去，蒙古国的管理机器突然失去了它的操纵者”。页344：“这不仅是出于吸引叛王向慕德化的考虑，也表明元政府对宗亲诸王对成吉思汗的遗产，有权占有一定的份例的蒙古旧制的尊重”。页66、67：“蒙古建国之初，西域史上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就是镇守西域的察合台与合罕（大汗）及其在西域的属地的关系问题”。“建立游牧民族的强大国家的摇篮”当作“游牧民族建立强大国家的摇篮”；蒙古兴起时，金存而辽灭已久，何以“抗衡”？什么是“赞不绝口”？什么是“管理机器”？什么是“成吉思汗的遗产”？“西域的属地”究竟是察合台的，还是大汗的？

不仅如此，《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似乎于使用汉语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上，存在着分辨概念和演绎逻辑的困难。一些彼此有着关系但有层次、内涵不同的词汇被完全地混淆，一些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事情被强调作必然的因果关系。前者如：又，页20、21：“成吉思汗分封时，斡札尔家庭的领地成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虎牙思则是察合台兀鲁思大（？）斡耳朵的驻地，蒙古人在阿力麻里设立达鲁花赤，但斡札尔家族在元代长期维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还把势力扩展到西辽故城虎思斡鲁朵一带”。页600云：“1211年以后地入蒙古，成吉思汗置达鲁花赤于此，但斡札儿家族的政权仍长期存在。成吉思汗西征以后，阿力麻里划入察合台份地，成为察合台汗国的行政中心”。后者，如：页94：“拔都反抗贵由，不仅是他们两人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在以马匹为主要运输、传递手段的时代，中央政府是无法长久保持庞大帝国各部分之间协调一致的”。页179： “八剌的这样任意破坏、抢劫不花剌和撒麻耳干这两个阿母河以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的企图，并不能只用蒙古贵族的残酷本性来解释，它首先说明了游牧文化与定居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

不知是什么原因，《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并存有显然互相矛盾的叙述。页259：“蒙古时代是畏兀儿灾难深重的年代。自成吉思汗时，畏兀儿就不断被迫为蒙古贵族的一次次征服战争提供兵源，元定宗贵由死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卷入窝阔台、蒙哥（拖雷！？）两大家族的争位事件，至使撒连地亦都护被处死。在阿里不哥、忽必烈争位之战中，阿里不哥的溃兵沿河西退入畏兀儿北境，跟当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页274：“都哇围攻火州给畏兀儿之地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此之前，畏兀儿地区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和平发展过程，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畏兀儿文明。巴而术（术）阿而忒的斤归降成吉思汗后，除了不时征发兵马从军和进贡外，这里仍维持着和平的环境。但是，都哇深入火州以后，动乱的年代便开始了”。“都哇围攻火州”，即使按照作者的时间确定，也不过是至元十二年（1275）；就是距“阿里不哥、忽必烈争位之战”的中统元年（1260），也要晚十五年。暨，页591：“据11世纪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记载，当时的高昌由22个村子构成，如果设想，高昌周围的22个村子在13世纪时已发展成24个村子，则贰拾肆个城子指的是吐鲁番一带”。“村子”，就是“城子”吗？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特别爱好卖弄其语言的“天赋”，经常进行毫无依据的发挥。页55：“起义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马哈木的制筛匠，他住在离不花剌不远的一个叫答剌卜的村子里。操波斯语的民族习惯于把籍贯附属于姓名之后，因此人们又称他为答剌必”。实际上，凡姓名多有雷同的民族，为了加以区分，特别是成了名人后，都有将其出生地或居住地附于姓名前或后的习惯。称呼这种类似于“绰号”的名字，无论操闪含语族语言的阿剌伯人、柏柏尔人，还是操拉丁语族语言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都有此种“风尚”。“不花剌”、亦今布哈拉的答剌必及当地民众所操乃“突厥语”，他们又怎么成了“操波斯语的民族”呢？最为使人困惑不解，该书的作者弃已有的专业翻译名词不用，自行捏造新的名词，而不加任何说明。如：中亚盛行的地方贵族和统治者的称衔emir，或依照中世纪汉语音读译写作“异密”（密为词尾为t的入声字，用来译带r的音节，是唐代惯例），如何高济的志费尼书中译本；或依照现代汉语的近似音作“埃米尔”。可是，该书页56作“阿米儿”。乃为今土耳其所辖地方名称的小亚美尼亚（Armenia Minor），由于不同语言的读音差，前部分有“亚美尼亚”、“阿尔明尼亚”的中文译名。可是，该书页588作“小阿儿马尼”。

二
蒙古的二个部分“迭儿列斤”、“尼伦”的区别，迟至阿阑豁阿“没有丈夫”生子以后才出现。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部族志》：“阿阑豁阿没有丈夫感光受孕，生下了三个儿子，凡起源于这三个儿子的氏族和后裔者，被称为尼伦，意为腰，这是隐指贞洁的腰，因为他们是感光受胎的”。又，“迭儿列勤蒙古指一般蒙古人，而尼伦则指出自贞洁之腰，即出自阿阑豁阿之腰和氏族者”[2] 。“阿阑豁阿”，根据《元朝秘史》卷一的追溯，正是铁木真父亲“孛端察儿”的母亲：“朵奔篾儿干死了的后头，他的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孩儿：一个名不忽合答吉，一个名不合秃撒勒只，一个名孛端察儿”。“他母亲阿阑豁阿说：别古讷台、不古讷台您两个儿子，疑惑我这三个儿子是谁生的？您疑惑的也是”。“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3] 。也就是说：只是有了“尼伦”以后，才有了“尼伦”外“迭儿列勤”的“一般”区别。而蒙古之有“迭儿列勤”、“尼伦”的差别，充其量也不过是成吉思汗几代前的事；因此，根本不可能与唐代的“蒙兀室韦”扯上关系。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于页6云：“唐代史籍中的蒙兀室韦，也是迭儿列斤集团中的一员，它在《元朝秘史》中被称为忙豁勒。迭儿列斤集团内还有一个孛儿只吉氏，与蒙兀室韦有通婚关系。孛儿只吉氏内后来发展出一个尼鲁温（尼伦）部。尼鲁温是一个内部禁婚的血缘集团，迭列列斤集团里，还有许多其它像尼鲁温一样的内部禁婚，只能与迭列列斤系统的其它部落通婚的氏族集团。后来，蒙兀室韦的名称——蒙古则成为全体迭列列斤成员的共名”。姑不论语言的不很准确，如倒数第二句；也不论逻辑上的问题，如“蒙古则成为全体迭列列斤成员的共名”，也就是说“蒙古”不包涵“尼鲁温”亦“尼伦蒙古”在内！？而“忙豁勒”，不就是名字的组成部分，仅此而已。《元朝秘史》卷一：“合儿出生的子，名孛儿只吉歹篾儿干。孛儿只吉歹篾儿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他生的子，名脱罗豁勒真伯颜”[4] 。有元的蒙古人取名有作“唐兀台”、“南家真”，难道他们也是因为其中有通婚的关系？不知有没有更具体的证据，能够确切说明“蒙兀室韦”是“迭儿列斤集团中的一员”？如果依照前文的推理，这个假设只能是关公战秦琼类似的“故事”了。再说，由于部族成份来源的不同，几乎大都同时存在着部内通和禁婚的情况。

说来不信，《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于中文史料的理解也多有牵强附会、错误理解的现象。页346：“在归降的一百余万口中，至大元年归来的就有八十余万户。这么多人口一下子涌入漠北，成为元政府的沉重负担。至大元年二月，和林贫民北来者众，以钞十万锭济之，仍于大同、隆兴等处籴粮以以赈，令就屯田。次月，以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仰食于官，非久计，给钞百五十万锭、币帛准钞五十万锭，命太师月赤察儿、太傅哈剌哈孙分给之，罢其廪给”。“武宗虽令罢降民廪给，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停止赈济部民”。所引资料，见《元史》卷二二《武宗纪》[5] 。“八十六万八千户”，即使是每户二口，也有一百六十多万口，怎么会在“归降的一百余万口中”？大同（治今大同市）、隆兴（治今张北县），都在“漠南”而非“漠北”。三月条的“北来贫民”与二月条的“和林贫民北来者”，是什么关系？也并没有说其是察合台汗国的降民！而“罢其廪给”，是由于“分给”了钞和币帛，所以，何尝“停止赈济”！而见于刘敏中《中庵集》卷四《哈剌哈孙碑》之“时诸部落降者百余万口”[6] 之“百余万口”，也很可能是列年累计、当时存在的数字；因为根本不可能其成员全部犹如作者所云：“几年间，归降元朝的窝阔台汗国（当作：联合汗国东北部）部众”。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颇喜在原有的文字内含中，添入自己的“引申”的内容加以叙述。页54、55：“撒麻耳干城中有冈高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太师（耶律阿海）先居之，以回纥艰食，盗贼多有，恐其变，出居于水北。蒙古征服撒麻耳干后蒙古新贵的首把城中原来的共殿作为宅邸。但当地回回民众迫于生计，把占据华贵宫殿的蒙古新贵视为偷盗的主要对象，使镇守这里的耶律阿海再不敢居住摩诃末的新宫，不得不移居城外”。所引前二句，见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可是，并没有“把占据华贵宫殿的蒙古新贵视为偷盗的主要对象”的内容，而原文后尚有“师乃住宫，叹曰：道人任运逍遥，以度岁月。白刃临头，犹不畏惧。况盗贼未至，复预忧乎？且善恶两途，必不相害。从者安之”的字样[7] ，表明只不过“恐其变”而已。不仅如此，就是“非汉文史料”，情况也是如此。该书的有些章节只是将一种或二种书的相关白话文的译文改写成作者的白话文而已，如第一章第六节《蒙古西征》和第二章第二节《不花剌人民的起义》等主要根据《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本纪》[8] 和《征服世界者史》第一部《塔剌必的叛乱》[9] 。由于都是白话文，应该内容完全一致；可是，如果仔细去校对，不难发现，二者有太多的出入。

三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由于通讯的困难，不可能在一个过于广阔的地域互动。关于元朝与昔里吉、海都、笃娃的战争，早在一九八一年，王颋的硕士论文《元朝与北方诸王的战争》已经问世[10] ，校读《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相关段落，尽管作者似乎没有任何提及，可是所引用的载籍几乎相同。前者特别注意以上所说的情况，以使解释趋于更为合理；然而后者却作了不少缺乏军事知识、令人咋舌的发挥。页263、264：“这些北边诸王在阿里不哥失败后，虽然被迫投降忽必烈，但怨恨未能消除。尤其是阿里不哥诸子保留了他们的封地，这样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有实力起事。所以，可以说失里吉之乱是阿里不哥之乱的继续”。“但辅佐那木罕的丞相安童的军队违约突袭，迫使禾忽起兵叛乱，一度控制了河西走廊、并占有了斡端和可失哈儿。同年，都哇的军队兵临火州城下，围攻达六个月之久。那木罕元军东被河西叛军阻隔，北隔别十八里不得增援，畏兀儿亦都护被迫纳女请和，方才获得都哇退兵”。阿里不哥的“封地”元在漠北之西北角的“吉利吉思”[11] ，“北边诸王”后来发动兵变的地方在今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二者相隔直线距离二千里，就是再怎么样“风吹草动”，也“风马牛不相及”呵！兵变，与身在军中，并握有兵权有关。

禾忽起事于“河西”，其实是今敦煌市的沙州，宗王的那点兵力不可能占有今和田市的斡端（原文无今喀什市的可失哈儿），因为它们相距二千里还多。《元史》卷九《世祖纪》、卷一三四《昔班传》、卷一六二《李庭传》：“至元十三年正月，中书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八答山采宝玉自效，道经沙州，值火忽叛，孝忠等自拔来归，令于瓜、沙［州］等处屯田”。“先命昔班使海都，使之罢兵，置驿来朝。昔班至海都，传旨谕之，海都听命，已退军置驿，而丞相安童军先已克火和（火忽）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海都惧，将逃，谓昔班曰：我不难于杀汝，念我父尝受书于汝，姑遣汝归。以安童之事闻，非我罪也”。“至元十三年，［李庭］移军河西，击走叛臣霍虎（火忽），追至大碛而还”[12]。据此，禾忽乃是被击败后向西逃窜。而作者也作引注于下的The Monks ofQubilai Khan所记正是这个意思：“And in the days when they arrived atLotan（Khotan）, it happened that a war was raging between the King ofkings Kublai Khan and King Oko(Oho). And Oko had fled from him and hadentered this country, and destroyed thousands of men therein. Thecaravan roads and ways had been cut, and grain was scarce and couldnot be found; and many died of hunger and perished through want”[13] 。

至于今霍城县东北“阿力麻里”亦那木罕元军驻地的地理形势，其去今吉木萨尔县北的别十八里为东八百里，去“河西叛军”、如以“斡端”论，西南一千六百里，所以不知为什么作者云：“东被河西叛军阻隔，北隔别十八里不得增援”！？也许，作者缺乏地理学应有的专业规范训练。不过，那都是核对一下地图就能纠正的，看来作者在那个方面，尤其心不在焉。又，从草原言，“呼伦”、“贝尔”可以合而为一；从湖泊言，“呼伦”与“贝尔”相距二百余里，中间有高地，因此，即使是史前时期，也不可能是曾经水面浩渺的一个湖泊；而页4将今呼伦湖的唐代“俱伦泊”释作“今呼伦贝尔”；页13又将今贝尔湖的元代“捕鱼儿海子”释作“今呼伦贝尔”。“和布克赛尔河”亦“火孛河”发源于北方的塔尔巴哈台山，向南流入准噶尔盆地，因蒸发量大而消失在沙漠中；“玛纳斯河”亦“马纳思河”发源于南方的天山，向北流入准噶尔盆地，缘同样的原因消失在沙漠中；只要核查出两边高中间低的事实，就不难判断这是二条互不相干的内陆河流，因为水不可能从低地向高地。可是，《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599却说：“马纳思河入准噶尔盆地后，流出部分成火孛河，位于叶密立（今额敏）之东”。

非常不幸，犹如军事一样，地理也是《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篇幅最多的部分。其质量，也许可以从以上的情况得知。不仅如此，作者还嗜好直接解释并没有多少知晓地名的语源，甚至随意创造地名以用作纠谬。页604、605：“我认为换札孙为Quyas这个地名的钦察语（？！）读法”。“我认为，铁木儿忏察或为Temur Kandcha的音译，意为铁木儿小城”。钦察语似乎今已没人使用，作者如何会说？“铁木儿忏察”，就是他本人也曾提到、见于《史集》第卷《忽必烈合罕纪》的“Temur Qahalqa”、“铁门关”；而以qahal或qaal作“忏”、“qa”作“察”都是很“规范”的译写。或许他不认识 “忏”字，不知道其今读chan 而与“察”同声母！？没有进行很容易的勘同，而要另外捏造一个新的名词。至于“城”，今作“kent”、“qand”，都缀于地名之末。如：乌兹别克城市塔什干（Toshkent）、撒马尔罕（Samarqand），哈萨克城市希姆肯特（Shymkent）。这些包含着历史掌故的名词，就是询问本国、本地的人，也都不可一一告诉。真不知作者是如何知道的？即使是找一个近音的词来轻率堪同，至少也得查一下相关语言的辞典。至于地名讹漏字，本当“见怪不怪”。如页578：“高加索诸共和国”前，当作“外高加索诸共和国”。

四
显然，《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非常注意抬高自己的学术形象。除了斩钉截铁、十分自负的语气外，尽量摆出格外“尊重”海外载籍和海外成果的姿态。姑不论“域外”载籍大多以“讲故事”的形式写作，其在确切的时间、地点以及细节上，较之“域内”史书要有含糊得多；而不管二者，都有成书年代先后的问题。既然在“汉籍”上不能以明、清代的追溯求证元代的史事，又怎么能不加鉴别相信时间很晚、后来成作的中、西亚“古书”呢？作者不说明原著的成书年代，不加区分就当作“信史”讨论，其结果能不让人怀疑！而在成果引用方面，即使是水平不高、莫名其妙的推论，也郑重地提到和赞同。《黑鞑事略》：“回回诸种，尽已臣服，独此一种回回，正在西川后门相对。其国之城三百里，出产甚富，地暖，产五谷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角淂征之数年矣，故此更增兵也”[14] 。前书页68：“徐霆所谓西川后门，奥勒伯里希特和嫔克斯认为或许指控制里海之铁门（打儿班）。而三百里之域，则二氏以为可能指克里木半岛沿海之Sudaq城或基辅城。实际上，察合台并未参加1236年对钦察的征服，但在拔都军中有其子拜答里和其孙不里”。然而，南宋的使臣大概不会知道远在今乌克兰南方的事情；而“西川后门”一词，应该已经表名是地在今青海、西藏的宋、元“吐蕃”地区。

在选用国内的成果上，《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的作者颇有非“学术因素”的倾向。追述西辽的历史，只是选择了考察耶律大石自漠南前往漠北的那一段路线的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15] 和只是考证了屈出律败亡地点的姚大力《屈出律败亡地点考》[16] 等二篇文章。前者于“察合台汗国史”亦“元代西域史”没什么瓜葛；后者充其量只是一篇不过几千字的地名考据小文章。其实，相关主题并不缺少作品。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17] ，纪宗安《关于耶律大石和西辽建国时期的几个问题》[18] ，钱伯泉先生《耶律大石西行路线研究》[19] ，余大钧《耶律大石创建西辽帝国的过程及纪年新探》[20] 等，都是直插主题的论文。不见得他们的水平，差到不需要提到、不需要商榷。不仅如此，就是与之差不多声望“比肩”或远超出的名家，如著有《东西交流史论稿》、《东西交流史论谭》[21] 等书的黄时鉴，著有《元代史新探》、《元朝史新论》[22] 等书的萧启庆，著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行省制度研究》等书的李治安[23] ，著有《元代政治史研究》、《中外关系史地研究》、《西域南海史地研究》[24] 等书的王颋，以及著有《喀喇汗王朝史稿》[25] 的魏良弢，皆有与其课题相关的重要作品；可是，搜遍全书，也没见到他们的名字。这，似乎是在表明作者对以上人学术研究的不屑一顾！？

在学术界，一些已经成功登上“名人”阶层、但其实不是真正“权威”甚至不能说是很棒专业人员的人，对于他人提出的质疑、甚至根本性的“颠复”，往往采取视若罔闻的态度，甚至严厉禁止其学生和同事谈论，以达到继续维持自己“信誉”的目的。在西方诸汗国如何形成的问题上，日本学者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の原像》[26] 、王颋《大蒙古国兀鲁思问题管见》[27] 二文，通过解释相关资料在地域叙述上的“矛盾”，揭示这是一个由宗王出镇导致地方势力膨胀从而独立的过程。由于这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的成吉思汗分封直接导致各“汗国”形成的观点不同，该书截然采取不作丝毫提及的方法，似乎从没见过这样的作品。可是，页63、67上诸如“术（按：当作术）赤的始封地分别在也儿的石上游，察合台的始封地在阴山一带斡匝儿所属哈剌鲁部居地，以及窝阔台的始封地在按台山乃蛮旧地及叶迷里”以及所引“《广平贞宪碑》所记：皇子察合角淂出镇西域，有旨从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主经涉险阻，必获善地，所过无经舍止。成吉思汗（原作太祖）谓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逾是”等文字，恰恰都是比之成文付梓早好多年的那二篇文章中所有。

批评学术前辈和古代贤哲，乃是显示自己水平的最好方法。可是，不能以篡改记载和涵义来达到目的呵！《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605：“王国维因之认为这是契丹人新起的名字，其旧名为八剌沙衮，不确。志费尼在叙述漠北回鹘汗国西征时，回鹘人曾于此建裴罗将军城，该城称为虎思八里”。对勘也是作者所用的《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亦都护和畏吾儿地的起源，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当他（不古汗）抵达突厥斯坦边境时，他发现一片水草茂盛的美好平原。他本人在此驻留，兴建八剌撒浑（Balasaqun）城。现在，该城叫虎思八里（QuzBaligh）。同时派他的军队出征四方”[28] 。“现在”，指的是志费尼那个时代，即蒙古国初年，并不是传说中的“回鹘人”时代。又，页606：“据耶律楚材记载，虎思斡鲁朵位于大河亦列之西，有附庸城数十。这条大河亦列决不是伊犁河，必为垂河，即唐代之碎叶水之误”。可是，《西游录》卷上：“［阿里马］又西有大河，曰亦列。河之西，有城曰虎司窝鲁朵，即西辽之都也”[29] 。今伊犁河恰好在“阿力马里”与“八剌沙浑”之间，耶律楚材并没有提到“垂河”亦今楚河。“河之西”，并不是说在“河西岸”；再说，如果沿今伊塞克湖南行，不渡“垂河”也能到达南岸的“虎思斡鲁朵”。

五
仔细校读《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令人失望，令人诧异。作者在序中页1、2提到：“1987—1988年我应德国洪堡基金会邀请，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从事研究；1991年我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参加了在原察合台汗国所在地区的中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五国举行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这两次学术旅行使我有机会收集了许多有益的文献资料，本书就是在将这些新资料汇集整理以后，以原来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加上本人长期以来担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中亚史学会会长。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件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可是，如果要作真实的评价，对于一个社会业已认可、自身又那么忘乎所以的“大学者”来说，实在难以启齿：语言表达，颇不通顺；结构奇怪，既不是最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论文集，也不是布局严谨，有中心、有思想的方面通史。作者对语言学、博物学、民族学的知识所知不多，却敢于涉猎、敢于解释。没学好中文却在卖弄西文，不懂得地理却在考据地名，乃是整本书的最大“特色”。对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经常见到没有证明或只稍带几句就已出现的“全新”史实的推断。而轨迹不太清晰的逻辑演绎，时时闪烁于表达含糊、难以窥测的文字中。

德国的学术严谨，在世界上是出名的。可是，曾经在哥廷根大学“从事研究”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却几乎不遵守学术研究的国际惯例。首先是引书，且不说出版社与所在国家、城市一概例阙如，就是版本方面，也是书写体例不一。在五十种“汉文史料”中，居然有以下之多的讹误，页620、621、622：共有三编的《四部丛刊》，《遗山先生集》无编序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之《中庵集》为清抄本，却作“元刻本”；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南村辍耕录》为句逗本，却作“标点本”；《程雪楼文集》作者为程巨夫，却作“程矩夫”；《顺斋闲居丛稿》无版本；而也无版本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名与篇名《九边四夷》联在一起作书名。而在正文中，许多引用没有页码，甚至或没有卷数，或没有书名，或没有篇名。最为有趣的是，现存的资料只有宋子贞所作的《耶律楚材神道碑》[30] 而没有《耶律楚材墓志铭》。可是，就在正文页138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当然据《耶律楚材墓志》和《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记载，耶律楚材在窝阔台即位问题上起了一定作用”。难道当时引用，不曾核对过原书？中文史料尚且如此，能相信其它的“非汉文史料”的情况完全不同吗？当然，含糊有一个好处，读者无法校对原文，可以信口开河。

说到外语的学习，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要做到理解语言、品味语言，一般来说，就词汇一项，必须掌握五万左右的庞大数量，对于上等记忆的人来说，也要化费四到五年的时间。而学习外语特别好的人，必须同时具备语音模仿能力和语言感受能力，必须拥有长期生活、长期使用的环境。口说语言可能相对容易，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在一些有着古老历史的语种中，尤其困难。词法（构造）、语法，以及传承的掌故、习惯的隐喻，往往是语言的灵魂所在，这又不是一般学外语的人所能达到的。从另一层讲，不能很好“理解”母语的人，是不可能“精通”任一种外语的。如今的年青一代，往往学了一年半载，就是语言的历史都不甚了了，就在作自己既乌有基础、又不熟悉背景的翻译或研究，其成果当然就是一堆废纸。《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作者的刘迎胜，没专门读过任一种外语，自诩“通晓”英、德、俄、波斯、突厥等近十种语言；难道不值得怀疑吗？说来，名列元史界“二陈二周”的陈得芝，是他的“伯乐”。先生专治元朝史，出入于域内、外之间，但于中亚却很少涉及，而于所称的“波斯语”、“突厥语”之类所知不多。《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第九精通》：“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31] 。如果伯乐不去相“马”而垂顾“牛”，结果当然可以想见。

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很少有真正的学术批评。能进行批评的人，只是那些已经成名而又于被批评者有居高临下态势的人。如果批评“前辈”，那是“犯上作乱”；批评老师，那是“恩将仇报”，就是批评同事、同学，那也一定是个人恩怨的反映。偶尔出现独具慧眼的高手，也大都只在私下里议论。复旦大学的一位学术朋友曾对笔者说：“你们元史学界尽在制造神话，没有作品的姚大力，只会卖弄波斯语的刘迎胜，没见好作品，却名气这么大。其实，在大阪时，听一二在伊朗呆过多年的日本学者说，他们颇不认同”。由于学偏语种达到能“混”的程度，远比学古汉语容易（高水平的人多）；因此，一些稍有学习能力的年青学人，也就纷纷加入了这条“成名”的“终南快捷方式”（只要有已经“成名”的人捧，不管他懂不懂）。又由于刘迎胜的“成功”，很多人以之为榜样，同样以望文生义、同样以强言捏造进行所谓的“创新”。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情况，才促使书写这篇旨在揭露“真”、“伪”学问的书评，以煞住连学术界都已蔚然成风的“忽悠”风尚。如果指责不当，欢迎反驳。最后还得指出：凭“权威”身份，“忽略”他人的作品，乃是尚未有人总结的中国“人际关系学”中一箭双雕的高明手法：既避免了学术讨论的难堪，也在客观上轻易地“抹去”了对方。
[1]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二○○六年。为引用与检索方便，行文所引皆只标页码而不及章、节名。
[2]北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一九八三年，页291、249。
[3]《四部丛刊三编》景印元钞本，页10下、12下、13下。
[4]页3上。
[5]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七六年，页496、497。
[6]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页297下。
[7]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4。
[8]北京，商务印书馆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一九八三年，页271—310。
[9]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何高济英译本，一九八○年，页128—134。
[10]南京大学油印本，一九八一年。而《元朝史》相关章节主要据此。
[11]《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纪》，页367、365：“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禹儿惕，［后来］被交给了阿里不哥”。“他（阿里不哥）的夏营地在阿勒台，冬营地则在兀良哈惕（Awryankqt）和乞儿吉思（Kirgis），其间相距三日程”。
[12]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一九七六年，页177、3247、3797。
[13]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Budge, London, p.138、139。又，《察合台汗国史研究》页277：“但至元十二年贵由子禾忽叛乱，占领其地（斡端），景教僧列边扫马西行时，曾亲睹这一事件”。可是，据上引原文，并无此含义；作者能不能读英语？
[1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页17。
[15]载《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二年。
[16]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五期，南京大学刊本，一九八一年。
[17]载《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
[18]载《西域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19]载《西域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20]载《辽金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七年。
[21]前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九八年。后者，上海文艺出版社刊本，一九九八年。[22]前者，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刊本，一九八三年；后者，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允晨丛书》本，一九九九年。
[23]前者，天津古籍出版社刊本，一九九二年；后者，天津，南开大学刊本，二○○○年。
[24]前者，海口，南方出版社刊本，二○○二年；中者，海口，南方出版社刊本，页二○○三年；后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二○○五年。
[25]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中亚文化研究丛书》本，一九八六年。
[26]载《东洋史研究》第三七卷第一号，昭和五十三年，页21—26。
[27]载《元史论丛》第六辑，一九九七年，页147—158。
[28]页65。
[29]北京，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向达校注本，一九八一年，页2。
[30]《元文类》卷五七，《四部丛刊初编》景印至正刊本。
[3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12上。

蒙古世系

一、蒙古人的先民
　　A、东胡（？～前3世纪末），分布中心在今内蒙赤峰市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败于匈奴冒顿单于，分解为乌桓和鲜卑。
　　B、乌桓（前3世纪末～207年），分布中心在今内蒙大兴安岭南部至河北北部，亡于曹操。
　　C、鲜卑（前3世纪末～6世纪），最初分布中心在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今内蒙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后来南迁大漠，割据中原，除一部分融入汉族外，其余分解为下述（见D、E、F、G各项）各部。
　　 1、檀石槐的鲜卑部落联盟（2世纪中叶～181年），王庭位于弹汗山（今内蒙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附近），檀石槐死后联盟瓦解。
　　 2、慕容氏的前燕帝国（337～370年），首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后迁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亡于氐人的前秦。
　　 3、拓拔氏的北魏帝国（386～534年），首都盛乐（今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附近）、后迁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迁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分裂为东、西魏。
　　 4、北周帝国（556～581年）首都长安（今陕西省会西安市西北），亡于隋朝。
　　 除了前燕、北魏、北周外，两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各部在中原还建有西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代、东魏、西魏等政权 [参见笔者的文章《生生不息，纵横驰骋的蒙古人（之一）》]。
　　D、柔然（4世纪前期～8世纪末）
　　 1、柔然汗国（402～555年），王庭位于今蒙古北部、鄂尔浑河东侧一带，亡于突厥。
　　 2、阿瓦尔汗国（568～805年），王庭位于今匈牙利多瑙河畔，亡于法兰克王国。
　　E、吐谷浑汗国（329～663年）首都伏俟（今青海共和市、青海湖以西7公里处），亡于吐蕃。
　　F、室韦（4世纪后期～9世纪末），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黑龙江和嫩江流域，后世繁衍为蒙古人（下见第二节）。
　　G、契丹（4世纪后期～14世纪）
　　 1、辽帝国（916～1125年），首都临潢（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古城遗址），亡于金朝。
　　 2、西辽帝国（1131～1218年），首都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楚河上游南岸、托克马克东约18公里的布拉纳废墟），亡于蒙古（实际上1211年已为乃蛮所灭）。
　　 3、库特卢克苏丹国（1222～1304年），首都古瓦失尔（今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的同名省会克尔曼），亡于伊尔汗国。
　 二、大蒙古帝国时代
　　A、蒙古部（9世纪后期～1206年），12～13世纪之交，完成了蒙古高原诸部的统一，形成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
　　B、大蒙古帝国（1206～1271年），首都哈剌和林（今蒙古前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东岸的哈尔和林废墟）。
　　C、大元帝国（1271～1368年）大蒙古帝国的东亚部分，首都大都（今北京市），亡于明朝。
　　D、北元—东西蒙古的分立（1368～1635年），重返漠北草原，回到游牧行国状态，虽困于内部纷争不断，但黄金家族的大汗尚传承不辍。16世纪末形成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卫拉特蒙古三部分（下见第三节A项）。
　　E、窝阔台汗国（13世纪60年代～1309年），统治中心在伊犁河与塔拉斯河流域，亡于察合台汗国。
　　F、察合台汗国（1225～1348年），首都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约13公里的古城址），后迁卡尔希（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卡什卡达里亚省省会卡尔希附近），1348年后分裂为东、西二部。
　　 1、东察合台汗国（1348～1680年），先后以阿力麻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伊力八里（今新疆伊宁市）为首都，1514年又定都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亡于准噶尔。
　　 2、帖木儿帝国（1370～1507年），由西察合台汗国演化而成，首都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省的同名省会），亡于乌兹别克汗国（别见第三节E项）。
　　 G、金帐汗国（1240～1502年），首都拔都-萨莱（今俄国阿斯特拉罕州同名首府阿斯特拉罕北面约105公里处，阿赫图巴河东岸塞利雷诺耶村所在废墟），后迁别儿哥-萨莱（今俄国伏尔加格勒州同名首府伏尔加格勒附近、伏尔加河正流与北支回流阿赫图巴河交汇处的列宁斯克小镇所在废墟），14、15世纪以后分裂为下列小汗国，其主支亡于克里米亚汗国。
　　 1、弘吉剌-苏非王国（1360？～1388年），首都乌尔根齐（今土库曼斯坦北部塔沙乌兹州的库尼亚-乌尔根齐），亡于帖木儿帝国。
　　 2、诺盖帐（15世纪初～18世纪后期），分布中心起先在萨莱-楚克（今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岸乌拉尔河口、即阿蒂乌拉省同名省会附近废墟），17世纪前期退往黑海东北岸，后并入俄国。
　　 3、西伯利亚汗国（1400？～1608年），首都秋明（今俄国秋明州同名首府秋明附近），后迁伊斯克尔（今俄国秋明州额尔齐斯河东北岸、距托博尔斯克约16公里处），亡于俄国。
　　 4、乌兹别克汗国（1428～1510年），先以苏格纳克（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克孜勒-奥尔达省、锡尔河北岸托缅-阿雷克村以北6公里的苏纳克-库尔干废墟）为首都，1501年夺取撒马尔罕做为新首都。其主支发展为布哈拉汗国，旁支分别建立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下见第三节G项）。
　　 5、克里米亚汗国（1430～1783年），首都巴赫奇-萨莱（今乌克兰南部半岛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巴赫奇-萨莱村），1477年承认土耳其苏丹为宗主，后亡于俄国。
　　 6、喀山汗国（1438～1552年），首都喀山（今俄国鞑靼斯坦共和国首都喀山），亡于俄国。
　　 7、阿斯特拉罕汗国（1459～1556年），首都阿斯特拉罕（今俄国阿斯特拉罕州的同名首府），亡于俄国。
　　 8、哈萨克汗国（1480～18世纪初），分布在从七河流域到奇卜察克草原的广大地带，大体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相符，17世纪以后分裂为三部分（下见第三节B项）。
　　H、伊儿汗国（1258～1355年），首都大不里士（今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大不里士），主支亡于金帐汗国，旁支建有下列政权。
　　 1、脱合帖木儿汗国（1337～1409年），统治中心在戈尔甘（今伊朗东北部戈莱斯坦省一带，该省省会即名戈尔甘），亡于帖木儿帝国。
　　 2、札剌亦儿苏丹国（1340～1432年），首都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亡于帖木儿帝国。
　　 3、阿鲁浑王国（14世纪末～1590年），统治中心起先在古尔（今阿富汗中部古尔省、巴米扬省、瓦尔达克省一带），后退往信德（今巴基斯坦南部沿海信德省，即印度河下游河谷和三角洲），亡于莫卧儿帝国。
　　三、衰落中的余晖
　　A、清朝对蒙古的征服和统治（1593～1911年）
　　 1、漠南蒙古察哈尔部（16世纪初～1675年），名义上的全蒙古大汗驻跸该部，游牧于今内蒙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流域。1632～1634年，在清（后金）军追击下，察哈尔主力溃败。1636年四月，以察哈尔部为首的漠南蒙古各部归附清朝。1675年，察哈尔王公反清失败，清朝乘机断绝蒙古大汗传承世系。
　　 2、漠北喀尔喀蒙古（16世纪初～16世纪末），从东方的哈拉哈（即喀尔喀）河起步，逐步扩展至高原中央，游牧地域与今蒙古国大体相当，后分为三部：
　　 a、土谢图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色楞格、达尔汗乌拉、中央、中戈壁省等地。
　　 b、车臣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东方、肯特、苏赫巴托省等地。
　　 c、札萨克图汗部（17世纪20年代～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扎布汗、戈壁阿尔泰、库苏古尔、乌布苏省等地。
　　 1691年五月，喀尔喀三汗投降清朝。1725年，清朝从土谢图汗部中分出一部分，1766年授予汗号，组成：
　　 d、赛因诺颜汗部（1725～1923年），游牧于今蒙古后杭爱、前杭爱、巴彦洪戈尔、南戈壁省等地。
　　 3、漠西卫拉特蒙古（16世纪后期～1757年），游牧于从青海向西直达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建有下列强权：
　　 a、准噶尔汗国（1635～1757年），汗廷位于伊犁（今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惠远城），亡于清朝。
　　 b、和硕特汗国（1637～1717年），汗廷位于拉萨（今西藏首府），亡于准噶尔。
　　 c、土尔扈特汗国（1651～1771年），汗廷位于今俄国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河西岸卡梅申县一带。1771年大部分土尔扈特人回归中国，留在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即土尔扈特）汗国政权立即被沙皇废除，当地被纳入俄罗斯帝国行政区域中。
　　 4、清朝实现对全蒙古的统治（1757～1911年）。
　　B、哈萨克三帐（16世纪60年代～19世纪前期）
　　 1、大帐（16世纪60年代～1809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七河、塔拉斯河、楚河流域，1809年在浩罕汗国侵袭下解体，浩罕汗国灭亡后并入俄国。
　　 2、中帐（16世纪70年代～1822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中部，北至额尔齐斯河、伊希姆河、托博尔河，南至锡尔河下游北岸，并入俄国。
　　 3、小帐（17世纪上半叶～1824年），游牧于今哈萨克斯坦西部乌拉尔河与阿克托别（今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省的同名省会）一带，并入俄国。
　　C、乌兹别克三汗国（1510～1920年）
　　 1、布哈拉汗国（1510～1920年），首都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哈拉省的同名省会），1867年沦为沙俄附庸，1920年被苏维埃政权推翻。
　　 2、希瓦汗国（1512～1920年），首都希瓦（今乌兹别克斯坦花拉子模省、阿姆河下游西岸、距阿姆河约43公里的希瓦旧城），1873年，沦为沙俄附庸，1920年被苏维埃政权推翻。
　　 3、浩罕汗国（1709～1876年），首都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省、距锡尔河南岸约25公里的浩罕县），亡于俄国。
　　D、沙俄对北方亚细亚的征服和统治（1472～1917年，参见第二节中G项）
　　从1472年征服彼尔姆（今伏尔加河东岸支流卡马河上游、即俄国彼尔姆州一带）开始，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一刻也没有停下扩张的步伐，相继兼并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布里亚特地方（贝加尔湖周围，今俄国伊尔库茨克州、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诸地，17世纪后期被沙俄吞并）、卡尔梅克汗国、诺盖帐、克里米亚汗国、哈萨克三帐、乌兹别克三汗国等。
　　E、莫卧儿帝国（1526～1858）
　　 1、巴布尔建国（1526～1540年），巴布尔是跛子帖木儿的四世孙，1526年进占德里（今印度首都新德里北部），但巴布尔之子胡马雍即位10年后遭阿富汗人驱逐失国。
　　 2、苏尔王国（阿富汗人）的隔断（1540～1555年），首都德里，亡于莫卧儿帝国复僻。
　　 3、胡马雍复国延续统治（1555～1858年），首都德里，亡于英国。
　　F、伊朗卡贾尔王国（1786～1925年），突厥化的卡贾尔人的祖先卡贾尔，是伊儿汗时代一位蒙古官员，卡贾尔的后代统一伊朗，定都德黑兰（从此成为伊朗首都），后亡于伊朗巴列维王朝。
　　 四、新时期的变迁
　　A、蒙古（1911年以来）
　　 1、自治蒙古（1911～1919年），1911年蒙古民族革命，建立独立（后改为自治）政府，首都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2、中国占领和白卫军的侵扰（1918～1922年）。
　　 3、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921～1924年），1921年蒙古民主革命，驱逐中国占领军和各支白卫军，成立君主立宪政府，首都库伦。
　　 4、蒙古人民共和国（1924～1992年），首都乌兰巴托。
　　 5、蒙古国，1992年2月12日改现国名，首都乌兰巴托。
　　B、中国内蒙古（1911年以来）
　　 1、盟旗与省县分置，抗垦与革命斗争（1911～1931年）。
　　 2、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
　　 a、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1936年成立蒙古军政府，1937年改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改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为蒙古自治邦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脑（主席），1945年结束。首府先后设在归绥（今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张家口（今河北西北部张家口市）]。
　　 3、自治运动的发展和胜利（1945～1947年）。
　　 a、内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9月～1945年11月），由前蒙高级官员、蒙古知识青年等发起成立于西苏尼特旗（今内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解散。
　　 b、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1645年10月～1946年5月），由前满官员、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等发起成立于海拉尔（今内蒙呼伦贝尔市），被撤销。
　　 c、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1946年1月～1946年5月），由蒙古革命人士、开明上层、知识青年等发起成立于葛根庙（今内蒙兴安盟政府驻地乌兰浩特市附近），被撤销。
　　 d、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5年11月～1946年5月），由中共管员乌兰夫任领导人，办公地先后设在张家口、贝子庙（今内蒙锡林郭勒盟政府驻地锡林浩特市）和乌兰浩特，1946年“四-三”会议后撤销上述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和呼伦贝尔自治省政府，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e、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1946年9月～1948年1月），由前述额尔钦巴图等再次发起成立于海拉尔，表面上接受中共领导，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被撤销。
　　 f、内蒙古自治政府（即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成立于乌兰浩特，乌兰夫当选为主席。
　　 g、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8月～1949年9月），由德王成立于定远营（今内蒙西部阿拉善盟政府驻地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在解放军迫近时西迁。
　　 h、西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9月～1949年10月），上述蒙古自治政府余部在德王在阿拉善改组成立，10月初被中哦那个军队解放军消灭。
　　 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49年首府迁至张家口，1952年迁至呼和浩特。1962年2月内蒙古区域的划分调整完毕，形成现在内蒙古的地理范围。1969年出于对北部边疆战略的担忧，将内蒙东部三盟划归辽宁、吉林、黑龙江，西部三旗划归宁夏、甘肃，1979年划出去的盟、旗、县又重新划回内蒙古，恢复了自治区的行政区域。
　　 5、中国境内其他相关的民族区域自治政府。
　　 a、新疆巴音郭勒蒙古族自治州，州驻地库尔乐市，成立于1954年6月23日。
　　 b、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州驻地博乐市，成立于1954年7月13日。
　　 c、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和布克赛尔，属于塔城地区，成立于1954年9月10日。
　　 d、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驻地德令哈市，成立于1954年1月25日。
　　 e、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优干宁，属于黄南藏族自治州，成立于1954年10月16日。
　　 f、甘肃隶北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党城湾，属于酒泉市，成立于1950年7月29日。
　　 g、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大城子，属于朝阳市，成立于1958年4月1日。
　　 h、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阜新，属于阜新市，成立于1958年4月7日。
　　 i 、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前郭，属于松原市，成立于1956年9月1日。
　　 j、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泰康，属于大庆市，成立于1956年12月5日。
　　 k、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县驻地围场，属于承德市，成立于1990年6月13日。
　　 l、内蒙古莫力达瓦达翰尔自治旗，旗驻地尼尔基，属于呼伦贝尔市，成立于1958年8月15日。
　　 m、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县驻地锁南坝，属于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50年9月25日。
　　 n 、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县驻地吹麻滩，属于临夏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81年9月30日。
　　 o、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县驻地威远，属于海东地区，成立于1954年2月17日。
　　 p、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驻地大通，属于西宁市，成立于1985年11月10日。
　　 q、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县驻地民和，属于海东地区，成立于1985年12月10日。
　　 r、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驻地红湾寺，属于张掖市，成立于1954年2月20日。
　　 s、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驻地伊宁市，成立于1954年11月27日。
　　 t 、新疆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木垒，属于昌吉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54年7月17日。
　　 u、新疆巴里坤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巴里坤，属于哈密地区，成立于1954年9月30日。
　　 v、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县驻地博罗转井，属于酒泉市，成立于1954年4月27日。
　　 C、从前苏联到俄罗斯（1917年以来）
　　 1、乌兹别克斯坦（1917年以来）。
　　 a、浩罕自治政府（1917年11月～1918年2月），白卫分子成立于浩罕，在苏俄红军攻击下灭亡。
　　 b 、外里海临时政府（1918年7月～1920年2月），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成立于阿什哈巴德（今土库曼斯坦首都），在红军攻击下溃败。
　　 c 、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17年11月～ 1918年5月），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1918年5月改名为下述d项。
　　 d、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18年5月～1924年11月），1918年5月（由上述c项）改名并加入俄罗斯联邦，首都塔什干，1922年12月加入苏联，1924年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e、花拉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0年4月～1923年10月），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青年希瓦党人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希瓦。1921年3月俄国共产党将希瓦青年党人排斥出局。1923年10月改名花拉子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4年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f、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0年10月～1924年9月），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者起义后成立，首都布哈拉，1924年9月改名为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1月划入新的民族国家。
　　 h、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4年10月～1991年8月），首都撒马尔罕，1925年3月加入苏联，1930年迁都塔什干，1956年行政区划最后确定，形成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理范围。
　　 i、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1991年8月31日宣布独立并改现国名，首都塔什干。
　　 2、哈萨克斯坦（1917年以来）。
　　 a、阿拉什政府（1917年12月～1920年3月），由白卫、封建贵族、宗教上层和资产阶级民族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于奥伦堡（今俄国奥伦堡州的同名首府），1918年1月白军主力被苏俄红军击败溃走，阿拉什政府残余最后向苏维埃政府投降。
　　 b、吉尔吉斯（即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0年8月～1925年4月），首都奥伦堡，成立之初加入俄联邦，1924年10月完成民族划界。
　　 c、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5年4月～1936年6月），1925年4月（由上述b项）改为现名，首都克孜勒-奥尔达（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边境克孜勒-奥尔达省的同名省会），1928年迁到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东南边境阿拉木图省的同名省会）。

内蒙古青年革命党与海拉尔苏维埃政府

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遭到一定的挫折。在第三国际指导下，以留苏和留蒙古学生为主，白海峰、朱实夫为主要创始人，组建了内蒙古青年革命党，成为第三国际一个支部。郭道甫、福明泰加入了这个组织，并且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1928年7月9日，郭道甫、福明泰召开了一次会议，组织了一千多人，发动了呼伦贝尔历史上第三次自治运动。骑兵团袭击了乌奴尔车站、嵯岗车站。苏联调动军队到中苏边境表示支持，蒙古直接出兵帮助郭道甫的骑兵团。终因计划失误和苏蒙配合不利，没有能攻占海拉尔。失败后退到哈尔哈河右岸整备，待机反攻。由于主要领导人在承德突然负伤，起义军人心浮动，分成了主战与主合两派，最后导致甘珠尔庙两派自相冲突。郭道甫接受了张学良的调停，副都统衙门接受了郭道甫提出的条件，双方议和。主战派被东北军击败，呼伦贝尔自治运动宣告失败。

1929年因为中东路事件而发生的中苏边境军事冲突，以东北军失败而告终。11月25日东北军退出海拉尔。苏联红军骑兵800余名，于12月14日晚开进海拉尔，压迫蒙古保卫团后撤。副都统衙门和呼伦县政府也后撤至兴安岭和雅鲁县。内蒙古青年革命党于15日晨4时率2000余人开进海拉尔。在苏联红军支持下宣布建立“海拉尔苏维埃政府”。这个政权也称之为“索伦共和国”，也称“海拉尔蒙古共和国”。政府委员会由7人组成，福明泰任主任委员，其中委员有苏联2人，蒙古1人，内蒙4人。下设4个部，即政务部、外交部、军事部、财政部。

这个政权只存在几十天，随着中苏纠纷问题的解决而烟消云散。
1930年1月3日，苏联红军退出海拉尔，“海拉尔苏维埃政府”自动取消。

档案中的清代内札萨克蒙古王公爵号

蒙古各部落，世代居于中国的北部边疆，以从事游牧、狩猎为生。清朝初年，蒙古各部分布在以大漠为中心的中亚细亚和东北亚干燥、半干燥的蒙古高原地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漠南蒙古（内蒙古）各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各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卫拉特）各部这三大部系。清王朝建立后，为了对北方草原上如此众多的蒙古部落进行有效的统治，曾针对着蒙古地区土地辽阔、民族强悍勇敢和人随畜迁的游牧生活特点，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统治方法。据清代档案和历史文献的记载，清朝统治者曾将驻牧于当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科尔沁等二十四个蒙古部落，编定为四十九个札萨克旗，总称为内札萨克。为了笼络内札萨克的蒙古封建主，清朝统治者还根据清代的外藩封爵制度，对其陆续封爵。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爵位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自然是有三六九等之别的，内札萨克蒙古封建主的爵位也是如此。当时所封的爵位，第一等是“和硕亲王”，简称为亲王。“和硕”是满语的部落之意，这里是作为荣衔加在亲王之前。第二等是“多罗郡王”，简称为郡王。“多罗”是满语的称美之辞，相当于汉语的“理”字，在此冠于郡王之上。第三等是“多罗贝勒”，简称为贝勒。“多罗”之意已述；“贝勒”是满语，意为“管理众人”，亦即“旗之王”。起初，贝勒是女真族中强有力的酋长的称谓，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将此称授予女真族中强有力者，最强有力者称为“和硕贝勒”，清朝时将贝勒定为爵位的名称。第四等是“固山贝子”，简称为贝子。“固山”是满语清代八旗的“旗”；“贝子”是满语，原为贝勒的复数，清代成为爵位的名称。第五等是“镇国公”，第六等是“辅国公”。以上六个等级统称为王公，与清朝宗室爵位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宗室爵位在这六等之下，尚有“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这其它六等，共计十二个等级。而内札萨克的爵位在这六等之下是“台吉”和“塔布囊”；这二者都属于贵族，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等级，而是同一级别爵位的不同名称。“台吉”是蒙语，来源出自于汉语的“太子”，是历史上蒙古贵族的称号，成吉思汗统治时期只用于称呼皇子，后来渐渐成为他子孙后裔的通称，清朝沿用此名称作为爵位之一。台吉又分为一至四等，地位有所差别。“塔布囊”也是蒙语，意为“驸马”，原是明朝时蒙古人对于同成吉思汗后裔女子结婚者的称号，在清代成为爵位之一。它与台吉地位相当，也分一至四等，但仅仅用来封赠内札萨克喀喇沁部左、中、右三旗的贵族。

在这些荣受封爵的蒙古王公贵族去世之后，所遗留的爵位经过清朝皇帝批准，可以由他的子孙后代来承袭。承袭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即某王公的爵位经皇帝颁诏允许后，其后代可以按父祖爵位的原等级承袭。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的爵位大多是如此继承的。另一种是“降等承袭”，即按照清朝时的惯例，王公贵族的爵位其后代要降一个等级来承袭。这样逐代降等承袭，子孙的爵位就越来越低了。就某一位王公来说，他的爵位等级也并非如同“铁饭碗”那样终其一生不会改变，有时因其功过也会有所升降，甚至被削去爵位的。

与封爵有关联的还有封号。封号的办法在清朝制定封爵制度之前即已产生了。原是对于作战有功的人赐以不同的封号以示褒奖，后来清廷开始封爵，封爵与封号有了些关联，常被统称为爵号。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有的人既有爵又有号，有的人仅有爵而无号，有的人因其功高享有双封号。这些封号也可以由子孙来继承，但也时有例外。

这样介绍似乎显得还有些抽象，下面举出两位蒙古王公的爵号变化情况，他们很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明这种种情况。

清朝初年，蒙古科尔沁部有过一位著名的孝庄文皇后，她有位四哥，名叫满珠习礼，曾因追随清太宗皇太极作战有功，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被封为“多罗巴图鲁郡王”，诏“世袭罔替”。在此“多罗郡王”是爵位，“巴图鲁”夹在中间是封号。这就是既有爵又有号，并可以世代子孙按原来的等级承袭。到了顺治九年（1625年），清世祖顺治皇帝又赐他“达尔汉”号，后来晋升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这样他因功晋爵一级为“和硕亲王”，同时还享有“达尔汉”和“巴图鲁”的双封号了。到他在康熙四年（1665年）去世，儿子和塔在继承父亲的爵号时，被清廷停袭了“巴图鲁”号，只承袭了“和硕达尔汉亲王”爵号。这个爵号因属于“世袭罔替”，所以一直传到了清末，共相沿了十二位达尔汉亲王。

上述满珠习礼的第四代子孙中，有位色布腾巴勒珠尔，他曾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承袭了其父亲罗卜藏衮布的“和硕达尔汉亲王”爵号，成为第五位达尔汉亲王。后来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获罪而削去爵号，该爵号由他的二哥色旺诺尔布来承袭。在乾隆二十三年（1763年），这位色布腾巴勒珠尔又因为立有军功，而另封为“和硕亲王”爵，但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再次因获罪而削爵。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他以从征剿平金川叛乱有功，被复还了“和硕亲王”爵。他的这个亲王爵位始终没有封号，并经数度封削，属于典型的因其功过而升降。在他去世后，因生前的“和硕亲王”爵位皇帝并未曾下诏“世袭罔替”，所以其长子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在承袭他的爵位时，就只能按照惯例降等承袭为“多罗郡王”，后来虽蒙皇恩浩荡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得了个郡王的“世袭罔替”，可谁知好景不长，又在七年后因获罪而被革去，子孙们只好逐代降袭爵位，到光绪年间已经降袭到辅国公了。

获得爵位的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享有清廷给予的各种政治特权和经济待遇。在掌握政权上，当时内札萨克各旗的旗长，蒙语称为“札萨克”，必须由获得一等台吉以上爵位的人担任；旗内的属官中，协理台吉这一职务必须由贵族出身的人担任；其余的管旗章京、参领、佐领等职务，贵族都享有优先权。在经济待遇上，清廷也给予他们丰厚的俸禄。每年的标准是：亲王俸银二千两，俸缎二十五匹；郡王俸银一千二百两，俸缎十五匹；贝勒俸银八百两，俸缎十三匹；贝子俸银五百两，俸缎十匹；镇国公俸银三百两，俸缎九匹；辅国公俸银二百两，俸缎七匹；担任旗札萨克的台吉或塔布囊俸银一百两，俸缎四匹。但是，在科尔沁部有四位亲王和一位郡王的俸禄情况特殊。其中，土谢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卓哩克图亲王、博多勒噶台亲王每年各给俸银二千五百两，俸缎四十匹；札萨克图郡王每年俸银一千五百两，俸缎二十匹。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在清朝开国定鼎时期的功勋卓著，所以比其它亲王郡王的待遇要优厚一些。此外，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还享受着“年班”和“围班”的特殊恩遇。清廷规定，内札萨克分为三班，每年一班，轮流入京朝觐，给皇帝拜年，这称为“年班”。参加年班的王公贵族，在除夕和元霄之时，都由皇帝设宴款待，此外还多次加宴，这称为“燕飨”；按规定赏给衣帽、撒袋、腰刀、鞍辔、缎匹、茶布等物，都计值折银，按照亲王四百两、郡王三百两、贝勒二百两、贝子一百五十两、镇国公和辅国公一百两的标准赏予，这称为“锡赉”。他们在京期间的各项费用和返回时的路费，也都是按照爵位等级由清廷供给的。上述的科尔沁四位亲王和一位郡王在赏赐、供给、路费等方面的待遇也是从优的。清朝皇帝每年秋季都要到热河北部木兰围场打猎，称为“木兰秋狝”。届时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也要按其年班分定的班次，轮流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觐，并随皇帝赴木兰围场行围，这即为“围班”。行围时，皇帝从王公贵族中派令管围之人，其余的随围。围猎之后，按爵位等级给予赏赐。“年班”和“围班”使这些王公贵族既能够目睹皇帝天颜，又有了对皇帝表示忠诚的机会，还能得到皇帝的大量赏赐，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封爵和封号的施行，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古族封建主怀柔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使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耀地位与权利，心甘情愿地充当清王朝统治蒙古人民的鹰犬。清王朝正是通过他们，实现了对地域辽阔、人口分散的广袤内蒙古草原的统治。

说明：撰写此文依据的是《光绪会典·理藩院》、《光绪会典·宗人府》、《清史稿·列传藩部一》、《清史稿·藩部世表一》等档案和历史文献。

MONGOL ULUSIIN YERUNGHIILEGCHI JAPOND 2010.11.19

匈奴、突厥、蒙古人就是一家人

亚洲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和北部、蒙古和俄罗斯。包括中国蒙古族、喀尔喀蒙古人、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等支系。属蒙古人种北方类型。使用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和卡尔梅克语，均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原住贝加尔湖以南蒙古高原，13世纪曾建立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戴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统一中国。17世纪初一部分卫拉特人向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形成今卡尔梅克人。13世纪初创立蒙古文，沿用至今。蒙古和俄罗斯境内的使用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多信喇嘛教或萨满教。主要从事畜牧业，近年来工农业都有很大发展。 “蒙古”原为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

【起源】　　
蒙古人的起源，众说纷纭。何健民译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序云：“在目前计有十一说：一为神话说，二为汉族说，三为室韦说，四为狼鹿相配说，五为西藏说，六为蒙难说，七为非纯粹之突厥说，八为鞑靼说，九为混种说，十为突厥说，十一为匈奴说是也”。各有所据，又都以偏概全。　　如果不了解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理解民族的信仰系统，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影响，单纯的学术研究很难阐明民族的起源与认同。　　“蒙兀室韦”始见于《唐书》。屠寄《蒙兀儿史记》开宗明义将室韦作为蒙古的族源。王国维、林干等肯定或支持蒙古室韦说。张久和进行了系统论证，蒙古室韦说成了学术界较流行的一家之说。　　但是蒙古族老百姓似乎不知道“室韦”为何物。蒙古室韦说解释不了狼图腾和游牧生活方式的来源，说明不了成吉思汗可能是突厥人的事实。这样就腰斩了蒙古民族的整个历史。不少蒙古人愿意追认突厥、匈奴，乃至北狄为祖先。　　《蒙古族简史》将蒙古族兴起以前的匈奴与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鹃、契丹、女真做了介绍，认为它们对蒙古族的形成都有影响。《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从石器时代“原始公社制度”一直写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1954年，被认为是关于蒙古人民历史的一部好书。麦高文《中亚古国史》和西诺尔主编的《剑桥内亚古代史》实质上是蒙古族史前史，而格鲁塞《草原帝国》是一部蒙古族通史。因此，亦邻真从中国北方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来研究蒙古族族源是十分明智的。　　蒙古族或游牧民族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拉施特致力于编撰以蒙古族为中心的人类史，《史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世界通史，当之无愧的亚欧历史百科全书。其中第一编《蒙古史》最有价值，第二编《亚欧各国史》、第三编《世系谱》和第四编《地理志》不是过于简略就是没有完成。蒙古人是大红花，突厥人、中国人、犹太人、富浪人(欧洲)、印度人都是小小的绿叶而已。他没有也不可能阐明蒙古族在人类史上的合适地位，只是表明了蒙古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编撰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给予了蒙古以适当的重视，大体反映了蒙古在中亚史或世界史中的地位。蒙古族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应该从长时段和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虑其动态和变迁。　　在人类起源迁徙的大背景日益清晰的今天，在正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二十一世纪追溯族源并不是追求民族的独特性，而是考证民族与人类的关系。任何民族独立起源的学说都是主观的追求，经不起科学的分析和检验。因此我们不能赞成蒙古族起源于某地某族的简单说法，那都是蒙古族孕育和发展过程中的环节。鉴于目前的科学研究状况，关于蒙古族源我们可以大略概述如下：构成蒙古族基础的原蒙古人可以通过室韦、鞑靼追溯到鲜卑、东胡，大体上属于蒙古人种，而蒙古人种大约在五万年前经东南亚进入中国逐渐分布于蒙古草原和附近地区，相当一部分蒙古族特别是成吉思汗家族可以由突厥追溯到匈奴、斯基泰，大体上源于印欧人，而印欧人种大约四千年前开始陆续进入东亚。蒙古族狼图腾与天崇拜、游牧传统及相应的文化来源于突厥、匈奴，其鹿图腾与萨满教、定居文化传统来源于室韦、鲜卑或东胡。其语言亦是由通古斯语与突厥语混合而成。简言之，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分别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和北侧进入东亚，从南方进入的一支称之为蒙古人种，发明了定居农业生活方式，从北方进入的称之为印欧人种，形成了游牧生活方式，二者在蒙古草原相遇，孕育了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蒙古族源。

【历史】　
　公元12世纪，蒙古人已经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等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并分衍出乞颜、札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此外，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尔、翁吉剌、蔑儿乞、斡变剌、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它们大小不等，经济文化发展亦不平衡。游牧在草原上的被称作“有毡帐的百姓”，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在森林地带的被称作“林木中的百姓”，主要从事渔猎业。　蒙古人是来自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是凶猛的战士，打败牧地上的每一个敌人，并侵袭在东方和南方已开发的文明。从十三世纪开始，蒙古的部落在统一之后，即展开对外征战，蒙古人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由于所到之处均造成大量的死亡和破坏，因此被视为“魔鬼的骑兵”。蒙古人居住在今天蒙古贝加尔湖的南面平原。在顶盛时期，他们的帝国东起自韩国并跨越亚洲边界，直侵俄罗斯在欧洲的土地，远至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他们占有大部份的小亚细亚、今天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藏、部份的印度与缅甸、整个中国与部份的越南。在十三世纪初年，蒙古的部落是由铁木真所统一。铁木真又名成吉思汗(即最强大的统治者意思)，他的野心是统治所有海内(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土地，而这个目的也几乎达成了。起初，他只有大约二万五千个战士，尔后则透过征服其他游牧民族来增强实力，并在1211年攻击中国的北方。他在1215年攻占北京，这场战役造成三千万的中国人丧生。其后蒙古人转往西方，在1220年时，夺取在丝绸之路上最大的贸易城市布克哈拉，整个个城市被夷为平地，居民亦惨遭屠杀。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其子阔实鲁完成中国北部的征服，继续向欧洲推进。他在1240年攻毁基辅并向匈牙利进攻。阔实鲁在1241年死于征途中，迫使大军立即折回以解决继承的问题。当蒙古的统治者把军事焦点集中在中东和中国时，欧洲地区得以稍事喘息。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消灭了回教的「刺客团」，并在 1258年攻占回教徒的首都巴格达，城中十万民居被屠杀。1260年，埃及的阿拉伯奴隶兵(高级的奴隶兵，为回教军队的一种)在今天的以色列打败蒙古人，结束了蒙古人对回教和圣城的威胁。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他在1279年完全占领中国，并建立元朝。曾经在1274年和1281年两度企图入侵日本，却被季风吹翻舰队，导致重大的损失。1294年，忽必烈死于中国，蒙古的政权自此在亚洲和其他地区衰落。1368年，建立于的中国的元朝被明朝推翻。在1370年代，一个具有土耳其和蒙古血统的战士，宣称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争取在中亚地区的蒙古领导权，企图恢复蒙古帝国。此人名叫添穆仑 (意即「瘤子」添穆，欧洲人称之为帖木儿，亚洲人称之为毁灭王子)，凭藉十万名以骑兵为主的大军，横扫俄罗斯与波斯，以回教徒为主要攻击目标。1398 年，他洗掠德里，屠杀当地居民达十万人，随后并转往西方，在叙利亚打败埃及的阿拉伯奴隶兵。1402年，他在今天的安卡拉附近打败大批的奥图曼帝国土耳其军队，但随即折返。1405年，他发动军队入侵中国，却在同年死于征途之中。他喜欢掠夺财富和发动大规模的屠杀，但在位期间却没有考虑过设置一个稳定的政府，因此，在他死后，由儿子们所继承瓜分的广大国土便很快地四分五裂。　 　公元11世纪，他们结成了以塔塔尔为首的联盟，强大一时，因此，“塔塔尔”，或“鞑靼”（音达达）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后来西方通常就将蒙古泛称为鞑靼。宋、辽、金时代，还把漠北的蒙古部称为黑鞑靼，漠南的蒙古部称为白鞑靼。有时也用鞑靼泛称中国北方各民族。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也就由原来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在汉文史籍中就统称他们为“蒙古”。　　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许多部，后来，按照所居地域逐渐形成为三大部分，即：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三省的蒙古人称为漠南蒙古，亦即科尔沁部；分布在今蒙古国境内的蒙古称为漠北蒙古，亦即喀尔喀部，分布在新疆、青海和甘肃一带的蒙古称为漠西蒙古，亦即卫拉特部，也称为厄鲁特（额鲁特）蒙古。

【社会经济】　　
十至十三世纪，蒙古高原各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草原游牧部落和森林狩猎部落。草原游牧部落主要从事畜牧业，森林部落主要从事狩猎，也进行采集和捕鱼。实际上，不是所有的部落都可以明确地归为森林部落或草原部落。有的森林部落正在向草原部落过渡，而草原部落则又往往继续从事狩猎活动。这种复杂的情况反映了从森林狩猎部落到草原游牧部落的历史发展过程。 1 畜牧业　　这是草原部落经济的主要部门，生活的主要来源。游牧民饲养羊、牛、马，有的部落还养骆驼。牛、羊的肉与牛、马的奶和奶制品是主要的食物。牲畜的皮可制衣服，毛可制成毡毯与绳线，是制作毡帐的主要材料。马是主要交通工具，牛也用来拉车。　　逐水草放牧是游牧民的主要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季节，为了适应放牧的需要，他们要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作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各个部落都有大致固定的地域，牧民们每年冬夏，沿着习惯形成的路线在牧地间迁移。　 2 狩猎业　　这是森林部落经济的主要部门。狞猎民居住在用木头和桦树皮搭盖的棚子里。他们穿的是兽皮，吃的是野牛、野羊肉。冬季出猎时，他们使用一种滑雪板，名为"察纳"，也叫"木马"，在山林中飞快地追逐野兽。猎获物则放在雪橇上，每橇可装载数千斤，运送很方便。狩猎在游牧民的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狩猎的方式主要是集体围猎，常以部族为单位联合举行。狩猎的季节多在冬季，"凡打猎时,常食所猎之物，则少杀羊"，狩猎是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 3手工业　　当时已产生为游牧经济服务的家庭手工业。手工业的分工主要有木匠、车匠、铁匠和弓匠，产品主要是车、马具、弓箭、刀剑、甲胄、毛毡等等。金代铁钱大量流入蒙古后，蒙古人便毁钱铸铁，制造工具。据文献记载，冗良合人善于锻铁。车是游牧民的重要交通工具，当时造车手工业很发达，可以制造载运整个帐幕的大型车辆，由多头牲畜挽曳。一般贫困牧民也拥有车辆。奶制品和皮革加工产品，一般也是个体家庭的牧民自己制造的。 4 交换　　游牧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换和贸易的进步。辽朝时，草原诸部以牛羊马驼和皮毳等物与辽进行交换，换取绢帛、铁器等生产工具和日用品。金朝与革职诸部继续保协交换关系，在边境指定的地点进行互市。部落首领通过入贡的方式保持同中原王朝的交换关系。与邻境的交换多由西城商人进行，这些商人来往于草原各部，沟通了游牧民和定居农业人民的贸易联系。 5 农业　　在蒙古地区也出现了少量的农业。辽朝在今海拉尔地区、克鲁伦河流域移民屯田，兴修城镇，发展了农业。在邻近汉族、契丹族和女真族农业地区的部落中，如汪古部和弘吉刺部，已有粗放的农业。元代蒙古族社会经济 1 畜牧业　　畜牧业是蒙古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蒙古建国后，牧区的人口不断增长。元世祖至元末年，从漠北流亡到今内蒙古、山西等地的人口达七十余万。武宗初年，从西北诸王归附的贫民有八十六万八千户。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到元朝中期，蒙古族的人口有较大增长。据《史集》记载，到十四世纪初，蒙古大汗属下的蒙古各千户军队，由于人口繁殖而增加了两倍。人口的增长，标志着畜牧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　　蒙古建国后，特别重视畜牧业。窝阔台时，指令在各千户内选派嫩秃赤(管理牧场的人)专管牧场的分配和使用。为了扩大牧场，经常派人在漠北打井，开发无水草原。国家为了保护牧场。颁布了严格的禁令：草生而掘地、遗火烧毁牧场，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元朝建立后，逐步建立了管理畜牧业的机构。太仆寺专管牧业，下辖十四个官牧场。"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牧场上的牧人称为哈赤、哈剌赤，按千户、百户组织管理，父子相承服役。太仆寺官每年秋季前去检查登记，造册备案。　　官牧场都设在水草丰美的地区。上都官牧场，规模很大。元政府经常从这里调运大批牲畜，以满足军需和民用。例如，延佑七年二月，调上都等路的"官牧羊马牛驼给朔方民户"秋末冬初，上都等地的牲畜驱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放牧，这些地区要负担饲马的刍粮和饲草。　　元政府还将一部分草原分给蒙古诸王、贵族，作为他们的牧地。他们拥有大量的牲畜，如弘吉剌部的贵族竹温台"善牧养，畜马牛羊累巨万"。博罗欢有"马成群。"仁宗时，北方遭风雪灾，贾昔剌"出私家马二百匹以为助"。　　在牧区，"人以孳畜多寡为贫富"。1324年(泰定元年)，元政府规定一个区别蒙古牧民穷富的标准：凡有马、骆驼二十匹、羊五十只的牧户，就不算贫困户，如让他们充当站户，政府不再补买牲畜救济。可见，这类牧户属于中等之家，如低于此数就是贫困牧户了。从这条史料，大体上也可以看出个体牧户占有牲畜的数量。 2 渔猎业　　渔猎是牧业经济的补充。蒙古贵族把狩猎视为"国之大事"。元朝皇帝和诸王、贵族继承古代氏族共同狩猎的传统，每年率领军队和牧民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每年春天，元朝皇帝常到大都东南的柳林，用放鹰隼的办法捕捉水鸟和野兽，称作"飞放"。每年夏秋到上都避暑，也要举行一系列狩猎活动。　　除蒙古贵族的狩猎活动外，狩猎在蒙古游牧民的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捕猎期间，他们多吃猎获的野物，很少杀羊。贝加尔湖等地区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他们使用驯鹿作交通工具，当地盛产的貂皮、兽皮和鹰鹘，是运往内地的名贵物产。　　近水居住的牧民也从事渔猎。贝尔湖、达里诺尔及克鲁伦河、土拉河等，都产鱼，可供牧民猎取。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边民乏食忽必烈令运去渔网，使取鱼自给。武宗时西北诸王部民来归者百数十万，朝廷教近水者取鱼以食，四年之间，共调去鱼网三千。 3 农业　　成吉思汗建国后，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漠北的农业也得到发展。经营的方式主要是屯田。成吉思汗命镇海率万余降民在阿鲁欢地区屯田，建立了称海城。忽必烈时期，为解决驻军的粮食需要，继续开发和扩大在漠北地区的屯田。1274年(至元十一年)，开始在和林屯田，到武宗时，年产粮食九万余石。1295年 (元贞元年)，成宗调拔军队在称海屯田，到武宗初年，年产粮食二十万斛。多年经营和发展，使和林、称海成为漠北两大屯田中心。同时，元政府在五条河、杭爱山、谦谦州、吉利吉思等地也有屯田。屯田的主要劳力是汉族士兵，农具和耕牛来自中原地区。　　少数蒙古族人民也经营农业。1272年(至元九年)，元政府令由蒙古军组成的拔都军在克鲁沦河附近开渠耕田。1319年(延佑六年)，元仁宗派蒙古军五千人和晋王部属贫民二千人屯田称海。武宗时，岭北行省左远相哈剌哈孙，曾选择军士中通晓农事者教蒙古各部落从事耕种。　　元朝时，漠南地区的弘吉剌、亦乞列思等部都出现了种田户。从事农业的汪古人，被称为"种田白达达。"在亦集乃路、兀剌海路都有种田的农民。应昌路屯田的规模很大，每年可籴粮近一万石，是北方储粮基地之一。元政府在亦集乃路屯田，在合即渠扩大耕地达九千余亩。 4 手工业　　在漠北地区，官营手工业主要集中在和林、称海等地。工匠主要来自中原汉地，也有来自中亚、波斯和西欧的匠人。他们为蒙古统治者建造宫室，制造各种奢侈用品。据考古发掘的报道，在和林发现十座冶炼炉和大量金属制造品，当地烧造的陶瓷器也很多，一些瓷器上刻有汉族工匠的姓名。蒙古建国后，陆续派汉族工匠到谦谦州生产武器、丝织品，元朝还派人向当地人传授制陶、铁冶和造船等项技术。　　漠南地区的手工业，主要集中在上都等地。上都的官营手工业，设置了很多管理机构，分别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和上都留守司管辖。上都官手工业的行业很多，主要有制毡业、制革业、制甲业、铁器冶造业、金银制造业等。绝大部分产品，用来满足皇室和官府的需要。 　　据1293年(至元三十年)的统计，上都有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户，每年需官粮一万五千二百余石。到元朝中期，仅中政院所属的管领上都等处诸色人匠提举司，即有工匠二千五百多户。这说明随着手工业匠局的增设，工匠的户数也不断增多。　　在蒙古诸王、贵族的分地内，如弘吉剌、汪古等部，分别设置了人匠总管府、怯怜口民匠总管府和提领所等机构，属下的各色工匠为他们制作手工业用品。　　蒙古牧民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男子制造弓箭、鞍具、车帐、皮革，妇女制作乳酪，缝皮衣、鞋帽，主要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5 城市和商业　　窝阔台时兴建的和林城，是漠北的著名城市。蒙哥时，和林城已颇具规模，城内有各族商人聚集的回回区，有汉族工匠聚居的汉人区，有若干所衙署，十二座佛寺和庙宇，两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分别有粮食、车、牛、羊、马的市场。　　称海是漠北另一重镇。这里是屯田和驻防重地。忽必烈太子真金和皇侄海山曾带领诸王、大将在此镇守。1307年(大德十一年)，元朝在这里设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　　在漠南地区，成吉思汗时期破坏的一些辽、金城堡，元朝时逐渐得到恢复，在各投下领地内还出新的城镇。　　1270年(至元七年)，弘吉剌部领主在今达里诺尔附近兴建应昌城。1295年(元贞元年)，又在今翁牛特旗兴建全宁城。　　在汪古部领地内，金代在天山县(内蒙古四子王旗)和集宁县(内蒙古集宁市东南)设有同北边互市的榷场，元朝分别为净州路和集宁路的治所。元代又建立了砂井城(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乡)，作为砂井总管府的治所。汪古部在黑水(艾不盖河)北岸修建了一座新城，定名为静安县(今内蒙古达茂旗北鄂伦苏木古城)，后升为静安路。1318年(延佑五年)改名为德宁路。　　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在夏州(内蒙古乌审旗南无定河北岸)东北新建了一座察罕脑儿城和宫殿。武宗时，在察罕脑儿设宣慰司都元帅府。　　上都是忽必烈新建的一座草原都城。1256年，在刘秉忠的筹划下，选择桓州东、滦水北一块地方修筑城郭宫室。经过三年的营建，建起一个新的城市，定名开平。忽必烈在大都建都后，改开平为上都，作为每年夏初至秋末清暑的夏都。皇城分宫成、皇城和外城三重。皇城与外城周长共有十八、九里。宫城内建有大安阁、水晶殿、穆清阁等宫殿楼阁，外城有蒙古族帐幕式的宫殿失剌斡耳朵。上都的建筑既有中原传统的形制，又有独特的蒙古民族风格，并广泛吸收了当时各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和技巧。皇城是市区，设大小官署和手工业管理机构及匠局多所。还有鳞次栉比的商肆、贵族和平民的住宅、孔庙、佛寺、道观、回回寺等等。上都的交通四通八达，南有四条驿道通大都，北通和林，东通辽阳行省，西从丰州经宁夏、河西走廊可通中亚。　　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林、上都都是蒙古地区商业发达的城市。元政府对上都的商业活动采取免税和轻税政策，外地商人纷纷前来贸易。上都有规模颇大的商业区，而且按行业分为各种市。上都、应昌是北方和籴粮食的重要基地，政府根据需要发布收购粮食的命令，商人们自己设法组织运输，将粮食运到指定粮仓交纳，政府支付以现钞或盐引(取盐凭证)。粮食收购价一般较市场价优厚，盐引更是难得之物，所以对商人很有吸引力。从整个蒙古地区来看，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牲畜、皮毛、药材等，输入的主要是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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